#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坚守“疫”线|风雪无阻 坚守“疫”线
连日来，白城各级交巡警民警、辅警履职尽责，主动担当，坚守在63个疫情防控的公路卡点上。24小时不间断地坚守，全力克服降雪恶劣天气、执勤时间长、工作任务重、工作条件艰苦等实际困难，充分发扬连续作战、顽强拼搏的优良作风，展现出关键时刻交巡警无悔担当、勇往直前的精神面貌。
在白城市，3月15日洮北区出现一例阳性患者，防疫形势异常严峻，交巡警支队全体参战民警严格按照上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工作要求，积极与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对各卡点的车辆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检查，对不符合要求进入城区的车辆进行劝返，风雪无阻，严把关口，严守防线。
在大安市，全体民警、辅警作为防疫的先锋者、平安的保卫者，牢固为人民健康利益服务的初心，舍小家、顾大家，义无反顾投身在防控工作第一线，争分夺秒与疫情的防护蔓延赛跑。自3月10日疫情防控以来，大安交巡警承担了9处检查卡点的排查任务，已出动警力150人次，出动警车120台次，劝返2590余人，检查车辆5600余台次，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园。
在洮南，交巡警把人民群众的安危作为最重要的职责，昼夜奋战、全力攻坚，以坚定的信心和决心，为洮南这座美丽的古城筑起最为坚实的防疫堡垒。工作中，交巡警是疫情防控一线的铁军战士，24小时坚守岗位，排查、消毒、检测、登记、劝导，严防严控道路死角，切实阻断疫情输入，全力把好“防疫关”。他们每天在安全防疫执勤点完成防疫任务后，还要前往辖区路面巡逻，确保辖区的道路交通安全。
在通榆，交巡警大队按照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党委对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求，全警动员，全力以赴投入到战疫情、防风险、保安全第一线。大队启动24小时勤务模式，全天候值守在辖区各个检查点，全力投入到疫情防控一线。大队民警、辅警发扬不怕苦累、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继承通榆公安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优良传统，迎难而上，始终坚守疫情防控一线。同时，城区交巡中队采取车巡与步巡相结合的方式，加强重点部门巡逻防控和检查，坚决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平安。
疫情在前、警察不退。白城各级交巡警将坚守岗位，恪守职责，坚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连日来，白城各级交巡警民警、辅警履职尽责，主动担当，坚守在63个疫情防控的公路卡点上。24小时不间断地坚守，全力克服降雪恶劣天气、执勤时间长、工作任务重、工作条件艰苦等实际困难，充分发扬连续作战、顽强拼搏的优良作风，展现出关键时刻交巡警无悔担当、勇往直前的精神面貌。
在白城市，3月15日洮北区出现一例阳性患者，防疫形势异常严峻，交巡警支队全体参战民警严格按照上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工作要求，积极与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对各卡点的车辆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检查，对不符合要求进入城区的车辆进行劝返，风雪无阻，严把关口，严守防线。
在大安市，全体民警、辅警作为防疫的先锋者、平安的保卫者，牢固为人民健康利益服务的初心，舍小家、顾大家，义无反顾投身在防控工作第一线，争分夺秒与疫情的防护蔓延赛跑。自3月10日疫情防控以来，大安交巡警承担了9处检查卡点的排查任务，已出动警力150人次，出动警车120台次，劝返2590余人，检查车辆5600余台次，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园。
在洮南，交巡警把人民群众的安危作为最重要的职责，昼夜奋战、全力攻坚，以坚定的信心和决心，为洮南这座美丽的古城筑起最为坚实的防疫堡垒。工作中，交巡警是疫情防控一线的铁军战士，24小时坚守岗位，排查、消毒、检测、登记、劝导，严防严控道路死角，切实阻断疫情输入，全力把好“防疫关”。他们每天在安全防疫执勤点完成防疫任务后，还要前往辖区路面巡逻，确保辖区的道路交通安全。
在通榆，交巡警大队按照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党委对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求，全警动员，全力以赴投入到战疫情、防风险、保安全第一线。大队启动24小时勤务模式，全天候值守在辖区各个检查点，全力投入到疫情防控一线。大队民警、辅警发扬不怕苦累、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继承通榆公安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优良传统，迎难而上，始终坚守疫情防控一线。同时，城区交巡中队采取车巡与步巡相结合的方式，加强重点部门巡逻防控和检查，坚决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平安。
疫情在前、警察不退。白城各级交巡警将坚守岗位，恪守职责，坚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2022全国两会聚焦# 【#对话京津冀#生态协同谱写绿色发展新篇章】
八年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幕开启。八年来，京津冀三地携手开新局，谋新篇，协同发展成效日益显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8周年之际，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广播电台继续合作联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心、京津冀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同步推出2022年全国两会特别节目《对话京津冀》。
山水相连，休戚与共。京津冀协同发展八年间，三地打破地域藩篱，在一张图总体布局下，京津冀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分享一片蓝天：持续推进区域大气污染联合治理攻坚，2021年，京津冀三地PM2.5平均浓度为37微克/立方米，比2014年下降58%；
共守一泓碧水：开展跨界河流上下游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协作，密云水库上游潮河、白河和引滦入津工程上游黎河、沙河出境水质均保持在地表水Ⅱ类及以上水质；
同担一份责任：加强生态保护协同立法，《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自2020年5月1日起在京津冀三地同步实施。
生态环境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率先突破的领域之一，八年来，三地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动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推进法规标准的制定，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天更蓝了、水更清了。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水务局总工程师周潮洪：
华北明珠白洋淀重放光辉，多年断流充满垃圾的河道展现出水清岸绿色的美丽画卷，京津冀三地的湿地现在也是越来越美。每年的春秋两季，我们三地的各个湿地，特别天津的北大港湿地呈现出芦苇摇曳，百鸟齐飞的壮观景色。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
在冬奥会期间，北京空气质量全面达标，蓝天绿水青山成为北京的靓丽底色，其中关键一招就是京津冀的生态协同发展的联防联控。没有联防联控，不可能取得空气质量持续的改善,去年北京的PM2.55是创纪录低了，包括河北天津都是如此。
为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京津冀三地和周边省市连续四年联合实施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协同开展治污减排，改善重点时段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三地还建立了重污染天气应急机制，定期开展预警会商，联合应对重污染天气。大气联防联控的机制，为三地在生态环境其他领域的协同推进，也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水务局总工程师周潮洪:
我们在水环境协调治理上面吸收了很多大气协调治理方面的经验，比如我们成立京津冀水环境的治理的联席会议小组、河湖长制、京津冀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防控框架协议等协作机制，这样从机制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天津市生态环境研究院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主任周滨:
在大气这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也特别希望把这些经验能够快速的移植或者是复制到其它环境要素监管过程中来，单纯靠一地的环境质量提升是没有办法在整个区域里形成共鸣，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跨区执法，三地必须要建立联合行动执法，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的监管；京津冀应以标准化为抓手，在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同发展等领域积极探索京津冀标准化协作模式，促进区域协同标准化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
生态协同发展的区域应扩围，要有统一规划。在京津冀协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到整个华北的京津冀晋蒙更好一些，规划包括环境设施、垃圾填埋、焚烧，包括污水处理厂的配置等等，把整个区域统筹起来。
聚焦京津冀，无论大气、水，还是林业，三地生态环境协同推进过程中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未来，要深入构建跨区域的生态格局，有哪些值得期待？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农业大学研究员郭素萍:
未来三地还应携手助力区域林业资源保护修复，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山区综合治理不光是个生态的屏障，环境好了，农民的收入也能够增加，尤其是在山区，有了别的经济出路，脱贫攻坚时候，给山区的农民也带来了很好的效益，从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变。
从国家这个层面来说，应该加大对山区绿化或者综合治理这方面，山水林田路，把这些因素综合的考虑进去，合理的布局，采取一些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就能够使过去的荒山，变成绿水青山，使农民能够靠山吃山，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对防灾减灾都是有好处的，在治理荒山前，遇到大雨或者暴雨的话，给山区带来了灾害，通过治理以后，山也绿了水也清了，来了暴雨以后，防御能力也提高了，自然灾害减少了，对农民的财产保护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水务局总工程师周潮洪:
我们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不是一个生态孤岛，而这个生态系统里包括它的物质循环、能量循环，京津冀三地需要做一个顶层设计去完成实施。
天津市生态环境研究院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主任周滨:
生态系统完整性包括两个层次，生态系统结构的完整性和生态功能的完整性，京津冀三地山水相连、自然环境相近，需要将这些有机的生态节点进行有序的串联，建立我们的点、线、网、面四级的空间生态格局。
从传统的"各扫门前雪"到抱团合作、寻求共赢，京津冀三地携起手来，深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加快生态格局的构建，建立一个完整的湿地海洋生态区域，同时整个区域的防风固沙、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生态防护等生态功能得到较大提升，让生态共建共享的步伐更加坚实。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
设立京津冀蒙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把示范区上升到国家层面加以推动，可以探索一条在京津冀蒙跨行政区域共建共享，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新路子。推动京津冀蒙双碳的协同共治，在北京已经实现了碳达峰的基础上，把京津冀蒙的资源利用起来，通过一体化，把这个新能源产业做大做强，促进京津冀全面的绿色转型。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
京津冀在生态协同发展要发挥各自优势，树立舍得的理念，并健全补偿帮扶机制。比方说北京的优势在于科技和人才优势比较突出，甚至投资方面的援助。天津水系比较发达，可以承接一些防洪防涝职责，也有制造业的优势。而河北主要是地域广袤，可以发展生态农业，为京津提供生态涵养的功能等，三省市应该形成共建、共享、共赢的局面。
（记者：马艳婷 张泽华）
八年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幕开启。八年来，京津冀三地携手开新局，谋新篇，协同发展成效日益显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8周年之际，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广播电台继续合作联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心、京津冀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同步推出2022年全国两会特别节目《对话京津冀》。
山水相连，休戚与共。京津冀协同发展八年间，三地打破地域藩篱，在一张图总体布局下，京津冀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分享一片蓝天：持续推进区域大气污染联合治理攻坚，2021年，京津冀三地PM2.5平均浓度为37微克/立方米，比2014年下降58%；
共守一泓碧水：开展跨界河流上下游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协作，密云水库上游潮河、白河和引滦入津工程上游黎河、沙河出境水质均保持在地表水Ⅱ类及以上水质；
同担一份责任：加强生态保护协同立法，《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自2020年5月1日起在京津冀三地同步实施。
生态环境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率先突破的领域之一，八年来，三地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动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推进法规标准的制定，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天更蓝了、水更清了。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水务局总工程师周潮洪：
华北明珠白洋淀重放光辉，多年断流充满垃圾的河道展现出水清岸绿色的美丽画卷，京津冀三地的湿地现在也是越来越美。每年的春秋两季，我们三地的各个湿地，特别天津的北大港湿地呈现出芦苇摇曳，百鸟齐飞的壮观景色。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
在冬奥会期间，北京空气质量全面达标，蓝天绿水青山成为北京的靓丽底色，其中关键一招就是京津冀的生态协同发展的联防联控。没有联防联控，不可能取得空气质量持续的改善,去年北京的PM2.55是创纪录低了，包括河北天津都是如此。
为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京津冀三地和周边省市连续四年联合实施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协同开展治污减排，改善重点时段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三地还建立了重污染天气应急机制，定期开展预警会商，联合应对重污染天气。大气联防联控的机制，为三地在生态环境其他领域的协同推进，也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水务局总工程师周潮洪:
我们在水环境协调治理上面吸收了很多大气协调治理方面的经验，比如我们成立京津冀水环境的治理的联席会议小组、河湖长制、京津冀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防控框架协议等协作机制，这样从机制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天津市生态环境研究院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主任周滨:
在大气这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也特别希望把这些经验能够快速的移植或者是复制到其它环境要素监管过程中来，单纯靠一地的环境质量提升是没有办法在整个区域里形成共鸣，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跨区执法，三地必须要建立联合行动执法，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的监管；京津冀应以标准化为抓手，在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同发展等领域积极探索京津冀标准化协作模式，促进区域协同标准化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
生态协同发展的区域应扩围，要有统一规划。在京津冀协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到整个华北的京津冀晋蒙更好一些，规划包括环境设施、垃圾填埋、焚烧，包括污水处理厂的配置等等，把整个区域统筹起来。
聚焦京津冀，无论大气、水，还是林业，三地生态环境协同推进过程中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未来，要深入构建跨区域的生态格局，有哪些值得期待？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农业大学研究员郭素萍:
未来三地还应携手助力区域林业资源保护修复，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山区综合治理不光是个生态的屏障，环境好了，农民的收入也能够增加，尤其是在山区，有了别的经济出路，脱贫攻坚时候，给山区的农民也带来了很好的效益，从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变。
从国家这个层面来说，应该加大对山区绿化或者综合治理这方面，山水林田路，把这些因素综合的考虑进去，合理的布局，采取一些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就能够使过去的荒山，变成绿水青山，使农民能够靠山吃山，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对防灾减灾都是有好处的，在治理荒山前，遇到大雨或者暴雨的话，给山区带来了灾害，通过治理以后，山也绿了水也清了，来了暴雨以后，防御能力也提高了，自然灾害减少了，对农民的财产保护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水务局总工程师周潮洪:
我们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不是一个生态孤岛，而这个生态系统里包括它的物质循环、能量循环，京津冀三地需要做一个顶层设计去完成实施。
天津市生态环境研究院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主任周滨:
生态系统完整性包括两个层次，生态系统结构的完整性和生态功能的完整性，京津冀三地山水相连、自然环境相近，需要将这些有机的生态节点进行有序的串联，建立我们的点、线、网、面四级的空间生态格局。
从传统的"各扫门前雪"到抱团合作、寻求共赢，京津冀三地携起手来，深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加快生态格局的构建，建立一个完整的湿地海洋生态区域，同时整个区域的防风固沙、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生态防护等生态功能得到较大提升，让生态共建共享的步伐更加坚实。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
设立京津冀蒙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把示范区上升到国家层面加以推动，可以探索一条在京津冀蒙跨行政区域共建共享，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新路子。推动京津冀蒙双碳的协同共治，在北京已经实现了碳达峰的基础上，把京津冀蒙的资源利用起来，通过一体化，把这个新能源产业做大做强，促进京津冀全面的绿色转型。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
京津冀在生态协同发展要发挥各自优势，树立舍得的理念，并健全补偿帮扶机制。比方说北京的优势在于科技和人才优势比较突出，甚至投资方面的援助。天津水系比较发达，可以承接一些防洪防涝职责，也有制造业的优势。而河北主要是地域广袤，可以发展生态农业，为京津提供生态涵养的功能等，三省市应该形成共建、共享、共赢的局面。
（记者：马艳婷 张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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