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等政策对中国教育体系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些政策本质上是意图优化国家人口的“质量”，这种影响正在延伸到饮食营养上，并将催生出非常大的对儿童健康食品的需求；
一个反直觉的事实：中国儿童正在面临严峻的营养不良问题；
中国儿童饮食问题的根因：家长的营养知识比较局限，市面上优秀的供给比较少；
需求和供给双重轮动，中国儿童食品行业正处于重要的结构性机会时间窗口中；
儿童食品很复杂，可以说是食品饮料消费品行业里最难做到优秀的方向之一，比起普通的食品消费品品牌，儿童食品的品牌更需要在公司基本面能力上做到全面、平衡、不偏科；
从儿童食品行业的竞争趋势推演来看，客户生命周期管理会是儿童食品品牌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从宏观营养元素和使用场景的视角出发，优质的碳水、蛋白质、脂肪存在许多创新空间，学校正餐场景、运动场景、家庭正餐场景存在潜力切入点；
Generation Alpha们有着他们独特的身份认同、情感共鸣和社交生态圈，如何抓住这些新触点并加以有效利用，会是这一代儿童食品公司的一个重要能力；
农业科技和替代蛋白科技也为儿童健康食品创业创新带来了不同的想象空间。
一个反直觉的事实：中国儿童正在面临严峻的营养不良问题；
中国儿童饮食问题的根因：家长的营养知识比较局限，市面上优秀的供给比较少；
需求和供给双重轮动，中国儿童食品行业正处于重要的结构性机会时间窗口中；
儿童食品很复杂，可以说是食品饮料消费品行业里最难做到优秀的方向之一，比起普通的食品消费品品牌，儿童食品的品牌更需要在公司基本面能力上做到全面、平衡、不偏科；
从儿童食品行业的竞争趋势推演来看，客户生命周期管理会是儿童食品品牌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从宏观营养元素和使用场景的视角出发，优质的碳水、蛋白质、脂肪存在许多创新空间，学校正餐场景、运动场景、家庭正餐场景存在潜力切入点；
Generation Alpha们有着他们独特的身份认同、情感共鸣和社交生态圈，如何抓住这些新触点并加以有效利用，会是这一代儿童食品公司的一个重要能力；
农业科技和替代蛋白科技也为儿童健康食品创业创新带来了不同的想象空间。
陈雨菲：冠军是一种气度，是一种格局
今夏，陈雨菲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决赛中，以2﹕1战胜了多次交战的劲敌——来自中国台北的戴资颖，拿下金牌。这是时隔九年后，国羽女单再次夺金，这也是陈雨菲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三局比赛，她打得并不轻松。此前，陈雨菲与戴资颖曾多次交战，陈雨菲3胜15负，且曾经遭遇11连败。
而在这次奥运会的关键时刻，陈雨菲处于下风时仍专注于每个球的策略章法，终于扭转局势，一举夺魁。今年，她才23岁。
“打球是一种艺术。遇到强大的对手，你会知道，输很正常，赢就赚到了。本来就很可能打不过人家，尽力就好；输了别上头，赢了就是成长。”淡定微笑的陈雨菲，十七八岁就承载着“国羽一姐”的期望，一路在“强中更有强中手”的战斗中成长着。
运动员忍受长时间的孤独训练，在单一技能上付出无尽的时间与精力，于万亿次的重复中强化技能，寻找顿悟与突破的瞬间，其间之枯燥言语难及，旁观者恐怕不能体会。
6岁，还在上幼儿园的陈雨菲就因为身体协调能力好，被选入体校。8岁进省队，14岁进国家队。有记忆起，就有了羽毛球。
开始训练的前两年，是极其单调的，基本就是“看、架拍、基本功”，接触不到羽毛球专项技能训练。那时候陈雨菲的运动水平并不突出，却在幼年即展现出卓绝的耐力，能够在重复动作中自得其乐。这使得教练认定她是棵好苗子，得以提前进入省队。
从省队进入国家队后，陈雨菲还曾因准备不足，有过一次被“遣返”的经历。七八年前的一次比赛中，陈雨菲代表国家队打全国比赛，输给省队选手。按照当时的规定，双方互换，陈雨菲回到省队待了两个多月。
“本来能赢，但犯了很多错误，那时候太小，不是特别懂事儿，思想上松懈了。挑战赛的时候就很珍惜，准备很充分，对自己也更有信心。”随后的挑战赛中，她“赢了回去”，回归国家队。这算是陈雨菲运动生涯里的第一个挫折。
自那以后，“赢”的心态被渐渐激发出来，“赛场上赢球”，成为陈雨菲的新乐趣。
而即使赢得了奥运冠军，并不意味着所向披靡；相反，摩拳擦掌的挑战者时刻准备着：打败奥运冠军。
东京归来的全运会上，陈雨菲比以往更加不能松懈。卫冕的结果看上去理所应当，实际每一场比赛都赢得很不容易。
半决赛上，陈雨菲遇上新秀王祉怡，下半场的PK中，双方在22﹕21时展开了一段长达近两分钟的“长多拍”较量。“体力耗尽的80拍殊死搏斗”，在这段全场球迷沸腾的高能战斗中，王祉怡追上1分，22﹕22！
然而后来，陈雨菲凭借稳健的心态，在王祉怡的2分失误中，成功晋级。
最终，在全运会的羽毛球女单决赛上，陈雨菲2﹕0战胜何冰娇，成为继李玲蔚之后，又一位在全运会历史上羽毛球单打比赛中卫冕的女单冠军。
打球的时候，陈雨菲会吼出来，“提提气，寻找霸气控场的感觉”。下了赛场，她就成为一个平静的人，莫名有些“萌萌哒”。
生活里她是个很少动脑子的人：旅游不钻研攻略，生活不在意细节，不太计较也不特别追求什么，很少生气，以最小消耗的方式生活着。“所有的心思都在羽毛球上，这一辈子的脑子都动在羽毛球场上了。”她笑说。
这大概是一种顶尖高手的智慧。
陈雨菲身上有一种年轻的朝气，也是很多顶尖运动员共有的气质，与年龄无关。那大约是一种常年将绝大部分注意力倾注在一个焦点上所获取的纯粹，是一种绝对活在当下、专注于技能打磨的行为方式。
有球迷称呼她为“雨菲大帝”。如此年轻，却不怯场，也不跋扈，四平八稳中偶见杀气，确为“大帝”风度。
当人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动作优化”上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沉得住气了。当你不再为无法掌控的结果而忧愁，当精力不再被名利荣誉牵引，当真正专注于完成、完善眼下这件事情时，人能够发挥出的能量是最大的。
能够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走到行业顶峰，拥有对自身实力的笃定与把控，自然能够滋生出真诚坦率的气质。她干净、清爽，如同一泓清泉，兼具少年感和少女感。你在陈雨菲身上看不到疲惫与倦怠，那是人在年轻的时候一路披荆斩棘不断取胜后的沉稳自信。
陈雨菲不是进攻型选手。
她本身的风格偏防守、偏拉吊，善于在反击中控制局面。“虽然也可以通过这个赢球，但还是希望自己的打法更丰富。”这是她在这个阶段寻求的自我突破，所以当前的训练计划着重于加强体能、力量、进攻。
防守型选手的进攻，不能一蹴而就。还是要结合自己的特长，“靠拉吊、多拍”，将局面先引到自己擅长的方向，“因为你不能轻易去改变自己的打法”。
场外要做的事儿，还是基本功，加强力量。“有了力量，你的进攻才会有威胁”，这是陈雨菲对自己打球策略的思考。
有球迷问，怎样才能提高球技。除了勤学、苦练，陈雨菲还给出了“用脑打球”的建议：要加强场上的积极状态，主动去找球、抓球，不能在场上应付，被动等待。要大胆预判对方的球路。而要预判别人，首先是了解自己。对自己的出拍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控，知道自己的球要落到哪里，才能预判别人会怎么接招。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归根结底，首先靠的还是对自己的足够了解与把握。招无虚发，每个动作都像钉子在土地上凿出一个坑那样准确利落，才不至于在稀里糊涂中迷失方向。
陈雨菲的长处就在于：极少失误。而做到这点，除了心态稳健，还需要行为稳定。
高手与高手的对决，拼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能力相当前提下的“等待”。是情绪的平稳、心态的稳健，是“我不急，等你急，你急，我就有了机会”。
羽毛球是跑来跑去的运动，陈雨菲的球风，却像个伺机而动的猎人。她在防守中观察，在观察中瞄准，在瞄准后取胜；且行动迅速。
这就是典型的“用脑打球”。
陈雨菲是国羽队员中公认的好心态，教练评价她“输掉一个球，下一个马上会爆”，她却淡然：“一局就21个球，如果一直沉浸在上一个的失败里，下一个怎么办呢？一直沉浸那就会输啊。就算前一个球再可惜，也要把它忘掉，因为已经过去了。平时处事也是，就算遇到了不好的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重新开始就好了。”
道理大家都明白，但陈雨菲能做到。
赛场上的她，常常被各国球迷评价“有礼貌、很得体”，展现不俗的修养、格局与气度。她不太有争强好胜的姿态，年纪轻轻，已十分淡然。
“从小冷静，性格所致。”
冠军气质，原本就是一种气度、一种格局；不以一两场比赛的输赢牵动情绪，容得下并且欣赏对手，就像陈雨菲在过往采访中对对手戴资颖、何冰娇都有不少由衷的夸赞。这样的底气来源于对自己的信心。而信心来源于日复一日琢磨、思索、训练中对自我的认知，也来源于宽广的胸襟，知道生活疆域辽阔，不只有赛场上的针锋相对。
奥运冠军的奋斗，与每个行业的自我精进有相似之处，亦有不同。除了自我技能的雕塑与提升，奥运健儿还承载着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只是个体的荣誉，更是国家对外展现的窗口。陈雨菲以足够得体的大将之风，成为一张当得起“中国骄傲”称号的名片。
身为这个时代的年轻女性，陈雨菲作为羽毛球领域中的能力者，凭借自身的实力走到了领域巅峰，“有一技之长，能轻松养活自己，因为实力得到验证而对前途充满信心”，也成为“拥有一定程度自由”的独立女性。
她一头短发，穿中性的服装，很酷很洒脱；没想过留长发、穿高跟鞋，“不追求那种女人味”；不施粉黛，不是保守传统的女性审美，却依然美得引人注目。
美这个东西，没有模板，全靠个体活出自己的气韵。相由心生，浑然一体，也就成了。
今夏，陈雨菲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决赛中，以2﹕1战胜了多次交战的劲敌——来自中国台北的戴资颖，拿下金牌。这是时隔九年后，国羽女单再次夺金，这也是陈雨菲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三局比赛，她打得并不轻松。此前，陈雨菲与戴资颖曾多次交战，陈雨菲3胜15负，且曾经遭遇11连败。
而在这次奥运会的关键时刻，陈雨菲处于下风时仍专注于每个球的策略章法，终于扭转局势，一举夺魁。今年，她才23岁。
“打球是一种艺术。遇到强大的对手，你会知道，输很正常，赢就赚到了。本来就很可能打不过人家，尽力就好；输了别上头，赢了就是成长。”淡定微笑的陈雨菲，十七八岁就承载着“国羽一姐”的期望，一路在“强中更有强中手”的战斗中成长着。
运动员忍受长时间的孤独训练，在单一技能上付出无尽的时间与精力，于万亿次的重复中强化技能，寻找顿悟与突破的瞬间，其间之枯燥言语难及，旁观者恐怕不能体会。
6岁，还在上幼儿园的陈雨菲就因为身体协调能力好，被选入体校。8岁进省队，14岁进国家队。有记忆起，就有了羽毛球。
开始训练的前两年，是极其单调的，基本就是“看、架拍、基本功”，接触不到羽毛球专项技能训练。那时候陈雨菲的运动水平并不突出，却在幼年即展现出卓绝的耐力，能够在重复动作中自得其乐。这使得教练认定她是棵好苗子，得以提前进入省队。
从省队进入国家队后，陈雨菲还曾因准备不足，有过一次被“遣返”的经历。七八年前的一次比赛中，陈雨菲代表国家队打全国比赛，输给省队选手。按照当时的规定，双方互换，陈雨菲回到省队待了两个多月。
“本来能赢，但犯了很多错误，那时候太小，不是特别懂事儿，思想上松懈了。挑战赛的时候就很珍惜，准备很充分，对自己也更有信心。”随后的挑战赛中，她“赢了回去”，回归国家队。这算是陈雨菲运动生涯里的第一个挫折。
自那以后，“赢”的心态被渐渐激发出来，“赛场上赢球”，成为陈雨菲的新乐趣。
而即使赢得了奥运冠军，并不意味着所向披靡；相反，摩拳擦掌的挑战者时刻准备着：打败奥运冠军。
东京归来的全运会上，陈雨菲比以往更加不能松懈。卫冕的结果看上去理所应当，实际每一场比赛都赢得很不容易。
半决赛上，陈雨菲遇上新秀王祉怡，下半场的PK中，双方在22﹕21时展开了一段长达近两分钟的“长多拍”较量。“体力耗尽的80拍殊死搏斗”，在这段全场球迷沸腾的高能战斗中，王祉怡追上1分，22﹕22！
然而后来，陈雨菲凭借稳健的心态，在王祉怡的2分失误中，成功晋级。
最终，在全运会的羽毛球女单决赛上，陈雨菲2﹕0战胜何冰娇，成为继李玲蔚之后，又一位在全运会历史上羽毛球单打比赛中卫冕的女单冠军。
打球的时候，陈雨菲会吼出来，“提提气，寻找霸气控场的感觉”。下了赛场，她就成为一个平静的人，莫名有些“萌萌哒”。
生活里她是个很少动脑子的人：旅游不钻研攻略，生活不在意细节，不太计较也不特别追求什么，很少生气，以最小消耗的方式生活着。“所有的心思都在羽毛球上，这一辈子的脑子都动在羽毛球场上了。”她笑说。
这大概是一种顶尖高手的智慧。
陈雨菲身上有一种年轻的朝气，也是很多顶尖运动员共有的气质，与年龄无关。那大约是一种常年将绝大部分注意力倾注在一个焦点上所获取的纯粹，是一种绝对活在当下、专注于技能打磨的行为方式。
有球迷称呼她为“雨菲大帝”。如此年轻，却不怯场，也不跋扈，四平八稳中偶见杀气，确为“大帝”风度。
当人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动作优化”上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沉得住气了。当你不再为无法掌控的结果而忧愁，当精力不再被名利荣誉牵引，当真正专注于完成、完善眼下这件事情时，人能够发挥出的能量是最大的。
能够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走到行业顶峰，拥有对自身实力的笃定与把控，自然能够滋生出真诚坦率的气质。她干净、清爽，如同一泓清泉，兼具少年感和少女感。你在陈雨菲身上看不到疲惫与倦怠，那是人在年轻的时候一路披荆斩棘不断取胜后的沉稳自信。
陈雨菲不是进攻型选手。
她本身的风格偏防守、偏拉吊，善于在反击中控制局面。“虽然也可以通过这个赢球，但还是希望自己的打法更丰富。”这是她在这个阶段寻求的自我突破，所以当前的训练计划着重于加强体能、力量、进攻。
防守型选手的进攻，不能一蹴而就。还是要结合自己的特长，“靠拉吊、多拍”，将局面先引到自己擅长的方向，“因为你不能轻易去改变自己的打法”。
场外要做的事儿，还是基本功，加强力量。“有了力量，你的进攻才会有威胁”，这是陈雨菲对自己打球策略的思考。
有球迷问，怎样才能提高球技。除了勤学、苦练，陈雨菲还给出了“用脑打球”的建议：要加强场上的积极状态，主动去找球、抓球，不能在场上应付，被动等待。要大胆预判对方的球路。而要预判别人，首先是了解自己。对自己的出拍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控，知道自己的球要落到哪里，才能预判别人会怎么接招。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归根结底，首先靠的还是对自己的足够了解与把握。招无虚发，每个动作都像钉子在土地上凿出一个坑那样准确利落，才不至于在稀里糊涂中迷失方向。
陈雨菲的长处就在于：极少失误。而做到这点，除了心态稳健，还需要行为稳定。
高手与高手的对决，拼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能力相当前提下的“等待”。是情绪的平稳、心态的稳健，是“我不急，等你急，你急，我就有了机会”。
羽毛球是跑来跑去的运动，陈雨菲的球风，却像个伺机而动的猎人。她在防守中观察，在观察中瞄准，在瞄准后取胜；且行动迅速。
这就是典型的“用脑打球”。
陈雨菲是国羽队员中公认的好心态，教练评价她“输掉一个球，下一个马上会爆”，她却淡然：“一局就21个球，如果一直沉浸在上一个的失败里，下一个怎么办呢？一直沉浸那就会输啊。就算前一个球再可惜，也要把它忘掉，因为已经过去了。平时处事也是，就算遇到了不好的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重新开始就好了。”
道理大家都明白，但陈雨菲能做到。
赛场上的她，常常被各国球迷评价“有礼貌、很得体”，展现不俗的修养、格局与气度。她不太有争强好胜的姿态，年纪轻轻，已十分淡然。
“从小冷静，性格所致。”
冠军气质，原本就是一种气度、一种格局；不以一两场比赛的输赢牵动情绪，容得下并且欣赏对手，就像陈雨菲在过往采访中对对手戴资颖、何冰娇都有不少由衷的夸赞。这样的底气来源于对自己的信心。而信心来源于日复一日琢磨、思索、训练中对自我的认知，也来源于宽广的胸襟，知道生活疆域辽阔，不只有赛场上的针锋相对。
奥运冠军的奋斗，与每个行业的自我精进有相似之处，亦有不同。除了自我技能的雕塑与提升，奥运健儿还承载着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只是个体的荣誉，更是国家对外展现的窗口。陈雨菲以足够得体的大将之风，成为一张当得起“中国骄傲”称号的名片。
身为这个时代的年轻女性，陈雨菲作为羽毛球领域中的能力者，凭借自身的实力走到了领域巅峰，“有一技之长，能轻松养活自己，因为实力得到验证而对前途充满信心”，也成为“拥有一定程度自由”的独立女性。
她一头短发，穿中性的服装，很酷很洒脱；没想过留长发、穿高跟鞋，“不追求那种女人味”；不施粉黛，不是保守传统的女性审美，却依然美得引人注目。
美这个东西，没有模板，全靠个体活出自己的气韵。相由心生，浑然一体，也就成了。
【他们的工作，告诉你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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