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将至，我却因为唯品会“二选一”裁了员
以下文章来源于锌财经 ，作者葛煜
双11临近，电商平台胁迫商家“二选一”的事态却愈演愈烈。而这次胁迫商家“二选一”的对象，依然是两个月前就和爱库存吵起来的唯品会。
据了解，已经有上百家品牌受唯品会“二选一”的影响，并且有不少商家品牌因在爱库存上有露出而被唯品会方面下架。
两个月前，爱库存曾发声称接到大量商家的反馈，唯品会命令要求商家不得与爱库存继续合作，并强令商家下架在爱库存上的所有商品与活动。如今，受影响品牌范围仍在持续扩大。
某女装品牌商家王阳就是受害者之一，他告诉锌财经，唯品会突如其来的强制性“二选一”令他损失惨重，不得不采取裁员的措施。最糟糕的是，这份受害者名单上的人数还在增加。
从今年上半年开始，爱库存就陆续收到商家的反馈，唯品会希望他们在两个平台之间做个抉择。直到今年七、八月份，则演变成了强制性“二选一”。如果商家达不到对方的要求，就会被唯品会强制下架所有商品，甚至终止合作。
在双11前期，对所有商家们来说，少上架一家平台，则意味着商业上的巨大损失。
不站队就出局
今年8月初， 王阳被卷入唯品会与爱库存“二选一”的风暴中心。
“当时唯品会的商助问我有没有在其他平台入驻自己的品牌，我也没多想就说有，毕竟这是件很正常的事”，王阳告诉锌财经。
然而没过几日，唯品会的相关工作人员继续联系他，并表明他必须在唯品会与爱库存二者间做选择。“我当然是不愿意去做选择，也与对方协商能否继续保持两个平台的同时入驻，但他们说不行”，王阳说。
一周后，唯品会给王阳下了最后通牒，并表示“如果你再不把爱库存上的商品做下架处理，那我们就把你在唯品会上的所有商品做禁销下架处理”。
唯品会内部商助的沟通截图
在权衡了两边的利弊后，王阳决定站队爱库存，“因为我们考虑到唯品会退货率高、结款周期慢，而相比较起来，爱库存的出货更加稳定，结款周期也快”。
站队爱库存意味着王阳与唯品会彻底分道扬镳。在确定了商家的决策后，唯品会要求他们在群里发一句“我自愿退出唯品会，终止合作。”
也就是说，王阳今后无法再在唯品会上进行商品销售，并且原先花了巨大成本与精力去做开发的商品，如今只能另寻平台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卖掉。为此，王阳为唯品会专门搭建的整个部门也被砍去，被迫裁了员。
这场“二选一”闹剧里，有的商家少则损失十几万，多则近亿，而王阳则是损失了千百万元。“
“我们每年都会为唯品会专门研发一期货品，其中打版一件衣服大概成本是2000元。我们准备在唯品会上200个款，成本也就是40万，这只是一件样衣的价钱。比方说我用到了三种面料，那这个成本算下来就是六七百万了。这只是一部分的成本。”
特殊时期催生电商成为大众的主流消费方式
突如其来的“二选一”，让商家冤枉地承担了巨额损失，却无地说理。
“这根本不是一个良性循环模式，两家平台的定位、货品明明都不一样，为什么一定要来要求我们’二选一’呢？”，王阳告诉锌财经，对于他来说，无从像其他小商家那样用简化品牌来应对损失。
“现在也没别的平台做补充，因为没有相应的影响力，动销的效率也不高”，王阳说，后续只能通过别的平台来做唯品会的商品定位了，“但是真的很难”。
难以掩盖的慌张
唯品会与爱库存之间，其实必有一战。
唯品会成立于2008年，以品牌特卖模式起家，主打尾货清仓，四年后成功赴美上市。不过，相比较之前的迅猛发展，唯品会近年来明显后继乏力，面临不小的增长压力。
据唯品会披露的财报显示，自2014年以来，唯品会的商品品类结构变化并不大，且毛利率逐年下降，从24.9%下滑至2018年的20.2%；净利润也从3.6%跌至2.5%。
2014年-2019年利润率对比
图片来源：略大参考
直到2019年，唯品会服饰+鞋包业务对产品收入更是跌至6.4%。
在这之后，唯品会重回特卖主场，情况有所好转，但自建物流始终让唯品会几经挣扎。相较于京东布局物流，唯品会面临着不少压力。从去年6月开始，唯品会将40％的订单外派给韵达，随后在11月宣布终止品骏快递业务，并委托顺丰提供配送服务。
唯品会有独特标识的品骏快递
也许是漫无目的地过度扩张让他们负担过重，唯品会的直播试水在今年“618”期间才姗姗来迟。
反观主打“清库存”的上海互联网新消费主力军爱库存，尽管起步较晚，但呈现快速上升势头，疫情期间业务表现不降反增。
“库存积压”一直让不少品牌方叫苦不迭，特别是疫情的影响，库存量来如山倒。爱库存通过上海市政府的牵线搭桥，为内外贸企业持续推出低价高品质的品牌折扣活动，加快中小外贸企业库存周转。
唯品会2014年-2020年履约率对比
图源略大参考
数据显示，今年2月，爱库存平台新增用户数量环比增长120%。2月1日至3月23日，平台总计新入驻数百个品牌商家，平台人均订单金额同比激增243%。
不仅如此，爱库存也已经从库存拓展到全品类，目前平台上也拥有大量的品牌“新品”“爆品”。
长远来看，唯品会与爱库存瞄准的都是电商存量市场，并且都有“特卖”、“尾货”的标签，两者之间必有一战。
对于唯品会来说，面对快速发展的爱库存，必然会想方设法严阵以待。只是，“二选一”必然不是漂亮的一仗。
受伤的总是商家
爱库存与唯品会之间日益拉开距离的原因在于，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商家的需求。
唯品会从扩展品类到重回特卖场，期间自建物流、布局金融业务，尽管这些对于一家电商平台来讲，不是那么举足轻重，也没做出什么亮眼的成绩。
唯品会要做的是品牌特卖
相比较之下，爱库存从伊始帮助品牌“清库存”，到招募店主们帮助品牌商家卖货，一直强调“效率”。店主只需要在爱库存上挑选好货物，将商品链接转发出去，让别人通过转发的链接购买，就可以直接获得收益。
在传统电商平台，店主需要自己掌握进货渠道、店铺装修技巧，开店、进货全部自己摸索。而在爱库存，消费者通过点击店主的链接去了解商品，但购买、发货、售后这些都是由商家来完成。
在效率上，爱库存比唯品会更具备优势。爱库存一般做的是限时特卖活动,活动一般不超过48个小时，并且商品都是品牌的低价尾货，卖完即止，省去了消费者比价、选择款式的时间。
爱库存则是让成交更简单
面对增速迅猛的爱库存，唯品会用“二选一”的方法始终不是最优解。
10月2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滥用优势地位干涉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不得对平台内经营者与其他平台的商业合作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互联网“二选一”最早来源于2010年的3Q大战，腾讯宣布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用户必须卸载360软件才可登录QQ。当时 “被迫”卸载360软件的用户高达6000万。
“二选一”关键词数据库
从此，“二选一”被写进商业兵法，并且成为最注重流量争夺的电商大战“法宝”。
其实，在行业和市场专家看来，电商“二选一”已经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在前不久举办的《电子商务法》颁布两周年座谈会上，一些专家表达观点指出：电商“二选一”现象禁而不绝，一些平台企业将构筑壁垒、限制竞争作为赢得市场、巩固优势的手段，“在这样的问题中，没有一方是赢家”。
无论如何，“二选一”的零和游戏从来都不是问题的最优解，受伤的总是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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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临近，电商平台胁迫商家“二选一”的事态却愈演愈烈。而这次胁迫商家“二选一”的对象，依然是两个月前就和爱库存吵起来的唯品会。
据了解，已经有上百家品牌受唯品会“二选一”的影响，并且有不少商家品牌因在爱库存上有露出而被唯品会方面下架。
两个月前，爱库存曾发声称接到大量商家的反馈，唯品会命令要求商家不得与爱库存继续合作，并强令商家下架在爱库存上的所有商品与活动。如今，受影响品牌范围仍在持续扩大。
某女装品牌商家王阳就是受害者之一，他告诉锌财经，唯品会突如其来的强制性“二选一”令他损失惨重，不得不采取裁员的措施。最糟糕的是，这份受害者名单上的人数还在增加。
从今年上半年开始，爱库存就陆续收到商家的反馈，唯品会希望他们在两个平台之间做个抉择。直到今年七、八月份，则演变成了强制性“二选一”。如果商家达不到对方的要求，就会被唯品会强制下架所有商品，甚至终止合作。
在双11前期，对所有商家们来说，少上架一家平台，则意味着商业上的巨大损失。
不站队就出局
今年8月初， 王阳被卷入唯品会与爱库存“二选一”的风暴中心。
“当时唯品会的商助问我有没有在其他平台入驻自己的品牌，我也没多想就说有，毕竟这是件很正常的事”，王阳告诉锌财经。
然而没过几日，唯品会的相关工作人员继续联系他，并表明他必须在唯品会与爱库存二者间做选择。“我当然是不愿意去做选择，也与对方协商能否继续保持两个平台的同时入驻，但他们说不行”，王阳说。
一周后，唯品会给王阳下了最后通牒，并表示“如果你再不把爱库存上的商品做下架处理，那我们就把你在唯品会上的所有商品做禁销下架处理”。
唯品会内部商助的沟通截图
在权衡了两边的利弊后，王阳决定站队爱库存，“因为我们考虑到唯品会退货率高、结款周期慢，而相比较起来，爱库存的出货更加稳定，结款周期也快”。
站队爱库存意味着王阳与唯品会彻底分道扬镳。在确定了商家的决策后，唯品会要求他们在群里发一句“我自愿退出唯品会，终止合作。”
也就是说，王阳今后无法再在唯品会上进行商品销售，并且原先花了巨大成本与精力去做开发的商品，如今只能另寻平台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卖掉。为此，王阳为唯品会专门搭建的整个部门也被砍去，被迫裁了员。
这场“二选一”闹剧里，有的商家少则损失十几万，多则近亿，而王阳则是损失了千百万元。“
“我们每年都会为唯品会专门研发一期货品，其中打版一件衣服大概成本是2000元。我们准备在唯品会上200个款，成本也就是40万，这只是一件样衣的价钱。比方说我用到了三种面料，那这个成本算下来就是六七百万了。这只是一部分的成本。”
特殊时期催生电商成为大众的主流消费方式
突如其来的“二选一”，让商家冤枉地承担了巨额损失，却无地说理。
“这根本不是一个良性循环模式，两家平台的定位、货品明明都不一样，为什么一定要来要求我们’二选一’呢？”，王阳告诉锌财经，对于他来说，无从像其他小商家那样用简化品牌来应对损失。
“现在也没别的平台做补充，因为没有相应的影响力，动销的效率也不高”，王阳说，后续只能通过别的平台来做唯品会的商品定位了，“但是真的很难”。
难以掩盖的慌张
唯品会与爱库存之间，其实必有一战。
唯品会成立于2008年，以品牌特卖模式起家，主打尾货清仓，四年后成功赴美上市。不过，相比较之前的迅猛发展，唯品会近年来明显后继乏力，面临不小的增长压力。
据唯品会披露的财报显示，自2014年以来，唯品会的商品品类结构变化并不大，且毛利率逐年下降，从24.9%下滑至2018年的20.2%；净利润也从3.6%跌至2.5%。
2014年-2019年利润率对比
图片来源：略大参考
直到2019年，唯品会服饰+鞋包业务对产品收入更是跌至6.4%。
在这之后，唯品会重回特卖主场，情况有所好转，但自建物流始终让唯品会几经挣扎。相较于京东布局物流，唯品会面临着不少压力。从去年6月开始，唯品会将40％的订单外派给韵达，随后在11月宣布终止品骏快递业务，并委托顺丰提供配送服务。
唯品会有独特标识的品骏快递
也许是漫无目的地过度扩张让他们负担过重，唯品会的直播试水在今年“618”期间才姗姗来迟。
反观主打“清库存”的上海互联网新消费主力军爱库存，尽管起步较晚，但呈现快速上升势头，疫情期间业务表现不降反增。
“库存积压”一直让不少品牌方叫苦不迭，特别是疫情的影响，库存量来如山倒。爱库存通过上海市政府的牵线搭桥，为内外贸企业持续推出低价高品质的品牌折扣活动，加快中小外贸企业库存周转。
唯品会2014年-2020年履约率对比
图源略大参考
数据显示，今年2月，爱库存平台新增用户数量环比增长120%。2月1日至3月23日，平台总计新入驻数百个品牌商家，平台人均订单金额同比激增243%。
不仅如此，爱库存也已经从库存拓展到全品类，目前平台上也拥有大量的品牌“新品”“爆品”。
长远来看，唯品会与爱库存瞄准的都是电商存量市场，并且都有“特卖”、“尾货”的标签，两者之间必有一战。
对于唯品会来说，面对快速发展的爱库存，必然会想方设法严阵以待。只是，“二选一”必然不是漂亮的一仗。
受伤的总是商家
爱库存与唯品会之间日益拉开距离的原因在于，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商家的需求。
唯品会从扩展品类到重回特卖场，期间自建物流、布局金融业务，尽管这些对于一家电商平台来讲，不是那么举足轻重，也没做出什么亮眼的成绩。
唯品会要做的是品牌特卖
相比较之下，爱库存从伊始帮助品牌“清库存”，到招募店主们帮助品牌商家卖货，一直强调“效率”。店主只需要在爱库存上挑选好货物，将商品链接转发出去，让别人通过转发的链接购买，就可以直接获得收益。
在传统电商平台，店主需要自己掌握进货渠道、店铺装修技巧，开店、进货全部自己摸索。而在爱库存，消费者通过点击店主的链接去了解商品，但购买、发货、售后这些都是由商家来完成。
在效率上，爱库存比唯品会更具备优势。爱库存一般做的是限时特卖活动,活动一般不超过48个小时，并且商品都是品牌的低价尾货，卖完即止，省去了消费者比价、选择款式的时间。
爱库存则是让成交更简单
面对增速迅猛的爱库存，唯品会用“二选一”的方法始终不是最优解。
10月2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滥用优势地位干涉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不得对平台内经营者与其他平台的商业合作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互联网“二选一”最早来源于2010年的3Q大战，腾讯宣布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用户必须卸载360软件才可登录QQ。当时 “被迫”卸载360软件的用户高达6000万。
“二选一”关键词数据库
从此，“二选一”被写进商业兵法，并且成为最注重流量争夺的电商大战“法宝”。
其实，在行业和市场专家看来，电商“二选一”已经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在前不久举办的《电子商务法》颁布两周年座谈会上，一些专家表达观点指出：电商“二选一”现象禁而不绝，一些平台企业将构筑壁垒、限制竞争作为赢得市场、巩固优势的手段，“在这样的问题中，没有一方是赢家”。
无论如何，“二选一”的零和游戏从来都不是问题的最优解，受伤的总是商家。
#双十一# #电商# #唯品会# #马云# #阿里巴巴# #电商平台# #环闻网# #24h财经干货# #爱库存# #互联网#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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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兑：数字员工已成为金融业职场“新宠”。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成熟度和金融业场景应用度不断耦合，金融科技作为引领金融业创新发展的主引擎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已形成广泛共识。从人民银行发布的三年金融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到金融机构内部制定的数字化战略转型，从五家央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的布局到数十家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成立，整个金融业全面开启了全方位的数智化新征程，并将会引领未来数十年的金融业革命性的发展演进路径。势者，因利而制权也。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从战略高度和战术深度开启了金融科技发展之路。金融机构在数字化过程中，包括了营销数字化、风控数字化、服务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等诸多方面，其中以生产力的数字化创新应用备受关注。数字员工借助于最新人工智能技术集成，凭借在金融业的场景应用广泛、项目实施敏捷、数字创新典型、降本增效显著等突出优势，已在金融机构各大部门条线岗位“入职”上岗，能够“看懂文字、听懂语言、做懂业务”，有力协助自然人员工分担和处理单调、重复、规则、耗时的工作任务，已然成为了金融业职场“新宠”。具体而言，可从战略层面、管理层面、业务层面等对数字员工这一职场“新宠”进行全面认知和理解：从战略层面来看，数字员工战略已成为金融机构数字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员工在金融业实践应用过程中，不仅仅是一款软件、一项技术、一个项目，而更是一个生产力数字化战略思维和理念的创新，亦即未来金融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将不再局限于自然人员工范畴，而是自然人员工和数字员工的人机交互、人机协作、人机融合，数字员工已是金融机构人力资源体系的新生力量。金融机构在人力资源规划过程中，数字员工将会被纳入其中，并成为自然人员工的新同事和好助理，共同为金融机构创造价值和效益。从管理层面来看，数字员工可以释放金融机构大量的优秀人才从事数字化创新工作，合规上契合管理需求，降本增效效果显著。在数字创新方面，随着金融机构数字化战略自上而下推进，管理层已经开始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支持金融员工从单调、重复、繁琐、耗时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激发和促进员工去做更加有创新性更加有价值的数字化创新工作。数字员工则擅长于处理单调、重复、耗时的工作，能够让自然人员工从低附加值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放在数字化创新工作中。在合规管理方面，自然人员工在处理单调重复的工作时，往往会有千分之三的主观差错率，诸如录入错误、计算错误、操作错误等。这种人员主观操作上的差错易引发合规操作风险，甚至会带来风险损失或监管处罚。而数字员工依托科学的流程设计和实施规范，能够极大程度避免自然人员工在处理单调重复工作中因注意力不集中所造成的主观性操作风险。理论上讲，数字员工在处理工作过程中的操作差错率为0。在降本增效方面，随着金融业竞争日益激烈，金融机构盈利能力持续性受到一定程度影响，需要在管理上进行降本增效。而金融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在业务上进行了精细的劳动分工，人员岗位配备充足。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仅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高达390万。据上市银行2019年年报数据统计，平安银行、浙商银行、招商银行人均薪酬超过50万，多家银行均超过30万。数字员工上岗后，具备一岗多能、多岗多能，其“年薪”水平仅相当于自然人员工的月薪水平，同时可以实现7*24*365全年全勤工作，在处理重复规则的工作效率是自然人员工的5-20倍左右。从业务层面来看，数字员工深入金融机构“前台-中台-后台”业务全流程中，进行业务流程优化再造，同时亦优化业务人员的职业规划。在业务流程再造方面，金融机构在开展金融业务过程中高度依赖于数百套信息化系统，而系统与系统之间因未通过接口打通而造成了系统割裂问题，直接层层影响到业务数据的割裂、业务流程的割裂、业务逻辑的割裂、业务部门的割裂问题，极大阻碍了金融机构业务数字化发展。数字员工凭借在多系统、跨平台之间的工作技能优势，快速高效衔接和打通了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断点，使业务单元、业务数据、业务流程得以高效衔接，实现流程银行的价值发挥。在职业发展方面，金融机构每年会招聘录用大量的高精专人才，但这些人才的职业发展规划与现实的岗位工作存在一定鸿沟，无法充分发挥和调动这些高精专人才的数字创新活力和动力。而通过数字员工协助自然人员工处理单调重复耗时的工作，把优秀的高精专人才充分释放出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数字化创新方面的工作，增强自然人员工的职场幸福感和成就感。目前，各大金融机构纷纷争相开始布局数字员工战略，充分利用数字员工在体系内各大业务场景进行广泛应用，实现了“两优两升两降”，亦即优化业务流程、优化人才体系、提升工作效率、提升用户体验、降低操作风险、降低人力成本，以助力金融机构全面数字化转型升级。
【世界最大稀土矿为何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稀土被誉为“万能之土”，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截至目前，已被多国列为“关键矿产”。
生产第一、出口第一、应用第一……我国稀土产业拥有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近年来，通过加强资源保护，创新体系建设，我国努力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私挖盗采、“黑矿”走私等乱象依然存在，影响稀土资源价值体现。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云鄂博矿，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稀土矿。由于家底长期不清，基础研究“断档”，交易“恶性竞争”等原因，白云鄂博稀土矿长期被当成铁矿开采，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稀土价格偏离真实价值。
专家建议，应尽快摸清白云鄂博矿家底，补上基础研究短板，建立统一的国家交易平台，努力建设稀土强国，助推高质量发展。
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都将稀土列入战略矿产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白云鄂博矿，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17种稀土元素的矿。然而，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矿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占峰表示，目前业界所采纳的白云鄂博矿稀土储量数据，仍是20世纪50年代的评估结果。因受限于当时铁矿石的需求和勘探手段，整个矿床并未完全探清，铁矿体外围和地表500米以下未做详细勘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宏瑞说，起初认为矿体是一个倒扣的碗状型，后来认为矿体像一口大铁锅，但现在发现主矿富含稀土的矿脉，呈两个“大板子”状向下延伸，不知道它有多深。
范宏瑞认为，白云鄂博的稀土，实际上不止目前普遍认为的占我国83.7%的储量，“它可能超过世界目前探明储量1.2亿吨的总量”。
白云鄂博矿轻稀土储量巨大是业界共识，但重稀土也不容忽视。“白云鄂博中重稀土虽然比例很低，但因其稀土总含量高、总储量大，中重稀土总量仍然是百万吨级。”北方稀土集团董事长赵殿清说。
此外，内蒙古科技大学白云鄂博矿稀土及铌资源高效利用实验室研究发现，白云鄂博矿里作为核工业重要原料的铌和钍的含量，目前均居世界第二位。
多位专家说，由于历史原因，对白云鄂博矿的开采比较粗放，铁矿石中所含的其他矿产资源，都随着选矿废渣、废水进入到尾矿库里，未被有效利用。
白云鄂博矿开采之初，就有“以铁为主”还是“以稀土为主”的定位之争。“当时稀土研究水平有限，而国家对钢铁需求紧迫，于是在1965年确定‘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杨占峰说。
不过，自1957年白云鄂博铁矿正式投产，距今已过去63年，早已超出铁矿开采的50年设计年限。目前已进入深部露天开采，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价值日趋降低，且产能不断下降。
业界认为，经过60多年的开采，白云鄂博铁矿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依托白云鄂博矿发展起来的包钢集团，也在谋求战略转型。
“2016年以来，包钢实施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稀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稀土营业收入达到180亿元。”包钢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60多年来，包钢命运始终与共和国建设发展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钢材，包钢作为首批钢铁企业而诞生，如今国内钢铁产能已经过剩，包钢也应积极转型，寻找新的历史使命。
杨占峰等认为，随着铁矿开采期限的结束，应对白云鄂博矿进行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并助力包钢转型升级为世界一流的稀土行业领军企业、全球最优稀土钢生产基地。
“不能再当铁去采了。”一位受访专家坦言，“白云鄂博矿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独特宝库，在全球空前重视战略矿产的大背景下，国家有必要组织专家队伍，重新开展白云鄂博矿地质勘探研究，摸清家底，重新定位其矿产价值，提升白云鄂博矿资源战略地位。”
“随着全球新的稀土矿床及深海潜在稀土资源的相继发现，我国现有的稀土资源优势面临严峻挑战。”杨占峰说，亟须摸清白云鄂博矿床稀土、铌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准确家底，为国家制定长期战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等人建议，立足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制定全国稀土资源利用及应用发展规划，区别对待重稀土与轻稀土管控政策，将重稀土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将轻稀土资源依据市场供需规律运作，保证国家战略需求和稀土下游应用市场的平衡发展。
杨占峰等建议，依托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形成十万吨级稀土提取加工、万吨级铌金属冶炼等有用成分综合回收利用示范产业，让世界级宝山——白云鄂博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人才匮乏制约我国稀土科技研发
“当今世界每六项新技术的发明，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范宏瑞说。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稀土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层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档”，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多年来难以摆脱“挖土卖土”、稀土卖成“白菜价”的尴尬。
“根本原因在于研发落后，特别是基础研究更是少有人问津，核心技术专利大量向国外购买。”池建义坦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表示，当前我国供应着全世界90%的稀土，生产着全球70%的稀土磁性材料，“但专利大多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手中，出口产品还得向人家付专利费。生产的许多稀土材料部件，都不知道人家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杨占峰等人看来，我国稀土整体研究水平与国外大约相差20年，许多方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徐光宪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工艺，是我国在稀土领域少有的国际领先技术，正是靠这一优势，我国在稀土分离方面抢占了制高点。
之后，我国在稀土技术研发上并无大的建树。据杨占峰介绍，直到2020年初，我国在江西赣州成立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目前，各大院校没有稀土专业，沾边的也仅有中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等高校的冶金工程专业。
人才匮乏已经成了我国稀土科技研发的瓶颈。目前，全国20余位与稀土研究相关的院士中，专门研究稀土的几乎没有。
内蒙古包头市有一所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13人建制，其中11位是从外面临时聘请的专家。
池建义等认为，由于人才匮乏、力量分散，我国很难就统一的稀土研究课题进行合作攻关，更难形成共同的稀土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稀土基础研究不连贯，核心技术研发乏力，难抢制高点。
被誉为“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先生曾说，目前人类对稀土的认识不足四千分之一，探究空间巨大。
“现在我们像在‘蒸馒头’，只知道放‘碱面’，不知道背后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杨占峰说，基础研究滞后制约着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亟须数、理、化等多学科交叉，攻克稀土元素的内在机理。此类“烧钱”、费时费力的事情，需国家顶尖研究团队才能完成。
专家建议，在有一定基础的高校设立稀土专业，培养后续人才；同时，可由科技部牵头在稀土科研力量、设施设备、产业较集中的内蒙古包头市，组建一个国家级稀土综合研究院所。
他们认为，新组建院所决不能走老路，一定要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产、学、研、政、企共同参与的稀土研究应用国家平台，让稀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盗采偷卖“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位于包头市黄河大街上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简称“包头稀交所”），是国内稀土“明码标价”的交易所。
记者在这里看到，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各种稀土产品的交易量和价格，展现着稀土系列指数和价格走势。
包头稀交所董事长李振宏颇为感慨地说，国内稀土企业交易绝大部分通过双方协商交易完成，真实成交价格就像“袖筒里掰手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内一家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坦言，公司一直采用传统贸易方式，稀土定价由公司领导内部开会决定，“就是靠低价竞争，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在销售环节仍各自为战，贸易方式传统，成交价格不透明，行业内部竞争混乱。
“国外都是大买家，而我们是上百家企业分散对外销售，国外买家在低价时大量买进，价格上涨时则停止采购、使用库存，逼着国内企业竞相降价出售。”李振宏说。
“黑稀土”交易是稀土市场另一乱象。尽管近几年，国家持续整治打击“黑稀土”，但假借废料回收、进口稀土名义盗采偷卖的“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2019年全国稀土开采量配额控制在13.2万吨，但实际产量大大超出。据业内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稀土中，来源不明、生产指令性计划外的“黑稀土”，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导致供过于求，加剧稀土低价外销现象。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也明显下降。其中，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从2011年最高72.8%，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李振宏说。
其实早在2011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此后，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9年过去了，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目前，全国稀土企业在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2019年，包头稀交所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交收量仅0.3万吨。
李振宏分析，除本身交易机制不够成熟外，平台级别低、指令性生产和市场化交易相矛盾等因素叠加，严重制约稀土交易平台发挥作用。
一方面，交易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2011年以来，我国对非国家级交易所制定了很多限制措施，包头稀交所等几大交易平台，都是省区级交易平台，服务稀土行业的功能难以发挥。
另一方面，行业客户参与度不高。多家下游稀土应用企业反映，稀土产品生产是计划性管理，而下游应用是市场化行为，造成计划管理和市场行为的不协调。
稀土与黄金、石油一样都是国家战略资源，理应像黄金、石油一样有国家设立的交易所。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级统一交易平台，避免“区自为战”，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稀土定价机制，将稀土定价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业内专家认为，统一的国家级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商业收储调节市场供需，实现供应稳定、开采销售可控，并建立出口可追溯机制，解决行业偷逃税问题，堵住“黑稀土”交易，避免稀土卖个“白菜价”。
包头市市长赵江涛表示，一个公开透明的全国统一市场，既可以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产业，也能成为实施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抓手。
池建义等人指出，市场应用较多的轻稀土储量并不低，而且随着澳大利亚、美国、越南等国外稀土企业的投产，多元化的全球供应格局逐渐形成，轻稀土的开放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我国稀土调控政策不能轻重不分，应适时放开轻稀土，管住重稀土，促进轻稀土交易进入公开透明的市场化交易平台。链接: https://t.cn/A6baiGOR
生产第一、出口第一、应用第一……我国稀土产业拥有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近年来，通过加强资源保护，创新体系建设，我国努力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私挖盗采、“黑矿”走私等乱象依然存在，影响稀土资源价值体现。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云鄂博矿，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稀土矿。由于家底长期不清，基础研究“断档”，交易“恶性竞争”等原因，白云鄂博稀土矿长期被当成铁矿开采，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稀土价格偏离真实价值。
专家建议，应尽快摸清白云鄂博矿家底，补上基础研究短板，建立统一的国家交易平台，努力建设稀土强国，助推高质量发展。
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都将稀土列入战略矿产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白云鄂博矿，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17种稀土元素的矿。然而，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矿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占峰表示，目前业界所采纳的白云鄂博矿稀土储量数据，仍是20世纪50年代的评估结果。因受限于当时铁矿石的需求和勘探手段，整个矿床并未完全探清，铁矿体外围和地表500米以下未做详细勘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宏瑞说，起初认为矿体是一个倒扣的碗状型，后来认为矿体像一口大铁锅，但现在发现主矿富含稀土的矿脉，呈两个“大板子”状向下延伸，不知道它有多深。
范宏瑞认为，白云鄂博的稀土，实际上不止目前普遍认为的占我国83.7%的储量，“它可能超过世界目前探明储量1.2亿吨的总量”。
白云鄂博矿轻稀土储量巨大是业界共识，但重稀土也不容忽视。“白云鄂博中重稀土虽然比例很低，但因其稀土总含量高、总储量大，中重稀土总量仍然是百万吨级。”北方稀土集团董事长赵殿清说。
此外，内蒙古科技大学白云鄂博矿稀土及铌资源高效利用实验室研究发现，白云鄂博矿里作为核工业重要原料的铌和钍的含量，目前均居世界第二位。
多位专家说，由于历史原因，对白云鄂博矿的开采比较粗放，铁矿石中所含的其他矿产资源，都随着选矿废渣、废水进入到尾矿库里，未被有效利用。
白云鄂博矿开采之初，就有“以铁为主”还是“以稀土为主”的定位之争。“当时稀土研究水平有限，而国家对钢铁需求紧迫，于是在1965年确定‘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杨占峰说。
不过，自1957年白云鄂博铁矿正式投产，距今已过去63年，早已超出铁矿开采的50年设计年限。目前已进入深部露天开采，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价值日趋降低，且产能不断下降。
业界认为，经过60多年的开采，白云鄂博铁矿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依托白云鄂博矿发展起来的包钢集团，也在谋求战略转型。
“2016年以来，包钢实施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稀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稀土营业收入达到180亿元。”包钢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60多年来，包钢命运始终与共和国建设发展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钢材，包钢作为首批钢铁企业而诞生，如今国内钢铁产能已经过剩，包钢也应积极转型，寻找新的历史使命。
杨占峰等认为，随着铁矿开采期限的结束，应对白云鄂博矿进行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并助力包钢转型升级为世界一流的稀土行业领军企业、全球最优稀土钢生产基地。
“不能再当铁去采了。”一位受访专家坦言，“白云鄂博矿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独特宝库，在全球空前重视战略矿产的大背景下，国家有必要组织专家队伍，重新开展白云鄂博矿地质勘探研究，摸清家底，重新定位其矿产价值，提升白云鄂博矿资源战略地位。”
“随着全球新的稀土矿床及深海潜在稀土资源的相继发现，我国现有的稀土资源优势面临严峻挑战。”杨占峰说，亟须摸清白云鄂博矿床稀土、铌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准确家底，为国家制定长期战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等人建议，立足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制定全国稀土资源利用及应用发展规划，区别对待重稀土与轻稀土管控政策，将重稀土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将轻稀土资源依据市场供需规律运作，保证国家战略需求和稀土下游应用市场的平衡发展。
杨占峰等建议，依托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形成十万吨级稀土提取加工、万吨级铌金属冶炼等有用成分综合回收利用示范产业，让世界级宝山——白云鄂博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人才匮乏制约我国稀土科技研发
“当今世界每六项新技术的发明，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范宏瑞说。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稀土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层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档”，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多年来难以摆脱“挖土卖土”、稀土卖成“白菜价”的尴尬。
“根本原因在于研发落后，特别是基础研究更是少有人问津，核心技术专利大量向国外购买。”池建义坦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表示，当前我国供应着全世界90%的稀土，生产着全球70%的稀土磁性材料，“但专利大多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手中，出口产品还得向人家付专利费。生产的许多稀土材料部件，都不知道人家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杨占峰等人看来，我国稀土整体研究水平与国外大约相差20年，许多方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徐光宪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工艺，是我国在稀土领域少有的国际领先技术，正是靠这一优势，我国在稀土分离方面抢占了制高点。
之后，我国在稀土技术研发上并无大的建树。据杨占峰介绍，直到2020年初，我国在江西赣州成立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目前，各大院校没有稀土专业，沾边的也仅有中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等高校的冶金工程专业。
人才匮乏已经成了我国稀土科技研发的瓶颈。目前，全国20余位与稀土研究相关的院士中，专门研究稀土的几乎没有。
内蒙古包头市有一所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13人建制，其中11位是从外面临时聘请的专家。
池建义等认为，由于人才匮乏、力量分散，我国很难就统一的稀土研究课题进行合作攻关，更难形成共同的稀土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稀土基础研究不连贯，核心技术研发乏力，难抢制高点。
被誉为“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先生曾说，目前人类对稀土的认识不足四千分之一，探究空间巨大。
“现在我们像在‘蒸馒头’，只知道放‘碱面’，不知道背后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杨占峰说，基础研究滞后制约着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亟须数、理、化等多学科交叉，攻克稀土元素的内在机理。此类“烧钱”、费时费力的事情，需国家顶尖研究团队才能完成。
专家建议，在有一定基础的高校设立稀土专业，培养后续人才；同时，可由科技部牵头在稀土科研力量、设施设备、产业较集中的内蒙古包头市，组建一个国家级稀土综合研究院所。
他们认为，新组建院所决不能走老路，一定要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产、学、研、政、企共同参与的稀土研究应用国家平台，让稀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盗采偷卖“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位于包头市黄河大街上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简称“包头稀交所”），是国内稀土“明码标价”的交易所。
记者在这里看到，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各种稀土产品的交易量和价格，展现着稀土系列指数和价格走势。
包头稀交所董事长李振宏颇为感慨地说，国内稀土企业交易绝大部分通过双方协商交易完成，真实成交价格就像“袖筒里掰手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内一家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坦言，公司一直采用传统贸易方式，稀土定价由公司领导内部开会决定，“就是靠低价竞争，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在销售环节仍各自为战，贸易方式传统，成交价格不透明，行业内部竞争混乱。
“国外都是大买家，而我们是上百家企业分散对外销售，国外买家在低价时大量买进，价格上涨时则停止采购、使用库存，逼着国内企业竞相降价出售。”李振宏说。
“黑稀土”交易是稀土市场另一乱象。尽管近几年，国家持续整治打击“黑稀土”，但假借废料回收、进口稀土名义盗采偷卖的“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2019年全国稀土开采量配额控制在13.2万吨，但实际产量大大超出。据业内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稀土中，来源不明、生产指令性计划外的“黑稀土”，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导致供过于求，加剧稀土低价外销现象。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也明显下降。其中，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从2011年最高72.8%，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李振宏说。
其实早在2011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此后，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9年过去了，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目前，全国稀土企业在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2019年，包头稀交所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交收量仅0.3万吨。
李振宏分析，除本身交易机制不够成熟外，平台级别低、指令性生产和市场化交易相矛盾等因素叠加，严重制约稀土交易平台发挥作用。
一方面，交易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2011年以来，我国对非国家级交易所制定了很多限制措施，包头稀交所等几大交易平台，都是省区级交易平台，服务稀土行业的功能难以发挥。
另一方面，行业客户参与度不高。多家下游稀土应用企业反映，稀土产品生产是计划性管理，而下游应用是市场化行为，造成计划管理和市场行为的不协调。
稀土与黄金、石油一样都是国家战略资源，理应像黄金、石油一样有国家设立的交易所。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级统一交易平台，避免“区自为战”，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稀土定价机制，将稀土定价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业内专家认为，统一的国家级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商业收储调节市场供需，实现供应稳定、开采销售可控，并建立出口可追溯机制，解决行业偷逃税问题，堵住“黑稀土”交易，避免稀土卖个“白菜价”。
包头市市长赵江涛表示，一个公开透明的全国统一市场，既可以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产业，也能成为实施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抓手。
池建义等人指出，市场应用较多的轻稀土储量并不低，而且随着澳大利亚、美国、越南等国外稀土企业的投产，多元化的全球供应格局逐渐形成，轻稀土的开放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我国稀土调控政策不能轻重不分，应适时放开轻稀土，管住重稀土，促进轻稀土交易进入公开透明的市场化交易平台。链接: https://t.cn/A6bai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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