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现代化启示录：我从潍坊学到了什么？|| 大视野（二）
二学潍坊通过工农业协调发展给人民带来了获得感
学潍坊的第二层理由，是潍坊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发展得比较均衡。协调发展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尊严感很强。
“全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坊。”潍坊2020年农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51元，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1.99：1，大大低于全省（2.33：1）和全国（2.56：1）的城乡差距。
以前只知道潍坊所辖的寿光是“蔬菜之乡”，来了才知道全市12个县市区都有特色，寿光是设施蔬菜（大棚），昌乐是西瓜，昌邑是大姜，安丘是大葱，青州是银瓜和蜜桃，潍城和寒亭是潍县萝卜（注：潍县是指潍坊市在解放前的旧称），临朐是大樱桃和山楂，诸城是苹果和绿茶，高密是葡萄，峡山是有机蔬菜，坊子是都市休闲农业。不少品牌都是全国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安丘大姜”“安丘大葱”更是入选了中国首批受欧盟保护地理标志。
潍坊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蔬菜集散地，一些地方的农产品自己进京销售，卖不动，要先运到寿光再进京。原因在于这里是市场集散地，来进货的商户各种菜都会配一些，外地来的单一农产品很容易被配出去。如果不到寿光，就享受不到大市场一站式服务的红利。
农业和工业是可以互动的，潍坊的农机和配件生产企业有650家左右，产量约占全国的35%。
我在寿光参观了蔬菜小镇的物联网大厅、品鉴中心、种质资源库，参观了国内单体面积最大、占地120亩的中国寿光型智能温室，以及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与其说是农业，不如说是用高科技、标准化、工业化的方式做农业。在智能玻璃温室内，几乎见不到人，生产管理的全流程都实现了云端托管、智慧程控和远程操控。温室内有20多个机器人在工作，授粉、运输、喷药、巡检、精准水肥、潮汐灌溉、分拣等等，都自动化了。控制中心收集汇总所有机器人的数据信息，并在处理后生成指令进行反馈。如果温度过高，会下达指令启动温室的风机系统或外遮阳系统。如果巡检机器人巡检到叶片的病斑，或需要叶面追肥，会自动下令，让喷药或者喷肥机器人去操作。
在媒体对寿光蔬菜产业的报道中，充满了这样的细节——
西红柿一棵就能结150多斤果，机器人还可以根据色彩感知，穿行其间自动摘果；
辣椒外表五颜六色，仅品种就有100多个；
西瓜不再匍匐满地，而是一个个被吊了起来，藤蔓犹如电线，西瓜好似灯笼，一个西瓜能卖到100元，每亩收入从3.4万元增加到8.9万元……
寿光是享誉全国的“冬暖式蔬菜大棚”发源地，从1989年发端至今，“土大棚”进化到了第七代智能化大棚，种植主体也增加了不少“80后”“90后”，被称为“棚三代”。他们很多都是在外地读书的大学生，回乡务农创业，有的村已回来了几十个大学生。大棚科技含量高，里面装着自动控制系统，大棚卷帘、喷淋、放风等温湿度调控、水肥调配浇水，可以通过手机上的APP完成。由于科技化，大大减少了体力劳动强度，再加上紧靠市场，销售不成问题，年轻人自然愿意种菜了。
一对大学生夫妻，在寿光建两个大棚，一年可收入三四十万元。而弥河边挺好的河景房，每平方房价不过7000元。大棚夫妻一般都有一部带拖斗的农用车和一部轿车，每天时间安排相对自由，常常开车出去旅游，其生活状态比很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惬意的多。
年轻人实现自身价值，不是只有蜂拥而去一二线城市一条路，似乎不到那里就没希望。寿光的“棚三代”创业者，昭示出价值创造和美好生活的更多可能。
在寿光，最让我眼界大开的是洛城街道屯田西村。该村有963户3500多位居民，因城市化改造，村庄变城市，居民小区都是“三无楼”，即无空调室外机，无防盗网，楼体外墙无下水管道。小区每季度评选“红旗楼道”、优秀楼道和“美丽庭院”（居室美、庭院美、厨房美、厕所美），村里拿出少量资金，奖励多数，促进少数，引领全部，邻里关系和家庭环境非常和睦。
屯田西村建了6个服务中心。其中党群服务中心设村级服务、民政社保、物业服务、流动人口等10个服务窗口，进一个门办所有事；老人活动中心实用面积1200平方米，配套建设了健身按摩、图书阅览、休闲餐饮、舞蹈瑜伽、书法影视、棋牌娱乐等11个功能区；地下文化中心占地2000平方米，配备了乒乓球桌、儿童滑梯、舞台、显示屏和储物柜，晚上群众可以来跳广场舞，也解决了室外扰民问题，这里还配备了整体厨房、30套桌椅和锅碗瓢盆，家里有喜事宴请可免费使用。
此外还有青少年培训中心、综治物业服务中心、警务助理调解中心。小区物业管理按照城市小区一流智慧物业标准，居民不收物业管理费。
2020年屯田西村还投资4000余万元，建了一处馆建面积4500余平方米的仓颉汉字艺术馆（注：仓颉是寿光人），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以汉字演变为主题的艺术馆。
在屯田西村参观时，我们一行好几位都说：“比我在上海住的某某小区还好。”可见，有的三四线的地方、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安全感、舒适感、幸福感，并不次于一线城市。
屯田西村为什么发展这么好？因为走了“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村庄”的路子。当然他们有有利条件，就是城市化改造，改造后给村集体留下了9万平方米沿街房和近2亿元资金。村里投资3.5亿元建了两处学校，一处租赁给寿光现代中学，一处租赁给街道办事处，年租金收入2000多万元。这就把流动资金变成了固定资产，既有稳定收入，还能持续增值。
屯田西村的沿街商铺只租不卖，80%商铺由外来商户租用。村里把给村民发放肉奶蛋油改成发放“福利票据”，村民在商铺吃饭、购物、理发都能用，商户定期拿着票据到村里兑付现金。这就使票据能流通起来，既满足了村民需求，又刺激了商铺消费。
屯田西村已经没有农业用地，他们就创新探索“飞地经济”。由村“两委”牵头，与土地富余的化龙镇签定承包协议，承包了400亩土地，村集体出资配套水电井路等基础设施，38户村民承包建设蔬菜大棚，每个大棚年收入20多万元。“白天当农民、晚上当市民”成为一些村民的生活新模式。
2020年，屯田西村集体收入为3100万元，给村民发放福利人均7000元，60岁以上的9000元。我还听说，“村改城”后，一户人家的新住房总面积为180平方米，有人就住60平方米或120平方米，把其余的用于出租，也是一笔收入。
屯田西村有城市化改造红利，如果没有，农村是不是就发展不起来？不是。
寿光有个东斟灌村，很偏僻，但他们抓住了俄罗斯、韩国、日本喜欢吃彩椒的市场机会，几年来由村合作社带领社员拆除旧棚300多个，新建高标准新式大棚400多个，本村社员流转周边村庄土地3000多亩，还带动辐射20多个村庄发展彩椒大棚2万多亩。周围一亩地原来的年租金只有六七百元，后来涨到了1200～1500元。菜农们采用土壤改良新技术，秸秆还田，使用环保酵素，减少病虫害，新一代大棚生产的彩椒与老旧大棚比，个大、色泽亮丽、口感香脆、产量更高。斟灌彩椒已是寿光蔬菜的知名品牌。
一个品牌带动了全村产业振兴，集体增收，农民致富，东斟灌村新建了卫生室，建设了文化广场、图书室、阅览室、文体活动室，统一规划建设了居民楼3座，别墅楼116座，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大大提升。
三学潍坊走出了一条自主现代化的不断进化之路
我刚到潍坊就问，潍坊的发展是不是靠别的地方的产业转移和资源外溢，比如靠不靠济南？靠不靠青岛？靠不靠京沪？答案是都没有。
潍坊也不像经济特区、最早的沿海14个开放城市等等，有先发的激励政策，可以快速接入国际大循环，一步先，步步先。
潍坊是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头上有一些国家的“帽子”，如国家级高新区（全国有169个）、潍坊综试区（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这个截至目前是唯一的），但潍坊的“帽子”和济南、青岛、烟台比并不多，比如潍坊现在还没有自贸区，更不要说和特区、国家级新区比了。
这正是潍坊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学潍坊的第三层理由。即潍坊的现代化之路是立足于自主、自立、自强的道路，同时又不自我封闭，而是很开放地连接世界。
潍坊这种充满内生活力的特质，可能要从历史文化基因中去挖掘。潍坊历史悠久，是“文圣”仓颉、“盐圣”夙沙氏（最早发明了煮海制盐，潍坊有100多公里海岸线）和“农圣”贾思勰（《齐民要术》作者）的故乡。这“三圣”，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创客，是创新者。
山东为齐鲁文化发祥地，潍坊地处山东半岛西部，历史上属于齐文化。齐国临海，是滨海半岛型环境，多盐碱地，有鱼盐之利，并不太适合农耕。鲁国是内陆河谷型环境，土地肥沃，适合农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齐国人脑子活（“足智”），好议论，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全，而鲁国喜好儒术，讲究礼仪，百姓拘谨节俭。
在历史上，齐国人崇拜海仙，鲁国人崇拜谷神。齐国实行“尊贤尚功”的用人政策，也就是拿业绩说话，鲁国则是“尊尊亲亲”，讲究血缘关系。齐国实行“商工立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盐业和纺织业都很发达。齐国开放务实，吸引了各国人才（“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国的稷下学宫更是不分国籍与出身，选了76位人才为“上大夫”，百家争鸣。鲁国则坚守以农为本，重农桑，崇尚礼仪，安守本分，重义轻利。
这样的历史文化应该是有深刻影响的。潍坊人思维灵活，爱创新，只要有机会就愿意尝试，而且能创造出机会。同时，潍坊人务实，实干，能坚持，这种坚韧性可能受到了鲁文化的持重一面的影响。
在潍坊我调研了三家世界级企业，歌尔股份，潍柴集团，豪迈集团。也和玉马遮阳、迈赫机器人、华特磁电、宝龙达、赛马力发电设备、蓝想环境、宏源防水科技等科创企业进行了座谈。全都是制造业，都做了很多年，都在不断变革创新。这种“创新+实干+坚持”的风格，想来是有历史文化积淀的。
但光有历史远远不够。历史文化和一定的现实条件只是提供了迈向现代化的初始基础，能不能做好做强做大，靠的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稀缺的，企业家在哪里出现也带有一定偶然性。
二学潍坊通过工农业协调发展给人民带来了获得感
学潍坊的第二层理由，是潍坊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发展得比较均衡。协调发展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尊严感很强。
“全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坊。”潍坊2020年农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51元，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1.99：1，大大低于全省（2.33：1）和全国（2.56：1）的城乡差距。
以前只知道潍坊所辖的寿光是“蔬菜之乡”，来了才知道全市12个县市区都有特色，寿光是设施蔬菜（大棚），昌乐是西瓜，昌邑是大姜，安丘是大葱，青州是银瓜和蜜桃，潍城和寒亭是潍县萝卜（注：潍县是指潍坊市在解放前的旧称），临朐是大樱桃和山楂，诸城是苹果和绿茶，高密是葡萄，峡山是有机蔬菜，坊子是都市休闲农业。不少品牌都是全国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安丘大姜”“安丘大葱”更是入选了中国首批受欧盟保护地理标志。
潍坊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蔬菜集散地，一些地方的农产品自己进京销售，卖不动，要先运到寿光再进京。原因在于这里是市场集散地，来进货的商户各种菜都会配一些，外地来的单一农产品很容易被配出去。如果不到寿光，就享受不到大市场一站式服务的红利。
农业和工业是可以互动的，潍坊的农机和配件生产企业有650家左右，产量约占全国的35%。
我在寿光参观了蔬菜小镇的物联网大厅、品鉴中心、种质资源库，参观了国内单体面积最大、占地120亩的中国寿光型智能温室，以及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与其说是农业，不如说是用高科技、标准化、工业化的方式做农业。在智能玻璃温室内，几乎见不到人，生产管理的全流程都实现了云端托管、智慧程控和远程操控。温室内有20多个机器人在工作，授粉、运输、喷药、巡检、精准水肥、潮汐灌溉、分拣等等，都自动化了。控制中心收集汇总所有机器人的数据信息，并在处理后生成指令进行反馈。如果温度过高，会下达指令启动温室的风机系统或外遮阳系统。如果巡检机器人巡检到叶片的病斑，或需要叶面追肥，会自动下令，让喷药或者喷肥机器人去操作。
在媒体对寿光蔬菜产业的报道中，充满了这样的细节——
西红柿一棵就能结150多斤果，机器人还可以根据色彩感知，穿行其间自动摘果；
辣椒外表五颜六色，仅品种就有100多个；
西瓜不再匍匐满地，而是一个个被吊了起来，藤蔓犹如电线，西瓜好似灯笼，一个西瓜能卖到100元，每亩收入从3.4万元增加到8.9万元……
寿光是享誉全国的“冬暖式蔬菜大棚”发源地，从1989年发端至今，“土大棚”进化到了第七代智能化大棚，种植主体也增加了不少“80后”“90后”，被称为“棚三代”。他们很多都是在外地读书的大学生，回乡务农创业，有的村已回来了几十个大学生。大棚科技含量高，里面装着自动控制系统，大棚卷帘、喷淋、放风等温湿度调控、水肥调配浇水，可以通过手机上的APP完成。由于科技化，大大减少了体力劳动强度，再加上紧靠市场，销售不成问题，年轻人自然愿意种菜了。
一对大学生夫妻，在寿光建两个大棚，一年可收入三四十万元。而弥河边挺好的河景房，每平方房价不过7000元。大棚夫妻一般都有一部带拖斗的农用车和一部轿车，每天时间安排相对自由，常常开车出去旅游，其生活状态比很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惬意的多。
年轻人实现自身价值，不是只有蜂拥而去一二线城市一条路，似乎不到那里就没希望。寿光的“棚三代”创业者，昭示出价值创造和美好生活的更多可能。
在寿光，最让我眼界大开的是洛城街道屯田西村。该村有963户3500多位居民，因城市化改造，村庄变城市，居民小区都是“三无楼”，即无空调室外机，无防盗网，楼体外墙无下水管道。小区每季度评选“红旗楼道”、优秀楼道和“美丽庭院”（居室美、庭院美、厨房美、厕所美），村里拿出少量资金，奖励多数，促进少数，引领全部，邻里关系和家庭环境非常和睦。
屯田西村建了6个服务中心。其中党群服务中心设村级服务、民政社保、物业服务、流动人口等10个服务窗口，进一个门办所有事；老人活动中心实用面积1200平方米，配套建设了健身按摩、图书阅览、休闲餐饮、舞蹈瑜伽、书法影视、棋牌娱乐等11个功能区；地下文化中心占地2000平方米，配备了乒乓球桌、儿童滑梯、舞台、显示屏和储物柜，晚上群众可以来跳广场舞，也解决了室外扰民问题，这里还配备了整体厨房、30套桌椅和锅碗瓢盆，家里有喜事宴请可免费使用。
此外还有青少年培训中心、综治物业服务中心、警务助理调解中心。小区物业管理按照城市小区一流智慧物业标准，居民不收物业管理费。
2020年屯田西村还投资4000余万元，建了一处馆建面积4500余平方米的仓颉汉字艺术馆（注：仓颉是寿光人），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以汉字演变为主题的艺术馆。
在屯田西村参观时，我们一行好几位都说：“比我在上海住的某某小区还好。”可见，有的三四线的地方、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安全感、舒适感、幸福感，并不次于一线城市。
屯田西村为什么发展这么好？因为走了“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村庄”的路子。当然他们有有利条件，就是城市化改造，改造后给村集体留下了9万平方米沿街房和近2亿元资金。村里投资3.5亿元建了两处学校，一处租赁给寿光现代中学，一处租赁给街道办事处，年租金收入2000多万元。这就把流动资金变成了固定资产，既有稳定收入，还能持续增值。
屯田西村的沿街商铺只租不卖，80%商铺由外来商户租用。村里把给村民发放肉奶蛋油改成发放“福利票据”，村民在商铺吃饭、购物、理发都能用，商户定期拿着票据到村里兑付现金。这就使票据能流通起来，既满足了村民需求，又刺激了商铺消费。
屯田西村已经没有农业用地，他们就创新探索“飞地经济”。由村“两委”牵头，与土地富余的化龙镇签定承包协议，承包了400亩土地，村集体出资配套水电井路等基础设施，38户村民承包建设蔬菜大棚，每个大棚年收入20多万元。“白天当农民、晚上当市民”成为一些村民的生活新模式。
2020年，屯田西村集体收入为3100万元，给村民发放福利人均7000元，60岁以上的9000元。我还听说，“村改城”后，一户人家的新住房总面积为180平方米，有人就住60平方米或120平方米，把其余的用于出租，也是一笔收入。
屯田西村有城市化改造红利，如果没有，农村是不是就发展不起来？不是。
寿光有个东斟灌村，很偏僻，但他们抓住了俄罗斯、韩国、日本喜欢吃彩椒的市场机会，几年来由村合作社带领社员拆除旧棚300多个，新建高标准新式大棚400多个，本村社员流转周边村庄土地3000多亩，还带动辐射20多个村庄发展彩椒大棚2万多亩。周围一亩地原来的年租金只有六七百元，后来涨到了1200～1500元。菜农们采用土壤改良新技术，秸秆还田，使用环保酵素，减少病虫害，新一代大棚生产的彩椒与老旧大棚比，个大、色泽亮丽、口感香脆、产量更高。斟灌彩椒已是寿光蔬菜的知名品牌。
一个品牌带动了全村产业振兴，集体增收，农民致富，东斟灌村新建了卫生室，建设了文化广场、图书室、阅览室、文体活动室，统一规划建设了居民楼3座，别墅楼116座，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大大提升。
三学潍坊走出了一条自主现代化的不断进化之路
我刚到潍坊就问，潍坊的发展是不是靠别的地方的产业转移和资源外溢，比如靠不靠济南？靠不靠青岛？靠不靠京沪？答案是都没有。
潍坊也不像经济特区、最早的沿海14个开放城市等等，有先发的激励政策，可以快速接入国际大循环，一步先，步步先。
潍坊是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头上有一些国家的“帽子”，如国家级高新区（全国有169个）、潍坊综试区（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这个截至目前是唯一的），但潍坊的“帽子”和济南、青岛、烟台比并不多，比如潍坊现在还没有自贸区，更不要说和特区、国家级新区比了。
这正是潍坊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学潍坊的第三层理由。即潍坊的现代化之路是立足于自主、自立、自强的道路，同时又不自我封闭，而是很开放地连接世界。
潍坊这种充满内生活力的特质，可能要从历史文化基因中去挖掘。潍坊历史悠久，是“文圣”仓颉、“盐圣”夙沙氏（最早发明了煮海制盐，潍坊有100多公里海岸线）和“农圣”贾思勰（《齐民要术》作者）的故乡。这“三圣”，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创客，是创新者。
山东为齐鲁文化发祥地，潍坊地处山东半岛西部，历史上属于齐文化。齐国临海，是滨海半岛型环境，多盐碱地，有鱼盐之利，并不太适合农耕。鲁国是内陆河谷型环境，土地肥沃，适合农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齐国人脑子活（“足智”），好议论，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全，而鲁国喜好儒术，讲究礼仪，百姓拘谨节俭。
在历史上，齐国人崇拜海仙，鲁国人崇拜谷神。齐国实行“尊贤尚功”的用人政策，也就是拿业绩说话，鲁国则是“尊尊亲亲”，讲究血缘关系。齐国实行“商工立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盐业和纺织业都很发达。齐国开放务实，吸引了各国人才（“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国的稷下学宫更是不分国籍与出身，选了76位人才为“上大夫”，百家争鸣。鲁国则坚守以农为本，重农桑，崇尚礼仪，安守本分，重义轻利。
这样的历史文化应该是有深刻影响的。潍坊人思维灵活，爱创新，只要有机会就愿意尝试，而且能创造出机会。同时，潍坊人务实，实干，能坚持，这种坚韧性可能受到了鲁文化的持重一面的影响。
在潍坊我调研了三家世界级企业，歌尔股份，潍柴集团，豪迈集团。也和玉马遮阳、迈赫机器人、华特磁电、宝龙达、赛马力发电设备、蓝想环境、宏源防水科技等科创企业进行了座谈。全都是制造业，都做了很多年，都在不断变革创新。这种“创新+实干+坚持”的风格，想来是有历史文化积淀的。
但光有历史远远不够。历史文化和一定的现实条件只是提供了迈向现代化的初始基础，能不能做好做强做大，靠的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稀缺的，企业家在哪里出现也带有一定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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