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猴一只16万元 药企疯狂囤猴#】一只猴子16万元！多家龙头药企“囤猴”，价格4年飙涨10倍
6月6日，昭衍新药（603127.SH；06127.HK）公告英茂生物成为其全资子公司，2万只实验猴也将逐渐划归至昭衍新药名下。
红星资本局发现，像昭衍新药这样大量“囤猴”的CRO企业还有很多。供不应求，也使得实验猴的身价水涨船高。
以使用量最大的食蟹猴为例：此前单价不到7000元，目前已暴涨至16万元，价格飙升逾20倍。有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实验猴存量仅有约3万只，市场上“有价无猴”的呼声越来越大。
“猴荒”背后，一方面是新冠背景下医药企业研发需求扩大，政府投入也在加大；另一方面，在供应端，猴子需要近4年才能用于实验，且一只实验猴通常仅用于一种疾病研究。
实验猴价格4年飙涨10倍
业内人士：一只16万元
今年4月，昭衍新药披露收购云南英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茂生物”）和广西玮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玮美生物”）100%股权，收购总额超18亿元。
公告显示，英茂生物与玮美生物的委估资产账面价值增值率分别高达1075.36%和553.12%，昭衍新药高溢价收购已成板上钉钉的事实。对此，昭衍新药称，“主要系近几年医药研发机构创新药物研发投入不断增大，实验模型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市场供给不足，致使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从而造成较大评估增值。”
公开资料显示，两家公司为实验动物供应商，其供应的实验动物就包括医药研发过程中所需的食蟹猴和恒河猴。
消息一出，因市场供应不足，CRO企业疯狂“囤猴”、猴子价格高企的现象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昭衍新药曾在招股书中提到，食蟹猴在2014年的单价为6567元/只，此后食蟹猴价格持续上涨。红星资本局检索相关机构官网的公开招标和采购项目发现，最近几年猴价上涨迅猛：
2018年，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采购实验用食蟹猴共600只，给出的预算金额为840万元，每只食蟹猴的平均预算金额为1.4万元；
2019年，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采购实验用食蟹猴共400只，而预算金额则涨到了1200万元，仅一年时间，每只食蟹猴的平均预算金额涨至3万元；
到了2022年3月，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采购实验用食蟹猴共40只，预算金额高达530万，单价飞涨至13.25万元。
此外，还有业内人士告诉红星资本局，据其了解，有食蟹猴的单价甚至达到了16万元。
最接近于人，实验效果更好
龙头药企“囤”实验猴
事实上，不只是昭衍新药，像药明康德（603259.SH；02359.HK）、康龙化成（300759.SZ；03759.HK）这样的龙头企业早已意识到囤积实验用猴的重要性。
2020年，药明康德全资子公司收购广东春盛猴场，收获两万余只食蟹猴；2021年，康龙化成接连收购新日本科学旗下肇庆创药50.01%控股权、康瑞泰(湛江)生物100%股权，拿下一万余只实验猴。
迫于涨价太快、供应过少，药企直接收购猴场以求自给自足，已经成为近年来维持研发的一大路径。
红星资本局了解到，与老鼠 、兔子相比，猴子最接近于人，也是用于实验最为理想的动物，得出的效果也更好。“用猴子做实验，一个是社会影响力，一个是重要性。”武汉大学医学部病毒所教授杨占秋告诉红星资本局，类似于传染性比较强、危害比较大的疾病就需要用到猴子，这也是近来新冠爆发后对食蟹猴需求高涨的原因之一。
对此，有肿瘤方向的主治医师向红星资本局介绍，“猴子与人的免疫系统最为相似，因此实验用猴主要是涉及到激发免疫系统的疾病。以肿瘤为例，目前治疗肿瘤最快的方法就是免疫治疗，就需要跟人体的免疫系统最相近的动物猴子来实验，药监部门在评审临床前实验结果时也是要看（实验用猴）相关数据的。”
这也意味着，除了生理机制最接近带来的需求，药监部门的评审要求也推动了CRO企业对实验用猴需求的增长。
为何出现猴荒？
种猴数量有限，生长需要4年
杨占秋以其实验经历向红星资本局介绍，我国饲养食蟹猴的场家并不多，加之实验用猴需要保证其年龄、体重以及体内病原体等达到一定标准，食蟹猴也就比较“金贵”。
“跟小鼠不同，购买了实验用猴，还需要有专门的饲养环境”，杨占秋说。
此外，食蟹猴等实验用猴从繁育到能出栏用于实验，时间长达近4年，这进一步加剧了“猴荒”的现象。
从政府需求、专家解答、企业披露上来看，一般来说，能用于实验的猴子年龄需达到3-4岁，加上种猴孕育半年左右的时间，一只实验用猴从繁育到出栏，其生长周期大概需要4年时间，远高于小鼠、兔子等其他的实验用动物。
创新药医学顾问曹博还向红星资本局补充道，种猴数量有限，有些区域还有具体的管控要求，加之种猴在生育后需要产后恢复，也是食蟹猴等实验用猴供不应求的原因。
据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4月的相关报道，中国实验灵长类养殖开发协会秘书长张玉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全国两种主要实验猴存栏24万余只，除幼猴、种猴外，实际商品猴存栏约10万只，如果再去除被海外预订、包销的，年龄太小的或“更年期”猴，国内存量仅有约3万只。6月8日，红星资本局联系到张玉超，但其表示目前涉及实验用猴的话题均不接受采访。
实验用猴曾经供过于求
“紧俏”何时缓解
红星资本局了解到，在实验用猴进入实验后，寿命仅有数月。
“我们在做实验的过程中，猴子比较活跃，不太好管理，实验完成后就需要对猴子安乐死，然后火化。”杨占秋告诉红星资本局。
而实验用猴从购买后进入实验到安乐死，这一期间仅数月。“有些（实验）可能会长一点，比如做艾滋病观察的时间要长一点，新冠（实验研究）的话一般就只有几个月，不会观察很长时间的。”
此外，红星资本局还了解到，一般来说，一只实验用猴仅在一种疾病研究中使用。换句话说，实验用猴大多是作为“一次性用品”来使用的。
实验用猴的不可重复性进一步加高临床前实验成本和需求量。
但事实上，此前实验用猴并非如此紧缺。据第一财经报道，国内实验用猴市场一度供过于求，每年光是出口的猴子就达到3万只。
2020年1月，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要求“各地饲养野生动物场所实施隔离，严禁野生动物对外扩散和转运贩卖”。中国实验猴进出口业务就此暂停。
而公开资料显示，用于实验最多的猴子食蟹猴并非本土物种，主要从东南亚引进。目前，国内的实验用猴主要从本土猴场中获取，因此也有市场分析称，随着疫情影响的进一步降低，国内实验用猴供不应求的情况或能得到缓解。
6月6日，昭衍新药（603127.SH；06127.HK）公告英茂生物成为其全资子公司，2万只实验猴也将逐渐划归至昭衍新药名下。
红星资本局发现，像昭衍新药这样大量“囤猴”的CRO企业还有很多。供不应求，也使得实验猴的身价水涨船高。
以使用量最大的食蟹猴为例：此前单价不到7000元，目前已暴涨至16万元，价格飙升逾20倍。有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实验猴存量仅有约3万只，市场上“有价无猴”的呼声越来越大。
“猴荒”背后，一方面是新冠背景下医药企业研发需求扩大，政府投入也在加大；另一方面，在供应端，猴子需要近4年才能用于实验，且一只实验猴通常仅用于一种疾病研究。
实验猴价格4年飙涨10倍
业内人士：一只16万元
今年4月，昭衍新药披露收购云南英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茂生物”）和广西玮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玮美生物”）100%股权，收购总额超18亿元。
公告显示，英茂生物与玮美生物的委估资产账面价值增值率分别高达1075.36%和553.12%，昭衍新药高溢价收购已成板上钉钉的事实。对此，昭衍新药称，“主要系近几年医药研发机构创新药物研发投入不断增大，实验模型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市场供给不足，致使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从而造成较大评估增值。”
公开资料显示，两家公司为实验动物供应商，其供应的实验动物就包括医药研发过程中所需的食蟹猴和恒河猴。
消息一出，因市场供应不足，CRO企业疯狂“囤猴”、猴子价格高企的现象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昭衍新药曾在招股书中提到，食蟹猴在2014年的单价为6567元/只，此后食蟹猴价格持续上涨。红星资本局检索相关机构官网的公开招标和采购项目发现，最近几年猴价上涨迅猛：
2018年，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采购实验用食蟹猴共600只，给出的预算金额为840万元，每只食蟹猴的平均预算金额为1.4万元；
2019年，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采购实验用食蟹猴共400只，而预算金额则涨到了1200万元，仅一年时间，每只食蟹猴的平均预算金额涨至3万元；
到了2022年3月，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采购实验用食蟹猴共40只，预算金额高达530万，单价飞涨至13.25万元。
此外，还有业内人士告诉红星资本局，据其了解，有食蟹猴的单价甚至达到了16万元。
最接近于人，实验效果更好
龙头药企“囤”实验猴
事实上，不只是昭衍新药，像药明康德（603259.SH；02359.HK）、康龙化成（300759.SZ；03759.HK）这样的龙头企业早已意识到囤积实验用猴的重要性。
2020年，药明康德全资子公司收购广东春盛猴场，收获两万余只食蟹猴；2021年，康龙化成接连收购新日本科学旗下肇庆创药50.01%控股权、康瑞泰(湛江)生物100%股权，拿下一万余只实验猴。
迫于涨价太快、供应过少，药企直接收购猴场以求自给自足，已经成为近年来维持研发的一大路径。
红星资本局了解到，与老鼠 、兔子相比，猴子最接近于人，也是用于实验最为理想的动物，得出的效果也更好。“用猴子做实验，一个是社会影响力，一个是重要性。”武汉大学医学部病毒所教授杨占秋告诉红星资本局，类似于传染性比较强、危害比较大的疾病就需要用到猴子，这也是近来新冠爆发后对食蟹猴需求高涨的原因之一。
对此，有肿瘤方向的主治医师向红星资本局介绍，“猴子与人的免疫系统最为相似，因此实验用猴主要是涉及到激发免疫系统的疾病。以肿瘤为例，目前治疗肿瘤最快的方法就是免疫治疗，就需要跟人体的免疫系统最相近的动物猴子来实验，药监部门在评审临床前实验结果时也是要看（实验用猴）相关数据的。”
这也意味着，除了生理机制最接近带来的需求，药监部门的评审要求也推动了CRO企业对实验用猴需求的增长。
为何出现猴荒？
种猴数量有限，生长需要4年
杨占秋以其实验经历向红星资本局介绍，我国饲养食蟹猴的场家并不多，加之实验用猴需要保证其年龄、体重以及体内病原体等达到一定标准，食蟹猴也就比较“金贵”。
“跟小鼠不同，购买了实验用猴，还需要有专门的饲养环境”，杨占秋说。
此外，食蟹猴等实验用猴从繁育到能出栏用于实验，时间长达近4年，这进一步加剧了“猴荒”的现象。
从政府需求、专家解答、企业披露上来看，一般来说，能用于实验的猴子年龄需达到3-4岁，加上种猴孕育半年左右的时间，一只实验用猴从繁育到出栏，其生长周期大概需要4年时间，远高于小鼠、兔子等其他的实验用动物。
创新药医学顾问曹博还向红星资本局补充道，种猴数量有限，有些区域还有具体的管控要求，加之种猴在生育后需要产后恢复，也是食蟹猴等实验用猴供不应求的原因。
据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4月的相关报道，中国实验灵长类养殖开发协会秘书长张玉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全国两种主要实验猴存栏24万余只，除幼猴、种猴外，实际商品猴存栏约10万只，如果再去除被海外预订、包销的，年龄太小的或“更年期”猴，国内存量仅有约3万只。6月8日，红星资本局联系到张玉超，但其表示目前涉及实验用猴的话题均不接受采访。
实验用猴曾经供过于求
“紧俏”何时缓解
红星资本局了解到，在实验用猴进入实验后，寿命仅有数月。
“我们在做实验的过程中，猴子比较活跃，不太好管理，实验完成后就需要对猴子安乐死，然后火化。”杨占秋告诉红星资本局。
而实验用猴从购买后进入实验到安乐死，这一期间仅数月。“有些（实验）可能会长一点，比如做艾滋病观察的时间要长一点，新冠（实验研究）的话一般就只有几个月，不会观察很长时间的。”
此外，红星资本局还了解到，一般来说，一只实验用猴仅在一种疾病研究中使用。换句话说，实验用猴大多是作为“一次性用品”来使用的。
实验用猴的不可重复性进一步加高临床前实验成本和需求量。
但事实上，此前实验用猴并非如此紧缺。据第一财经报道，国内实验用猴市场一度供过于求，每年光是出口的猴子就达到3万只。
2020年1月，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要求“各地饲养野生动物场所实施隔离，严禁野生动物对外扩散和转运贩卖”。中国实验猴进出口业务就此暂停。
而公开资料显示，用于实验最多的猴子食蟹猴并非本土物种，主要从东南亚引进。目前，国内的实验用猴主要从本土猴场中获取，因此也有市场分析称，随着疫情影响的进一步降低，国内实验用猴供不应求的情况或能得到缓解。
宅家的这段时间让自己学会了慢下来。养一些花草，埋下一些种子，看着它们随时间的流逝而成长，迸发出生命的力量。
距离我拍下这两张照片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有些植物更繁茂茁壮了，有些已凋零枯萎融入土壤。但它们为我心灵带来的宁静却是长久不变的。
生活有太多不同的切面，学会寻找美的那一面。
#原来生活还很美#
距离我拍下这两张照片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有些植物更繁茂茁壮了，有些已凋零枯萎融入土壤。但它们为我心灵带来的宁静却是长久不变的。
生活有太多不同的切面，学会寻找美的那一面。
#原来生活还很美#
从Spacex公司的兴起看世界航天格局演变（三）
航天发射的国家队
从航天时代开始之后各国的航天竞赛以及火箭发动机的演变，可知人类航天发展到21世纪初基本进入了一个火箭技术总体上停滞而卫星技术利用各学科的发展而进步更明显的状态，但由于火箭的发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不得不把每一颗卫星都做得又大又强，当然也就越贵。显然用一枚一亿美元的火箭把只有几千万美元的卫星或者深空探测器送上太空不是可以持续的做法，但一颗几亿美元的卫星加上一枚一亿美元的火箭，这种生意又不是一般的公司或者小国能随便做的——直到现在还有些小国和穷国在为自己的第一颗卫星而努力。长期以来航天这个圈子都很小，参与者只有寥寥几个，在部分程度上可以说，这种局面的瓶颈就是因为火箭发射费用的高昂。直到马斯克之前，各国普遍都对解决这个问题不抱太大希望，因而也就没有明确的计划和时间表。
在SpaceX公司之前，世界上能提供航天发射服务的只有这么几个：首屈一指的是欧洲阿里亚娜公司，这实际上是欧空局的一个商业手套，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趁着美国航天飞机失事以及随后的一连串火箭事故，欧洲人趁机以“阿里亚娜”4型火箭席卷世界商业航天发射市场，除了美国自己被集中爆发的事故搞得焦头烂额外，最主要原因一个是其价格比美国火箭便宜，按理说欧洲的人均生活水平和美国差别不大，但欧洲人一向善于利用各种政府补贴加强重要产业的竞争力，再加上法国正好在南美洲赤道附近有一个海外省也就是法属圭亚那，在这里建设的发射场最大限度地靠近赤道，从而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带来的初始速度去执行GTO卫星任务。相比之下，俄国人从拜克努尔发射场执行GTO轨道发射任务就面对很大的困难，既不能充分利用地球的自转速度，还需要具备多次点火变轨以改变轨道面的能力，在为“质子”火箭研发了成熟的上面级后，苏联人才最终在1974年用“质子”火箭发射通信卫星进入了GTO轨道，距离其发射人类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已经过去了17年，比美国也晚了10年。可以说苏联在发射卫星方面虽然起了个大早，但是在通信卫星方面却赶了个晚集。欧洲人在尝到市场甜头后自然不肯放弃，投入大笔资源开发了“阿里亚娜”5型火箭以巩固其市场地位，这款芯级火箭采用液氢液氧发动机，而助推器是固体火箭的模式，从之前的分析可知，这种构型在技术上属于较好的组合，固体助推火箭比冲低推力大，最适合干助推的活，而液氢液氧发动机的比冲最高，在地面就点火还可以增加可靠性，这款火箭的市场目标就是定位在GTO轨道上进行优化，早期型可以将6吨载荷送入GTO，而后期的ECA改型提高到了10吨，从而可以采取将2枚5吨以下的卫星“拼车”的模式发射入轨，从而更加提高了市场竞争力。而在实际运营中“阿里亚娜”5火箭展示了另一个强悍的竞争力要素，那就是高可靠性，在火箭试射初期的几次失败后，这款重型火箭实现了连续80多次发射成功的成绩，成功率只有美国肩负国防卫星发射重任的两款重型火箭“德尔塔”4和“宇宙神”5可与之相比。成功率高则保险公司的保险费就会低，从而更加强化其竞争优势。
欧洲人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竞争对手，运载火箭发射能力的技术和资金成本太高，在20世纪70年代就形成了美、苏、欧、中、日五个主要玩家的格局，到80年代这个圈子又增加了一个印度，参与者依然很少，这其中苏联作为和美国对标的航天大国无疑在运载火箭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此时冷战正酣，苏联东欧阵营以外的国家不可能把从美国订购的卫星运到苏联去发射，而在卫星技术上美国拥有比火箭更大的技术优势。因此苏联直到1991年冷战结束之前还不能入场。再往下数的话就只有中国和日本了，中国的“长征”2号和3号火箭经过十几年低频度发射的摸索已经相对成熟，可以参与到国际发射服务中去，而且此时中国和西方关系较为亲密，并不排斥中国加入竞争。因此中国也借着美国人暂时退出航天商业发射的机会进入到这个市场，从1990年以发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开始，逐步接单这类发射合同。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定价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不过要注意的是，此时中国火箭的发射能力仍然只能涵盖部分市场，比如一开始接GTO发射合同的“长征”3号火箭的运力当时只有1.6吨。不过随着中国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个能力在迅速增强，到现在的主力“长征”3号乙时，已经提高到了5.5吨。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禁止所有采用美国零部件的卫星由中国火箭发射，这看上去只是美国的问题，但美国长期积淀的技术优势使得世界上不采用美国技术的先进卫星少之又少，这就基本把中国的“长征”火箭摒除在国际发射市场之外了。
相反，西方世界曾经的敌人苏联在解体后，继承其衣钵的俄罗斯拿出了可以发射GTO的“质子”火箭加入到这一市场的争夺，这款火箭的GTO发射能力超过5吨，已经可以直接将比较重的通信卫星送入轨道。不过其成功率不是很理想，保险费高还是其次，关键在于总是稳定在十射一炸的水平上，让客户实在有些提心吊胆，因此其只能瓜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无法占据优势。至于苏联发射数量最多也最可靠的“联盟”火箭，因为运载能力太小，再从苏联高纬度发射场发射根本吃不下GTO商用卫星的发射任务，在早期反倒是比较边缘化。直到后来俄罗斯加入国际空间站计划后，“联盟”火箭才有了用武之地，被用来发射载人和货运飞船。值得一提的是，俄国人为了克服自身发射场纬度高的问题，还曾经与乌克兰及美国联手，搞了一个海上发射公司，将一座石油钻井平台改造为火箭发射平台，在一条支援船的配合下，跑到赤道海洋上用“天顶”火箭来发射商业载荷，也曾经拿下了不少的发射订单。“天顶”火箭其实就是用当年大名鼎鼎的“能源”号运载火箭的助推器改造的，装有一台高压补燃的RD-170液氧煤油发动机，不过这个公司经营不善，破产过一次，虽然后来重组，但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至于日本和印度，虽然也具备火箭发射能力，但日本的这类产品太贵，印度的火箭则太弱，很长时间里都成不了气候。所以在十几年的时间内，世界商业发射市场基本就是俄国和欧洲的竞争。其它国家属于第二梯队，相对有些成绩的反而是印度，其依靠大数量搭载小微卫星的模式占据了一定的市场。
航天发射的国家队
从航天时代开始之后各国的航天竞赛以及火箭发动机的演变，可知人类航天发展到21世纪初基本进入了一个火箭技术总体上停滞而卫星技术利用各学科的发展而进步更明显的状态，但由于火箭的发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不得不把每一颗卫星都做得又大又强，当然也就越贵。显然用一枚一亿美元的火箭把只有几千万美元的卫星或者深空探测器送上太空不是可以持续的做法，但一颗几亿美元的卫星加上一枚一亿美元的火箭，这种生意又不是一般的公司或者小国能随便做的——直到现在还有些小国和穷国在为自己的第一颗卫星而努力。长期以来航天这个圈子都很小，参与者只有寥寥几个，在部分程度上可以说，这种局面的瓶颈就是因为火箭发射费用的高昂。直到马斯克之前，各国普遍都对解决这个问题不抱太大希望，因而也就没有明确的计划和时间表。
在SpaceX公司之前，世界上能提供航天发射服务的只有这么几个：首屈一指的是欧洲阿里亚娜公司，这实际上是欧空局的一个商业手套，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趁着美国航天飞机失事以及随后的一连串火箭事故，欧洲人趁机以“阿里亚娜”4型火箭席卷世界商业航天发射市场，除了美国自己被集中爆发的事故搞得焦头烂额外，最主要原因一个是其价格比美国火箭便宜，按理说欧洲的人均生活水平和美国差别不大，但欧洲人一向善于利用各种政府补贴加强重要产业的竞争力，再加上法国正好在南美洲赤道附近有一个海外省也就是法属圭亚那，在这里建设的发射场最大限度地靠近赤道，从而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带来的初始速度去执行GTO卫星任务。相比之下，俄国人从拜克努尔发射场执行GTO轨道发射任务就面对很大的困难，既不能充分利用地球的自转速度，还需要具备多次点火变轨以改变轨道面的能力，在为“质子”火箭研发了成熟的上面级后，苏联人才最终在1974年用“质子”火箭发射通信卫星进入了GTO轨道，距离其发射人类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已经过去了17年，比美国也晚了10年。可以说苏联在发射卫星方面虽然起了个大早，但是在通信卫星方面却赶了个晚集。欧洲人在尝到市场甜头后自然不肯放弃，投入大笔资源开发了“阿里亚娜”5型火箭以巩固其市场地位，这款芯级火箭采用液氢液氧发动机，而助推器是固体火箭的模式，从之前的分析可知，这种构型在技术上属于较好的组合，固体助推火箭比冲低推力大，最适合干助推的活，而液氢液氧发动机的比冲最高，在地面就点火还可以增加可靠性，这款火箭的市场目标就是定位在GTO轨道上进行优化，早期型可以将6吨载荷送入GTO，而后期的ECA改型提高到了10吨，从而可以采取将2枚5吨以下的卫星“拼车”的模式发射入轨，从而更加提高了市场竞争力。而在实际运营中“阿里亚娜”5火箭展示了另一个强悍的竞争力要素，那就是高可靠性，在火箭试射初期的几次失败后，这款重型火箭实现了连续80多次发射成功的成绩，成功率只有美国肩负国防卫星发射重任的两款重型火箭“德尔塔”4和“宇宙神”5可与之相比。成功率高则保险公司的保险费就会低，从而更加强化其竞争优势。
欧洲人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竞争对手，运载火箭发射能力的技术和资金成本太高，在20世纪70年代就形成了美、苏、欧、中、日五个主要玩家的格局，到80年代这个圈子又增加了一个印度，参与者依然很少，这其中苏联作为和美国对标的航天大国无疑在运载火箭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此时冷战正酣，苏联东欧阵营以外的国家不可能把从美国订购的卫星运到苏联去发射，而在卫星技术上美国拥有比火箭更大的技术优势。因此苏联直到1991年冷战结束之前还不能入场。再往下数的话就只有中国和日本了，中国的“长征”2号和3号火箭经过十几年低频度发射的摸索已经相对成熟，可以参与到国际发射服务中去，而且此时中国和西方关系较为亲密，并不排斥中国加入竞争。因此中国也借着美国人暂时退出航天商业发射的机会进入到这个市场，从1990年以发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开始，逐步接单这类发射合同。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定价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不过要注意的是，此时中国火箭的发射能力仍然只能涵盖部分市场，比如一开始接GTO发射合同的“长征”3号火箭的运力当时只有1.6吨。不过随着中国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个能力在迅速增强，到现在的主力“长征”3号乙时，已经提高到了5.5吨。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禁止所有采用美国零部件的卫星由中国火箭发射，这看上去只是美国的问题，但美国长期积淀的技术优势使得世界上不采用美国技术的先进卫星少之又少，这就基本把中国的“长征”火箭摒除在国际发射市场之外了。
相反，西方世界曾经的敌人苏联在解体后，继承其衣钵的俄罗斯拿出了可以发射GTO的“质子”火箭加入到这一市场的争夺，这款火箭的GTO发射能力超过5吨，已经可以直接将比较重的通信卫星送入轨道。不过其成功率不是很理想，保险费高还是其次，关键在于总是稳定在十射一炸的水平上，让客户实在有些提心吊胆，因此其只能瓜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无法占据优势。至于苏联发射数量最多也最可靠的“联盟”火箭，因为运载能力太小，再从苏联高纬度发射场发射根本吃不下GTO商用卫星的发射任务，在早期反倒是比较边缘化。直到后来俄罗斯加入国际空间站计划后，“联盟”火箭才有了用武之地，被用来发射载人和货运飞船。值得一提的是，俄国人为了克服自身发射场纬度高的问题，还曾经与乌克兰及美国联手，搞了一个海上发射公司，将一座石油钻井平台改造为火箭发射平台，在一条支援船的配合下，跑到赤道海洋上用“天顶”火箭来发射商业载荷，也曾经拿下了不少的发射订单。“天顶”火箭其实就是用当年大名鼎鼎的“能源”号运载火箭的助推器改造的，装有一台高压补燃的RD-170液氧煤油发动机，不过这个公司经营不善，破产过一次，虽然后来重组，但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至于日本和印度，虽然也具备火箭发射能力，但日本的这类产品太贵，印度的火箭则太弱，很长时间里都成不了气候。所以在十几年的时间内，世界商业发射市场基本就是俄国和欧洲的竞争。其它国家属于第二梯队，相对有些成绩的反而是印度，其依靠大数量搭载小微卫星的模式占据了一定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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