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是怎样写成的》读后感（四） | 黄晓莉：法律人的情怀

编者按

语言是法律人的工具，解释是法律的技艺。法律规定层见叠出，唯有深入阅读方知灼见。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李广宇副主任的新作《裁判是怎样写成的》一经问世，就受到广泛关注。作者详细记录了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和第四巡回法庭工作期间，对所办理行政案件的分析思考和探索过程，提炼出“对话式裁判”“实质性裁判”和“彻底裁判”的审判理念和裁判方法，值得认真研读、熟练掌握并运用于实践。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本著作确定为审判实践丛书的必读书目，统一为全市两级法院员额法官、法官助理购买，并号召各审判业务条线结合工作实际，从阅读的不同角度，撰写读书体会。

“若想继续，只能不断思考”！今天为大家推送的是来自我院民庭法官助理黄晓莉的读后感。

裁判文书作为司法过程的重要环节，不仅是审判成果的重要展示，也有助于发挥审判的辐射作用，甚至有可能填补法律的空白，推动法治的进步。写作一份优秀的裁判文书，既需要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又需要丰富的审判经验累积。李广宇法官在《裁判是怎样写成的》一书中，积极探索对话式裁判文书的写作，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其在审判实践中撰写裁判文书的心路历程。全书引经据典，无论是古今中外的经典案例，还是法学大家的名言警句，李法官都信手拈来。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撩起了裁判文书撰写的神秘面纱，值得法律人细细研读，久久回味。文字的背后，是他对公正的追求，对人文的关怀，对文学的挚爱，对法治的信仰，是一名法律人的情怀。

哲学家培根曾说：“为法官者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以公平为念而毋忘慈悲；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法律人的情怀，大抵如此。体现在裁判文书上，既要逻辑缜密，说理透彻，又要体现司法的温度。

裁判文书最重要的就是说理，说理到底说的是什么理？首先是事理。“裁判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所以，把事实表述好，把事理说明白，是正确适用法律、作出公正裁判的基础。”叙述案件事实要尽可能简洁，但这并不代表叙事不生动，对于案情脉络要牢牢把握，不能遗漏任何一个与案件认定有关的细节。“即使是诉讼过程的叙述，也有个用心不用心的问题。用心了，读起来省时省力、一清二楚；……”这就要求法官在写作裁判文书时，紧扣双方诉辩意见，认真细致查明案情，准确把握认定证据，最后用朴素的语言言简意赅表述案情，并结合具体案情，阐明道理，此谓说事理。

其次是法理。“释明法理，这是每一个法官都逃避不了的工作，也是每一个法官都要掌握的技能。”在裁判文书写作过程中，我们最多的是援引法律，然而，也仅限于此。援引的方式刻板而冰冷，再把案件事实套用进去，直接就得出结论了。固有的理念就是觉得法律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不需要再过多加以阐释。其实，这种刻板思维万万要不得。也许，对于法律关系简单的案件，这样所谓说理也没多大问题，但是对于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会给人留下没有说理的印象。因此，引律入题，准法析理，显得尤为重要，此谓说法理。说到这里，李广宇法官告诉我们，“多说几句，可以令人‘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不仅可以打消当事人的误解，抑且具有教谕功能。”

那么，“多说几句”，到底怎么说呢？对话式裁判，则是我阅读本书时最大的收获。“所谓‘对话’，首先要跟当事人对话。”联系到实践，就是要逐项回应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抗辩意见，准确归纳争议焦点，详尽说明裁判理由，说服当事人，说服上级法院。“还要跟下级法院对话，通过对话，讲明白错在哪里，就是在发挥对下指导功能，并能统一法律适用的尺度和标准。”“最后是要跟社会公众对话。”一份裁判文书，就是一面镜子，反映了法官对于个案的审判思路，也是一个绝佳的普法平台，有助于培养全社会的法治意识。见微知著，以无数的个案推动法治社会的进程不断向前迈进。读到此，谁又能说法律人的情怀不伟大呢？

在严肃说理的同时，也要有司法的温度，此谓法理情相协调。李法官在书中引用了卡多佐的话：“不管法律规范表现得多么严格，实际上并没有失去悲天悯人的品质。”法律人应当具备扎实的法律素养，还要有一颗正直矜恤之心，这也与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一脉相承。在严守法律规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实质性化解纠纷，减少当事人的讼累，是法律人的价值取向。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法律人的情怀，如星空般寥廓而深邃，如道德般庄严而圣洁，值得我们用一生追求并坚守。

【周恩来在成都留下的10个瞬间】#名人与成都#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来到成都，均住在四川省委金牛坝招待所。周总理外出从不兴师动众、前呼后拥。周总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和廉洁奉公、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崇高思想品德，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代代传颂着。这10张老照片，记录了周总理在成都的10个瞬间。 https://t.cn/AiR7565I

#三联美食# 1950年，汪曾祺从故宫右掖门搬到东单三条，即是今天的协和医院后身儿，豫王府地。暂别了筒子河边卖艺、修头的手艺人，一下子落入北京的平民市侩。住在这里的人，始终围绕着东单菜市场奔生活，那时候的东单，是一片低矮的灰色旧砖民房，其间是几栋1949年前留下的苏式建筑，显得宏伟，又突兀。

此前的汪曾祺对北京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他说北京寻不见葵，贸然间兴起一种叶片尖小，且带紫色的木耳菜，让没见过“世面”的北京人趋之若鹜。北方人终究是不懂得吃的，甚至从未听闻“藠头”，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来些新鲜的薤，排队抢购的南方人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产生出一种莫大的好奇，凡是品尝过藠头的北方同志，闭着眼睛咀嚼不久，便会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儿有糖蒜好哇。”这会让汪曾祺感到一种失落。

1949年后的北京，有些破败，旧社会沿袭下来的走街吆喝声，穿插于胡同和街道，“哎——萝卜，赛梨来——辣来换……”声音高亮打远，推着自行车驻足街上的汪曾祺，盯着小买卖人，看着他一个个熟练地切开脆生生的萝卜，露出鲜红，不禁想到北京人对它的别称——心里美。

在东单三条住了一阵，汪曾祺似乎从这个朴素的城市中感到了一种荒芜，清末文人笔下的古都，已经被革命的云烟冲淡，诗意荡然无存，在琐事与焦躁的生活场景里，他从大白菜、水萝卜中，嗅到这城中仅有的从容。这是一个正在褪色的城市，灰头土脸的居民，在红墙周围，随着城市，慢慢地开裂，露出鲜红，像这心里美萝卜一样，构成新的北京。

汪曾祺所写的北京菜，大多是用来下饭的家常菜，小菠菜、五香烂蚕豆、扁豆、炒疙瘩、羊蹄、麻豆腐、北豆腐、臭豆腐、鲤鱼，总能让他挑出点儿刺儿来。可唯独对豌豆，他好像情有独钟。

那时的北京四九城，熏炒货摊子林立，堪比今天五步一现的咖啡馆。《异秉》里的王二，也是靠着熏烧生意发的家，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是老少咸宜的零嘴儿，二十文、几分钱，便可换来一小包，撒点盐花，边走边嚼，到了家门口，也就消灭干净了。

写了没几段，他便夸耀起南方的豆子来，云南的豌豆尖、四川的豌豆颠、厦门的荷兰甜豌豆是如何在汤中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云云；接下来便是吴兴人与日本人画的豌豆，嫣然可爱，美不可言云云。

当然，汪曾祺对于北京豌豆的喜好，更多的是因为“宫廷豌豆黄”，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长方形小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装盘上桌。人们用牙签扎着吃它，仿佛老百姓也分到了这宫廷里的一杯羹一样。

国会街（宣武门西大街）因民国时期的建筑用途得名，那是中国首次举国民主尝试的场所，袁世凯、宋教仁、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冯国璋等人均在这里留下足迹，如今这里被划归新华通讯社院内，颇有意味。

五号院的后院，是一个杂院，院里有棵臭椿树，在北京人看来，这多少有点儿不大吉利。汪曾祺搬到这里后，很喜欢注视着那个大杂院里的起居生活，每当他看到院子里的大锅盖被妇女掀起，蒸腾的热气消失后，露出黄澄澄的菜馅窝头时，便会跟老婆叨念：“这窝头，难吃不了。”

待到北京人口中的“猫冬”出现，黄球球变成了黑球球，蒸窝头的老妪躲进了屋，摇煤球的老头儿频走出。梁实秋称“摇煤球是一件大事”，一串骆驼驮着一袋袋的煤末子到家门口，摊在地上，中间做个坑，好倒水，再加预先备好的黄土，随后搅拌起来，做成一大块平整的黑色蛋糕，等煤末子稍稍干凝，像切豌豆黄一样，用铲子在上面横切竖切，切成小方块，铲进筛子。汪曾祺说后院的老头儿，摇煤球的姿势好看，摇出的煤球也甚圆。

在老北京，摇煤球的大体有两类人：一是来自定兴的，摇煤球是他们的祖传手艺；另一类人，则是在特殊时期出现的，他们通常是被打成“右派”的“坏分子”，即便很多年后，小区里装了管道通了气儿，煤气站里还有不少当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员工。在北平，梁实秋看到的是“有的瞧的景致”；在北京，汪曾祺感到，一夜北风寒，大雪将至。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上小学的京剧课时，老师播了《沙家浜》里《智斗》的片段，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出折子戏的作者，对剧中发生的故事也毫无所知，只是觉得那里的场面描写格外生动，七星灶、八仙桌、铜壶煮三江、来的都是客，数字展开了我们对这桌菜的想象。

记得在赏析课时，老师还在闭路电视上播放了京剧《范进中举》，小学生听老生戏，颇感无趣，只记得戏中有一段胡屠夫的念白：“人要富，猪要肥；人要捧，猪要吹；人不富，是穷鬼；猪不肥，腌火腿。”逗得我们前仰后合。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版京剧的作者也是汪曾祺，他散文式的创作中，没有太多冲突，词温意深。

1958年时，汪曾祺被划归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在那里，他把繁重的劳动干得有滋有味，记录下《葡萄月令》和《波尔多液》。

节选自《汪曾祺美食地图：笔下有风土，心里是乡愁》 文 | 黑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