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一级文物东汉鎏金熊足铜樽—— 汉代“分酒器” 故事很传奇】每当你走进博物馆，穿梭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之中，是否会有目不暇接的感觉？那让记者带你走进南阳市博物馆，听一听文物背后的故事吧。今天，记者给读者介绍的这件文物，是市博物馆22件国家一级文物之一，东汉鎏金熊足铜樽，它背后还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铜樽造型华丽
南阳市仅此一件
“汉代人好酒，在历史上留下许多逸闻趣事，比如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曾因醉卧途中，被人称为‘醉龙’，而这件樽的主人对于喝酒一事更是仪式感满满，你从它身上就能看出来。”同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远一起，信步在博物馆，边看边听，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三楼的两汉展厅。
顺着李远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在展厅的角落里，一个圆筒状的铜樽正静静摆放在那里。如果不是他介绍，记者绝对想不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铜樽，原来是市博物馆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东汉鎏金熊足铜樽。
东汉鎏金熊足铜樽口径有20厘米，盖径19.2厘米，盖高4.5厘米，通高19.5厘米，樽体呈圆筒状，直腹、平底、下附三个熊足，呈蹲坐之态，憨态可掬；器身通体鎏金，饰三组旋纹，旋纹间饰两周鎏金花纹带，以自然的白铜为衬地；鎏金图案为繁密而流畅的金色流云纹，珍禽瑞兽出没云气间，形象可辨者有羽人、仙鹿、朱雀、应龙、飞雁、展翅独角兽等；两侧饰有对称铺首衔环耳，器内壁涂一层朱漆，以美化器物；盖隆起，顶部有一环状窄凸棱，环内正中有一小孔，盖中部饰等距离的三个小圆孔；器物因部位不同，分别施以鎏金、刻画、焊接等工艺，纹饰流畅，雕刻精细，豪华高贵。
“南阳市博物馆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共22件，东汉鎏金熊足铜樽就是其中之一，像它这种工艺如此精细、图案题材如此丰富的铜樽，在全国都是屈指可数的，目前我市仅此一件。从它身上，可以看出汉代时期青铜器的制作技艺已经很精湛了，它的发现，对我们研究汉代青铜礼器、酒器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见证。”李远说。
豪华版“分酒器”
象征主人尊贵地位
铜樽在我国其实时有发现，最早见于战国，盛行于汉晋。由于外形酷似奁（中国古代女子存放梳妆用品的镜箱），自宋代以来都以奁来命名。1962年，山西右玉大川村出土了一件雕刻有飞禽走兽等动物的汉代铜樽，器口与盖下子口沿阴刻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这才从中得知原来樽是古代的盛酒器，通俗点说就是超大号豪华分酒器，还有温酒的功能，樽的名称也得以明确。
“樽是青铜器中的重要器物之一，为古代王公贵族所拥有，展现的是至尊气象，是主人尊贵地位的象征。”李远介绍说，当时，上流社会常将樽置于席、案，饮宴时，先将贮藏在瓮、壶中的酒倒在樽里，再用勺酌入耳杯，然后奉客。考古中，两汉墓出土的还有彩绘陶樽、鎏金铜樽、玉酒樽、绿釉酒樽、漆木器酒樽等。“从鎏金熊足铜樽的外观来看，它的主人地位应该很尊贵”。
重工刻画祥瑞图
反映汉代思想特征
记者仔细观察，发现这件酒樽上有两个羽人、三只仙鹿、一条应龙、二十只朱雀、飞雁等禽鸟，在一个一切器具都需要手工打磨精雕细琢的年代，为何会如此重工地将这些复杂图案雕刻在一个盛酒器上呢？
李远介绍说，南阳，古称“宛”，是光武帝刘秀的发迹之地，被誉为“南都”“帝乡”。两汉社会，神仙思想弥漫，企盼长生不老是人们普遍的愿望。地位越尊崇、生活越优越，期盼就越强烈。体现升仙祥瑞观念的各种造型形象充满了生活环境，飞虎羽人、神兽瑞鸟等纹饰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艺术表现题材。这件酒樽以鎏金工艺刻画出绚丽多彩的纹饰图案，生动地反映出汉代长生不死、羽化升仙等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资料。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方士李少君曾对汉武帝说：“祠灶则致物，致物则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则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可见，汉代统治者在使用珍奇铜器上，常施以鎏金工艺，不仅是为了奢侈生活的需要，更是为了延年益寿、封禅成仙。
致敬刘玉奇先生
铜樽因他幸免于难
如今，东汉鎏金熊足铜樽被安放在博物馆里，每天迎接着一批又一批的游客。谁能想到它的背后，还有一段惊险刺激的故事。
在1933年4月，东汉鎏金熊足铜樽出土于原南阳县石桥镇南门外东汉墓，后被南阳民众教育馆征得。
1945年春，侵华日军开辟豫西南、鄂西北战场，南阳城内百姓四处逃亡，南阳民众教育馆的刘玉奇先生为保护这件文物重器，独自携此器流亡各地。路上遇到日军飞机轰炸，他就将此器压入身子底下保护。后来他逃到南召县南河店镇，将此器埋入一农户家的院子里，直到抗战胜利，才安全带回南阳。
新中国成立后，此器由南阳民众教育馆移交至南阳市文化馆。1959年10月1日，南阳历史博物馆成立，此器又被移交给南阳历史博物馆，1965年，南阳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南阳市博物馆”，此器一直保存至今，成为市博物馆为数不多的汉代文物重器之一。
“今天，当我们驻足、欣赏这件东汉鎏金熊足铜樽时，应该记住刘玉奇先生的名字，并深深致敬。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才让这件国宝级的珍贵文物，历经坎坷，幸免于难，平安回家。”李远说。（记者 王延娟 文/图）#带你看南阳##喜迎二十大豫讲豫精彩##你好,明天#
铜樽造型华丽
南阳市仅此一件
“汉代人好酒，在历史上留下许多逸闻趣事，比如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曾因醉卧途中，被人称为‘醉龙’，而这件樽的主人对于喝酒一事更是仪式感满满，你从它身上就能看出来。”同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远一起，信步在博物馆，边看边听，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三楼的两汉展厅。
顺着李远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在展厅的角落里，一个圆筒状的铜樽正静静摆放在那里。如果不是他介绍，记者绝对想不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铜樽，原来是市博物馆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东汉鎏金熊足铜樽。
东汉鎏金熊足铜樽口径有20厘米，盖径19.2厘米，盖高4.5厘米，通高19.5厘米，樽体呈圆筒状，直腹、平底、下附三个熊足，呈蹲坐之态，憨态可掬；器身通体鎏金，饰三组旋纹，旋纹间饰两周鎏金花纹带，以自然的白铜为衬地；鎏金图案为繁密而流畅的金色流云纹，珍禽瑞兽出没云气间，形象可辨者有羽人、仙鹿、朱雀、应龙、飞雁、展翅独角兽等；两侧饰有对称铺首衔环耳，器内壁涂一层朱漆，以美化器物；盖隆起，顶部有一环状窄凸棱，环内正中有一小孔，盖中部饰等距离的三个小圆孔；器物因部位不同，分别施以鎏金、刻画、焊接等工艺，纹饰流畅，雕刻精细，豪华高贵。
“南阳市博物馆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共22件，东汉鎏金熊足铜樽就是其中之一，像它这种工艺如此精细、图案题材如此丰富的铜樽，在全国都是屈指可数的，目前我市仅此一件。从它身上，可以看出汉代时期青铜器的制作技艺已经很精湛了，它的发现，对我们研究汉代青铜礼器、酒器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见证。”李远说。
豪华版“分酒器”
象征主人尊贵地位
铜樽在我国其实时有发现，最早见于战国，盛行于汉晋。由于外形酷似奁（中国古代女子存放梳妆用品的镜箱），自宋代以来都以奁来命名。1962年，山西右玉大川村出土了一件雕刻有飞禽走兽等动物的汉代铜樽，器口与盖下子口沿阴刻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这才从中得知原来樽是古代的盛酒器，通俗点说就是超大号豪华分酒器，还有温酒的功能，樽的名称也得以明确。
“樽是青铜器中的重要器物之一，为古代王公贵族所拥有，展现的是至尊气象，是主人尊贵地位的象征。”李远介绍说，当时，上流社会常将樽置于席、案，饮宴时，先将贮藏在瓮、壶中的酒倒在樽里，再用勺酌入耳杯，然后奉客。考古中，两汉墓出土的还有彩绘陶樽、鎏金铜樽、玉酒樽、绿釉酒樽、漆木器酒樽等。“从鎏金熊足铜樽的外观来看，它的主人地位应该很尊贵”。
重工刻画祥瑞图
反映汉代思想特征
记者仔细观察，发现这件酒樽上有两个羽人、三只仙鹿、一条应龙、二十只朱雀、飞雁等禽鸟，在一个一切器具都需要手工打磨精雕细琢的年代，为何会如此重工地将这些复杂图案雕刻在一个盛酒器上呢？
李远介绍说，南阳，古称“宛”，是光武帝刘秀的发迹之地，被誉为“南都”“帝乡”。两汉社会，神仙思想弥漫，企盼长生不老是人们普遍的愿望。地位越尊崇、生活越优越，期盼就越强烈。体现升仙祥瑞观念的各种造型形象充满了生活环境，飞虎羽人、神兽瑞鸟等纹饰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艺术表现题材。这件酒樽以鎏金工艺刻画出绚丽多彩的纹饰图案，生动地反映出汉代长生不死、羽化升仙等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资料。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方士李少君曾对汉武帝说：“祠灶则致物，致物则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则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可见，汉代统治者在使用珍奇铜器上，常施以鎏金工艺，不仅是为了奢侈生活的需要，更是为了延年益寿、封禅成仙。
致敬刘玉奇先生
铜樽因他幸免于难
如今，东汉鎏金熊足铜樽被安放在博物馆里，每天迎接着一批又一批的游客。谁能想到它的背后，还有一段惊险刺激的故事。
在1933年4月，东汉鎏金熊足铜樽出土于原南阳县石桥镇南门外东汉墓，后被南阳民众教育馆征得。
1945年春，侵华日军开辟豫西南、鄂西北战场，南阳城内百姓四处逃亡，南阳民众教育馆的刘玉奇先生为保护这件文物重器，独自携此器流亡各地。路上遇到日军飞机轰炸，他就将此器压入身子底下保护。后来他逃到南召县南河店镇，将此器埋入一农户家的院子里，直到抗战胜利，才安全带回南阳。
新中国成立后，此器由南阳民众教育馆移交至南阳市文化馆。1959年10月1日，南阳历史博物馆成立，此器又被移交给南阳历史博物馆，1965年，南阳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南阳市博物馆”，此器一直保存至今，成为市博物馆为数不多的汉代文物重器之一。
“今天，当我们驻足、欣赏这件东汉鎏金熊足铜樽时，应该记住刘玉奇先生的名字，并深深致敬。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才让这件国宝级的珍贵文物，历经坎坷，幸免于难，平安回家。”李远说。（记者 王延娟 文/图）#带你看南阳##喜迎二十大豫讲豫精彩##你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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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财经大学是财政部、教育部、山东省共建高校，坐落于享有泉城美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济南，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办学规模较大、办学特色鲜明，以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为主，兼有文、法、理、工、教育、艺术八大学科门类，在国内外具有较高声誉和知名度的财经类大学。 #成考#
山东财经大学是财政部、教育部、山东省共建高校，坐落于享有泉城美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济南，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办学规模较大、办学特色鲜明，以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为主，兼有文、法、理、工、教育、艺术八大学科门类，在国内外具有较高声誉和知名度的财经类大学。 #成考#
解码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优秀“基因”
作者：王渝生（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来源：科技日报
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没有科学精神，没有科学文化，此言偏颇矣。
中国古代产生的农、医、天、算四大科学体系和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发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兼收并蓄”“四海一家”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哲理性、实践性、交融性、开放性。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哲理性，以“天人合一”“格物致知”为纲领。
中国的“天”，不是西方的“神”“上帝”“造物主”，而是自然界、客观规律。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冬至、夏至）可坐而致也”。自然界的天地和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都是可以探讨和认识的客观存在。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曾子《大学》有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知识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格物致知”为知之始，“诚意正心”为行之始，是为本。知行观外推于家国和社会，是为末。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经世致用”的实践性，是以兼顾满足国家政治需要和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需要为特征的。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农业的社会地位在“士农工商”中，仅次于官宦，排在第二位。因此，“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医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与儒学的仁义道德一致，称为“仁术”；儒家还认为医家治病的道理与治国理政的道理相一致。韩愈《杂说》、顾炎武《日知录》都以医学之事比附天下政事。医学为儒家所看重，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历代知识分子很多兼通医术，致使中医药学望、闻、问、切“四诊”，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等，成为中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座宝库。
至于天文算学，因“历法乃国家要务，关系匪轻”（康熙皇帝语），被视为历代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天”的标志；而且“观象授时”可以指导农业生产，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中国历代天象记录之丰富为世界之冠，历法也臻备精确。
《汉书·律历志》记载，数学“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颐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传统数学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以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分类，列举了246个数学应用问题求解，很有实用价值。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交融性，是讲数理化天地生的和合，是讲科技、理工、文理的交融。中国古代的格致学、博物学、物理学、天文历法算术，都是综合性的科学，不像西方是分科、分离的学问。
西方近现代甚至当代科学家都推崇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交融、综合和整体性。如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合，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些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都更符合中国的科学思想。”创建协同学的哈肯也指出：“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西方文化中未获得足够的考虑。”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中外科技内容和科学文化的交流上。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在中世纪通过阿拉伯西传欧洲，对近代文艺复兴、科技革命产生过深刻影响。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中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英国另外一位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则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已经可以看出，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变为近代机械的、物理的、科学的过程中，中国的贡献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在获悉易图八卦后，惊讶地发现同他1678年发明的二进制理无二致，因此热情地赞美中国传统数学思想方法。
进化论的创立者、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大量引用了他称之为“中国百科全书”中的关于遗传变异的记载佐证他的进化论思想，据查这些均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明末李时珍《本草纲目》、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内容。
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中国传统数学，不发展演绎几何学，但充分发展程序性算法，寓证于算，不证自明，当今电子计算机算法原理与之若合符节，数学家吴文俊又据此开创了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法，从此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而又普行于世界的机械化数学在东方崛起。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优秀基因，在历史上和当今时代都发挥了独特作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文献中有大量类型多、系列长、连续性好、地域覆盖广阔、综合性强的自然现象记录，这是中国古人几千年来留下的一个自然史信息宝库，它已经在射电天文学、地震震中分布图和烈度区划图、5000年气候史重建、500年旱涝史重建及其隐含周期的发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据我国古代经史子集文献中丰富的气象、气候、物候、地理等资料，中国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于1961年和1972年先后发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中国近五百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证明了20世纪气候逐步变暖的事实，并预言了21世纪气候变化的趋势。
我们在充分估计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方法和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同时，也要防止对其作牵强附会的解释、片面夸大其影响和作用，从而导致一些不科学的认识。今天，我们讨论科学文化，当然必须吸收从古希腊罗马到近现代欧美科学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但也切不可割断历史，忘记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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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渝生（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来源：科技日报
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没有科学精神，没有科学文化，此言偏颇矣。
中国古代产生的农、医、天、算四大科学体系和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发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兼收并蓄”“四海一家”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哲理性、实践性、交融性、开放性。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哲理性，以“天人合一”“格物致知”为纲领。
中国的“天”，不是西方的“神”“上帝”“造物主”，而是自然界、客观规律。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冬至、夏至）可坐而致也”。自然界的天地和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都是可以探讨和认识的客观存在。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曾子《大学》有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知识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格物致知”为知之始，“诚意正心”为行之始，是为本。知行观外推于家国和社会，是为末。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经世致用”的实践性，是以兼顾满足国家政治需要和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需要为特征的。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农业的社会地位在“士农工商”中，仅次于官宦，排在第二位。因此，“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医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与儒学的仁义道德一致，称为“仁术”；儒家还认为医家治病的道理与治国理政的道理相一致。韩愈《杂说》、顾炎武《日知录》都以医学之事比附天下政事。医学为儒家所看重，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历代知识分子很多兼通医术，致使中医药学望、闻、问、切“四诊”，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等，成为中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座宝库。
至于天文算学，因“历法乃国家要务，关系匪轻”（康熙皇帝语），被视为历代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天”的标志；而且“观象授时”可以指导农业生产，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中国历代天象记录之丰富为世界之冠，历法也臻备精确。
《汉书·律历志》记载，数学“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颐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传统数学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以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分类，列举了246个数学应用问题求解，很有实用价值。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交融性，是讲数理化天地生的和合，是讲科技、理工、文理的交融。中国古代的格致学、博物学、物理学、天文历法算术，都是综合性的科学，不像西方是分科、分离的学问。
西方近现代甚至当代科学家都推崇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交融、综合和整体性。如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合，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些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都更符合中国的科学思想。”创建协同学的哈肯也指出：“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西方文化中未获得足够的考虑。”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中外科技内容和科学文化的交流上。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在中世纪通过阿拉伯西传欧洲，对近代文艺复兴、科技革命产生过深刻影响。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中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英国另外一位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则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已经可以看出，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变为近代机械的、物理的、科学的过程中，中国的贡献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在获悉易图八卦后，惊讶地发现同他1678年发明的二进制理无二致，因此热情地赞美中国传统数学思想方法。
进化论的创立者、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大量引用了他称之为“中国百科全书”中的关于遗传变异的记载佐证他的进化论思想，据查这些均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明末李时珍《本草纲目》、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内容。
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中国传统数学，不发展演绎几何学，但充分发展程序性算法，寓证于算，不证自明，当今电子计算机算法原理与之若合符节，数学家吴文俊又据此开创了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法，从此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而又普行于世界的机械化数学在东方崛起。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优秀基因，在历史上和当今时代都发挥了独特作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文献中有大量类型多、系列长、连续性好、地域覆盖广阔、综合性强的自然现象记录，这是中国古人几千年来留下的一个自然史信息宝库，它已经在射电天文学、地震震中分布图和烈度区划图、5000年气候史重建、500年旱涝史重建及其隐含周期的发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据我国古代经史子集文献中丰富的气象、气候、物候、地理等资料，中国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于1961年和1972年先后发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中国近五百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证明了20世纪气候逐步变暖的事实，并预言了21世纪气候变化的趋势。
我们在充分估计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方法和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同时，也要防止对其作牵强附会的解释、片面夸大其影响和作用，从而导致一些不科学的认识。今天，我们讨论科学文化，当然必须吸收从古希腊罗马到近现代欧美科学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但也切不可割断历史，忘记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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