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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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推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要素汇聚筑起种业创新高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编者按
为加快现代种业振兴，探索用园区化理念促进现代种业发展，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从2019年以来将现代种业列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重点支持范围。河南新乡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立足种业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政策扶持和体制机制创新打造种业“航母”，形成相关生产要素汇聚的持续引力和种业科研攻关的强大合力。
巍巍太行八百里，滔滔黄河润平川。
地处黄河流域下游的河南省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有肥沃的土壤和充沛的灌溉用水，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试验区，素有“平原水乡，中原粮仓”的美誉。
今年，平原示范区立足种业这一特色优势产业，以生物育种为方向，以确保种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为目标，与中原农谷核心区一体推进，开始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出台多项措施加大引企、引资、引才、引智、引研力度，推动要素集聚和生物种业创新能力提升，着力打造集种业双创孵化区、种业繁育试验区、国际种业展示交易区、繁育推广区、种业生产加工区等板块于一体，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的种业“试验田”和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种业“航母”，完善种业产业链条，提升供种保障能力。
随着种业发展功能配套逐步完善，产学研推要素日益汇集，育种试验有序开展，一个充满生机的生物种业创新高地正在形成。
聚——
贯通上中下游 打造产业集群
对产业园企业科研成果中试、孵化、展示用地需求优先予以保障；将在建的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开辟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强化全过程服务；对落户园区的种业企业，年营业额达到3亿元以上，认定为总部型企业的，享受一次性落户补贴……
创建以来，为了吸引相关科研机构、企业、人才等要素流入，产业园密集出台创新奖励、科研扶持、土地保障、税费减免、贷款贴息、展销补助、人才安居等7大专项扶持政策。
在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中国农科院、河南省农科院、河南农业大学等十余家科研院校，以及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河南秋乐种业、河南牧原集团等多家企业项目已落地园区。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新友、中国工程院院士许为钢、河南科技学院教授茹振钢等相关专家相继入驻。
目前，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项目建设顺利推进，4150亩试验基地已投入使用，350亩科研设施区一期工程计划明年5月投入使用。先正达、先锋种业等企业相关项目正加速建设。
“在要素汇聚的基础上，我们正依托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平台，引导企业与科研单位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型科企合作机制。”示范区现代农业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李生说，合作具体包括股份合作、研发合作、项目合作、转让合作等多种形式。无论科研单位以成果和资源入股企业，还是企业和科研单位就一个科研项目而开展合作，或科研单位和企业达成成果转让协议合同，都有助于推动建立激励相容、高效联动的协同机制。
据产业园管委会办公室负责人董珊珊介绍，为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建设，产业园还通过多项措施强化金融服务支撑，鼓励风险投资、私募基金等与生物育种中心孵化平台合作，培育孵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同时每年投入2000万元设立种业发展引导基金，重点支持园区建设、技术创新、体制机制模式创新、企业孵化、产业培育、双创宣介等，以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功能作用，助推重点项目再扩大投资，更好发挥园区示范作用，带动全区现代农业提升。
研——
强化科技攻关 保障良种供应
今年，有一个大豆品种顽强地扛过了河南强降雨导致的长时间水淹，并收获高产，赢得“豆坚强”的美称。这个“豆坚强”，就是大豆专家卢为国研究员带领河南省农科院大豆育种团队培育的大豆新品种“郑1307”。
10月，在现代农业产业园河南省农科院试验基地，八位来自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的大豆专家，对“郑1307”高产示范田进行了现场实打实收，现场测产结果显示亩产328.3公斤。这一产量创造了河南省选育大豆品种单产的最高纪录。
这一试验基地，也是产业园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边建设边运行的一部分。
据介绍，早在产业园创建之前就立项的生物育种中心，在河南省农科院试验基地的基础上，建设过程中已经同时展开育种研发。“除小麦、玉米、花生、大豆等品种的培育试验，蔬菜育种团队也在组建中。我们的目标是要立足河南，面向黄淮海地区，甚至向全国更广地区提供优质种子。”卢为国说。
资料显示，近年来平原示范区32家研发育种机构，培育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开发权的农作物品种50多个。其中获得今年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小麦新品种“郑麦379”，实现了优质、高产和抗逆性的协同改良，并通过创新配套生产技术和产业化应用模式实现了大面积产业化应用。
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种子资源库建设、试验基地规模扩大、育种科研硬件设施完善、重大专项支持等，正随着产业园的创建同步推进。“我们将充分利用我国农业领域首个产业创新中心的先发优势，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战略机遇，加快推进重大品种、关键技术和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基因编辑、大数据等技术研发应用，探索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基础公益研究为支撑的产学研用融合的种业创新体系，引领我国生物育种产业化。”李生说。
在园区建设推动下，小麦、玉米主产区优势正在进一步强化，向着统筹推进我国补齐玉米种业短板和锻造小麦种业长板，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种业产业链供应链的方向笃定前行。
推——
先导示范带动 品种结构优化
河南秋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在产业园有多个育种试验基地。在园区展示推广的示范作用下，公司近年研发的丰产性、抗病性优良的小麦品种“秋乐168”和“秋乐2122”已在黄淮海地区推广至年种植四五十万亩，玉米品种“秋乐618”累计推广种植二三百万亩。
“今年我们已经种下了1000多份小麦育种材料，产业园建设的集聚效应为我们育种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通过技术交流和试验示范也有利于更好地促进成果转化。”公司总经理助理信宏峰说。
据了解，平原示范区种子加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拥有河南金娃娃现代化小麦种子加工中心、河南农科米业有限公司等多家种子加工中心，年加工各类农作物种子2000万公斤以上，近年来“郑麦9023”“豫麦13”“郑麦7698”等小麦品种和玉米优势品种，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达15亿亩，有力支撑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农作物品种本身表现优良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推广，提高品种的影响力，把好品种转变成好效益。”卢为国说，“如果只有100斤，再好的品种也不可能实现大面积推广，而产业园建设通过科企合作可以大规模推动原原种繁殖，客观上促进制种能力提升。”
据了解，按照“集中布局、配套完善、统一标准”的要求，产业园正在整合资金，结合高标准农田等建设项目，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加大技术集成应用，推动基地管理智能化、生产监测实时化、预警发布精准化、质量追溯信息化的高标准繁种基地建设。同时，园区通过新品种展示示范、种业发展研讨会、种子销售物流模式创新等途径对品种进行推广。
董珊珊介绍说，产业园还将发挥种业产业基础优势，高标准建设集品种地展、产权交易、销售物流为一体的展示交易区，着力优化试验示范布局。
“通过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中原农谷核心区创建，我们要以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目标，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平台，集成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促进创新成果高效转化。”李生说。
打造集育种、中试、繁种、加工、推广于一体的种业主导产业，引领带动黄淮海区域农业品种结构优化，提升黄淮海区域乃至全国农业良种化水平，已然成为平原示范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迈出的坚实步伐。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编者按
为加快现代种业振兴，探索用园区化理念促进现代种业发展，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从2019年以来将现代种业列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重点支持范围。河南新乡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立足种业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政策扶持和体制机制创新打造种业“航母”，形成相关生产要素汇聚的持续引力和种业科研攻关的强大合力。
巍巍太行八百里，滔滔黄河润平川。
地处黄河流域下游的河南省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有肥沃的土壤和充沛的灌溉用水，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试验区，素有“平原水乡，中原粮仓”的美誉。
今年，平原示范区立足种业这一特色优势产业，以生物育种为方向，以确保种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为目标，与中原农谷核心区一体推进，开始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出台多项措施加大引企、引资、引才、引智、引研力度，推动要素集聚和生物种业创新能力提升，着力打造集种业双创孵化区、种业繁育试验区、国际种业展示交易区、繁育推广区、种业生产加工区等板块于一体，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的种业“试验田”和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种业“航母”，完善种业产业链条，提升供种保障能力。
随着种业发展功能配套逐步完善，产学研推要素日益汇集，育种试验有序开展，一个充满生机的生物种业创新高地正在形成。
聚——
贯通上中下游 打造产业集群
对产业园企业科研成果中试、孵化、展示用地需求优先予以保障；将在建的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开辟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强化全过程服务；对落户园区的种业企业，年营业额达到3亿元以上，认定为总部型企业的，享受一次性落户补贴……
创建以来，为了吸引相关科研机构、企业、人才等要素流入，产业园密集出台创新奖励、科研扶持、土地保障、税费减免、贷款贴息、展销补助、人才安居等7大专项扶持政策。
在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中国农科院、河南省农科院、河南农业大学等十余家科研院校，以及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河南秋乐种业、河南牧原集团等多家企业项目已落地园区。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新友、中国工程院院士许为钢、河南科技学院教授茹振钢等相关专家相继入驻。
目前，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项目建设顺利推进，4150亩试验基地已投入使用，350亩科研设施区一期工程计划明年5月投入使用。先正达、先锋种业等企业相关项目正加速建设。
“在要素汇聚的基础上，我们正依托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平台，引导企业与科研单位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型科企合作机制。”示范区现代农业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李生说，合作具体包括股份合作、研发合作、项目合作、转让合作等多种形式。无论科研单位以成果和资源入股企业，还是企业和科研单位就一个科研项目而开展合作，或科研单位和企业达成成果转让协议合同，都有助于推动建立激励相容、高效联动的协同机制。
据产业园管委会办公室负责人董珊珊介绍，为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建设，产业园还通过多项措施强化金融服务支撑，鼓励风险投资、私募基金等与生物育种中心孵化平台合作，培育孵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同时每年投入2000万元设立种业发展引导基金，重点支持园区建设、技术创新、体制机制模式创新、企业孵化、产业培育、双创宣介等，以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功能作用，助推重点项目再扩大投资，更好发挥园区示范作用，带动全区现代农业提升。
研——
强化科技攻关 保障良种供应
今年，有一个大豆品种顽强地扛过了河南强降雨导致的长时间水淹，并收获高产，赢得“豆坚强”的美称。这个“豆坚强”，就是大豆专家卢为国研究员带领河南省农科院大豆育种团队培育的大豆新品种“郑1307”。
10月，在现代农业产业园河南省农科院试验基地，八位来自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的大豆专家，对“郑1307”高产示范田进行了现场实打实收，现场测产结果显示亩产328.3公斤。这一产量创造了河南省选育大豆品种单产的最高纪录。
这一试验基地，也是产业园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边建设边运行的一部分。
据介绍，早在产业园创建之前就立项的生物育种中心，在河南省农科院试验基地的基础上，建设过程中已经同时展开育种研发。“除小麦、玉米、花生、大豆等品种的培育试验，蔬菜育种团队也在组建中。我们的目标是要立足河南，面向黄淮海地区，甚至向全国更广地区提供优质种子。”卢为国说。
资料显示，近年来平原示范区32家研发育种机构，培育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开发权的农作物品种50多个。其中获得今年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小麦新品种“郑麦379”，实现了优质、高产和抗逆性的协同改良，并通过创新配套生产技术和产业化应用模式实现了大面积产业化应用。
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种子资源库建设、试验基地规模扩大、育种科研硬件设施完善、重大专项支持等，正随着产业园的创建同步推进。“我们将充分利用我国农业领域首个产业创新中心的先发优势，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战略机遇，加快推进重大品种、关键技术和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基因编辑、大数据等技术研发应用，探索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基础公益研究为支撑的产学研用融合的种业创新体系，引领我国生物育种产业化。”李生说。
在园区建设推动下，小麦、玉米主产区优势正在进一步强化，向着统筹推进我国补齐玉米种业短板和锻造小麦种业长板，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种业产业链供应链的方向笃定前行。
推——
先导示范带动 品种结构优化
河南秋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在产业园有多个育种试验基地。在园区展示推广的示范作用下，公司近年研发的丰产性、抗病性优良的小麦品种“秋乐168”和“秋乐2122”已在黄淮海地区推广至年种植四五十万亩，玉米品种“秋乐618”累计推广种植二三百万亩。
“今年我们已经种下了1000多份小麦育种材料，产业园建设的集聚效应为我们育种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通过技术交流和试验示范也有利于更好地促进成果转化。”公司总经理助理信宏峰说。
据了解，平原示范区种子加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拥有河南金娃娃现代化小麦种子加工中心、河南农科米业有限公司等多家种子加工中心，年加工各类农作物种子2000万公斤以上，近年来“郑麦9023”“豫麦13”“郑麦7698”等小麦品种和玉米优势品种，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达15亿亩，有力支撑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农作物品种本身表现优良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推广，提高品种的影响力，把好品种转变成好效益。”卢为国说，“如果只有100斤，再好的品种也不可能实现大面积推广，而产业园建设通过科企合作可以大规模推动原原种繁殖，客观上促进制种能力提升。”
据了解，按照“集中布局、配套完善、统一标准”的要求，产业园正在整合资金，结合高标准农田等建设项目，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加大技术集成应用，推动基地管理智能化、生产监测实时化、预警发布精准化、质量追溯信息化的高标准繁种基地建设。同时，园区通过新品种展示示范、种业发展研讨会、种子销售物流模式创新等途径对品种进行推广。
董珊珊介绍说，产业园还将发挥种业产业基础优势，高标准建设集品种地展、产权交易、销售物流为一体的展示交易区，着力优化试验示范布局。
“通过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中原农谷核心区创建，我们要以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目标，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平台，集成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促进创新成果高效转化。”李生说。
打造集育种、中试、繁种、加工、推广于一体的种业主导产业，引领带动黄淮海区域农业品种结构优化，提升黄淮海区域乃至全国农业良种化水平，已然成为平原示范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迈出的坚实步伐。
丈夫被刑事立案并被羁押将近一年了，河南郑州的张雪蓁和郭红雨一直坚定的认为，他们的丈夫都是冤枉的。而两个男人之所以摊上官司身陷囹圄，与几年前的公司股权转让后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纠葛案件有关。
双赢的合作最终却对簿公堂
张雪蓁的丈夫叫钟盛，郭红雨的丈夫叫宋颖标，早在2016年以前，二人曾是河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生公司)的股东，两人各持公司50%股份，而当时的同生公司经营状况优秀，前途无限，也正因为这，被多家公司看中，相关的合作收购意向一直在洽谈。而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钟、宋二人也在一定前提下为公司和个人的前途谋划着。
“说是经济纠纷，其实事实很清楚，法院也已经最终认定并判决了。”张雪蓁说，当时向同生公司伸出橄榄枝的还有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水源公司)，“作为民营环保企业，同生当时的业务几乎做到了极致，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而当时的清水源也有业绩的需求，所以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张雪蓁说，2016年4月，钟、宋二人同清水源公司签订了《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钟盛、宋颖标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及《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钟盛、宋颖标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就清水源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钟盛和宋颖标持有的同生公司100%股权事宜进行了约定。“当时是把同生公司估价4.9亿，其中30%是清水源以现金形式支付，剩下的70%用清水源公司的股票代替，但分批对这些股票的解禁时间进行了具体的安排。”张雪蓁说，如此一来，钟、宋二人成了清水源公司的股东，两人加起来的股份成为清水源仅次于实际控制人王志清的第二大股东。随后，为了保障钟、宋利益，钟盛和宋颖标与王志清之间又签了一份《价值保障协议》，该协议承诺，当钟盛和宋颖标认购股份解除限售时，二人所持清水源股票市场价格按照不低于本次股份认购价格年化10%的收益予以保障，即保障价格本次股份认购价格×(1+10%×锁定年限)。2016年7月19日，钟、宋二人将其持有的同生公司100%股份按约定转让给清水源公司，履行了合同约定。
用张雪蓁的话讲，但接下来的合同履行就开始出现问题。2017年8月，钟盛按协议认购的清水源公司700万股股票中的30%，也就是210万股依约解除限售，但当时清水源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低于保障价格，按照保价协议约定，清水源公司应按约定支付钟盛补偿款1470万元；2018年8月，钟某持有的第二个210万股股票解除限售时，清水源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依然低于保障价格，王志清按约定应支付钟盛补偿款2803.5万元，然而，王志清却并未按约定向钟某支付。为了挽回损失，钟盛将王志清告到清水源公司所在地的河南省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对方依约偿还其补偿款及利息共计4600多万元的损失。
谁是孰非双方各执一词
然而在不久后，郑州警方即展开了对钟盛、宋颖标涉嫌刑事犯罪的立案调查。
王志清辩称，钟盛的诉讼是基于清水源公司与钟盛、宋颖标签订的《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及钟盛、王志清签订的《价值保障协议》产生的，现在由于钟盛及宋颖标涉及刑事犯罪，已经被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立案侦查，在庭审前，其已向法庭出示了2019年8月12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郑公郑东(经)立字(2019)11769号立案决定书，在该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发现在资产收购过程中，存在违法犯罪行为，该刑事案件的查处结果影响到《购买资产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效力，因此其庭前已经向法庭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恳请合议庭能够采纳申请。而关于《价值保障协议》，王志清称从未签署过该协议，为此还在庭前向法庭提交了关于对《价值保障协议》中王志清签字的真实性鉴定的中请。王志清称，即使三份协议均真实存在，合法有效，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已经立案的职务侵占犯罪行为或许直接影响了同生公司实现的利润，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钟盛及宋颖标对收购后是有盈利承诺的，收购后利润的数量将直接影响钟盛应当持有的股票数量，现在在该案职务侵占犯罪侦查过程中，发现利润存在问题。钟盛所应当持有的股票数量在钟盛、宋颖标盈利预测期间，利润不确定的情况下，股票数量仍处于不确定状态，该股票数量的确定也应等到刑事案件侦查结束后再确定。再者，假如钟盛、王志清确实签订了《价值保障协议》，该《价值保障协议》要求王志清对股票价格进行保障，这也不符合证券法以及证券行业的相关规定，王志清认为自己是没有能力也不应当对股票的价格进行保障的。
宋颖标的股票依约未到解除限售时间，但作为第三人参与了该诉讼。判决书中，他陈述称，《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是钟盛、宋颖标与清水源公司之间的协议,《价值保障协议》是王志清与钟盛、宋颖标签订的，属于个人之间的协议。他与钟盛两人在三年承诺期内已实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承诺的利润，每年按照协议约定由清水源公司委派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公告，均达到双方合同约定，并超额完成，清水源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与深交所备案，所以王志清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宋颖标认为，王志清提出的资产购买期间有违法行为不存在。因为在资产购买期间，所有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财务顾问均由清水源公司委派，对同生公司进行审计、评估，经清水源公司确认上交证监会，最后经证监会审核通过，所以王志清提出的理由不能成立。
保价协议成关键，笔迹鉴定报告确认被告曾签署该协议
尽管清水源实际控制人王志清作为被告提出了多条申辩事由，但案件的关键点似乎最终落在了《价值保障协议》的签订与否。王志清称其本人从未签署过《价值保障协议》，2016年4月6日，王志清提出申请对《价值保障协议》中自己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法院判决显示，法院准许王志清的鉴定申请，委托上海润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对2016年4月6日的《价值保障协议》第3页中“王志清”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所进行鉴定。后上海润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作出沪润司鉴[2019]技鉴字第3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检材《价值保障协议》第3页落款“甲方”处的“王志清”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另济源市中院查明，2019年8月12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曾对郑州市郑东新区郑东分局河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被职务侵占案立案侦查，但之后该案于2020年4月20日被公安机关以无犯罪事实撤案。2020年3月20日济源市公安局对宋颖标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一案立案调查。
法院认为，王志清所述的同生公司被职务侵占一案，现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以没有犯罪事实，撤销该案，王志清以该案正在立案侦查为由要求中止本案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济源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宋某标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一案，根据法律相关规定，该刑事案件与本案的处理结果缺乏关联性，本案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中止的情形王志清申请中止审理本案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原告一审胜诉，被告被判赔上诉遭高院驳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关于本案，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王志清和钟盛、宋颖标签订的《价值保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对该协议予以认定。该《价值保障协议》第二条约定“1、王志清承诺：当钟盛、宋颖标本次认购股份解除限售时，清水源股票市场价格按照不低于本次股份认购价格年化10%的收益予以保障，即保障价格=本次股份认购价格×(1+10%×锁定年限)。如清水源股票市场价格低于所保障价格时，王志清对差额进行补足，具体金额为：(结算价格-保障价格)×本期解股份数量。”钟盛起诉的清水源公司420万股股票解除限售时，股票市场价格均低于价值保障协议所约定的保障价格，现钟盛要求王志清对该420万股股票差额进行补足,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钟盛向法庭提供的补偿款计算方法符合双方协议约定，所以王志清应支付钟盛补偿款4109.7万元。因王志清未按协议约定对差额部分进行补足，构成违约，故钟盛要求王志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其损失并无不当。
2020年8月31日，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判王志清支付钟盛补偿款4109.7万元及利息（其中1495.2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7年9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2614.5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4109.7万元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对于此判决，王志清不服并提出上诉。2021年5月1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王志清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
民事程序“尘埃暂定”，刑事案件有待审判
至此，仿佛这起曾被媒体多次报道的清水源公司、同生公司纠纷案件尘埃落定，然而对于双方来讲，纠葛却远没有结束。
根据济源市公安局向张雪蓁和郭红雨出具的司法文件显示，钟盛于2021年1月19日晚被该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刑事拘留，并羁押在济源看守所。宋颖标则于2020年12月9日晚因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被济源警方刑事拘留，同样羁押在济源市看守所，2021年1月15日下午，经济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济源市公安局对宋颖标实施逮捕，案由是其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合同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而钟盛也已被逮捕。“之前郑州公安就调查过，最后结论是没有犯罪事实，但有人不希望民事案件程序顺利走下去，又在济源立了案，而且是检察院监督立案。”张雪蓁和郭红雨来认为，自己丈夫的刑事犯罪是不存在的，因此，即便现在被羁押、被逮捕，但她们也一直在不断的申诉，“我们相信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正。”
钟盛和宋颖标当时与清水源所签署的协议中约定，清水源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同生环境，对钟盛、宋颖标获得的清水源股票有解禁时间安排，钟盛分三次解禁，宋颖标一次性解禁，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8月7日、2018年9月5日钟盛各解禁210万股，此后再无两人股票解禁记录。此前的媒体报道中，钟盛、宋颖标曾公开表示，同生公司超额完成业绩，公司应该无条件解禁，但他们多次提出解禁申请并递交相应手续，但清水源迟迟未予办理。而基于此，钟、宋二人曾有多份诉讼指向王志清，然而，由于钟盛的部分股票和宋颖标的全部股票没有解禁，无法计算赔偿金额，故此其中两份诉讼中虽然都认定保价协议有效，却没有支持他们的赔偿诉求。
而王志清则曾表示，由于2019年7月，清水源公司收购同生公司后，在资金、业务、管理等各方面为同生环境都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去接管同生进行董事会换届后，交接过程发现公章、财务相关资料没有移交，且一直联系钟盛、宋颖标二人，希望能协商解决，但一直未能实现。至于案件情况，王志清曾称以公开信息为准，时间会给出答案。
华商报记者 杨德合
双赢的合作最终却对簿公堂
张雪蓁的丈夫叫钟盛，郭红雨的丈夫叫宋颖标，早在2016年以前，二人曾是河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生公司)的股东，两人各持公司50%股份，而当时的同生公司经营状况优秀，前途无限，也正因为这，被多家公司看中，相关的合作收购意向一直在洽谈。而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钟、宋二人也在一定前提下为公司和个人的前途谋划着。
“说是经济纠纷，其实事实很清楚，法院也已经最终认定并判决了。”张雪蓁说，当时向同生公司伸出橄榄枝的还有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水源公司)，“作为民营环保企业，同生当时的业务几乎做到了极致，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而当时的清水源也有业绩的需求，所以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张雪蓁说，2016年4月，钟、宋二人同清水源公司签订了《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钟盛、宋颖标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及《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钟盛、宋颖标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就清水源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钟盛和宋颖标持有的同生公司100%股权事宜进行了约定。“当时是把同生公司估价4.9亿，其中30%是清水源以现金形式支付，剩下的70%用清水源公司的股票代替，但分批对这些股票的解禁时间进行了具体的安排。”张雪蓁说，如此一来，钟、宋二人成了清水源公司的股东，两人加起来的股份成为清水源仅次于实际控制人王志清的第二大股东。随后，为了保障钟、宋利益，钟盛和宋颖标与王志清之间又签了一份《价值保障协议》，该协议承诺，当钟盛和宋颖标认购股份解除限售时，二人所持清水源股票市场价格按照不低于本次股份认购价格年化10%的收益予以保障，即保障价格本次股份认购价格×(1+10%×锁定年限)。2016年7月19日，钟、宋二人将其持有的同生公司100%股份按约定转让给清水源公司，履行了合同约定。
用张雪蓁的话讲，但接下来的合同履行就开始出现问题。2017年8月，钟盛按协议认购的清水源公司700万股股票中的30%，也就是210万股依约解除限售，但当时清水源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低于保障价格，按照保价协议约定，清水源公司应按约定支付钟盛补偿款1470万元；2018年8月，钟某持有的第二个210万股股票解除限售时，清水源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依然低于保障价格，王志清按约定应支付钟盛补偿款2803.5万元，然而，王志清却并未按约定向钟某支付。为了挽回损失，钟盛将王志清告到清水源公司所在地的河南省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对方依约偿还其补偿款及利息共计4600多万元的损失。
谁是孰非双方各执一词
然而在不久后，郑州警方即展开了对钟盛、宋颖标涉嫌刑事犯罪的立案调查。
王志清辩称，钟盛的诉讼是基于清水源公司与钟盛、宋颖标签订的《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及钟盛、王志清签订的《价值保障协议》产生的，现在由于钟盛及宋颖标涉及刑事犯罪，已经被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立案侦查，在庭审前，其已向法庭出示了2019年8月12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郑公郑东(经)立字(2019)11769号立案决定书，在该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发现在资产收购过程中，存在违法犯罪行为，该刑事案件的查处结果影响到《购买资产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效力，因此其庭前已经向法庭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恳请合议庭能够采纳申请。而关于《价值保障协议》，王志清称从未签署过该协议，为此还在庭前向法庭提交了关于对《价值保障协议》中王志清签字的真实性鉴定的中请。王志清称，即使三份协议均真实存在，合法有效，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已经立案的职务侵占犯罪行为或许直接影响了同生公司实现的利润，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钟盛及宋颖标对收购后是有盈利承诺的，收购后利润的数量将直接影响钟盛应当持有的股票数量，现在在该案职务侵占犯罪侦查过程中，发现利润存在问题。钟盛所应当持有的股票数量在钟盛、宋颖标盈利预测期间，利润不确定的情况下，股票数量仍处于不确定状态，该股票数量的确定也应等到刑事案件侦查结束后再确定。再者，假如钟盛、王志清确实签订了《价值保障协议》，该《价值保障协议》要求王志清对股票价格进行保障，这也不符合证券法以及证券行业的相关规定，王志清认为自己是没有能力也不应当对股票的价格进行保障的。
宋颖标的股票依约未到解除限售时间，但作为第三人参与了该诉讼。判决书中，他陈述称，《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是钟盛、宋颖标与清水源公司之间的协议,《价值保障协议》是王志清与钟盛、宋颖标签订的，属于个人之间的协议。他与钟盛两人在三年承诺期内已实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承诺的利润，每年按照协议约定由清水源公司委派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公告，均达到双方合同约定，并超额完成，清水源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与深交所备案，所以王志清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宋颖标认为，王志清提出的资产购买期间有违法行为不存在。因为在资产购买期间，所有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财务顾问均由清水源公司委派，对同生公司进行审计、评估，经清水源公司确认上交证监会，最后经证监会审核通过，所以王志清提出的理由不能成立。
保价协议成关键，笔迹鉴定报告确认被告曾签署该协议
尽管清水源实际控制人王志清作为被告提出了多条申辩事由，但案件的关键点似乎最终落在了《价值保障协议》的签订与否。王志清称其本人从未签署过《价值保障协议》，2016年4月6日，王志清提出申请对《价值保障协议》中自己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法院判决显示，法院准许王志清的鉴定申请，委托上海润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对2016年4月6日的《价值保障协议》第3页中“王志清”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所进行鉴定。后上海润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作出沪润司鉴[2019]技鉴字第3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检材《价值保障协议》第3页落款“甲方”处的“王志清”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另济源市中院查明，2019年8月12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曾对郑州市郑东新区郑东分局河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被职务侵占案立案侦查，但之后该案于2020年4月20日被公安机关以无犯罪事实撤案。2020年3月20日济源市公安局对宋颖标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一案立案调查。
法院认为，王志清所述的同生公司被职务侵占一案，现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以没有犯罪事实，撤销该案，王志清以该案正在立案侦查为由要求中止本案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济源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宋某标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一案，根据法律相关规定，该刑事案件与本案的处理结果缺乏关联性，本案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中止的情形王志清申请中止审理本案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原告一审胜诉，被告被判赔上诉遭高院驳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关于本案，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王志清和钟盛、宋颖标签订的《价值保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对该协议予以认定。该《价值保障协议》第二条约定“1、王志清承诺：当钟盛、宋颖标本次认购股份解除限售时，清水源股票市场价格按照不低于本次股份认购价格年化10%的收益予以保障，即保障价格=本次股份认购价格×(1+10%×锁定年限)。如清水源股票市场价格低于所保障价格时，王志清对差额进行补足，具体金额为：(结算价格-保障价格)×本期解股份数量。”钟盛起诉的清水源公司420万股股票解除限售时，股票市场价格均低于价值保障协议所约定的保障价格，现钟盛要求王志清对该420万股股票差额进行补足,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钟盛向法庭提供的补偿款计算方法符合双方协议约定，所以王志清应支付钟盛补偿款4109.7万元。因王志清未按协议约定对差额部分进行补足，构成违约，故钟盛要求王志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其损失并无不当。
2020年8月31日，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判王志清支付钟盛补偿款4109.7万元及利息（其中1495.2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7年9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2614.5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4109.7万元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对于此判决，王志清不服并提出上诉。2021年5月1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王志清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
民事程序“尘埃暂定”，刑事案件有待审判
至此，仿佛这起曾被媒体多次报道的清水源公司、同生公司纠纷案件尘埃落定，然而对于双方来讲，纠葛却远没有结束。
根据济源市公安局向张雪蓁和郭红雨出具的司法文件显示，钟盛于2021年1月19日晚被该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刑事拘留，并羁押在济源看守所。宋颖标则于2020年12月9日晚因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被济源警方刑事拘留，同样羁押在济源市看守所，2021年1月15日下午，经济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济源市公安局对宋颖标实施逮捕，案由是其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合同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而钟盛也已被逮捕。“之前郑州公安就调查过，最后结论是没有犯罪事实，但有人不希望民事案件程序顺利走下去，又在济源立了案，而且是检察院监督立案。”张雪蓁和郭红雨来认为，自己丈夫的刑事犯罪是不存在的，因此，即便现在被羁押、被逮捕，但她们也一直在不断的申诉，“我们相信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正。”
钟盛和宋颖标当时与清水源所签署的协议中约定，清水源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同生环境，对钟盛、宋颖标获得的清水源股票有解禁时间安排，钟盛分三次解禁，宋颖标一次性解禁，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8月7日、2018年9月5日钟盛各解禁210万股，此后再无两人股票解禁记录。此前的媒体报道中，钟盛、宋颖标曾公开表示，同生公司超额完成业绩，公司应该无条件解禁，但他们多次提出解禁申请并递交相应手续，但清水源迟迟未予办理。而基于此，钟、宋二人曾有多份诉讼指向王志清，然而，由于钟盛的部分股票和宋颖标的全部股票没有解禁，无法计算赔偿金额，故此其中两份诉讼中虽然都认定保价协议有效，却没有支持他们的赔偿诉求。
而王志清则曾表示，由于2019年7月，清水源公司收购同生公司后，在资金、业务、管理等各方面为同生环境都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去接管同生进行董事会换届后，交接过程发现公章、财务相关资料没有移交，且一直联系钟盛、宋颖标二人，希望能协商解决，但一直未能实现。至于案件情况，王志清曾称以公开信息为准，时间会给出答案。
华商报记者 杨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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