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岳谈｜从榜单上两家企业的故事，看科技自立自强之重】省党代会报告提出，加快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科技是强省之本。要坚持“四个面向”，强化科技战略支撑，争当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排头兵。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有这样一个榜单，引人关注：2021年10月，山东首次发布科技领军企业名单，根据创新能力等指标，从全省1.46万家高新技术企业群体中，评选出了200家企业。
榜单上的第一名，是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这家企业的发展故事，就是一部科技自立自强史。
2021年万华化学年报，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巨幅增长：2021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1455.38亿元，同比增长98.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6.49亿元，同比增长145.47%。据中国化工报公布的全球50家化工企业2021财年数据，万华化学以98.19%的营收增长位居全球增长率第一。
或许你不曾想到，1996-1998年，这家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工资只发60-70%。40多年前，万华从日本引进了一套年产1万吨MDI装置。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建成后一直无法稳定运转。为此，1988年万华与国外四家MDI制造商进行谈判，希望引进新的技术设备。谈判长达4年，万华人提供各项资料，而且还把技术设备打开了让人家看，结果是对方摸清了市场的实际情况后，自己在中国建MDI生产装置。
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件事对万华的影响极为深刻：先进的核心技术求不来、买不到，创新还得靠自己！只有攻克关键技术，才能解决生存发展问题。
万华背水一战，集中精力攻坚。万华投入5亿多元建设氯化氢氧化工业化试验装置，结果没几天就停摆了。一查，催化剂有问题，改！再查，反应器有问题，再改……一改改了4年，每改一次就投入几千万元。团队成员个个“压力山大”，但负责人从没听董事长说过项目损失多少，再改不好怎么办，反而每次都是一起想办法、找思路。终于，氯化氢氧化技术完善，破解了异氰酸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副产品处理瓶颈。2015年HDI工业化装置实现稳定生产，目前是中国唯一一家同时拥有MDI、TDI、ADI全系列异氰酸酯制造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万华占据全球MDI第一的巨头地位，是全球第三大TDI供应商。
万华的发展史，是山东企业以科技自立自强的缩影。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正是因为有一大批像万华一样致力科技攻关、掌握自己命运的企业，挺起了山东经济发展的脊梁。
以榜单上的这200家企业为例，这些科技领军企业经济效益好，辐射带动作用凸显。200家企业2020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近6000亿元，实现利税总额1029亿元，平均利税率达到17.4％；新产品销售收入3600多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61.6％，高于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平均水平约20个百分点。其中，26家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超过90%。
科技领军企业名单中的前十名中，还有一家叫歌尔的企业。
现在手机几乎人手一部，每3部手机中就有1部的麦克风、喇叭是由歌尔制造。在歌尔的产品展厅走上一圈，你可以看到当下几乎所有的热门智能产品：虚拟/增强现实、智能穿戴、智能耳机、游戏手柄……每一款产品的背后，都有歌尔的参与。
20年时间，从一家生产电子元器件的配套小厂，何以成长为巨头？
“消费类电子制造业竞争激烈，不做到第一第二，没有核心竞争力就很难存活下去。”企业董事长姜滨这样说，公司以科技创新引领企业的发展，才保证了今天在行业内的领先。歌尔依然保持研发经费的高投入，2021年研发投入超40亿元，近5年累计投入已达130亿元。如今歌尔股份这个声学龙头企业已经申请专利2.5万项，连续6年夺得中国电子元件百强研发实力榜单冠军。
创新之道，惟在得人。实现科技创新，要善于抓住人才工程这个关键。
歌尔的“高性能传感器及其集成式传感器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而这个一等奖背后，是人才的故事。
企业谋划从驻极体麦克风向微机电系统麦克风转型，企业董事长姜滨曾多次与一位中科院毕业的博士交流，并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姜滨承诺为其提供优厚的待遇，配备专门的研发设备和团队。当时，这位博士不愿离开北京，姜滨就特批他可以在北京单独办公，搞远程研发。求贤心切的歌尔股份最终打动了这位博士，他举家搬到了歌尔股份所在地潍坊，成为这家企业引进的第一位博士。十几年来，他带领团队先后承担国家、省级重大项目16项，研发出“集成硅麦克风”填补国内空白，累计产值达120亿元。歌尔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项目就是这位博士主持的。
歌尔股份拥有1.2万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专职研发人员6000余名。歌尔股份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的企业相比，招引人才并不占优势。歌尔推出“恒产恒心”计划，通过持续不断的股票和期权激励计划，让越来越多核心员工分享公司的价值增长。提供住房满足人才刚需，建设幼儿园、小学、初中等，致力解决员工子女教育问题；提拔重用90后、95后的年轻人，计划用5-10年培养一批年轻骨干……
爱才的故事，同样在万华。
在万华，技术成果盈利提成上亿元不是新鲜事。位于专业通道上层的“首席科学家”，地位相当于企业自己的“院士”，收入等同于副总裁。小试成功有奖金，中试成功有奖金，产业化有奖金，产生效益连续5年提成奖金，就连不产生直接效益的基础研究做出成果也有奖金。仅科技奖励资金，万华2019年就发了4500万元。现在万华拥有一支集基础研究、工艺开发、工程化及产品应用研究于一体的研发团队，规模达1500余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回首五年，山东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发展呈现出由“量”到“质”、由“形”到“势”根本性转变，其中科技提供了强大动力。过去五年，山东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2021年山东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破2万家，比上年增长38.2%，创历史新高。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为46.8%，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就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赢得新一轮科技革命主动权、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举措，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
2022年2月7日召开的全省工作动员大会上，山东提出重点抓好“十大创新”，持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其中，“科技研发创新”作为“十大创新”之首进行部署推动。今年初印发的《山东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大力推进制度创新、流程再造，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对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人才，以“科学研究全周期评价”代替定期评价，鼓励科研人才“十年磨一剑”；建立重点人才绿色通道，打破人才评价“一步一步爬台阶”，允许越级申报、评聘；优化高校绩效分配机制，要求奖励性绩效占绩效工资的比重提高到70%以上等等……紧扣产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组织实施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以“揭榜制”“组阁制”“赛马制”、定向委托等方式，集中资源力量，努力破除“燃眉之急”“心腹之患”。
山东正处在由转型发展向创新发展加速迈进的关键时期，无论是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形态重塑，还是突破资源要素约束、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自主创新都是决胜未来的“破局利器”“制胜法宝”。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构筑高能级创新平台，提升科技创新效能，引育一流创新人才，山东正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高质量发展。（大众日报）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有这样一个榜单，引人关注：2021年10月，山东首次发布科技领军企业名单，根据创新能力等指标，从全省1.46万家高新技术企业群体中，评选出了200家企业。
榜单上的第一名，是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这家企业的发展故事，就是一部科技自立自强史。
2021年万华化学年报，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巨幅增长：2021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1455.38亿元，同比增长98.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6.49亿元，同比增长145.47%。据中国化工报公布的全球50家化工企业2021财年数据，万华化学以98.19%的营收增长位居全球增长率第一。
或许你不曾想到，1996-1998年，这家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工资只发60-70%。40多年前，万华从日本引进了一套年产1万吨MDI装置。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建成后一直无法稳定运转。为此，1988年万华与国外四家MDI制造商进行谈判，希望引进新的技术设备。谈判长达4年，万华人提供各项资料，而且还把技术设备打开了让人家看，结果是对方摸清了市场的实际情况后，自己在中国建MDI生产装置。
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件事对万华的影响极为深刻：先进的核心技术求不来、买不到，创新还得靠自己！只有攻克关键技术，才能解决生存发展问题。
万华背水一战，集中精力攻坚。万华投入5亿多元建设氯化氢氧化工业化试验装置，结果没几天就停摆了。一查，催化剂有问题，改！再查，反应器有问题，再改……一改改了4年，每改一次就投入几千万元。团队成员个个“压力山大”，但负责人从没听董事长说过项目损失多少，再改不好怎么办，反而每次都是一起想办法、找思路。终于，氯化氢氧化技术完善，破解了异氰酸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副产品处理瓶颈。2015年HDI工业化装置实现稳定生产，目前是中国唯一一家同时拥有MDI、TDI、ADI全系列异氰酸酯制造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万华占据全球MDI第一的巨头地位，是全球第三大TDI供应商。
万华的发展史，是山东企业以科技自立自强的缩影。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正是因为有一大批像万华一样致力科技攻关、掌握自己命运的企业，挺起了山东经济发展的脊梁。
以榜单上的这200家企业为例，这些科技领军企业经济效益好，辐射带动作用凸显。200家企业2020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近6000亿元，实现利税总额1029亿元，平均利税率达到17.4％；新产品销售收入3600多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61.6％，高于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平均水平约20个百分点。其中，26家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超过90%。
科技领军企业名单中的前十名中，还有一家叫歌尔的企业。
现在手机几乎人手一部，每3部手机中就有1部的麦克风、喇叭是由歌尔制造。在歌尔的产品展厅走上一圈，你可以看到当下几乎所有的热门智能产品：虚拟/增强现实、智能穿戴、智能耳机、游戏手柄……每一款产品的背后，都有歌尔的参与。
20年时间，从一家生产电子元器件的配套小厂，何以成长为巨头？
“消费类电子制造业竞争激烈，不做到第一第二，没有核心竞争力就很难存活下去。”企业董事长姜滨这样说，公司以科技创新引领企业的发展，才保证了今天在行业内的领先。歌尔依然保持研发经费的高投入，2021年研发投入超40亿元，近5年累计投入已达130亿元。如今歌尔股份这个声学龙头企业已经申请专利2.5万项，连续6年夺得中国电子元件百强研发实力榜单冠军。
创新之道，惟在得人。实现科技创新，要善于抓住人才工程这个关键。
歌尔的“高性能传感器及其集成式传感器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而这个一等奖背后，是人才的故事。
企业谋划从驻极体麦克风向微机电系统麦克风转型，企业董事长姜滨曾多次与一位中科院毕业的博士交流，并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姜滨承诺为其提供优厚的待遇，配备专门的研发设备和团队。当时，这位博士不愿离开北京，姜滨就特批他可以在北京单独办公，搞远程研发。求贤心切的歌尔股份最终打动了这位博士，他举家搬到了歌尔股份所在地潍坊，成为这家企业引进的第一位博士。十几年来，他带领团队先后承担国家、省级重大项目16项，研发出“集成硅麦克风”填补国内空白，累计产值达120亿元。歌尔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项目就是这位博士主持的。
歌尔股份拥有1.2万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专职研发人员6000余名。歌尔股份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的企业相比，招引人才并不占优势。歌尔推出“恒产恒心”计划，通过持续不断的股票和期权激励计划，让越来越多核心员工分享公司的价值增长。提供住房满足人才刚需，建设幼儿园、小学、初中等，致力解决员工子女教育问题；提拔重用90后、95后的年轻人，计划用5-10年培养一批年轻骨干……
爱才的故事，同样在万华。
在万华，技术成果盈利提成上亿元不是新鲜事。位于专业通道上层的“首席科学家”，地位相当于企业自己的“院士”，收入等同于副总裁。小试成功有奖金，中试成功有奖金，产业化有奖金，产生效益连续5年提成奖金，就连不产生直接效益的基础研究做出成果也有奖金。仅科技奖励资金，万华2019年就发了4500万元。现在万华拥有一支集基础研究、工艺开发、工程化及产品应用研究于一体的研发团队，规模达1500余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回首五年，山东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发展呈现出由“量”到“质”、由“形”到“势”根本性转变，其中科技提供了强大动力。过去五年，山东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2021年山东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破2万家，比上年增长38.2%，创历史新高。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为46.8%，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就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赢得新一轮科技革命主动权、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举措，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
2022年2月7日召开的全省工作动员大会上，山东提出重点抓好“十大创新”，持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其中，“科技研发创新”作为“十大创新”之首进行部署推动。今年初印发的《山东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大力推进制度创新、流程再造，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对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人才，以“科学研究全周期评价”代替定期评价，鼓励科研人才“十年磨一剑”；建立重点人才绿色通道，打破人才评价“一步一步爬台阶”，允许越级申报、评聘；优化高校绩效分配机制，要求奖励性绩效占绩效工资的比重提高到70%以上等等……紧扣产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组织实施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以“揭榜制”“组阁制”“赛马制”、定向委托等方式，集中资源力量，努力破除“燃眉之急”“心腹之患”。
山东正处在由转型发展向创新发展加速迈进的关键时期，无论是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形态重塑，还是突破资源要素约束、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自主创新都是决胜未来的“破局利器”“制胜法宝”。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构筑高能级创新平台，提升科技创新效能，引育一流创新人才，山东正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高质量发展。（大众日报）
【互联网、房地产行业招聘收缩，应届生求职倾向文教体娱和自由职业】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就业情况广受社会关注。近日，智联招聘日发布《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从行业来看，2022届毕业生期望去IT/通信/电子/互联网、房地产/建筑业行业就业的比例分别为24.1%、8.8%，比去年降低1.3个、2.1个百分点。随着去年至今的互联网、房地产行业发展放缓，招聘规模收缩，毕业生也应势调整就业期望，降低了对这两个行业的选择。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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