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样的问题显得有点特别浅显，因为律师办理刑事案件与检察机关沟通最为常见的，毕竟这是律师工作职责。笔者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话题，主要是因为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不是律师与检察机关不沟通，就是沟通渠道不畅通，抑或是不会沟通。需要特别声明的是，笔者此处谈到的律师与检察官沟通，是指律师作为辩护人与检察官沟通。律师作为被害人代理人一般不需要沟通，因为在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本身就和被害人站在一条战线上，检察机关在为被害人伸张正义，所以被害人的代理律师好像与检察官没有沟通的必要。其实不然，检察官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并对诉讼进行监督，是在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时候，自然包括为被害人伸张正义。但毕竟检察官和被害人代理人的立场不一样，检察官的指控并不一定能够代替被害人的指控，在很多案件中检察官也愿意让被害人到庭，这样也是为了更好地追究犯罪。所以，从检察官的角度出发，被害人指控是有必要的，自然被害人聘请律师是与检察官沟通就很必要。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聘请律师参与诉讼。律师享有代理权与辩护律师享有的辩护权其实是对等的，在刑辩律师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3条之规定向检察机关提出法律意见，被害人的律师也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法律意见。在很多案件中也出现了检察官指控不力的情况，所以被害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直接提出与检察官不同的指控意见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毕竟是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及代理律师的权利。

刑辩律师与检察机关沟通其实不在同一个平台，辩护律师代表私权利 ，所以立场和观点经常出现偏颇。检察官代表国家履行职责，所以其地位更加中立。一个具有中立立场的法律人和可能存在偏颇立场的法律人进行沟通，其实很难沟通。因为代表国家利益的检察官天生具有了优越性和超脱性，可以更加自由和公立地站在法律上考虑问题，辩护律师的地位显然要比检察官的地位差得多。另外，检察官接触案件的机会和范围要比辩护律师更加具有便利条件。比如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所谓律师提出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很多时候都是“凭感觉”，因为此时辩护律师根本无法查阅案件材料，了解案件途径无非是看守所会见和家属及其朋友的交流等。因为疫情期间看守所会见很受限制，这给律师了解案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律师唯一了解案情的途径就是向犯罪嫌疑人亲属或者同事、朋友等了解。故律师提交的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更多是针对案件定性分析和论述。而检察官则可以看到部分的案件材料，虽然并未侦查终结，但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已经搜集到了基础的证据材料，检察官不但可以直接审查案件材料，更可以向侦查人员了解案情，而此时侦查人员为了让检察官将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更愿意针对案情作出有利于批准逮捕的方向，于是此时犯罪嫌疑人其实非常危险，但大量的不予批准逮捕案件中，检察官不予批准逮捕的理由一般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继续侦查”，而辩护律师提交的法律意见更多是法律适用问题，因为律师根本无法看到证据材料。故，审查批准逮捕期间辩护律师与检察官交流其实是没有“资本”的，而大量的不予批准逮捕的案件都是检察官的功劳，虽然很多律师纷纷晒出自己辩护成功的案例，其实检察官的工作要比律师的工作大的多，不予批准逮捕就是检察官坚持了法律规定，坚持依法办案。笔者现在办理着一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去掉“恶势力”只是辩护律师提到的观点而已，真正将案件定性改变，还是检察官背后的坚持和努力；还有一个恶势力案件，一个女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被提请批准逮捕，笔者刚好为同案犯辩护，在提交法律意见之际谈到该女犯罪嫌疑人提请批准逮捕的问题，笔者随即与检察官展开交流，其实笔者不是女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只是因为是同一个案件而进行沟通，笔者在法律层面上进行了辩解，结果检察官对女犯罪嫌疑人不予批准逮捕。而笔者对于侦查机关报送的证据材料根本没有看到，该女犯罪嫌疑人不予批准逮捕，就是检察官的功劳。

笔者之所以要谈到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实践中因为站位、立场和着眼点不一样，导致检察官往往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其实每一个案件都是对检察官的一个考验，“你办的不是案件，而是他人的人生”，这句话就是检察官依法办案最好的写照，作为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的关键环节，其实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就是掌握在检察官的手中，辩护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维护者，必定要担起辩护的重任，但是辩护律师的权利只是建议权，真正决定案件走向的还是检察官。不予批准逮捕会为不起诉打下基础，取保候审会为判处缓刑打下基础，检察官的决定直接影响了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和案件最终走向，辩护律师不能夸大自己的权利和作用，辩护律师在与检察官的沟通中要时刻注意自己只是一个配角，就是提出对于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和观点，从而引起检察官的注意。如果检察官能够认识到辩护律师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预防冤假错案，检察官就愿意主动给律师沟通了。辩护人特别欣赏省高院的很多法官，他们特别愿意让辩护律师提交详细辩护词，让辩护律师当庭将问题说清楚，很有几次因为辩护律师没有写辩护词遭致法官的不满，要求庭下必须提交辩护词，这不仅是律师执业态度的问题，更是对案件的重视程度，以及是否依法履职的问题。

所以，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唯一可以真正对话并不是在法庭之上，因为一旦起诉到法院后，案件的结果也就很难改变了，法院也会受到很多的压力，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羁押措施的情况下，法官宣告无罪的压力更大。所以法庭上沟通已经不复存在，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此时检察官要维护起诉书的尊严，在代表国家出庭公诉时往往也会利用法律监督权对法庭进行监督，此时辩护律师根本没有机会和检察官进行沟通。辩护律师与检察官沟通的绝佳阶段就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这个阶段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几乎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同时阅卷，同时提审（会见）犯罪嫌疑人，同时写法律意见。如果辩护律师能够将一份有理有据的法律意见提交给检察官，为检察官阅卷和审查提出便利条件，则检察官绝对不会排斥辩护律师的做法，当然这就需要注意辩护律师的法律意见必须客观公正，旨在帮助检察官查明案件真相，而不是站在犯罪嫌疑人的角度一味儿的辩护，所以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提交的叫做“法律意见”，而不应当是“辩护意见”。当然，审查起诉阶段的沟通建议以书面沟通为主，当面沟通也不可或缺，鉴于当前疫情或者检察官办案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没有时间接待律师，这就要求律师的写作能力必须要强，书面沟通更容易被检察官重视和采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案件，辩护律师都要给检察官提交几千字及上万字的法律意见，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辩护律师要抓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机会，与检察官沟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为犯罪嫌疑人取得量刑上的优惠。如果案件确实存在问题，可能是无罪的案件，辩护律师必须要提交法律意见帮助检察官查明真相，避免案件带病进入审判阶段，为案件最终处理带来麻烦。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大院

2022年6月9日22点16分

信用卡诈骗犯罪新规：立案门槛提高，持卡人的重大利好？
信用卡透支后还不上是不是构成信用卡诈骗犯罪呢？一般来说，正常的使用信用卡交易，透支后，经济状况还不上，不构成犯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信用卡的使用不是一天两天的，持卡人长期使用，累积有信用，额度逐渐提升，由于经济状况变化，还不上透支款项，这属于经济纠纷。不久前，司法机关发布了新的信用卡诈骗犯罪立案标准，这对持卡人是不是利好？ #出道吧新星##超能新星汇##法律人举案普法#

信用卡诈骗犯罪是悬在持卡人头上的利剑，很多持卡人为此提心吊胆，生怕触犯这条红线。一些社会催收机构也拿这个罪名做文章。我们看到很多催收人员，发布恐吓短信，某某某，你是用信用卡恶意透支多少，涉嫌诈骗犯罪已经立案，限你什么时间带资金到什么地方与我们办理还款事宜。包括网贷公司的催收，你什么时候贷款多少，迟迟不还，构成贷款诈骗，已经立案，限你什么时间带钱到什么地方与我方工作人员对接还款……。这些都是非法的催收行为。

信用卡诈骗罪，法律的明确定义持卡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信用卡诈骗活动，骗取较大数额财物的行为。信用卡诈骗犯罪有两种情形：一是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经发卡银行两次有效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二是，行为人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虚假身份骗领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

过去一些信用卡持卡人透支1万元以上，超过3个月还不上，银行2次以上催收后，仍无法还款的，就会被银行以信用卡诈骗犯罪报案追究刑事责任。实践中，引发了许多争议，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入罪门槛过低，对金融消费者不公平。司法实践中，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事实认定和标准逐渐提高。

2022年4月29日，司法机构发布《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该规定将信用卡持卡人恶意透支5万元以上，作为构成犯罪的立案标准；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虚假身份骗领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5千元以上的作为刑事犯罪立案标准。第一种情形受害者是银行，第二种情形受害者不一定是银行，可能是其他人，使用作废，伪造的信用卡在银行是取不到钱的。

很多人觉得民间的商业活动，经济往来还不上钱都是民事纠纷，怎么和银行打交道，持卡人经济好的时候用信用卡，银行从中赚取利润。一旦持卡人经济状况恶化，还不上款就有可能涉嫌信用卡诈骗犯罪呢？如果说持卡人刚办下来信用卡就全部透支款项，然后不还款，此种恶意透支行为，被定性为信用卡诈骗可以理解。

但是，实际上银行信用卡管理不是这么简单，一般个人申请银行信用卡，没有足够的房产和资产，银行授信额度很低，持卡人拿到银行卡全部透支出来不还，也达不到信用卡诈骗犯罪立案标准。有房产和足够资产的，持卡人新办卡的额度会很大，但是，如果透支数额大不还，银行其他可以冻结查封房产和资产的。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构成和立案门槛应当是非常严格和较高的。否则，过低的信用卡诈骗犯罪门槛，对消费者不公平，也不利于银行信用卡业务的发展壮大。

信用卡持卡人的授信额度是在不断用卡过程中逐渐提高的。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时间越长，银行从持卡人那里获取的利润就越大。这就像生存企业要经常从银行获取流动资金贷款，同时还款，循环发展。信用卡持卡人只要不是出于非法占用为目的，较长时间透支消费或者款项后，按时还款。遭遇经济状况恶化，无法还款时，这种情况就不应当被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犯罪。

要正确区分信用卡诈骗犯罪和经济纠纷的关系。恶意透支超过规定限额，什么是规定限额？规定限额是银行给持卡人的授信额度，一般来说，持卡人很难超过规定限额投资，超过授信额度的银行无法支付成功。什么是规定期限呢？这里可能发生争议，一是信用卡有效期，超过信用卡有效期透支，正常情况下也不能实现，还有一种解除就是没有按照规定期限还款。不按期还款的经济合同多了，为何到了银行就是犯罪？所以，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透支5万元以上，没有按照期限还款，经过银行2次以上催收仍不还的，才可能涉嫌犯罪。

在信用卡犯罪案件中，要始终考察持卡人持卡时间，用卡时间，几年，十年等时间持卡人，一直用卡记录良好，额度逐渐提升，由于经济状况恶化，透支数额较大后无法还款的，不应当被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犯罪。

信用卡诈骗犯罪中的5万元以上数额怎么计算呢？信用卡消费或者透支，都会计算利息，手续费或者复利、罚息等。在刑事犯罪认定标准过程中，只有透支本金才作为计算标准，银行收取的各种费用不计算。刑事犯罪事关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和命运前途，不可草率决定。

有人说信用卡诈骗犯罪立案标准提高是不是鼓励持卡人透支不还钱呢？这个说法很荒唐，透支后不还钱不构成犯罪，但是民事责任跑不了，征信记录不良信用记录跑不了。一旦银行起诉进行执行程序，查封扣押冻结持卡人有财产肯定能够被执行，持卡人没财产的，会进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

其次，一个普通人办信用卡，没有财产和资产，仅仅有工作，初次银行授信额度在几千块或者2万元以下，就是持卡人全部透支消费了，或者取现，无法偿还也不构成犯罪。信用卡的额度都是长期使用过程中，逐渐累计信用被提高的。有资产和房产的持卡人，首次授信额度可能较大，但，银行更不用担心这部分持卡人不按时还款。

大多数信用卡持卡人都是正常使用，恶意透支，非法占有不打算偿还的，只有极少数人。这部分人造成的信用卡业务损失是银行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农民种地，种子下去还有很多不发芽的。凡事不可能百分百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信用卡诈骗犯罪立案标准的提高和更加严格是司法实践更加精准科学、公平公正地体现。刑事犯罪要精准打击违法犯罪行为，避免打击面过宽，让公民背上犯罪的包袱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现阶段，刑事手段之外，民事手段和社会诚信惩罚体系已经足可以规范约束信用卡持卡人的使用行为。司法机关在经济犯罪治理方面越来越成熟。

我没什么能为你的生日做点什么，就写点东西吧。致未定我最喜欢的推。
他身为法律人却拥有常人难有的温度，理性与感性的交织。
左然很多时候没必要出面，他大可以泯然众人，也大可以高高在上，可他两个都没选，而是极限理想主义去坚持自己，即便见过再多黑暗，再多背叛，他也还是身向光明。
他本身就是光。
人们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艰难的活着，但是啊……
因为不值得，才格外令人敬佩。
我喜欢他的正直感，也喜欢剧情的真实感。
左然，生日快乐。
你是我梦想的化身。
“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正因为周围不停的改变，他的坚定才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