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李稻葵：建议给上海收入最低的10%家庭，发1万元现金补助】
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线上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界论坛围绕世经济、金融与全球秩序展望，中国经济与政策展望，创新、金融与科技竞争、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
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每年春季在京举行，邀请国内外著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共同探讨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政策走向。论坛创办于2019年，已经成功举办两届，是中国与世界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与交流重镇。
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李稻葵在会上表示，“当前的国际形势极其复杂，国内的风险挑战也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应对好挑战最重要的是办好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
国内如何做好自己？李稻葵认为，坚决控制好疫情就是从根本上理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相关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人均寿命大幅提升，而新冠疫情对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群无疑带来了更大的影响。
“而当前的重要任务也是为这类人群争取更多的时间，比如针对老年人的健康体系的完善以及研发生产更加有效的特效药和疫苗等。”
疫情当下，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则是保经济，其中一个方面便是保产业链。保生产线、保产业链就是保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此外，保经济也意味着保消费。一般来说，人均消费是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的。
“收入的下降很大程度上会导致消费的下降，而消费下降往往具有一定的惯性，影响的时间也会较长。”李稻葵进一步指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稳住未来的消费也很重要。具体来看，保消费一方面要保持物流畅通，另一方面对受影响较大的居民给予一定的现金补助。李稻葵举例称，“上海市2500万居民，平均4口人住在一起有600万家庭，600万家庭里面收入最低的10%，选出60万家庭，每一个家庭给你一万块钱现金。”
以下为李稻葵发言全文：（部分口语化表达经观察者网编辑，未经作者审阅）
今天讨论会开的非常重要、高效，现在大家都处在特殊的状态，中国的经济目前碰到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疫情反复的挑战，所以在这么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疫情又出现反复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学的学者心情非常复杂，这个时候开这个会打开了一扇窗，给我们引进了一束阳光，我们看到很多希望。
我想讲一个感想，当前的国际形势极其复杂，国内的风险挑战也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仿佛回到几十年前我做学生时候的大家经常讲的一句话，应对好挑战最重要的是办好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好自己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和严峻挑战最好的方式。
所以我下面的话题讲国内，国内怎么做好自己？我认为当下就是要好好的控制疫情，结合我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解，我们做一点深入的分析。怎么理解人民为中心、生命至上，我们不谈GDP、经济发展、货币，我们就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分享一下我的研究心得。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非常好的一个测度是我们的人均寿命，我们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提高老百姓的平均寿命，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非常骄傲，1949年35岁人均寿命提高到今天的77岁，过去 30 年我们每年寿命提高了 99 天，当我们每一个中国百姓过生日的时候要记住，过完这个生日，虽然按照一般来讲年长了一点，离最终的生命终点接近了，但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发展让你延缓了99天，这个数据是绝对可靠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都是这个数据。咱们把平均寿命拿来看看，以这个测度来看过去两年的抗疫是有成绩的，过去两年的抗疫帮助我们挽救了多少生命？
这个话题各有各的说法，（按照中美人口比例）咱们暂且把美国死于新冠疫情的人数乘以4，我们都知道新冠疫情主要影响的是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群，我们做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假设：假如没有做好我们的工作，过去两年就会有400万生命的损失。假设因为新冠去世的人平均寿命是60-65岁，与我们的人均寿命相比，就意味着每个人丧失了10年的寿命，那平均到14亿人，相当于每人丧失10天寿命。
复旦大学在自然子刊上面说如果抗疫做不好，不坚持严格的抗疫可能会丧失155万的生命，还是按照我刚才的算法，155万生命大部分可能是中老年人，把这个算下来摊到每一个人平均寿命减少了4天。不谈经济账，完全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都是客观的数据。
下面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多年是说我们做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有提高公共卫生的投入，有科技进步，我们有提高教育水平、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睡早起、不抽烟、少喝酒，开车系安全带都非常正确，根本的一条还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是提升我们的健康水平，增加人均寿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生活水平提高包括什么？包括有时间健身，包括家里按了空调、夏天可以休息好、冬天有暖气。过去的30年或者20年平均人均消费如果上升或者下降一个百分点，带来多少天的人均寿命的上升或者下降，答案是10天。一切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不谈庸俗的物质消费。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就是延长平均寿命，1%的人均消费增长能给我们提高每年10天的生命，10天相当于通过抗疫挽救了400万的生命。
我把经济学的道理跟大家讲了一下，我们聚焦于今天。中央和国家要求全社会做到的是严格抗疫，实际是两个战场，一个是一定要保住疫情不要扩散，它的第一个直接的目标就是减少生命的损失。保证疫情不扩散是争取时间、买时间。我们的社会最危险的、容易感染的是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北京要求不能去学校，我们遵守命令，因为我们明显是争取时间控制疫情的发展，争取时间给我们爷爷奶奶、年长的父亲、母亲，给他们创造条件，劝他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打疫苗，或者建立相应的针对老年人医疗体系，同时等待特效药，等待更好的疫苗。时间很宝贵，像当年红军撤退打湘江保卫战一样，是用很多人的时间、生命累积起来的，这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目的是搞时间，我呼吁相关的医疗部门把老年人，把有身体基础病的人放在首位，我们争取时间给他们筑牢他们的防护线。
第二个是保经济。第一个例子，产业链，此时此刻我们很多的工厂不能完全复工，复工不能完全复产，现在美国把东南亚的领导请到白宫，把中国的生产线吸引到他们的国家，我们不能自毁长城，只忙着减少感染，产业链忘记了，所以保护产业链就是保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如果能够保住生产线，保住产业链，假如把未来我们潜在的GDP增长速度保住0.1%，相当于对未来每一年的增长能够多增加0.1%，由于消费跟整个经济基本同步的，我们人均消费每年增加0.1%，折算成寿命是能够增加6天的。
所以，保生产线、保产业链是不是如此重要，不能只盯今天也要看明天，明天的收入也很重要，人民健康为中心、生命为中心，是国家的精神，所以不能看到今天保住的生命，还要保住未来的健康、生命，所以产业链一定要保住，怎么保？各地有各地的办法，一线工人能不能暂时集中起来建板房，不要居家隔离，在工厂旁边隔离，一边生产一边隔离。
怎么通过保经济保生命，保护老百姓的消费。疫情来了以后很多消费是下降的，不仅因为网购做不了，而且还因为很多百姓收入下降，不能去打工了，收入下降之后消费下降，这种消费下降有历史的惯性。
我们做了个数据研究发现，今天消费下降1%，未来七八年都会下降，会有心理的阴影，我们的兄弟姐妹比我们年长或者父母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发现他们同样的收入水平他们的消费比我们低多了，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不敢消费，生活水平怎么提高？怎么办？为了保居民的消费，物流一定要畅通，更重要的是要对受影响的百姓直接给予现金补助。
上海市2500万居民，平均4口人住在一起有600万家庭，我们政府能力这么强，600万家庭里面收入最低的10%，选出60万家庭，每一个家庭给你一万块钱现金，60万的家庭60亿，特斯拉一年交给上海市政府，按照原来的预测明年是20个亿，上汽比这个多，上汽一年交的税在150个亿以上，拿出上汽集团交税的60个亿给最穷的10%家庭补助，同时给被集中起来需要隔离的人现金补助，通过这个方式稳住未来的消费，不要产生心理的阴影，稳住未来的消费就是稳住健康，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我的观点是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事，当前就是办好自己的事，大家关注不够的是保经济就是保生命，稳经济就是保生命，所以这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做到位。
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线上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界论坛围绕世经济、金融与全球秩序展望，中国经济与政策展望，创新、金融与科技竞争、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
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每年春季在京举行，邀请国内外著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共同探讨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政策走向。论坛创办于2019年，已经成功举办两届，是中国与世界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与交流重镇。
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李稻葵在会上表示，“当前的国际形势极其复杂，国内的风险挑战也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应对好挑战最重要的是办好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
国内如何做好自己？李稻葵认为，坚决控制好疫情就是从根本上理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相关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人均寿命大幅提升，而新冠疫情对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群无疑带来了更大的影响。
“而当前的重要任务也是为这类人群争取更多的时间，比如针对老年人的健康体系的完善以及研发生产更加有效的特效药和疫苗等。”
疫情当下，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则是保经济，其中一个方面便是保产业链。保生产线、保产业链就是保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此外，保经济也意味着保消费。一般来说，人均消费是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的。
“收入的下降很大程度上会导致消费的下降，而消费下降往往具有一定的惯性，影响的时间也会较长。”李稻葵进一步指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稳住未来的消费也很重要。具体来看，保消费一方面要保持物流畅通，另一方面对受影响较大的居民给予一定的现金补助。李稻葵举例称，“上海市2500万居民，平均4口人住在一起有600万家庭，600万家庭里面收入最低的10%，选出60万家庭，每一个家庭给你一万块钱现金。”
以下为李稻葵发言全文：（部分口语化表达经观察者网编辑，未经作者审阅）
今天讨论会开的非常重要、高效，现在大家都处在特殊的状态，中国的经济目前碰到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疫情反复的挑战，所以在这么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疫情又出现反复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学的学者心情非常复杂，这个时候开这个会打开了一扇窗，给我们引进了一束阳光，我们看到很多希望。
我想讲一个感想，当前的国际形势极其复杂，国内的风险挑战也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仿佛回到几十年前我做学生时候的大家经常讲的一句话，应对好挑战最重要的是办好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好自己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和严峻挑战最好的方式。
所以我下面的话题讲国内，国内怎么做好自己？我认为当下就是要好好的控制疫情，结合我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解，我们做一点深入的分析。怎么理解人民为中心、生命至上，我们不谈GDP、经济发展、货币，我们就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分享一下我的研究心得。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非常好的一个测度是我们的人均寿命，我们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提高老百姓的平均寿命，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非常骄傲，1949年35岁人均寿命提高到今天的77岁，过去 30 年我们每年寿命提高了 99 天，当我们每一个中国百姓过生日的时候要记住，过完这个生日，虽然按照一般来讲年长了一点，离最终的生命终点接近了，但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发展让你延缓了99天，这个数据是绝对可靠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都是这个数据。咱们把平均寿命拿来看看，以这个测度来看过去两年的抗疫是有成绩的，过去两年的抗疫帮助我们挽救了多少生命？
这个话题各有各的说法，（按照中美人口比例）咱们暂且把美国死于新冠疫情的人数乘以4，我们都知道新冠疫情主要影响的是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群，我们做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假设：假如没有做好我们的工作，过去两年就会有400万生命的损失。假设因为新冠去世的人平均寿命是60-65岁，与我们的人均寿命相比，就意味着每个人丧失了10年的寿命，那平均到14亿人，相当于每人丧失10天寿命。
复旦大学在自然子刊上面说如果抗疫做不好，不坚持严格的抗疫可能会丧失155万的生命，还是按照我刚才的算法，155万生命大部分可能是中老年人，把这个算下来摊到每一个人平均寿命减少了4天。不谈经济账，完全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都是客观的数据。
下面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多年是说我们做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有提高公共卫生的投入，有科技进步，我们有提高教育水平、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睡早起、不抽烟、少喝酒，开车系安全带都非常正确，根本的一条还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是提升我们的健康水平，增加人均寿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生活水平提高包括什么？包括有时间健身，包括家里按了空调、夏天可以休息好、冬天有暖气。过去的30年或者20年平均人均消费如果上升或者下降一个百分点，带来多少天的人均寿命的上升或者下降，答案是10天。一切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不谈庸俗的物质消费。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就是延长平均寿命，1%的人均消费增长能给我们提高每年10天的生命，10天相当于通过抗疫挽救了400万的生命。
我把经济学的道理跟大家讲了一下，我们聚焦于今天。中央和国家要求全社会做到的是严格抗疫，实际是两个战场，一个是一定要保住疫情不要扩散，它的第一个直接的目标就是减少生命的损失。保证疫情不扩散是争取时间、买时间。我们的社会最危险的、容易感染的是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北京要求不能去学校，我们遵守命令，因为我们明显是争取时间控制疫情的发展，争取时间给我们爷爷奶奶、年长的父亲、母亲，给他们创造条件，劝他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打疫苗，或者建立相应的针对老年人医疗体系，同时等待特效药，等待更好的疫苗。时间很宝贵，像当年红军撤退打湘江保卫战一样，是用很多人的时间、生命累积起来的，这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目的是搞时间，我呼吁相关的医疗部门把老年人，把有身体基础病的人放在首位，我们争取时间给他们筑牢他们的防护线。
第二个是保经济。第一个例子，产业链，此时此刻我们很多的工厂不能完全复工，复工不能完全复产，现在美国把东南亚的领导请到白宫，把中国的生产线吸引到他们的国家，我们不能自毁长城，只忙着减少感染，产业链忘记了，所以保护产业链就是保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如果能够保住生产线，保住产业链，假如把未来我们潜在的GDP增长速度保住0.1%，相当于对未来每一年的增长能够多增加0.1%，由于消费跟整个经济基本同步的，我们人均消费每年增加0.1%，折算成寿命是能够增加6天的。
所以，保生产线、保产业链是不是如此重要，不能只盯今天也要看明天，明天的收入也很重要，人民健康为中心、生命为中心，是国家的精神，所以不能看到今天保住的生命，还要保住未来的健康、生命，所以产业链一定要保住，怎么保？各地有各地的办法，一线工人能不能暂时集中起来建板房，不要居家隔离，在工厂旁边隔离，一边生产一边隔离。
怎么通过保经济保生命，保护老百姓的消费。疫情来了以后很多消费是下降的，不仅因为网购做不了，而且还因为很多百姓收入下降，不能去打工了，收入下降之后消费下降，这种消费下降有历史的惯性。
我们做了个数据研究发现，今天消费下降1%，未来七八年都会下降，会有心理的阴影，我们的兄弟姐妹比我们年长或者父母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发现他们同样的收入水平他们的消费比我们低多了，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不敢消费，生活水平怎么提高？怎么办？为了保居民的消费，物流一定要畅通，更重要的是要对受影响的百姓直接给予现金补助。
上海市2500万居民，平均4口人住在一起有600万家庭，我们政府能力这么强，600万家庭里面收入最低的10%，选出60万家庭，每一个家庭给你一万块钱现金，60万的家庭60亿，特斯拉一年交给上海市政府，按照原来的预测明年是20个亿，上汽比这个多，上汽一年交的税在150个亿以上，拿出上汽集团交税的60个亿给最穷的10%家庭补助，同时给被集中起来需要隔离的人现金补助，通过这个方式稳住未来的消费，不要产生心理的阴影，稳住未来的消费就是稳住健康，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我的观点是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事，当前就是办好自己的事，大家关注不够的是保经济就是保生命，稳经济就是保生命，所以这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做到位。
【刘世锦：国内有些新能源汽车不比特斯拉差，我们要有信心】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刘世锦出席并演讲。
刘世锦首先指出一个误区，当前在讨论经济政策问题时，很多时候看短期的多，看长期的少，特别是不太注意把短期问题放在长期背景下看。刘世锦认为，很多货币、财政政策不一定能承担刺激任务，短期的货币、财政政策用以保持经济短期的平衡，而长期的增长动能得靠别的东西。
刘世锦呼吁大家更多关注长期问题，关注真正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潜能。从这个角度就全球的问题，刘世锦谈论了应对气候变化时，怎么将其转化成创新和增长的动力。
怎么应对气候变化？刘世锦认为，从中国的经验来讲是三种反应方式。
第一种，防御型反应。主要是传统的能源或者高碳的行业感到有压力，这些行业在考虑将来要转型重组甚至要退出，但在短期比如看到油价、钢材价格在上升的时候，它们感觉自己还是很有分量的，到底要不要退？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种，适应型反应。“典型的是节能减排，节能永远是对的，因为节能以后能减少对能源的使用。”刘世锦说。
第三种，进取型反应。积极推动创新，发展绿色，特别是推动绿色的创新，用低碳、零碳的新能源新技术取代传统的高碳能源、高碳产业、生产方式。
刘世锦指出，在三种反应里面最重要的是采取进取型反应，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都应把重心或者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
第二，刘世锦坦言应对气候变化最初面临很大的压力，想回避发现回避不了，逼着必须搞创新，最终将气候变化压力转为创新增长动力。绿色创新除了能实现减碳外，还从经济学的角度创造了更多消费者剩余。
刘世锦指出，新能源汽车上升势头很快，一季度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销售总量的比例接近20%，这个速度远超预期。
从消费者的反应看，大部分消费者买新能源新车关注的是性价比、性能，首先感觉到用电比买油的运营成本低，而且车机好用，舒适程度高。他指出一个现象，两年前买新能源车可能时为了摇到号买油车过渡，而消费者自从开了新能源车就不再改变了，“你让我开油车我都不开，我就开新能源车，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
第三，刘世锦指出，绿色创新能够大大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绿色产品在初期比较贵有溢价，随着创新竞争的加剧，价格在下降，有些产品的绿色溢价已经变成负的了。刘世锦以光伏发电为例，过去十年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80-90%，现在已经等于或低于燃煤发电的成本，而且业内人士分析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
第四，气候变化带来的新的技术，与数字技术或者数字经济密切结合。刘世锦认为，全球经济实际上进入了数字化转型阶段，传统的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是并行的，孪生的数字界面已经出现，这个会带来真正革命性变化，气候变化带动的技术创新主要在能源和传统的产业领域，本来数字化进程可能是缓慢的，但是现在提前了，而且会起引领作用。
所以刘世锦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心还是要转到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上来，而且这不是主动的，是被动是逼出来的，而且逼出来后“花朵”“果实”超越预想。
不仅可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同时也可以为全球范围引入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能。
刘世锦还指出，发展数字经济带动的绿色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会走出一条和以前不一样的、甚至零排放实现增长的绿色发展道路。
关于新能源汽车，刘世锦特别提到特斯拉，他指出特斯拉在上海工厂做得很不错。对于近期马斯克对中国工人给予高度评价一事，刘世锦肯定表示，中国工人各个方面素质都很好，其他国家可能还比不上，这是中国很重要的优势。
国内对特斯拉工厂设在上海有不同的意见，有声音认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占了国内的市场，使得有些企业没有竞争力。对此，刘世锦表示国内新能源汽车有些不比特斯拉差，进来一个强的竞争对手，国内只要放开、允许竞争，中国的企业一点都不差，我们要有信心。
“绿色新能源技术要开放，开放以后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会更加活跃，同时发达国家在绿色创新领域比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对全球的发展也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刘世锦首先指出一个误区，当前在讨论经济政策问题时，很多时候看短期的多，看长期的少，特别是不太注意把短期问题放在长期背景下看。刘世锦认为，很多货币、财政政策不一定能承担刺激任务，短期的货币、财政政策用以保持经济短期的平衡，而长期的增长动能得靠别的东西。
刘世锦呼吁大家更多关注长期问题，关注真正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潜能。从这个角度就全球的问题，刘世锦谈论了应对气候变化时，怎么将其转化成创新和增长的动力。
怎么应对气候变化？刘世锦认为，从中国的经验来讲是三种反应方式。
第一种，防御型反应。主要是传统的能源或者高碳的行业感到有压力，这些行业在考虑将来要转型重组甚至要退出，但在短期比如看到油价、钢材价格在上升的时候，它们感觉自己还是很有分量的，到底要不要退？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种，适应型反应。“典型的是节能减排，节能永远是对的，因为节能以后能减少对能源的使用。”刘世锦说。
第三种，进取型反应。积极推动创新，发展绿色，特别是推动绿色的创新，用低碳、零碳的新能源新技术取代传统的高碳能源、高碳产业、生产方式。
刘世锦指出，在三种反应里面最重要的是采取进取型反应，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都应把重心或者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
第二，刘世锦坦言应对气候变化最初面临很大的压力，想回避发现回避不了，逼着必须搞创新，最终将气候变化压力转为创新增长动力。绿色创新除了能实现减碳外，还从经济学的角度创造了更多消费者剩余。
刘世锦指出，新能源汽车上升势头很快，一季度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销售总量的比例接近20%，这个速度远超预期。
从消费者的反应看，大部分消费者买新能源新车关注的是性价比、性能，首先感觉到用电比买油的运营成本低，而且车机好用，舒适程度高。他指出一个现象，两年前买新能源车可能时为了摇到号买油车过渡，而消费者自从开了新能源车就不再改变了，“你让我开油车我都不开，我就开新能源车，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
第三，刘世锦指出，绿色创新能够大大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绿色产品在初期比较贵有溢价，随着创新竞争的加剧，价格在下降，有些产品的绿色溢价已经变成负的了。刘世锦以光伏发电为例，过去十年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80-90%，现在已经等于或低于燃煤发电的成本，而且业内人士分析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
第四，气候变化带来的新的技术，与数字技术或者数字经济密切结合。刘世锦认为，全球经济实际上进入了数字化转型阶段，传统的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是并行的，孪生的数字界面已经出现，这个会带来真正革命性变化，气候变化带动的技术创新主要在能源和传统的产业领域，本来数字化进程可能是缓慢的，但是现在提前了，而且会起引领作用。
所以刘世锦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心还是要转到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上来，而且这不是主动的，是被动是逼出来的，而且逼出来后“花朵”“果实”超越预想。
不仅可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同时也可以为全球范围引入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能。
刘世锦还指出，发展数字经济带动的绿色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会走出一条和以前不一样的、甚至零排放实现增长的绿色发展道路。
关于新能源汽车，刘世锦特别提到特斯拉，他指出特斯拉在上海工厂做得很不错。对于近期马斯克对中国工人给予高度评价一事，刘世锦肯定表示，中国工人各个方面素质都很好，其他国家可能还比不上，这是中国很重要的优势。
国内对特斯拉工厂设在上海有不同的意见，有声音认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占了国内的市场，使得有些企业没有竞争力。对此，刘世锦表示国内新能源汽车有些不比特斯拉差，进来一个强的竞争对手，国内只要放开、允许竞争，中国的企业一点都不差，我们要有信心。
“绿色新能源技术要开放，开放以后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会更加活跃，同时发达国家在绿色创新领域比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对全球的发展也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东南沿海省份老百姓收入差距更小，为什么？】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发言表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只能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条件，不能用政府分配来代替市场分配，不搞平均主义、均贫富，不是要回到低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分析，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也越小。例如，2021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而广东是2.46，浙江是1.94，宁波是1.72。
王小鲁表示，东南沿海市场化程度较领先的省份收入差距也较小，这说明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并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而是由一系列制度缺陷等因素造成的。“收入转移支付、公共服务、财政体制、土地制度、社保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会影响收入差距。”
多位专家认为，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是造成较大贫富差距最重要原因之一，完善合理的分配制度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核心手段。#五一江苏人一半的朋友圈都是露营# https://t.cn/A6XyyT2l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分析，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也越小。例如，2021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而广东是2.46，浙江是1.94，宁波是1.72。
王小鲁表示，东南沿海市场化程度较领先的省份收入差距也较小，这说明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并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而是由一系列制度缺陷等因素造成的。“收入转移支付、公共服务、财政体制、土地制度、社保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会影响收入差距。”
多位专家认为，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是造成较大贫富差距最重要原因之一，完善合理的分配制度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核心手段。#五一江苏人一半的朋友圈都是露营# https://t.cn/A6XyyT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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