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读书笔记 #2022读书记录# #跟世界一起阅读# 不知该怎么称呼作者，以当下感觉他更愿人们称呼其为公益人吧。第一次知道陈行甲这个名字还是在视频号看见的一个铁腕反腐的县委书记，老胡转发给我看，说是个厉害人。
年初看见一出版社公布年度十大好书，这本书居于高位，豆瓣评分更是九点多。下定决心要买来看看，看看县委书记书写的怎么样。
这是作者前半生的人生笔记，自传形式很喜欢，共七记，记录了作者与母亲、妻子、工作、公益的点点滴滴，笔触自然平实。尤其写母亲，每个字眼都是共鸣，看的几次热泪盈眶。
读完此书，对这个传奇人物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十分认同他对人生的解读和看法，他像一个前辈，将经历的种种娓娓道来，让我们深受启发。 https://t.cn/A6iEzO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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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华：关于玉器真正起源的考古调查分析
关于玉器的起源，过去学术界只能依据一些较晚出的记载，进行不定性地推测，而大致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
《竹书纪年》卷二《帝舜有虞氏九年)记载：“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
清人徐文靖：“笺按瑞应图曰：“黄帝时西王母献白环，舜时又献之。”
《帝舜有虞氏四十二年》又记载：“玄都氏来朝贡宝玉。”
《春秋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准南子》也记载，
在夏禹时有无万国尚值得研究，而当时的国也不过是一个一个的小城堡，规模不会像后来的帝国那么大。
但由此可知的是，文献上认定的玉器起源。早不过出现于黄帝、舜、夏禹时期，也即原始社会的晚期，距今大约4200多年。
其玉产地的所在，在黄帝、舜时似由居于西方昆仑山的西王母输入，这也大致是迄今考古发现所认定的新疆和阗玉传人中原的开始。
到了夏禹时代，由于在地处中国东南淮水岸边的涂山(今安徽省怀远县)会合执玉帛者达万国的各路诸侯，玉的产地应该更多一些了。
至于是什么样质地的玉，又有哪些器型种类，史料记载就显得更加稀见并付之阙如了。
现在考古发掘的结果，终于可以初步揭开这数千年来蒙遮在史前玉器真容上的神秘面纱，为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料。
人们凭藉着有明确地层叠压关系的玉器，可以确定它的时代属性与文化属性；根据出土玉器的埋葬方式、位置与组合关系，可以复原史前人类的用玉方式，探索其用途与功能。
正因为如此，考古发现证明，中国人真正使用玉器的历史，要比文献记载早得多；同时还发现，史前玉器的分布领域极其广大，玉器的质地也是多种多样，显示出在商周时期广泛使用西域和阗玉之前，中国人用玉就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玉石不分，就地取材”的时代，许许多多的美石、彩石、假玉石，都曾扮演过美玉才能充当的角色。
这一现象说明， 我国史前时期不同区域的原始居民， 在社会形成发展相当的历史阶段，都曾经因地制宜，在发现美的因素，创造美的文化方面，作出了彼此相似的努力，从而促进了各地之间不同文化的融合繁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玉器起源距现在到底有多长时间?
这个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
杨伯达先生认为把中国玉器的源头定于距今10000年是适当的，他还认为“远古玉器的盛期及高点应在距今6000--5000 年的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时代"；孙守道先生认为，辽宁查海与内蒙古兴隆洼出土的玉器，已反映出早期用玉的普遍性，“标志着我国用玉的历史，应早到万余年前”；香港学者邓聪则在更大的时、空领域进一步认为，“综观距今30000 --10000 年前，在欧洲、西伯利亚、华北以至北部日本的范围，人类可能已采用软玉、硬玉、蛇纹岩、橄榄石、方解石等矿物制作珠石和坠饰....晚期旧石器时代，欧、亚大陆间大约同时出现的玉石饰物，无疑是人类玉器文化的第一幕”， 把人类用玉的时间推定到旧石器时代，距今30000--10000年前。
具体到中国史前考古发现的玉器，目前以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墓葬中的2件玉玦为最早，距今为8200年，相当于这一时期的玉器，还有内蒙古巴林右旗与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出土品。
查海总计出土了50多件各类玉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玉质斧、锛、凿工具；
二类是珠、管、玦等玉质饰品；
三类是特殊形制的玉匕形佩。
经科学检测，9件查海玉器均为透闪石质地的软玉，是目前所知全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真玉器。
在新石器时代阶段，我国现已发现的各个原始文化的物质载体中，都或多或少有玉器与彩石器的出土。
从年代时限上看，可以大致在距今5500年间划一个界限，把出土史前玉器较多的各原始文化分为早、晚两大时期。
早期北方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新乐文化、红山文化前段为代表，南方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北阴阳营文化为代表。
晚期则包括红山文化后段、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石峡文化等等。
除了这些出土玉器较多的文化以外，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中也出现了玉斧等玉器的踪影，既显示出玉器(或彩石)在史前中国大陆东部与中部地区分布的普遍性，也从史前物质文化总体构成上向人们透露出玉器的不可缺少性。
虽然从史前遗物分类的总量上看，玉器没有陶器、石器、蚌器、骨器多，出现的时间也没有它们早，但在器物类型上，玉器却独树一帜， 远远超过了上述任何一种物质的器类，而且是愈到晚期，玉器的类型愈复杂，使用面愈广泛，显示出玉器无可比拟的、后来居上的强大生命活力，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充当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书籍：
《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 杨伯达 主编 紫禁城出版社
《浅论中国史前玉器的历史地位》 张宏明 李静
关于玉器的起源，过去学术界只能依据一些较晚出的记载，进行不定性地推测，而大致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
《竹书纪年》卷二《帝舜有虞氏九年)记载：“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
清人徐文靖：“笺按瑞应图曰：“黄帝时西王母献白环，舜时又献之。”
《帝舜有虞氏四十二年》又记载：“玄都氏来朝贡宝玉。”
《春秋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准南子》也记载，
在夏禹时有无万国尚值得研究，而当时的国也不过是一个一个的小城堡，规模不会像后来的帝国那么大。
但由此可知的是，文献上认定的玉器起源。早不过出现于黄帝、舜、夏禹时期，也即原始社会的晚期，距今大约4200多年。
其玉产地的所在，在黄帝、舜时似由居于西方昆仑山的西王母输入，这也大致是迄今考古发现所认定的新疆和阗玉传人中原的开始。
到了夏禹时代，由于在地处中国东南淮水岸边的涂山(今安徽省怀远县)会合执玉帛者达万国的各路诸侯，玉的产地应该更多一些了。
至于是什么样质地的玉，又有哪些器型种类，史料记载就显得更加稀见并付之阙如了。
现在考古发掘的结果，终于可以初步揭开这数千年来蒙遮在史前玉器真容上的神秘面纱，为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料。
人们凭藉着有明确地层叠压关系的玉器，可以确定它的时代属性与文化属性；根据出土玉器的埋葬方式、位置与组合关系，可以复原史前人类的用玉方式，探索其用途与功能。
正因为如此，考古发现证明，中国人真正使用玉器的历史，要比文献记载早得多；同时还发现，史前玉器的分布领域极其广大，玉器的质地也是多种多样，显示出在商周时期广泛使用西域和阗玉之前，中国人用玉就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玉石不分，就地取材”的时代，许许多多的美石、彩石、假玉石，都曾扮演过美玉才能充当的角色。
这一现象说明， 我国史前时期不同区域的原始居民， 在社会形成发展相当的历史阶段，都曾经因地制宜，在发现美的因素，创造美的文化方面，作出了彼此相似的努力，从而促进了各地之间不同文化的融合繁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玉器起源距现在到底有多长时间?
这个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
杨伯达先生认为把中国玉器的源头定于距今10000年是适当的，他还认为“远古玉器的盛期及高点应在距今6000--5000 年的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时代"；孙守道先生认为，辽宁查海与内蒙古兴隆洼出土的玉器，已反映出早期用玉的普遍性，“标志着我国用玉的历史，应早到万余年前”；香港学者邓聪则在更大的时、空领域进一步认为，“综观距今30000 --10000 年前，在欧洲、西伯利亚、华北以至北部日本的范围，人类可能已采用软玉、硬玉、蛇纹岩、橄榄石、方解石等矿物制作珠石和坠饰....晚期旧石器时代，欧、亚大陆间大约同时出现的玉石饰物，无疑是人类玉器文化的第一幕”， 把人类用玉的时间推定到旧石器时代，距今30000--10000年前。
具体到中国史前考古发现的玉器，目前以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墓葬中的2件玉玦为最早，距今为8200年，相当于这一时期的玉器，还有内蒙古巴林右旗与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出土品。
查海总计出土了50多件各类玉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玉质斧、锛、凿工具；
二类是珠、管、玦等玉质饰品；
三类是特殊形制的玉匕形佩。
经科学检测，9件查海玉器均为透闪石质地的软玉，是目前所知全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真玉器。
在新石器时代阶段，我国现已发现的各个原始文化的物质载体中，都或多或少有玉器与彩石器的出土。
从年代时限上看，可以大致在距今5500年间划一个界限，把出土史前玉器较多的各原始文化分为早、晚两大时期。
早期北方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新乐文化、红山文化前段为代表，南方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北阴阳营文化为代表。
晚期则包括红山文化后段、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石峡文化等等。
除了这些出土玉器较多的文化以外，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中也出现了玉斧等玉器的踪影，既显示出玉器(或彩石)在史前中国大陆东部与中部地区分布的普遍性，也从史前物质文化总体构成上向人们透露出玉器的不可缺少性。
虽然从史前遗物分类的总量上看，玉器没有陶器、石器、蚌器、骨器多，出现的时间也没有它们早，但在器物类型上，玉器却独树一帜， 远远超过了上述任何一种物质的器类，而且是愈到晚期，玉器的类型愈复杂，使用面愈广泛，显示出玉器无可比拟的、后来居上的强大生命活力，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充当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书籍：
《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 杨伯达 主编 紫禁城出版社
《浅论中国史前玉器的历史地位》 张宏明 李静
【读书】成一农：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和“疆域观”
在进行讨论之前，首先需要对“天下观”和“疆域观”进行界定。“天下观”指的是某一文化或者某一人群对于世界构成的认知，这种对于世界构成的认知并不纯粹是地理的，而是在相应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基础上构建的对于世界政治、文化以及经济秩序的地理认知。“疆域观”，指的是某一文化或者某一人群对其所应占有的空间范围的认知，因此本文所用的“疆域观”与现代的“国家”和“主权”等概念没有关系。“天下观”和“疆域观”这两个概念虽然存在差异，但有着内在的联系，尤其是在“中国”古代。
关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前人研究成果众多，但对其思想来源、后续影响以及地理空间进行相对深入分析的当属唐晓峰的《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现引用其中一些与本文有关的结论。
首先，“华夷”两分的“天下观”：“在周朝分封地域范围的四周， 全面逼近所谓的‘夷狄’之人。于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华夏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王国维称其为‘道德之团体’）直接面对夷狄世界的局面。居于中央的华夏与居于四周的夷狄的关系遂成为‘天下’两分的基本人文地理格局”；“ 对夷狄是绝对的漠视，反之， 对华夏中国是绝对的崇尚。华夏居中而土乐，夷狄远处而服荒，这种地域与文化的关系被推广到整个寰宇之内，唯有中国是圣王世界， 其余不外是荒夷或岛夷，越远越不足论。如此全世界二分并以华夏独尊的地理观念在随后的千年岁月中一直统治着中国人的头脑”；“需要注意到的是，华夷之限不是政治界限，更不是国界，也不是种族界限，而只是文化界限……反而希望‘四海会同’‘夷狄远服，声教益广’，也就是要与夷狄共天下，当然，前提是‘夷狄各以其贿来贡’”；“在周代形成的‘华夷之限’的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原士大夫的头脑，华、夷对照是理解世界的基本思想方式”。
然后，关于“华”“华夏”的空间范围：“不知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禹迹’成为华夏地域的表述名称”；“禹之迹，就是大禹平奠治理过的地方。经过大禹治理的地方就是文明之区，有别于蛮夷之地。在人们用大禹的名义说明自己的地方时，已经包含了华夷两分的意义，夷狄均在禹迹之外，而宣称居于‘禹迹’之内，则成为华夏人地理认同的重要方式”；“《左传》（襄公四年）引用了《虞人之箴》中的一句话‘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它道出了华夏空间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将‘禹迹’与‘九州’相联系”；“《毛诗正义》：‘中国之文，与四方相对，故知中国谓京师，四方谓诸夏。若以中国对四夷，则诸夏亦为中国’”。
简言之，即大致是在周之后，近代之前，在“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中，世界是由“华”和“夷”两部分构成的，其中“华”无论在文化、经济还是在政治上都占有绝对主导地位，是“天下主”，这个世界是围绕“华”展开的。对应于地理空间，“华”即是《禹贡》中记载的“九州”，且由于这里是“诸夏”所在，因此可以称为“中国”，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中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的概念，大概对应于一些研究中宣称的“地理中国”和“文化中国”。
“九州”的地理空间，在《禹贡》中有着记载，但由于构成其边界的一些地理要素，如“黑水”等的具体地理位置长期以来都存在争议，因此实际上也就无法确定“九州”明确的空间范围，因此“九州”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大致范围，但又相对模糊的地域空间。现存的宋代之后的大量《禹贡》图对其地理范围有着描绘，且所有这些地图大都没有绘制明确的界线，因此这大概也说明古人对于“九州”的准确范围也没有明确的认知。
如果上述认知正确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疆域观”也就呼之而出了。在“华夷”两分的“天下观”下，虽然“华”占据了主导，但两者结合才构成了“天下”，也即唐晓峰所说的“反而希望‘四海会同’‘夷狄远服，声教益广’，也就是要与夷狄共天下”，由此显而易见得出的结论就是另外一句在谈及“中国”古代“疆域”时经常被提到的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过，由于对“夷”的轻视，因此“华”才是作为“天下主”的正统王朝的天子或者皇帝所应直接领有的，而“华”在地理空间上对应的就是“九州”，也即唐晓峰所述“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王朝并非占据整个‘天下’，说皇帝坐‘天下’，这个‘天下’只是形容他天下独尊的地位，并不是严格的地理语言。他们知道，在天的下面，除了中国王朝，还有不知边际的蛮夷世界。只是对于这个蛮夷世界，中国士大夫不屑于理睬”。
当然，“蛮夷”世界也是存在层次的，其中一些是与“华”在地理空间或者文化、经济上有着直接接触或者往来的，而另外一些则几乎毫无往来，对于“华”来说只是道听途说，甚至一无所知。由此形成的“天下”，也就有了包含甚至是想象中的全部“世界”的“大天下”，以及只是包括了有着直接往来或者有所了解的“蛮夷” 的“小天下”，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后者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更为关注的，这点从前文所引唐晓峰的论述来说，是必然的结果。
在这种“天下观”之下，王朝所控制的地域空间必然要尽可能全面地包含“华”所在的“中国”和“九州”，而这也是王朝正统性的来源之一，也是王朝统治“天下”的“法理”基础之一。当然，这并不是说王朝控制的土地也以此为限，毕竟在这种“天下观”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朝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周围的“夷”地加以直接或间接的管理，但这些并不是必须的。
来源于：《中国古代舆地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进行讨论之前，首先需要对“天下观”和“疆域观”进行界定。“天下观”指的是某一文化或者某一人群对于世界构成的认知，这种对于世界构成的认知并不纯粹是地理的，而是在相应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基础上构建的对于世界政治、文化以及经济秩序的地理认知。“疆域观”，指的是某一文化或者某一人群对其所应占有的空间范围的认知，因此本文所用的“疆域观”与现代的“国家”和“主权”等概念没有关系。“天下观”和“疆域观”这两个概念虽然存在差异，但有着内在的联系，尤其是在“中国”古代。
关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前人研究成果众多，但对其思想来源、后续影响以及地理空间进行相对深入分析的当属唐晓峰的《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现引用其中一些与本文有关的结论。
首先，“华夷”两分的“天下观”：“在周朝分封地域范围的四周， 全面逼近所谓的‘夷狄’之人。于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华夏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王国维称其为‘道德之团体’）直接面对夷狄世界的局面。居于中央的华夏与居于四周的夷狄的关系遂成为‘天下’两分的基本人文地理格局”；“ 对夷狄是绝对的漠视，反之， 对华夏中国是绝对的崇尚。华夏居中而土乐，夷狄远处而服荒，这种地域与文化的关系被推广到整个寰宇之内，唯有中国是圣王世界， 其余不外是荒夷或岛夷，越远越不足论。如此全世界二分并以华夏独尊的地理观念在随后的千年岁月中一直统治着中国人的头脑”；“需要注意到的是，华夷之限不是政治界限，更不是国界，也不是种族界限，而只是文化界限……反而希望‘四海会同’‘夷狄远服，声教益广’，也就是要与夷狄共天下，当然，前提是‘夷狄各以其贿来贡’”；“在周代形成的‘华夷之限’的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原士大夫的头脑，华、夷对照是理解世界的基本思想方式”。
然后，关于“华”“华夏”的空间范围：“不知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禹迹’成为华夏地域的表述名称”；“禹之迹，就是大禹平奠治理过的地方。经过大禹治理的地方就是文明之区，有别于蛮夷之地。在人们用大禹的名义说明自己的地方时，已经包含了华夷两分的意义，夷狄均在禹迹之外，而宣称居于‘禹迹’之内，则成为华夏人地理认同的重要方式”；“《左传》（襄公四年）引用了《虞人之箴》中的一句话‘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它道出了华夏空间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将‘禹迹’与‘九州’相联系”；“《毛诗正义》：‘中国之文，与四方相对，故知中国谓京师，四方谓诸夏。若以中国对四夷，则诸夏亦为中国’”。
简言之，即大致是在周之后，近代之前，在“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中，世界是由“华”和“夷”两部分构成的，其中“华”无论在文化、经济还是在政治上都占有绝对主导地位，是“天下主”，这个世界是围绕“华”展开的。对应于地理空间，“华”即是《禹贡》中记载的“九州”，且由于这里是“诸夏”所在，因此可以称为“中国”，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中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的概念，大概对应于一些研究中宣称的“地理中国”和“文化中国”。
“九州”的地理空间，在《禹贡》中有着记载，但由于构成其边界的一些地理要素，如“黑水”等的具体地理位置长期以来都存在争议，因此实际上也就无法确定“九州”明确的空间范围，因此“九州”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大致范围，但又相对模糊的地域空间。现存的宋代之后的大量《禹贡》图对其地理范围有着描绘，且所有这些地图大都没有绘制明确的界线，因此这大概也说明古人对于“九州”的准确范围也没有明确的认知。
如果上述认知正确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疆域观”也就呼之而出了。在“华夷”两分的“天下观”下，虽然“华”占据了主导，但两者结合才构成了“天下”，也即唐晓峰所说的“反而希望‘四海会同’‘夷狄远服，声教益广’，也就是要与夷狄共天下”，由此显而易见得出的结论就是另外一句在谈及“中国”古代“疆域”时经常被提到的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过，由于对“夷”的轻视，因此“华”才是作为“天下主”的正统王朝的天子或者皇帝所应直接领有的，而“华”在地理空间上对应的就是“九州”，也即唐晓峰所述“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王朝并非占据整个‘天下’，说皇帝坐‘天下’，这个‘天下’只是形容他天下独尊的地位，并不是严格的地理语言。他们知道，在天的下面，除了中国王朝，还有不知边际的蛮夷世界。只是对于这个蛮夷世界，中国士大夫不屑于理睬”。
当然，“蛮夷”世界也是存在层次的，其中一些是与“华”在地理空间或者文化、经济上有着直接接触或者往来的，而另外一些则几乎毫无往来，对于“华”来说只是道听途说，甚至一无所知。由此形成的“天下”，也就有了包含甚至是想象中的全部“世界”的“大天下”，以及只是包括了有着直接往来或者有所了解的“蛮夷” 的“小天下”，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后者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更为关注的，这点从前文所引唐晓峰的论述来说，是必然的结果。
在这种“天下观”之下，王朝所控制的地域空间必然要尽可能全面地包含“华”所在的“中国”和“九州”，而这也是王朝正统性的来源之一，也是王朝统治“天下”的“法理”基础之一。当然，这并不是说王朝控制的土地也以此为限，毕竟在这种“天下观”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朝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周围的“夷”地加以直接或间接的管理，但这些并不是必须的。
来源于：《中国古代舆地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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