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張志明曾為無綫電視（TVB）非戲劇節目監製及經理，在任期內主理過《3日2夜》、《周遊東京》、《嫁到這世界邊端》、《流行都市》、《姊妹淘》、《代溝關注組》、《煮戰》和《野外步出》等等一系列大受歡迎的節目，可惜直到2021年10月底時他就宣布離職TVB，令人大感意外。近日他過檔余詠珊新公司「好好製作」，並為香港開電視頭炮節目《疫境中的餐桌》擔任監製。他在探班現場接受《香港01》訪問時，就大爆自己當年離職原因。
監製張志明（B哥）表示，現時於「好好製作」的工作環境與於TVB任職時差不多，一樣是開會度橋再執行，不過現時工作量反而較多，因為樣樣事都需要他親力親為。他說：「以前都要（搵贊助），但係以前我講完之後都有人跟嘅，但係細公司就要自己跟到落底。工作量多咗，其實一年做70%non-drama節目，人工都係咁多。」
他自言，過檔後首要目標是做好節目給觀眾，訪問中他也透露了自己正在籌備一個旅遊節目。他說：「透露就唔會透露住，因為而家講完之後佢哋又做，我哋又做，就個個都做。不過做完呢個《疫境中的餐桌》之後，Ricky同Jacky就會有一個真真正正嘅飲食節目，係認真咁煮，跟住到暑假我哋就會有一系列出埠節目，講疫情之後旅遊景點嘅情況。」他透露，這個旅遊節目就似是一個為疫情之後打算去旅行的市民，度身訂做的電視版旅遊天書，會介紹一系列好處，以及以往旅遊景點，經歷疫情後的近況，首站更是由沙律張沛樂做「導遊」前往泰國。
於行內而言，監製張志明（B哥）的製作一向以價廉物美而有名，他主張以最低人手以及成本，去製作一些有話題性、娛樂性豐富的節目，最為人熟悉的一定是做足5，6輯過百集的《3日2夜》。他說：「我覺得做節目係人少，平，自由，尤其是做旅遊節目，唔好人多，人多要照顧呢個又要照顧嗰個，幾時照顧到個節目，係咪？我啲旅遊節目，連埋個主持最多都係4個人。」
上面提到電視台會「互相模仿」，問到張志明會不會擔心被抄橋，他回答：「佢抄唔抄已經都成日攞（我以前做嘅節目）做repeat啦，呢段時間去唔到travel（出埠），佢都攞晒我以前做嘅旅遊節目重播，係咪抄都好，佢哋而家都做唔到。」他表示，自他離職後已再難有《3日2夜》這些節目的誕生，說：「冇啦，其實我入TVB之後，係令到佢啲budget減少好多，令到人手少咗。而家TVB又去返要咁多人去，一定要用咁多錢拍，一定要好似以前咁用返Full-crew。」
新公司有沒有「山頭文化」？他說每一間公司都會有，但幸好現時任職的公司「好好製作」人數不多，並不會出現「山頭文化」，說：「我哋不嬲做自己嘢，都冇理過人。譬如我喺TVB做咗咁耐，後期我啲節目都唔會俾人改，我有咩山頭文化啫，我都係做自己嘢。喺TVB其實每一part都對我好好，珍姐、樂小姐、Sandy（余詠珊），杜生，全部都對我好好，我冇咩山頭文化。」
談到張志明的離職的原因，他就指第一是因為余詠珊的邀請，第二個原因卻是出於對工作環境的不滿。他說：「尤其是係『某高層』入到嚟之後，我覺得佢哋做得好亂。大佬，你做幕前，我做幕後，個節目唔係你改，而係你啲朋友去改我節目，我會覺得我點解要俾你改？你已經唔識，仲要俾你朋友去改（節目），我又覺得好難過，我做咗幾廿年要聽你嗰啲啱啱入嚟（嘅人）。你話咩官呀？我都唔知，所以嗰陣時我都冇俾佢改。譬如《煮戰》之後，『某高層』話我要改，我話：『冇得改喎，我啲嘢冇得改。』跟住佢就冇出聲。」他透露，自「高層的朋友」加入TVB後，突然變成了所以節目都要經他剪輯才可以播出。
他表示，自知再留在TVB，自己創作及工作環境必會受到某高層的干擾，說：「我都唔知可以擋得幾多次，咁就唯有走。你幕前就走返去做幕前啦。你話你做得好，咁而家做咗一入面做得幾多？我又唔覺得你做得好咗去邊。你用咗好多錢去做一個好小嘅節目呀嘛，而家咪又係做返啲煮食，做返晒啲旅遊，做返我啲低成本製作啲嘢。」
打算離職時，TVB的高層有沒有挽留？他表示曾志偉曾經有挽留，說：「佢幾好嘅，就算我畀信嗰時，我都話係兩個因素啫，係Sandy叫我走，同埋係我唔鍾意俾人改嘢，佢改我啲嘢我會走，係呢兩樣啫。」他明言，無綫電視（TVB）的製作出品，以及工作環境一直令他十分滿意，強調離開的原因只是因為某高層加入後出現變化。
監製張志明（B哥）表示，現時於「好好製作」的工作環境與於TVB任職時差不多，一樣是開會度橋再執行，不過現時工作量反而較多，因為樣樣事都需要他親力親為。他說：「以前都要（搵贊助），但係以前我講完之後都有人跟嘅，但係細公司就要自己跟到落底。工作量多咗，其實一年做70%non-drama節目，人工都係咁多。」
他自言，過檔後首要目標是做好節目給觀眾，訪問中他也透露了自己正在籌備一個旅遊節目。他說：「透露就唔會透露住，因為而家講完之後佢哋又做，我哋又做，就個個都做。不過做完呢個《疫境中的餐桌》之後，Ricky同Jacky就會有一個真真正正嘅飲食節目，係認真咁煮，跟住到暑假我哋就會有一系列出埠節目，講疫情之後旅遊景點嘅情況。」他透露，這個旅遊節目就似是一個為疫情之後打算去旅行的市民，度身訂做的電視版旅遊天書，會介紹一系列好處，以及以往旅遊景點，經歷疫情後的近況，首站更是由沙律張沛樂做「導遊」前往泰國。
於行內而言，監製張志明（B哥）的製作一向以價廉物美而有名，他主張以最低人手以及成本，去製作一些有話題性、娛樂性豐富的節目，最為人熟悉的一定是做足5，6輯過百集的《3日2夜》。他說：「我覺得做節目係人少，平，自由，尤其是做旅遊節目，唔好人多，人多要照顧呢個又要照顧嗰個，幾時照顧到個節目，係咪？我啲旅遊節目，連埋個主持最多都係4個人。」
上面提到電視台會「互相模仿」，問到張志明會不會擔心被抄橋，他回答：「佢抄唔抄已經都成日攞（我以前做嘅節目）做repeat啦，呢段時間去唔到travel（出埠），佢都攞晒我以前做嘅旅遊節目重播，係咪抄都好，佢哋而家都做唔到。」他表示，自他離職後已再難有《3日2夜》這些節目的誕生，說：「冇啦，其實我入TVB之後，係令到佢啲budget減少好多，令到人手少咗。而家TVB又去返要咁多人去，一定要用咁多錢拍，一定要好似以前咁用返Full-crew。」
新公司有沒有「山頭文化」？他說每一間公司都會有，但幸好現時任職的公司「好好製作」人數不多，並不會出現「山頭文化」，說：「我哋不嬲做自己嘢，都冇理過人。譬如我喺TVB做咗咁耐，後期我啲節目都唔會俾人改，我有咩山頭文化啫，我都係做自己嘢。喺TVB其實每一part都對我好好，珍姐、樂小姐、Sandy（余詠珊），杜生，全部都對我好好，我冇咩山頭文化。」
談到張志明的離職的原因，他就指第一是因為余詠珊的邀請，第二個原因卻是出於對工作環境的不滿。他說：「尤其是係『某高層』入到嚟之後，我覺得佢哋做得好亂。大佬，你做幕前，我做幕後，個節目唔係你改，而係你啲朋友去改我節目，我會覺得我點解要俾你改？你已經唔識，仲要俾你朋友去改（節目），我又覺得好難過，我做咗幾廿年要聽你嗰啲啱啱入嚟（嘅人）。你話咩官呀？我都唔知，所以嗰陣時我都冇俾佢改。譬如《煮戰》之後，『某高層』話我要改，我話：『冇得改喎，我啲嘢冇得改。』跟住佢就冇出聲。」他透露，自「高層的朋友」加入TVB後，突然變成了所以節目都要經他剪輯才可以播出。
他表示，自知再留在TVB，自己創作及工作環境必會受到某高層的干擾，說：「我都唔知可以擋得幾多次，咁就唯有走。你幕前就走返去做幕前啦。你話你做得好，咁而家做咗一入面做得幾多？我又唔覺得你做得好咗去邊。你用咗好多錢去做一個好小嘅節目呀嘛，而家咪又係做返啲煮食，做返晒啲旅遊，做返我啲低成本製作啲嘢。」
打算離職時，TVB的高層有沒有挽留？他表示曾志偉曾經有挽留，說：「佢幾好嘅，就算我畀信嗰時，我都話係兩個因素啫，係Sandy叫我走，同埋係我唔鍾意俾人改嘢，佢改我啲嘢我會走，係呢兩樣啫。」他明言，無綫電視（TVB）的製作出品，以及工作環境一直令他十分滿意，強調離開的原因只是因為某高層加入後出現變化。
#图像小说[超话]#
我曾有过一个想成为漫画家的梦想。
这个梦想大抵上发端于我的童年，应该是在7、8岁的光景。我人生的第一套“画书”是《哪吒闹海》的连环画，当时我还住在故乡的老屋中，那是一处大山脚下的平房村居，房前有院，院外有河，河边种树，树下有狗，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的最无忧无虑的前六年。
正是在此时，我的绘画爱好被激发出来，当我把那套连环画翻烂了之后，我就开始尝试自己画。我开始照着连环画一页一页画，而画哪吒和龙则是我最拿手的把戏，是可以每年过年亲戚来访时拿出来表演的保留节目。故乡老屋的墙上至今还留着我当年画下的一条腾云驾雾的龙，甚至我工作后有一次在国际广告节上拿奖，创作的题材也是龙，这些都是受《哪吒闹海》的影响所致。但当时的我，还只是单纯地喜欢画画，对“漫画”并没有什么概念。
等到漫画真正出现在我的世界中，是我回到城市中上学之后的事了。
不知道有没有“85前”漫迷和我一样，把《幽默大师》当做自己真正的漫画启蒙书，它对我的影响甚至要比后来的《画王》还要深远。当然现在看来，这两者并不相同，虽然都可以被归为漫画，但前者偏向于讽刺漫画（caricature ），后者则是有浓重日漫风格（manga）的故事漫画（comics）。因此，当“我长大后要做一名漫画家”的念头第一次出现在我的头脑中时，确切地说，我想成为的其实是一名“讽刺漫画家”。
在当时的《幽默大师》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创作者有三个人，一个是国内漫画家李昆武，其余两人都来自阿根廷，一个是季诺，另一个则是莫迪洛。李昆武老师时常会画一些云南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季诺和莫迪洛则都是以单幅幽默讽刺漫画为主。而他们三人中，又尤以莫迪洛最为深得我心，因为他的绘画风格实在是太具标识性了，尤其是他笔下人物们那颗硕大的、圆润的鼻子。
不久之后，我也开始尝试创作漫画作品，而最常被我模仿的就是莫迪洛，到了中学的时候，我已经积攒了几百张自娱自乐的“画作”，绝大多数人物都长着一个大鼻子，我甚至曾在当地报纸上拥有过自己的漫画专栏。而直到今天，当我偶尔提笔画上两笔的时候，也依旧会把笔下人物的鼻子画成莫迪洛式的“圆鼻子”。莫迪洛于我，虽未曾拜师，但也算是终身为师。
长大后，我曾断断续续、零零散散地了解过一些莫迪洛的生平。莫迪洛是阿根廷人，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阿根廷度过的。这对于很多那个时代的阿根廷漫画家而言并不稀奇，阿根廷在20世纪中后期曾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导致了大量漫画家出走国外，很多人都落脚欧洲，比如季诺就曾远走意大利。莫迪洛很早就离开了阿根廷，先后前往秘鲁、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地，此后更是长期定居西班牙。
莫迪洛丰富的世界游历经历，曾让国内媒体闹出过一出“乌龙”事件。2019年莫迪洛逝世的时候，国内很多媒体将他冠以“大力水手之父”的名号并大肆报道。但事实上，大力水手的创作者是美国漫画家E·C·西格尔，并不是莫迪洛，他只是曾在旅居美国时参与过大力水手动画电影的创作。而且莫迪洛终其一生，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是以幽默讽刺漫画为主，很少有长篇叙事性故事漫画作品。
莫迪洛的作品往往是无字的，篇幅也以单幅居多。在我看来，这几乎是所有漫画类型中最难以驾驭的品类，需要在一副图像中清晰地传递出创作者的意图，但又不能流于简单粗暴，而是要将其轻轻地藏在某个画面细节中。所有含义的传达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眼神、动作、神色这些需要仔细品读的细节。他的作品往往会给人一种看起来有些矛盾的错觉，即它所体现出的幽默感，往往是“不易察觉”但又“显而易见”——前者往往来自于创作者仔细经营的“幽默陷阱”，而后者则是读者发现画面秘密的会心一笑，而就在这一刹那，读者与创作者心意相通，相视而笑。
有时候，幽默是一种天赋，甚至是比画功更为重要的创作天赋，这也是最终浇灭我“成为一个漫画家”梦想的“清醒剂”，我就是一个比较“不幽默”的人，模样可以画得很像，但神韵永远难得十一。尽管自幼喜爱绘画，但我从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美术训练，高考也没有选择艺术道路，毕业后更是从事了与此毫无干系的职业。关于漫画梦想，我最高光的时刻其实在大学时，在一本国内的幽默杂志上发表了作品，而同一期上也恰好刊发了莫迪洛的作品，某种意义上，我实现了与偶像和师长的“同框”。
工作之后，我早就断绝了“成为漫画家”的念想，毕竟缺乏幽默天赋的人恐怕并不能在漫画创作上有多少建树。但对漫画的热爱依然还在，我也庆幸自己一直在为漫画媒介做出一些微不足道的贡献，比如在去年的播客节目里，就向更多的人介绍了儿时的偶像季诺，而今天写下这篇短文，则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莫迪洛。
当然，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于，今天一早收到了一套新出的莫迪洛漫画集《我喜欢你笑起来》。迫不及待地拆开，掩卷之余，往事渐起。甚至有那么一刹那，让我想起30年多前赖在书摊前蹭书看的那个少年的心境，那种很久不曾想起的、单纯的快乐，而我与“他”在时空中会心一笑。
谢了，我也喜欢你笑起来。
我曾有过一个想成为漫画家的梦想。
这个梦想大抵上发端于我的童年，应该是在7、8岁的光景。我人生的第一套“画书”是《哪吒闹海》的连环画，当时我还住在故乡的老屋中，那是一处大山脚下的平房村居，房前有院，院外有河，河边种树，树下有狗，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的最无忧无虑的前六年。
正是在此时，我的绘画爱好被激发出来，当我把那套连环画翻烂了之后，我就开始尝试自己画。我开始照着连环画一页一页画，而画哪吒和龙则是我最拿手的把戏，是可以每年过年亲戚来访时拿出来表演的保留节目。故乡老屋的墙上至今还留着我当年画下的一条腾云驾雾的龙，甚至我工作后有一次在国际广告节上拿奖，创作的题材也是龙，这些都是受《哪吒闹海》的影响所致。但当时的我，还只是单纯地喜欢画画，对“漫画”并没有什么概念。
等到漫画真正出现在我的世界中，是我回到城市中上学之后的事了。
不知道有没有“85前”漫迷和我一样，把《幽默大师》当做自己真正的漫画启蒙书，它对我的影响甚至要比后来的《画王》还要深远。当然现在看来，这两者并不相同，虽然都可以被归为漫画，但前者偏向于讽刺漫画（caricature ），后者则是有浓重日漫风格（manga）的故事漫画（comics）。因此，当“我长大后要做一名漫画家”的念头第一次出现在我的头脑中时，确切地说，我想成为的其实是一名“讽刺漫画家”。
在当时的《幽默大师》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创作者有三个人，一个是国内漫画家李昆武，其余两人都来自阿根廷，一个是季诺，另一个则是莫迪洛。李昆武老师时常会画一些云南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季诺和莫迪洛则都是以单幅幽默讽刺漫画为主。而他们三人中，又尤以莫迪洛最为深得我心，因为他的绘画风格实在是太具标识性了，尤其是他笔下人物们那颗硕大的、圆润的鼻子。
不久之后，我也开始尝试创作漫画作品，而最常被我模仿的就是莫迪洛，到了中学的时候，我已经积攒了几百张自娱自乐的“画作”，绝大多数人物都长着一个大鼻子，我甚至曾在当地报纸上拥有过自己的漫画专栏。而直到今天，当我偶尔提笔画上两笔的时候，也依旧会把笔下人物的鼻子画成莫迪洛式的“圆鼻子”。莫迪洛于我，虽未曾拜师，但也算是终身为师。
长大后，我曾断断续续、零零散散地了解过一些莫迪洛的生平。莫迪洛是阿根廷人，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阿根廷度过的。这对于很多那个时代的阿根廷漫画家而言并不稀奇，阿根廷在20世纪中后期曾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导致了大量漫画家出走国外，很多人都落脚欧洲，比如季诺就曾远走意大利。莫迪洛很早就离开了阿根廷，先后前往秘鲁、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地，此后更是长期定居西班牙。
莫迪洛丰富的世界游历经历，曾让国内媒体闹出过一出“乌龙”事件。2019年莫迪洛逝世的时候，国内很多媒体将他冠以“大力水手之父”的名号并大肆报道。但事实上，大力水手的创作者是美国漫画家E·C·西格尔，并不是莫迪洛，他只是曾在旅居美国时参与过大力水手动画电影的创作。而且莫迪洛终其一生，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是以幽默讽刺漫画为主，很少有长篇叙事性故事漫画作品。
莫迪洛的作品往往是无字的，篇幅也以单幅居多。在我看来，这几乎是所有漫画类型中最难以驾驭的品类，需要在一副图像中清晰地传递出创作者的意图，但又不能流于简单粗暴，而是要将其轻轻地藏在某个画面细节中。所有含义的传达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眼神、动作、神色这些需要仔细品读的细节。他的作品往往会给人一种看起来有些矛盾的错觉，即它所体现出的幽默感，往往是“不易察觉”但又“显而易见”——前者往往来自于创作者仔细经营的“幽默陷阱”，而后者则是读者发现画面秘密的会心一笑，而就在这一刹那，读者与创作者心意相通，相视而笑。
有时候，幽默是一种天赋，甚至是比画功更为重要的创作天赋，这也是最终浇灭我“成为一个漫画家”梦想的“清醒剂”，我就是一个比较“不幽默”的人，模样可以画得很像，但神韵永远难得十一。尽管自幼喜爱绘画，但我从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美术训练，高考也没有选择艺术道路，毕业后更是从事了与此毫无干系的职业。关于漫画梦想，我最高光的时刻其实在大学时，在一本国内的幽默杂志上发表了作品，而同一期上也恰好刊发了莫迪洛的作品，某种意义上，我实现了与偶像和师长的“同框”。
工作之后，我早就断绝了“成为漫画家”的念想，毕竟缺乏幽默天赋的人恐怕并不能在漫画创作上有多少建树。但对漫画的热爱依然还在，我也庆幸自己一直在为漫画媒介做出一些微不足道的贡献，比如在去年的播客节目里，就向更多的人介绍了儿时的偶像季诺，而今天写下这篇短文，则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莫迪洛。
当然，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于，今天一早收到了一套新出的莫迪洛漫画集《我喜欢你笑起来》。迫不及待地拆开，掩卷之余，往事渐起。甚至有那么一刹那，让我想起30年多前赖在书摊前蹭书看的那个少年的心境，那种很久不曾想起的、单纯的快乐，而我与“他”在时空中会心一笑。
谢了，我也喜欢你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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