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此文学好太阳篇，就能轻松治好很多病了[马到成功][马到成功]高绍芳 太阳病提纲：“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临床中见到头痛、项强、恶寒时，提示为太阳病，其脉象为浮。脉浮说明病变位于表而不在里。
（一）太阳经证
太阳经证又可分为太阳中风证、太阳伤寒证、太阳温病三种证型。太阳中风证又称为太阳表虚证，太阳伤寒证又称为太阳表实证，太阳温病则属于汗出受风而体内津液受损。这三种证型均属表证，所以均有“发热，头痛，脉浮”。其治疗原则，郝万山老师总结的“实人伤寒发其汗，虚人伤寒建其中”让笔者受益不浅，遵此施治，屡收良效。
如何区分太阳经证中的三个证型呢？其有典型的鉴别要点：太阳中风证，有汗；太阳伤寒证，无汗；太阳温病，发热、口微渴、舌质红绛。
1. 太阳中风证
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2）
（注：原文后的阿拉伯数字为《伤寒论》原文序号，全书同）
［病因］风寒袭表，以风为主。
［病机］风邪袭表，卫强营弱，营卫失和。
［主症］发热，汗出，恶风。
发热是气血外达，正邪相争所致，所以发热、发高烧并不见得是坏事，这就是邪正交争的发病观。汗出是卫外不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卫气不固，营阴失守就会导致汗出。恶风是汗出腠理疏松，不胜风寒所引发。
［脉象特点］（浮）缓。浮则为风，浮则为表；缓是脉来得较慢，说明体内营虚。肌腠被伤，经气外泄，营阴不足，就像水流，水特别少的时候过不来，此时就会变缓。
［治法方药］太阳中风证为太阳表虚证，治法为调和营卫，主方用桂枝汤。
2. 太阳伤寒证
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3）
［病因］寒邪袭表。
［主症］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
太阳伤寒证虽然也有发热的症状，但是这个发热和太阳中风证不一样，并且患者体质强和体质弱的情况也不一样。体质较强者，恶寒与发热并见；体质较弱者，先恶寒后发热或者不发热。所以发热并不能作为太阳伤寒证的诊断标准，患病时阳不能够达于四肢，阳气到不了的地方必然是寒的、怕冷的，所以必恶寒。寒邪外束，寒凝血瘀，经脉当中运行的是气血，经脉受损，气血受阻，运行不畅，不通则痛，所以体痛。风寒外袭，毛窍壅滞，卫气不通，胃气上逆则导致呕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一着凉就开始恶心打嗝，喝点生姜红糖水也许就解决了，或者用个热水袋暖暖就解决了，这就是“寒者热之”的具体应用。
［脉象特点］脉阴阳俱紧。紧脉绷急弹指，状如牵绳转索。紧脉的脉象特点是脉势紧张有力，坚搏抗指，脉管的紧张度、力度均比弦脉高，其指感比弦脉更加绷急有力，且有旋转绞动或左右弹指的感觉，但脉体较弦脉柔软。这种脉象多见于实寒证，疼痛和食积等。
［治法方药］太阳伤寒证为太阳表实证，治法为发汗解表、宣肺平喘，主方为麻黄汤。
3. 太阳温病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6）
［病因］“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病因与寒邪密切相关，至于发病与否则与体质有关。
［主症］口微渴，发热，项背强直。
体内的津液损伤，人要饮水自救，则出现口渴。津液称为阴液，津液损伤了，阳相对而言偏旺，所以出现发热。津液不能滋润经络，导致经络拘急，项背强直。
［脉象特点］脉来浮数。汗出，体内的热就偏盛，数则为热，所以脉是浮数。
［治法方药］治法为辛凉解表，主方为葛根汤。
（二）太阳腑证
太阳腑证分为太阳蓄水证和太阳蓄血证。邪气内入膀胱经，膀胱气化功能失调，以致气结水停，小便不利，为蓄水证。热结下焦，瘀血不行，以致硬满如狂，小便自利，为蓄血证。
怎么区分蓄水证和蓄血证呢？蓄水证是邪入膀胱气分，故只有小便不利而无神志症状；蓄血证是邪入膀胱血分，故只有神志症状而无小便不利。蓄水证是小便不利，就是水停在那里，不能够进行正常的代谢，所以称为太阳蓄水证；蓄血证是小便自利。简言之，对蓄水证和蓄血证的区分，就是小便的通利与否。
1. 蓄水证
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71）
［病因］本证由太阳病汗不得法所致，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汗出损伤津液，导致胃中津液不足证；二是外邪循经入腑，影响膀胱气化功能，形成太阳蓄水证。
［主症］烦躁不得眠，口渴，微热，脉浮，小便不利。
太阳病无论中风还是伤寒，均当发汗，但都不宜过汗，过汗必然伤津，使胃中津液亏乏，胃不和则卧不安，胃干气燥，故致烦躁不得眠。水蓄于内，阳气不能化气生津，故可见口渴。但此时不能大量饮水，否则会有水停胃中之弊。需让患者少少饮水，使胃得滋润，津液慢慢恢复，待胃气调和则不药而愈。若津伤较重者，可根据具体情况配合其他方药进行治疗。内陷表邪随经入腑，邪与水互结，导致膀胱气化不利，气化则水行，气不化则水不出，因而小便不利。太阳病过汗后，表邪内陷，但仍有部分表邪羁留于表，故可见到微热、脉浮等症状。
［治法方药］蓄水证是邪入膀胱气分，治法为利气化水、外散风寒，主方为五苓散。方中重用泽泻为君，利水渗湿，能够通利全身之水。臣以茯苓、猪苓助君药利水渗湿，茯苓利三焦之水，猪苓利下焦之水。佐以白术补气健脾以运化水湿，合茯苓既可彰健脾制水之效，又可奏输津四布之功，把全身的水利到下焦，从小便而解。又佐以桂枝温阳化气以助利水，并可辛温发散以祛表邪，一药而表里兼治。蓄水证是因为膀胱气化功能失调而致水气停聚，气化功能差是因为阳气弱，阳气弱是因为心火不能下移小肠，致使下焦过寒，用桂枝能够把心火导到下焦去，让下焦暖起来。
2. 蓄血证
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其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106）
［病因］太阳表邪不解，内传入里与血相搏。
［主症］小腹急结或硬满，如狂，小便自利，身体发黄，脉沉结。小腹急结或硬满是因太阳病不解，表邪随经化热入里，与血结于下焦少腹部位。如狂是因热在血分，扰乱心神，神明不安，故躁动不安，似狂非狂。小便自利提示病在下焦血分，膀胱气化功能未受影响。身体发黄是蓄血发黄，病在血分，血热相结。
［脉象特点］脉沉结。血蓄于里，瘀阻络道，脉道不利，所以脉沉而滞，甚则沉结。
［治法方药］太阳蓄血证多表现为表里同病，其治疗当遵循先表后里的原则。如果表证未解先解表，如表解后而蓄血证不除再治里，否则易致外邪进一步内陷使病情转重。表邪解后，有如狂、小腹部拘结不舒者，说明蓄血证已成，且病势尚轻浅，可选桃核承气汤为主方，活血化瘀，通下瘀热。
（三）太阳病兼证
在临床上，感冒不是简单地照着太阳伤寒、太阳中风、太阳温病这些证型发病，而是复杂多变的，还会出现兼证。
1. 太阳中风兼气逆作喘
太阳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主之。（43）
太阳中风兼气逆作喘，用桂枝汤加厚朴、杏仁治之。例如：患者体型肥胖，素有喘疾，体内停有痰饮，又出了汗，得了太阳中风证，同时喘疾又发作了，这时候就用到桂枝加厚朴杏子汤。那么为什么要加厚朴和杏子呢？厚朴有专门理气宽肠的作用。肺与大肠相表里，临床可见很多患者尤其是小儿，感冒、发热的同时会出现咳喘，这即是因为大肠堵了，所以医生会用消积止咳口服液。加杏仁是因为它能够速降肺气，使肺气不上逆，而止咳喘。
2. 太阳病兼项背强
太阳病，项背强 ，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14）
太阳病，项背强 ，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31）
太阳病兼项背强 （拘急不舒），有汗属表虚，无汗属表实，虚者用桂枝加葛根汤，实者用葛根汤。临床见到项背强 这个症状，应该立刻想到葛根这味药，葛根长于缓解外邪郁阻、经气不利、筋脉失养所致的项背强痛。
3. 太阳病兼热郁于内
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27）
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38）
太阳病兼热郁于内（内热，烦躁，口渴），有汗属表虚，无汗属表实，虚者用桂枝二越婢一汤，实者用大青龙汤。
4. 太阳病内夹水饮
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龙汤主之。（41）
太阳病内夹水饮（干呕，痰饮），如表实无汗，心下有水气，症见发热恶寒、无汗、喘咳、干呕，治以小青龙汤。
【验案选录】
笔者曾治疗一个患者，原本是咳嗽，不愿意吃中药，输了 7 天液也没好。找我看的时候，我给她开了 3 剂小青龙汤（因为输液就容易把寒湿引进来，所以用小青龙汤）。患者吃完 1 剂，一晚上咳嗽吐痰不断，吐出来的都是那种白色的黏液性东西，吐了半盆。患者很奇怪，说她好几天不吃饭了，为什么会吐出来这么多东西？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呢？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三焦系统被水所阻了。我说接着吃，快好了。结果 3 剂药下去，疾病痊愈。汗、吐、下三法是中医祛邪的三条途径，也就是说给邪以出路。当然吐法现在不太容易被患者接受，但是临床上当用还是要用。当患者心下有水气的时候，我们仍然会用到小青龙汤。
5. 太阳中风而水气痞积胸胁
太阳中风，下利呕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漐漐汗出，发作有时，头痛，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十枣汤主之。（152）
如太阳中风而水气痞积胸胁，症见发热恶寒、汗出头痛、心下及胁部痞硬满痛、干呕短气，表证已解者，用十枣汤攻之。
十枣汤的组成为大戟、甘遂、芫花、大枣，前 3 味药在临床中不常用，因其有毒。我认为“是药三分毒，合理使用才是硬道理”，临证治疗就是用药物的偏性纠正人体的偏性，以恢复平衡。
用十枣汤的时候，剂量一定要到位。我一般大戟、甘遂、芫花 3味药各用 0.5g。将 10 个肥硕的大枣掰开，放 3 碗水，煮成 1 碗。先喝多半碗大枣水，再把甘遂、大戟、芫花药末溶到剩下的大枣水里，然后服用，一般患者喝完药会感觉到从咽部到胃部都是热热的。这3 味药笔者都亲自试尝过，故知道其反应，以备和患者交流。当然，笔者并不建议大家都去尝试。
如果痰饮停留在人体上部，可能会吐；如果停留在人体下部，可能会腹泻。所以患者服完药之后，可能会出现上吐下泻的症状，而这恰恰是十枣汤的峻猛冲荡之势，可以把体内潜伏的病邪排出来。
6. 太阳病兼里虚不足
太阳病兼里虚不足，如阴阳两虚心中悸而烦者，治以小建中汤；如气血亏乏，心力不继，脉结代，心动悸者，治以炙甘草汤。
（四）辨太阳病传变与否
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4）
太阳病是否传变，要看脉静还是脉数急。若患者脉跳得特别快，那么这个病接下来会发生传变；若患者脉和缓，提示病情已经趋于稳定，一般不会发生传变。
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5）
从证上看，若病邪在太阳经，没有出现其他经证的表现，就没有发生传变。例如无 “口苦，咽干，目眩，欲呕”等少阳病症状，或无“烦躁”等阳明病的表现，就表明没有发生传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诸内者，必形诸外”。
本文摘自《中医临证辨治经验谈》
（一）太阳经证
太阳经证又可分为太阳中风证、太阳伤寒证、太阳温病三种证型。太阳中风证又称为太阳表虚证，太阳伤寒证又称为太阳表实证，太阳温病则属于汗出受风而体内津液受损。这三种证型均属表证，所以均有“发热，头痛，脉浮”。其治疗原则，郝万山老师总结的“实人伤寒发其汗，虚人伤寒建其中”让笔者受益不浅，遵此施治，屡收良效。
如何区分太阳经证中的三个证型呢？其有典型的鉴别要点：太阳中风证，有汗；太阳伤寒证，无汗；太阳温病，发热、口微渴、舌质红绛。
1. 太阳中风证
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2）
（注：原文后的阿拉伯数字为《伤寒论》原文序号，全书同）
［病因］风寒袭表，以风为主。
［病机］风邪袭表，卫强营弱，营卫失和。
［主症］发热，汗出，恶风。
发热是气血外达，正邪相争所致，所以发热、发高烧并不见得是坏事，这就是邪正交争的发病观。汗出是卫外不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卫气不固，营阴失守就会导致汗出。恶风是汗出腠理疏松，不胜风寒所引发。
［脉象特点］（浮）缓。浮则为风，浮则为表；缓是脉来得较慢，说明体内营虚。肌腠被伤，经气外泄，营阴不足，就像水流，水特别少的时候过不来，此时就会变缓。
［治法方药］太阳中风证为太阳表虚证，治法为调和营卫，主方用桂枝汤。
2. 太阳伤寒证
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3）
［病因］寒邪袭表。
［主症］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
太阳伤寒证虽然也有发热的症状，但是这个发热和太阳中风证不一样，并且患者体质强和体质弱的情况也不一样。体质较强者，恶寒与发热并见；体质较弱者，先恶寒后发热或者不发热。所以发热并不能作为太阳伤寒证的诊断标准，患病时阳不能够达于四肢，阳气到不了的地方必然是寒的、怕冷的，所以必恶寒。寒邪外束，寒凝血瘀，经脉当中运行的是气血，经脉受损，气血受阻，运行不畅，不通则痛，所以体痛。风寒外袭，毛窍壅滞，卫气不通，胃气上逆则导致呕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一着凉就开始恶心打嗝，喝点生姜红糖水也许就解决了，或者用个热水袋暖暖就解决了，这就是“寒者热之”的具体应用。
［脉象特点］脉阴阳俱紧。紧脉绷急弹指，状如牵绳转索。紧脉的脉象特点是脉势紧张有力，坚搏抗指，脉管的紧张度、力度均比弦脉高，其指感比弦脉更加绷急有力，且有旋转绞动或左右弹指的感觉，但脉体较弦脉柔软。这种脉象多见于实寒证，疼痛和食积等。
［治法方药］太阳伤寒证为太阳表实证，治法为发汗解表、宣肺平喘，主方为麻黄汤。
3. 太阳温病
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6）
［病因］“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病因与寒邪密切相关，至于发病与否则与体质有关。
［主症］口微渴，发热，项背强直。
体内的津液损伤，人要饮水自救，则出现口渴。津液称为阴液，津液损伤了，阳相对而言偏旺，所以出现发热。津液不能滋润经络，导致经络拘急，项背强直。
［脉象特点］脉来浮数。汗出，体内的热就偏盛，数则为热，所以脉是浮数。
［治法方药］治法为辛凉解表，主方为葛根汤。
（二）太阳腑证
太阳腑证分为太阳蓄水证和太阳蓄血证。邪气内入膀胱经，膀胱气化功能失调，以致气结水停，小便不利，为蓄水证。热结下焦，瘀血不行，以致硬满如狂，小便自利，为蓄血证。
怎么区分蓄水证和蓄血证呢？蓄水证是邪入膀胱气分，故只有小便不利而无神志症状；蓄血证是邪入膀胱血分，故只有神志症状而无小便不利。蓄水证是小便不利，就是水停在那里，不能够进行正常的代谢，所以称为太阳蓄水证；蓄血证是小便自利。简言之，对蓄水证和蓄血证的区分，就是小便的通利与否。
1. 蓄水证
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71）
［病因］本证由太阳病汗不得法所致，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汗出损伤津液，导致胃中津液不足证；二是外邪循经入腑，影响膀胱气化功能，形成太阳蓄水证。
［主症］烦躁不得眠，口渴，微热，脉浮，小便不利。
太阳病无论中风还是伤寒，均当发汗，但都不宜过汗，过汗必然伤津，使胃中津液亏乏，胃不和则卧不安，胃干气燥，故致烦躁不得眠。水蓄于内，阳气不能化气生津，故可见口渴。但此时不能大量饮水，否则会有水停胃中之弊。需让患者少少饮水，使胃得滋润，津液慢慢恢复，待胃气调和则不药而愈。若津伤较重者，可根据具体情况配合其他方药进行治疗。内陷表邪随经入腑，邪与水互结，导致膀胱气化不利，气化则水行，气不化则水不出，因而小便不利。太阳病过汗后，表邪内陷，但仍有部分表邪羁留于表，故可见到微热、脉浮等症状。
［治法方药］蓄水证是邪入膀胱气分，治法为利气化水、外散风寒，主方为五苓散。方中重用泽泻为君，利水渗湿，能够通利全身之水。臣以茯苓、猪苓助君药利水渗湿，茯苓利三焦之水，猪苓利下焦之水。佐以白术补气健脾以运化水湿，合茯苓既可彰健脾制水之效，又可奏输津四布之功，把全身的水利到下焦，从小便而解。又佐以桂枝温阳化气以助利水，并可辛温发散以祛表邪，一药而表里兼治。蓄水证是因为膀胱气化功能失调而致水气停聚，气化功能差是因为阳气弱，阳气弱是因为心火不能下移小肠，致使下焦过寒，用桂枝能够把心火导到下焦去，让下焦暖起来。
2. 蓄血证
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其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106）
［病因］太阳表邪不解，内传入里与血相搏。
［主症］小腹急结或硬满，如狂，小便自利，身体发黄，脉沉结。小腹急结或硬满是因太阳病不解，表邪随经化热入里，与血结于下焦少腹部位。如狂是因热在血分，扰乱心神，神明不安，故躁动不安，似狂非狂。小便自利提示病在下焦血分，膀胱气化功能未受影响。身体发黄是蓄血发黄，病在血分，血热相结。
［脉象特点］脉沉结。血蓄于里，瘀阻络道，脉道不利，所以脉沉而滞，甚则沉结。
［治法方药］太阳蓄血证多表现为表里同病，其治疗当遵循先表后里的原则。如果表证未解先解表，如表解后而蓄血证不除再治里，否则易致外邪进一步内陷使病情转重。表邪解后，有如狂、小腹部拘结不舒者，说明蓄血证已成，且病势尚轻浅，可选桃核承气汤为主方，活血化瘀，通下瘀热。
（三）太阳病兼证
在临床上，感冒不是简单地照着太阳伤寒、太阳中风、太阳温病这些证型发病，而是复杂多变的，还会出现兼证。
1. 太阳中风兼气逆作喘
太阳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主之。（43）
太阳中风兼气逆作喘，用桂枝汤加厚朴、杏仁治之。例如：患者体型肥胖，素有喘疾，体内停有痰饮，又出了汗，得了太阳中风证，同时喘疾又发作了，这时候就用到桂枝加厚朴杏子汤。那么为什么要加厚朴和杏子呢？厚朴有专门理气宽肠的作用。肺与大肠相表里，临床可见很多患者尤其是小儿，感冒、发热的同时会出现咳喘，这即是因为大肠堵了，所以医生会用消积止咳口服液。加杏仁是因为它能够速降肺气，使肺气不上逆，而止咳喘。
2. 太阳病兼项背强
太阳病，项背强 ，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14）
太阳病，项背强 ，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31）
太阳病兼项背强 （拘急不舒），有汗属表虚，无汗属表实，虚者用桂枝加葛根汤，实者用葛根汤。临床见到项背强 这个症状，应该立刻想到葛根这味药，葛根长于缓解外邪郁阻、经气不利、筋脉失养所致的项背强痛。
3. 太阳病兼热郁于内
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27）
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38）
太阳病兼热郁于内（内热，烦躁，口渴），有汗属表虚，无汗属表实，虚者用桂枝二越婢一汤，实者用大青龙汤。
4. 太阳病内夹水饮
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龙汤主之。（41）
太阳病内夹水饮（干呕，痰饮），如表实无汗，心下有水气，症见发热恶寒、无汗、喘咳、干呕，治以小青龙汤。
【验案选录】
笔者曾治疗一个患者，原本是咳嗽，不愿意吃中药，输了 7 天液也没好。找我看的时候，我给她开了 3 剂小青龙汤（因为输液就容易把寒湿引进来，所以用小青龙汤）。患者吃完 1 剂，一晚上咳嗽吐痰不断，吐出来的都是那种白色的黏液性东西，吐了半盆。患者很奇怪，说她好几天不吃饭了，为什么会吐出来这么多东西？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呢？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三焦系统被水所阻了。我说接着吃，快好了。结果 3 剂药下去，疾病痊愈。汗、吐、下三法是中医祛邪的三条途径，也就是说给邪以出路。当然吐法现在不太容易被患者接受，但是临床上当用还是要用。当患者心下有水气的时候，我们仍然会用到小青龙汤。
5. 太阳中风而水气痞积胸胁
太阳中风，下利呕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漐漐汗出，发作有时，头痛，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十枣汤主之。（152）
如太阳中风而水气痞积胸胁，症见发热恶寒、汗出头痛、心下及胁部痞硬满痛、干呕短气，表证已解者，用十枣汤攻之。
十枣汤的组成为大戟、甘遂、芫花、大枣，前 3 味药在临床中不常用，因其有毒。我认为“是药三分毒，合理使用才是硬道理”，临证治疗就是用药物的偏性纠正人体的偏性，以恢复平衡。
用十枣汤的时候，剂量一定要到位。我一般大戟、甘遂、芫花 3味药各用 0.5g。将 10 个肥硕的大枣掰开，放 3 碗水，煮成 1 碗。先喝多半碗大枣水，再把甘遂、大戟、芫花药末溶到剩下的大枣水里，然后服用，一般患者喝完药会感觉到从咽部到胃部都是热热的。这3 味药笔者都亲自试尝过，故知道其反应，以备和患者交流。当然，笔者并不建议大家都去尝试。
如果痰饮停留在人体上部，可能会吐；如果停留在人体下部，可能会腹泻。所以患者服完药之后，可能会出现上吐下泻的症状，而这恰恰是十枣汤的峻猛冲荡之势，可以把体内潜伏的病邪排出来。
6. 太阳病兼里虚不足
太阳病兼里虚不足，如阴阳两虚心中悸而烦者，治以小建中汤；如气血亏乏，心力不继，脉结代，心动悸者，治以炙甘草汤。
（四）辨太阳病传变与否
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4）
太阳病是否传变，要看脉静还是脉数急。若患者脉跳得特别快，那么这个病接下来会发生传变；若患者脉和缓，提示病情已经趋于稳定，一般不会发生传变。
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5）
从证上看，若病邪在太阳经，没有出现其他经证的表现，就没有发生传变。例如无 “口苦，咽干，目眩，欲呕”等少阳病症状，或无“烦躁”等阳明病的表现，就表明没有发生传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诸内者，必形诸外”。
本文摘自《中医临证辨治经验谈》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魏石当|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文/魏石当
在嘉应观东龙王殿，紧临贾让的河神是王景。
历史上的王景除了有“王景治河，千载无恙”的伟大治河功绩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出生于现在的朝鲜平壤西北（乐浪郡讲邯县）。
这个身份说明了什么？
答案应该有二：一是汉代中国国土面积的辽阔，二是一个青年从偏远之乡靠实力在京城打拼的奋斗历程相当辉煌。
王景(约公元30年-85年)，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人，出生于乐浪郡诌邯(今朝鲜平壤西北)人，东汉水利家。其八世祖王仲时，因避乱，迁至乐浪郡讲邯县(今朝鲜平安南道)。当年，王景的父亲王闳杀死了乐浪郡的官员，拥护汉朝，欢迎汉太守接管乐浪郡。他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光武帝的嘉奖，封王闳为列侯，王闳很客气，没有接受。光武帝便召他进京，然而王闳在上京路上就病死了。王景长大后，由于他自小好学，爱好广泛，精通《周易》，懂得数学，对天文也很有研究，才华横溢，被司空伏恭看中，纳于门下。
王景算得上中国古代的一个奇才，身世很传奇，因为他出生在现在的朝鲜半岛，当时属于东汉最北部的一个郡县，由于远离中原，儒家的思想影响不深，所以王景没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教育，而是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对《周易》、《山海经》以及天文历法、算术等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掌握了很多技艺，所以他比同时代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相比，他的见识要更广，没有更多的思想限制。
东汉光武帝刘秀时，黄河在汴梁一带决口，河南、山东、安徽一带受灾十分严重。
公元34年，阳武令张汜上书，建议“改修提防，以安百姓。光武帝接受张汜的建议，准备发卒治理黄河。但浚仪(今河南开封)令，乐俊站在守旧的立场上上书反对，因此，修河之议终止。
到汉明帝时，河患日益严重，兖州、豫州一带的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东汉政府为之震动。公元69年，汉明帝决心恢复修河工程。就是在这种动机下，永平十二年春，汉明帝召见王景，问水患的情形及治黄的办法。王景根据自己长期研究和考察的结果，陈其利害，对答如流，明帝十分高兴。
汉明帝想王景过去在浚仪修汴梁“功业有成”的历史，赏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书籍和金钱衣物，并在这年夏征发民工、军卒数十万人，让王景和他的助手王吴，总理修渠筑堤治水的事务。
王景治河工程包括治理汴渠和黄河下游河道两部分，总共动用了数十万人，耗去经费数以百亿计，工期一年，最后成功地治理了这两条水道。
王景的治理黄河工程主要是修筑沿河大堤，固定新的河道。
从今河南郑州附近的荥阳起，到今黄河口附近的千乘海口，修筑长堤千余里，牢牢地控制住了新冲开的河道。
在筑堤之外，他还根据地形和河道的状况，对一些河道进行了改造、疏通，或裁弯取直，或凿高就底，使水流更为通畅。
王景治河以后，直到唐朝末年，在长达八百多年的时间内，黄河仅有40个年份有决溢的记载，相对于决溢频繁的其他时期来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安流状态（唐末到近代的一千多年内，大小决溢1500多次）因此引起了后世的广泛关注。
关于这一阶段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过去多归功于王景治理有方，现代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植被较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良好的植被可以大大减少下游河道的来沙量，从而减缓淤积。又有人综合各项因素认为新形成的河道入海距离较短，比降较大，从而提高了河水的流速和挟沙能力，减轻了河道淤积，这一点对于黄河长期安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植被气候、堤防乃至海平面的变化等等各项因素，也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管大家怎样看待这一现象，但经王景治理后下游河道能在较长时期内很少发生决溢确是事实，王景主持修筑的堤防工程即使没有起决定性作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后世对于王景的治河功绩一直十分重视，在借鉴王景的治河经验时也更为注重堤防工程。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拜王景为河堤谒者。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王景调任徐州刺史。次年，又升任庐江太守。在任庐江太守时，王景为提高生产力，在当地积极推广牛耕、蚕桑养殖和纺织技术，鼓励百姓开荒种稻。他还组织修复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修筑的芍陂，蓄水浇灌荒地，发展农田灌溉，逐步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深受百姓爱戴。
公元85年，王景卒于庐江太守任上，享年约56岁。
鉴于王景治河取得的伟大成就，后世有很多专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有学者得出结论：王景治河能够成功，其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王景能根据黄河自然的分流，加以整理。
王景针对黄河穿过豫西山地之后，像野马脱缰，不受羁勒的特点，先在今广武县之西疏通汴河、济河，使急湍的河水迎头一洩，减其流势。
而且，济水东出定陶，汴河又散入于颍水、涡水各流，分头汇入淮水，这形成了许多变相的大小水库，起了泻洪的作用。王景这一举措，深得治黄奥秘。
王景正是掌握了这一特点，采取“河、汴分流”的办法，泻洪杀势，使其一鼓而作气不成，再鼓而盛不行，至三鼓，就既衰且绝，没有什么力量了。
第二，王景针对黄河大量泥沙淤塞的特点，而作分移。
如何分移？办法一，是在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的地段内，修渠筑堤，每十里立一水闸，以减水、滞洪、淤沙。
办法二，是让滔滔黄水“涧注”于内堤之外外堤之内，这部分水流出堤后，水势减缓，越降则缓势越大，不至与正流同时争出，作用无异于泄洪。
同时，这样做的结果又使大量泥沙分移到河床之外，这样，就使滔滔浊流怒势被杀。加之节节水闸洄注，终于使河水俯首贴耳，听候指挥了。其治河工程完工后，汉明帝亲自出巡，命令沿河各郡设置专门管理河堤的官吏。王景因为治河成功，名声大震，被明帝升迁为侍御史。
王景以后，东汉政府在安帝、顺帝、灵帝统治时，屡次在汴口加固河防，直至北宋，都能随时注意整修。因此，在王景以后的八百多年中，黄河比较安静。
特别是东汉时期，京师在洛阳，东方的漕运全靠汴河。王景使河、汴分流后，汴水、济水的漕运无患，东南之漕运由汴入黄，东北之漕运由济入黄，三水之上，“触舻千里，輓输不绝，京师无匮乏之忧矣。”不仅如此，经过王景的治理，黄河河道得到了相对的稳定，防洪的效果十分明显。
黄河在此后的近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大的泛滥，后人将王景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可见他的成就之大。
其实，王景治河取得如此成就，跟一位治水前辈密不可分。那就是西汉的贾让。贾让的治河三策，给王景提供了全面的理论依据，王景治河，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实践了贾让的治河思想，而得以在东汉较为清明的政治制度下得以实施，而取得巨大的成功。
王景多才，从政之余，对卜筮、风水、数术之学都很有兴趣，还撰有专书，令人佩服。
每当我站在嘉应观的东龙王殿，望向比肩而立的河神贾让和王景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在近两千年的时光里，这两位河神到底在神界有没有论过师生之谊呢？我猜，应该有吧。
大胆脑补下遥远而飘渺的场景：
贾让当抚须感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耳！
王景会拱手施礼：先生受徒儿一拜是也！
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文/魏石当
在嘉应观东龙王殿，紧临贾让的河神是王景。
历史上的王景除了有“王景治河，千载无恙”的伟大治河功绩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出生于现在的朝鲜平壤西北（乐浪郡讲邯县）。
这个身份说明了什么？
答案应该有二：一是汉代中国国土面积的辽阔，二是一个青年从偏远之乡靠实力在京城打拼的奋斗历程相当辉煌。
王景(约公元30年-85年)，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人，出生于乐浪郡诌邯(今朝鲜平壤西北)人，东汉水利家。其八世祖王仲时，因避乱，迁至乐浪郡讲邯县(今朝鲜平安南道)。当年，王景的父亲王闳杀死了乐浪郡的官员，拥护汉朝，欢迎汉太守接管乐浪郡。他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光武帝的嘉奖，封王闳为列侯，王闳很客气，没有接受。光武帝便召他进京，然而王闳在上京路上就病死了。王景长大后，由于他自小好学，爱好广泛，精通《周易》，懂得数学，对天文也很有研究，才华横溢，被司空伏恭看中，纳于门下。
王景算得上中国古代的一个奇才，身世很传奇，因为他出生在现在的朝鲜半岛，当时属于东汉最北部的一个郡县，由于远离中原，儒家的思想影响不深，所以王景没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教育，而是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对《周易》、《山海经》以及天文历法、算术等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掌握了很多技艺，所以他比同时代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相比，他的见识要更广，没有更多的思想限制。
东汉光武帝刘秀时，黄河在汴梁一带决口，河南、山东、安徽一带受灾十分严重。
公元34年，阳武令张汜上书，建议“改修提防，以安百姓。光武帝接受张汜的建议，准备发卒治理黄河。但浚仪(今河南开封)令，乐俊站在守旧的立场上上书反对，因此，修河之议终止。
到汉明帝时，河患日益严重，兖州、豫州一带的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东汉政府为之震动。公元69年，汉明帝决心恢复修河工程。就是在这种动机下，永平十二年春，汉明帝召见王景，问水患的情形及治黄的办法。王景根据自己长期研究和考察的结果，陈其利害，对答如流，明帝十分高兴。
汉明帝想王景过去在浚仪修汴梁“功业有成”的历史，赏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书籍和金钱衣物，并在这年夏征发民工、军卒数十万人，让王景和他的助手王吴，总理修渠筑堤治水的事务。
王景治河工程包括治理汴渠和黄河下游河道两部分，总共动用了数十万人，耗去经费数以百亿计，工期一年，最后成功地治理了这两条水道。
王景的治理黄河工程主要是修筑沿河大堤，固定新的河道。
从今河南郑州附近的荥阳起，到今黄河口附近的千乘海口，修筑长堤千余里，牢牢地控制住了新冲开的河道。
在筑堤之外，他还根据地形和河道的状况，对一些河道进行了改造、疏通，或裁弯取直，或凿高就底，使水流更为通畅。
王景治河以后，直到唐朝末年，在长达八百多年的时间内，黄河仅有40个年份有决溢的记载，相对于决溢频繁的其他时期来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安流状态（唐末到近代的一千多年内，大小决溢1500多次）因此引起了后世的广泛关注。
关于这一阶段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过去多归功于王景治理有方，现代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植被较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良好的植被可以大大减少下游河道的来沙量，从而减缓淤积。又有人综合各项因素认为新形成的河道入海距离较短，比降较大，从而提高了河水的流速和挟沙能力，减轻了河道淤积，这一点对于黄河长期安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植被气候、堤防乃至海平面的变化等等各项因素，也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管大家怎样看待这一现象，但经王景治理后下游河道能在较长时期内很少发生决溢确是事实，王景主持修筑的堤防工程即使没有起决定性作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后世对于王景的治河功绩一直十分重视，在借鉴王景的治河经验时也更为注重堤防工程。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拜王景为河堤谒者。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王景调任徐州刺史。次年，又升任庐江太守。在任庐江太守时，王景为提高生产力，在当地积极推广牛耕、蚕桑养殖和纺织技术，鼓励百姓开荒种稻。他还组织修复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修筑的芍陂，蓄水浇灌荒地，发展农田灌溉，逐步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深受百姓爱戴。
公元85年，王景卒于庐江太守任上，享年约56岁。
鉴于王景治河取得的伟大成就，后世有很多专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有学者得出结论：王景治河能够成功，其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王景能根据黄河自然的分流，加以整理。
王景针对黄河穿过豫西山地之后，像野马脱缰，不受羁勒的特点，先在今广武县之西疏通汴河、济河，使急湍的河水迎头一洩，减其流势。
而且，济水东出定陶，汴河又散入于颍水、涡水各流，分头汇入淮水，这形成了许多变相的大小水库，起了泻洪的作用。王景这一举措，深得治黄奥秘。
王景正是掌握了这一特点，采取“河、汴分流”的办法，泻洪杀势，使其一鼓而作气不成，再鼓而盛不行，至三鼓，就既衰且绝，没有什么力量了。
第二，王景针对黄河大量泥沙淤塞的特点，而作分移。
如何分移？办法一，是在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的地段内，修渠筑堤，每十里立一水闸，以减水、滞洪、淤沙。
办法二，是让滔滔黄水“涧注”于内堤之外外堤之内，这部分水流出堤后，水势减缓，越降则缓势越大，不至与正流同时争出，作用无异于泄洪。
同时，这样做的结果又使大量泥沙分移到河床之外，这样，就使滔滔浊流怒势被杀。加之节节水闸洄注，终于使河水俯首贴耳，听候指挥了。其治河工程完工后，汉明帝亲自出巡，命令沿河各郡设置专门管理河堤的官吏。王景因为治河成功，名声大震，被明帝升迁为侍御史。
王景以后，东汉政府在安帝、顺帝、灵帝统治时，屡次在汴口加固河防，直至北宋，都能随时注意整修。因此，在王景以后的八百多年中，黄河比较安静。
特别是东汉时期，京师在洛阳，东方的漕运全靠汴河。王景使河、汴分流后，汴水、济水的漕运无患，东南之漕运由汴入黄，东北之漕运由济入黄，三水之上，“触舻千里，輓输不绝，京师无匮乏之忧矣。”不仅如此，经过王景的治理，黄河河道得到了相对的稳定，防洪的效果十分明显。
黄河在此后的近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大的泛滥，后人将王景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可见他的成就之大。
其实，王景治河取得如此成就，跟一位治水前辈密不可分。那就是西汉的贾让。贾让的治河三策，给王景提供了全面的理论依据，王景治河，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实践了贾让的治河思想，而得以在东汉较为清明的政治制度下得以实施，而取得巨大的成功。
王景多才，从政之余，对卜筮、风水、数术之学都很有兴趣，还撰有专书，令人佩服。
每当我站在嘉应观的东龙王殿，望向比肩而立的河神贾让和王景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在近两千年的时光里，这两位河神到底在神界有没有论过师生之谊呢？我猜，应该有吧。
大胆脑补下遥远而飘渺的场景：
贾让当抚须感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耳！
王景会拱手施礼：先生受徒儿一拜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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