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岁老太躺起落杆下被开车男子碾死#，男子被判过失致人死亡】#男子碾死躺地老人被判过失致人死亡# 中午1点50分，张中华驾驶轿车正准备驶入郑州铁路局科研所大门。大门口有几人站立，张中华一边注意着紧贴车辆右侧的人员，一边起步进院驶入院内，“咯噔”，伴随一声异响，车身随之震动，张中华当即停车下车查看情况，此时他才发现，单位门禁的道闸杆下躺着一名堵门的老人，其后老人因被碾压身亡。
事情发生在2019年11月25日，张中华被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刑拘，被羁押3天后取保候审。2021年7月，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张中华提起公诉。张中华认为，老人故意躺下堵门，现场处理纠纷的人员也没有任何提示，自己也是本次意外事件的受害者。
2021年12月7日，郑州铁路运输法院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检察院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当时门口警车和人群等影响视线，根本看不到门禁下躺着人。”张中华说，“我没有犯罪，这是一场无妄之灾。”
【案发经过】
老人躺卧单位大门道闸杆下
车辆驶入时将老人碾压致死
位于门卫岗亭处的监控视频，记录了死者赵某清躺卧及被碾压的全过程。
据监控视频显示，当天13点49分，一名戴着红帽子的老人即赵某清，手拿木棍在镜头中出现，她朝大门方向走去，坐在了车辆放行的倒闸杆内侧，面朝科研所内部，期间有和家属交流，一名门卫也与其交谈过一两句，但没有靠近。
一分钟后，赵某清侧身躺卧，一手撑着脑袋，面朝科研所外，背朝内。13点55分，张中华驾驶的白色轿车出现在大门处，有民警、赵某清家属在内的三名人员站在减速带偏中间位置。车右转时，部分人员让开，仍有人站在减速带三分之一位置处；很快自动识别车牌道闸杆抬起，车辆驶入院内，内侧约半米地上的赵某清被碾压。
时间倒回至事发前5个小时，2019年11月25日早上8点半，赵某清和其妹赵某珍及赵某珍丈夫一行三人，来到郑州铁路局科研所办公室楼下。经过记者多方询问了解，这里是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工务机械段办公地点（以下简称“工务机械段”），即赵某清已逝丈夫的退休单位，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前往该单位档案室复印赵某清丈夫生前福利房的相关资料。
据赵某清家属在起诉书中描述，赵某清的丈夫退休后，养子景某某便接班去工务机械段上班。自丈夫在2016年去世后，赵某清便与景某某在生活和经济方面产生矛盾，2017年5月经法院判决，她与景某某解除收养关系。
赵某清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景某某返还三套房屋，自称其中一套便是其丈夫单位分配的福利房，为取证，于是在“2019年1月9日起至2019年11月25日止，赵某清前往工务机械段退休办要求查询其丈夫分得福利房的有关手续和反映自己生活没有来源的问题”。
在赵某清等人来之前，35岁的张中华如往常一样，8点多从单位开车出发，前往西区外国语小学查勘现场，他所在的单位“郑州铁路设计所”在工务机械段办公楼的隔壁楼。张中华中午在学校吃了碗卤面，没有饮酒，后折返回单位。
另一边，在工务机械段的相关人员接待下，赵某珍的丈夫去查询福利房的相关档案，直到11点半，赵某珍的丈夫称“没有查到”，赵某清要求再次查询，于是赵某珍的丈夫回到办公室，赵某珍去上厕所。待她返回后，赵某清称“有人打她”，遂报警，铁路公安赶到现场。赵某清家属在起诉书中称“因腰疼”，赵某清躺在了道闸杆内侧，随后发生碾压事件。
【争议焦点】
被告方称“看不到躺着人”
检察院侦查实验结果为“应当看见”
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下午，张中华被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刑拘，他被羁押3天后取保候审。
待在家中的张中华消沉许久，一年不敢碰车。一直以来他都是家中的顶梁柱，在设计所里朝九晚五的上班，还房贷，维持家中生活，他也不敢告诉家中老人和小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始终想不明白，那天只是日常上班路上的“一次意外”，他愿意对自己犯下的错承担民事赔偿，但是不至于“有罪”。根据警方出具的证明显示，张中华主动承担了死者停尸费用、抬尸费用及尸检费用等。
2020年9月，铁路公安交警部门对此次事故出具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张中华为同等责任。张中华及时联系保险公司进行赔偿，2020年12月份交强险对家属进行了赔偿，赔付金额为人民币11万余元。
张中华称他与赵某清及其丈夫并不认识，也在不同单位上班，“我只是误入现场的第三者，我开了快十年车，每天从那里经过两次，都没有出现过任何事故，当天阳光刺眼，转弯的时候，现场有警车和三个人在门口遮挡视线，根本看不到那里躺着一个人。“
2021年7月，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张中华提起公诉。检察院认为，被告人张中华驾驶其名下白色尼桑轿车进入中国铁路局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工务机械段大门时，因疏忽大意，不注意了望，将因故躺卧在自动识别车牌道闸杆下、院内侧约半米地上的被害人赵某清碾压致死。
12月7日，该案在郑州铁路运输法院开庭，赵某清家属要求判处张中华死刑，并赔偿400万元。而检察院当庭表示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张中华的辩护人、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星山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庭上他一直主张张中华无罪，本案关键点在于，张中华是否能看到躺在道闸杆下的赵某清。
此前，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曾到现场做过两次侦查实验。行车记录仪显示，2021年3月19日中午，侦查人员开着张中华的车，模拟事发情况，警车和车周围人员安排至大门周围，赵某清卧躺位置上放置假人，当车停在待转弯区域时，现场有工作人员表示“除非注意到下面有东西，刻意看可以看到”，车轮压在减速带上时“已经看不到了”。
但是在庭上，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张中华在案发时驾车驶入时，“应当可以看到在空地上的赵某清”。参与侦查实验的一名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该结论是根据侦查实验得出，对方认为张中华提供的视频中出现的内容“不见得客观”，“还是要根据我们提供的视频来看侦查实验的整个过程，现在案件已经起诉到法院，最后就看法院的裁定。”
律师杨星山不认可检察院的观点，首先在办案之初，铁路公安刑警在没有交警的参与下直接对张中华进行立案，有先入为主之嫌。他还认为侦查实验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建立了有人躺在那里的前提，再去刻意判断能否看到，而驾驶员的驾驶习惯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并非在刻意状态下，他认为张中华提供的视频中的录音才是“比较公道的”，“张中华在往前打方向盘，作为一个正常的司机，他不可能去注意上面有没有躺人，如果以侦查实验去要求每一个司机，那就过分了。我开车这么多年，如果发生这种无妄之灾，我也是躲不过去的。”
【事发单位说法】
老人为开福利房证明
经常坐门口，还曾砸车砸门要跳楼
12月13日，红星新闻记者来到事发地点郑州铁路局科研所综合办公区。车档区域实行人车分流，两侧为人行通道，中间为明显的车辆专用通道，也是整个院内三十多家单位的车辆唯一出入口。在道闸杆前后五米左右的位置均设置减速带，科研所办公区院大门外侧的减速带所处地势相对略低。据岗亭门卫称，事发当天天气寒冷，正午的阳光刺眼。
12月13日下午，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工务机械段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赵某清因查询不到福利房相关手续，此前陆续发生过砸车、砸门，还欲跳楼等类似事件，“她就是一个执拗的老太太，一直来我们这里反映问题很多年了，她让我们出具福利房就是她丈夫的相关证明，可是根本就没有分过房子给他丈夫，我们不能作假证明。她就赖着不走，还有两次她跃跃欲试要跳楼。”
上述工作人员称，单位对赵某清的行为束手无策，也曾报警希望警方处理此事，“事发前她还躺过一回，自己起来了，老人也七十多岁了，没办法处理，关了也得放出来。”他表示，事发当天也没有人打过赵某清。门卫也向红星新闻记者反映，赵某清经常来科研所办公区院，之前不闹事，但是经常坐门口，一坐就是一夜。“那么大年纪了，谁也不敢碰她。”
红星新闻记者就此事欲询问郑州铁路公安相关工作人员，暂无回应。赵某清的一名家属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此事源于赵某清已逝丈夫房产问题，其他不愿多说，经过法院开庭后，“目前正在等结果”。
【律师说法】
老人躺地上是“故意为之”
门卫等不处理不警示也应担责
张中华时常感到不解，在得知有老人躺卧在道闸杆处，为何警方和门卫没有及时采取安全措施，反而主动让开，也没有向出入车辆告知或设置警示标志。“警方是来处理赵某清报警一事的，看到她躺在车辆出入口，为何不及时采取安全措施呢？如果有门卫或警方当场给我说一声，这个悲剧就能避免了。”
位于门卫岗亭处的监控视频显示，事发时，张中华驾驶的白色轿车出现在大门处，有警方、赵某清家属在内的三名人员站在减速带偏中间位置，车辆右转时，仍有人站在减速带三分之一位置处。事发后，赵某清的家属听到动静也从门口赶到车前查看。红星新闻记者留意到，从赵某清出现在道闸杆处直到被碾压前，门卫、警方和家属均在现场路过，但未有人上前制止老人躺卧在道闸杆处、阻碍正常通行的这一危险行为，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对出入车辆进行提醒。
张中华的辩护律师杨星山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庭上各方均表示赵某清躺在地上是“故意为之”，而发生此次事故，除了对方存在过失，门卫和公安都应负有责任。
“法律不应该强人所难。”北京京谷律所事务所律师李长青也认为，在侦查实验中，如果所谓的“看到”是刻意的，则不能作为参考，应当以一般人的经验为准。“再就是普通人会不会想到道闸杆那里会躺着一个人，如果普通人都想不到，那这个案子肯定不能当做一个刑事案件来处理。”李长青表示，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阻碍道路通行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再就是对这个位置负有管理责任的人，“这个地方要进出车，那还躺着一个人，不处理也不警示，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依据案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范辰认为，本案属于意外事故，被告人张中华不构成犯罪。事故发生在某机关大院门口的减速地带、道闸杆之下，当时涉案车辆由公共道路缓行右转经过道闸杆进入大院，站在门口穿制服的警察等人让开道路，允许车辆通行。
“首先，穿制服的警察让开道路，允许涉案车辆进入大院，而没有阻拦车辆行驶，让被告人相信道路没有障碍，是可以通行的。而大门口道闸杆下不应允许有人存在是基本常识，被告人不可能意识到有人躺到道闸杆下；有警察在旁边，更让被告人确信道路没有障碍，可以通行。”范辰表示，大门口警察、车辆的存在和走动，客观上干扰了被告人的视野和判断，使他可能没有看到道闸杆下有人躺到地上。
根据《刑法》第十六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因此，范辰认为此案应作为意外事件处理。另外，在机关大院门口处理事情的警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让老太太离开，或者放置标志阻碍车辆通行，范辰认为警方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此前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曾发函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函件中虽未确认警方出警过程中存在过错，但提出司法建议“本案是公安机关出警过程中发生的刑事案件，建议公安机关在今后出警过程中，首先保证自身及当事人的人身安全，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距离案件开庭已过去7天，张中华和妻子时常夜不能寐，仍在为案件忧心。张中华认为，老人故意躺下堵门，现场民警也没有任何提示，都负有直接责任，自己也是本次意外事件的受害者。
他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没有犯罪，这是一场无妄之灾，如果最终判决是有罪，我会一直上诉。”张中华说。https://t.cn/A6xEo4K2 #碾死躺地维权七旬老太当事人发声#
事情发生在2019年11月25日，张中华被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刑拘，被羁押3天后取保候审。2021年7月，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张中华提起公诉。张中华认为，老人故意躺下堵门，现场处理纠纷的人员也没有任何提示，自己也是本次意外事件的受害者。
2021年12月7日，郑州铁路运输法院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检察院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当时门口警车和人群等影响视线，根本看不到门禁下躺着人。”张中华说，“我没有犯罪，这是一场无妄之灾。”
【案发经过】
老人躺卧单位大门道闸杆下
车辆驶入时将老人碾压致死
位于门卫岗亭处的监控视频，记录了死者赵某清躺卧及被碾压的全过程。
据监控视频显示，当天13点49分，一名戴着红帽子的老人即赵某清，手拿木棍在镜头中出现，她朝大门方向走去，坐在了车辆放行的倒闸杆内侧，面朝科研所内部，期间有和家属交流，一名门卫也与其交谈过一两句，但没有靠近。
一分钟后，赵某清侧身躺卧，一手撑着脑袋，面朝科研所外，背朝内。13点55分，张中华驾驶的白色轿车出现在大门处，有民警、赵某清家属在内的三名人员站在减速带偏中间位置。车右转时，部分人员让开，仍有人站在减速带三分之一位置处；很快自动识别车牌道闸杆抬起，车辆驶入院内，内侧约半米地上的赵某清被碾压。
时间倒回至事发前5个小时，2019年11月25日早上8点半，赵某清和其妹赵某珍及赵某珍丈夫一行三人，来到郑州铁路局科研所办公室楼下。经过记者多方询问了解，这里是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工务机械段办公地点（以下简称“工务机械段”），即赵某清已逝丈夫的退休单位，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前往该单位档案室复印赵某清丈夫生前福利房的相关资料。
据赵某清家属在起诉书中描述，赵某清的丈夫退休后，养子景某某便接班去工务机械段上班。自丈夫在2016年去世后，赵某清便与景某某在生活和经济方面产生矛盾，2017年5月经法院判决，她与景某某解除收养关系。
赵某清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景某某返还三套房屋，自称其中一套便是其丈夫单位分配的福利房，为取证，于是在“2019年1月9日起至2019年11月25日止，赵某清前往工务机械段退休办要求查询其丈夫分得福利房的有关手续和反映自己生活没有来源的问题”。
在赵某清等人来之前，35岁的张中华如往常一样，8点多从单位开车出发，前往西区外国语小学查勘现场，他所在的单位“郑州铁路设计所”在工务机械段办公楼的隔壁楼。张中华中午在学校吃了碗卤面，没有饮酒，后折返回单位。
另一边，在工务机械段的相关人员接待下，赵某珍的丈夫去查询福利房的相关档案，直到11点半，赵某珍的丈夫称“没有查到”，赵某清要求再次查询，于是赵某珍的丈夫回到办公室，赵某珍去上厕所。待她返回后，赵某清称“有人打她”，遂报警，铁路公安赶到现场。赵某清家属在起诉书中称“因腰疼”，赵某清躺在了道闸杆内侧，随后发生碾压事件。
【争议焦点】
被告方称“看不到躺着人”
检察院侦查实验结果为“应当看见”
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下午，张中华被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刑拘，他被羁押3天后取保候审。
待在家中的张中华消沉许久，一年不敢碰车。一直以来他都是家中的顶梁柱，在设计所里朝九晚五的上班，还房贷，维持家中生活，他也不敢告诉家中老人和小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始终想不明白，那天只是日常上班路上的“一次意外”，他愿意对自己犯下的错承担民事赔偿，但是不至于“有罪”。根据警方出具的证明显示，张中华主动承担了死者停尸费用、抬尸费用及尸检费用等。
2020年9月，铁路公安交警部门对此次事故出具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张中华为同等责任。张中华及时联系保险公司进行赔偿，2020年12月份交强险对家属进行了赔偿，赔付金额为人民币11万余元。
张中华称他与赵某清及其丈夫并不认识，也在不同单位上班，“我只是误入现场的第三者，我开了快十年车，每天从那里经过两次，都没有出现过任何事故，当天阳光刺眼，转弯的时候，现场有警车和三个人在门口遮挡视线，根本看不到那里躺着一个人。“
2021年7月，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张中华提起公诉。检察院认为，被告人张中华驾驶其名下白色尼桑轿车进入中国铁路局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工务机械段大门时，因疏忽大意，不注意了望，将因故躺卧在自动识别车牌道闸杆下、院内侧约半米地上的被害人赵某清碾压致死。
12月7日，该案在郑州铁路运输法院开庭，赵某清家属要求判处张中华死刑，并赔偿400万元。而检察院当庭表示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张中华的辩护人、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星山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庭上他一直主张张中华无罪，本案关键点在于，张中华是否能看到躺在道闸杆下的赵某清。
此前，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曾到现场做过两次侦查实验。行车记录仪显示，2021年3月19日中午，侦查人员开着张中华的车，模拟事发情况，警车和车周围人员安排至大门周围，赵某清卧躺位置上放置假人，当车停在待转弯区域时，现场有工作人员表示“除非注意到下面有东西，刻意看可以看到”，车轮压在减速带上时“已经看不到了”。
但是在庭上，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张中华在案发时驾车驶入时，“应当可以看到在空地上的赵某清”。参与侦查实验的一名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该结论是根据侦查实验得出，对方认为张中华提供的视频中出现的内容“不见得客观”，“还是要根据我们提供的视频来看侦查实验的整个过程，现在案件已经起诉到法院，最后就看法院的裁定。”
律师杨星山不认可检察院的观点，首先在办案之初，铁路公安刑警在没有交警的参与下直接对张中华进行立案，有先入为主之嫌。他还认为侦查实验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建立了有人躺在那里的前提，再去刻意判断能否看到，而驾驶员的驾驶习惯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并非在刻意状态下，他认为张中华提供的视频中的录音才是“比较公道的”，“张中华在往前打方向盘，作为一个正常的司机，他不可能去注意上面有没有躺人，如果以侦查实验去要求每一个司机，那就过分了。我开车这么多年，如果发生这种无妄之灾，我也是躲不过去的。”
【事发单位说法】
老人为开福利房证明
经常坐门口，还曾砸车砸门要跳楼
12月13日，红星新闻记者来到事发地点郑州铁路局科研所综合办公区。车档区域实行人车分流，两侧为人行通道，中间为明显的车辆专用通道，也是整个院内三十多家单位的车辆唯一出入口。在道闸杆前后五米左右的位置均设置减速带，科研所办公区院大门外侧的减速带所处地势相对略低。据岗亭门卫称，事发当天天气寒冷，正午的阳光刺眼。
12月13日下午，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工务机械段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赵某清因查询不到福利房相关手续，此前陆续发生过砸车、砸门，还欲跳楼等类似事件，“她就是一个执拗的老太太，一直来我们这里反映问题很多年了，她让我们出具福利房就是她丈夫的相关证明，可是根本就没有分过房子给他丈夫，我们不能作假证明。她就赖着不走，还有两次她跃跃欲试要跳楼。”
上述工作人员称，单位对赵某清的行为束手无策，也曾报警希望警方处理此事，“事发前她还躺过一回，自己起来了，老人也七十多岁了，没办法处理，关了也得放出来。”他表示，事发当天也没有人打过赵某清。门卫也向红星新闻记者反映，赵某清经常来科研所办公区院，之前不闹事，但是经常坐门口，一坐就是一夜。“那么大年纪了，谁也不敢碰她。”
红星新闻记者就此事欲询问郑州铁路公安相关工作人员，暂无回应。赵某清的一名家属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此事源于赵某清已逝丈夫房产问题，其他不愿多说，经过法院开庭后，“目前正在等结果”。
【律师说法】
老人躺地上是“故意为之”
门卫等不处理不警示也应担责
张中华时常感到不解，在得知有老人躺卧在道闸杆处，为何警方和门卫没有及时采取安全措施，反而主动让开，也没有向出入车辆告知或设置警示标志。“警方是来处理赵某清报警一事的，看到她躺在车辆出入口，为何不及时采取安全措施呢？如果有门卫或警方当场给我说一声，这个悲剧就能避免了。”
位于门卫岗亭处的监控视频显示，事发时，张中华驾驶的白色轿车出现在大门处，有警方、赵某清家属在内的三名人员站在减速带偏中间位置，车辆右转时，仍有人站在减速带三分之一位置处。事发后，赵某清的家属听到动静也从门口赶到车前查看。红星新闻记者留意到，从赵某清出现在道闸杆处直到被碾压前，门卫、警方和家属均在现场路过，但未有人上前制止老人躺卧在道闸杆处、阻碍正常通行的这一危险行为，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对出入车辆进行提醒。
张中华的辩护律师杨星山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庭上各方均表示赵某清躺在地上是“故意为之”，而发生此次事故，除了对方存在过失，门卫和公安都应负有责任。
“法律不应该强人所难。”北京京谷律所事务所律师李长青也认为，在侦查实验中，如果所谓的“看到”是刻意的，则不能作为参考，应当以一般人的经验为准。“再就是普通人会不会想到道闸杆那里会躺着一个人，如果普通人都想不到，那这个案子肯定不能当做一个刑事案件来处理。”李长青表示，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阻碍道路通行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再就是对这个位置负有管理责任的人，“这个地方要进出车，那还躺着一个人，不处理也不警示，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依据案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范辰认为，本案属于意外事故，被告人张中华不构成犯罪。事故发生在某机关大院门口的减速地带、道闸杆之下，当时涉案车辆由公共道路缓行右转经过道闸杆进入大院，站在门口穿制服的警察等人让开道路，允许车辆通行。
“首先，穿制服的警察让开道路，允许涉案车辆进入大院，而没有阻拦车辆行驶，让被告人相信道路没有障碍，是可以通行的。而大门口道闸杆下不应允许有人存在是基本常识，被告人不可能意识到有人躺到道闸杆下；有警察在旁边，更让被告人确信道路没有障碍，可以通行。”范辰表示，大门口警察、车辆的存在和走动，客观上干扰了被告人的视野和判断，使他可能没有看到道闸杆下有人躺到地上。
根据《刑法》第十六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因此，范辰认为此案应作为意外事件处理。另外，在机关大院门口处理事情的警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让老太太离开，或者放置标志阻碍车辆通行，范辰认为警方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此前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曾发函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函件中虽未确认警方出警过程中存在过错，但提出司法建议“本案是公安机关出警过程中发生的刑事案件，建议公安机关在今后出警过程中，首先保证自身及当事人的人身安全，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距离案件开庭已过去7天，张中华和妻子时常夜不能寐，仍在为案件忧心。张中华认为，老人故意躺下堵门，现场民警也没有任何提示，都负有直接责任，自己也是本次意外事件的受害者。
他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没有犯罪，这是一场无妄之灾，如果最终判决是有罪，我会一直上诉。”张中华说。https://t.cn/A6xEo4K2 #碾死躺地维权七旬老太当事人发声#
潼关肉夹馍协会道歉
1月26日，据河南媒体报道，潼关肉夹馍协会就“潼关肉夹馍商标维权”一事发表致歉信，向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道歉。
潼关肉夹馍协会在致歉信中表示，给广大肉夹馍经营者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和麻烦。“经过全国众多媒体和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和帮助，我们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错误，就是把协会‘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潼关肉夹馍经营者服务’的宗旨丢掉了，我们深感自责，在此，诚恳向大家深深致歉！”
致歉信中还称，立即停止对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的维权行为。对前期维权的相关事宜，将会积极妥善处理。协会将继续为全国各地潼关肉夹馍经营者，从操作流程、工艺技术、质量特色等各个方面提供服务。
不过，11月26日新京报记者查询潼关肉夹馍协会微信公众号、潼关县人民政府官方微博“潼关发布”，均暂未找到该致歉信。
潼关肉夹馍协会滥诉事件调查：
官司有输有赢，有律师反诉
11月25日下午，河南商丘宁陵县，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店主苏传银收到了商丘市中院邮寄来的二审判决书：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诉讼请求。26日，负责他的案子的律师于刚说，潼关肉夹馍协会对商丘市6家潼关肉夹馍店的起诉全部撤诉。
为此忧心几个月的他，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200多名被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的店主建起了一个微信群，群中河南、内蒙古等地多个案件的被诉店主在25日得到胜诉消息。
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权局表态：“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
当天傍晚，潼关肉夹馍协会就该事件发表致歉信，表示将立即停止对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的维权行为；对前期维权的相关事宜，将会积极妥善处理。
一场针对数百家小县城潼关肉夹馍店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狙击”戛然而止。
在此之前，有律师发现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的商户越来越多，因而对其提出反诉，指其滥诉并索赔。
━━━━━
肉夹馍店主遭遇“潼关”劫
38岁的苏传银是宁陵县人，20多年前就开始做小本生意，倒鸡蛋、卖馒头，如今经营两家潼关肉夹馍店。
潼关肉夹馍是一种流传久远的小吃。很多店家在宣传时都愿意讲这样一个故事：唐太宗李世民打天下时，路过潼关，吃了肉夹馍赞不绝口。由于制作快捷、顾客认知度高，潼关肉夹馍成了很多餐饮店的经营项目。
今年7月，苏传银收到法院传票：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他的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侵权，案件将在商丘市睢阳区法院审理。
苏传银介绍，他在洛阳从一个朋友处学到了潼关肉夹馍的制作方法，2015年在当地开店。由于经营效果不理想，2017年年初，他回到宁陵县，开了第一家老苏潼关肉夹馍店。二店是去年刚开的，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好，又被起诉，苏传银的压力很大。
今年9月中旬，案件开庭。
“都是小老百姓，也不懂法律。遇到这样的事情，吓得不得了。”苏传银说，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协会，更想不到自己开个小餐馆竟然“犯法”了。
在商丘地区，也有店主不堪压力或不懂法律程序，已经交钱和解或执行败诉判决。
同在宁陵县经营一家潼关肉夹馍店的李女士，案件与苏传银一样在9月一审开庭。她很快就收到了败诉消息：侵权成立，需赔偿7500元。李女士说，她本来交了上诉状，但因为不懂如何通过法院工作人员发来的链接交费，错过了上诉期。
为了家里孩子上学，李女士正打算贷款买房。潼关肉夹馍协会的代理律师说，如果不交钱，就会强制执行，还会涨利息，影响到征信，买房没法贷款。11月12日，李女士在微信上将7775元（赔偿7500元，诉讼费减半征收275元）打给对方律师，并叮嘱说，自己要去银行办贷款，要尽快处理好。
11月下旬，潼关肉夹馍协会大批起诉商家一事经媒体曝光，引起公众关注。
在河南洛阳，几十家小吃店的店主称被协会成批起诉。这些商户收到了法庭传票，要求就侵权赔偿3万元-5万元不等，如果要继续使用“潼关肉夹馍”商标，要缴纳99800元。
企查查信息显示，潼关肉夹馍协会有212件司法案件，其中210件作为原告起诉其他商家，案由多为侵害商标权纠纷、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在地区方面，河南、内蒙古、山西、广东、辽宁等地多发。其中，河南30家，内蒙古26家。
这一数据或许并不完整。河南洛阳有商家表示，仅当地就有30多家店被起诉。在内蒙古，仅呼和浩特就有23家店同批被起诉，乌兰察布也有商家被诉，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有3家潼关肉夹馍店，两家被起诉，另一家被吓得停业。
此批案件被告均为肉夹馍店店主，多为个体工商户。北京浩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艳芳认为，个体户在应对知识产权纠纷时，一方面不了解相关法律制度，不知道自己侵权或被侵权；另一方面，由于经营规模小、实力弱，一旦卷入知识产权纠纷，缺乏专业法务团队，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应对案件。
━━━━━
相同诉讼，不同判决
在河南商丘宁陵县，苏传银、李女士等同批3个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案件，商家在一审中均被判侵权成立。而在内蒙古呼和浩特，8月30日和9月10日，共两批23家潼关肉夹馍店被起诉，一审判决均认定侵权不成立。
店主们发现，找精通知识产权的律师有点难。
苏传银告诉记者，县城里懂知识产权的律师不多。对案情稍作了解后，多数律师都判断案子会输。
在呼和浩特经营一家老潼关肉夹馍店的高玉飞介绍，他5月接到呼和浩特市中院传票。开庭前，法官问双方能否和解，协会律师表示可以，高玉飞感到对方目的不单纯，就找律师咨询，当地好几位律师都说可能侵权。
最终，高玉飞找到了一位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得到的答案是：有赢的希望。于是，同批接到传票的23家店铺，分别抱团聘请了4名专业知识产权律师应诉。
在高玉飞和苏传银的诉讼中，潼关肉夹馍协会诉求均为三项：判令被告侵权，赔偿3万元（或5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判决书上呈现的由潼关肉夹馍协会持有的第14369120号注册商标标志为：上部约三分之二位置为红色图案，下部由汉字和拼音的“潼关肉夹馍”构成。
在一审庭审中，苏传银方律师的辩护意见主要是：“潼关肉夹馍”字样因含有县级地域名称且仅有本商品通用名称、直接表示商品主要原料，是不能注册为受法律保护的商标的，且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查询得知，涉及“潼关肉夹馍”纯文字商标注册申请共有4件，均未被核准注册。本案原告所主张拥有的商标权“潼关肉夹馍”是图片与文字相结合的集体商标，“潼关肉夹馍”属于该商标的组成部分，对于“潼关肉夹馍”纯文字商标，原告不享有商标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使用“潼关肉夹馍”字样作为店铺名称和招牌，与涉案注册商标的核心部分相同，已构成商标近似，且与原告商标核定使用的第三类肉夹馍为同类商品，足以使消费者混淆。
9月29日，法院一审判决，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停止侵权，更改店面招牌、变更工商登记中的店名，赔偿潼关肉夹馍协会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8500元。
在高玉飞的诉讼中，店方答辩分“不侵权”和“无损失”两个层次。
其中，“不侵权”的理由包括：“潼关肉夹馍”是通用名称；案涉商标的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0类，而王记肉夹馍店提供的服务属于第43类餐饮服务，二者分类和属性不同；潼关肉夹馍协会2018年在第43类上申请“潼关肉夹馍”商标被驳回，说明“潼关肉夹馍”作为一种小吃的通用名称，本身具有群众性和民间性，在餐饮服务类别上不宜注册为商标作过度保护；王记肉夹馍店使用“潼关肉夹馍”仅为描述所提供服务内容，门头招牌、店内介绍和包装袋均未使用案涉商标。
“无损失”一项包括：潼关肉夹馍协会未在呼和浩特开展经营，无损失；王记肉夹馍店小本经营，受疫情影响亏损，无侵权所得；即使有所得也与涉案商标无关；王记肉夹馍店销售肉夹馍不仅不会损害“潼关肉夹馍”商誉，反而加强了消费者的认可。
呼和浩特市中院一审认定：虽然王记肉夹馍店在案涉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相类似服务上，使用了与案涉注册商标相近似的标识，但结合案涉商标的知名度、显著性，案涉商标的构成以及被控侵权标识的使用情况等因素，王记肉夹馍店的行为尚不足以使得一般消费者错误认为其是具有潼关肉夹馍协会的成团资格及其成员产品特有的产品品质，其行为未侵犯潼关肉夹馍协会对案涉商标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同样的证据，同样的诉求，核心内容基本相同的抗辩意见，为何判决结论皆然相反？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科技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臧红岩介绍，商标注册领域比较专业，进入门槛比较高。同时，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和监管体系持续改革完善。2014年11月，首家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我国现行商标法制定于1982年，2019年4月第四次修正。
知识产权案件总量很小。2020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案件3000余万件，其中新收知识产权案件仅为5390件。案件量少，精研这一领域的律师自然就少，这也是找知识产权律师困难的原因。
记者注意到，商丘市受理知识产权一审案件的睢阳区人民法院，系2020年4月经最高法院批复，指定管辖发生在商丘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50万元以下的有关著作权、商标权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滥诉被叫停之前，已遭律师反诉
连日来，潼关肉夹馍协会大批起诉肉夹馍店的行为，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知名法律博主、律师张新年发表言论称，“知识产权保护的是运用知识的创造成果，而不是既有的公共资源。”他认为，潼关是地名，肉夹馍是通用名，两者结合注册商标存在异议。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行为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滥诉行为，严重影响甚至扰乱了司法秩序，建议相关部门介入查处。
就在潼关肉夹馍协会事件爆出前不久，河南焦作、安阳、鹤壁等地多家逍遥镇胡辣汤店的商户反映：他们收到法院传票，原因是门牌上用了“逍遥镇”，而这三个字被“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注册了商标。若要想继续使用这牌子，每年要交1000元会费，不然就得赔偿3万元到5万元。
河南周口市西华县21日表态，责令协会暂停商标起诉事宜。11月25日晚，新京报记者从潼关县委获悉，县委县政府暂时叫停了肉夹馍协会的维权行为，成立了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
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权局就“逍遥镇”“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公开表态：从法律上，“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其注册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会费”。“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同时，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11月25日下午，苏传银收到了河南省商丘市中院邮寄来的二审判决书。法院二审认为：老苏肉夹馍二店是否侵权的问题，关键在于其使用的包装、门头招牌是否与潼关肉夹馍协会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依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近似是指二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本案中，“潼关肉夹馍”纯文字的注册申请未被核准注册，潼关肉夹馍协会注册的商标为图文组合，由占面积大部分的图形、汉字和拼音三部分组成。老苏肉夹馍二店商品包装名称仅为汉字“潼关肉夹馍”，店铺门头招牌为“老苏潼关肉夹馍”，不易混淆。
二审法院撤销了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了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诉讼请求。落款时间为2021年11月19日。
1月26日，据河南媒体报道，潼关肉夹馍协会就“潼关肉夹馍商标维权”一事发表致歉信，向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道歉。
潼关肉夹馍协会在致歉信中表示，给广大肉夹馍经营者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和麻烦。“经过全国众多媒体和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和帮助，我们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错误，就是把协会‘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潼关肉夹馍经营者服务’的宗旨丢掉了，我们深感自责，在此，诚恳向大家深深致歉！”
致歉信中还称，立即停止对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的维权行为。对前期维权的相关事宜，将会积极妥善处理。协会将继续为全国各地潼关肉夹馍经营者，从操作流程、工艺技术、质量特色等各个方面提供服务。
不过，11月26日新京报记者查询潼关肉夹馍协会微信公众号、潼关县人民政府官方微博“潼关发布”，均暂未找到该致歉信。
潼关肉夹馍协会滥诉事件调查：
官司有输有赢，有律师反诉
11月25日下午，河南商丘宁陵县，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店主苏传银收到了商丘市中院邮寄来的二审判决书：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诉讼请求。26日，负责他的案子的律师于刚说，潼关肉夹馍协会对商丘市6家潼关肉夹馍店的起诉全部撤诉。
为此忧心几个月的他，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200多名被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的店主建起了一个微信群，群中河南、内蒙古等地多个案件的被诉店主在25日得到胜诉消息。
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权局表态：“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
当天傍晚，潼关肉夹馍协会就该事件发表致歉信，表示将立即停止对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的维权行为；对前期维权的相关事宜，将会积极妥善处理。
一场针对数百家小县城潼关肉夹馍店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狙击”戛然而止。
在此之前，有律师发现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的商户越来越多，因而对其提出反诉，指其滥诉并索赔。
━━━━━
肉夹馍店主遭遇“潼关”劫
38岁的苏传银是宁陵县人，20多年前就开始做小本生意，倒鸡蛋、卖馒头，如今经营两家潼关肉夹馍店。
潼关肉夹馍是一种流传久远的小吃。很多店家在宣传时都愿意讲这样一个故事：唐太宗李世民打天下时，路过潼关，吃了肉夹馍赞不绝口。由于制作快捷、顾客认知度高，潼关肉夹馍成了很多餐饮店的经营项目。
今年7月，苏传银收到法院传票：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他的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侵权，案件将在商丘市睢阳区法院审理。
苏传银介绍，他在洛阳从一个朋友处学到了潼关肉夹馍的制作方法，2015年在当地开店。由于经营效果不理想，2017年年初，他回到宁陵县，开了第一家老苏潼关肉夹馍店。二店是去年刚开的，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好，又被起诉，苏传银的压力很大。
今年9月中旬，案件开庭。
“都是小老百姓，也不懂法律。遇到这样的事情，吓得不得了。”苏传银说，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协会，更想不到自己开个小餐馆竟然“犯法”了。
在商丘地区，也有店主不堪压力或不懂法律程序，已经交钱和解或执行败诉判决。
同在宁陵县经营一家潼关肉夹馍店的李女士，案件与苏传银一样在9月一审开庭。她很快就收到了败诉消息：侵权成立，需赔偿7500元。李女士说，她本来交了上诉状，但因为不懂如何通过法院工作人员发来的链接交费，错过了上诉期。
为了家里孩子上学，李女士正打算贷款买房。潼关肉夹馍协会的代理律师说，如果不交钱，就会强制执行，还会涨利息，影响到征信，买房没法贷款。11月12日，李女士在微信上将7775元（赔偿7500元，诉讼费减半征收275元）打给对方律师，并叮嘱说，自己要去银行办贷款，要尽快处理好。
11月下旬，潼关肉夹馍协会大批起诉商家一事经媒体曝光，引起公众关注。
在河南洛阳，几十家小吃店的店主称被协会成批起诉。这些商户收到了法庭传票，要求就侵权赔偿3万元-5万元不等，如果要继续使用“潼关肉夹馍”商标，要缴纳99800元。
企查查信息显示，潼关肉夹馍协会有212件司法案件，其中210件作为原告起诉其他商家，案由多为侵害商标权纠纷、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在地区方面，河南、内蒙古、山西、广东、辽宁等地多发。其中，河南30家，内蒙古26家。
这一数据或许并不完整。河南洛阳有商家表示，仅当地就有30多家店被起诉。在内蒙古，仅呼和浩特就有23家店同批被起诉，乌兰察布也有商家被诉，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有3家潼关肉夹馍店，两家被起诉，另一家被吓得停业。
此批案件被告均为肉夹馍店店主，多为个体工商户。北京浩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艳芳认为，个体户在应对知识产权纠纷时，一方面不了解相关法律制度，不知道自己侵权或被侵权；另一方面，由于经营规模小、实力弱，一旦卷入知识产权纠纷，缺乏专业法务团队，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应对案件。
━━━━━
相同诉讼，不同判决
在河南商丘宁陵县，苏传银、李女士等同批3个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案件，商家在一审中均被判侵权成立。而在内蒙古呼和浩特，8月30日和9月10日，共两批23家潼关肉夹馍店被起诉，一审判决均认定侵权不成立。
店主们发现，找精通知识产权的律师有点难。
苏传银告诉记者，县城里懂知识产权的律师不多。对案情稍作了解后，多数律师都判断案子会输。
在呼和浩特经营一家老潼关肉夹馍店的高玉飞介绍，他5月接到呼和浩特市中院传票。开庭前，法官问双方能否和解，协会律师表示可以，高玉飞感到对方目的不单纯，就找律师咨询，当地好几位律师都说可能侵权。
最终，高玉飞找到了一位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得到的答案是：有赢的希望。于是，同批接到传票的23家店铺，分别抱团聘请了4名专业知识产权律师应诉。
在高玉飞和苏传银的诉讼中，潼关肉夹馍协会诉求均为三项：判令被告侵权，赔偿3万元（或5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判决书上呈现的由潼关肉夹馍协会持有的第14369120号注册商标标志为：上部约三分之二位置为红色图案，下部由汉字和拼音的“潼关肉夹馍”构成。
在一审庭审中，苏传银方律师的辩护意见主要是：“潼关肉夹馍”字样因含有县级地域名称且仅有本商品通用名称、直接表示商品主要原料，是不能注册为受法律保护的商标的，且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查询得知，涉及“潼关肉夹馍”纯文字商标注册申请共有4件，均未被核准注册。本案原告所主张拥有的商标权“潼关肉夹馍”是图片与文字相结合的集体商标，“潼关肉夹馍”属于该商标的组成部分，对于“潼关肉夹馍”纯文字商标，原告不享有商标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使用“潼关肉夹馍”字样作为店铺名称和招牌，与涉案注册商标的核心部分相同，已构成商标近似，且与原告商标核定使用的第三类肉夹馍为同类商品，足以使消费者混淆。
9月29日，法院一审判决，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停止侵权，更改店面招牌、变更工商登记中的店名，赔偿潼关肉夹馍协会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8500元。
在高玉飞的诉讼中，店方答辩分“不侵权”和“无损失”两个层次。
其中，“不侵权”的理由包括：“潼关肉夹馍”是通用名称；案涉商标的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0类，而王记肉夹馍店提供的服务属于第43类餐饮服务，二者分类和属性不同；潼关肉夹馍协会2018年在第43类上申请“潼关肉夹馍”商标被驳回，说明“潼关肉夹馍”作为一种小吃的通用名称，本身具有群众性和民间性，在餐饮服务类别上不宜注册为商标作过度保护；王记肉夹馍店使用“潼关肉夹馍”仅为描述所提供服务内容，门头招牌、店内介绍和包装袋均未使用案涉商标。
“无损失”一项包括：潼关肉夹馍协会未在呼和浩特开展经营，无损失；王记肉夹馍店小本经营，受疫情影响亏损，无侵权所得；即使有所得也与涉案商标无关；王记肉夹馍店销售肉夹馍不仅不会损害“潼关肉夹馍”商誉，反而加强了消费者的认可。
呼和浩特市中院一审认定：虽然王记肉夹馍店在案涉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相类似服务上，使用了与案涉注册商标相近似的标识，但结合案涉商标的知名度、显著性，案涉商标的构成以及被控侵权标识的使用情况等因素，王记肉夹馍店的行为尚不足以使得一般消费者错误认为其是具有潼关肉夹馍协会的成团资格及其成员产品特有的产品品质，其行为未侵犯潼关肉夹馍协会对案涉商标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同样的证据，同样的诉求，核心内容基本相同的抗辩意见，为何判决结论皆然相反？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科技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臧红岩介绍，商标注册领域比较专业，进入门槛比较高。同时，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和监管体系持续改革完善。2014年11月，首家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我国现行商标法制定于1982年，2019年4月第四次修正。
知识产权案件总量很小。2020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案件3000余万件，其中新收知识产权案件仅为5390件。案件量少，精研这一领域的律师自然就少，这也是找知识产权律师困难的原因。
记者注意到，商丘市受理知识产权一审案件的睢阳区人民法院，系2020年4月经最高法院批复，指定管辖发生在商丘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50万元以下的有关著作权、商标权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滥诉被叫停之前，已遭律师反诉
连日来，潼关肉夹馍协会大批起诉肉夹馍店的行为，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知名法律博主、律师张新年发表言论称，“知识产权保护的是运用知识的创造成果，而不是既有的公共资源。”他认为，潼关是地名，肉夹馍是通用名，两者结合注册商标存在异议。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行为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滥诉行为，严重影响甚至扰乱了司法秩序，建议相关部门介入查处。
就在潼关肉夹馍协会事件爆出前不久，河南焦作、安阳、鹤壁等地多家逍遥镇胡辣汤店的商户反映：他们收到法院传票，原因是门牌上用了“逍遥镇”，而这三个字被“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注册了商标。若要想继续使用这牌子，每年要交1000元会费，不然就得赔偿3万元到5万元。
河南周口市西华县21日表态，责令协会暂停商标起诉事宜。11月25日晚，新京报记者从潼关县委获悉，县委县政府暂时叫停了肉夹馍协会的维权行为，成立了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
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权局就“逍遥镇”“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公开表态：从法律上，“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其注册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会费”。“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同时，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11月25日下午，苏传银收到了河南省商丘市中院邮寄来的二审判决书。法院二审认为：老苏肉夹馍二店是否侵权的问题，关键在于其使用的包装、门头招牌是否与潼关肉夹馍协会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依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近似是指二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本案中，“潼关肉夹馍”纯文字的注册申请未被核准注册，潼关肉夹馍协会注册的商标为图文组合，由占面积大部分的图形、汉字和拼音三部分组成。老苏肉夹馍二店商品包装名称仅为汉字“潼关肉夹馍”，店铺门头招牌为“老苏潼关肉夹馍”，不易混淆。
二审法院撤销了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了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诉讼请求。落款时间为2021年11月19日。
柳传志9790万，杨元庆1.7亿，口诛笔伐的联想事件将如何收场？
扶夷江月
发布时间: 11-22
11:10
“联想集团高管超高薪事件”，已经引发了国民级的大讨论，各种声音都有。目前来看，严查、严办、严惩的声音，暂时占据了上风。
实际上，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严查是必要的，但是严办、严惩并不是最优选。
<一>
据联想集团发布的数据：2020年，已经退休的柳传志从联想集团领取了9790万元的退休金；现任掌门人杨元庆的2020年的薪酬为1.7亿元。联想28位高管薪酬合计高达11.8亿元。而2020年联想公司总利润为38.68亿元，高管们拿走了将近企业总利润的1/3。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数据是联想集团公开发布的。见诸于其准备在科创板上市公开的招股书及集团财报。
这份数据由来已久，只是随着大V司马南的手撕行动走火，才令大家印象深刻。因此，说是司马南披露这组数据，令更多人关注、知晓内情，并不为过。
司马南的六期手撕联想集团节目视频，直指联想“六宗罪”：
1. 涉及国有资产流失
2. 27位高管其中14个外籍人员，涉及信息安全
3. 高管分红占了公司30%多的利润
4. 资不抵债，欠了经销商1000多个亿
5. 研发占比不到3%，却妄想科创板上市
6. 联想国内产品卖的比国外贵，就是组装厂
这六个问题，说到了很多网友的心坎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这当中最关键，最能让联想获罪的，其实是第一条。只要第一条，能够解释清了，其余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国有资产流失”这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它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一旦坐实，国家不能答应，人民群众不能答应。
就上述六个问题，尤其是第一个问题，联想集团至今没有作出正面回应。柳传志最近一次公开的发声，是希望员工团结起来维护联想集团荣誉，为荣誉而战。
如此“低调”且不想“应战”的姿态，与人们印象中那个杀伐果决、独断乾纲、恩怨分明的柳传志，相去甚远。
因此，笔者之前发布的《柳传志9790万，杨元庆1.7亿，司马南披露的数据让多少人难眠》一文中，说的：“这些年联想集团内部国有资产的分量、运转状况、管理情况，在股份制改造、产权交易、红利分配时，国有资产是否转进个人腰包，这一笔笔账得要算清楚了。”大概率是空穴来风（意思是有孔洞便会进风，比喻自身存在弱点，流言蜚语等得以乘隙而入，传言有根据）。
<二>
抛开所有的“阴谋论”，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已经解开了盖子，捅出了篓子，查是必然的，越是遮遮掩掩，支支吾吾，只会适得其反。社会公众无非是要一个真相，讨一个公道而已。
查出来的结果，如果是联想集团及其管理层自身清白，各项举措合规合法，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可如果“国有资产”流失，罪名坐实，那该如何收场呢？
笔者在此试预言之：
抛开“联想事件”本身，其实股份制改造、产权交易、红利分配、破产重组等企业发展存活过程中，发生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联想集团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发展至今，国企、民企，国有资本、民营资本，都经历过野蛮生长。
法律法规天然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这也为“钻空子”提供了可能性。
马克思《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任何一家企业，发展壮大，它总要规避一些东西，否则便不能生存。就像人一样，放在显微镜下，一身都是病菌。
人性经不起考验，企业何尝不是如此。
联想一路成长为今天的民用电脑领域世界领军企业，柳传志更是荣获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先锋”称号。如果随着其成长的轨迹，细细分析，当中存在的问题，远远不止上述六条。这一点，放在任何一家大型企业都适用。
因此，问题要查，但是问题一旦核实，处理需要“软着陆”，惩罚、整治更要拿捏好尺度。
假如“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成立，稳妥的办法是，当事人上交违法所得并作公开批评、警示、教育，辅以配套的惩罚（如罚款、降职、调岗等），联想集团内部进行整改，进一步明确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建立健全监督、审核机制。
假如“涉外”的问题查实，有关罪名成立，那就另当别论，需要从严从重处理。这就牵涉到国家安全，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这里暂不作详论。当然，这仅仅是假设。
很多人可能会问，这样“软着陆”处理，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其实不然，这样的处理是有依据的。
其实就是“三个区分开来”：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喊打喊杀，粗暴式执法，搞一刀切，早已经成为过去式。
也许有人还会怀疑，这太过牵强，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的可能性会大一些。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始说的那两个问题——法不责众和法律制度滞后。
进一步健全企业股份制改造相关领域法律法规，管理监督审查体制机制，是解决“联想事件”的根本所在。在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正式出台之前，法难以溯及既往。
也许还有人会追问，如果联想集团存在的问题，触及到现有的法律，又当如何？
目前，作为联想第一大股东的中科院，持股比例为29.05%。中科院是国家直属事业单位。现行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于2020年12月30日通过，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
应当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的出台实施，卡在了时间点上，显然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早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事实上，联想集团内部的这些情况、问题，党委、政府相关部门了解的要比大V、网友、社会公众多得多。
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掌握了更多的实情，比大V们爆料出来的内容要更加全面，因此才会有相关的政策法律出台。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联想事件”的处理，社会公众应该更加坚信我们的党委、政府。尽管有些人不愿意听，但这是事实。
<三>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定不移，是国策。
从联想集团公布的财报及招股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家混合制企业，当中有国有资产，有民营资本。经营管理这家企业的柳传志、杨元庆，是民营企业家身份。国家的一路扶持，保驾护航，是这家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昔日的诸多“柳传志神话”的造神运动，其实都是在吹泡沫，给他本人上眼药水。哪有那么神，只是有国家的力量在为他背书而已。
当前，我们的国家走在了伟大复兴的大路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是参与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力量，只有企业发展壮大了，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才能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把联想集团这样一家掌握着众多核心科技，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的大型企业整垮了，于国于民，都是莫大的损失。
需要声明的是，上述这些并非是为“将国有资产转进个人腰包”的行为张目，而是严格查，“软”处理，是解决“联想事件”最佳方式，也能获得相对而言最好的结果。
联想集团内部高层，也深知这一点，因此柳传志才不会选择“硬刚”，而是“服软”地呼吁员工维护集团声誉。
扶夷江月
发布时间: 11-22
11:10
“联想集团高管超高薪事件”，已经引发了国民级的大讨论，各种声音都有。目前来看，严查、严办、严惩的声音，暂时占据了上风。
实际上，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严查是必要的，但是严办、严惩并不是最优选。
<一>
据联想集团发布的数据：2020年，已经退休的柳传志从联想集团领取了9790万元的退休金；现任掌门人杨元庆的2020年的薪酬为1.7亿元。联想28位高管薪酬合计高达11.8亿元。而2020年联想公司总利润为38.68亿元，高管们拿走了将近企业总利润的1/3。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数据是联想集团公开发布的。见诸于其准备在科创板上市公开的招股书及集团财报。
这份数据由来已久，只是随着大V司马南的手撕行动走火，才令大家印象深刻。因此，说是司马南披露这组数据，令更多人关注、知晓内情，并不为过。
司马南的六期手撕联想集团节目视频，直指联想“六宗罪”：
1. 涉及国有资产流失
2. 27位高管其中14个外籍人员，涉及信息安全
3. 高管分红占了公司30%多的利润
4. 资不抵债，欠了经销商1000多个亿
5. 研发占比不到3%，却妄想科创板上市
6. 联想国内产品卖的比国外贵，就是组装厂
这六个问题，说到了很多网友的心坎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这当中最关键，最能让联想获罪的，其实是第一条。只要第一条，能够解释清了，其余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国有资产流失”这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它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一旦坐实，国家不能答应，人民群众不能答应。
就上述六个问题，尤其是第一个问题，联想集团至今没有作出正面回应。柳传志最近一次公开的发声，是希望员工团结起来维护联想集团荣誉，为荣誉而战。
如此“低调”且不想“应战”的姿态，与人们印象中那个杀伐果决、独断乾纲、恩怨分明的柳传志，相去甚远。
因此，笔者之前发布的《柳传志9790万，杨元庆1.7亿，司马南披露的数据让多少人难眠》一文中，说的：“这些年联想集团内部国有资产的分量、运转状况、管理情况，在股份制改造、产权交易、红利分配时，国有资产是否转进个人腰包，这一笔笔账得要算清楚了。”大概率是空穴来风（意思是有孔洞便会进风，比喻自身存在弱点，流言蜚语等得以乘隙而入，传言有根据）。
<二>
抛开所有的“阴谋论”，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已经解开了盖子，捅出了篓子，查是必然的，越是遮遮掩掩，支支吾吾，只会适得其反。社会公众无非是要一个真相，讨一个公道而已。
查出来的结果，如果是联想集团及其管理层自身清白，各项举措合规合法，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可如果“国有资产”流失，罪名坐实，那该如何收场呢？
笔者在此试预言之：
抛开“联想事件”本身，其实股份制改造、产权交易、红利分配、破产重组等企业发展存活过程中，发生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联想集团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发展至今，国企、民企，国有资本、民营资本，都经历过野蛮生长。
法律法规天然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这也为“钻空子”提供了可能性。
马克思《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任何一家企业，发展壮大，它总要规避一些东西，否则便不能生存。就像人一样，放在显微镜下，一身都是病菌。
人性经不起考验，企业何尝不是如此。
联想一路成长为今天的民用电脑领域世界领军企业，柳传志更是荣获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先锋”称号。如果随着其成长的轨迹，细细分析，当中存在的问题，远远不止上述六条。这一点，放在任何一家大型企业都适用。
因此，问题要查，但是问题一旦核实，处理需要“软着陆”，惩罚、整治更要拿捏好尺度。
假如“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成立，稳妥的办法是，当事人上交违法所得并作公开批评、警示、教育，辅以配套的惩罚（如罚款、降职、调岗等），联想集团内部进行整改，进一步明确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建立健全监督、审核机制。
假如“涉外”的问题查实，有关罪名成立，那就另当别论，需要从严从重处理。这就牵涉到国家安全，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这里暂不作详论。当然，这仅仅是假设。
很多人可能会问，这样“软着陆”处理，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其实不然，这样的处理是有依据的。
其实就是“三个区分开来”：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喊打喊杀，粗暴式执法，搞一刀切，早已经成为过去式。
也许有人还会怀疑，这太过牵强，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的可能性会大一些。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始说的那两个问题——法不责众和法律制度滞后。
进一步健全企业股份制改造相关领域法律法规，管理监督审查体制机制，是解决“联想事件”的根本所在。在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正式出台之前，法难以溯及既往。
也许还有人会追问，如果联想集团存在的问题，触及到现有的法律，又当如何？
目前，作为联想第一大股东的中科院，持股比例为29.05%。中科院是国家直属事业单位。现行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于2020年12月30日通过，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
应当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的出台实施，卡在了时间点上，显然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早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事实上，联想集团内部的这些情况、问题，党委、政府相关部门了解的要比大V、网友、社会公众多得多。
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掌握了更多的实情，比大V们爆料出来的内容要更加全面，因此才会有相关的政策法律出台。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联想事件”的处理，社会公众应该更加坚信我们的党委、政府。尽管有些人不愿意听，但这是事实。
<三>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定不移，是国策。
从联想集团公布的财报及招股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家混合制企业，当中有国有资产，有民营资本。经营管理这家企业的柳传志、杨元庆，是民营企业家身份。国家的一路扶持，保驾护航，是这家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昔日的诸多“柳传志神话”的造神运动，其实都是在吹泡沫，给他本人上眼药水。哪有那么神，只是有国家的力量在为他背书而已。
当前，我们的国家走在了伟大复兴的大路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是参与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力量，只有企业发展壮大了，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才能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把联想集团这样一家掌握着众多核心科技，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的大型企业整垮了，于国于民，都是莫大的损失。
需要声明的是，上述这些并非是为“将国有资产转进个人腰包”的行为张目，而是严格查，“软”处理，是解决“联想事件”最佳方式，也能获得相对而言最好的结果。
联想集团内部高层，也深知这一点，因此柳传志才不会选择“硬刚”，而是“服软”地呼吁员工维护集团声誉。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