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在大城市如何体面的省钱##微博新知博主#
当年戒赌吧还在的时候，风行一种诸如《赌城不是天堂》之类的“澳门伤痕文学”，导致大家老觉得挂逼群体的叙事结构应该是悲怆的被动挂逼，进而延展到了中产阶级喜闻乐见的“阶层固化”，知识分子能刷到存在感的留守儿童/寒门再难出贵子。
这种吃x一样高高在上的关怀反而是极端傲慢的。诚然很多人是被逼上梁山，但挂逼群体的主力从来都不是他们。
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和“做一天阔以玩三天”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我们来说，打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系统性的焦虑状态”，并不在乎到底是在流水线还是办公室。
打工只是维持生存的必要负担，所以日结不是被逼的，而是根本做不到坚持一个月。
那再进一步的话，自然就是挂逼了。因此挂逼不是生存方式，是生活方式。
豆瓣曾经有个3000块活一个月的热门话题，知乎也有180如何活18天的热门问题，每次看到这种题目我就想笑，城市白领的思想实验对挂逼老哥来说真的有点异轨审美的味道——他们竟然觉得要钱才能生活？
我感觉我有必要教育你们一番。
一、吃
曾经在百度龙华吧（就是三和所在地）看过一个老哥发帖说，自己并没有变成流浪汉的自觉，而是在某一天从网吧走出来的时候，仿佛这就是自己的生活。
颇有几分《流浪北京》里早年艺术家盲流的自觉——我不想特意的去做盲流，但是自然而然也就这样了。
不过这么洒脱的也不多，每个挂逼老哥在突然发现自己付不起15元床位或者网吧包夜费的时候，大多还是慌过一阵的，但是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后续的展开也都会自然起来。
很多人想到流浪生活都会说开宝箱，但是其实超市和便利店剩下的食物很少直接进入垃圾桶，拿水果举例，首先他们会打折促销，再就是卖给榨汁和做拼盘的，最后烂到完全不能吃才会扔，显然这时候你也吃不到什么了。
开宝箱最多得到的还是瓶子和废纸板，食物上除了少数包装食品，大多还是残羹剩饭为主，挂逼也是不吃泔水的，因为生病问题更大。
1：超市试吃
所以这里必须引入一个概念，就是你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基本整洁，否则很多事情你都是做不到的。
在各大超市都有各式各样的试吃区，如果你活动范围足够大，完全可以每天吃一家超市并不引人注意。
有老哥告诉过我好利来的试吃最棒，能吃饱，我怀疑让他放弃的原因是担心患上糖尿病。
还行。
2：施粥
天下亚逼是一家，我挂逼大理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叫“慈缘斋”的饭馆儿，这地方吃饭不要钱，唯一的诉求就是要你先听俩小时国学。
在异国他乡的夜晚，突然又想念起慈缘斋万年不变的菜式。
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又没钱了。
有饭吃，别说让我学国学了，就是让我承认此世的监牢物质的罪渊也没问题，毕竟我没钱了。
后来才知道类似的东西全国都有，有的是亚逼中年发的宏愿，有的是寺庙的日常行为。有些周末开，有些初一/十五开，但最终你总是可以在每天都找到合适的觅食地。
3：学校食堂和洋快餐
21世纪了，家庭条件好的小年轻越来越多，吃东西也不介意粒粒皆辛苦了。但除了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最值得欣慰的还是人民素质的不改善。
在大学食堂和麦当劳肯德基里大多数人并不会把托盘清空并码放到位，而是直接留在桌子上——这时候你直接坐下吃剩饭就好了，艾滋病不会通过唾液传播，当你受不了超市的糕点和寺庙的寡淡时，可以来这些地方开开荤。
我自己腰不好，坐不住，但是我知道有老哥一天吃了几十个剩一半的鸡翅，二斤薯条，两升可乐。
后来他最杯葛的事情是麦当劳的可乐最好不要加冰。
二、住
当然洋快餐的好处不光是吃，这里也是真的可以睡的，没见过麦当劳凌晨四点半，就不足以说自己体会过人生。
但是和都市传奇不同的是，这里很难躺下，直接躺地上会被赶，架起椅子或者趴着睡又太不舒服了，并不算长久之计。
对于小布尔乔亚来说，另一个寄托了其对维多利亚时伦敦东区贫困的瑰丽幻想符号是桥洞。
小布尔乔亚喜闻乐见的桥洞学最终发酵结果就是这样的。
但非常遗憾，桥洞噪音巨大，污水横流，而且真的会被赶。
我之前讲过的三亚大神基地确实有一个位于桥洞下面，但是有地砖的桥洞不好找，而且他们也是打游击的，不堪其扰。
你以为是上面这样的，但是大多数时候是下面这样的
除了桥洞，亲测废弃地铁站和医院都是会被赶的。
前面说过，挂逼不是不得已的生存，而是生活本身，所以发掘挂逼方式本身就是有趣的。
我大概可以提几个经验。
1：烂尾楼
住烂尾楼等闲几个月没人管你，除了和朋友们分配好房间，最重要的还是开发一些副业，比如养鸡。
2：24小时ATM机
ATM机房是最受欢迎的地方，遮风避雨不说，还安静没人打扰，只要你在值班人员来前走掉，经常可以不影响任何人。
如果你在贴吧看到有人说长凳睡满了今天睡机房，说的就是这个机房。
当然，住的需求并不光是一个容身之所，你还有更私密的要求，比如洗澡。
我在前面讲了，整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决定你能不能进入“正常人”的世界。
那么在这里我推荐无障碍厕所（感谢国家）。
3：无障碍厕所
还是那句话，21世纪了，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公厕都被改造成了三个房间。
其中无障碍厕所大多数是万年没人用的。
无论是洗衣服还是洗澡，这里都可以不被打扰，也不打扰别人。
而且还是单间，我相信好多人都没进去过，挂逼的道德就是弄脏了一定要收拾干净，前一个人没收拾干净的话肯定会被diss的。
当然，说到这里我一定要建议大家去南方挂逼，这里说的南方不是江南，是岭南甚至云南和海南，不然取暖真的是个大问题。
三、行
挂逼的出行也是有讲究的，首先你就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1：往往你的每一次出行都是一次搬家，你要把你的全部家当带在身上避免遗失，古早的选择是三轮车，现在最新流行的是手推车。
背包客的大包包实际上并不实用，负担重不说，也很贵，真的硬核挂逼都青睐手推车，它是你移动的蜗牛壳，也是你的人力房车。
老外在这一点上走的比我们远。
2：你要注意这是21世纪，没有电的话就是流浪汉也不能生活，驴友往往喜欢太阳能充电板，但是这个东西必须一直对着太阳而且电流并不稳定，我们实际上用的都是
当然可能商家考虑到我们的下沉需求，这两年已经有二合一产品了，非常亲民，一般来说新挂逼的同学我都会推荐他把前两个月开宝箱（拾荒）的收入买多功能推车和二合一充电宝，能极大的改善生活质量。
3：你需要一个桶，需要一个桶，需要一个桶。
桶的功能太多了，洗澡也好，收纳也罢，多功能桶甚至可以拆解下来当锅煮泡面，真是家有一桶如有一宝。
未完待续的话：挂逼的日子认识了很多人，遇到了很多事儿，但是和流浪吧/龙华吧/隐居吧的老哥们一比，似乎该说的也被人说完了。
一年都在假装找工作的人，不忘记摇滚梦想的midi酒蒙子毕业生，精神有点问题吃百家饭的小姑娘（试图骚扰她的被几个老哥合伙揍了一顿），身体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商品社会的亚逼左派，如果大家有兴趣我都可以更新一下。
不过我绝对没有浪漫化挂逼生活的想法，挂逼既不是亚历山大大帝，也不是追求阳光的第欧根尼，挂逼是被识别出来的，因为它和其他生活方式足够不同，所以才显得足够特殊。
诚如我开篇所说挂逼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原因，会焦虑正常工作生活的人各有各的故事，有的是不再信任人，有的是沉迷游戏，有的是逃避赌债，我甚至遇到过一个因为奇怪的蘑菇而“对人生想通透”的嬉皮士。
因此且不说我自己挂逼的时间都不长，就说挂逼本身也只是一个个人选择，并不低贱也不高尚，只是每个人真的都有自己的活法，不需要被任何人指点和审视。
其实直到今天我还有点挂逼后遗症，就是说我极其抵触实体物件的增加，我两套衣服轮流替换，任何家居和装饰性的东西都不会买，因为我总觉得我在路上，我只会焦虑我的东西太多搬不走，不会担心我的东西太少不够用。
但无论如何，如果你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再也不能用目前的方式欺骗自己，延续假装生活的日子，希望这篇文章可以帮到你。 https://t.cn/R2W6WtL
当年戒赌吧还在的时候，风行一种诸如《赌城不是天堂》之类的“澳门伤痕文学”，导致大家老觉得挂逼群体的叙事结构应该是悲怆的被动挂逼，进而延展到了中产阶级喜闻乐见的“阶层固化”，知识分子能刷到存在感的留守儿童/寒门再难出贵子。
这种吃x一样高高在上的关怀反而是极端傲慢的。诚然很多人是被逼上梁山，但挂逼群体的主力从来都不是他们。
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和“做一天阔以玩三天”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我们来说，打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系统性的焦虑状态”，并不在乎到底是在流水线还是办公室。
打工只是维持生存的必要负担，所以日结不是被逼的，而是根本做不到坚持一个月。
那再进一步的话，自然就是挂逼了。因此挂逼不是生存方式，是生活方式。
豆瓣曾经有个3000块活一个月的热门话题，知乎也有180如何活18天的热门问题，每次看到这种题目我就想笑，城市白领的思想实验对挂逼老哥来说真的有点异轨审美的味道——他们竟然觉得要钱才能生活？
我感觉我有必要教育你们一番。
一、吃
曾经在百度龙华吧（就是三和所在地）看过一个老哥发帖说，自己并没有变成流浪汉的自觉，而是在某一天从网吧走出来的时候，仿佛这就是自己的生活。
颇有几分《流浪北京》里早年艺术家盲流的自觉——我不想特意的去做盲流，但是自然而然也就这样了。
不过这么洒脱的也不多，每个挂逼老哥在突然发现自己付不起15元床位或者网吧包夜费的时候，大多还是慌过一阵的，但是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后续的展开也都会自然起来。
很多人想到流浪生活都会说开宝箱，但是其实超市和便利店剩下的食物很少直接进入垃圾桶，拿水果举例，首先他们会打折促销，再就是卖给榨汁和做拼盘的，最后烂到完全不能吃才会扔，显然这时候你也吃不到什么了。
开宝箱最多得到的还是瓶子和废纸板，食物上除了少数包装食品，大多还是残羹剩饭为主，挂逼也是不吃泔水的，因为生病问题更大。
1：超市试吃
所以这里必须引入一个概念，就是你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基本整洁，否则很多事情你都是做不到的。
在各大超市都有各式各样的试吃区，如果你活动范围足够大，完全可以每天吃一家超市并不引人注意。
有老哥告诉过我好利来的试吃最棒，能吃饱，我怀疑让他放弃的原因是担心患上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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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粥
天下亚逼是一家，我挂逼大理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叫“慈缘斋”的饭馆儿，这地方吃饭不要钱，唯一的诉求就是要你先听俩小时国学。
在异国他乡的夜晚，突然又想念起慈缘斋万年不变的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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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饭吃，别说让我学国学了，就是让我承认此世的监牢物质的罪渊也没问题，毕竟我没钱了。
后来才知道类似的东西全国都有，有的是亚逼中年发的宏愿，有的是寺庙的日常行为。有些周末开，有些初一/十五开，但最终你总是可以在每天都找到合适的觅食地。
3：学校食堂和洋快餐
21世纪了，家庭条件好的小年轻越来越多，吃东西也不介意粒粒皆辛苦了。但除了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最值得欣慰的还是人民素质的不改善。
在大学食堂和麦当劳肯德基里大多数人并不会把托盘清空并码放到位，而是直接留在桌子上——这时候你直接坐下吃剩饭就好了，艾滋病不会通过唾液传播，当你受不了超市的糕点和寺庙的寡淡时，可以来这些地方开开荤。
我自己腰不好，坐不住，但是我知道有老哥一天吃了几十个剩一半的鸡翅，二斤薯条，两升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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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
当然洋快餐的好处不光是吃，这里也是真的可以睡的，没见过麦当劳凌晨四点半，就不足以说自己体会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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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是单间，我相信好多人都没进去过，挂逼的道德就是弄脏了一定要收拾干净，前一个人没收拾干净的话肯定会被diss的。
当然，说到这里我一定要建议大家去南方挂逼，这里说的南方不是江南，是岭南甚至云南和海南，不然取暖真的是个大问题。
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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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能商家考虑到我们的下沉需求，这两年已经有二合一产品了，非常亲民，一般来说新挂逼的同学我都会推荐他把前两个月开宝箱（拾荒）的收入买多功能推车和二合一充电宝，能极大的改善生活质量。
3：你需要一个桶，需要一个桶，需要一个桶。
桶的功能太多了，洗澡也好，收纳也罢，多功能桶甚至可以拆解下来当锅煮泡面，真是家有一桶如有一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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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我开篇所说挂逼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原因，会焦虑正常工作生活的人各有各的故事，有的是不再信任人，有的是沉迷游戏，有的是逃避赌债，我甚至遇到过一个因为奇怪的蘑菇而“对人生想通透”的嬉皮士。
因此且不说我自己挂逼的时间都不长，就说挂逼本身也只是一个个人选择，并不低贱也不高尚，只是每个人真的都有自己的活法，不需要被任何人指点和审视。
其实直到今天我还有点挂逼后遗症，就是说我极其抵触实体物件的增加，我两套衣服轮流替换，任何家居和装饰性的东西都不会买，因为我总觉得我在路上，我只会焦虑我的东西太多搬不走，不会担心我的东西太少不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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