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葉少菲，以下是我為何突然從大眾的視野中消失的來龍去脈之概略版本。
從15歲開始，我便立下將來要以音樂創作為業的志向，高中時積極參與成功音創社團，考上政大後（2015年9月）開始積極尋找各方資源，與業界多位前輩、老師虛心求教，本是計劃以個人名義出道，希望能成為一位全原創唱作音樂人，並以此為目標全心全意累積作品。
2017年10月20日，當時同為社會系（後來轉為廣告系）的徐維均邀請我以鍵盤合成器手的身份加入當時仍名不見經傳的傻白，那時團內成員只有三個人（不包含早先退出的前吉他手江岳霖），僅在網路上發表了四首單曲，點閱數不過幾千。老實說，一般人在他們身上看不見任何希望，但我對蔡維澤的詞曲呈現頗感興趣，當時聆聽後就覺得非常喜歡，考慮三天之後便馬上入手第一台實體鍵盤合成器，決定加入他們一起在音樂的道路上闖蕩。
2018年2月10日，《5:10 a.m.》誕生了，這首歌是我加入傻白之後所發表的第一首歌，也是樂團發表的第五首作品。後來就是因為這首歌的釋出，我們獲得了哇唧唧哇娛樂文化有限公司所主辦之選秀節目「明日之子2」的參與機會，最後主唱蔡維澤破天荒拿下冠軍，同一時間我邀請當時仍在美國加州求學的貝斯手李沂邦入團，大家所熟知的五人編制才正式成形。隨後我們全團五人分別以個人名義簽下為期十年的全經紀約，開始於兩岸展開各大演藝活動，另一方面於此同時，合力完成了《夜長夢少》整張專輯的創作與製作並順利發行。
於樂團期間，我們共同經歷大小音樂節、商演、幾輪專場巡演，還有各種電台、採訪、雜誌拍攝等宣傳活動，我都盡力完成所有屬於我份內該完成的工作，並無犯下任何過錯，亦無做出任何違背樂團或公司利益的行為，與團員間相處融洽，於團內我更是扮演促進樂團能與公司良善溝通、好好合作、勸勉相互尊重的角色。反觀徐、蔡兩人則完全不同，多次於樂團內部會議時抱怨公司，數度不滿公司對樂團的經紀安排與宣傳方式等，坦白說，他們甚至希望能與公司解約，另尋出路。
然而，2020年1月初，也就是這場全球疫病剛爆發之際，在結束《夜長夢少》第三次巡迴演出而輾轉回到台北不久後，徐、蔡兩人便開始暗自著手策劃要將我逐出樂團的計畫，他倆先是排除我後展開只有四人的會議，表決是否同意把我於當時就從樂團逼退，結果是徐、蔡兩人同意，鄭、李兩人反對的平票局面，後來他們透過跟我交情更為深厚的李沂邦前來告知此事，而我當下並未同意，甚是一頭霧水，不過徐、蔡兩人仍執意如此為之。
更加荒謬的部分出現了，公司本應該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居中協調此事，但是卻選擇袖手旁觀，僅表示「尊重樂團方的內部決定」，隨後他倆發覺可以為所欲為、可以無視法律任性妄為，態度便轉而強硬，因此果斷將我違法逐出樂團，直接放棄妥善解決的義務，突然意識到處於絕對弱勢的我，當下只能被迫離開，他們採用的手段讓我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即使我百般不願也莫可奈何。
接著，公司與他倆甚至連在擬定對外離團聲明中的緣由時，都欲將離開的動機扭曲為對我極度不利的「自主退團」而非事實上的「被迫離團」，試圖掩蓋對其不利的事實真相，導致對外聲明的內容也無法達成共識，最後就這樣不了了之至今，以至於外界所接收到的消息是我突如其來且無聲無息從螢光幕前消失，可想而知當時我有多麼無助，欲哭無淚。
所以，我於傻白的演藝活動因此中斷，從本來完滿的五個人，直接硬生生變成四個，這也是為何後來傻白參與愛奇藝出品之《樂隊的夏天》時，其中沒有我的真正原因。
「我們雙方的審美理念不合」、「你實在不適合繼續留在傻白」、「要你離開絕對不是因為錢啦」，這些他倆當時口口聲聲所給出的理由，如今回頭審視，簡直全是藉口，甚至滿口胡言。
身為一位秉持堅定意志精神為創作核心理念的音樂創作者，這兩年多來我已受盡煎熬。哇唧唧哇公司高層所謂的「絕對沒有冷凍藝人這回事」言猶在耳，傻傻等待公司方會有所作為的我，反倒淪為真正的傻子，而同時傻白卻已發行第二張專輯並進行了新一輪的巡迴演出，我卻幾乎乏人問津，僅有部分真心且願意主動關心我的歌迷朋友們在這段期間，即使是毫不知情卻仍不吝給予我支持與鼓勵，使我有足夠的生活動力撐過這段艱困又漫長的時光，讓我能繼續認真過活、好好活著。
這兩年多來，公司確實沒有任何實際作為，對於被傻白退團一事也毫無積極處理，徐、蔡兩人更是不願公開承認自己所犯下的過錯，我就這樣被擱置在一旁，不只身心受創，音樂生涯亦被迫中止至今。
以上即是整起事件的簡略始末。最後，我再次強調，希望龍丹妮龍老闆願意出面，拿出誠意，妥善解決「徐、蔡兩人片面將我逐出樂團」一事，也希望他倆願意面對所應負的道德與法律責任，不再逃避畏縮、不再推諉塞責、不再粉飾太平，承擔其本就該承擔的一切，更希望公司能確實履行合約內容，否則公平正義蕩然無存，謝謝。
P.S.附圖是當時的對話截圖用以佐證，以及我還在傻白時，為了提升舞台演出的專業度，特別訂製的客製化耳膜監聽耳機，上面署名的F&I便是最好證明，如果當時是我自願要離開，那訂做時印上自己的名字不就好了嗎？
從15歲開始，我便立下將來要以音樂創作為業的志向，高中時積極參與成功音創社團，考上政大後（2015年9月）開始積極尋找各方資源，與業界多位前輩、老師虛心求教，本是計劃以個人名義出道，希望能成為一位全原創唱作音樂人，並以此為目標全心全意累積作品。
2017年10月20日，當時同為社會系（後來轉為廣告系）的徐維均邀請我以鍵盤合成器手的身份加入當時仍名不見經傳的傻白，那時團內成員只有三個人（不包含早先退出的前吉他手江岳霖），僅在網路上發表了四首單曲，點閱數不過幾千。老實說，一般人在他們身上看不見任何希望，但我對蔡維澤的詞曲呈現頗感興趣，當時聆聽後就覺得非常喜歡，考慮三天之後便馬上入手第一台實體鍵盤合成器，決定加入他們一起在音樂的道路上闖蕩。
2018年2月10日，《5:10 a.m.》誕生了，這首歌是我加入傻白之後所發表的第一首歌，也是樂團發表的第五首作品。後來就是因為這首歌的釋出，我們獲得了哇唧唧哇娛樂文化有限公司所主辦之選秀節目「明日之子2」的參與機會，最後主唱蔡維澤破天荒拿下冠軍，同一時間我邀請當時仍在美國加州求學的貝斯手李沂邦入團，大家所熟知的五人編制才正式成形。隨後我們全團五人分別以個人名義簽下為期十年的全經紀約，開始於兩岸展開各大演藝活動，另一方面於此同時，合力完成了《夜長夢少》整張專輯的創作與製作並順利發行。
於樂團期間，我們共同經歷大小音樂節、商演、幾輪專場巡演，還有各種電台、採訪、雜誌拍攝等宣傳活動，我都盡力完成所有屬於我份內該完成的工作，並無犯下任何過錯，亦無做出任何違背樂團或公司利益的行為，與團員間相處融洽，於團內我更是扮演促進樂團能與公司良善溝通、好好合作、勸勉相互尊重的角色。反觀徐、蔡兩人則完全不同，多次於樂團內部會議時抱怨公司，數度不滿公司對樂團的經紀安排與宣傳方式等，坦白說，他們甚至希望能與公司解約，另尋出路。
然而，2020年1月初，也就是這場全球疫病剛爆發之際，在結束《夜長夢少》第三次巡迴演出而輾轉回到台北不久後，徐、蔡兩人便開始暗自著手策劃要將我逐出樂團的計畫，他倆先是排除我後展開只有四人的會議，表決是否同意把我於當時就從樂團逼退，結果是徐、蔡兩人同意，鄭、李兩人反對的平票局面，後來他們透過跟我交情更為深厚的李沂邦前來告知此事，而我當下並未同意，甚是一頭霧水，不過徐、蔡兩人仍執意如此為之。
更加荒謬的部分出現了，公司本應該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居中協調此事，但是卻選擇袖手旁觀，僅表示「尊重樂團方的內部決定」，隨後他倆發覺可以為所欲為、可以無視法律任性妄為，態度便轉而強硬，因此果斷將我違法逐出樂團，直接放棄妥善解決的義務，突然意識到處於絕對弱勢的我，當下只能被迫離開，他們採用的手段讓我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即使我百般不願也莫可奈何。
接著，公司與他倆甚至連在擬定對外離團聲明中的緣由時，都欲將離開的動機扭曲為對我極度不利的「自主退團」而非事實上的「被迫離團」，試圖掩蓋對其不利的事實真相，導致對外聲明的內容也無法達成共識，最後就這樣不了了之至今，以至於外界所接收到的消息是我突如其來且無聲無息從螢光幕前消失，可想而知當時我有多麼無助，欲哭無淚。
所以，我於傻白的演藝活動因此中斷，從本來完滿的五個人，直接硬生生變成四個，這也是為何後來傻白參與愛奇藝出品之《樂隊的夏天》時，其中沒有我的真正原因。
「我們雙方的審美理念不合」、「你實在不適合繼續留在傻白」、「要你離開絕對不是因為錢啦」，這些他倆當時口口聲聲所給出的理由，如今回頭審視，簡直全是藉口，甚至滿口胡言。
身為一位秉持堅定意志精神為創作核心理念的音樂創作者，這兩年多來我已受盡煎熬。哇唧唧哇公司高層所謂的「絕對沒有冷凍藝人這回事」言猶在耳，傻傻等待公司方會有所作為的我，反倒淪為真正的傻子，而同時傻白卻已發行第二張專輯並進行了新一輪的巡迴演出，我卻幾乎乏人問津，僅有部分真心且願意主動關心我的歌迷朋友們在這段期間，即使是毫不知情卻仍不吝給予我支持與鼓勵，使我有足夠的生活動力撐過這段艱困又漫長的時光，讓我能繼續認真過活、好好活著。
這兩年多來，公司確實沒有任何實際作為，對於被傻白退團一事也毫無積極處理，徐、蔡兩人更是不願公開承認自己所犯下的過錯，我就這樣被擱置在一旁，不只身心受創，音樂生涯亦被迫中止至今。
以上即是整起事件的簡略始末。最後，我再次強調，希望龍丹妮龍老闆願意出面，拿出誠意，妥善解決「徐、蔡兩人片面將我逐出樂團」一事，也希望他倆願意面對所應負的道德與法律責任，不再逃避畏縮、不再推諉塞責、不再粉飾太平，承擔其本就該承擔的一切，更希望公司能確實履行合約內容，否則公平正義蕩然無存，謝謝。
P.S.附圖是當時的對話截圖用以佐證，以及我還在傻白時，為了提升舞台演出的專業度，特別訂製的客製化耳膜監聽耳機，上面署名的F&I便是最好證明，如果當時是我自願要離開，那訂做時印上自己的名字不就好了嗎？
大家好，我是葉少菲，以下是我為何突然從大眾的視野中消失的來龍去脈之概略版本。
從15歲開始，我便立下將來要以音樂創作為業的志向，高中時積極參與成功音創社團，考上政大後（2015年9月）開始積極尋找各方資源，與業界多位前輩、老師虛心求教，本是計劃以個人名義出道，希望能成為一位全原創唱作音樂人，並以此為目標全心全意累積作品。
2017年10月20日，當時同為社會系（後來轉為廣告系）的徐維均邀請我以鍵盤合成器手的身份加入當時仍名不見經傳的傻白，那時團內成員只有三個人（不包含早先退出的前吉他手江岳霖），僅在網路上發表了四首單曲，點閱數不過幾千。老實說，一般人在他們身上看不見任何希望，但我對蔡維澤的詞曲呈現頗感興趣，當時聆聽後就覺得非常喜歡，考慮三天之後便馬上入手第一台實體鍵盤合成器，決定加入他們一起在音樂的道路上闖蕩。
2018年2月10日，《5:10 a.m.》誕生了，這首歌是我加入傻白之後所發表的第一首歌，也是樂團發表的第五首作品。後來就是因為這首歌的釋出，我們獲得了哇唧唧哇娛樂文化有限公司所主辦之選秀節目「明日之子2」的參與機會，最後主唱蔡維澤破天荒拿下冠軍，同一時間我邀請當時仍在美國加州求學的貝斯手李沂邦入團，大家所熟知的五人編制才正式成形。隨後我們全團五人分別以個人名義簽下為期十年的全經紀約，開始於兩岸展開各大演藝活動，另一方面於此同時，合力完成了《夜長夢少》整張專輯的創作與製作並順利發行。
於樂團期間，我們共同經歷大小音樂節、商演、幾輪專場巡演，還有各種電台、採訪、雜誌拍攝等宣傳活動，我都盡力完成所有屬於我份內該完成的工作，並無犯下任何過錯，亦無做出任何違背樂團或公司利益的行為，與團員間相處融洽，於團內我更是扮演促進樂團能與公司良善溝通、好好合作、勸勉相互尊重的角色。反觀徐、蔡兩人則完全不同，多次於樂團內部會議時抱怨公司，數度不滿公司對樂團的經紀安排與宣傳方式等，坦白說，他們甚至希望能與公司解約，另尋出路。
然而，2020年1月初，也就是這場全球疫病剛爆發之際，在結束《夜長夢少》第三次巡迴演出而輾轉回到台北不久後，徐、蔡兩人便開始暗自著手策劃要將我逐出樂團的計畫，他倆先是排除我後展開只有四人的會議，表決是否同意把我於當時就從樂團逼退，結果是徐、蔡兩人同意，鄭、李兩人反對的平票局面，後來他們透過跟我交情更為深厚的李沂邦前來告知此事，而我當下並未同意，甚是一頭霧水，不過徐、蔡兩人仍執意如此為之。
更加荒謬的部分出現了，公司本應該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居中協調此事，但是卻選擇袖手旁觀，僅表示「尊重樂團方的內部決定」，隨後他倆發覺可以為所欲為、可以無視法律任性妄為，態度便轉而強硬，因此果斷將我違法逐出樂團，直接放棄妥善解決的義務，突然意識到處於絕對弱勢的我，當下只能被迫離開，他們採用的手段讓我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即使我百般不願也莫可奈何。
接著，公司與他倆甚至連在擬定對外離團聲明中的緣由時，都欲將離開的動機扭曲為對我極度不利的「自主退團」而非事實上的「被迫離團」，試圖掩蓋對其不利的事實真相，導致對外聲明的內容也無法達成共識，最後就這樣不了了之至今，以至於外界所接收到的消息是我突如其來且無聲無息從螢光幕前消失，可想而知當時我有多麼無助，欲哭無淚。
所以，我於傻白的演藝活動因此中斷，從本來完滿的五個人，直接硬生生變成四個，這也是為何後來傻白參與愛奇藝出品之《樂隊的夏天》時，其中沒有我的真正原因。
「我們雙方的審美理念不合」、「你實在不適合繼續留在傻白」、「要你離開絕對不是因為錢啦」，這些他倆當時口口聲聲所給出的理由，如今回頭審視，簡直全是藉口，甚至滿口胡言。
身為一位秉持堅定意志精神為創作核心理念的音樂創作者，這兩年多來我已受盡煎熬。哇唧唧哇公司高層所謂的「絕對沒有冷凍藝人這回事」言猶在耳，傻傻等待公司方會有所作為的我，反倒淪為真正的傻子，而同時傻白卻已發行第二張專輯並進行了新一輪的巡迴演出，我卻幾乎乏人問津，僅有部分真心且願意主動關心我的歌迷朋友們在這段期間，即使是毫不知情卻仍不吝給予我支持與鼓勵，使我有足夠的生活動力撐過這段艱困又漫長的時光，讓我能繼續認真過活、好好活著。
這兩年多來，公司確實沒有任何實際作為，對於被傻白退團一事也毫無積極處理，徐、蔡兩人更是不願公開承認自己所犯下的過錯，我就這樣被擱置在一旁，不只身心受創，音樂生涯亦被迫中止至今。
以上即是整起事件的簡略始末。最後，我再次強調，希望龍丹妮龍老闆願意出面，拿出誠意，妥善解決「徐、蔡兩人片面將我逐出樂團」一事，也希望他倆願意面對所應負的道德與法律責任，不再逃避畏縮、不再推諉塞責、不再粉飾太平，承擔其本就該承擔的一切，更希望公司能確實履行合約內容，否則公平正義蕩然無存，謝謝。
P.S.附圖是當時的對話截圖用以佐證，以及我還在傻白時，為了提升舞台演出的專業度，特別訂製的客製化耳膜監聽耳機，上面署名的F&I便是最好證明，如果當時是我自願要離開，那訂做時印上自己的名字不就好了嗎？
從15歲開始，我便立下將來要以音樂創作為業的志向，高中時積極參與成功音創社團，考上政大後（2015年9月）開始積極尋找各方資源，與業界多位前輩、老師虛心求教，本是計劃以個人名義出道，希望能成為一位全原創唱作音樂人，並以此為目標全心全意累積作品。
2017年10月20日，當時同為社會系（後來轉為廣告系）的徐維均邀請我以鍵盤合成器手的身份加入當時仍名不見經傳的傻白，那時團內成員只有三個人（不包含早先退出的前吉他手江岳霖），僅在網路上發表了四首單曲，點閱數不過幾千。老實說，一般人在他們身上看不見任何希望，但我對蔡維澤的詞曲呈現頗感興趣，當時聆聽後就覺得非常喜歡，考慮三天之後便馬上入手第一台實體鍵盤合成器，決定加入他們一起在音樂的道路上闖蕩。
2018年2月10日，《5:10 a.m.》誕生了，這首歌是我加入傻白之後所發表的第一首歌，也是樂團發表的第五首作品。後來就是因為這首歌的釋出，我們獲得了哇唧唧哇娛樂文化有限公司所主辦之選秀節目「明日之子2」的參與機會，最後主唱蔡維澤破天荒拿下冠軍，同一時間我邀請當時仍在美國加州求學的貝斯手李沂邦入團，大家所熟知的五人編制才正式成形。隨後我們全團五人分別以個人名義簽下為期十年的全經紀約，開始於兩岸展開各大演藝活動，另一方面於此同時，合力完成了《夜長夢少》整張專輯的創作與製作並順利發行。
於樂團期間，我們共同經歷大小音樂節、商演、幾輪專場巡演，還有各種電台、採訪、雜誌拍攝等宣傳活動，我都盡力完成所有屬於我份內該完成的工作，並無犯下任何過錯，亦無做出任何違背樂團或公司利益的行為，與團員間相處融洽，於團內我更是扮演促進樂團能與公司良善溝通、好好合作、勸勉相互尊重的角色。反觀徐、蔡兩人則完全不同，多次於樂團內部會議時抱怨公司，數度不滿公司對樂團的經紀安排與宣傳方式等，坦白說，他們甚至希望能與公司解約，另尋出路。
然而，2020年1月初，也就是這場全球疫病剛爆發之際，在結束《夜長夢少》第三次巡迴演出而輾轉回到台北不久後，徐、蔡兩人便開始暗自著手策劃要將我逐出樂團的計畫，他倆先是排除我後展開只有四人的會議，表決是否同意把我於當時就從樂團逼退，結果是徐、蔡兩人同意，鄭、李兩人反對的平票局面，後來他們透過跟我交情更為深厚的李沂邦前來告知此事，而我當下並未同意，甚是一頭霧水，不過徐、蔡兩人仍執意如此為之。
更加荒謬的部分出現了，公司本應該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居中協調此事，但是卻選擇袖手旁觀，僅表示「尊重樂團方的內部決定」，隨後他倆發覺可以為所欲為、可以無視法律任性妄為，態度便轉而強硬，因此果斷將我違法逐出樂團，直接放棄妥善解決的義務，突然意識到處於絕對弱勢的我，當下只能被迫離開，他們採用的手段讓我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即使我百般不願也莫可奈何。
接著，公司與他倆甚至連在擬定對外離團聲明中的緣由時，都欲將離開的動機扭曲為對我極度不利的「自主退團」而非事實上的「被迫離團」，試圖掩蓋對其不利的事實真相，導致對外聲明的內容也無法達成共識，最後就這樣不了了之至今，以至於外界所接收到的消息是我突如其來且無聲無息從螢光幕前消失，可想而知當時我有多麼無助，欲哭無淚。
所以，我於傻白的演藝活動因此中斷，從本來完滿的五個人，直接硬生生變成四個，這也是為何後來傻白參與愛奇藝出品之《樂隊的夏天》時，其中沒有我的真正原因。
「我們雙方的審美理念不合」、「你實在不適合繼續留在傻白」、「要你離開絕對不是因為錢啦」，這些他倆當時口口聲聲所給出的理由，如今回頭審視，簡直全是藉口，甚至滿口胡言。
身為一位秉持堅定意志精神為創作核心理念的音樂創作者，這兩年多來我已受盡煎熬。哇唧唧哇公司高層所謂的「絕對沒有冷凍藝人這回事」言猶在耳，傻傻等待公司方會有所作為的我，反倒淪為真正的傻子，而同時傻白卻已發行第二張專輯並進行了新一輪的巡迴演出，我卻幾乎乏人問津，僅有部分真心且願意主動關心我的歌迷朋友們在這段期間，即使是毫不知情卻仍不吝給予我支持與鼓勵，使我有足夠的生活動力撐過這段艱困又漫長的時光，讓我能繼續認真過活、好好活著。
這兩年多來，公司確實沒有任何實際作為，對於被傻白退團一事也毫無積極處理，徐、蔡兩人更是不願公開承認自己所犯下的過錯，我就這樣被擱置在一旁，不只身心受創，音樂生涯亦被迫中止至今。
以上即是整起事件的簡略始末。最後，我再次強調，希望龍丹妮龍老闆願意出面，拿出誠意，妥善解決「徐、蔡兩人片面將我逐出樂團」一事，也希望他倆願意面對所應負的道德與法律責任，不再逃避畏縮、不再推諉塞責、不再粉飾太平，承擔其本就該承擔的一切，更希望公司能確實履行合約內容，否則公平正義蕩然無存，謝謝。
P.S.附圖是當時的對話截圖用以佐證，以及我還在傻白時，為了提升舞台演出的專業度，特別訂製的客製化耳膜監聽耳機，上面署名的F&I便是最好證明，如果當時是我自願要離開，那訂做時印上自己的名字不就好了嗎？
【#环时深度# ：#揭秘灯下黑的美国监狱系统# 】“20年来在关塔那摩进行的未经审判就任意拘留并伴有酷刑或虐待的做法，对于任何政府，尤其是一个声称要保护人权的政府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特别强调美国司法系统未能保护人权和维护法治，从而在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下，使一个法律黑洞在关塔那摩不断扩大。”这是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专家近期发出的公开批评，他们将关塔那摩监狱形容为美国“肆意侵犯人权的一个丑陋篇章”。自2002年关押首批犯人以来，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监狱就成了“黑监狱”的代名词，但它反映的只是美国监狱系统践踏法律与人权的冰山一角，重重黑幕背后隐藏的是暴力、虐待、性侵、腐败等诸多乱象。
从关塔那摩到地区监狱，侵犯人权无处不在
“当我们用绝食抗议遭到的虐待时，他们会把我们绑在椅子上，将硬塑料管插进鼻子强行喂食。”曾经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14年的曼苏尔·阿代菲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了自己在这座“人间炼狱”中遭受的折磨和虐待。20年来，美国未经审判就将人任意拘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狱中一度关押约780人。美国在这座“黑狱”中对在押人员施加酷刑和虐待，严重破坏人权与法治。
一定程度上，关塔那摩更像是美国监狱系统丑陋现实的缩影。美国是全世界监禁率最高和被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研究机构“监狱政策倡议”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共拥有1833个州立监狱、110个联邦监狱、1772个少年惩教设施、3134个地方监狱、80个印第安部落监狱以及军事监狱。在所有这些监禁机构中，有近230万人被监禁——这几乎是全球囚犯数量的1/4，而美国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5%。在这样一个将囚禁作为惯用手段的国家，监狱中发生的种种恶行却经常被美国政客和媒体忽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弗格森曾这样形容：被判有罪者的痛苦被精心安排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暴力是一种日常，既发生在囚犯之间，也会出现狱警对犯人拳打脚踢甚至随意使用电棍等武器的情况。暴力造成大量的囚犯伤残甚至死亡，美国社会活动家玛丽亚·梅卡巴甚至将该国的监狱称为“制造死亡的机构”。美国司法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州立监狱共有120人死于凶杀，311人死于自杀。但路透社此前调查发现，一些监狱根本没有上报囚犯死亡的数据，有些监狱甚至会将凶杀与自杀事件故意标注为“疾病致死”。
在美国监狱中，与暴力一样司空见惯的还有性侵。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每年约有20万人在被关押期间遭到性侵，其中至少一半都是由监狱工作人员实施的。上个月，美国加州都柏林女子监狱被爆出存在十分猖獗的性虐待现象，许多囚犯反映自己遭到了惩教人员、维修工头甚至监狱长不同程度的性侵及虐待。美联社称，该监狱甚至被囚犯和工作人员戏称为“强奸俱乐部”。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员拥挤、待遇恶劣、医疗短缺的美国监狱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一些监狱甚至有超过70%的囚犯均被新冠病毒感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已有近60万在囚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至少3000多人因此丧命。“美国大多数州没有死刑，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关进监狱，你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英国《卫报》援引一名近期从美国伊利诺伊州某监狱获释者的话说。
私营监狱“用孩子换金钱”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监狱已经是“系统性的失败”，这背后不仅是刑事司法体系的崩坏，更有着资本的力量在作恶。
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教公司（后更名为惩教公司）彻底改变了美国监狱的运作方式，该公司接管了美国田纳西州汉密尔顿县的一座监狱——这是私人运营商第一次签约经营监狱。此后，私营监狱的数量成倍增加，仅在1990年至2010年间就增加了16倍。目前，美国管教公司和GEO集团公司已成为美国私营监狱行业的两大巨头。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 年，约有11.6万名囚犯被关押在私营设施中，约占所有州囚犯的7%和联邦囚犯的16%。
当运营监狱成为一门赚钱的生意，囚犯在私营监狱公司眼中就不再是生命，而是商品与“摇钱树”。美国的私营监狱公司依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根据每天关押的囚犯人数收取一定数额的金钱。美国社会活动家邦妮·克内斯曾撰文称，私营监狱靠将人类关在笼子里赚钱，这决定了他们会想方设法寻求更多的囚犯。
美国非政府组织RepresentUs称，私营监狱公司在州和联邦均雇佣大量说客，通过为竞选捐款等方式对立法者施加影响，让他们制定相关法律，以保证私营监狱随时处于满员状态。多年来，私营监狱公司利用美国“腐败的政治制度”获得了更高的监禁率与利润空间。
据美国媒体报道，私营监狱公司与许多政客关系密切。例如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佛罗里达州担任议长时，就曾主导与GEO集团签订了价值1.1亿美元的新合同。在其从政生涯中，他从GEO集团收到超过4万美元的竞选捐款。
2009年，媒体披露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卢泽恩县的一桩“政商勾结”丑闻，被称为“孩子换金钱”。卢泽恩县的两名地方法官收受两个私营青少年监狱承包商超200万美元的贿赂。作为回报，从2003年到2008年，他们先后把约3000名青少年送进私营监狱，以增加囚犯数量。据《纽约邮报》报道，很多卢泽恩县的青少年只是轻微触犯法律就被送进监狱。14岁的希拉里·特仑修在2007年因假冒副校长的名义制作虚假的个人主页被起诉。法庭上，特仑修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判监3个月，“整个庭审过程仅持续1分钟”。
更多的囚犯对于私营监狱来说意味着更多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到每日工资只有不到1美元。在美国私营监狱里，除因生病或残疾外，所有囚犯都要从事劳动。由于私营监狱人工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众多公司、机构积极寻求与其合作。美国威廉米特大学法学院教授劳拉·艾普曼曾在一篇名为《染血的金钱》论文中称，随着现代奴隶制的建立，囚犯的强迫劳动产生了巨大的收益。
“有人说美国的刑事法系统不起作用，但恰恰相反，它像奴隶制一样完美运作着。”邦妮·克内斯称，“对于一些有色人种而言，这个国家认为他一文不值，上不起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但当他被关进监狱，他突然就可以带来每年两三万美元的利润。”据美媒报道，2020年，惩教公司的收入高达19亿美元，其中82.2%来自私营监狱业务，而GEO集团的收入更是高达23亿美元。
这种压榨剥削也存在于羁押非法移民的美国私营拘留中心。这些羁押非法移民的拘留设施大多由私营公司建设运营，而私营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它们在想方设法用最简陋的设施压低经营成本的同时，也强迫被拘留者从事打扫厕所、擦地板、准备饭菜等各种工作，并为逃避责任而将他们称为“志愿者”。
中国外交学院美国问题专家李海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美国，私营监狱已经不是惩治或改造罪犯的场所，而是最大限度压榨被关押者经济价值的地方，成为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黑洞”。
“人权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
对于经常自诩为“人权灯塔”的美国而言，监狱是一个“灯下黑”的地方，这座“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这片黑暗，因为这里集中了美国基于种族、肤色、性别等因素的人权侵犯行为，以及所谓“自由”与“人权”的虚伪。
美国监狱经常围猎的对象包括穷人、少数族裔、未成年人、移民等群体。对于穷人而言，他们很可能因为无力支付保释金而遭到羁押，最终迫于压力选择认罪，他们往往也难以承受罚金刑或缓刑所附加的苛刻要求，最终沦为私营监狱最喜欢的长期廉价劳工。
美国监狱系统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美国研究机构“审判项目”发布的报告称，与白人相比，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不成比例地惩罚有色人种。尽管有色人种仅占美国人口的 37%，但他们却占据所有监狱囚犯的2/3，“系统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了刑事司法系统中隐含的种族偏见，导致黑人男性的入狱率是白人男性的6倍”。
“美国公民权利联盟”在其网站上表示，“美国之所以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依赖监禁手段，是因其结合了种族和社会等级间仇恨的惩罚文化。”穷人和少数族裔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更易遭受人身自由侵犯和财产损失。
“国际条约、公约和宣言为囚犯的待遇提供了基本准则，但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经常忽略它们。与此同时，美国却在不停地批评其他国家侵犯囚犯权利与安全的行为。”“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在其发表的名为《美国监狱中的酷刑》报告中称。
对此，李海东评论称，美国的社会运作处处依靠经济推动和利润主导，但在作为惩戒与改造机构的监狱中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只能造成大量的悲剧。这背后不仅反映出美国存在系统性人权问题，也折射出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堕落。
美国记者肖恩·鲍尔曾卧底私营监狱4个月，将其见闻写成《美国监狱》一书来揭露私营监狱强迫劳动、压榨盘剥的黑幕，震惊美国社会。美国文学网站“Literary Hub”评论称，“鲍尔揭露了美国监狱系统中极其非人道的现象和各种虐待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狱警和犯人。这是对美国当前最黑暗和最深远的困境之一的可怕一瞥。”（《环球时报》3月11日7版文章，作者赵觉珵 单劼 林小艺）
从关塔那摩到地区监狱，侵犯人权无处不在
“当我们用绝食抗议遭到的虐待时，他们会把我们绑在椅子上，将硬塑料管插进鼻子强行喂食。”曾经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14年的曼苏尔·阿代菲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了自己在这座“人间炼狱”中遭受的折磨和虐待。20年来，美国未经审判就将人任意拘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狱中一度关押约780人。美国在这座“黑狱”中对在押人员施加酷刑和虐待，严重破坏人权与法治。
一定程度上，关塔那摩更像是美国监狱系统丑陋现实的缩影。美国是全世界监禁率最高和被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研究机构“监狱政策倡议”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共拥有1833个州立监狱、110个联邦监狱、1772个少年惩教设施、3134个地方监狱、80个印第安部落监狱以及军事监狱。在所有这些监禁机构中，有近230万人被监禁——这几乎是全球囚犯数量的1/4，而美国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5%。在这样一个将囚禁作为惯用手段的国家，监狱中发生的种种恶行却经常被美国政客和媒体忽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弗格森曾这样形容：被判有罪者的痛苦被精心安排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暴力是一种日常，既发生在囚犯之间，也会出现狱警对犯人拳打脚踢甚至随意使用电棍等武器的情况。暴力造成大量的囚犯伤残甚至死亡，美国社会活动家玛丽亚·梅卡巴甚至将该国的监狱称为“制造死亡的机构”。美国司法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州立监狱共有120人死于凶杀，311人死于自杀。但路透社此前调查发现，一些监狱根本没有上报囚犯死亡的数据，有些监狱甚至会将凶杀与自杀事件故意标注为“疾病致死”。
在美国监狱中，与暴力一样司空见惯的还有性侵。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每年约有20万人在被关押期间遭到性侵，其中至少一半都是由监狱工作人员实施的。上个月，美国加州都柏林女子监狱被爆出存在十分猖獗的性虐待现象，许多囚犯反映自己遭到了惩教人员、维修工头甚至监狱长不同程度的性侵及虐待。美联社称，该监狱甚至被囚犯和工作人员戏称为“强奸俱乐部”。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员拥挤、待遇恶劣、医疗短缺的美国监狱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一些监狱甚至有超过70%的囚犯均被新冠病毒感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已有近60万在囚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至少3000多人因此丧命。“美国大多数州没有死刑，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关进监狱，你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英国《卫报》援引一名近期从美国伊利诺伊州某监狱获释者的话说。
私营监狱“用孩子换金钱”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监狱已经是“系统性的失败”，这背后不仅是刑事司法体系的崩坏，更有着资本的力量在作恶。
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教公司（后更名为惩教公司）彻底改变了美国监狱的运作方式，该公司接管了美国田纳西州汉密尔顿县的一座监狱——这是私人运营商第一次签约经营监狱。此后，私营监狱的数量成倍增加，仅在1990年至2010年间就增加了16倍。目前，美国管教公司和GEO集团公司已成为美国私营监狱行业的两大巨头。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 年，约有11.6万名囚犯被关押在私营设施中，约占所有州囚犯的7%和联邦囚犯的16%。
当运营监狱成为一门赚钱的生意，囚犯在私营监狱公司眼中就不再是生命，而是商品与“摇钱树”。美国的私营监狱公司依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根据每天关押的囚犯人数收取一定数额的金钱。美国社会活动家邦妮·克内斯曾撰文称，私营监狱靠将人类关在笼子里赚钱，这决定了他们会想方设法寻求更多的囚犯。
美国非政府组织RepresentUs称，私营监狱公司在州和联邦均雇佣大量说客，通过为竞选捐款等方式对立法者施加影响，让他们制定相关法律，以保证私营监狱随时处于满员状态。多年来，私营监狱公司利用美国“腐败的政治制度”获得了更高的监禁率与利润空间。
据美国媒体报道，私营监狱公司与许多政客关系密切。例如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佛罗里达州担任议长时，就曾主导与GEO集团签订了价值1.1亿美元的新合同。在其从政生涯中，他从GEO集团收到超过4万美元的竞选捐款。
2009年，媒体披露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卢泽恩县的一桩“政商勾结”丑闻，被称为“孩子换金钱”。卢泽恩县的两名地方法官收受两个私营青少年监狱承包商超200万美元的贿赂。作为回报，从2003年到2008年，他们先后把约3000名青少年送进私营监狱，以增加囚犯数量。据《纽约邮报》报道，很多卢泽恩县的青少年只是轻微触犯法律就被送进监狱。14岁的希拉里·特仑修在2007年因假冒副校长的名义制作虚假的个人主页被起诉。法庭上，特仑修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判监3个月，“整个庭审过程仅持续1分钟”。
更多的囚犯对于私营监狱来说意味着更多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到每日工资只有不到1美元。在美国私营监狱里，除因生病或残疾外，所有囚犯都要从事劳动。由于私营监狱人工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众多公司、机构积极寻求与其合作。美国威廉米特大学法学院教授劳拉·艾普曼曾在一篇名为《染血的金钱》论文中称，随着现代奴隶制的建立，囚犯的强迫劳动产生了巨大的收益。
“有人说美国的刑事法系统不起作用，但恰恰相反，它像奴隶制一样完美运作着。”邦妮·克内斯称，“对于一些有色人种而言，这个国家认为他一文不值，上不起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但当他被关进监狱，他突然就可以带来每年两三万美元的利润。”据美媒报道，2020年，惩教公司的收入高达19亿美元，其中82.2%来自私营监狱业务，而GEO集团的收入更是高达23亿美元。
这种压榨剥削也存在于羁押非法移民的美国私营拘留中心。这些羁押非法移民的拘留设施大多由私营公司建设运营，而私营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它们在想方设法用最简陋的设施压低经营成本的同时，也强迫被拘留者从事打扫厕所、擦地板、准备饭菜等各种工作，并为逃避责任而将他们称为“志愿者”。
中国外交学院美国问题专家李海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美国，私营监狱已经不是惩治或改造罪犯的场所，而是最大限度压榨被关押者经济价值的地方，成为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黑洞”。
“人权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
对于经常自诩为“人权灯塔”的美国而言，监狱是一个“灯下黑”的地方，这座“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这片黑暗，因为这里集中了美国基于种族、肤色、性别等因素的人权侵犯行为，以及所谓“自由”与“人权”的虚伪。
美国监狱经常围猎的对象包括穷人、少数族裔、未成年人、移民等群体。对于穷人而言，他们很可能因为无力支付保释金而遭到羁押，最终迫于压力选择认罪，他们往往也难以承受罚金刑或缓刑所附加的苛刻要求，最终沦为私营监狱最喜欢的长期廉价劳工。
美国监狱系统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美国研究机构“审判项目”发布的报告称，与白人相比，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不成比例地惩罚有色人种。尽管有色人种仅占美国人口的 37%，但他们却占据所有监狱囚犯的2/3，“系统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了刑事司法系统中隐含的种族偏见，导致黑人男性的入狱率是白人男性的6倍”。
“美国公民权利联盟”在其网站上表示，“美国之所以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依赖监禁手段，是因其结合了种族和社会等级间仇恨的惩罚文化。”穷人和少数族裔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更易遭受人身自由侵犯和财产损失。
“国际条约、公约和宣言为囚犯的待遇提供了基本准则，但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经常忽略它们。与此同时，美国却在不停地批评其他国家侵犯囚犯权利与安全的行为。”“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在其发表的名为《美国监狱中的酷刑》报告中称。
对此，李海东评论称，美国的社会运作处处依靠经济推动和利润主导，但在作为惩戒与改造机构的监狱中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只能造成大量的悲剧。这背后不仅反映出美国存在系统性人权问题，也折射出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堕落。
美国记者肖恩·鲍尔曾卧底私营监狱4个月，将其见闻写成《美国监狱》一书来揭露私营监狱强迫劳动、压榨盘剥的黑幕，震惊美国社会。美国文学网站“Literary Hub”评论称，“鲍尔揭露了美国监狱系统中极其非人道的现象和各种虐待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狱警和犯人。这是对美国当前最黑暗和最深远的困境之一的可怕一瞥。”（《环球时报》3月11日7版文章，作者赵觉珵 单劼 林小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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