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每周销量增长33%，浙江农业专家王金良与阿里在四川探索以销优产】
“最近茵红李卖得很好，今年新增了MMC，阿里一下子就采买了1000多吨。目前全县销售额已超过7亿元，增收很可观。”2021年7月29日，王金良告诉记者。
王金良是浙江省海盐县首席农业专家，2018年10月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来到四川省屏山县帮扶。
增收并没有让王金良松懈。他仍忧心忡忡：“产业还需要高质量的增长，标准化生产的最高境界是数字化。为此今年我们和阿里一起做数字农业基地，引入他们的产供销数字化模式，探索以销优产。”
三年增收9亿，阿里MMC又带来了惊喜
MMC生态伙伴、成都开心树果业总经理岳英告诉记者，今年已在屏山采购茵红李3000多吨。王金良提到的1000多吨，是最近一次采购的数量。她的公司，今年3月开始与MMC合作，负责基地直采。7月茵红李上市以来，每周给MMC的供货量保持33%的增长。
岳英从事农业已有10年，她认为农产品具有非标、易损等特点，供应链要实现数字化太难了。但MMC改变了她的看法——平台收集完消费者订单后，MMC就会发起采摘、冷链物流、加工分选等环节，从田间到餐桌不到48小时。
“这样的模式，很适合中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形态，产销精准匹配后，可以减少果农的库存压力。阿里是国内农产品上行的第一平台，与MMC合作能够很快提高屏山茵红李线上渗透率。”岳英说。
MMC之前，消费者已经可以在盒马、淘宝、淘特上买到屏山茵红李。岳英告诉记者，因为认可茵红李的品质，阿里的收购价每斤比市场价高了0.2元。
每斤多卖两毛钱让王金良开心，“我在乎的不是具体金额，而是证明了种得好可以卖得好！MMC给我们带来了惊喜。”
茵红李的采摘季还剩下两周，7亿产值意味着屏山县茵红李将连续三年大幅增收。屏山县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2019年、2020年，王金良的扶贫协作为当地带来了4.6亿元增收。加上今年，预计三年增收9亿元。
背着降压药去扶贫
王金良今年58岁，获得过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工作者、全国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 四川省2020年全省脱贫攻坚奖先进个人等重要荣誉称号。
屏山曾是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境内“九山半水半分田”。作为国内知名的库区县，屏山境内坐落着三峡集团所属的6座巨型电站之一的向家坝水电站。
过去，屏山人多种植柑橘，2012年库区蓄水后，农民开始在中高海拔地区大规模种植茵红李。屏山县电商协会会长龙先洪回忆，由于个头小、不好吃，有些年份一斤一块钱都卖不出去，农民只能把李子倒了。
2018年，屏山县茵红李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2万亩。它的背后是2.5万多农户，其中有4000多户贫困户。
王金良原来只是来讲课的，看到果农面临砍树的困境，他决定留下来。血压偏高的他，为了让家里人放心，每次从家里出发，都特地背上一大包药。
2018年10月，在跑遍屏山县所有乡镇后，王金良花了十几天撰写了5000多字的《东西协作茵红李全产业链转型脱贫增收》报告。
报告送到屏山县委县政府后，屏山茵红李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大幕就此拉开。
像栽盆景一样种果树
报告里王金良直陈，茵红李产业不景气，深层原因是生产方式落后、果农不注重品质造成的。
“同时我们也要思考，为什么果农不注重品质？因为传统的产销对接，他不知道消费者是谁、需要什么。屏山探索的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实际上是一个操作系统，是一把开启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金钥匙。”王金良说。
2019年，通过科技部支持的中央科技专顶计划项目和东西部扶贫协作共同发力，王金良利用150万元东西协作扶贫资金，建立6300亩高标准精品示范基地，推广统一栽培管理、统一配方施肥、统一品牌营销等“七统一”标准化生产。
王金良通过合作社联基地、联农户。起初农民不理解为什么要把果树修剪得像盆景，要控产、提质、增效，他就挨家挨户去做工作。如此反复两年，王金良发现果农已经注重品质，平常也会和他谈论果树的修剪和疏果了。到了2020年，他又提出建电商村，要求农产品电商连接基地，重视数字化可追溯基地建设。
2021年，茵红李高标准基地达到21300亩，其中包括15个与阿里共建的数字农业基地。
王金良说，今年与阿里合作的基地开始实施统一疏果、水肥一体、统一绿色防治、无人机喷洒农药，下一步将联合阿里等公司，开发数字农业系统发展智慧农业，让果农可以在手机上管理果园。
数字农业基地建起来了，果农又把卖得好的希望，寄托在王金良身上。线上，王金良找来了盒马、淘宝、淘特等平台；线下，王金良跑完了长三角、珠三角等主要城市。
“我的目标是对标沿海发达地区构建全产业链，包含种植端的标准化、供应链端的精准化、销售端的数字化。”王金良说。
屏山县锦屏镇光辉村果农沈贵俊，有15亩果园。他介绍，高标准的基地种出来的李子，每亩可以多卖5000多元。
“价格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阿里平台会给我们反馈消费者的喜好，比如口感、果形。为了让果农有心里有消费者，我们曾带着一群50多岁果农去逛盒马。这样的机制，倒逼了中小农户生产端转型。”屏山县农业农村局首席专家罗家帮说。
95后返乡创业成势
四川省科技厅二级调研员陈钢已在屏山县挂职两年，协助分管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推进数字农业转型发展。
陈钢说，前几年农民种李子不愿意疏果分级，怕产量不高，收入不高。在东西协作科技特派员王金良指导下，通过示范基地“六统一分”技术集成，实现了茵红李提质增效，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了茵红李产业连续三年每年综合产值30%的提升。
“我们也希望通过科技创新，带动农户，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强与阿里巴巴产学研的合作，建立高质量的茵红李生产基地，把品质做得更好，为西部农业的转型发展，探索出一个全国可以推广的屏山创新驱动发展新模式。”陈钢说。
这也是王金良的心愿。目前，他在屏山探索的模式，已经被四川叙州、云南绥江等水果大县复制采纳，明年共建30万亩规模的茵红李产业联盟，往后将继续扩大。
王金良挂职连续延期了四次。今年5月，他第五次申请了延期。
过去两年半，屏山的数字农业取得突破，除了15个阿里数字农业基地之外，还建成20个茵红李电商村。
屏山县电商基础薄弱。电商协会会长龙先洪统计，目前茵红李的电商销售占比已经从去年的5%增长至15%。
受此鼓舞，一群95后陆续从成都返乡作农业。
宜宾源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合伙人罗开伟，最近正在把茵红李等特产搬上淘特平台。罗开伟说，看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淘特上购买生鲜，让他决定把上淘特作为公司重点项目。
“王老师为屏山构建了一个生态，你种地也好、做物流也好、做电商也好，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活法，找到做农业的乐趣。茵红李产业实现转型，产业链上的每个参与者都是加分的。”罗开伟说。
“最近茵红李卖得很好，今年新增了MMC，阿里一下子就采买了1000多吨。目前全县销售额已超过7亿元，增收很可观。”2021年7月29日，王金良告诉记者。
王金良是浙江省海盐县首席农业专家，2018年10月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来到四川省屏山县帮扶。
增收并没有让王金良松懈。他仍忧心忡忡：“产业还需要高质量的增长，标准化生产的最高境界是数字化。为此今年我们和阿里一起做数字农业基地，引入他们的产供销数字化模式，探索以销优产。”
三年增收9亿，阿里MMC又带来了惊喜
MMC生态伙伴、成都开心树果业总经理岳英告诉记者，今年已在屏山采购茵红李3000多吨。王金良提到的1000多吨，是最近一次采购的数量。她的公司，今年3月开始与MMC合作，负责基地直采。7月茵红李上市以来，每周给MMC的供货量保持33%的增长。
岳英从事农业已有10年，她认为农产品具有非标、易损等特点，供应链要实现数字化太难了。但MMC改变了她的看法——平台收集完消费者订单后，MMC就会发起采摘、冷链物流、加工分选等环节，从田间到餐桌不到48小时。
“这样的模式，很适合中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形态，产销精准匹配后，可以减少果农的库存压力。阿里是国内农产品上行的第一平台，与MMC合作能够很快提高屏山茵红李线上渗透率。”岳英说。
MMC之前，消费者已经可以在盒马、淘宝、淘特上买到屏山茵红李。岳英告诉记者，因为认可茵红李的品质，阿里的收购价每斤比市场价高了0.2元。
每斤多卖两毛钱让王金良开心，“我在乎的不是具体金额，而是证明了种得好可以卖得好！MMC给我们带来了惊喜。”
茵红李的采摘季还剩下两周，7亿产值意味着屏山县茵红李将连续三年大幅增收。屏山县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2019年、2020年，王金良的扶贫协作为当地带来了4.6亿元增收。加上今年，预计三年增收9亿元。
背着降压药去扶贫
王金良今年58岁，获得过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工作者、全国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 四川省2020年全省脱贫攻坚奖先进个人等重要荣誉称号。
屏山曾是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境内“九山半水半分田”。作为国内知名的库区县，屏山境内坐落着三峡集团所属的6座巨型电站之一的向家坝水电站。
过去，屏山人多种植柑橘，2012年库区蓄水后，农民开始在中高海拔地区大规模种植茵红李。屏山县电商协会会长龙先洪回忆，由于个头小、不好吃，有些年份一斤一块钱都卖不出去，农民只能把李子倒了。
2018年，屏山县茵红李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2万亩。它的背后是2.5万多农户，其中有4000多户贫困户。
王金良原来只是来讲课的，看到果农面临砍树的困境，他决定留下来。血压偏高的他，为了让家里人放心，每次从家里出发，都特地背上一大包药。
2018年10月，在跑遍屏山县所有乡镇后，王金良花了十几天撰写了5000多字的《东西协作茵红李全产业链转型脱贫增收》报告。
报告送到屏山县委县政府后，屏山茵红李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大幕就此拉开。
像栽盆景一样种果树
报告里王金良直陈，茵红李产业不景气，深层原因是生产方式落后、果农不注重品质造成的。
“同时我们也要思考，为什么果农不注重品质？因为传统的产销对接，他不知道消费者是谁、需要什么。屏山探索的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实际上是一个操作系统，是一把开启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金钥匙。”王金良说。
2019年，通过科技部支持的中央科技专顶计划项目和东西部扶贫协作共同发力，王金良利用150万元东西协作扶贫资金，建立6300亩高标准精品示范基地，推广统一栽培管理、统一配方施肥、统一品牌营销等“七统一”标准化生产。
王金良通过合作社联基地、联农户。起初农民不理解为什么要把果树修剪得像盆景，要控产、提质、增效，他就挨家挨户去做工作。如此反复两年，王金良发现果农已经注重品质，平常也会和他谈论果树的修剪和疏果了。到了2020年，他又提出建电商村，要求农产品电商连接基地，重视数字化可追溯基地建设。
2021年，茵红李高标准基地达到21300亩，其中包括15个与阿里共建的数字农业基地。
王金良说，今年与阿里合作的基地开始实施统一疏果、水肥一体、统一绿色防治、无人机喷洒农药，下一步将联合阿里等公司，开发数字农业系统发展智慧农业，让果农可以在手机上管理果园。
数字农业基地建起来了，果农又把卖得好的希望，寄托在王金良身上。线上，王金良找来了盒马、淘宝、淘特等平台；线下，王金良跑完了长三角、珠三角等主要城市。
“我的目标是对标沿海发达地区构建全产业链，包含种植端的标准化、供应链端的精准化、销售端的数字化。”王金良说。
屏山县锦屏镇光辉村果农沈贵俊，有15亩果园。他介绍，高标准的基地种出来的李子，每亩可以多卖5000多元。
“价格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阿里平台会给我们反馈消费者的喜好，比如口感、果形。为了让果农有心里有消费者，我们曾带着一群50多岁果农去逛盒马。这样的机制，倒逼了中小农户生产端转型。”屏山县农业农村局首席专家罗家帮说。
95后返乡创业成势
四川省科技厅二级调研员陈钢已在屏山县挂职两年，协助分管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推进数字农业转型发展。
陈钢说，前几年农民种李子不愿意疏果分级，怕产量不高，收入不高。在东西协作科技特派员王金良指导下，通过示范基地“六统一分”技术集成，实现了茵红李提质增效，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了茵红李产业连续三年每年综合产值30%的提升。
“我们也希望通过科技创新，带动农户，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强与阿里巴巴产学研的合作，建立高质量的茵红李生产基地，把品质做得更好，为西部农业的转型发展，探索出一个全国可以推广的屏山创新驱动发展新模式。”陈钢说。
这也是王金良的心愿。目前，他在屏山探索的模式，已经被四川叙州、云南绥江等水果大县复制采纳，明年共建30万亩规模的茵红李产业联盟，往后将继续扩大。
王金良挂职连续延期了四次。今年5月，他第五次申请了延期。
过去两年半，屏山的数字农业取得突破，除了15个阿里数字农业基地之外，还建成20个茵红李电商村。
屏山县电商基础薄弱。电商协会会长龙先洪统计，目前茵红李的电商销售占比已经从去年的5%增长至15%。
受此鼓舞，一群95后陆续从成都返乡作农业。
宜宾源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合伙人罗开伟，最近正在把茵红李等特产搬上淘特平台。罗开伟说，看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淘特上购买生鲜，让他决定把上淘特作为公司重点项目。
“王老师为屏山构建了一个生态，你种地也好、做物流也好、做电商也好，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活法，找到做农业的乐趣。茵红李产业实现转型，产业链上的每个参与者都是加分的。”罗开伟说。
【杜江峰院士：科学仪器要从“0”到“万”】过去百年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所涉及的开创性工作和重大发现中近70%借助仪器完成，物理和化学领域的发展更是离不开科学仪器的支撑。
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图：杜江峰和团队讨论问题。受访者供图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图：杜江峰和团队讨论问题。受访者供图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杜江峰院士：科学仪器要从“0”到“万”】过去百年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所涉及的开创性工作和重大发现中近70%借助仪器完成，物理和化学领域的发展更是离不开科学仪器的支撑。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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