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自己的血喂蚊子，6年研究终发Nature】

原创 赵广立 科学网
文 | 《中国科学报》记者 赵广立

从23岁到29岁，赵志磊几乎整个人都醉心于研究咬人的蚊子。

“……脑子里一直在思考正在研究的问题，尽一切努力去获得新的进展，我不止一次梦到我正在研究的课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坦言自己比较喜欢那种独树一帜的研究：从一种拥有某项神奇能力的生物出发，然后揭示出比较普适的规律。

蚊子就是其中一种，“它们有非常敏锐的嗅觉”。终于在2022年5月，30岁的赵志磊以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身份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阐述蚊子在寻找宿主（人类）时的大脑活动。这项研究，科学地回答了“蚊子为什么专咬我”这个让许多人挠破头的疑问。

如今，赵志磊已赴康奈尔大学神经生物学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他的博士后课题不再是蚊子，而是转向鹦鹉。这有点冒险，但他内心坚定：“如果我继续研究蚊子，能更快地找到教职。但是我更看重的是，我对鹦鹉非常感兴趣，新的技术手段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深入研究它的大脑，有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或许能通过研究鹦鹉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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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盏清茶，一曲音乐，伴着琴曲悠悠，指尖流淌的思绪在键盘上轻舞跳跃，享受那堆文砌字的过程，不在乎堆出的文字有没有观众，只醉心在文字中轻挥淡墨，于素笺之上轻舞妙笔，不为笔下生花，只为享受那份惬意，那份淡然，那份恬适，那份意境......

文字是心灵的一种释怀，是梦境的一种描述，是心境的一种表达，更是寂寞心灵的低吟浅唱。享受这样一份美丽，将自己抛在红尘俗世之外，独自享受黑夜带来的寂寞，独自在夜幕中轻歌曼舞，独自品味宁静之美，寂寞之美。寂寞的人总会找到许多释放寂寞的出口。

文字是一种感情渲染的出口，闲暇的时候，文字就像是一缕春风，轻轻柔柔，带着春的芬芳，融入我们的心灵，滋养着我们，给我们无限的遐想，用诗词歌赋，抒发我们热爱生活，淡泊世事的胸怀。#美文[超话]#

【傅斯年：读书最乐，鬻书亦乐】
根据现有材料，傅斯年最早的买书记录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台湾史语所研究员王森在整理傅斯年藏书中发现，傅斯年在留英时期曾购买了大量弗洛伊德的著作，归国后傅氏本人曾不止一次对人说过他当年“醉心心理学”，后来章士钊曾说傅斯年是全中国最懂弗氏理论学说的人。正因为傅氏在这方面的成就与声名，中央研究院创办时，他被聘为心理学所的筹备委员。

另外，在傅斯年的藏书中有一本《宋元戏曲史》，书前有这样一段眉批：“十余年前所读书，当时为之神往者。此回自欧洲归，道经新加坡，于书肆更买此册，仍觉是一本最好之书，兴会为之飞也。民国十五年十月□□(案：英文字不清楚)舟中。”傅斯年留学海外前后达七年，与陈寅恪一样，他也是只读书不拿学位。

回国后傅斯年很快就成为学术界的“大佬”，他一手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有一个观点：学术研究机构必须要有大量的藏书，要建一流的图书馆。傅斯年主持史语所23年，最为得意的就是为史语所积累了二三十万册的藏书。西南联大时，北大、清华的图书来不及撤离，整个昆明就只有史语所的图书馆最完备。当时，好些人做学问都要仰仗史语所的图书，有的人甚至不惜调到史语所。

史语所迁往四川时，山高路远、行程万里，傅斯年亲自选择搬迁路径，并指定心细认真的那廉君负责护送，自己则时加监督。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21万册图书装进600只大箱，先后装运火车、卡车、轮船甚至肩挑，五年间开箱上架下架多达12次，但图书丝毫无损。

落户李庄后，傅斯年特意租用了当地大族的四座大院子，分门别类充作中文书库、外文书库、善本书库和中外文杂志库。当时史语所的这批藏书不仅供史语所同仁用，还供同济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营造学社、中央博物院等单位共同使用，为战时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很少有人能想到，史语所的这些藏书很多是傅斯年亲自购买的。傅斯年有一个嗜好，每到一地就忙里偷闲找当地书铺为史语所采购。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傅斯年和不少书铺老板成为朋友，这些人一有新书首先想到傅斯年，自己送上门来供傅斯年挑选。

1949年，傅斯年接掌台湾大学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图书馆。除拟定“图书委员会办法”外，他还亲自跑旧市挑书，增加台大的图书收藏。当时台大的图书，除日文、德文外，中文书籍实在不多，于是傅斯年便筹措经费，大力添置中文书籍。

据那廉君回忆：“记得有一个晚上，孟真先生一个人跑到南昌路的鸿儒堂选购了不少书籍，自己抱回来，那时我住在孟真先生家，他叫我点收这些刚刚买来的书籍，并且叫我暂且垫款付账。我说，既是熟铺子，明天再请事务组去付好了！孟真先生听了我的话笑了笑。他说，看来现在是月底，你的荷包大概也干了吧！”（《追忆傅孟真先生的几件事》）

傅斯年尽管爱书但并非“守书奴”。西南联大时，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饭。实在接济不上，就靠卖书为继。傅斯年嗜书如命，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不肯那样做的。傅斯年卖书换粮，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如董作宾家人多，生活无保障，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

1943年人类学家马学良赴云南调查撒尼语，因经费困难难以为继。傅斯年得知消息后表示无论如何也要筹措经费，继续调查。他说：“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把我的几架子书卖了作调查经费。”傅斯年的这番话，让马学良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傅斯年晚年到台湾后，南高街一家书店开张请他题字，傅斯年写了一幅中堂相赠：“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爱书不难，难的是爱而能舍，那是一种大境界。

傅斯年去世前的一个冬夜，曾指着靠墙的书架，对夫人俞大綵说：“这些书，还有存在史语所的一房间书，我死后留给儿子，请董作宾篆一方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家有藏书能教子’。”傅斯年创建的史语所图书馆，后由胡适先生命名为“傅斯年图书馆”，这当是对傅斯年一生辛苦为聚书的最好纪念。（文：史飞翔

转引自：原典纪古籍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