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成立经过】 张帆/文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的，但民主建国会的酝酿孕育乃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当时重庆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民族工业家、金融企业家、爱国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都荟萃于此。
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希特勒法西斯覆灭后，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注定，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许多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对战后如何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都在深思熟虑。
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界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因此，1945年6月，黄炎培会同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傅斯年、罗隆基、左舜生等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毛主席的复电欢迎后，于7月1日自重庆飞往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求国共和平团结的途径。黄炎培等在延安逗留了五天，与毛主席等进行多次会谈，为国共重庆谈判系上了一条政治引带。黄炎培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回渝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对共产党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记述，也反映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黄炎培在旧社会里素有较高的声望，他的记述，对国民党的宣传起了辟邪正误的作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亲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与各方面接触，致重庆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政治性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多数由于组织目的不纯正，有的主持人缺乏声望，没有群众基础，不久就自行瓦解。
黄炎培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成员之一。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即所谓“三党三派”组成，黄炎培是首任主席。但由于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主要负责人政客色彩较浓，作为三派之一的崇尚务实的职教派群众与他们的旨趣不尽相同，所以早有另组政团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另行组织政团，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黄炎培起来主持筹备。
同时，产业界由于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和美国物资的排挤，政府取消定货，工厂无法开工。经济形势的突变，使他们遭遇很大困难，原先的同业社团已无力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上层代表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治性组织，争取民主，维护生存。职教派与实业界素有密切联系，黄炎培理解他们这些要求，遂会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20余位有代表性的各界活动分子，经过多次筹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但黄炎培本人坚持不离开民盟，而且要求民建与民盟密切配合，并主张民建主要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以免别树一帜之嫌。
组成情况和政治主张
民主建国会组成人员，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知识界中上层知名人士。主要是以与实业界有广泛联系的职教派首脑黄炎培、杨卫玉等为代表；第二是产业界上层代表人物。这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和当时是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等为主；第三是金融、经济界从业人员，主要是以施复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此外，还有当地的一些金融、工业界代表人士，以及个别政治性小团体的归并。
民主建国会的名称，是1945年9月末第七次核心组讨论时决定的。因当时“民主建国”已是全民的呼声，正如黄炎培所说，顺应潮流，随手拈来，就定下来了。但在讨论过程中，有的主张既是政治性组织，就称民主建国党好了，但多数人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还是称民主建国会好。后来又由于个别小团体的归并，有人主张称“民主建国协会”，但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民主建国会”这一名称。直到1952年7月，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才决定冠以“中国”二字，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政纲、会章、成立宣言等文件，选出了理事37人，监事19人。之后理监事会又推出常务理事11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常务监事5人：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绅、刘丙吉。当时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用领袖制，故不设理事长。又规定不经集体讨论，任何理监事的言行不代表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对外发言人必须由常务理监事会讨论推定，这是当时针对特务横行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民主建国会正式设主任委员乃是建国以后的事。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民建成员的心目中，认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是民建的带头人。
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时，并没有取得当局的认可，因而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故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民主建国会并没有正式代表参加。黄炎培是以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参加的，李烛尘则是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的。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两天，即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招待会，公告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这是民主建国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无党派人士王云五、胡霖、郭沫若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胡子昂、褚辅成等共一百数十人。中共代表董必武致词中，对民主建国会向政协会议所提八点意见表示赞同，并说《新华日报》首先刊载，说明对民主建国会的支持。
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活动
1946年1月10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举办多次报告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介绍政协会议中有争议的问题及民主建国的问题。后来又联系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0余团体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协进会在重庆沧白堂每日举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演讲，但每次受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协进会设有新闻处，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负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逐日报导协进会活动情况，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行径，公诸报端。1月24日晚，国民党特务跟踪新闻处职员李学民，被围殴受重伤。26日，又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进行恐吓诬陷，妄图阻止民主建国会的活动。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共代表和各方面的努力，通过政府组织问题、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章案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幕。但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各项协议和决议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是上当受骗，因之五项协议通过之日，就急待撕毁五项协议。民主建国会的一些负责人开会研究，一致认识到和平民主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会同协进会各团体举办规模更大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造成声势，促使国民党认真实现五项协议，“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时，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抢占会场前排坐位和主席台，冒充“总主席”，夺取扩音器，擅自宣布开会。当主席团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起而抗议时，即被埋伏的特务包围殴打。主席团和群众被打伤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当晚，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李烛尘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许多报纸报导了事实真相，而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反诬“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某某某”，《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国民党报刊还提出“解散民主建国会”等叫嚣。经过各方面的声援和斗争，国民党方面请人出面斡旋，缓和事态，才告一段落。
成立民建重庆分会
由于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迁返南京，民主建国会许多成员将随工厂复员而离渝。民建总会即进行筹设重庆分会，1946年2月24日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此后，在重庆的和平民主斗争，如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揭露蒋介石法西斯暴行，声援学生运动，发动宗教界举行祈祷和平大会等，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或影响支持下，民建重庆分会联合其他渝地政团协力进行的。
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随政府复员而迁设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设民建总会于北京。
图1：1957年，毛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亲切交谈。
图2：1945年7月，毛主席等到机场欢迎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一行。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图3：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亲切交谈。
图4：1945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关于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报道。
图5：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图为参加招待会的各方面人士的签名。
图6：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发生“较场口事件”。
本文选编自重庆市政协《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图片为编者所加。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的，但民主建国会的酝酿孕育乃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当时重庆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民族工业家、金融企业家、爱国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都荟萃于此。
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希特勒法西斯覆灭后，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注定，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许多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对战后如何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都在深思熟虑。
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界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因此，1945年6月，黄炎培会同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傅斯年、罗隆基、左舜生等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毛主席的复电欢迎后，于7月1日自重庆飞往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求国共和平团结的途径。黄炎培等在延安逗留了五天，与毛主席等进行多次会谈，为国共重庆谈判系上了一条政治引带。黄炎培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回渝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对共产党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记述，也反映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黄炎培在旧社会里素有较高的声望，他的记述，对国民党的宣传起了辟邪正误的作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亲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与各方面接触，致重庆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政治性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多数由于组织目的不纯正，有的主持人缺乏声望，没有群众基础，不久就自行瓦解。
黄炎培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成员之一。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即所谓“三党三派”组成，黄炎培是首任主席。但由于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主要负责人政客色彩较浓，作为三派之一的崇尚务实的职教派群众与他们的旨趣不尽相同，所以早有另组政团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另行组织政团，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黄炎培起来主持筹备。
同时，产业界由于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和美国物资的排挤，政府取消定货，工厂无法开工。经济形势的突变，使他们遭遇很大困难，原先的同业社团已无力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上层代表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治性组织，争取民主，维护生存。职教派与实业界素有密切联系，黄炎培理解他们这些要求，遂会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20余位有代表性的各界活动分子，经过多次筹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但黄炎培本人坚持不离开民盟，而且要求民建与民盟密切配合，并主张民建主要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以免别树一帜之嫌。
组成情况和政治主张
民主建国会组成人员，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知识界中上层知名人士。主要是以与实业界有广泛联系的职教派首脑黄炎培、杨卫玉等为代表；第二是产业界上层代表人物。这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和当时是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等为主；第三是金融、经济界从业人员，主要是以施复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此外，还有当地的一些金融、工业界代表人士，以及个别政治性小团体的归并。
民主建国会的名称，是1945年9月末第七次核心组讨论时决定的。因当时“民主建国”已是全民的呼声，正如黄炎培所说，顺应潮流，随手拈来，就定下来了。但在讨论过程中，有的主张既是政治性组织，就称民主建国党好了，但多数人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还是称民主建国会好。后来又由于个别小团体的归并，有人主张称“民主建国协会”，但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民主建国会”这一名称。直到1952年7月，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才决定冠以“中国”二字，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政纲、会章、成立宣言等文件，选出了理事37人，监事19人。之后理监事会又推出常务理事11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常务监事5人：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绅、刘丙吉。当时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用领袖制，故不设理事长。又规定不经集体讨论，任何理监事的言行不代表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对外发言人必须由常务理监事会讨论推定，这是当时针对特务横行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民主建国会正式设主任委员乃是建国以后的事。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民建成员的心目中，认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是民建的带头人。
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时，并没有取得当局的认可，因而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故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民主建国会并没有正式代表参加。黄炎培是以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参加的，李烛尘则是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的。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两天，即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招待会，公告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这是民主建国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无党派人士王云五、胡霖、郭沫若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胡子昂、褚辅成等共一百数十人。中共代表董必武致词中，对民主建国会向政协会议所提八点意见表示赞同，并说《新华日报》首先刊载，说明对民主建国会的支持。
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活动
1946年1月10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举办多次报告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介绍政协会议中有争议的问题及民主建国的问题。后来又联系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0余团体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协进会在重庆沧白堂每日举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演讲，但每次受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协进会设有新闻处，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负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逐日报导协进会活动情况，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行径，公诸报端。1月24日晚，国民党特务跟踪新闻处职员李学民，被围殴受重伤。26日，又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进行恐吓诬陷，妄图阻止民主建国会的活动。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共代表和各方面的努力，通过政府组织问题、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章案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幕。但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各项协议和决议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是上当受骗，因之五项协议通过之日，就急待撕毁五项协议。民主建国会的一些负责人开会研究，一致认识到和平民主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会同协进会各团体举办规模更大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造成声势，促使国民党认真实现五项协议，“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时，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抢占会场前排坐位和主席台，冒充“总主席”，夺取扩音器，擅自宣布开会。当主席团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起而抗议时，即被埋伏的特务包围殴打。主席团和群众被打伤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当晚，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李烛尘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许多报纸报导了事实真相，而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反诬“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某某某”，《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国民党报刊还提出“解散民主建国会”等叫嚣。经过各方面的声援和斗争，国民党方面请人出面斡旋，缓和事态，才告一段落。
成立民建重庆分会
由于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迁返南京，民主建国会许多成员将随工厂复员而离渝。民建总会即进行筹设重庆分会，1946年2月24日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此后，在重庆的和平民主斗争，如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揭露蒋介石法西斯暴行，声援学生运动，发动宗教界举行祈祷和平大会等，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或影响支持下，民建重庆分会联合其他渝地政团协力进行的。
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随政府复员而迁设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设民建总会于北京。
图1：1957年，毛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亲切交谈。
图2：1945年7月，毛主席等到机场欢迎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一行。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图3：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亲切交谈。
图4：1945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关于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报道。
图5：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图为参加招待会的各方面人士的签名。
图6：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发生“较场口事件”。
本文选编自重庆市政协《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图片为编者所加。
#三国圣地 智慧武侯# #天府旅游名县创建# #漫话三国#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以下简称“武侯祠”）是全球知名的“三国圣地”，也是武侯区重要的文旅资源。“漫话三国”系列按时更新，今天我们来逛三义庙！
漫话三国·第六期——三义庙
【正史中并无桃园结义】
“桃园结义”在《三国志》《后汉书》《华阳国志》等严肃史料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历史上刘、关、张三人确实情同手足。
宋元以来，通俗文艺对三人的关系以及同打江山的历史即已开始文学化了，通过《三国志平话》《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和《关西故事》的增饰与渲染，正逐渐形成“桃园结义”故事。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生活在元明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年代，许多农民起义都曾利用过“结义”形式来组织自己。罗贯中本人也曾“有志图王”，还当过义军首领之一——张士诚的幕僚。正由于此，他在写作《三国演义》时，便把宋元以来即已形成的“桃园结义”故事予以总结性概括，同时又将现实生活中的“结义”形式加以典型化的处理。该故事是对历史的合理延伸与发展，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和读者心理，因而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几百年来影响极大，妇孺皆知。
“桃园结义”这种只讲义气不论出身的故事，受到百姓喜爱。后来，陆续出现了专门祭祀三人的庙宇，比如河北涿郡的三义宫和迁建到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三义庙。
【三义庙历史沿革】
三义庙的名字就取自于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的故事，但最初的名字是三义祠, 是清康熙初年由四川提督郑蛟麟主持修建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义祠因焚香引起大火被毁，乾隆五十二年(1787)重建，道光二十二年（1842）又全面修葺，现在所见的建筑和匾联主要是道光年间的遗存。其建筑为混合结构，面积569平米，四造五殿，规模宏大。后渐坍圮，仅存少量建筑尚完好，1981年被公布为成都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8年，因城市建设需要，三义庙从提督街原状迁建至武侯祠内。整个建筑迁建工程严格按照国家文物法规，将原来的建筑构件一一编号后拆下，运输到武侯祠内再按编号搭建起来，恢复原貌。
【迁建后的三义庙】
现在的三义庙是一进四合院，由拜殿、大殿和两侧的廊房组成。庙内有40根整石雕成的圆形立柱，柱径达半米多宽。其中，有24根石柱上刻了对联12幅，联文都是描金的，恢弘阔气。
拜殿面阔五间，进深五米，抬梁式屋架，彻上明造，檐撑雕花，其前用木栅栏代墙封挡，只留中间开口为大门。大门内东侧挂一高约二米的大钟，是按我国寺庙惯例置备的礼器。此钟横截面为正圆形，侈口，近口处饰方形云纹，中、上部饰横向长方块乳钉纹二十块；纵向长方块纹四块。其中纵向两长方块内铸“三义庙忠义千秋钟”“成都武侯祠庚辰年孟秋制”铭文。
在廊坊的两侧墙壁上，新增了10幅三国故事线描石刻画，画稿都取自于明崇祯本《三国水浒全传》插图。拜殿东墙南首的《桃园三结义》和西墙南首的《三英战吕布》都是2.2×2.3米的黑色大理石画像石刻。石刻后方，各有四通白描的青石画像碑。东边依次为《张翼德怒鞭督邮》《云长延津诛文丑》《关云长义释曹操》《玄德进位汉中王》；西边依次为《关云长刮骨疗毒》、《关云长单刀赴会》、《玄德智娶孙夫人》、《张翼德义释严颜》。
正殿五开间，深8.5米，抬梁式屋架，天花板不作彩绘，花雕饰檐撑。大殿中部三间靠后墙处设神龛，内有塑像：刘备居中，高2.8米；东为关羽、西为张飞，均高2.6米。三像造型根据《三国演义》描写而作，着单色布衣，是结义后创业时期的形象，很符合“三义庙”民间风俗庙宇的特点。
冷知识：为什么结义一定是桃园？不能是苹果园、杏园、百草园、香蕉园？
古人比较封建，相信“鬼神”的存在，也十分相信桃木可以辟邪的说法。在《辞源》中有这样的记载：“古时刻桃木人，立于户中以避邪”。古人认为鬼惧桃树，故常削桃木为人形，立于户外，用于驱鬼辟邪。兄弟结拜，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庄重的事情。所以，后人认为，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其他不能驱鬼镇邪的花果园就不做考虑了。
图文综合整理自：成都武侯祠公众号、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官网
部分图源网络 侵删
漫话三国·第六期——三义庙
【正史中并无桃园结义】
“桃园结义”在《三国志》《后汉书》《华阳国志》等严肃史料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历史上刘、关、张三人确实情同手足。
宋元以来，通俗文艺对三人的关系以及同打江山的历史即已开始文学化了，通过《三国志平话》《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和《关西故事》的增饰与渲染，正逐渐形成“桃园结义”故事。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生活在元明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年代，许多农民起义都曾利用过“结义”形式来组织自己。罗贯中本人也曾“有志图王”，还当过义军首领之一——张士诚的幕僚。正由于此，他在写作《三国演义》时，便把宋元以来即已形成的“桃园结义”故事予以总结性概括，同时又将现实生活中的“结义”形式加以典型化的处理。该故事是对历史的合理延伸与发展，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和读者心理，因而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几百年来影响极大，妇孺皆知。
“桃园结义”这种只讲义气不论出身的故事，受到百姓喜爱。后来，陆续出现了专门祭祀三人的庙宇，比如河北涿郡的三义宫和迁建到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三义庙。
【三义庙历史沿革】
三义庙的名字就取自于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的故事，但最初的名字是三义祠, 是清康熙初年由四川提督郑蛟麟主持修建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义祠因焚香引起大火被毁，乾隆五十二年(1787)重建，道光二十二年（1842）又全面修葺，现在所见的建筑和匾联主要是道光年间的遗存。其建筑为混合结构，面积569平米，四造五殿，规模宏大。后渐坍圮，仅存少量建筑尚完好，1981年被公布为成都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8年，因城市建设需要，三义庙从提督街原状迁建至武侯祠内。整个建筑迁建工程严格按照国家文物法规，将原来的建筑构件一一编号后拆下，运输到武侯祠内再按编号搭建起来，恢复原貌。
【迁建后的三义庙】
现在的三义庙是一进四合院，由拜殿、大殿和两侧的廊房组成。庙内有40根整石雕成的圆形立柱，柱径达半米多宽。其中，有24根石柱上刻了对联12幅，联文都是描金的，恢弘阔气。
拜殿面阔五间，进深五米，抬梁式屋架，彻上明造，檐撑雕花，其前用木栅栏代墙封挡，只留中间开口为大门。大门内东侧挂一高约二米的大钟，是按我国寺庙惯例置备的礼器。此钟横截面为正圆形，侈口，近口处饰方形云纹，中、上部饰横向长方块乳钉纹二十块；纵向长方块纹四块。其中纵向两长方块内铸“三义庙忠义千秋钟”“成都武侯祠庚辰年孟秋制”铭文。
在廊坊的两侧墙壁上，新增了10幅三国故事线描石刻画，画稿都取自于明崇祯本《三国水浒全传》插图。拜殿东墙南首的《桃园三结义》和西墙南首的《三英战吕布》都是2.2×2.3米的黑色大理石画像石刻。石刻后方，各有四通白描的青石画像碑。东边依次为《张翼德怒鞭督邮》《云长延津诛文丑》《关云长义释曹操》《玄德进位汉中王》；西边依次为《关云长刮骨疗毒》、《关云长单刀赴会》、《玄德智娶孙夫人》、《张翼德义释严颜》。
正殿五开间，深8.5米，抬梁式屋架，天花板不作彩绘，花雕饰檐撑。大殿中部三间靠后墙处设神龛，内有塑像：刘备居中，高2.8米；东为关羽、西为张飞，均高2.6米。三像造型根据《三国演义》描写而作，着单色布衣，是结义后创业时期的形象，很符合“三义庙”民间风俗庙宇的特点。
冷知识：为什么结义一定是桃园？不能是苹果园、杏园、百草园、香蕉园？
古人比较封建，相信“鬼神”的存在，也十分相信桃木可以辟邪的说法。在《辞源》中有这样的记载：“古时刻桃木人，立于户中以避邪”。古人认为鬼惧桃树，故常削桃木为人形，立于户外，用于驱鬼辟邪。兄弟结拜，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庄重的事情。所以，后人认为，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其他不能驱鬼镇邪的花果园就不做考虑了。
图文综合整理自：成都武侯祠公众号、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官网
部分图源网络 侵删
敦煌壁画中谁的知名度最高？恐怕非它莫属
涟漪微荡的池中，莲蕾初放；小鹿在池边饮水，在林中飞奔；山间结有草庐，僧人盘膝打坐、静心修行……这样一派生机勃勃而又宁静和谐的写生，穿越千年风沙，依然壁上犹存、光彩熠熠。
青山绿水
近代百年来，谁是敦煌壁画的“首席粉丝”？这头衔当之无愧属于张大千。
作为第一个到敦煌临摹壁画的中国画大家，张大千携家人、弟子于人迹罕至的戈壁沙域风餐露宿、殚精竭虑，临摹了276幅画。
张大千曾经感言，我们生在今日，要看宋、元名家真迹，已是甚难之事。然而敦煌壁画，留存佛像数千，绘事历经千余年，作者来自南北中外，题材则人物、花木、树石、宫室、舟车无所不备。品鉴“巍巍敦煌”，可以触摸到中国画的“初心”以及传统山水画的成长。
早期，敦煌画工重视写实技法。绵延舒缓的小山丘陵、湍急的河流、林间的芳草、天上的流云和飞鸟……无不表现得接近自然真实。后来，浓色重彩逐渐让位于浅淡的青绿，并配合中间过渡的浅赭色，显得不甚华丽却平添了淡雅清新。同时，画面构图更有气势，能够很好地表现远近空间层次；细节表现上，愈加丰富细腻，呈现恢宏博大又蕴藉雍容的气质。
在敦煌的传统山水画中，集大成者当属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它把现实和想象结合起来，用鸟瞰式透视法将重峦叠嶂、绵延千里的山川景色与风土人情汇聚于一壁，远观有磅礴的气势，近看有真实生动的人物情节。
全图包括从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数百里疆域中的山川河流、州县城池、寺院塔庙、桥梁邸店、农舍草庵；上部画有灵异的神龙，下面绘有不畏跋涉的芸芸众生。他们肩挑行李、驱驴牵驼、餐风露宿，使整幅画充满了生气。
佛与众生
敦煌壁画在内容上可分为经变画、故事画、尊像画、神怪画、史迹画、供养人画和装饰画等。其中，宗教题材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画工们的刀笔雕琢下，佛与众生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
从艺术风格看，在魏晋南北朝各窟壁画中，佛像的造型感情外露，动态明显夸张，线条勾勒精细，且注重晕染，色彩上多用赭红色加散花图案装饰衬底的形式，带有明显的西域风格。北周时期的风格有了进一步发展，原来的西域味道逐渐减淡，中原风格逐渐显现。这一时期的敦煌佛教壁画，以流畅生动的线条描画简洁生动的人物形象，色彩从明丽变得清雅，晕染逐渐减少。
到了隋代，画工们变得更有主见、更有创意。在他们的精心创作下，来自西方佛国的菩萨清秀俊俏、衣饰华丽，第一眼看上去就像是某个人家的“贵妇”。唐代的画工则把线条运用得千变万化、炉火纯青。比如，苍劲流畅的朱线，刻画人物的瘦健、老辣；纯熟的圆线，烘托唐代女子的丰满典雅；飘若游云的舞动线条，渲染纯净和娴雅的气息。
男女形象刻画上，也有不小的突破。在第329窟，一名女子身着盛装、圆领露胸、裙腰高束，一副扬眉吐气的神态；在第220窟中，男子目光炯炯，看起来激情奋发，充盈着一股内在的骄傲和自信。
大抵在五代十国时期，释道人物画逐渐衰落，山水画和花鸟画日趋发展，并逐渐成为一股清流。在此大背景下，敦煌壁画乃至中国美术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以表现和崇尚自然之美为风尚。
“满壁风动”
敦煌壁画中，谁的知名度最高？恐怕非“飞天”莫属。
敦煌飞天是敦煌艺术的名片。优美的飞天，主要负责在佛国净土世界献花供宝、奏乐歌舞。她们时而栖身于花丛，时而飞翔于云霄。第404石窟里的飞天属于隋代的作品，其造型不再显得拙笨，而更加悠然自若、婀娜多姿。
到了唐代，飞天的形象在升腾、翻转、伸屈中更加体现自然的人体美。她们面容饱满、气度潇洒、舞姿纯熟，其轻柔的躯体内仿佛还有血液在潜流。加上画工对线条把握的熟练程度、衣裙飘带“满壁风动”的走势，正是应了“气韵生动”一说。而且，与此前茫然顾望的飞天造型不同，唐代的飞天大多数把眼光注视着下方，恰好显现出艺术形象与世间生活的联系。
实际上，飞天创作的盛衰变迁，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巨大转折以及人们心理状态的嬗变。中唐第158窟的上方，有一躯壁画飞天像仍然很美，但感情基调起了明显的变化：她双目凝视下端，从云彩中徐徐降落，朝着已进入涅槃的佛陀奉献虔诚的敬意。她的表情和姿态，仿佛是在悲悼自身的孤单和荣华岁月的消逝。
世界上并没有一种长盛不衰的造型艺术，但艺术造型所具有的美是永恒的。莫高窟壁画的飞天，是从优美的心灵中绽开的花朵，是生命活力和旋律的无声赞歌。人用自己的形象来描摹飞天，而飞天又以其特有的美来偿还世人。
“盛世中国”
趣味丛生的世俗生活，是敦煌壁画至今依然能够引发共鸣的一个重要特质。
在敦煌壁画中，有一个极为壮观的音乐世界。例如，第156窟的《张仪潮统军出行图》和《宋国郡夫人出行图》 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军乐、骑士仪仗的场面。其中，还有小乐队伴奏、百戏杂技和乐舞表演等等。
儿童嬉戏场景，也能在敦煌壁画中找到。第9窟壁画绘于晚唐，里面有一个身穿花袍服的童子，胯下骑竹马，左手扶之，右手持竹梢，竹梢有竹叶，作赶马状。男童头部微侧，眼神与旁边的贵妇交流，既顽皮又可爱。第112窟西龛西壁，绘有七童子攀树摘花的场景——在一棵开满鲜花的树上，有三童子已爬上树梢。中间一童子正在摘花；左侧一童子正要把采到的花扔给树下的同伴； 右侧一童子刚爬上树枝，似还未站稳。树下有四童子，或俯拾地上花枝，或伸手接住同伴扔下的花，或试图爬树。7个小伙伴，神情各异，又和谐一体，充满童趣。
唐代敦煌壁画中的服饰文化，胜似一部百科全书。通过琳琅满目的真迹，不仅是一座古代多元服饰的艺术殿堂，而且也是见证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外交关系的重要媒介。“盛世中国”的辉煌多彩，在一个个世俗细节中显得愈发真实。
例如，晚唐第17窟中，持杖供养女子效仿胡人着装且穿着男装。这种装束充分表明了唐代社会风尚的开放。又如，唐代贵族男女出行时喜欢戴“胡帽”服饰。这是一种从北方传入中原的皮帽或毡帽。唐代妇女常戴胡帽并与面纱结合遮盖头部，再配以类似披风的外套。第217窟壁画中，就可见一女子头戴胡帽、穿红色披风骑马行进在崇山峻岭中。
此外，敦煌壁画中有许多描绘天国的场面。这些壁画虽然表现的是宗教内容，但也是对人间真实舞乐场景的再现。
涟漪微荡的池中，莲蕾初放；小鹿在池边饮水，在林中飞奔；山间结有草庐，僧人盘膝打坐、静心修行……这样一派生机勃勃而又宁静和谐的写生，穿越千年风沙，依然壁上犹存、光彩熠熠。
青山绿水
近代百年来，谁是敦煌壁画的“首席粉丝”？这头衔当之无愧属于张大千。
作为第一个到敦煌临摹壁画的中国画大家，张大千携家人、弟子于人迹罕至的戈壁沙域风餐露宿、殚精竭虑，临摹了276幅画。
张大千曾经感言，我们生在今日，要看宋、元名家真迹，已是甚难之事。然而敦煌壁画，留存佛像数千，绘事历经千余年，作者来自南北中外，题材则人物、花木、树石、宫室、舟车无所不备。品鉴“巍巍敦煌”，可以触摸到中国画的“初心”以及传统山水画的成长。
早期，敦煌画工重视写实技法。绵延舒缓的小山丘陵、湍急的河流、林间的芳草、天上的流云和飞鸟……无不表现得接近自然真实。后来，浓色重彩逐渐让位于浅淡的青绿，并配合中间过渡的浅赭色，显得不甚华丽却平添了淡雅清新。同时，画面构图更有气势，能够很好地表现远近空间层次；细节表现上，愈加丰富细腻，呈现恢宏博大又蕴藉雍容的气质。
在敦煌的传统山水画中，集大成者当属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它把现实和想象结合起来，用鸟瞰式透视法将重峦叠嶂、绵延千里的山川景色与风土人情汇聚于一壁，远观有磅礴的气势，近看有真实生动的人物情节。
全图包括从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数百里疆域中的山川河流、州县城池、寺院塔庙、桥梁邸店、农舍草庵；上部画有灵异的神龙，下面绘有不畏跋涉的芸芸众生。他们肩挑行李、驱驴牵驼、餐风露宿，使整幅画充满了生气。
佛与众生
敦煌壁画在内容上可分为经变画、故事画、尊像画、神怪画、史迹画、供养人画和装饰画等。其中，宗教题材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画工们的刀笔雕琢下，佛与众生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
从艺术风格看，在魏晋南北朝各窟壁画中，佛像的造型感情外露，动态明显夸张，线条勾勒精细，且注重晕染，色彩上多用赭红色加散花图案装饰衬底的形式，带有明显的西域风格。北周时期的风格有了进一步发展，原来的西域味道逐渐减淡，中原风格逐渐显现。这一时期的敦煌佛教壁画，以流畅生动的线条描画简洁生动的人物形象，色彩从明丽变得清雅，晕染逐渐减少。
到了隋代，画工们变得更有主见、更有创意。在他们的精心创作下，来自西方佛国的菩萨清秀俊俏、衣饰华丽，第一眼看上去就像是某个人家的“贵妇”。唐代的画工则把线条运用得千变万化、炉火纯青。比如，苍劲流畅的朱线，刻画人物的瘦健、老辣；纯熟的圆线，烘托唐代女子的丰满典雅；飘若游云的舞动线条，渲染纯净和娴雅的气息。
男女形象刻画上，也有不小的突破。在第329窟，一名女子身着盛装、圆领露胸、裙腰高束，一副扬眉吐气的神态；在第220窟中，男子目光炯炯，看起来激情奋发，充盈着一股内在的骄傲和自信。
大抵在五代十国时期，释道人物画逐渐衰落，山水画和花鸟画日趋发展，并逐渐成为一股清流。在此大背景下，敦煌壁画乃至中国美术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以表现和崇尚自然之美为风尚。
“满壁风动”
敦煌壁画中，谁的知名度最高？恐怕非“飞天”莫属。
敦煌飞天是敦煌艺术的名片。优美的飞天，主要负责在佛国净土世界献花供宝、奏乐歌舞。她们时而栖身于花丛，时而飞翔于云霄。第404石窟里的飞天属于隋代的作品，其造型不再显得拙笨，而更加悠然自若、婀娜多姿。
到了唐代，飞天的形象在升腾、翻转、伸屈中更加体现自然的人体美。她们面容饱满、气度潇洒、舞姿纯熟，其轻柔的躯体内仿佛还有血液在潜流。加上画工对线条把握的熟练程度、衣裙飘带“满壁风动”的走势，正是应了“气韵生动”一说。而且，与此前茫然顾望的飞天造型不同，唐代的飞天大多数把眼光注视着下方，恰好显现出艺术形象与世间生活的联系。
实际上，飞天创作的盛衰变迁，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巨大转折以及人们心理状态的嬗变。中唐第158窟的上方，有一躯壁画飞天像仍然很美，但感情基调起了明显的变化：她双目凝视下端，从云彩中徐徐降落，朝着已进入涅槃的佛陀奉献虔诚的敬意。她的表情和姿态，仿佛是在悲悼自身的孤单和荣华岁月的消逝。
世界上并没有一种长盛不衰的造型艺术，但艺术造型所具有的美是永恒的。莫高窟壁画的飞天，是从优美的心灵中绽开的花朵，是生命活力和旋律的无声赞歌。人用自己的形象来描摹飞天，而飞天又以其特有的美来偿还世人。
“盛世中国”
趣味丛生的世俗生活，是敦煌壁画至今依然能够引发共鸣的一个重要特质。
在敦煌壁画中，有一个极为壮观的音乐世界。例如，第156窟的《张仪潮统军出行图》和《宋国郡夫人出行图》 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军乐、骑士仪仗的场面。其中，还有小乐队伴奏、百戏杂技和乐舞表演等等。
儿童嬉戏场景，也能在敦煌壁画中找到。第9窟壁画绘于晚唐，里面有一个身穿花袍服的童子，胯下骑竹马，左手扶之，右手持竹梢，竹梢有竹叶，作赶马状。男童头部微侧，眼神与旁边的贵妇交流，既顽皮又可爱。第112窟西龛西壁，绘有七童子攀树摘花的场景——在一棵开满鲜花的树上，有三童子已爬上树梢。中间一童子正在摘花；左侧一童子正要把采到的花扔给树下的同伴； 右侧一童子刚爬上树枝，似还未站稳。树下有四童子，或俯拾地上花枝，或伸手接住同伴扔下的花，或试图爬树。7个小伙伴，神情各异，又和谐一体，充满童趣。
唐代敦煌壁画中的服饰文化，胜似一部百科全书。通过琳琅满目的真迹，不仅是一座古代多元服饰的艺术殿堂，而且也是见证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外交关系的重要媒介。“盛世中国”的辉煌多彩，在一个个世俗细节中显得愈发真实。
例如，晚唐第17窟中，持杖供养女子效仿胡人着装且穿着男装。这种装束充分表明了唐代社会风尚的开放。又如，唐代贵族男女出行时喜欢戴“胡帽”服饰。这是一种从北方传入中原的皮帽或毡帽。唐代妇女常戴胡帽并与面纱结合遮盖头部，再配以类似披风的外套。第217窟壁画中，就可见一女子头戴胡帽、穿红色披风骑马行进在崇山峻岭中。
此外，敦煌壁画中有许多描绘天国的场面。这些壁画虽然表现的是宗教内容，但也是对人间真实舞乐场景的再现。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