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24小时# 【揭秘！“一·二八”事变后，和北平、武汉、西安、重庆PK，洛阳成行都】开栏语：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75年前，抗战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世界各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伟大事业产生巨大影响。抗战时期，千年古都浴火重生，无数河洛儿女前仆后继，血火淬炼的抗战精神，在历史星空中定格成永恒。今起，本报开设《回望洛阳抗战烽火》栏目，重温峥嵘岁月，铭记抗战历史。
“洛阳自宋朝南渡以后，到现今八百余年间，只是日就荒芜，没有重新建设过，往日的文物，都随着时日的变迁，渐渐地埋入百尺以下的泥土层里去了。但是，洛阳却不是一直就这样荒芜一辈子的，当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在上海掀起了一·二八的战事以后，洛阳城便又被许多政治上的人物回忆起来了。当淞沪海滨中日两军正在酣战的当儿，国民政府便宣告把首都从南京迁往洛阳，作为行都。”
1938年，民国作家倪锡英在他所著的《都市地理小丛书——洛阳》中，寥寥数语便道出了洛阳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行都。这不仅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节点，也掀开了洛阳这座古城开始成为现代都市的关键一步。
△△△对日军意图判断失误，力排众议迁都洛阳
近日，记者在市民麻志强的家中，看到了这本80多年前的《都市地理小丛书——洛阳》小册子，书中提到洛阳短暂成为行都后的一段岁月：“洛阳城又从荒芜中回复了复兴的气息。在二十一年二月里，政府各机关都开始迁洛办公，本来一个荒凉了几百年的古城，忽然变了中国临时的政治中心，便顿形热闹起来。一个盛大的国难会议，便于迁都后的一个月，在洛阳开幕，政治上的要人们都麇集在洛阳城里，讨论国家大事。因此，关于近代都市上最低限度的物质设备，也开始计划着在古洛阳城建设起来。”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20世纪30年代初。1932年1月，日本一方面在东北筹备成立伪满洲国，扶植傀儡政权，一方面重兵云集上海，对中国构成南北夹击之势。
日本外交史学者信夫清三郎在《日本外交史》中写道：“上海事变时为了把各国注意力从满洲转移到上海，以完成对满洲的侵略而发动的一种策略。由于事变的爆发，世界的关心转向各国权益交错的上海，关东军乘此时机一步步地推进了满洲建国的计划。”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意图的判断是下来会进攻南京，上海到当时的首都南京太近，仅300多公里，日军朝发夕至，形势十分危急。因此在政府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蒋介石和汪精卫积极做出迁都决定，认为迁都不仅可以使政府转至安全地带，同时迁都还可以显示政府“长期抵抗”的姿态，从而弥补其“不抵抗主义”招致的责难。尽管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关于反对迁都的声音也不小，但最后在蒋汪二人的主导下，还是通过了迁都的决议。
即便要迁都，那要迁到哪里？当时可供迁都的地方不少，如北平、武汉、西安、重庆等，南京国民政府最后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各方利弊之后才作出的决定——迁都洛阳。
△△△10个月的行都生涯，召开两次重要会议
于是，仅仅在“一·二八”事变两日后，1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政府机关1000多人前往洛阳，并且在南京设立政府各院部会的办事处，以便就近处理有关政务。
迁都洛阳后，国民党政府在洛阳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在1932年3月中国国民党第四届第二次中央全会上，提到“迁都的事情，关系非常重大，所以我们希望再由全体会议加以追认。”会议上，鉴于日本对华侵略步步紧逼以及南京在对外战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通过了“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的提议案，正式明定洛阳为行都。另外，还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蒋委员长称谓自此始。
第二个会是在当年4月7日至12日，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这次会议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次由中央政府出面召集各民主党派、各地区、各行业人士共商国是的会议，颇有几分“政治协商”的味道。会议最后通过的《国难会议宣言》，对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制定长期抗战政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不过，当时洛阳的状况与首都南京相较甚远，1932年满怀信心的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大员，风尘仆仆赶往洛阳后，大失所望。
国民政府各机关刚到洛阳，就遇到了不少棘手的问题：电灯、地毯、交通工具、房屋的缺乏等，这样的条件对于养尊处优的政府要人们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例如迁到洛阳的南京政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有限的房屋难以迎合蜂拥而至的政府各院部会的需求。交通和生活上的不便，也让这些中央大员叫苦连连。
1932年5月5日，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承认日本军队在公共租界及虹口一带可驻“若干”军队，中国军队留驻在昆山苏州一带并承诺取缔全国的抗日活动，中日冲突暂告缓和。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陆续迁回南京，唯有林森居住在洛阳，成为“行都”之象征。
11月29日，国民政府发布自洛阳还都南京令。12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国联开会在即、南京交通便捷及与国际周旋较为顺适为由，将留在洛阳的各机关陆续迁回南京，至此完成了南京政府这次迁都的全过程，国民政府各机关迁回南京，洛阳作为行都被保留下来。
1938年，南京国民政府再次迁都重庆，设重庆为陪都，从而结束了洛阳作为“行都”的历史使命。
△△△唤醒抗战有志之士，也让洛阳跨入都市行列
我市文化学者马正标认为，此次迁都对于当时的抗战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淞沪抗战，尽管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仓促迁至洛阳办公，表现出对抗击日军缺乏准备和对保卫首都没有信心，这对当时正在进行对日抗战的第十九路军和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但这次迁都唤醒了更多具有抗战激情的有志之士，他们认识到这次战争是中华民族的自卫战争，而非局部问题。
迁都洛阳也缓冲了民族焦瘁心理。1932年2月1日，《大公报》发表《周汉故都之洛阳将与中华民族重现光明》，表示“今日之播迁，亦犹土耳其之有君士坦丁迁至安哥拉也。我全体国民应计取颠沛流离之苦，共矢发愤雪耻之志，中华民族之复兴，指顾可期！”此举从某种意义上鼓励民众奋起抗战，顺应孙中山的西北开发思想。
此次迁都对于洛阳而言意义同样颇深。南京国民政府迁至洛阳期间以及其后的一段时间，洛阳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具备了近代都市的特征。国民政府迁回南京时，还提出“要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
例如，国民政府将上海的国际电台迁来洛阳，改为第二国际电台；设无线电收发报台，沪洛之间无线电可以直接联系；洛阳城内新建大马路四十一条；增设往来于洛阳与浦口之间的特快列车，办理公共汽车等。1936年，在洛河天津桥地址东侧，动工兴建钢筋混凝土大桥，以林森之名命名为“林森桥”。同年，在伊河上动工兴建龙门大桥，命名为“中正桥”。交通的畅通，方便了洛阳与外界的沟通，使闭塞的洛阳再次跨入都市的行列。
洛阳，作为一座历史名城，由于战争的摧残残败不堪，又由于战争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迁至洛阳，从而获得新生，再次成为瞩目的焦点，可以说这段历史是洛阳开始成为现代都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
（洛报融媒记者 李砺瑾 文/图）
“洛阳自宋朝南渡以后，到现今八百余年间，只是日就荒芜，没有重新建设过，往日的文物，都随着时日的变迁，渐渐地埋入百尺以下的泥土层里去了。但是，洛阳却不是一直就这样荒芜一辈子的，当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在上海掀起了一·二八的战事以后，洛阳城便又被许多政治上的人物回忆起来了。当淞沪海滨中日两军正在酣战的当儿，国民政府便宣告把首都从南京迁往洛阳，作为行都。”
1938年，民国作家倪锡英在他所著的《都市地理小丛书——洛阳》中，寥寥数语便道出了洛阳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行都。这不仅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节点，也掀开了洛阳这座古城开始成为现代都市的关键一步。
△△△对日军意图判断失误，力排众议迁都洛阳
近日，记者在市民麻志强的家中，看到了这本80多年前的《都市地理小丛书——洛阳》小册子，书中提到洛阳短暂成为行都后的一段岁月：“洛阳城又从荒芜中回复了复兴的气息。在二十一年二月里，政府各机关都开始迁洛办公，本来一个荒凉了几百年的古城，忽然变了中国临时的政治中心，便顿形热闹起来。一个盛大的国难会议，便于迁都后的一个月，在洛阳开幕，政治上的要人们都麇集在洛阳城里，讨论国家大事。因此，关于近代都市上最低限度的物质设备，也开始计划着在古洛阳城建设起来。”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20世纪30年代初。1932年1月，日本一方面在东北筹备成立伪满洲国，扶植傀儡政权，一方面重兵云集上海，对中国构成南北夹击之势。
日本外交史学者信夫清三郎在《日本外交史》中写道：“上海事变时为了把各国注意力从满洲转移到上海，以完成对满洲的侵略而发动的一种策略。由于事变的爆发，世界的关心转向各国权益交错的上海，关东军乘此时机一步步地推进了满洲建国的计划。”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意图的判断是下来会进攻南京，上海到当时的首都南京太近，仅300多公里，日军朝发夕至，形势十分危急。因此在政府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蒋介石和汪精卫积极做出迁都决定，认为迁都不仅可以使政府转至安全地带，同时迁都还可以显示政府“长期抵抗”的姿态，从而弥补其“不抵抗主义”招致的责难。尽管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关于反对迁都的声音也不小，但最后在蒋汪二人的主导下，还是通过了迁都的决议。
即便要迁都，那要迁到哪里？当时可供迁都的地方不少，如北平、武汉、西安、重庆等，南京国民政府最后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各方利弊之后才作出的决定——迁都洛阳。
△△△10个月的行都生涯，召开两次重要会议
于是，仅仅在“一·二八”事变两日后，1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政府机关1000多人前往洛阳，并且在南京设立政府各院部会的办事处，以便就近处理有关政务。
迁都洛阳后，国民党政府在洛阳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在1932年3月中国国民党第四届第二次中央全会上，提到“迁都的事情，关系非常重大，所以我们希望再由全体会议加以追认。”会议上，鉴于日本对华侵略步步紧逼以及南京在对外战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通过了“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的提议案，正式明定洛阳为行都。另外，还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蒋委员长称谓自此始。
第二个会是在当年4月7日至12日，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这次会议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次由中央政府出面召集各民主党派、各地区、各行业人士共商国是的会议，颇有几分“政治协商”的味道。会议最后通过的《国难会议宣言》，对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制定长期抗战政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不过，当时洛阳的状况与首都南京相较甚远，1932年满怀信心的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大员，风尘仆仆赶往洛阳后，大失所望。
国民政府各机关刚到洛阳，就遇到了不少棘手的问题：电灯、地毯、交通工具、房屋的缺乏等，这样的条件对于养尊处优的政府要人们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例如迁到洛阳的南京政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有限的房屋难以迎合蜂拥而至的政府各院部会的需求。交通和生活上的不便，也让这些中央大员叫苦连连。
1932年5月5日，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承认日本军队在公共租界及虹口一带可驻“若干”军队，中国军队留驻在昆山苏州一带并承诺取缔全国的抗日活动，中日冲突暂告缓和。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陆续迁回南京，唯有林森居住在洛阳，成为“行都”之象征。
11月29日，国民政府发布自洛阳还都南京令。12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国联开会在即、南京交通便捷及与国际周旋较为顺适为由，将留在洛阳的各机关陆续迁回南京，至此完成了南京政府这次迁都的全过程，国民政府各机关迁回南京，洛阳作为行都被保留下来。
1938年，南京国民政府再次迁都重庆，设重庆为陪都，从而结束了洛阳作为“行都”的历史使命。
△△△唤醒抗战有志之士，也让洛阳跨入都市行列
我市文化学者马正标认为，此次迁都对于当时的抗战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淞沪抗战，尽管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仓促迁至洛阳办公，表现出对抗击日军缺乏准备和对保卫首都没有信心，这对当时正在进行对日抗战的第十九路军和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但这次迁都唤醒了更多具有抗战激情的有志之士，他们认识到这次战争是中华民族的自卫战争，而非局部问题。
迁都洛阳也缓冲了民族焦瘁心理。1932年2月1日，《大公报》发表《周汉故都之洛阳将与中华民族重现光明》，表示“今日之播迁，亦犹土耳其之有君士坦丁迁至安哥拉也。我全体国民应计取颠沛流离之苦，共矢发愤雪耻之志，中华民族之复兴，指顾可期！”此举从某种意义上鼓励民众奋起抗战，顺应孙中山的西北开发思想。
此次迁都对于洛阳而言意义同样颇深。南京国民政府迁至洛阳期间以及其后的一段时间，洛阳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具备了近代都市的特征。国民政府迁回南京时，还提出“要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
例如，国民政府将上海的国际电台迁来洛阳，改为第二国际电台；设无线电收发报台，沪洛之间无线电可以直接联系；洛阳城内新建大马路四十一条；增设往来于洛阳与浦口之间的特快列车，办理公共汽车等。1936年，在洛河天津桥地址东侧，动工兴建钢筋混凝土大桥，以林森之名命名为“林森桥”。同年，在伊河上动工兴建龙门大桥，命名为“中正桥”。交通的畅通，方便了洛阳与外界的沟通，使闭塞的洛阳再次跨入都市的行列。
洛阳，作为一座历史名城，由于战争的摧残残败不堪，又由于战争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迁至洛阳，从而获得新生，再次成为瞩目的焦点，可以说这段历史是洛阳开始成为现代都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
（洛报融媒记者 李砺瑾 文/图）
#如果国宝会说话# “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东晋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心手双畅的王羲之在曲水流觞之余落笔寥寥数言，便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名扬千古。真迹消失于历史沉浮，这幅“最接近原迹”的摹本或许可以重新为我们讲述那场留名青史的春日盛会。CCTV9纪录频道今晚20:00首播，请你查收这条来自《兰亭序》神龙本的“朋友圈”。
#读书# 【张向荣：“老先生”的纸上造园 】
凡是踏足过中式园林的，没有人不深深喜爱。于我，则无论是家乡的北方小园十笏园，还是久居北京常常会去的各个公园，以及每次去苏州出差都会去的网师园、拙政园等，这些年游览过的中式园林数量可观。但是，囿于自己的学养，我一直以为园林建筑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作为建筑工业、土木工程的门外汉，自己只能从古典美学的角度来体悟、欣赏，从未想到将园林艺术与中国深厚的古代文化和学术建立联系。所以，自己多年来游览众园，除了赏心悦目，新知收获寥寥。
拿到曹汛先生《中国造园艺术》一书时，我特意拍下了封面发给一位业内颇有建树的建筑师朋友。我什么也没问，朋友却心领神会，回复我说：“你好好读读吧，曹汛先生是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这三个字倒是耐人寻味。但直到我读完全书之后，才理解朋友所说的“老先生”是什么意思。
其一，是作者身份的“老派”。
诚如我以往认为园林是一门专业学科，所以研究园林的学者当然是专家了，最多也就在鉴赏方面与美学有些关系。直到读了曹汛先生这本书，才发现我谬之大矣。
研究园林，实际上与中国古代文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远不只是一种“工科”或泛泛而谈的“美学”。书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收录的《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网师园的历史变迁》这三篇雄文。其中，关于陆游和沈园的文章尤为漂亮，以充分的论据、严密的论证逻辑，证明了陆游《钗头凤》一词并非写于绍兴，与沈园也无关，而是写于四川；同理，南宋的沈园与今天作为旅游景点的沈园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对这个历史上美丽的错误进行了精审考订，还其真实。
即使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人士，恐怕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钗头凤》背后的真相，这篇文章透露出曹先生对古代文学文献极为熟悉，将园林与古代文学文化的考证结合起来，令读者大呼过瘾，拍案叫绝。另外两篇对所谓现存石涛造园的辨误，对网师园内因为历史变迁导致的拙劣败笔的指瑕，曹汛也都做了梳理和考证。总之，这三篇文章从方法看，完全可以是文史考古研究的典范之作，绝不仅局限于园林领域。
这就是曹汛的“老派”之处，他虽然是建筑学专家，但底色是一位文史学者。就像他的老师梁思成、林徽因，他不仅有着扎实的专业水平，还有着深厚的文史学术能力，这是研究中国园林所不可或缺的，正如曹汛先生自己所说：“我受益于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和年代学。”
另外，尤为令我感到曹汛先生“老派”的一点，就是他在文章中对各种错误、虚张声势的不良现象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也不为他人讳，涉及到的同仁学者、地方单位、利益主体，都会指名道姓。这些批评显然出于公心，这种风骨显得格外珍贵。
其二，是对中国园林的基础性“先导性”研究。
《中国造园艺术》里，收录了不少作者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章，有的是宏观的通论，有的是人物的梳理，初读觉得“卑之无甚高论”，但细思其年代，品味其术语，才慢慢知道这些今天看起来比较平淡、比较基础的文章，在当时却是有开创之功的。
例如，他呈现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不同历史时期和各时期对诗情画意的理解、对叠山理水技巧的不同运用、不同时期造园家身份的变化。指出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以前，人工叠山倾向于整个摹仿真山，规模巨大，例如秦始皇“筑土为蓬莱山”、汉代建章宫“宫内苑聚土为山”，这一阶段实际上是一种复制自然的“自然主义”；第二阶段是魏晋以后，随着诗情画意的融入，讲究“神游万仞”，于是出现了“小山假景”，依然摹仿真山，但尺度极力缩小，讲求“小中见大”，这与当时老庄玄学思想的兴起不无关系；第三阶段则是明清时期，不同于第二阶段文人、画士主导造园，这一时期是职业造园家驾驭诗情画意，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混合开始呈现，即摹写自然只呈现山脚，如同描绘龙则只精雕细琢龙爪，一面确实如同身临其境，一面又引人遐想。
曹先生在书中并不拘泥于理论的探讨，而是全部立足于具体的案例，在考察具体园林的布置、沿革中呈现中国造园艺术的成就，同时也寄托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时代责任感：中国造园艺术的辉煌终止于道光年间，随着乱世到来，园林自然也荒芜了，而国人的审美趣味在经历长期动乱以后也跌至低谷，作者在文中偶有流露出不满的同时，也寄托着凭借自己所学扭转这一局面的愿望。这或许就是作者写下相关文章的动力。
其三，是对东西方园林艺术比较的“生发启悟”。
曹汛先生介绍说，世界造园史的三大体系是中国、西亚和古希腊，而古代西亚的体系随着历史上各种动荡演变而衰落湮没，古希腊的体系后来则发展成为欧洲系统，其中的卓越代表当数意大利的台地园、法国的几何形花园、英国的自然风致园。继承了古希腊体系的欧洲造园系统一向注重规整、严谨、对称等几何图形的美感，这一点与中国造园艺术极为不同。
在中国人看来，造园艺术的最高准则，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换言之，我国的自然山水园，无不以再现自然丘壑为主要意趣。通过安排由植物、山水、建筑、装饰等构成的园林来直接摹仿自然山水。因而，叠山理水的手法技巧和其中蕴含的诗情画意，就成了理解中国造园艺术的关键。
这种不同，从美学的角度看，可以视为东西方对“摹仿”有着不同的理解。事实上，欧洲的造园艺术曾经历过一个受到中国造园艺术冲击和影响的时期。著名观念史家洛夫乔伊发现，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影响了英国造园艺术的形态，并很自然地在18世纪作为浪漫主义的一种“中国起源”，对当时欧洲的文艺思潮产生了实际作用。而洛夫乔伊文中所说的“中国造园艺术”，实际上指的是中国造园艺术在明清时期的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形态。规律性、一致性、明显的均衡和对应，日渐被视为艺术作品的重要缺陷，而这些特征本来正是古希腊传统遗留下来、新古典主义时期被发扬光大的艺术标准。而不规则、非对称、变化、出人意料以及避免使整个构思一览无余的简单和一致，成了更高一级的审美特性。这种变化体现在英国式或所谓“自然的”造园风格上，也体现在对中国园林、中国建筑的欣赏上，这二者在当时被称为“英华趣味”（le gout anglo-chinois）。在18世纪上半叶的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那里，这个词代表一种基本美学原则：不规则的不同运用，回归摹仿自然的不同方式，这个自然不是几何的、规整的、齐一的，而是摆脱了形式而自具特色的、变化无尽的自然。总之，英国园林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园林的理想化。
老派、先导性、生发启悟，就是我理解的“老先生”三个字的意义。
* 《“老先生”的纸上造园》一文首发于2020年1月5日《南方日报》“读书”专栏，作者张向荣。
附：《中国造园艺术》内容及作者简介
《中国造园艺术》是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曹汛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本书收录《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等曹汛先生的代表性文章，材料翔实，证据充分，纠正了流传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大错案。“破旧”之外更长于“立新”。本书不仅对中国古代造园艺术进行了精到的介绍，还将园林建筑纳入艺术的视角加以审视，对园林建筑艺术进行总结，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中国园林的历史脉络、艺术特征和国际地位，奠定了风景园林历史理论的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还对一些造园名家加以介绍，本书收录的对计成、张南垣、叶洮和戈裕良等造园名家的研究，展示了中国园林艺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蓬勃气象，议论精湛，见解高妙，从中可领略一代学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淳雅古风。
《中国造园艺术》一书的作者曹汛，1935年6月28日出生在辽宁盖县，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文史学家，兼善绘画与建筑画。196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师从于梁思成、林徽因，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级建筑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特聘教授、台湾树德大学建筑系特聘教授，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园林史》，现为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已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涉及建筑、园林、考古、艺术和文学等诸多领域。治学严谨，尤精于史源学、年代学考证，擅长攻解学术难题和考断无头公案。
凡是踏足过中式园林的，没有人不深深喜爱。于我，则无论是家乡的北方小园十笏园，还是久居北京常常会去的各个公园，以及每次去苏州出差都会去的网师园、拙政园等，这些年游览过的中式园林数量可观。但是，囿于自己的学养，我一直以为园林建筑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作为建筑工业、土木工程的门外汉，自己只能从古典美学的角度来体悟、欣赏，从未想到将园林艺术与中国深厚的古代文化和学术建立联系。所以，自己多年来游览众园，除了赏心悦目，新知收获寥寥。
拿到曹汛先生《中国造园艺术》一书时，我特意拍下了封面发给一位业内颇有建树的建筑师朋友。我什么也没问，朋友却心领神会，回复我说：“你好好读读吧，曹汛先生是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这三个字倒是耐人寻味。但直到我读完全书之后，才理解朋友所说的“老先生”是什么意思。
其一，是作者身份的“老派”。
诚如我以往认为园林是一门专业学科，所以研究园林的学者当然是专家了，最多也就在鉴赏方面与美学有些关系。直到读了曹汛先生这本书，才发现我谬之大矣。
研究园林，实际上与中国古代文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远不只是一种“工科”或泛泛而谈的“美学”。书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收录的《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网师园的历史变迁》这三篇雄文。其中，关于陆游和沈园的文章尤为漂亮，以充分的论据、严密的论证逻辑，证明了陆游《钗头凤》一词并非写于绍兴，与沈园也无关，而是写于四川；同理，南宋的沈园与今天作为旅游景点的沈园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对这个历史上美丽的错误进行了精审考订，还其真实。
即使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人士，恐怕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钗头凤》背后的真相，这篇文章透露出曹先生对古代文学文献极为熟悉，将园林与古代文学文化的考证结合起来，令读者大呼过瘾，拍案叫绝。另外两篇对所谓现存石涛造园的辨误，对网师园内因为历史变迁导致的拙劣败笔的指瑕，曹汛也都做了梳理和考证。总之，这三篇文章从方法看，完全可以是文史考古研究的典范之作，绝不仅局限于园林领域。
这就是曹汛的“老派”之处，他虽然是建筑学专家，但底色是一位文史学者。就像他的老师梁思成、林徽因，他不仅有着扎实的专业水平，还有着深厚的文史学术能力，这是研究中国园林所不可或缺的，正如曹汛先生自己所说：“我受益于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和年代学。”
另外，尤为令我感到曹汛先生“老派”的一点，就是他在文章中对各种错误、虚张声势的不良现象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也不为他人讳，涉及到的同仁学者、地方单位、利益主体，都会指名道姓。这些批评显然出于公心，这种风骨显得格外珍贵。
其二，是对中国园林的基础性“先导性”研究。
《中国造园艺术》里，收录了不少作者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章，有的是宏观的通论，有的是人物的梳理，初读觉得“卑之无甚高论”，但细思其年代，品味其术语，才慢慢知道这些今天看起来比较平淡、比较基础的文章，在当时却是有开创之功的。
例如，他呈现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不同历史时期和各时期对诗情画意的理解、对叠山理水技巧的不同运用、不同时期造园家身份的变化。指出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以前，人工叠山倾向于整个摹仿真山，规模巨大，例如秦始皇“筑土为蓬莱山”、汉代建章宫“宫内苑聚土为山”，这一阶段实际上是一种复制自然的“自然主义”；第二阶段是魏晋以后，随着诗情画意的融入，讲究“神游万仞”，于是出现了“小山假景”，依然摹仿真山，但尺度极力缩小，讲求“小中见大”，这与当时老庄玄学思想的兴起不无关系；第三阶段则是明清时期，不同于第二阶段文人、画士主导造园，这一时期是职业造园家驾驭诗情画意，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混合开始呈现，即摹写自然只呈现山脚，如同描绘龙则只精雕细琢龙爪，一面确实如同身临其境，一面又引人遐想。
曹先生在书中并不拘泥于理论的探讨，而是全部立足于具体的案例，在考察具体园林的布置、沿革中呈现中国造园艺术的成就，同时也寄托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时代责任感：中国造园艺术的辉煌终止于道光年间，随着乱世到来，园林自然也荒芜了，而国人的审美趣味在经历长期动乱以后也跌至低谷，作者在文中偶有流露出不满的同时，也寄托着凭借自己所学扭转这一局面的愿望。这或许就是作者写下相关文章的动力。
其三，是对东西方园林艺术比较的“生发启悟”。
曹汛先生介绍说，世界造园史的三大体系是中国、西亚和古希腊，而古代西亚的体系随着历史上各种动荡演变而衰落湮没，古希腊的体系后来则发展成为欧洲系统，其中的卓越代表当数意大利的台地园、法国的几何形花园、英国的自然风致园。继承了古希腊体系的欧洲造园系统一向注重规整、严谨、对称等几何图形的美感，这一点与中国造园艺术极为不同。
在中国人看来，造园艺术的最高准则，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换言之，我国的自然山水园，无不以再现自然丘壑为主要意趣。通过安排由植物、山水、建筑、装饰等构成的园林来直接摹仿自然山水。因而，叠山理水的手法技巧和其中蕴含的诗情画意，就成了理解中国造园艺术的关键。
这种不同，从美学的角度看，可以视为东西方对“摹仿”有着不同的理解。事实上，欧洲的造园艺术曾经历过一个受到中国造园艺术冲击和影响的时期。著名观念史家洛夫乔伊发现，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影响了英国造园艺术的形态，并很自然地在18世纪作为浪漫主义的一种“中国起源”，对当时欧洲的文艺思潮产生了实际作用。而洛夫乔伊文中所说的“中国造园艺术”，实际上指的是中国造园艺术在明清时期的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形态。规律性、一致性、明显的均衡和对应，日渐被视为艺术作品的重要缺陷，而这些特征本来正是古希腊传统遗留下来、新古典主义时期被发扬光大的艺术标准。而不规则、非对称、变化、出人意料以及避免使整个构思一览无余的简单和一致，成了更高一级的审美特性。这种变化体现在英国式或所谓“自然的”造园风格上，也体现在对中国园林、中国建筑的欣赏上，这二者在当时被称为“英华趣味”（le gout anglo-chinois）。在18世纪上半叶的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那里，这个词代表一种基本美学原则：不规则的不同运用，回归摹仿自然的不同方式，这个自然不是几何的、规整的、齐一的，而是摆脱了形式而自具特色的、变化无尽的自然。总之，英国园林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园林的理想化。
老派、先导性、生发启悟，就是我理解的“老先生”三个字的意义。
* 《“老先生”的纸上造园》一文首发于2020年1月5日《南方日报》“读书”专栏，作者张向荣。
附：《中国造园艺术》内容及作者简介
《中国造园艺术》是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曹汛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本书收录《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等曹汛先生的代表性文章，材料翔实，证据充分，纠正了流传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大错案。“破旧”之外更长于“立新”。本书不仅对中国古代造园艺术进行了精到的介绍，还将园林建筑纳入艺术的视角加以审视，对园林建筑艺术进行总结，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中国园林的历史脉络、艺术特征和国际地位，奠定了风景园林历史理论的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还对一些造园名家加以介绍，本书收录的对计成、张南垣、叶洮和戈裕良等造园名家的研究，展示了中国园林艺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蓬勃气象，议论精湛，见解高妙，从中可领略一代学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淳雅古风。
《中国造园艺术》一书的作者曹汛，1935年6月28日出生在辽宁盖县，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文史学家，兼善绘画与建筑画。196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师从于梁思成、林徽因，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级建筑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特聘教授、台湾树德大学建筑系特聘教授，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园林史》，现为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已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涉及建筑、园林、考古、艺术和文学等诸多领域。治学严谨，尤精于史源学、年代学考证，擅长攻解学术难题和考断无头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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