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讨厌的勇气～读书笔记
不死不生。对于一个渴望摆脱旧日模式、重新生出一个自己的人来说，勇气总是第一位的。这个勇气包括不怕试错、不怕被黑、被死千回还能重新活过来的力量。
再怎么“找原因”，也没法改变一个人
阿德勒心理学考虑的不是过去的“原因”，而是现在的“目的”。
你的朋友是先有了“不出去”这个目的，之后才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制造出不安或恐惧之类的情绪。阿德勒心理学把这叫作“目的论”。
心理创伤并不存在
“任何经历本身并不是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我们并非因为自身经历中的刺激——所谓的心理创伤——而痛苦，事实上我们会从经历中发现符合自己目的的因素。决定我们自身的不是过去的经历，而是我们自己赋予经历的意义。”
愤怒都是捏造出来的
这点和哲人不同 一瞬间的生气真的是控制不住的 包括那个母亲在不知对方是班主任的时候不也控制不住生气和烦躁的情绪嘛
你想“变成别人”吗？
重要的不是被给予了什么，而是如何去利用被给予的东西。
你的人生取决于“当下”
没有影响不同意 咋可能一点影响都没有
阿德勒的目的论是说：“无论之前的人生发生过什么，都对今后的人生如何度过没有影响。”决定自己人生的是活在“此时此刻”的你自己。
自卑感来自主观的臆造
是的。我们无法改变客观事实，但可以任意改变主观解释。并且，我们都活在主观世界中。
价值必须建立在社会意义之上
自卑情结只是一种借口
无论是追求优越性还是自卑感，都不是病态，而是一种能够促进健康、正常的努力和成长的刺激”。只要处理得当，自卑感也可以成为努力和成长的催化剂。
我们应该摈弃自卑感，进一步向前；不满足于现状，不断进步；要更加幸福。如果是这样的自卑感，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些人无法认清“情况可以通过现实的努力而改变”这一事实，根本没有向前迈进的勇气。他们什么都不做就断定自己不行或是现实无法改变。
在意你长相的，只有你自己
如果在人际关系中存在“竞争”，那人就不可能摆脱人际关系带来的烦恼，也就不可能摆脱不幸。
之所以有很多人虽然取得了社会性的成功，但却感觉不到幸福，就是因为他们活在竞争之中。因为他们眼中的世界是敌人遍布的危险所在。
人际关系中的“权力斗争”与复仇
啊，我们既不能乘坐时光机器回到过去，也不能让时针倒转。但是，赋予过去的事情什么样的价值，这是“现在的你”所面临的课题。
如果遭人当面辱骂，我就会考虑一下那个人隐藏的“目的”。不仅仅是直接性的当面辱骂，当被对方的言行激怒的时候，也要认清对方是在挑起“权力之争”。
人生的三大课题：交友课题、工作课题以及爱的课题
行为方面的目标有“自立”和“与社会和谐共处”这两点。而且，支撑这种行为的心理方面的目标是“我有能力”以及“人人都是我的伙伴”这两种意识。
行为方面的目标有以下两点：①自立。②与社会和谐共处。而且，支撑这种行为的心理方面的目标也有以下两点：①“我有能力”的意识。②“人人都是我的伙伴”的意识。
浪漫的红线和坚固的锁链
当人能够感觉到“与这个人在一起可以无拘无束”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到爱。既没有自卑感也不必炫耀优越性，能够保持一种平静而自然的状态。真正的爱应该是这样的。
阿德勒心理学是“勇气的心理学”
不在于被给予了什么，而在于如何去使用被给予的东西”
自由就是不再寻求认可？
自由就是不再寻求认可
要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中？
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中
认可欲求的危险就在这里。人究竟为什么要寻求别人的认可呢？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受赏罚教育的影响。
你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我也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我们没必要去满足别人的期待。
假如说你“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那他人也“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当别人的行为不符合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也不可以发怒。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想要取得别人认可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采取“满足别人的期待”这一手段，这其实都是受“如果做了恰当的事情就能够得到表扬”这种赏罚教育的影响。但是，如果工作的主要目标成了“满足别人的期待”，那工作就会变得相当痛苦吧。因为那样就会一味在意别人的视线、害怕别人的评价，根本无法做真正的自己。
把自己和别人的“人生课题”分开来
基本上，一切人际关系矛盾都起因于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或者自己的课题被别人妄加干涉。只要能够进行课题分离，人际关系就会发生巨大改变
辨别究竟是谁的课题的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考虑一下“某种选择所带来的结果最终要由谁来承担？”
即使父母也得放下孩子的课题
假的要死 天天不出门打游戏 点外卖 成年了不工作啃老 每天作息都黑白颠倒 时间长了能受了？？？？
孩子的闭居状态不妄加干涉也不过多关注
信任这一行为也需要进行课题分离。信任别人，这是你的课题。但是，如何对待你的信任，那就是对方的课题了。如果不分清界限而是把自己的希望强加给别人的话，那就变成粗暴的“干涉”了。
但请你这样想，干涉甚至担负起别人的课题这会让自己的人生沉重而痛苦。如果你正在为自己的人生而苦恼——这种苦恼源于人际关系——那首先请弄清楚“这不是自己的课题”这一界限；然后，请丢开别人的课题。这是减轻人生负担，使其变得简单的第一步。
放下别人的课题，烦恼轻轻飞走
关于自己的人生你能够做的就只有“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另一方面，别人如何评价你的选择，那是别人的课题，你根本无法左右。
首先要思考一下“这是谁的课题”。然后进行课题分离——哪些是自己的课题，哪些是别人的课题，要冷静地划清界限。而且，不去干涉别人的课题也不让别人干涉自己的课题。这就是阿德勒心理学给出的具体而且有可能彻底改变人际关系烦恼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
砍断“格尔迪奥斯绳结”
没有学会直面困难的孩子最终会想要逃避一切困难。”
人际关系的终极目标
共同体感觉是幸福的人际关系的最重要的指标。
在更广阔的天地寻找自己的位置
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遇到困难或者看不到出口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倾听更大共同体的声音”这一原则。
批评不好……表扬也不行？
表扬”背后的上下级关系和纵向关系。人表扬他人的目的就在于“操纵比自己能力低的对方”，其中既没有感谢也没有尊敬。
自卑感原本就是从纵向关系中产生的一种意识。只要能够对所有人都建立起“虽不同但平等”的横向关系，那就根本不会产生自卑情结。
有鼓励才有勇气
假如你会因为得到表扬而感到喜悦，那就等于是从属于纵向关系和承认“自己没能力”。因为表扬是“有能力的人对没能力的人所作出的评价”
有价值就有勇气
过为共同体也就是他人服务能够体会到“我对别人有用”，不是被别人评价说“很好”，而是主观上就能够认为“我能够对他人做出贡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自己的价值。
不是肯定自我，而是接纳自我
自我接纳是指假如做不到就诚实地接受这个“做不到的自己”，然后尽量朝着能够做到的方向去努力，不对自己撒谎。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对得了60分的自己说“这次只是运气不好，真正的自己能得100分”，这就是自我肯定；与此相对，在诚实地接受60分的自己的基础上努力思考“如何才能接近100分”，这就是自我接纳。
课题分离也是如此，要分清“能够改变的”和“不能改变的”。我们无法改变“被给予了什么”。但是，关于“如何去利用被给予的东西”，我们却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就是不去关注“无法改变的”，而是去关注“可以改变的”。这就是我所说的自我接纳。
是的。接受不能更换的事物，接受现实的“这个我”，然后，关于那些可以改变的事情，拿出改变的“勇气”。这就是自我接纳。
“工作狂”是人生谎言
，真正的问题在于无法做到自我接纳、他者信赖和他者贡献，却将焦点聚集到微不足道的一个方面并企图以此来评价整个世界。这就是缺乏人生和谐的错误生活方式。
从这一刻起，就能变得幸福
对人而言，最大的不幸就是不喜欢自己。对于这种现实，阿德勒准备了极其简单的回答——“我对共同体有益”或者“我对他人有用”这种想法就足以让人体会到自己的价值。
后记
如果不懂得如何构筑良好的人际关系，有时候就会因为想要满足他人期待或者不想伤害他人而导致虽有自己主张但无法传达，最终不得不放弃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不死不生。对于一个渴望摆脱旧日模式、重新生出一个自己的人来说，勇气总是第一位的。这个勇气包括不怕试错、不怕被黑、被死千回还能重新活过来的力量。
再怎么“找原因”，也没法改变一个人
阿德勒心理学考虑的不是过去的“原因”，而是现在的“目的”。
你的朋友是先有了“不出去”这个目的，之后才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制造出不安或恐惧之类的情绪。阿德勒心理学把这叫作“目的论”。
心理创伤并不存在
“任何经历本身并不是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我们并非因为自身经历中的刺激——所谓的心理创伤——而痛苦，事实上我们会从经历中发现符合自己目的的因素。决定我们自身的不是过去的经历，而是我们自己赋予经历的意义。”
愤怒都是捏造出来的
这点和哲人不同 一瞬间的生气真的是控制不住的 包括那个母亲在不知对方是班主任的时候不也控制不住生气和烦躁的情绪嘛
你想“变成别人”吗？
重要的不是被给予了什么，而是如何去利用被给予的东西。
你的人生取决于“当下”
没有影响不同意 咋可能一点影响都没有
阿德勒的目的论是说：“无论之前的人生发生过什么，都对今后的人生如何度过没有影响。”决定自己人生的是活在“此时此刻”的你自己。
自卑感来自主观的臆造
是的。我们无法改变客观事实，但可以任意改变主观解释。并且，我们都活在主观世界中。
价值必须建立在社会意义之上
自卑情结只是一种借口
无论是追求优越性还是自卑感，都不是病态，而是一种能够促进健康、正常的努力和成长的刺激”。只要处理得当，自卑感也可以成为努力和成长的催化剂。
我们应该摈弃自卑感，进一步向前；不满足于现状，不断进步；要更加幸福。如果是这样的自卑感，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些人无法认清“情况可以通过现实的努力而改变”这一事实，根本没有向前迈进的勇气。他们什么都不做就断定自己不行或是现实无法改变。
在意你长相的，只有你自己
如果在人际关系中存在“竞争”，那人就不可能摆脱人际关系带来的烦恼，也就不可能摆脱不幸。
之所以有很多人虽然取得了社会性的成功，但却感觉不到幸福，就是因为他们活在竞争之中。因为他们眼中的世界是敌人遍布的危险所在。
人际关系中的“权力斗争”与复仇
啊，我们既不能乘坐时光机器回到过去，也不能让时针倒转。但是，赋予过去的事情什么样的价值，这是“现在的你”所面临的课题。
如果遭人当面辱骂，我就会考虑一下那个人隐藏的“目的”。不仅仅是直接性的当面辱骂，当被对方的言行激怒的时候，也要认清对方是在挑起“权力之争”。
人生的三大课题：交友课题、工作课题以及爱的课题
行为方面的目标有“自立”和“与社会和谐共处”这两点。而且，支撑这种行为的心理方面的目标是“我有能力”以及“人人都是我的伙伴”这两种意识。
行为方面的目标有以下两点：①自立。②与社会和谐共处。而且，支撑这种行为的心理方面的目标也有以下两点：①“我有能力”的意识。②“人人都是我的伙伴”的意识。
浪漫的红线和坚固的锁链
当人能够感觉到“与这个人在一起可以无拘无束”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到爱。既没有自卑感也不必炫耀优越性，能够保持一种平静而自然的状态。真正的爱应该是这样的。
阿德勒心理学是“勇气的心理学”
不在于被给予了什么，而在于如何去使用被给予的东西”
自由就是不再寻求认可？
自由就是不再寻求认可
要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中？
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中
认可欲求的危险就在这里。人究竟为什么要寻求别人的认可呢？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受赏罚教育的影响。
你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我也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我们没必要去满足别人的期待。
假如说你“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那他人也“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当别人的行为不符合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也不可以发怒。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想要取得别人认可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采取“满足别人的期待”这一手段，这其实都是受“如果做了恰当的事情就能够得到表扬”这种赏罚教育的影响。但是，如果工作的主要目标成了“满足别人的期待”，那工作就会变得相当痛苦吧。因为那样就会一味在意别人的视线、害怕别人的评价，根本无法做真正的自己。
把自己和别人的“人生课题”分开来
基本上，一切人际关系矛盾都起因于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或者自己的课题被别人妄加干涉。只要能够进行课题分离，人际关系就会发生巨大改变
辨别究竟是谁的课题的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考虑一下“某种选择所带来的结果最终要由谁来承担？”
即使父母也得放下孩子的课题
假的要死 天天不出门打游戏 点外卖 成年了不工作啃老 每天作息都黑白颠倒 时间长了能受了？？？？
孩子的闭居状态不妄加干涉也不过多关注
信任这一行为也需要进行课题分离。信任别人，这是你的课题。但是，如何对待你的信任，那就是对方的课题了。如果不分清界限而是把自己的希望强加给别人的话，那就变成粗暴的“干涉”了。
但请你这样想，干涉甚至担负起别人的课题这会让自己的人生沉重而痛苦。如果你正在为自己的人生而苦恼——这种苦恼源于人际关系——那首先请弄清楚“这不是自己的课题”这一界限；然后，请丢开别人的课题。这是减轻人生负担，使其变得简单的第一步。
放下别人的课题，烦恼轻轻飞走
关于自己的人生你能够做的就只有“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另一方面，别人如何评价你的选择，那是别人的课题，你根本无法左右。
首先要思考一下“这是谁的课题”。然后进行课题分离——哪些是自己的课题，哪些是别人的课题，要冷静地划清界限。而且，不去干涉别人的课题也不让别人干涉自己的课题。这就是阿德勒心理学给出的具体而且有可能彻底改变人际关系烦恼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
砍断“格尔迪奥斯绳结”
没有学会直面困难的孩子最终会想要逃避一切困难。”
人际关系的终极目标
共同体感觉是幸福的人际关系的最重要的指标。
在更广阔的天地寻找自己的位置
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遇到困难或者看不到出口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倾听更大共同体的声音”这一原则。
批评不好……表扬也不行？
表扬”背后的上下级关系和纵向关系。人表扬他人的目的就在于“操纵比自己能力低的对方”，其中既没有感谢也没有尊敬。
自卑感原本就是从纵向关系中产生的一种意识。只要能够对所有人都建立起“虽不同但平等”的横向关系，那就根本不会产生自卑情结。
有鼓励才有勇气
假如你会因为得到表扬而感到喜悦，那就等于是从属于纵向关系和承认“自己没能力”。因为表扬是“有能力的人对没能力的人所作出的评价”
有价值就有勇气
过为共同体也就是他人服务能够体会到“我对别人有用”，不是被别人评价说“很好”，而是主观上就能够认为“我能够对他人做出贡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自己的价值。
不是肯定自我，而是接纳自我
自我接纳是指假如做不到就诚实地接受这个“做不到的自己”，然后尽量朝着能够做到的方向去努力，不对自己撒谎。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对得了60分的自己说“这次只是运气不好，真正的自己能得100分”，这就是自我肯定；与此相对，在诚实地接受60分的自己的基础上努力思考“如何才能接近100分”，这就是自我接纳。
课题分离也是如此，要分清“能够改变的”和“不能改变的”。我们无法改变“被给予了什么”。但是，关于“如何去利用被给予的东西”，我们却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就是不去关注“无法改变的”，而是去关注“可以改变的”。这就是我所说的自我接纳。
是的。接受不能更换的事物，接受现实的“这个我”，然后，关于那些可以改变的事情，拿出改变的“勇气”。这就是自我接纳。
“工作狂”是人生谎言
，真正的问题在于无法做到自我接纳、他者信赖和他者贡献，却将焦点聚集到微不足道的一个方面并企图以此来评价整个世界。这就是缺乏人生和谐的错误生活方式。
从这一刻起，就能变得幸福
对人而言，最大的不幸就是不喜欢自己。对于这种现实，阿德勒准备了极其简单的回答——“我对共同体有益”或者“我对他人有用”这种想法就足以让人体会到自己的价值。
后记
如果不懂得如何构筑良好的人际关系，有时候就会因为想要满足他人期待或者不想伤害他人而导致虽有自己主张但无法传达，最终不得不放弃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浅谈早期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赵化成先生曾把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分为临挑寺洼山、西和栏桥、合水九站三个类。从调查的资料来看，南部区域的特征显然和西和栏桥类型比较接近，比如它们都有篡形豆、双马鞍形口罐等器类，与合水九站类型也相近。北部红河流域的文化特征还不清楚，从它与南方区块在空间上有永兴乡至盐官镇这么长一段分布空白来看，不太可能属于同一类型；甚至可以说，不太可能属于同一人群的遗存。
如果再把周代文化和寺洼文化的遗址点结合起来观察，将会发现二者在分布上有一定的规律性：从小天水乡至石桥乡，根据西汉水川道的宽窄，可将干流分成三个大的“葫芦形”地段，东段为盐官至大堡子，中段为大堡子至石沟坪，西(或南)段为石沟坪至峡口。与这种河流走向及地形变化相适应，“大堡子山——赵坪”一线以东为比较单纯的周代文化遗址，如王磨、沙沟口等，目前尚未见到寺洼文化的遗址点(红河流域除外)。“雷神庙——石沟坪”一线以南主要分布着寺洼文化的遗址，二土位于其中。二者之间的区域内，周代文化遗址和寺洼文化遗址交错分布，新田和山脚遗址就属于这个区域。显然，在石沟坪和赵坪之间，是两种文化密切接触的地段。
两种比邻而居的考古学文化，无论在和平共处或战争冲突之时，都会带来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物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反映。二土遗址与北面的石沟坪遗址南北相临、对峙相望，前者包含少量周代文化的遗存，后者包含少量寺洼文化的遗存。西山遗址亦采集到较多的寺洼文化的陶豆、罐、马鞍口罐、壶等器物。从采集到器物的位置看，位于西山遗址周秦遗迹的边缘地带，有可能为墓葬内的随葬器物。
另外在三区的H3002内出土有1件寺洼文化风格的带耳陶罐，灰坑的时代大概为西周中晚期。另外在东周时期的墓葬M10内发现有陶色灰白的细长颈的壶，是西山遗址发现的具有寺洼文化因素的两个例子。清水县李崖遗址也曾出土有寺洼文化的完整陶罐，反映了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的交流。秦武公曾消灭邦、冀之戎，邦戎就活动在清水一带，说明以寺洼文化为代表的戎人文化中也可分为众多不同的部族。
周代文化的中心和寺洼文化的中心在空间位置上如此邻近，又互相包含有对方文化的器物。发现于赵坪遗址的少许寺洼文化陶片，以及山脚等处于周秦文化分布区中心的寺洼墓地，是否为大骆犬丘之族被灭、到秦庄公兄弟伐破戎之前的西戎文化遗存等问题，等到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后，应会得到确切的答案。
从这个角度说，石沟坪遗址、西山遗址正好是周秦与西戎作战的前沿阵地或中间地带。《史记·秦本纪》记载大骆、成一支曾被戎人灭族；后来秦仲伐戎，不幸战死，到庄公时才收复大骆犬丘故地；到了襄公二年，戎人又围犬丘，襄公之兄世父被戎所掳。可见犬丘是西戎和秦人反复争夺的地点，不属于那种稳固的大后方，赵坪以西的西山、石沟坪遗址多少具有这方面的特征。
既然以赵坪、大堡子山等周代遗址已基本肯定属于秦文化，那么，同时居住于西汉水上游地区寺洼文化，应该就是与秦发生过许多纠葛的西戎族的考古学文化无疑。二者同时居住在一条河谷的南北。周秦与西戎的种种矛盾纠纷，从考古学方面观察，实际就是存在于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之间。
寺洼文化分布范围的广泛，其发展趋势也是由西向东的，西部的寺洼山类型较早，东部的安国类型时代较晚，在到陇山以东的庄浪、合水等广大地域内，反映出寺洼文化也是由不同的类型，甚至在同一流域的西汉水上游地区也可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寺洼文化具有该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区。例如二土遗址等面积在2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这种面积巨大的聚落遗址，反映了寺洼文化的经济中农业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对于遗址的时代目前还缺乏准确的判断，如果其与西汉水上游与之对峙的周秦遗址时代相同，则说明寺洼文化这种历来认为活动性很强，具有游牧文化特点的文化，亦受到了周秦民族开发西汉水上游的影响，而形成一定比例的农业经济。
另一方面，还发现众多面积很小，分布零散的寺洼文化遗址或墓地，也表明了其活动性很强，具有游牧性质的经济特点。《史记·匈奴列传》:“自陇以西，有绵诸、组戎、翟、狐之戎；岐、粱山，径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胸衍之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在各戎族中，上述八戎当是势力较大者。其中陇山以西的四个戎族均分布于渭水上游地区。秦武公灭郑、冀之戎建立的二县也在陇山以西的渭水上游。寺洼文化所包括的当不限于犬戎洲族，而应当包括上述诸戎在内的众多部族。
由于其居无定所，分布地域广阔，所以从甘肃，到西汉水上游礼县大型聚落遗址、西和栏桥墓地的发现，再到陇东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的发现，这些遗址、墓地所代表的不同类型，反映了寺洼文化由西向东的发展变化历史。关于其族属，寺洼山类型，可能是三苗的一支迁至“三危”后的文化遗存，也就是“允姓之奸”的文化遗存，栏桥——徐家碾类型可能是犬戎的文化遗存。
年代最晚的九站类型，应该是脸犹的文化遗存，寺洼文化不是羌族的文化遗存，而是允姓之戎，也就是氏族的文化遗存。文王时与周人为敌的“脸犹”和穆王时所征伐的犬戎，可能都是葫芦河流域的犬戎，灭大骆之族的西戎就是犬雳印。西汉水流域寺洼文他遗址的密集发现，也可能就是大戎为代表的诸戎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考古发现证实与寺洼文化有直接接触的主要是西周文化，秦人作为周文化组成的一部分，是西汉水流域从先周文化晚期直到东周时期与寺洼文化交流的主要人群，但这种交流最初还处于原始的低层次，二者仅是居住区域的相邻，还没有发现在物质方面有密切的交流。2004年调查发现的二者文化遗物的分布，是有明显规律的，处于周秦遗址中心区的一个遗址的文化内涵，具有比较单纯的文化面貌，较少发现有对方文化的因素；从现有资料看，先周文化直到晚期才开始有了与寺洼文化的联系。
合水九站寺洼文化遗址的下层，发现有最晚的先周式罐、盆等陶器，刘家M49所出的双耳南带有寺洼扁，但还不好说就是典型的寺洼陶器，北吕等地的先周期墓出土的陶器，与寺洼文化的同类器相似，可以说明，两种文化存在过一些文化的交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其年代极晚，且范围不广，相互的影响度均很有限。西周早期寺洼文化己经接近周王朝势力的中心地区，在周原外围的宝鸡市附近就已出现寺洼文化的墓葬，或在西周早期墓葬内发现该文化的典型陶器马鞍形双耳罐等。
秦人在立国之前，虽然长期处于戎人的包围之中，但是由于受到了主流周文化的强烈影响，与戎人之间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还处于相对僵乏的状态，而从立国之后，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戎人的物质文化方面的代表性器物，才较多的出现在秦文化遗址之中，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这些融入秦人社会的戎人，仍然还保留着本民族的一些特点。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上世纪80年代，赵化成先生曾把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分为临挑寺洼山、西和栏桥、合水九站三个类。从调查的资料来看，南部区域的特征显然和西和栏桥类型比较接近，比如它们都有篡形豆、双马鞍形口罐等器类，与合水九站类型也相近。北部红河流域的文化特征还不清楚，从它与南方区块在空间上有永兴乡至盐官镇这么长一段分布空白来看，不太可能属于同一类型；甚至可以说，不太可能属于同一人群的遗存。
如果再把周代文化和寺洼文化的遗址点结合起来观察，将会发现二者在分布上有一定的规律性：从小天水乡至石桥乡，根据西汉水川道的宽窄，可将干流分成三个大的“葫芦形”地段，东段为盐官至大堡子，中段为大堡子至石沟坪，西(或南)段为石沟坪至峡口。与这种河流走向及地形变化相适应，“大堡子山——赵坪”一线以东为比较单纯的周代文化遗址，如王磨、沙沟口等，目前尚未见到寺洼文化的遗址点(红河流域除外)。“雷神庙——石沟坪”一线以南主要分布着寺洼文化的遗址，二土位于其中。二者之间的区域内，周代文化遗址和寺洼文化遗址交错分布，新田和山脚遗址就属于这个区域。显然，在石沟坪和赵坪之间，是两种文化密切接触的地段。
两种比邻而居的考古学文化，无论在和平共处或战争冲突之时，都会带来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物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反映。二土遗址与北面的石沟坪遗址南北相临、对峙相望，前者包含少量周代文化的遗存，后者包含少量寺洼文化的遗存。西山遗址亦采集到较多的寺洼文化的陶豆、罐、马鞍口罐、壶等器物。从采集到器物的位置看，位于西山遗址周秦遗迹的边缘地带，有可能为墓葬内的随葬器物。
另外在三区的H3002内出土有1件寺洼文化风格的带耳陶罐，灰坑的时代大概为西周中晚期。另外在东周时期的墓葬M10内发现有陶色灰白的细长颈的壶，是西山遗址发现的具有寺洼文化因素的两个例子。清水县李崖遗址也曾出土有寺洼文化的完整陶罐，反映了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的交流。秦武公曾消灭邦、冀之戎，邦戎就活动在清水一带，说明以寺洼文化为代表的戎人文化中也可分为众多不同的部族。
周代文化的中心和寺洼文化的中心在空间位置上如此邻近，又互相包含有对方文化的器物。发现于赵坪遗址的少许寺洼文化陶片，以及山脚等处于周秦文化分布区中心的寺洼墓地，是否为大骆犬丘之族被灭、到秦庄公兄弟伐破戎之前的西戎文化遗存等问题，等到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后，应会得到确切的答案。
从这个角度说，石沟坪遗址、西山遗址正好是周秦与西戎作战的前沿阵地或中间地带。《史记·秦本纪》记载大骆、成一支曾被戎人灭族；后来秦仲伐戎，不幸战死，到庄公时才收复大骆犬丘故地；到了襄公二年，戎人又围犬丘，襄公之兄世父被戎所掳。可见犬丘是西戎和秦人反复争夺的地点，不属于那种稳固的大后方，赵坪以西的西山、石沟坪遗址多少具有这方面的特征。
既然以赵坪、大堡子山等周代遗址已基本肯定属于秦文化，那么，同时居住于西汉水上游地区寺洼文化，应该就是与秦发生过许多纠葛的西戎族的考古学文化无疑。二者同时居住在一条河谷的南北。周秦与西戎的种种矛盾纠纷，从考古学方面观察，实际就是存在于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之间。
寺洼文化分布范围的广泛，其发展趋势也是由西向东的，西部的寺洼山类型较早，东部的安国类型时代较晚，在到陇山以东的庄浪、合水等广大地域内，反映出寺洼文化也是由不同的类型，甚至在同一流域的西汉水上游地区也可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寺洼文化具有该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区。例如二土遗址等面积在2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这种面积巨大的聚落遗址，反映了寺洼文化的经济中农业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对于遗址的时代目前还缺乏准确的判断，如果其与西汉水上游与之对峙的周秦遗址时代相同，则说明寺洼文化这种历来认为活动性很强，具有游牧文化特点的文化，亦受到了周秦民族开发西汉水上游的影响，而形成一定比例的农业经济。
另一方面，还发现众多面积很小，分布零散的寺洼文化遗址或墓地，也表明了其活动性很强，具有游牧性质的经济特点。《史记·匈奴列传》:“自陇以西，有绵诸、组戎、翟、狐之戎；岐、粱山，径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胸衍之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在各戎族中，上述八戎当是势力较大者。其中陇山以西的四个戎族均分布于渭水上游地区。秦武公灭郑、冀之戎建立的二县也在陇山以西的渭水上游。寺洼文化所包括的当不限于犬戎洲族，而应当包括上述诸戎在内的众多部族。
由于其居无定所，分布地域广阔，所以从甘肃，到西汉水上游礼县大型聚落遗址、西和栏桥墓地的发现，再到陇东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的发现，这些遗址、墓地所代表的不同类型，反映了寺洼文化由西向东的发展变化历史。关于其族属，寺洼山类型，可能是三苗的一支迁至“三危”后的文化遗存，也就是“允姓之奸”的文化遗存，栏桥——徐家碾类型可能是犬戎的文化遗存。
年代最晚的九站类型，应该是脸犹的文化遗存，寺洼文化不是羌族的文化遗存，而是允姓之戎，也就是氏族的文化遗存。文王时与周人为敌的“脸犹”和穆王时所征伐的犬戎，可能都是葫芦河流域的犬戎，灭大骆之族的西戎就是犬雳印。西汉水流域寺洼文他遗址的密集发现，也可能就是大戎为代表的诸戎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考古发现证实与寺洼文化有直接接触的主要是西周文化，秦人作为周文化组成的一部分，是西汉水流域从先周文化晚期直到东周时期与寺洼文化交流的主要人群，但这种交流最初还处于原始的低层次，二者仅是居住区域的相邻，还没有发现在物质方面有密切的交流。2004年调查发现的二者文化遗物的分布，是有明显规律的，处于周秦遗址中心区的一个遗址的文化内涵，具有比较单纯的文化面貌，较少发现有对方文化的因素；从现有资料看，先周文化直到晚期才开始有了与寺洼文化的联系。
合水九站寺洼文化遗址的下层，发现有最晚的先周式罐、盆等陶器，刘家M49所出的双耳南带有寺洼扁，但还不好说就是典型的寺洼陶器，北吕等地的先周期墓出土的陶器，与寺洼文化的同类器相似，可以说明，两种文化存在过一些文化的交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其年代极晚，且范围不广，相互的影响度均很有限。西周早期寺洼文化己经接近周王朝势力的中心地区，在周原外围的宝鸡市附近就已出现寺洼文化的墓葬，或在西周早期墓葬内发现该文化的典型陶器马鞍形双耳罐等。
秦人在立国之前，虽然长期处于戎人的包围之中，但是由于受到了主流周文化的强烈影响，与戎人之间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还处于相对僵乏的状态，而从立国之后，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戎人的物质文化方面的代表性器物，才较多的出现在秦文化遗址之中，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这些融入秦人社会的戎人，仍然还保留着本民族的一些特点。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吴晓求等 | 中国资本市场：第三种模式（中）】（接上）（三）法制建设：从行政规范到依法治市
法制建设一直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点，其重要性随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的提升而不断加强。中国发展资本市场，采取行政规范先行的办法，并按照从无到有、由粗到细、先地方后全国的思路，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在资本市场的初创时期，率先形成的法律规范多服务于探索中的资本市场建设，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表现出“先发展、后规范”的特征。因此，初期形成的法律规范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与稳定性，呈现较浓的行政化与政策化色彩，有些规则之间甚至存在互相脱节和矛盾的问题。随着《证券法》的颁布与多次修订，中国资本市场法制建设已初步形成全方位的法律体系，涉及证券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并按照“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指导原则依法治市，处理的违规事件数日益增加（见图3），不断提升市场的法治水平。
然而，中国资本市场的法制和透明度建设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1）资本市场监管立法规范较为庞杂，且相关法律文件的法律位阶较低，缺乏上位法的支撑；（2）资本市场相关规范的制定过程存在透明度不足，例如大量的法律规范并非通过立法程序形成，授权立法存在被授权主体的规范性文件制定活动不符合立法的诸多要素等问题，缺乏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制度；（3）资本市场监管权力的运行缺乏一定的可预期性、透明度与制约性，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有关，监管者往往会承担更多的市场发展任务，被赋予更多的权威与权力，容易引发对资本市场活动予以“父爱主义”式的事先干预；（4）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的透明度建设不足，存在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参与主体单一、对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督力量匮乏等问题，且存在“信息堆积”现象，如内幕交易案件；（5）在为投资者提供高透明度的救济规范方面，有关投资者保护的制度安排仍有待完善。
（四）对外开放：从“走出去、引进来”到互联互通
无论早期推出的B股制度以及正式对外开放投资大门的QFII和RQFII制度，还是鼓励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和QDII制度，都是按照“引进来”或“走出去”的战略思路来运用外资发展经济，为企业发展提供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然而，这些开放制度都是单向的、管道式的，彼此之间是分割的、互不联系的。
随着“沪港通”和“深港通”相继实施，沪、深交易所与香港联合交易所建立起互联互通的双向开放机制。目前，通过陆股通机制进入内地市场的资本已经远超QFII的规模（见图4），既增强了股票市场流动性，又推动了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同时，在债券市场上，香港与内地通过“债券通”建立互联互通机制，“北向通”和“南向通”相继上线。此外，“沪伦通”“沪日通”等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互联互通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的一大步，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资本市场的扩大开放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监管者角色转换：从顶层制度设计者到市场秩序维护者
中国资本市场的各项制度不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慢慢形成的，而是适应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资本市场秩序，仅依赖市场短时间内自发形成是难以实现的。尽管法制约束和市场自律的有机融合对于市场秩序的实现极为重要，但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中国政府充分发挥了规则制定上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普遍适用性的优势，为资本市场的快速建立并初具规模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政府作为制度和规则的设计者、制定者，一方面表现出提供公共物品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公权力较大可能会出现“父爱主义”式干预。
随着金融结构、功能和风险的变化，资本市场监管的逻辑也会发生改变，由此推动监管模式的转变。在法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法制的威慑力和约束力日益显著，市场自律机制也随之慢慢形成，行政机制则将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交还给市场，更多地承担起市场合法秩序的维护者和监管者角色。中国证券化金融资产规模与占比（见图5）以及违法违规案件（见图3）的快速增长，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监管效率的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和监管方面发挥各自的优势。特别地，现代金融体系下的风险来源由资本不足为主演变为透明度与资本不足并存，相应地，监管模式从以资本监管为主向资本监管和透明度监管并重转变。透明度监管意味着监管重心后移，从事前、事中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
总之，中国资本市场在设立之初，就注重顶层设计的作用，与不同阶段的经济战略密切联系，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理念逐步推动市场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作为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较短、相对落后，在制度、功能、效率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以美国的注册制为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11年堪萨斯州制定的证券法即《蓝天法》和1933年美国联邦《证券法》，由此形成了双重注册制（沈朝晖，2011）。归根到底，中国资本市场存在诸多不足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尚未建立起一套全面且细致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以及配套的市场化监管体系，有待形成一个法制具有威慑力、执法严格公正、市场能够自律且互相监督的规范秩序。
法制建设一直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点，其重要性随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的提升而不断加强。中国发展资本市场，采取行政规范先行的办法，并按照从无到有、由粗到细、先地方后全国的思路，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在资本市场的初创时期，率先形成的法律规范多服务于探索中的资本市场建设，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表现出“先发展、后规范”的特征。因此，初期形成的法律规范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与稳定性，呈现较浓的行政化与政策化色彩，有些规则之间甚至存在互相脱节和矛盾的问题。随着《证券法》的颁布与多次修订，中国资本市场法制建设已初步形成全方位的法律体系，涉及证券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并按照“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指导原则依法治市，处理的违规事件数日益增加（见图3），不断提升市场的法治水平。
然而，中国资本市场的法制和透明度建设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1）资本市场监管立法规范较为庞杂，且相关法律文件的法律位阶较低，缺乏上位法的支撑；（2）资本市场相关规范的制定过程存在透明度不足，例如大量的法律规范并非通过立法程序形成，授权立法存在被授权主体的规范性文件制定活动不符合立法的诸多要素等问题，缺乏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制度；（3）资本市场监管权力的运行缺乏一定的可预期性、透明度与制约性，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有关，监管者往往会承担更多的市场发展任务，被赋予更多的权威与权力，容易引发对资本市场活动予以“父爱主义”式的事先干预；（4）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的透明度建设不足，存在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参与主体单一、对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督力量匮乏等问题，且存在“信息堆积”现象，如内幕交易案件；（5）在为投资者提供高透明度的救济规范方面，有关投资者保护的制度安排仍有待完善。
（四）对外开放：从“走出去、引进来”到互联互通
无论早期推出的B股制度以及正式对外开放投资大门的QFII和RQFII制度，还是鼓励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和QDII制度，都是按照“引进来”或“走出去”的战略思路来运用外资发展经济，为企业发展提供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然而，这些开放制度都是单向的、管道式的，彼此之间是分割的、互不联系的。
随着“沪港通”和“深港通”相继实施，沪、深交易所与香港联合交易所建立起互联互通的双向开放机制。目前，通过陆股通机制进入内地市场的资本已经远超QFII的规模（见图4），既增强了股票市场流动性，又推动了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同时，在债券市场上，香港与内地通过“债券通”建立互联互通机制，“北向通”和“南向通”相继上线。此外，“沪伦通”“沪日通”等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互联互通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的一大步，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资本市场的扩大开放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监管者角色转换：从顶层制度设计者到市场秩序维护者
中国资本市场的各项制度不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慢慢形成的，而是适应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资本市场秩序，仅依赖市场短时间内自发形成是难以实现的。尽管法制约束和市场自律的有机融合对于市场秩序的实现极为重要，但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中国政府充分发挥了规则制定上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普遍适用性的优势，为资本市场的快速建立并初具规模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政府作为制度和规则的设计者、制定者，一方面表现出提供公共物品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公权力较大可能会出现“父爱主义”式干预。
随着金融结构、功能和风险的变化，资本市场监管的逻辑也会发生改变，由此推动监管模式的转变。在法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法制的威慑力和约束力日益显著，市场自律机制也随之慢慢形成，行政机制则将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交还给市场，更多地承担起市场合法秩序的维护者和监管者角色。中国证券化金融资产规模与占比（见图5）以及违法违规案件（见图3）的快速增长，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监管效率的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和监管方面发挥各自的优势。特别地，现代金融体系下的风险来源由资本不足为主演变为透明度与资本不足并存，相应地，监管模式从以资本监管为主向资本监管和透明度监管并重转变。透明度监管意味着监管重心后移，从事前、事中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
总之，中国资本市场在设立之初，就注重顶层设计的作用，与不同阶段的经济战略密切联系，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理念逐步推动市场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作为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较短、相对落后，在制度、功能、效率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以美国的注册制为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11年堪萨斯州制定的证券法即《蓝天法》和1933年美国联邦《证券法》，由此形成了双重注册制（沈朝晖，2011）。归根到底，中国资本市场存在诸多不足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尚未建立起一套全面且细致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以及配套的市场化监管体系，有待形成一个法制具有威慑力、执法严格公正、市场能够自律且互相监督的规范秩序。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