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道# 太上道祖所著《道德经》一书，被道教奉为至上经典。历代以来，注解《道德经》的书籍不计其数。若要论及教门内的先圣所作注解，《老子想尔注》一书必定是最值得一提的文本。
顾名思义，《老子想尔注》篇名的意思是指这是一本一个叫想尔（想尔，是一位神仙的名讳）的神仙所做的《老子》注。而关于本书最早的流传者，历史上也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认为这本注解是天师张道陵留下来的，唐玄宗御制的《道德真经疏外传》、五代道士杜光庭作《道德真经广圣义》中均抱有此观点，其注云“三天法师张道陵所注”。同时，杜光庭还留下了“注者有尹喜《内解》、汉张道陵《想尔》、河上公《章句》”的言论，后世人作学问多引此说。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本注解的作者应该是祖天师的孙子张鲁，此观点在《传授经戒仪注诀》以及陶弘景的《登真隐诀》中均有体现。陶弘景云：“老子《道德经》，有玄师杨真人（即杨羲）手书张镇南古本，其所谓五千文者，有五千字也。数系师时经有四千九百九十九字，由来阙一，是作‘三十辐’应作‘卅辐’，盖从省易文耳，非正体矣。宗门真迹不存。今传五千文为正本，上、下二篇不分章。”这里提到，《道德经》流传到系师张鲁时期，原五千字问因把“三十辐”改作“卅辐”，故省略一字而成四千九百九十九字，这一改变与如今留存下来的《想尔注》敦煌残卷所载内容相同，故认为本书乃为张鲁所传。饶宗颐老先生作《老子想尔注校笺》，其提到敦煌十载写本卷末鲜明记有“系师定”的词语，但鉴于世人多把此功推崇于祖天师，所以老先生最后得出一个相对折中的结论，其认为：“当是张陵之说而鲁述之，或鲁作所而托始于陵，要为天师道一家之说。”
不论《想尔注》的真实作者究竟是谁，其作为早期天师道重要经典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天师道初立时期，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负有宣教任务的祭酒宣讲《老子》时用到的注释本即为《想尔注》。因此，《想尔注》便不单单是一本经注，或者是一本哲学与思想的论述，而是在其中附加了大量的宗教母题。《想尔注》最基本的中心离不开老子所言之“道”，其要求信徒信奉真道，奉守道诫，通过积功行之善与积自身之精，以达到内修外行、仙寿天福的境界。从道家哲学到宗教神学的演变，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想尔注》提出的“想尔九戒”。
《想尔注》中最中心的思想观点认为，宇宙自然中唯有道才是精诚专一的，，是具有清静自然、好生乐善的特性的，凡是以五斗米入道的人们就需要奉道而行，把达到所具有的特性运用到日常生活之中，以祈延年增寿、除灾得福。由此也就特别强调“守道诫”，即因循道的特性而制定的教门之规矩、戒律。“想尔九戒”中提出上中下三品共九条戒律：
上品戒文是：行无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动；
中品戒文是：行无名，行清静，行诸善；
下品戒文是：行无欲，行知止足，行推让。
如斯九戒，接是从《道德经》中提炼出来的修行要旨，以戒贪欲、守清静、贵慈、柔弱为要旨，希望信徒能从九戒中参悟到人生修行的道理。正一法师法语认为，能持上品戒者，可望位登仙班；能持中品戒者，可以延年益寿；能持下品戒者，可以避免夭伤。从无欲以安身，到无名以长生，再至无为以成圣成真，其实是实现了一个普通民众通过守此九戒而逐步回归真我的道家修行过程。当臻达于上品境界时，也就实现了老子所期望的“小国寡民”的终极社会政治理想。
众所周知，早期天师道设立二十四治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形态的，所以在推行《想尔注》以及用“想尔九戒”的思想来教化民众时，其实也包含了三代天师对理想治世的某种期望的。所谓戒律，其意义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安分守己乃至于不敢作为，更不是用某种带有恐吓性质的宗教思想来限制人们现世的行为，而是重在于规劝和引导，晓之于安身立命的道理，树立起符合大众利益的理想蓝图，从而才具有凝聚人心而共同努力的基础。这种思想也深刻地渗透于《想尔注》的章节词句中，其对《道德经》某些字句的改写也是为了更好地把道教所具有的济世利人、修身合道的思想传播开来。如《道德经》原文第16章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想尔注》改写为“公能生，生能天”，把“全”改为“生”（“乃”与“能”是所传版本差异，并非改写），意在说明能够以道的准则来行人生之事才可以实现如天一般的长生。其曰“俗人不能积善行，死便真死”，“人法道意，便能长久也”。
与原经文略有背离，这也是《想尔注》广受争议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宗教的纲领性内容，其所传达出来的修身理想与政治愿景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奉道诫，积着成功，积精成神，成神仙寿，以此为身宝矣”，倘若失去了教诫的作用，宗教的本真也将不复存在。
遗憾的是，这样一本具有济世利人意义的经典与其他很多道经在北周武帝时均被禁毁。而流传下来的敦煌残本经卷乃是六朝时期的钞本，且只留有第三章至三十章的内容，现仍藏于大英博物馆，这不得不说是道教乃至于中国历史上的莫大遗憾。
文：武当玄拙
来源：北京白云观
图源：网络资料
顾名思义，《老子想尔注》篇名的意思是指这是一本一个叫想尔（想尔，是一位神仙的名讳）的神仙所做的《老子》注。而关于本书最早的流传者，历史上也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认为这本注解是天师张道陵留下来的，唐玄宗御制的《道德真经疏外传》、五代道士杜光庭作《道德真经广圣义》中均抱有此观点，其注云“三天法师张道陵所注”。同时，杜光庭还留下了“注者有尹喜《内解》、汉张道陵《想尔》、河上公《章句》”的言论，后世人作学问多引此说。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本注解的作者应该是祖天师的孙子张鲁，此观点在《传授经戒仪注诀》以及陶弘景的《登真隐诀》中均有体现。陶弘景云：“老子《道德经》，有玄师杨真人（即杨羲）手书张镇南古本，其所谓五千文者，有五千字也。数系师时经有四千九百九十九字，由来阙一，是作‘三十辐’应作‘卅辐’，盖从省易文耳，非正体矣。宗门真迹不存。今传五千文为正本，上、下二篇不分章。”这里提到，《道德经》流传到系师张鲁时期，原五千字问因把“三十辐”改作“卅辐”，故省略一字而成四千九百九十九字，这一改变与如今留存下来的《想尔注》敦煌残卷所载内容相同，故认为本书乃为张鲁所传。饶宗颐老先生作《老子想尔注校笺》，其提到敦煌十载写本卷末鲜明记有“系师定”的词语，但鉴于世人多把此功推崇于祖天师，所以老先生最后得出一个相对折中的结论，其认为：“当是张陵之说而鲁述之，或鲁作所而托始于陵，要为天师道一家之说。”
不论《想尔注》的真实作者究竟是谁，其作为早期天师道重要经典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天师道初立时期，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负有宣教任务的祭酒宣讲《老子》时用到的注释本即为《想尔注》。因此，《想尔注》便不单单是一本经注，或者是一本哲学与思想的论述，而是在其中附加了大量的宗教母题。《想尔注》最基本的中心离不开老子所言之“道”，其要求信徒信奉真道，奉守道诫，通过积功行之善与积自身之精，以达到内修外行、仙寿天福的境界。从道家哲学到宗教神学的演变，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想尔注》提出的“想尔九戒”。
《想尔注》中最中心的思想观点认为，宇宙自然中唯有道才是精诚专一的，，是具有清静自然、好生乐善的特性的，凡是以五斗米入道的人们就需要奉道而行，把达到所具有的特性运用到日常生活之中，以祈延年增寿、除灾得福。由此也就特别强调“守道诫”，即因循道的特性而制定的教门之规矩、戒律。“想尔九戒”中提出上中下三品共九条戒律：
上品戒文是：行无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动；
中品戒文是：行无名，行清静，行诸善；
下品戒文是：行无欲，行知止足，行推让。
如斯九戒，接是从《道德经》中提炼出来的修行要旨，以戒贪欲、守清静、贵慈、柔弱为要旨，希望信徒能从九戒中参悟到人生修行的道理。正一法师法语认为，能持上品戒者，可望位登仙班；能持中品戒者，可以延年益寿；能持下品戒者，可以避免夭伤。从无欲以安身，到无名以长生，再至无为以成圣成真，其实是实现了一个普通民众通过守此九戒而逐步回归真我的道家修行过程。当臻达于上品境界时，也就实现了老子所期望的“小国寡民”的终极社会政治理想。
众所周知，早期天师道设立二十四治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形态的，所以在推行《想尔注》以及用“想尔九戒”的思想来教化民众时，其实也包含了三代天师对理想治世的某种期望的。所谓戒律，其意义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安分守己乃至于不敢作为，更不是用某种带有恐吓性质的宗教思想来限制人们现世的行为，而是重在于规劝和引导，晓之于安身立命的道理，树立起符合大众利益的理想蓝图，从而才具有凝聚人心而共同努力的基础。这种思想也深刻地渗透于《想尔注》的章节词句中，其对《道德经》某些字句的改写也是为了更好地把道教所具有的济世利人、修身合道的思想传播开来。如《道德经》原文第16章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想尔注》改写为“公能生，生能天”，把“全”改为“生”（“乃”与“能”是所传版本差异，并非改写），意在说明能够以道的准则来行人生之事才可以实现如天一般的长生。其曰“俗人不能积善行，死便真死”，“人法道意，便能长久也”。
与原经文略有背离，这也是《想尔注》广受争议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宗教的纲领性内容，其所传达出来的修身理想与政治愿景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奉道诫，积着成功，积精成神，成神仙寿，以此为身宝矣”，倘若失去了教诫的作用，宗教的本真也将不复存在。
遗憾的是，这样一本具有济世利人意义的经典与其他很多道经在北周武帝时均被禁毁。而流传下来的敦煌残本经卷乃是六朝时期的钞本，且只留有第三章至三十章的内容，现仍藏于大英博物馆，这不得不说是道教乃至于中国历史上的莫大遗憾。
文：武当玄拙
来源：北京白云观
图源：网络资料
何新逻辑学研究：“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图片
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白马非马”论的五重根
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
——维特根斯坦
图片
战国名辩学者、名家代表人物、孔门弟子公孙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语言及逻辑学家，也是最早的符号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论具有深刻的语言逻辑学和本体论涵义，兹剖析其涵义并略述如下：
1、指号白马不是生物的马
2、指号白马不是马的类群
3、指号白马不是个体的马
4、马的类群不是马的个体
5、白色马，即白色（指号）➕马（指号），作为复合的指号，不同于单一性指号的：白马
总而言之：
一、指号不同于真实对象。真实对象无法用指号表述，一切表述必然词不达意，强作表述即必然意味着曲解。
二、所以人类没有工具可以表述和认知真实的世界。在认知、表述和本体及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现实与表述的鸿沟。
以上命题和结论，与18世纪德国的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基本可以说相同。天下百虑，殊途同归。
所以，2千年前战国时期的赵国名辩哲人公孙龙的哲学，与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的哲学意义可以相通。
故公孙龙可称就是中国的康德，早生两千年。
20世纪的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又说：“语言分析的关键（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语言只是一种游戏。”因此“凡可言说的，言说”，“凡不可言说的，沉默。”
——他的困惑以及结论，与公孙龙哲学也具有相通的意义。
【附 录】
何新旧文：谈“玄”
…………（上略）
（二）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作为过程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过来人，以至当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万事皆空的人生虚幻性有所顿悟。
一位禅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然而，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意志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无始无终地永久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抑或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体”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被看作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界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体、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即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
因为人在肉体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受、感知、思维及语言[即：眼、耳、鼻、舌、身、意(识)、语(言）],从而感知以及介入于客体。
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为什么？
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人类的思维必须借助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系统（即语言）。
语言既是人类的认知工具，也是人类传递和表述信息的工具。人类发明了语言符号系统，而语言的元素是词。“词”，古代名家及墨、荀谓之“名”。就语言学意义言，词是“辞”。就逻辑学意义言，词是“概念”。就功能论，词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信息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必须使用一系列作为“名”即“词”的符号。借用佛家语，这个传递问题，就包含了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
（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诠”与“遮”的问题，包涵着指号（词）与语义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
例如：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的语义是多重的：
（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一些人物），
（2）或者仅指“哲学家”这个词。
前者对语义是“所指”，后者的语义则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某些悖论，往往就是由二者的混淆而发生的。
“哲学家”这个指号的涵义（包括内涵及外延）并不等价于“哲学家”这个人群，更不等于某位哲学家。
但在语言形式上，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作为指号）并不是指“哲学家”（作为一些人）以及某哲学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去描述那些“哲学家”（那些人）以及那个哲学家。因此，所谓“哲学家”（人）既是“哲学家”（指号），又不是“哲学家”。
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因此这里构成悖论，这个悖论也就是战国时的公孙龙所意识到以及所提出的著名悖论：“白马非马”。
（三）所以，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天下事，不说倒还明白，多说反而糊涂。
佛学所谓“诠”，就是语言符号，指号。所谓“遮”，就是模糊和歧义，就是矛盾和悖论。凡有“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质就“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表征本体。并且，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人类的语言具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都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因此，20世纪初的数理逻辑学界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设计和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工具语言，从而建立一种彻底无“遮”，即绝对定义清晰，不包涵任何歧义和模糊性的指号系统。
然而哥德尔后来用哥德尔定律证明了这种工具的不可能存在。①其论证复杂而繁琐。
其实，并不需要哥德尔那么繁琐的论证。孔子所著《易系辞》也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他说：“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些说法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性有关。
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任何“诠”只是语言游戏。他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包涵了很复杂的歧义语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至少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工具（逻辑工具）和表述工具（语言），本身先天地是有问题的。
因此，用任何语言和逻辑要作到完全透彻之无矛盾认知及表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正是19世纪康德哲学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上述这些理论。①
【①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其实，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近代哲学所谓“认识论”。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恰亦相通。
因此，可以说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②
【②孔子曰：“圣者，通也”。《尚书大传》郑玄注：“心明曰圣，圣者，通也。”通者，大智也。所谓内圣外王，王者，威也，敬也。所谓内圣外王的真义，即：内通，外敬，内智，外威。】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等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其实所谓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最高的“般若”境界，实归结于空。③
【③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黑格尔说：“古代哲学家曾把空虚理解为原动者。他们诚然已经知道推动者是否定的东西，但还没有了解它就是自身（SeIbst）。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
大智慧，就是看得破。大勇敢，就是“菩萨行。”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
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佛理调侃人生诸色而设喻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大寓言。
悟得人生皆虚空，可以少却多少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因为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求得到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④
【④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下略）】
【以上文字摘录于何新著作《谈“玄”》一文，原文曾经收入于何新著《哲学思考》（下卷）#生活碎片# https://t.cn/A6qKtegq
#鱼非我语的读书笔记[超话]# 武田晴人、关口熏著，刘峰译：《三菱财阀形成史》，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三菱是日本的财阀，它对于日本经济之影响，至今依然很大。那么，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在其过程中，日本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在近代对外关系中，又有怎样的作用？都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和思考！ https://t.cn/Rz1Eu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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