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件曜变天目盏，在日本被尊为国宝，难以一睹真容。但在中国，却有不少有心人，一直在努力复原曜变技艺，渴望重现那份超乎人间之美。其中，就有一个人，叫陆金喜。1996年，23岁的陆金喜，因为一个兔毫建盏入了行。拜师那天，师傅交给他一本静嘉堂出的书籍，叮嘱他：“一定要复原出宋代的曜变技艺。”在中国陶瓷器，建盏的曜变技艺是一个不解之谜，并曾被遗忘了百年之久。建盏，又称天目盏，产于福建建阳，兴于宋朝。那时宋人时兴斗茶，建盏属黑瓷，低调古朴，正好凸现汤花之细腻柔白。那时的工匠，会在其中烧出神奇绚丽的斑纹，如兔毫、油滴，甚至曜变。1998年，陆金喜第一次自己烧出了兔毫建盏，金毫丝丝，疏落有致。2000年，他又自己烧出了油滴盏，滴点饱满，釉斑光亮。但陆金喜心中，这还远远不够。在建盏界有这样的说法：“曜变斑建盏乃无上神品，值万匹绢；油滴斑建盏是第二重宝，值五千匹绢；兔毫盏值三千匹绢。”曜变，意为日出有曜，它最神秘的地方是两点，一是带有圆形斑点，二是斑点周围闪着幽蓝光彩。“古时候，仅有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才能烧出一只。”陆金喜说道。每一件曜变建盏，都是偶然天成，皆是举世无双。
四个故事告诉你：一切皆有因果！
- 1 - 先和大家说个发生在日本的真实故事：
有一位妈妈要到楼下买东西，她将两岁的孩子留在家里。她想：“下去一趟顶多十分钟，买完东西就上来，应该不会有事。”当她一到楼下，邻居跟她打招唿，她抬头一看，看见自己的孩子爬出窗户，一个不小心，孩子掉了下来。当时她穿着高跟鞋而且又穿着裙子，惊叫了一声，便不顾一切冲了过去，像飞的一样，双手一把接住了儿子。虽然稍微有受伤，但却救到了自己的儿子。
后来消防人员赶过来，大家很纳闷，这妈妈是怎么办到的？有十楼高呢！于是，大家做了个实验，跟她借了一个枕头，一样从十楼扔下来，消防人员找来优秀的队员从另一头开始跑，看看是否接得到？结果没有一个人办得到。
其实，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这就叫做母爱的力量。而佛菩萨就有这种母爱的力量，这叫做真爱：忘记自己，只想到对方，于是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力量。
我们凡夫心，塬本不可能帮助众生，但若是我们发了大心，佛菩萨就会加持我们。
- 2 - 从前鲁国的国王很爱打猎，有一次他带着一位大臣，叫秦西巴，一起去打猎。
在围捕动物的过程中抓到一只小鹿。国王很高兴，叫这个秦西巴赶快将小鹿抱起来，带回皇宫送给王子。秦先生抱着这一只小鹿在回皇宫的路上，有一只母鹿紧紧跟在后面。他心想：一定是这一只小鹿的妈妈。一看，母鹿掉眼泪了，很急呀！一直跟着。秦西巴起了慈悲心，心里想：放走小鹿吧！但是一放走它，回去一定挨骂，搞不好还被处罚，心里很挣扎，但是他看见母鹿那种心急的样子，再也顾不了那么多，一念慈心就把它给放了。
晚上国王回来了，想到这件事情就去问儿子：“爸爸请那位秦西巴抓一只小鹿给你，有没有啊？”小王子说：“没有啊！哪有小鹿？”国王非常生气，将秦西巴找来问罪，而且立刻将他革职查办。
事情过了一年，小王子慢慢长大了，必须找一位老师，但怎么找都不满意，大王就想到一个人，那位秦西巴应该不错，既然对小鹿这么有爱心，让他来教我孩子，一定有前途。因此又派人将秦西巴请回来，给他更高的官位跟薪水，让他作小王子的老师。
所以，放走鹿虽然被处罚，但这种慈悲心终究得到了国王的认同，这就叫做真爱的力量，也是作善事必定会有的感应。
如同中国人常说的：“地球是圆的”，你怎么对待别人，最后一定会回报在你身上，这就是佛教讲的“业力不可思议”。
- 3 - 有个少年人很爱生气，脾气很坏。
有一天他去找老和尚诉苦：“老和尚！别人一直要惹我，我实在忍受不住！怎么办呢？”老和尚说：“少年人，去拿个杯子，顺便抓一把盐来。”老和尚又告诉他：“来，将盐巴放在杯里搅一搅，你喝看看。”少年喝下去之后说：“师父！这么咸怎么喝啊？”和尚说：“是你自己心胸狭窄，脾气又坏，就像掺了盐巴的水一样，味道又苦又咸。来，你现在再抓更大把的盐，放到湖水搅一搅，再拿一些水来喝看看！”他说：“师父！不用喝也知道，一定是不咸的，湖那么大，我放再多盐巴，水也不会咸的。”
老和尚说了：“盐巴代表众生给你的压力，你的心如果小小的像个杯子，那一杯水永远是咸的。但如果你生命的容量够大，即使再多的盐巴丢下去，也不会觉得咸，所以不能怪别人惹你，要怪自己啊！生命的容量太狭小了。”
所以，爱生气的人不要想改变别人，而要改变自己的心量。对方伤害你，是他不了解因果，你何必怪对方。
- 4 - 有一个小朋友很爱狗，每天都去狗店看狗。有一天，卖狗的老板写了个“小狗待售”牌子；他一看，小狗要卖！好高兴哟！
于是他问老板：“老板、老板，一只多少钱？”
“小狗一只两千。”
小朋友想，虽然没那么多钱，看看也好。“可以叫出来看看吗？”小朋友问老板。
老板一叫：“路路！路路！”母狗立刻带着五只小狗跑出来，小狗后面还有一只小狗，脚一跛一跛的，慢慢靠过来。
老板说：“这只小狗搞不好养不大，就算养大了，一辈子也不会跳、不会跑。”
“你要那一只做什么？若你想要，我送你好了。”老板接着说。
“不！既然一只要两千，我现在先给你两百块，以后每个月给你两百块，我一定会把两千元补满。”
老板心想：“这小孩怎么那么奇怪？我明明要送他，他还不要，而且一定要这只断腿的，有什么意义？”
小朋友说到这里，将他的裤管折了起来，老板看了吓一跳，原来他的左脚也装了义肢。
他告诉老板说：“我为什么喜欢这一只狗呢？因为这只小狗必须找个了解它痛苦的主人来保护它，而我也断了一只脚，所以我知道它的痛苦。”
我们在这世间所遭受的痛苦，即是发慈悲心最佳的助缘。大乘佛法说：化痛苦为道用。要将苦当作你修道最好的助缘，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体悟的。
佛说：一切皆有因果，一切皆有磨难。在生活中，因果无处不存在，我们在生活工作中，难免有不如意的事，只有长存一颗善心，生活中的福报就自然的多了。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 1 - 先和大家说个发生在日本的真实故事：
有一位妈妈要到楼下买东西，她将两岁的孩子留在家里。她想：“下去一趟顶多十分钟，买完东西就上来，应该不会有事。”当她一到楼下，邻居跟她打招唿，她抬头一看，看见自己的孩子爬出窗户，一个不小心，孩子掉了下来。当时她穿着高跟鞋而且又穿着裙子，惊叫了一声，便不顾一切冲了过去，像飞的一样，双手一把接住了儿子。虽然稍微有受伤，但却救到了自己的儿子。
后来消防人员赶过来，大家很纳闷，这妈妈是怎么办到的？有十楼高呢！于是，大家做了个实验，跟她借了一个枕头，一样从十楼扔下来，消防人员找来优秀的队员从另一头开始跑，看看是否接得到？结果没有一个人办得到。
其实，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这就叫做母爱的力量。而佛菩萨就有这种母爱的力量，这叫做真爱：忘记自己，只想到对方，于是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力量。
我们凡夫心，塬本不可能帮助众生，但若是我们发了大心，佛菩萨就会加持我们。
- 2 - 从前鲁国的国王很爱打猎，有一次他带着一位大臣，叫秦西巴，一起去打猎。
在围捕动物的过程中抓到一只小鹿。国王很高兴，叫这个秦西巴赶快将小鹿抱起来，带回皇宫送给王子。秦先生抱着这一只小鹿在回皇宫的路上，有一只母鹿紧紧跟在后面。他心想：一定是这一只小鹿的妈妈。一看，母鹿掉眼泪了，很急呀！一直跟着。秦西巴起了慈悲心，心里想：放走小鹿吧！但是一放走它，回去一定挨骂，搞不好还被处罚，心里很挣扎，但是他看见母鹿那种心急的样子，再也顾不了那么多，一念慈心就把它给放了。
晚上国王回来了，想到这件事情就去问儿子：“爸爸请那位秦西巴抓一只小鹿给你，有没有啊？”小王子说：“没有啊！哪有小鹿？”国王非常生气，将秦西巴找来问罪，而且立刻将他革职查办。
事情过了一年，小王子慢慢长大了，必须找一位老师，但怎么找都不满意，大王就想到一个人，那位秦西巴应该不错，既然对小鹿这么有爱心，让他来教我孩子，一定有前途。因此又派人将秦西巴请回来，给他更高的官位跟薪水，让他作小王子的老师。
所以，放走鹿虽然被处罚，但这种慈悲心终究得到了国王的认同，这就叫做真爱的力量，也是作善事必定会有的感应。
如同中国人常说的：“地球是圆的”，你怎么对待别人，最后一定会回报在你身上，这就是佛教讲的“业力不可思议”。
- 3 - 有个少年人很爱生气，脾气很坏。
有一天他去找老和尚诉苦：“老和尚！别人一直要惹我，我实在忍受不住！怎么办呢？”老和尚说：“少年人，去拿个杯子，顺便抓一把盐来。”老和尚又告诉他：“来，将盐巴放在杯里搅一搅，你喝看看。”少年喝下去之后说：“师父！这么咸怎么喝啊？”和尚说：“是你自己心胸狭窄，脾气又坏，就像掺了盐巴的水一样，味道又苦又咸。来，你现在再抓更大把的盐，放到湖水搅一搅，再拿一些水来喝看看！”他说：“师父！不用喝也知道，一定是不咸的，湖那么大，我放再多盐巴，水也不会咸的。”
老和尚说了：“盐巴代表众生给你的压力，你的心如果小小的像个杯子，那一杯水永远是咸的。但如果你生命的容量够大，即使再多的盐巴丢下去，也不会觉得咸，所以不能怪别人惹你，要怪自己啊！生命的容量太狭小了。”
所以，爱生气的人不要想改变别人，而要改变自己的心量。对方伤害你，是他不了解因果，你何必怪对方。
- 4 - 有一个小朋友很爱狗，每天都去狗店看狗。有一天，卖狗的老板写了个“小狗待售”牌子；他一看，小狗要卖！好高兴哟！
于是他问老板：“老板、老板，一只多少钱？”
“小狗一只两千。”
小朋友想，虽然没那么多钱，看看也好。“可以叫出来看看吗？”小朋友问老板。
老板一叫：“路路！路路！”母狗立刻带着五只小狗跑出来，小狗后面还有一只小狗，脚一跛一跛的，慢慢靠过来。
老板说：“这只小狗搞不好养不大，就算养大了，一辈子也不会跳、不会跑。”
“你要那一只做什么？若你想要，我送你好了。”老板接着说。
“不！既然一只要两千，我现在先给你两百块，以后每个月给你两百块，我一定会把两千元补满。”
老板心想：“这小孩怎么那么奇怪？我明明要送他，他还不要，而且一定要这只断腿的，有什么意义？”
小朋友说到这里，将他的裤管折了起来，老板看了吓一跳，原来他的左脚也装了义肢。
他告诉老板说：“我为什么喜欢这一只狗呢？因为这只小狗必须找个了解它痛苦的主人来保护它，而我也断了一只脚，所以我知道它的痛苦。”
我们在这世间所遭受的痛苦，即是发慈悲心最佳的助缘。大乘佛法说：化痛苦为道用。要将苦当作你修道最好的助缘，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体悟的。
佛说：一切皆有因果，一切皆有磨难。在生活中，因果无处不存在，我们在生活工作中，难免有不如意的事，只有长存一颗善心，生活中的福报就自然的多了。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特稿·傲慢与偏见：谁制造了“中国威胁论”# 【“八国联军”中的绝对主力：日本如何将“黄祸”形象嫁祸中国】
今天的日本，日元最大面值（10000日元）的正面头像并不是日本天皇，而是一个叫福泽谕吉（1835-1901）的人。福泽谕吉被看作是“日本近代的启蒙者”“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对日本影响极深。他在明治维新时期提出过一个口号，那就是著名的“脱亚入欧”。从那时起，“脱亚入欧”成为日本人不择手段为之奋斗的目标。
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成功，为其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但也遭到了各国特别是西方列强的普遍孤立。正如前文所说，这不是因为列强善心大发，而是实实在在威胁了各国的在华利益。为了对抗西方列强，日本首先想到的就是“联合”中国，但是联合的前提是先“征服中国”。
当时日本军界和政界，“兴亚主义者”比比皆是，并出现了一大批名为研究中国问题，实为间谍的“中国通”。著名的学者型间谍、曾因谍报工作成效卓著而受到明治天皇破格接见的宗方小太郎，在提交给日本最高当局的战略分析《对华迩言》中，就将日本侵华看作是联合中国抗击西方的必要步骤，提出了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中国屈服后再假以时日“在不知不觉间使彼感觉有与我（日本）联合之必要”，最后则可以共同对抗西方。
1900年前后爆发的义和团事件，为日本跻身列强行列提供了绝好机会。据史料，在侵华的“八国联军”中，日本共派出战舰20艘（联军共56艘），海军陆战队及陆军20840人（联军共54330人），成为“八国联军”中绝对的主力，伤亡也最为惨重。不仅如此，据西方的史料，占领北京后，日军“军纪”是联军中最好的，日军占领区也最先恢复商业。而在局势平息后，日本的撤军速度也是最快的。
日本此举，一方面将“黄祸”形象成功地嫁祸给中国，转移了西方列强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向世界展现了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极大地缓和了西方各国对它的猜疑，为不久之后的日俄战争（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战争，以沙俄失败而告终）营造了良好的国际氛围。
在接下来争夺中国东北权益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更是用尽伎俩，巧舌如簧般动用宣传机器为战争服务。前首相大隈重信为了把西方强加的“黄祸”帽子掷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不惜统战中国。
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详细地研究了形势，认为无论从战略上还是策略上，除了用正面战场之外，还必须开辟用笔杆子征战的第二战场：全力对付西方必然兴起的“黄祸论”攻势。以柏林为中转中心的日本宣传网，一方面用西方的方式、角度和内容撰写了大量为日本辩护的“新闻通稿”，另一方面不惜重金换取版面宣传日本。路透社、美联社以及各大报甚至争夺这笔“生意”。当日本认为对俄决战无可避免时，迅速任命了日本的资深外交官、法学家末松谦澄进驻欧洲，负责这场宣传战，并且向末松保证，他将获得国库财力的全力支持。
据日本外交档案，1903年12月30日内阁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如何在战时应对“黄祸论”。内阁坚信，对俄作战必然激起白人社会的“黄祸论”，因此，必须确保中国的中立地位，一旦中日联手抗俄，德法等国必将进行干涉。而在1904年2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俄国将通过鼓动“黄祸论”，来获得欧洲的支持。日本内阁给末松谦澄的外宣任务十分明确：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了日本的作战目的只是遏制俄国的扩张；全力阻止“黄祸论”的再度爆发；确保中国保持严格中立，以免刺激欧洲更强的敌意；向西方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包括军事改革所给予的援助，都是有利于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针对西方。
为了给自己“正名”，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后出任国际联盟秘书长的新渡户稻造在美国出版了日本论名著《武士道》，以通俗晓畅的英文，谱写了一曲高亢的东洋文化的赞美诗，好评如潮，据说连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都特意买来分赠友人。
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却在战后不久无耻地宣称，与俄国开战是为了整个东亚的安全，日本以巨大的牺牲阻止了俄国入侵，中国应报答日本，不仅应无条件地同意将俄国在东三省南部的权益让予日本，而且还要给日本以《日俄和约》规定之外的其他特权。清政府谈判代表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直隶总督袁世凯据理力争，但在日本重兵压境下，无奈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此，中日开始了又一轮更为长久的纷争，日本的野心越来越大，抗日战争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中国在西方各国眼里依然是“东亚病夫”（最早为“东方病夫”，出自英国人在上海主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于1896年10月登载的一篇文章，作者为英国人）和“睡狮”，正是这一点，不断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从所谓的“满蒙生命线”到“三个月占领中国”，再到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何止是“威胁”，更是蓄意的赤裸裸的侵略和无尽的惨无人道的伤害。
幸好，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彻底打跑了日本侵略者，日本也自食了战争的恶果。直到今天，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在某些世界大国双重标准的纵容下，都没有彻底反思战争罪行，不断在和平发展时期渲染“中国威胁论”，其目的无非就是修改和平宪法，通过强化军事同盟来走扩军的老路，企图改变战后制定的和平发展秩序。
还需要指出的是，如今海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考证和研究，使我们越来越能够接近历史的真相。“这些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古希腊文明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的古埃及；第二，欧洲 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主要动力之一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治理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文官制度’等均来源于中国。由此，‘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谬误百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张维为《中国超越》）(文/南晨)
今天的日本，日元最大面值（10000日元）的正面头像并不是日本天皇，而是一个叫福泽谕吉（1835-1901）的人。福泽谕吉被看作是“日本近代的启蒙者”“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对日本影响极深。他在明治维新时期提出过一个口号，那就是著名的“脱亚入欧”。从那时起，“脱亚入欧”成为日本人不择手段为之奋斗的目标。
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成功，为其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但也遭到了各国特别是西方列强的普遍孤立。正如前文所说，这不是因为列强善心大发，而是实实在在威胁了各国的在华利益。为了对抗西方列强，日本首先想到的就是“联合”中国，但是联合的前提是先“征服中国”。
当时日本军界和政界，“兴亚主义者”比比皆是，并出现了一大批名为研究中国问题，实为间谍的“中国通”。著名的学者型间谍、曾因谍报工作成效卓著而受到明治天皇破格接见的宗方小太郎，在提交给日本最高当局的战略分析《对华迩言》中，就将日本侵华看作是联合中国抗击西方的必要步骤，提出了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中国屈服后再假以时日“在不知不觉间使彼感觉有与我（日本）联合之必要”，最后则可以共同对抗西方。
1900年前后爆发的义和团事件，为日本跻身列强行列提供了绝好机会。据史料，在侵华的“八国联军”中，日本共派出战舰20艘（联军共56艘），海军陆战队及陆军20840人（联军共54330人），成为“八国联军”中绝对的主力，伤亡也最为惨重。不仅如此，据西方的史料，占领北京后，日军“军纪”是联军中最好的，日军占领区也最先恢复商业。而在局势平息后，日本的撤军速度也是最快的。
日本此举，一方面将“黄祸”形象成功地嫁祸给中国，转移了西方列强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向世界展现了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极大地缓和了西方各国对它的猜疑，为不久之后的日俄战争（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战争，以沙俄失败而告终）营造了良好的国际氛围。
在接下来争夺中国东北权益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更是用尽伎俩，巧舌如簧般动用宣传机器为战争服务。前首相大隈重信为了把西方强加的“黄祸”帽子掷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不惜统战中国。
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详细地研究了形势，认为无论从战略上还是策略上，除了用正面战场之外，还必须开辟用笔杆子征战的第二战场：全力对付西方必然兴起的“黄祸论”攻势。以柏林为中转中心的日本宣传网，一方面用西方的方式、角度和内容撰写了大量为日本辩护的“新闻通稿”，另一方面不惜重金换取版面宣传日本。路透社、美联社以及各大报甚至争夺这笔“生意”。当日本认为对俄决战无可避免时，迅速任命了日本的资深外交官、法学家末松谦澄进驻欧洲，负责这场宣传战，并且向末松保证，他将获得国库财力的全力支持。
据日本外交档案，1903年12月30日内阁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如何在战时应对“黄祸论”。内阁坚信，对俄作战必然激起白人社会的“黄祸论”，因此，必须确保中国的中立地位，一旦中日联手抗俄，德法等国必将进行干涉。而在1904年2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俄国将通过鼓动“黄祸论”，来获得欧洲的支持。日本内阁给末松谦澄的外宣任务十分明确：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了日本的作战目的只是遏制俄国的扩张；全力阻止“黄祸论”的再度爆发；确保中国保持严格中立，以免刺激欧洲更强的敌意；向西方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包括军事改革所给予的援助，都是有利于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针对西方。
为了给自己“正名”，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后出任国际联盟秘书长的新渡户稻造在美国出版了日本论名著《武士道》，以通俗晓畅的英文，谱写了一曲高亢的东洋文化的赞美诗，好评如潮，据说连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都特意买来分赠友人。
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却在战后不久无耻地宣称，与俄国开战是为了整个东亚的安全，日本以巨大的牺牲阻止了俄国入侵，中国应报答日本，不仅应无条件地同意将俄国在东三省南部的权益让予日本，而且还要给日本以《日俄和约》规定之外的其他特权。清政府谈判代表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直隶总督袁世凯据理力争，但在日本重兵压境下，无奈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此，中日开始了又一轮更为长久的纷争，日本的野心越来越大，抗日战争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中国在西方各国眼里依然是“东亚病夫”（最早为“东方病夫”，出自英国人在上海主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于1896年10月登载的一篇文章，作者为英国人）和“睡狮”，正是这一点，不断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从所谓的“满蒙生命线”到“三个月占领中国”，再到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何止是“威胁”，更是蓄意的赤裸裸的侵略和无尽的惨无人道的伤害。
幸好，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彻底打跑了日本侵略者，日本也自食了战争的恶果。直到今天，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在某些世界大国双重标准的纵容下，都没有彻底反思战争罪行，不断在和平发展时期渲染“中国威胁论”，其目的无非就是修改和平宪法，通过强化军事同盟来走扩军的老路，企图改变战后制定的和平发展秩序。
还需要指出的是，如今海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考证和研究，使我们越来越能够接近历史的真相。“这些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古希腊文明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的古埃及；第二，欧洲 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主要动力之一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治理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文官制度’等均来源于中国。由此，‘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谬误百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张维为《中国超越》）(文/南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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