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考古发现# ，#5300年前# ！】为持续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位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双槐树遗址连续进行了考古工作，近来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
经考古勘探发掘和科学测年确认，双槐树遗址是一处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多位知名考古学家现场实地考察和研讨论证，认为双槐树遗址为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
双槐树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遗址被三重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发现有对外通道。内壕周长约1000米，上口宽约7.5米，深6.15米。发现有疑似吊桥的内壕出口遗迹。中壕周长约1500余米，上口宽30.5米，深9米。在其北部发现有宽达10米的道路出口。外壕残存周长约1600余米，上口宽17.2米，深10.5米。在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外壕出口的道路各一条。宽大的壕沟显然具有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
大型中心居址区位于内环壕的北部正中。在居址南部修建有两道围墙，主体长约370多米，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结构，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两道墙体在中心居址的东南端呈拐直角相连接，在拐弯处和东端35米距离范围内各发现门道1处，两处门道位置明显错位，形成较为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
此区域内目前发现4排带有巷道的大型房址，房址之间建有通道；房址前均分布有两排间距、直径基本一致的柱洞，应为房屋前的廊柱遗存。特别是第二排中间的房址F12，面积达220平方米，在房子的前面发现了以9个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在建筑中心发现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位置在北斗九星上端，北极附近。
大型夯土基址。该基址位于内壕中部，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该基址建设使用具有相当的时间跨度，其中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有2400多平方米，第三层有一座建筑基础面阔竟达15间。
大型版筑遗迹夯土保存较好，部分夯土厚度达2米多，残存的夯土最宽处仍有9米左右，已发现的部分长度达100多米。该遗迹采用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土木工艺法式——版筑法。该版筑遗迹与大型夯土基址的具体关联为何，值得下一步发掘工作高度关注。
遗址内发现3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分布在遗址西北部、内环壕内侧、外壕与中壕之间3个区域，均呈排状分布。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这批墓葬是目前已知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布局结构最为完整、最具规划性的墓葬区。
墓葬区内发现夯土祭台遗迹3处。特别是第二区祭坛，是该遗址3座祭坛面积最大的。其位于整个遗址的中轴线，该遗址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墓葬均位于这一夯土祭台附近，从土台上有两个柱础等现象判断，祭坛上原来可能埋藏有两个高大木柱。
为探索夏商周宫室制度源头提供早期关键资料
三重环壕组成的严密防御设施，在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繁荣时期共存，连同融合北斗九星图案的重要建筑等遗迹，表明双槐树人在聚落布局中高度重视礼仪化设计思维，可能并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观。
双槐树遗址连附近青台遗址的“北斗九星”大型遗迹及有关建筑，既是科学的天文遗迹，也明显具有特殊的人文含义。这些高等级的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应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
双槐树遗址还出土有我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它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与青台遗址、汪沟村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从事养蚕缫丝。这一时期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并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从这一角度讲，位于黄河流域中心的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巨型中心居址，其规模、布局结构和相关建筑的礼仪性质也都已初具中国文明化社会早期大型宫室建筑的特征。
大型夯土基址，面积巨大，多次建设使用。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是目前国内同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单座建筑基础。位于第三层的面阔15开间的大型建筑则已初步具备了大型宫殿建筑的特征。
这些重大发现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大型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早期关键资料。
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具有防御功能的围墙及两处位置错位分布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防御性设计，构成我国古代都城颇具特色的城门防御性设施——瓮城的雏形，对于研究城市这一古代文明构成标志性要素的发展变化过程和历史，具有重大价值。
墓葬区内发现的大型夯土祭坛遗迹，连同青台的祭天坛台，是目前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首次发现。不仅让我们首次看到黄河流域古人祭坛的实物，更利于加强中原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边区域在祭坛文化以至高层礼仪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也利于从更高层面和更广地域探讨中国古代精神层面的多元一体化问题。
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的一把钥匙
双槐树遗址重要考古发现，成为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的一把关键钥匙，为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高标准建设黄河文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面讲好仰韶文化、黄河文化故事，系统展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延续不断的特点，提供了重要和基础性的学术支撑。
双槐树遗址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秦王寨、伏羲台和洛阳的苏羊、土门、妯娌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政治文明核心聚落群和唯一的大型城址群。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距今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也以考古学的实证材料表明在距今5300年前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双槐树遗址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表明，以其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发展模式”，崇尚中心和文化包容、重视军权、王权，重视民生，重视农桑，重视人口发展、重视发展生产力、追求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更多地投入社会再生产。这一模式的主体在后代被主流政治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为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
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性思维，具有引领性的文明发展模式，规模宏大的高等级建筑，严谨有序的聚落布局，中国地理中心最早城市群中的核心位置等，双槐树遗址考古发现所表现的这些内涵，尤其是其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尤其是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思想的高度关联，以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袭和发扬。
经考古勘探发掘和科学测年确认，双槐树遗址是一处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多位知名考古学家现场实地考察和研讨论证，认为双槐树遗址为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
双槐树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遗址被三重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发现有对外通道。内壕周长约1000米，上口宽约7.5米，深6.15米。发现有疑似吊桥的内壕出口遗迹。中壕周长约1500余米，上口宽30.5米，深9米。在其北部发现有宽达10米的道路出口。外壕残存周长约1600余米，上口宽17.2米，深10.5米。在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外壕出口的道路各一条。宽大的壕沟显然具有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
大型中心居址区位于内环壕的北部正中。在居址南部修建有两道围墙，主体长约370多米，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结构，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两道墙体在中心居址的东南端呈拐直角相连接，在拐弯处和东端35米距离范围内各发现门道1处，两处门道位置明显错位，形成较为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
此区域内目前发现4排带有巷道的大型房址，房址之间建有通道；房址前均分布有两排间距、直径基本一致的柱洞，应为房屋前的廊柱遗存。特别是第二排中间的房址F12，面积达220平方米，在房子的前面发现了以9个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在建筑中心发现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位置在北斗九星上端，北极附近。
大型夯土基址。该基址位于内壕中部，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该基址建设使用具有相当的时间跨度，其中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有2400多平方米，第三层有一座建筑基础面阔竟达15间。
大型版筑遗迹夯土保存较好，部分夯土厚度达2米多，残存的夯土最宽处仍有9米左右，已发现的部分长度达100多米。该遗迹采用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土木工艺法式——版筑法。该版筑遗迹与大型夯土基址的具体关联为何，值得下一步发掘工作高度关注。
遗址内发现3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分布在遗址西北部、内环壕内侧、外壕与中壕之间3个区域，均呈排状分布。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这批墓葬是目前已知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布局结构最为完整、最具规划性的墓葬区。
墓葬区内发现夯土祭台遗迹3处。特别是第二区祭坛，是该遗址3座祭坛面积最大的。其位于整个遗址的中轴线，该遗址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墓葬均位于这一夯土祭台附近，从土台上有两个柱础等现象判断，祭坛上原来可能埋藏有两个高大木柱。
为探索夏商周宫室制度源头提供早期关键资料
三重环壕组成的严密防御设施，在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繁荣时期共存，连同融合北斗九星图案的重要建筑等遗迹，表明双槐树人在聚落布局中高度重视礼仪化设计思维，可能并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观。
双槐树遗址连附近青台遗址的“北斗九星”大型遗迹及有关建筑，既是科学的天文遗迹，也明显具有特殊的人文含义。这些高等级的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应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
双槐树遗址还出土有我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它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与青台遗址、汪沟村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从事养蚕缫丝。这一时期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并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从这一角度讲，位于黄河流域中心的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巨型中心居址，其规模、布局结构和相关建筑的礼仪性质也都已初具中国文明化社会早期大型宫室建筑的特征。
大型夯土基址，面积巨大，多次建设使用。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是目前国内同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单座建筑基础。位于第三层的面阔15开间的大型建筑则已初步具备了大型宫殿建筑的特征。
这些重大发现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大型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早期关键资料。
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具有防御功能的围墙及两处位置错位分布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防御性设计，构成我国古代都城颇具特色的城门防御性设施——瓮城的雏形，对于研究城市这一古代文明构成标志性要素的发展变化过程和历史，具有重大价值。
墓葬区内发现的大型夯土祭坛遗迹，连同青台的祭天坛台，是目前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首次发现。不仅让我们首次看到黄河流域古人祭坛的实物，更利于加强中原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边区域在祭坛文化以至高层礼仪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也利于从更高层面和更广地域探讨中国古代精神层面的多元一体化问题。
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的一把钥匙
双槐树遗址重要考古发现，成为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的一把关键钥匙，为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高标准建设黄河文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面讲好仰韶文化、黄河文化故事，系统展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延续不断的特点，提供了重要和基础性的学术支撑。
双槐树遗址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秦王寨、伏羲台和洛阳的苏羊、土门、妯娌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政治文明核心聚落群和唯一的大型城址群。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距今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也以考古学的实证材料表明在距今5300年前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双槐树遗址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表明，以其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发展模式”，崇尚中心和文化包容、重视军权、王权，重视民生，重视农桑，重视人口发展、重视发展生产力、追求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更多地投入社会再生产。这一模式的主体在后代被主流政治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为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
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性思维，具有引领性的文明发展模式，规模宏大的高等级建筑，严谨有序的聚落布局，中国地理中心最早城市群中的核心位置等，双槐树遗址考古发现所表现的这些内涵，尤其是其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尤其是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思想的高度关联，以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袭和发扬。
又到年根儿。乔杉记得最深刻的一次春节，是第一次上春晚的那年。
做演员、从事喜剧，是他现在的职业，也是父亲曾经最大的爱好。节目演完后，他从北京回到家乡哈尔滨，到父亲墓前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
“那其实是最开心的一天，也是最不开心的一天。”
今天的#会员听点啥# ，听乔杉做客大咖说节目，回忆他记忆中的年夜饭，聊聊小时候过年和现在过年有什么不同？年夜饭和平时的美食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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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中国考古学“哥德巴赫猜想”——跨越60年的夏朝探寻】公元前21世纪，古史传说中夏王朝的开始。公元后21世纪，夏朝的存在终于得到证实。
“对中国考古学而言，夏的存在长期被视为‘哥德巴赫猜想’。如今考古、文献史学、测年技术等多学科证据使猜想冲破迷雾，夏朝从传说迈入信史阶段。”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
寻找夏墟
1959年4月，71岁的史学家徐旭生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南、山西一带寻找夏文化遗迹。中国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目标的田野考古就这样开始。
“考古大发现大多出于偶然，但二里头遗址是个例外。”曾长期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说，正是在徐旭生寻找夏墟之行中，不断带给世人惊喜的二里头遗址被发现了。
大禹治水、禹划九州、禹征三苗……这些深植于中华民族记忆中的故事，究竟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长期以来，夏存在于后世文献的记载和民间传颂中，始终缺乏足够的考古证据。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兴起的疑古思潮，更是对夏的存在提出诸多疑问。
“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针对学界争论，1924年发表的《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中提出倡议。
安阳殷墟考古证实了司马迁笔下的殷商历史，令史学界大受鼓舞，寻找夏墟被提上日程。徐旭生率先奔向传说中夏朝城市最集中的地区，即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
经过1个多月密集考察，徐旭生发现了20余处遗址和自仰韶时期至汉代的陶片、石器等遗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村的一处遗址。
“60年来，二里头遗址发掘总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发现了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都邑中心区主干道网以及官营作坊等重要遗迹，出土文物数万件，成为寻找早期王朝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许宏说。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为我们展现了夏王朝的社会生活图景，让曾被认为是虚构的历史变成真实可信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刚刚建成开放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使人们得以初步领略这处王朝大都的辉煌气象，随着发掘研究的深入，夏王朝的面貌会更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学界认为，二里头文化与古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在地域和文化上非常接近。二里头遗址宏大的规模、丰富的遗存，让我们依稀看到了曾经辉煌荣耀的王朝气象。随着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等重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逐渐为我们勾勒出夏王朝时期的文化面貌。
“至此可以作出论断，由文献史学、考古学、测年技术科学等学科合作研究的结果证实：中国历史上的夏朝是客观存在的，夏史是基本可信的。”李伯谦说，这个论断已成为学术界共识，也被了解考古材料最新进展的国际学者普遍接纳。
漫步二里头遗址，以二里头台地为意象设计的博物馆，瞬间将人的思绪拉回3000多年前威仪四方的夏代都邑。青铜器、陶器、玉器、绿松石器等2000余件藏品，以及复原展示的宫殿遗址、城市主干道网和古洛河景观，以冰山一角显露华夏第一王都的辉煌气象。
“这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多项中国古代都邑和政治制度源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介绍，在多学科协作下，已初步勾画出二里头都邑繁盛时的大概样貌。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据学者估算，其繁盛时期有2至3万人，应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数最多的城市之一。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是当今学术界主流观点。
“多重证据相加，现在已经非常靠近肯定的结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曾在二里头遗址从事考古工作10余年，亲历铸铜作坊遗址、制骨作坊遗址和祭祀遗址的发掘。
遗址的“中国之最”，折射赫赫夏都风采。
——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2004年，二里头遗址发现一座东墙长300余米、北墙残长约250米、西墙和南墙分别残长100余米的宫城，总面积10万余平方米。虽然约为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自二里头宫城始，‘建中立极’‘明贵贱、辨等列’这套营国制度逐渐大行其道。”赵海涛说，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探索中华文明的源流具有标尺性意义。
——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
2001年至2004年，考古人员在二里头遗址钻探、发掘出井字形大道，明确了城市规划、布局的框架。大路最宽处达20米，相当于现代公路4车道。在这条路上还发现了双轮车辙痕，比此前公认为最古老的车辙还早数百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色彩绚丽、纹饰精美，得益于技术先进的官营手工业作坊。考古人员在宫城遗址以南发现了近2万平方米的青铜铸造作坊，陶窑、坩埚、铜矿石、木炭、陶范等一应俱全。
二里头中原王朝的贵族阶层优先用青铜制造祭祀礼器和近战兵器，青铜器在国家权力运作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一件长70厘米的绿松石龙形器，是二里头文化的杰出代表。这条龙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成，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堪称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二里头遗址距今3800年至3500年，在此之前，已经存在良渚、陶寺、石峁等高度兴盛的早期文化。然而，二里头，为何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这个态势犹如从‘满天星斗’到‘月朗星稀’，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许宏说，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二里头遗址的独特之处也在于此。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有些具有鲜明的同时代邻近地区其他文化的特征。用于饮酒礼仪的盉、爵，是以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鬶为原型创造出来的；贵族墓中的玉鸟形饰，类似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系统的鹰纹玉笄；贵族随葬的海贝，则来自热带海域……
与此同时，二里头文化强力向外大范围扩散。例如，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陶酒器盉、爵，向北见于燕山南北，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而二里头文化代表性玉器牙璋，更以强者姿态，对周边地区形成强力的辐射与影响。河南新郑望京楼、四川广汉三星堆及越南等地出土的牙璋，与它一脉相承。
“这种既能吸纳融合，又能强力扩散的气度和能量，充分彰显了二里头文化在同时期无与争锋的强者与核心地位。”许宏说，二里头通过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又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的雏形得以形成。
60年来，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焚膏继晷，逐步揭开了3800年前“最早的王朝”的神秘面纱，使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逼近真相。如今，学界公认，二里头遗址形成的文化应该是中华文明的主源头、主根，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一个最直观的表现是，二里头的宫室制度、中轴线、多重院落等都对后来的商、周礼仪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明清时期的紫禁城，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二里头遗址已经发掘了60年，它的重要性远远没有被国民所了解。”王巍说，应该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开放为契机，进一步挖掘和还原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王朝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作用，让更多人了解，从而成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赵海涛表示，二里头遗址虽然发掘了约60年，但是考古工作的区域分布尚不全面、不均衡，遗址钻探、发掘的空白点还比较多，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答，持续的考古工作依然是今后长期的重点。https://t.cn/Aigp0GQf
“对中国考古学而言，夏的存在长期被视为‘哥德巴赫猜想’。如今考古、文献史学、测年技术等多学科证据使猜想冲破迷雾，夏朝从传说迈入信史阶段。”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
寻找夏墟
1959年4月，71岁的史学家徐旭生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南、山西一带寻找夏文化遗迹。中国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目标的田野考古就这样开始。
“考古大发现大多出于偶然，但二里头遗址是个例外。”曾长期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说，正是在徐旭生寻找夏墟之行中，不断带给世人惊喜的二里头遗址被发现了。
大禹治水、禹划九州、禹征三苗……这些深植于中华民族记忆中的故事，究竟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长期以来，夏存在于后世文献的记载和民间传颂中，始终缺乏足够的考古证据。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兴起的疑古思潮，更是对夏的存在提出诸多疑问。
“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针对学界争论，1924年发表的《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中提出倡议。
安阳殷墟考古证实了司马迁笔下的殷商历史，令史学界大受鼓舞，寻找夏墟被提上日程。徐旭生率先奔向传说中夏朝城市最集中的地区，即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
经过1个多月密集考察，徐旭生发现了20余处遗址和自仰韶时期至汉代的陶片、石器等遗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村的一处遗址。
“60年来，二里头遗址发掘总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发现了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都邑中心区主干道网以及官营作坊等重要遗迹，出土文物数万件，成为寻找早期王朝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许宏说。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为我们展现了夏王朝的社会生活图景，让曾被认为是虚构的历史变成真实可信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刚刚建成开放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使人们得以初步领略这处王朝大都的辉煌气象，随着发掘研究的深入，夏王朝的面貌会更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学界认为，二里头文化与古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在地域和文化上非常接近。二里头遗址宏大的规模、丰富的遗存，让我们依稀看到了曾经辉煌荣耀的王朝气象。随着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等重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逐渐为我们勾勒出夏王朝时期的文化面貌。
“至此可以作出论断，由文献史学、考古学、测年技术科学等学科合作研究的结果证实：中国历史上的夏朝是客观存在的，夏史是基本可信的。”李伯谦说，这个论断已成为学术界共识，也被了解考古材料最新进展的国际学者普遍接纳。
漫步二里头遗址，以二里头台地为意象设计的博物馆，瞬间将人的思绪拉回3000多年前威仪四方的夏代都邑。青铜器、陶器、玉器、绿松石器等2000余件藏品，以及复原展示的宫殿遗址、城市主干道网和古洛河景观，以冰山一角显露华夏第一王都的辉煌气象。
“这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多项中国古代都邑和政治制度源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介绍，在多学科协作下，已初步勾画出二里头都邑繁盛时的大概样貌。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据学者估算，其繁盛时期有2至3万人，应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数最多的城市之一。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是当今学术界主流观点。
“多重证据相加，现在已经非常靠近肯定的结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曾在二里头遗址从事考古工作10余年，亲历铸铜作坊遗址、制骨作坊遗址和祭祀遗址的发掘。
遗址的“中国之最”，折射赫赫夏都风采。
——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2004年，二里头遗址发现一座东墙长300余米、北墙残长约250米、西墙和南墙分别残长100余米的宫城，总面积10万余平方米。虽然约为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自二里头宫城始，‘建中立极’‘明贵贱、辨等列’这套营国制度逐渐大行其道。”赵海涛说，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探索中华文明的源流具有标尺性意义。
——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
2001年至2004年，考古人员在二里头遗址钻探、发掘出井字形大道，明确了城市规划、布局的框架。大路最宽处达20米，相当于现代公路4车道。在这条路上还发现了双轮车辙痕，比此前公认为最古老的车辙还早数百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色彩绚丽、纹饰精美，得益于技术先进的官营手工业作坊。考古人员在宫城遗址以南发现了近2万平方米的青铜铸造作坊，陶窑、坩埚、铜矿石、木炭、陶范等一应俱全。
二里头中原王朝的贵族阶层优先用青铜制造祭祀礼器和近战兵器，青铜器在国家权力运作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一件长70厘米的绿松石龙形器，是二里头文化的杰出代表。这条龙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成，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堪称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二里头遗址距今3800年至3500年，在此之前，已经存在良渚、陶寺、石峁等高度兴盛的早期文化。然而，二里头，为何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这个态势犹如从‘满天星斗’到‘月朗星稀’，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许宏说，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二里头遗址的独特之处也在于此。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有些具有鲜明的同时代邻近地区其他文化的特征。用于饮酒礼仪的盉、爵，是以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鬶为原型创造出来的；贵族墓中的玉鸟形饰，类似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系统的鹰纹玉笄；贵族随葬的海贝，则来自热带海域……
与此同时，二里头文化强力向外大范围扩散。例如，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陶酒器盉、爵，向北见于燕山南北，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而二里头文化代表性玉器牙璋，更以强者姿态，对周边地区形成强力的辐射与影响。河南新郑望京楼、四川广汉三星堆及越南等地出土的牙璋，与它一脉相承。
“这种既能吸纳融合，又能强力扩散的气度和能量，充分彰显了二里头文化在同时期无与争锋的强者与核心地位。”许宏说，二里头通过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又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的雏形得以形成。
60年来，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焚膏继晷，逐步揭开了3800年前“最早的王朝”的神秘面纱，使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逼近真相。如今，学界公认，二里头遗址形成的文化应该是中华文明的主源头、主根，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一个最直观的表现是，二里头的宫室制度、中轴线、多重院落等都对后来的商、周礼仪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明清时期的紫禁城，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二里头遗址已经发掘了60年，它的重要性远远没有被国民所了解。”王巍说，应该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开放为契机，进一步挖掘和还原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王朝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作用，让更多人了解，从而成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赵海涛表示，二里头遗址虽然发掘了约60年，但是考古工作的区域分布尚不全面、不均衡，遗址钻探、发掘的空白点还比较多，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答，持续的考古工作依然是今后长期的重点。https://t.cn/Aigp0G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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