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杭州市检察院因公殉职检察官蒋春尧#】#杭州56岁检察官因公殉职#一个茶杯，一支笔。办公桌上，是他经常翻看、琢磨的刑法书、案卷材料；座位对面的一张A4纸上，密密麻麻写了大半页，是他正在梳理的一起网络犯罪案件……一切都仿佛是他还在的样子，但一切却都已经定格。
10月19日晚8点45分，浙江省杭州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蒋春尧因连续工作操劳过度，突发疾病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他挚爱的检察事业，离开了他挚爱的家人、同事、亲友，年仅56岁。
“他走得太突然”
“他走得太突然。”杭州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兼第一检察部主任桑涛有点接受不了，他的办公室就在蒋春尧的隔壁，19日晚8点多，他加完班回家的路上突然接到同事发来的消息，说“蒋处的爱人给值班室打来了电话”。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赶紧打电话过去，但电话那头，已是哭声一片。
正在重庆出差的杭州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兼第二检察部主任张洪阁，得知消息后连夜赶回来，“20多年的相处，我们是好同事，更是一个战壕奋斗的好战友、好兄弟……”一路上，他接到很多人的电话，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门，法院、公安、监察委……因为曾经一起办过案子、一起工作过，大家都不敢相信，谦逊随和、待人接物总是笑呵呵的蒋春尧，竟然就这样急匆匆地走了。大家都想问问，有没有事情需要帮忙，更怕错过和他做最后的告别。
杭州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记得，就在意外发生的前一天下午，正准备下班的她看到蒋春尧还在办公室里，因为急着外出，她没有进去打招呼，“没想到就此错过了最后一面。如果蒋处及时去医院，就不会走……”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
蒋春尧出生于诸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89年从镇江船舶学院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毕业，1991年调入杭州市检察院工作。
“一进市检察院，我们就在一个部门。”在张洪阁的记忆里，每年冬天，蒋春尧总会穿一件黑色的长款外套，“生活上，他简单朴素，从没有过高的要求。”
就像他的标志性外套一样，蒋春尧的工具箱也很出名。很多年前，检察院里没有专门的维修人员，工科出身的蒋春尧就热情地干起了兼职：不管是单位，还是同事家里，大到桌椅书柜、自行车，小到台灯、眼镜腿上的螺丝，只要跟他讲一声，他很快就会拎着工具箱找上门帮忙。
10多年前，杭州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李鹏刚走上工作岗位，蒋春尧是他的第一任领导。他的印象里，蒋春尧总是笑眯眯的，像一位忠厚谦逊的兄长，从来没有官架子。
2013年8月，蒋春尧到余杭区检察院挂职副检察长。干警宿舍在车库的楼上，当时任余杭区检察院行装科科长的吴文迪想给他添置一些家电，但蒋春尧却连连摆手，“我只要能睡觉就行”。
繁忙的工作之余，蒋春尧会写写毛笔字。李鹏记得，他最常写的是两个字，是“初心”，“他常说，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总丢不下百姓情怀”。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2014年挂职结束回到杭州市检察院后，蒋春尧的岗位换到了侦查监督处。一次办案中，蒋春尧了解到，当时医保“骗保”“空刷”套现等情况严重。医保关系民生，医保金更是老百姓的“救命钱”。在他的建议下，杭州市检察院牵头联合公安、法院、人社局等建立打击骗取社保基金联动新机制，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严打了一批骗取社保基金的犯罪分子。
“能宽则宽，当严则严。”蒋春尧经常这样跟同事们说。在那次专项行动中，办案人员重点对“内鬼”“黄牛”等深挖彻查，而对高龄、身患重病等特殊原因的骗保案件，则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因为工作上的交集，杭州市公安局某部门负责人和蒋春尧相识20多年。“他为人很随和，办案中又是一个特别热心肠、正义感特别强的人。”大约10来天前，他们刚碰过面。当时蒋春尧说，他正和相关部门沟通，希望能让那些犯了罪但未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外地孩子在杭州接受专门教育矫治，这样既有利于孩子的教育挽救，也能避免再危害社会，“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总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他是一直甘当绿叶的人
徐萍是蒋春尧的徒弟。在她眼里，蒋师父温和、宽厚，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特别有担当的人。对年轻人，他一路培养、教导、引领，毫无保留。
徐萍记得，每当自己遇到疑难复杂案件举棋不定的时候，蒋春尧总是告诉她，“不用怕，我帮你看一看，我们一起来研究，一定有办法。”
蒋春尧是检委会委员，经常会接触检委会讨论的重要疑难案件。平日里，蒋春尧一有空就会和徐萍对实案中的相关办理经验进行探讨，他对她说：“以后万一你碰到类似的案件，就有应对的办法了。”
最近这几个月，蒋春尧在为杭州选手参加全省的未检业务竞赛忙碌。封闭式培训期间，检察院里很少看到他。偶尔，隔壁办公室的桑涛看到他回来，也是步履匆匆，“有时碰到我们也会聊一聊，能感觉到，他的心思都在办案和选手辅导上。”
在大家眼里，蒋春尧一直是甘当绿叶的人。这些年来，公诉、侦监、未检，不管在哪一个岗位，他都任劳任怨，取得了很多成绩，也有很多获得荣誉的机会，但他总想着身边的年轻人，从来没有留给过自己。
没来得及办结的最后一案
2019年，蒋春尧受命进入杭州某专项处置工作专班，参与全市一系列重大案件的指导协调。当时，很多案件都属于新型案件，如何处置没有先例可循，相关法律规定也尚存空白。面对工作开展初期步履维艰的状况，蒋春尧推动检察机关和法院、公安机关出台类案处理规范，为此后全市办理该类案件提供了坚强支撑。
在拱墅区公安分局，有一间专门的办公室。去年4月到10月间，蒋春尧牵头处置一起重大专项案件，半年无休，一周里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这里。在他的指导下，该案实现了精准打击，“大约半个月前，案子开庭了，我们都很高兴，还开了一个讨论会总结经验。本以为等案件宣判还能再聚，没想到，蒋处却走了……”
最近，蒋春尧在办理一起民事抗诉监督案。该案中，因为婆媳矛盾，将近百万的抚恤金长达7年一直无法拨付。7年过去，死者的女儿已从襁褓中的婴儿长到了入学的年纪。没有钱，孩子怎么生活，她的未来怎么办？从保护孩子的利益出发，蒋春尧提出，要努力促成婆媳之间和解，以争议的实质性化解来解决孩子的抚养难题。
“前天，案件有了很大进展，我正想等蒋处回来告诉他。”杭州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的周扬说，想不到，这竟成了蒋春尧还没来得及办结的最后一案，“事情未了，后面即使困难重重，我也会一直做下去。”
这两天，桑涛一直在为蒋春尧的告别仪式忙碌。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坐在办公室，他才意识到，以后再也听不到蒋春尧急匆匆走来的脚步声。“着意闻时不肯香，香在无心处。”他觉得，这就是大家所认识的蒋春尧。（浙江法制报 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赵云）
10月19日晚8点45分，浙江省杭州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蒋春尧因连续工作操劳过度，突发疾病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他挚爱的检察事业，离开了他挚爱的家人、同事、亲友，年仅56岁。
“他走得太突然”
“他走得太突然。”杭州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兼第一检察部主任桑涛有点接受不了，他的办公室就在蒋春尧的隔壁，19日晚8点多，他加完班回家的路上突然接到同事发来的消息，说“蒋处的爱人给值班室打来了电话”。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赶紧打电话过去，但电话那头，已是哭声一片。
正在重庆出差的杭州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兼第二检察部主任张洪阁，得知消息后连夜赶回来，“20多年的相处，我们是好同事，更是一个战壕奋斗的好战友、好兄弟……”一路上，他接到很多人的电话，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门，法院、公安、监察委……因为曾经一起办过案子、一起工作过，大家都不敢相信，谦逊随和、待人接物总是笑呵呵的蒋春尧，竟然就这样急匆匆地走了。大家都想问问，有没有事情需要帮忙，更怕错过和他做最后的告别。
杭州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记得，就在意外发生的前一天下午，正准备下班的她看到蒋春尧还在办公室里，因为急着外出，她没有进去打招呼，“没想到就此错过了最后一面。如果蒋处及时去医院，就不会走……”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
蒋春尧出生于诸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89年从镇江船舶学院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毕业，1991年调入杭州市检察院工作。
“一进市检察院，我们就在一个部门。”在张洪阁的记忆里，每年冬天，蒋春尧总会穿一件黑色的长款外套，“生活上，他简单朴素，从没有过高的要求。”
就像他的标志性外套一样，蒋春尧的工具箱也很出名。很多年前，检察院里没有专门的维修人员，工科出身的蒋春尧就热情地干起了兼职：不管是单位，还是同事家里，大到桌椅书柜、自行车，小到台灯、眼镜腿上的螺丝，只要跟他讲一声，他很快就会拎着工具箱找上门帮忙。
10多年前，杭州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李鹏刚走上工作岗位，蒋春尧是他的第一任领导。他的印象里，蒋春尧总是笑眯眯的，像一位忠厚谦逊的兄长，从来没有官架子。
2013年8月，蒋春尧到余杭区检察院挂职副检察长。干警宿舍在车库的楼上，当时任余杭区检察院行装科科长的吴文迪想给他添置一些家电，但蒋春尧却连连摆手，“我只要能睡觉就行”。
繁忙的工作之余，蒋春尧会写写毛笔字。李鹏记得，他最常写的是两个字，是“初心”，“他常说，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总丢不下百姓情怀”。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2014年挂职结束回到杭州市检察院后，蒋春尧的岗位换到了侦查监督处。一次办案中，蒋春尧了解到，当时医保“骗保”“空刷”套现等情况严重。医保关系民生，医保金更是老百姓的“救命钱”。在他的建议下，杭州市检察院牵头联合公安、法院、人社局等建立打击骗取社保基金联动新机制，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严打了一批骗取社保基金的犯罪分子。
“能宽则宽，当严则严。”蒋春尧经常这样跟同事们说。在那次专项行动中，办案人员重点对“内鬼”“黄牛”等深挖彻查，而对高龄、身患重病等特殊原因的骗保案件，则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因为工作上的交集，杭州市公安局某部门负责人和蒋春尧相识20多年。“他为人很随和，办案中又是一个特别热心肠、正义感特别强的人。”大约10来天前，他们刚碰过面。当时蒋春尧说，他正和相关部门沟通，希望能让那些犯了罪但未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外地孩子在杭州接受专门教育矫治，这样既有利于孩子的教育挽救，也能避免再危害社会，“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总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他是一直甘当绿叶的人
徐萍是蒋春尧的徒弟。在她眼里，蒋师父温和、宽厚，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特别有担当的人。对年轻人，他一路培养、教导、引领，毫无保留。
徐萍记得，每当自己遇到疑难复杂案件举棋不定的时候，蒋春尧总是告诉她，“不用怕，我帮你看一看，我们一起来研究，一定有办法。”
蒋春尧是检委会委员，经常会接触检委会讨论的重要疑难案件。平日里，蒋春尧一有空就会和徐萍对实案中的相关办理经验进行探讨，他对她说：“以后万一你碰到类似的案件，就有应对的办法了。”
最近这几个月，蒋春尧在为杭州选手参加全省的未检业务竞赛忙碌。封闭式培训期间，检察院里很少看到他。偶尔，隔壁办公室的桑涛看到他回来，也是步履匆匆，“有时碰到我们也会聊一聊，能感觉到，他的心思都在办案和选手辅导上。”
在大家眼里，蒋春尧一直是甘当绿叶的人。这些年来，公诉、侦监、未检，不管在哪一个岗位，他都任劳任怨，取得了很多成绩，也有很多获得荣誉的机会，但他总想着身边的年轻人，从来没有留给过自己。
没来得及办结的最后一案
2019年，蒋春尧受命进入杭州某专项处置工作专班，参与全市一系列重大案件的指导协调。当时，很多案件都属于新型案件，如何处置没有先例可循，相关法律规定也尚存空白。面对工作开展初期步履维艰的状况，蒋春尧推动检察机关和法院、公安机关出台类案处理规范，为此后全市办理该类案件提供了坚强支撑。
在拱墅区公安分局，有一间专门的办公室。去年4月到10月间，蒋春尧牵头处置一起重大专项案件，半年无休，一周里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这里。在他的指导下，该案实现了精准打击，“大约半个月前，案子开庭了，我们都很高兴，还开了一个讨论会总结经验。本以为等案件宣判还能再聚，没想到，蒋处却走了……”
最近，蒋春尧在办理一起民事抗诉监督案。该案中，因为婆媳矛盾，将近百万的抚恤金长达7年一直无法拨付。7年过去，死者的女儿已从襁褓中的婴儿长到了入学的年纪。没有钱，孩子怎么生活，她的未来怎么办？从保护孩子的利益出发，蒋春尧提出，要努力促成婆媳之间和解，以争议的实质性化解来解决孩子的抚养难题。
“前天，案件有了很大进展，我正想等蒋处回来告诉他。”杭州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的周扬说，想不到，这竟成了蒋春尧还没来得及办结的最后一案，“事情未了，后面即使困难重重，我也会一直做下去。”
这两天，桑涛一直在为蒋春尧的告别仪式忙碌。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坐在办公室，他才意识到，以后再也听不到蒋春尧急匆匆走来的脚步声。“着意闻时不肯香，香在无心处。”他觉得，这就是大家所认识的蒋春尧。（浙江法制报 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赵云）
孕36周发现孩子有肿瘤，爸爸的选择是…父母和孩子之间，都是生死之交
生孩子，就是一场冒险。
小生命的降生，总是伴随各种美好的词汇：喜悦，惊叹，娇嫩，怜爱…
然而，并不是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是一帆风顺。
网上曾经有这样一个提问：
如果你在产检时发现孩子有严重的病，你会留下他还是打掉？
这个问题难以想象 ，又何其残忍。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爸爸的真实经历。
我儿子，在产检的时候一直很顺利，每次 B 超、彩超，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在预产期前 20 多天，B 超发现腹部有一肿块，大小 41mm × 38 mm × 44 mm，对于一个未出生的宝宝来说，是相当大一坨了。
对于这个突发情况，我感觉毫无真实感，甚至觉得是梦里的情景。
毕竟长达 10 个月的孕检，什么问题都没有，最后半个月才出现这么大一块东西，实在是毫无心理准备。
像所有的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医生问我：孩子留不留？这个话题太沉重了！
要知道，那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全家人都倾向等孩子出生后再处理，大家都抱着最好的希望。
孩子不会有事的。
十四天后，孩子出生了，3.3 公斤，看上去非常可爱。
出生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肿瘤，第三天就做了 B 超。
结果非常不理想，甚至比预想中最坏的情况还要坏。
结果显示，孩子左下腹有一包块，实性，大小约 62 mm × 42 mm × 42 mm，考虑为神经母细胞瘤，部分侵袭椎管内。
那种晴天霹雳的心情我怎么能够写得出来？
曾想过各种可能，设想就算是肿瘤，就算治疗费用昂贵，无论如何艰难，总能够拿掉的。
但看到「侵袭椎管内」这几个字，即使没有专业医疗知识，我们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整个家庭像掉进冰水里了。
难以理解，命运为何如此不公？
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
哭，喊，嗟叹，各种哀嚎，这都默默地在我心中进行，并不能表现出来，不能让家里陷入更坏的情况。
既然决定留下孩子，就一定要尽力到底。
家里没有出现任何埋怨，大家都很积极面对。
照顾好产妇和 baby，搜集各种医学资料，联系每个想到的能帮忙朋友亲戚，联系医院医生等等，都决心要打一场硬仗。
儿子在出生后 20 天，做了人生中第一次 MR。
机器太吵了，打桩机一样，小家伙不可能睡着静静地做检查，必须用镇静剂。
刚出生十多天的孩子，早上 5 点多就从家里出发，去大医院排队，又吃镇静药又打镇静针，结果还是不肯乖乖睡好，让第一次检查失败。
排队一个星期后再去，这次一早就不让他睡，不让他吃，到了临做检查的时候才一次让他吃，吃饱好入睡，同时还要加镇静剂，想到都让人心疼。
耗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在外面等真是心焦，很担心门忽然打开护士出来说又失败了。
检查结果比原来的更坏了：
左中下腹膜后有一软组织肿块，大小约 58mm × 42mm × 49mm，考虑为恶性肿瘤。
累及左侧腰部分椎间孔及沿扩大的椎间孔到达椎管硬膜外区，硬膜囊及左肾和左腰大肌明显受压移位。
一个月后又在另一间医院做了一次 MR，结果显示：
左侧脊柱旁及背部肌间隙内多发不规则肿块，最大约 50mm × 43mm，肿块部分经椎间孔进入椎管内，相应椎间孔扩大；左肾明显受压移位，且与肿块相贴
腹主动脉及双侧髂总、髂内外动脉也相应移位并部分被包绕。结论考虑腹膜后神经源性恶性肿瘤性病变。
坏消息真是一个接着一个，虽然很伤心，还是默默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了。
拿着检查结果，把这方面有名气的医生都跑了遍，凌晨就起床去医院排队，围在病房门口等个把小时就为了和医生谈上几句话，几百块挂一个专家号还得抢等等，都是常态。
然而，每去一次医院，我们的心就变冷一点。
神经母细胞瘤是比较常见的婴儿肿瘤，在婴儿肿瘤致死原因排前几名。
我孩子的情况除了肿瘤外，最麻烦的是肿瘤还入侵了椎管，包饶脊髓马尾丛，任由肿瘤继续增大或者处理不当。
损伤了神经的话，瘫痪是分分钟的事。
最后听说某个医院最出名的两个医生，一个主攻手术，一个主攻化疗，让我们去找找。
最后我们决定先去找主攻手术的，因为觉得化疗对这么小的孩子伤害太大了。
他看了结果，说非常难办，因为这个肿瘤不仅仅是肿瘤那么简单，入侵了椎管，就涉及到神经外科的事。
他擅长儿科手术，但神经外科的事情要别的医生解决。
在我们哀求下，他答应把我们排进每周一次的专家会诊。
苦等一个星期，终于到了专家会诊，一大早去到门口，已经聚了不少人。
一群医生在一个小房间里拿着一堆案子在讨论。
大家在外面眼巴巴地等，没人说一句话。
终于出来了，所有人争着挤过去，都想争取尽量多的时间跟医生交流，我们也一样，但听到的回复只有简单几句。
神经外专家说：「这个孩子的脚现在应该已经不能动了。」
我们的主治医生说：「这个案子没有办法处理。」
没聊几句就阻止了我们的追问，因为还有很多人缠着他。
没可能啊，我的孩子的腿现在正常得很，一点瘫痪的迹象都没有。
除了有时有点不自然的颤抖。
我们当然继续不停挂号，不停求他想办法。
最后主攻手术的医生说：「外面的肿瘤他可以处理，但你要先去找神经外的主任，问他能不能搞椎管里面的，可以我才能做外面的，只做外面不做里面没意义。」
没办法，我们又排一个星期队去找神经外。
神经外的主任说，要搞里面的：「先叫儿科的把外面的清除掉，才能想办法。」
后来他不忍心看我们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花了不少时间跟我们说明手术的难度。
首先处理腹腔内的肿瘤并不是特别难，但也是一台大型手术。
这么小的孩子，风险已经非常大，更麻烦的是椎管内的手术。
这要把脊柱两块壁板切除，才能把工具伸进去很小心很小心地清理。
这个过程风险很大，毕竟这么小的婴儿。
一不小心伤到神经，谁也不能保证会不会瘫痪；而且要把肿瘤清理干净，也是非常不容易。
清理干净后，因为两块受力壁板已经去掉了，脊柱撑不起来，只能打钢钉。
成人打钢钉还好，但婴儿是不断生长的，钢钉不会生长，很快就会把脊柱弄变形，只能每隔一段时间重新打一次，每次都是一个难度巨大的手术，这个过程一直维持到他长大。
这两台手术做下来，不是一般人能撑得住的。
即使这样，也没有人能保证，这个肿瘤不会复发。
最后他还说，每天那么多病人求医，儿科那边专家肯定找把握较大的来处理了，我们案子风险太大，没人想接的。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吓唬我，但他说的也是老实话，做手术的风险，我自己心里也有数，即使医生肯做，我也很纠结要不要冒险。
手术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就去了找做化疗的。
几百块挂了个号，全过程不超过 5 分钟。
医生说，「孩子太小了，不能化疗，去找做手术的吧」，把我们赶了出来。
继续去找名气没那么大的医院，也回到普通医院看，还咨询了国外的医院，意见都一致。
名气没那么大的医生，反而跃跃欲试，化疗也可以，手术也可以，都有医院愿意做。
但是，即使化疗了，也只是把肿瘤缩小，方便手术而已，手术一定不能免的。
这回轮到我们犹豫了，毕竟孩子只有几个月大，治疗的风险比不治疗还要大啊…
到这个阶段，路基本上走绝了。
我们能做的，就是每个月坚持做 B 超，观察肿瘤的长势。
从开始的 4CM，3 个月就长到了 8CM。
8CM，一个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塞在一个 3 个月大的孩子肚里。
这情形我都不敢想象。
不过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他这个病的存在了，每天和他开开心心的生活，和正常人一样。
与其冒巨大风险在可怕的手术下挣扎，苟延残喘，没有尊严地活着，不如面对现实，接纳肿瘤的存在。
无论他生命长与短，都希望他过得快快乐乐。
所以我给他起的名字，单名一个瑜字，意思是他出生就带着一块玉在肚子里，并且要接纳它的存在。
希望他们能和睦相处，好好活下去。
然后，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
8cm 的下一个月，并没有长到 9cm，而是变成了 7cm。
再下一个月，7cm 变成了 6cm。
肿瘤的血流信号，从开始的丰富，到稍丰富，到稀疏。
到 6 个月大的时候，再做了一次 MR，已经变成了 39mm × 30mm。
此时肿瘤还有填充椎间孔，但椎管内已经看不到肿瘤了。
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
这种快乐，同样不能用语言去表达，那么多的压力，那么多的焦虑，这个时候终于得到了一点点放松。
拿到检查结果的这天正好是我生日，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日礼物了！
谢天谢地，更感谢小 baby 他自己，是他自己赢得了这场战斗，是他坚强地为自己争取到了人生。
我真是感动得无法言语，是他给我们整个家庭重获新生。
希望他以后能一路走好，坚强地活好自己的人生。
之后我们就放松了对肿瘤的监控，3 个月才检查一次，每次检查我都感到很紧张，担心死灰复燃。幸好，肿瘤慢慢地消失了。
一年后，我们给孩子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包括 B 超，验血。
结果显示各种指标正常，B 超反复扫描已经找不到一丝肿瘤的影子了。
一个 8 cm 大的包块，已经完完全全被他身体吸收了。
医生说，神经母细胞瘤 4S 期是有自愈的可能性，是唯一一种可以出现自愈的肿瘤。
文献记载几率大概为 1%，但医生也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肿瘤也能够完全吸收。
我的孩子，他就是我的英雄。
现在，小家伙现在天天上兴趣班好忙，9 月就升中班了。
他还有了一个两岁的弟弟。
两兄弟感情不错，他会给弟弟讲故事，喂弟弟吃饭，过马路保护弟弟。
当然，还会抢弟弟的玩具，跟弟弟吵架。
我们现在，忙乱，并快乐着。
我们这个例子属于小概率事件，没有参考价值。
希望不会给大家带来误导。
一般问题产检应该都能检出，正如其它回答说的那样，问题严重就应该打掉，道理大家都懂，产检本身就是这个目的。
像我们这种到临出生才爆出来的问题，我真的无法回答。
试想怀胎十月，天天盼望着TA的到来，到可能第二天就要见面了，才忽然要做这种残酷的抉择…
我们是下不了手…
而且信息量也不够，只有生出来才知道是好是坏，难不难处理。
这种情况只能看各家情况自行判断了，很考验判断力和运气。
希望没有人再需要面对这种困境了。
真的，无论做了什么决定，都要考虑最坏的情况，自己能不能承受，然后就积极面对，负责到底。
尽人事听天命。
有很多事情很无奈，真不是一句道理那么简单。
建议还是着重参考其它回答，小概率事件真不能作为参考。
再次祝愿所有宝宝都健康，不要再遇到我们这样的难题了。
生孩子，就是一场冒险。
小生命的降生，总是伴随各种美好的词汇：喜悦，惊叹，娇嫩，怜爱…
然而，并不是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是一帆风顺。
网上曾经有这样一个提问：
如果你在产检时发现孩子有严重的病，你会留下他还是打掉？
这个问题难以想象 ，又何其残忍。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爸爸的真实经历。
我儿子，在产检的时候一直很顺利，每次 B 超、彩超，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在预产期前 20 多天，B 超发现腹部有一肿块，大小 41mm × 38 mm × 44 mm，对于一个未出生的宝宝来说，是相当大一坨了。
对于这个突发情况，我感觉毫无真实感，甚至觉得是梦里的情景。
毕竟长达 10 个月的孕检，什么问题都没有，最后半个月才出现这么大一块东西，实在是毫无心理准备。
像所有的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医生问我：孩子留不留？这个话题太沉重了！
要知道，那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全家人都倾向等孩子出生后再处理，大家都抱着最好的希望。
孩子不会有事的。
十四天后，孩子出生了，3.3 公斤，看上去非常可爱。
出生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肿瘤，第三天就做了 B 超。
结果非常不理想，甚至比预想中最坏的情况还要坏。
结果显示，孩子左下腹有一包块，实性，大小约 62 mm × 42 mm × 42 mm，考虑为神经母细胞瘤，部分侵袭椎管内。
那种晴天霹雳的心情我怎么能够写得出来？
曾想过各种可能，设想就算是肿瘤，就算治疗费用昂贵，无论如何艰难，总能够拿掉的。
但看到「侵袭椎管内」这几个字，即使没有专业医疗知识，我们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整个家庭像掉进冰水里了。
难以理解，命运为何如此不公？
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
哭，喊，嗟叹，各种哀嚎，这都默默地在我心中进行，并不能表现出来，不能让家里陷入更坏的情况。
既然决定留下孩子，就一定要尽力到底。
家里没有出现任何埋怨，大家都很积极面对。
照顾好产妇和 baby，搜集各种医学资料，联系每个想到的能帮忙朋友亲戚，联系医院医生等等，都决心要打一场硬仗。
儿子在出生后 20 天，做了人生中第一次 MR。
机器太吵了，打桩机一样，小家伙不可能睡着静静地做检查，必须用镇静剂。
刚出生十多天的孩子，早上 5 点多就从家里出发，去大医院排队，又吃镇静药又打镇静针，结果还是不肯乖乖睡好，让第一次检查失败。
排队一个星期后再去，这次一早就不让他睡，不让他吃，到了临做检查的时候才一次让他吃，吃饱好入睡，同时还要加镇静剂，想到都让人心疼。
耗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在外面等真是心焦，很担心门忽然打开护士出来说又失败了。
检查结果比原来的更坏了：
左中下腹膜后有一软组织肿块，大小约 58mm × 42mm × 49mm，考虑为恶性肿瘤。
累及左侧腰部分椎间孔及沿扩大的椎间孔到达椎管硬膜外区，硬膜囊及左肾和左腰大肌明显受压移位。
一个月后又在另一间医院做了一次 MR，结果显示：
左侧脊柱旁及背部肌间隙内多发不规则肿块，最大约 50mm × 43mm，肿块部分经椎间孔进入椎管内，相应椎间孔扩大；左肾明显受压移位，且与肿块相贴
腹主动脉及双侧髂总、髂内外动脉也相应移位并部分被包绕。结论考虑腹膜后神经源性恶性肿瘤性病变。
坏消息真是一个接着一个，虽然很伤心，还是默默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了。
拿着检查结果，把这方面有名气的医生都跑了遍，凌晨就起床去医院排队，围在病房门口等个把小时就为了和医生谈上几句话，几百块挂一个专家号还得抢等等，都是常态。
然而，每去一次医院，我们的心就变冷一点。
神经母细胞瘤是比较常见的婴儿肿瘤，在婴儿肿瘤致死原因排前几名。
我孩子的情况除了肿瘤外，最麻烦的是肿瘤还入侵了椎管，包饶脊髓马尾丛，任由肿瘤继续增大或者处理不当。
损伤了神经的话，瘫痪是分分钟的事。
最后听说某个医院最出名的两个医生，一个主攻手术，一个主攻化疗，让我们去找找。
最后我们决定先去找主攻手术的，因为觉得化疗对这么小的孩子伤害太大了。
他看了结果，说非常难办，因为这个肿瘤不仅仅是肿瘤那么简单，入侵了椎管，就涉及到神经外科的事。
他擅长儿科手术，但神经外科的事情要别的医生解决。
在我们哀求下，他答应把我们排进每周一次的专家会诊。
苦等一个星期，终于到了专家会诊，一大早去到门口，已经聚了不少人。
一群医生在一个小房间里拿着一堆案子在讨论。
大家在外面眼巴巴地等，没人说一句话。
终于出来了，所有人争着挤过去，都想争取尽量多的时间跟医生交流，我们也一样，但听到的回复只有简单几句。
神经外专家说：「这个孩子的脚现在应该已经不能动了。」
我们的主治医生说：「这个案子没有办法处理。」
没聊几句就阻止了我们的追问，因为还有很多人缠着他。
没可能啊，我的孩子的腿现在正常得很，一点瘫痪的迹象都没有。
除了有时有点不自然的颤抖。
我们当然继续不停挂号，不停求他想办法。
最后主攻手术的医生说：「外面的肿瘤他可以处理，但你要先去找神经外的主任，问他能不能搞椎管里面的，可以我才能做外面的，只做外面不做里面没意义。」
没办法，我们又排一个星期队去找神经外。
神经外的主任说，要搞里面的：「先叫儿科的把外面的清除掉，才能想办法。」
后来他不忍心看我们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花了不少时间跟我们说明手术的难度。
首先处理腹腔内的肿瘤并不是特别难，但也是一台大型手术。
这么小的孩子，风险已经非常大，更麻烦的是椎管内的手术。
这要把脊柱两块壁板切除，才能把工具伸进去很小心很小心地清理。
这个过程风险很大，毕竟这么小的婴儿。
一不小心伤到神经，谁也不能保证会不会瘫痪；而且要把肿瘤清理干净，也是非常不容易。
清理干净后，因为两块受力壁板已经去掉了，脊柱撑不起来，只能打钢钉。
成人打钢钉还好，但婴儿是不断生长的，钢钉不会生长，很快就会把脊柱弄变形，只能每隔一段时间重新打一次，每次都是一个难度巨大的手术，这个过程一直维持到他长大。
这两台手术做下来，不是一般人能撑得住的。
即使这样，也没有人能保证，这个肿瘤不会复发。
最后他还说，每天那么多病人求医，儿科那边专家肯定找把握较大的来处理了，我们案子风险太大，没人想接的。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吓唬我，但他说的也是老实话，做手术的风险，我自己心里也有数，即使医生肯做，我也很纠结要不要冒险。
手术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就去了找做化疗的。
几百块挂了个号，全过程不超过 5 分钟。
医生说，「孩子太小了，不能化疗，去找做手术的吧」，把我们赶了出来。
继续去找名气没那么大的医院，也回到普通医院看，还咨询了国外的医院，意见都一致。
名气没那么大的医生，反而跃跃欲试，化疗也可以，手术也可以，都有医院愿意做。
但是，即使化疗了，也只是把肿瘤缩小，方便手术而已，手术一定不能免的。
这回轮到我们犹豫了，毕竟孩子只有几个月大，治疗的风险比不治疗还要大啊…
到这个阶段，路基本上走绝了。
我们能做的，就是每个月坚持做 B 超，观察肿瘤的长势。
从开始的 4CM，3 个月就长到了 8CM。
8CM，一个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塞在一个 3 个月大的孩子肚里。
这情形我都不敢想象。
不过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他这个病的存在了，每天和他开开心心的生活，和正常人一样。
与其冒巨大风险在可怕的手术下挣扎，苟延残喘，没有尊严地活着，不如面对现实，接纳肿瘤的存在。
无论他生命长与短，都希望他过得快快乐乐。
所以我给他起的名字，单名一个瑜字，意思是他出生就带着一块玉在肚子里，并且要接纳它的存在。
希望他们能和睦相处，好好活下去。
然后，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
8cm 的下一个月，并没有长到 9cm，而是变成了 7cm。
再下一个月，7cm 变成了 6cm。
肿瘤的血流信号，从开始的丰富，到稍丰富，到稀疏。
到 6 个月大的时候，再做了一次 MR，已经变成了 39mm × 30mm。
此时肿瘤还有填充椎间孔，但椎管内已经看不到肿瘤了。
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肿瘤在缩小！！
这种快乐，同样不能用语言去表达，那么多的压力，那么多的焦虑，这个时候终于得到了一点点放松。
拿到检查结果的这天正好是我生日，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日礼物了！
谢天谢地，更感谢小 baby 他自己，是他自己赢得了这场战斗，是他坚强地为自己争取到了人生。
我真是感动得无法言语，是他给我们整个家庭重获新生。
希望他以后能一路走好，坚强地活好自己的人生。
之后我们就放松了对肿瘤的监控，3 个月才检查一次，每次检查我都感到很紧张，担心死灰复燃。幸好，肿瘤慢慢地消失了。
一年后，我们给孩子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包括 B 超，验血。
结果显示各种指标正常，B 超反复扫描已经找不到一丝肿瘤的影子了。
一个 8 cm 大的包块，已经完完全全被他身体吸收了。
医生说，神经母细胞瘤 4S 期是有自愈的可能性，是唯一一种可以出现自愈的肿瘤。
文献记载几率大概为 1%，但医生也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肿瘤也能够完全吸收。
我的孩子，他就是我的英雄。
现在，小家伙现在天天上兴趣班好忙，9 月就升中班了。
他还有了一个两岁的弟弟。
两兄弟感情不错，他会给弟弟讲故事，喂弟弟吃饭，过马路保护弟弟。
当然，还会抢弟弟的玩具，跟弟弟吵架。
我们现在，忙乱，并快乐着。
我们这个例子属于小概率事件，没有参考价值。
希望不会给大家带来误导。
一般问题产检应该都能检出，正如其它回答说的那样，问题严重就应该打掉，道理大家都懂，产检本身就是这个目的。
像我们这种到临出生才爆出来的问题，我真的无法回答。
试想怀胎十月，天天盼望着TA的到来，到可能第二天就要见面了，才忽然要做这种残酷的抉择…
我们是下不了手…
而且信息量也不够，只有生出来才知道是好是坏，难不难处理。
这种情况只能看各家情况自行判断了，很考验判断力和运气。
希望没有人再需要面对这种困境了。
真的，无论做了什么决定，都要考虑最坏的情况，自己能不能承受，然后就积极面对，负责到底。
尽人事听天命。
有很多事情很无奈，真不是一句道理那么简单。
建议还是着重参考其它回答，小概率事件真不能作为参考。
再次祝愿所有宝宝都健康，不要再遇到我们这样的难题了。
业务员举报姑父向医生送钱，涉事医生否认，县纪委介入调查
“我是一名医疗器械公司的业务员，我实名举报他们医院重症监护室王某某在职开设医疗器械公司，并且行贿各医院科室主任及其所在医院院长。”
10月13日，山东张女士告诉华商报记者，她举报的临沂县某医院的王某某是她的姑父。
“我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没想到我的亲姑姑会害我。”张女士承认10月12日晚她在今日头条发了举报信，“县纪委今天打电话联系我。”
10月12日，张女士在今日头条发举报材料
>>>引荐送回扣
“她把我带过去认识他们，不然别人不敢接”
张女士介绍，2008年，姑姑在济南成立商贸公司，“姑父在济南也成立过公司，但成立后不久就注销了，主要他是在职人员，怕比较显眼。”
此后，姑姑在临沂、济南又相继成立多家医疗器械公司，“他们做的业务在临沂已经算是很大了，疏通关系很广，他们嫌目标太大，才分到各个小公司里面，实际上是一班人马在干活。”张女士表示，姑父虽然没有在这几个公司任职，但实际控制着公司。
张女士承认，她和另一位侄女都在姑姑的公司里任职，“她做出纳负责内勤，我是干业务。”
“2010年，姑姑带着我，向医院临床科室主任介绍我是她侄女，让他们放心，以后临床这一块‘费用’由我来给他们。”张女士表示，姑姑是她送回扣的引荐人，“她把我带过去认识他们，不然别人不敢接。从2010年之后，大部分业务都是经我之手。”
>>>送回扣细节
钱放信封有小条“付现金多，因为现金安全”
张女士爆料具体如何计算回扣，“医院要了货，我会跟送货人员对接，把费用写在回扣账本上，公司里有专人记账，今天送了多少货，什么产品，给哪家医院，比如吻合器一个350元，送两个就是2×350元。”
“我基本上是跟着货，货送到了，我就去找临床主任。有些比如套针，二级手术室也用，就可以到月底送货之后，我会去仓库找会计核对，哪个科室用了多少，然后去找护士长结算。如果路途比较远的，或者大额的，或者我没有转过去，姑姑感觉有点晚了，她会安排财务打款，打款比较少一点，付现金的比较多，因为现金安全啊。”
张女士详述了送回扣的具体细节。“就是算好钱之后放到信封里面，我给他们打电话，有时候在他们办公室里，有时候在他们家附近，有时候是在车上，也不一定，他们让我去哪就去哪。”
“钱放在信封里，里面有小条，小条是我们自己写，比如全麻包今天给了多少个，给多少钱的回扣，或者这个科室还用了呼吸回路，送了5个，就是5乘以多少，然后总额是多少钱，要写清楚。因为和这些临床主任都很熟悉，放上小条，他们可以回去自己清点。”
>>>吃差价很大
进货价700多元 卖给医院一把是1400元
张女士表示，医疗器械进价和卖价之间差价很大，“像呼吸回路，一般重症监护室和麻醉科都用。2012年3月31日，给沂水县这家医院送过江苏常州的管型消化道吻合器HC-26型号，进货价一把是700多元，卖给医院一把是1400元，给医生回扣一把是350元，她（姑姑）的利润在一倍以上。”
张女士表示：“这家医院麻醉科主任李某某用气管插管，用的是陕西某品牌的，进价18元一个，卖到医院是115元一个，还要给他回扣。”
张女士介绍，给李某某一般是年结，“之前都是姑父去做，姑父不让我负责，毕竟他俩都是一个医院职工，姑父没当上麻醉科主任，后面才转到重症监护室当主任。”
“给他（李某某）付现金比较多，是由我姑父直接找他单独给他，后期业务比较多了，不再年结，我才接触，给他付现。”
“但我这次举报的这一次是用公司账户给他打款，当时给他打款的人可能疏忽了，才用了公司账户，一般是用个人账号往外付款。”
张女士公布的一份2014年银行20万元电子回单，显示是货款，收款人是她举报的医院医生李某某。
张女士举报给当地某医院医生送回扣记账凭据
>>>回扣有账本
“姑姑过目签字 出纳签字才能拿到现金”
张女士告诉华商报记者：“公司有回扣账本，要和小条上数目对应，要根据我们当天的送货单，姑姑过目确定好付款的价码，她才签字，出纳再签字，我才能从出纳那里拿到现金，再放到信封里去找医院主任。”
张女士表示：“我手里有四五本回扣账本，回扣金额加在一起有七八百万，这还不算逢年过节送的，还不算大件的，比如一个小型设备，都不在这几个账本里。”
“2010年前后，王某某才把业务做到沂水县，因为之前的院长一直沟通不了，他从2008年就没有做进去，一直到分管院长换人，这才把业务做进去。”
张女士表示：“我收集了几本回扣账本，从2018年我开始向县纪委举报，我举报了3年，也跟医院反映过，医院说也调查了，这些科室主任不承认收过钱，说是王某某妻子干的医疗器械公司，他本人也否认行贿。”
>>>为何要举报出来单干受阻
父亲股份被变更被骂抢公司
“我也知道很多人很好奇，都是亲戚，为什么要举报？有人说我大义灭亲，没有亲情，或者分赃不均。”10月13日，张女士向华商报记者道出原委。
“如果我不是被姑姑姑父逼到这个份上，不可能站出来实名举报。”
张女士表示，2017年5月底，她被姑姑撵出公司。“我父母入股分红没有兑现，也不承认股份是我们家的，这都无所谓，我们也不要分红了，我自己出来单干，他们给医院给厂家打招呼，不允许给我发货。我干了7年的医疗器械，啪一下子不让我干了，一开始说她和姑父商量给我两个医院让我自己干，我父亲当时想反正都是亲戚，但扭头就给我父亲说，之前的业务都是他们的，等于让我去开拓新户。”
张女士解释，公司有父母的股份，但父母入股不参与公司经营，“我父亲是她的亲哥哥，她让一位侄女偷拿我父亲的身份证到行政审批局，在我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股份变更了。”
“他们一年几千万的业务，我自己单干，一个月就挣几千元，维持正常生活。她打电话骂我父亲，找人传话，说我父亲不是东西，抢她的公司。我父亲属于很老实的人，年轻时顶了班，大家庭里不管谁做生意，我父亲必须得拿钱出来投钱，挣了是人家的，赔了都是我父亲的，甚至还闹上了法庭。”
张女士表示，父亲因此气病了，和姑姑打官司，“她说她有钱有人，我父亲斗不过她。”
>>>扎钉割轮胎
“扬言200万找人说要我一个胳膊一条腿”
“她还扬言200万买我的命，我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没想到我的亲姑姑会害我。”
张女士介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车屁股上被人装了跟踪器，我开到修理厂让人找出来的。我的车轱辘一个星期不带停地被扎钉子，还被割断轮胎，她花200万找人说要我一个胳膊一条腿，我有人证，还说要偷我手里的举报材料，2019年三四月我在县里报过警。”
10月13日下午，张女士告诉华商报记者，“今天上午县纪委打电话联系我，让我带着材料去县纪委，但我不会带很多证据去，因为不光是沂水县的，他们业务覆盖了临沂和日照，不单单是沂水县纪委能调查。”
张女士转述县纪委的答复，“他们说需要找当事人了解情况，不是说我来了就得调查，我说我前脚上纪委举报，后面姑父就放话说我举报也没用，我再折腾就要我的狗命。”
>>>县纪委调查
当事医生称20万次日退回是借款不是回扣
10月13日，华商报记者联系临沂市纪委，工作人员表示不便透露，需要向沂水县纪委了解，但记者多次拨打县纪委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10月13日，华商报记者联系上张女士举报材料中涉及的李医生，“我看到举报我也懵了，她是诬告，县纪委已经查清楚了。”
李医生承认2014年确实有这笔20万元的打款凭证，但这笔钱并非回扣，是通过同事王某某的普通借款，而且这款次日就退回了。
“他们公司有个股东老板是我的同事（王某某），关系很好，银行都有拉存款的业务，因为到月底，我有个亲戚在银行，我帮忙给亲戚顶业务，公司打款凭证是2014年6月30号，7月1号上午9点多，我又把这笔款打回他们公司了。”
李医生称，同事王某某在医院干了几十年，比自己小一岁，之前确实在麻醉科工作。
李医生否认拿过回扣，“1分钱没拿过，连碗凉水都没喝过，她我都不认识，凭良心讲，我没收过1分钱，我不怕调查。”
“她送回扣怎么拿的，怎么给我的，她得拿出事实。”李医生表示，10月11日下午，他去县纪委谈的话，包括同事王某某和涉事公司都去了，“银行卡都全部调出来了，这个钱不到24小时全部打回去了，根本不是她在网上说的医疗受贿，县纪委有定论了，就是误传，借款是普通借款。”
李医生表示，张女士网上发声是不实之举，对他诽谤，“我今天上午去我们县公安局报案，已经受理。现在我的生活都受影响，媒体和朋友都打我电话，我需要媒体公正报道。我年纪也大了，确实受不了，我快60岁了，马上就退休了，现在医院还不让我发声，说我现在没必要在网上回应，说她主要是针对王某某，但是我需要媒体帮我澄清，欢迎媒体给我说句话。”
>>>被举报姑父
“她偷公司货物在外开公司，被开除不服嘛”
“她是诬陷，县纪委调查过了。”10月13日，华商报记者联系上张女士的姑父，他承认侄女举报中提及的公司是他一个亲戚的。对于张女士举报给医院送回扣一事，王某某也矢口否认：“没那回事，11号就调查了，政府已经给她回复了，她告又不是一天了，医院都调查过。”
“谁威胁她的生命呢？她是自己乱说的。”王某某否认妻子威胁侄女的人身安全，“她原先在公司里干，偷公司的货物，偷偷在外面开公司，被公司开除了，她不服嘛，她这个女的离了两次婚……”
对于偷货公司是否报警，王某某表示好像是2016年，自己记不清了，因为毕竟都是亲戚。
华商报记者 李华
“我是一名医疗器械公司的业务员，我实名举报他们医院重症监护室王某某在职开设医疗器械公司，并且行贿各医院科室主任及其所在医院院长。”
10月13日，山东张女士告诉华商报记者，她举报的临沂县某医院的王某某是她的姑父。
“我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没想到我的亲姑姑会害我。”张女士承认10月12日晚她在今日头条发了举报信，“县纪委今天打电话联系我。”
10月12日，张女士在今日头条发举报材料
>>>引荐送回扣
“她把我带过去认识他们，不然别人不敢接”
张女士介绍，2008年，姑姑在济南成立商贸公司，“姑父在济南也成立过公司，但成立后不久就注销了，主要他是在职人员，怕比较显眼。”
此后，姑姑在临沂、济南又相继成立多家医疗器械公司，“他们做的业务在临沂已经算是很大了，疏通关系很广，他们嫌目标太大，才分到各个小公司里面，实际上是一班人马在干活。”张女士表示，姑父虽然没有在这几个公司任职，但实际控制着公司。
张女士承认，她和另一位侄女都在姑姑的公司里任职，“她做出纳负责内勤，我是干业务。”
“2010年，姑姑带着我，向医院临床科室主任介绍我是她侄女，让他们放心，以后临床这一块‘费用’由我来给他们。”张女士表示，姑姑是她送回扣的引荐人，“她把我带过去认识他们，不然别人不敢接。从2010年之后，大部分业务都是经我之手。”
>>>送回扣细节
钱放信封有小条“付现金多，因为现金安全”
张女士爆料具体如何计算回扣，“医院要了货，我会跟送货人员对接，把费用写在回扣账本上，公司里有专人记账，今天送了多少货，什么产品，给哪家医院，比如吻合器一个350元，送两个就是2×350元。”
“我基本上是跟着货，货送到了，我就去找临床主任。有些比如套针，二级手术室也用，就可以到月底送货之后，我会去仓库找会计核对，哪个科室用了多少，然后去找护士长结算。如果路途比较远的，或者大额的，或者我没有转过去，姑姑感觉有点晚了，她会安排财务打款，打款比较少一点，付现金的比较多，因为现金安全啊。”
张女士详述了送回扣的具体细节。“就是算好钱之后放到信封里面，我给他们打电话，有时候在他们办公室里，有时候在他们家附近，有时候是在车上，也不一定，他们让我去哪就去哪。”
“钱放在信封里，里面有小条，小条是我们自己写，比如全麻包今天给了多少个，给多少钱的回扣，或者这个科室还用了呼吸回路，送了5个，就是5乘以多少，然后总额是多少钱，要写清楚。因为和这些临床主任都很熟悉，放上小条，他们可以回去自己清点。”
>>>吃差价很大
进货价700多元 卖给医院一把是1400元
张女士表示，医疗器械进价和卖价之间差价很大，“像呼吸回路，一般重症监护室和麻醉科都用。2012年3月31日，给沂水县这家医院送过江苏常州的管型消化道吻合器HC-26型号，进货价一把是700多元，卖给医院一把是1400元，给医生回扣一把是350元，她（姑姑）的利润在一倍以上。”
张女士表示：“这家医院麻醉科主任李某某用气管插管，用的是陕西某品牌的，进价18元一个，卖到医院是115元一个，还要给他回扣。”
张女士介绍，给李某某一般是年结，“之前都是姑父去做，姑父不让我负责，毕竟他俩都是一个医院职工，姑父没当上麻醉科主任，后面才转到重症监护室当主任。”
“给他（李某某）付现金比较多，是由我姑父直接找他单独给他，后期业务比较多了，不再年结，我才接触，给他付现。”
“但我这次举报的这一次是用公司账户给他打款，当时给他打款的人可能疏忽了，才用了公司账户，一般是用个人账号往外付款。”
张女士公布的一份2014年银行20万元电子回单，显示是货款，收款人是她举报的医院医生李某某。
张女士举报给当地某医院医生送回扣记账凭据
>>>回扣有账本
“姑姑过目签字 出纳签字才能拿到现金”
张女士告诉华商报记者：“公司有回扣账本，要和小条上数目对应，要根据我们当天的送货单，姑姑过目确定好付款的价码，她才签字，出纳再签字，我才能从出纳那里拿到现金，再放到信封里去找医院主任。”
张女士表示：“我手里有四五本回扣账本，回扣金额加在一起有七八百万，这还不算逢年过节送的，还不算大件的，比如一个小型设备，都不在这几个账本里。”
“2010年前后，王某某才把业务做到沂水县，因为之前的院长一直沟通不了，他从2008年就没有做进去，一直到分管院长换人，这才把业务做进去。”
张女士表示：“我收集了几本回扣账本，从2018年我开始向县纪委举报，我举报了3年，也跟医院反映过，医院说也调查了，这些科室主任不承认收过钱，说是王某某妻子干的医疗器械公司，他本人也否认行贿。”
>>>为何要举报出来单干受阻
父亲股份被变更被骂抢公司
“我也知道很多人很好奇，都是亲戚，为什么要举报？有人说我大义灭亲，没有亲情，或者分赃不均。”10月13日，张女士向华商报记者道出原委。
“如果我不是被姑姑姑父逼到这个份上，不可能站出来实名举报。”
张女士表示，2017年5月底，她被姑姑撵出公司。“我父母入股分红没有兑现，也不承认股份是我们家的，这都无所谓，我们也不要分红了，我自己出来单干，他们给医院给厂家打招呼，不允许给我发货。我干了7年的医疗器械，啪一下子不让我干了，一开始说她和姑父商量给我两个医院让我自己干，我父亲当时想反正都是亲戚，但扭头就给我父亲说，之前的业务都是他们的，等于让我去开拓新户。”
张女士解释，公司有父母的股份，但父母入股不参与公司经营，“我父亲是她的亲哥哥，她让一位侄女偷拿我父亲的身份证到行政审批局，在我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股份变更了。”
“他们一年几千万的业务，我自己单干，一个月就挣几千元，维持正常生活。她打电话骂我父亲，找人传话，说我父亲不是东西，抢她的公司。我父亲属于很老实的人，年轻时顶了班，大家庭里不管谁做生意，我父亲必须得拿钱出来投钱，挣了是人家的，赔了都是我父亲的，甚至还闹上了法庭。”
张女士表示，父亲因此气病了，和姑姑打官司，“她说她有钱有人，我父亲斗不过她。”
>>>扎钉割轮胎
“扬言200万找人说要我一个胳膊一条腿”
“她还扬言200万买我的命，我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没想到我的亲姑姑会害我。”
张女士介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车屁股上被人装了跟踪器，我开到修理厂让人找出来的。我的车轱辘一个星期不带停地被扎钉子，还被割断轮胎，她花200万找人说要我一个胳膊一条腿，我有人证，还说要偷我手里的举报材料，2019年三四月我在县里报过警。”
10月13日下午，张女士告诉华商报记者，“今天上午县纪委打电话联系我，让我带着材料去县纪委，但我不会带很多证据去，因为不光是沂水县的，他们业务覆盖了临沂和日照，不单单是沂水县纪委能调查。”
张女士转述县纪委的答复，“他们说需要找当事人了解情况，不是说我来了就得调查，我说我前脚上纪委举报，后面姑父就放话说我举报也没用，我再折腾就要我的狗命。”
>>>县纪委调查
当事医生称20万次日退回是借款不是回扣
10月13日，华商报记者联系临沂市纪委，工作人员表示不便透露，需要向沂水县纪委了解，但记者多次拨打县纪委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10月13日，华商报记者联系上张女士举报材料中涉及的李医生，“我看到举报我也懵了，她是诬告，县纪委已经查清楚了。”
李医生承认2014年确实有这笔20万元的打款凭证，但这笔钱并非回扣，是通过同事王某某的普通借款，而且这款次日就退回了。
“他们公司有个股东老板是我的同事（王某某），关系很好，银行都有拉存款的业务，因为到月底，我有个亲戚在银行，我帮忙给亲戚顶业务，公司打款凭证是2014年6月30号，7月1号上午9点多，我又把这笔款打回他们公司了。”
李医生称，同事王某某在医院干了几十年，比自己小一岁，之前确实在麻醉科工作。
李医生否认拿过回扣，“1分钱没拿过，连碗凉水都没喝过，她我都不认识，凭良心讲，我没收过1分钱，我不怕调查。”
“她送回扣怎么拿的，怎么给我的，她得拿出事实。”李医生表示，10月11日下午，他去县纪委谈的话，包括同事王某某和涉事公司都去了，“银行卡都全部调出来了，这个钱不到24小时全部打回去了，根本不是她在网上说的医疗受贿，县纪委有定论了，就是误传，借款是普通借款。”
李医生表示，张女士网上发声是不实之举，对他诽谤，“我今天上午去我们县公安局报案，已经受理。现在我的生活都受影响，媒体和朋友都打我电话，我需要媒体公正报道。我年纪也大了，确实受不了，我快60岁了，马上就退休了，现在医院还不让我发声，说我现在没必要在网上回应，说她主要是针对王某某，但是我需要媒体帮我澄清，欢迎媒体给我说句话。”
>>>被举报姑父
“她偷公司货物在外开公司，被开除不服嘛”
“她是诬陷，县纪委调查过了。”10月13日，华商报记者联系上张女士的姑父，他承认侄女举报中提及的公司是他一个亲戚的。对于张女士举报给医院送回扣一事，王某某也矢口否认：“没那回事，11号就调查了，政府已经给她回复了，她告又不是一天了，医院都调查过。”
“谁威胁她的生命呢？她是自己乱说的。”王某某否认妻子威胁侄女的人身安全，“她原先在公司里干，偷公司的货物，偷偷在外面开公司，被公司开除了，她不服嘛，她这个女的离了两次婚……”
对于偷货公司是否报警，王某某表示好像是2016年，自己记不清了，因为毕竟都是亲戚。
华商报记者 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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