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发布！事关这14座城市……】今天，参考消息报社首次发布《中国城市对外交往影响力分析报告（2022）》。
城市作为国际交往的主体、跨国合作的纽带、全球治理的前沿，近年来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该报告选取9个国家中心城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共计14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对外交往影响力进行评估，旨在助力国家对外交往中心建设，推动城市外交成为大国外交重要一极。
监测发现，上述城市在中国城市对外交往中处于前列，具有一定代表性，对中国城市对外交往影响力评估具有样本意义。
城市之间对外交往影响力差异较大
报告显示，14座城市在对外交往影响力方面表现差异较大，可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上海和北京，两座城市均是与海外政治交往密切、经贸联通发达、文化交流繁荣的中心城市，具有全方位的对外交往影响力和重要的国际化功能。
第二梯队包括广州和成都。两座城市均为国家中心城市，各有特色，广州在城市外交活力度和城市经济开放度上处于一流。
值得关注的是，成都在城市外交活力度和城市对外展示度两个维度上表现突出，为其他城市在对外交往方面取得突破提供了路径和思路。
第三梯队包括深圳、重庆、武汉、西安、厦门、青岛、天津等7座城市，9个国家中心城市有4个在本梯队。7座城市各有特色，在城市外交活力度、城市经济开放度、城市对外展示度上或是均衡全面发展，或是有多项指标发展水平很高，成为对外交往影响力较强的城市。
第四梯队包括宁波、大连、郑州等3座城市。这一梯队城市均为区域政治、经济中心，在城市对外交往上具有一定特色，但或是缺少经济开放和对外展示方面的综合发力，或是城市经济开放度没有转化为扩大对外交往的驱动力，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研究显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城市对外交往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二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总体处于同步增长状态。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越发达往往意味着更加紧密的海外经济联系，同步也会促成更密切的政治、文化交往，而更加紧密的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会带来更多的产品出口、商业投资等机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城市外交活力度发展水平相对均衡
研究显示，14座城市在城市外交活力度方面发展水平相对较为均衡。其中，北京、广州、上海属于城市外交活力度中心城市，分别代表了首都、华南和华东地区的全面发展水平。成都、重庆、西安三座西部城市组成了外交活力节点城市，反映出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新机遇带来的强大动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构成了城市外交活力度的主要区域支点，如华侨众多、海外联系密切的厦门、长期连接东北亚的青岛。
值得关注的是，14座城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积极拓展多种形式的外事活动。2021年外事活动频次与2020年相比大多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外事活动均值约达26次，同比增长52%。其中，广州、成都、重庆、天津等城市外事活动频次数量靠前，较好地把握了疫情防控与对外交往的平衡，而部分东部、中部基础条件更好的城市相对发力不够。
城市经济开放度体现城市精准防控能力
城市经济开放度不仅反映了不同城市涉外经贸的质量水平，也体现出疫情背景下不同城市通过精准防控把握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能力。
城市经济开放度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其中，上海、深圳、广州、北京等构成了第一梯队的城市经济开放度中心城市，是中国面向全球经济的“代表队”。第二梯队城市经济开放度节点城市由重庆、厦门、武汉、成都、天津、西安组成。其他城市构成了城市经济开放度支点城市。
城市经济开放度是对外交往中受疫情影响最为明显的方面，但是因不同城市疫情精准防控效果和对冲疫情经济政策的差异而影响不一。
在城市经济开放度具体指标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涉及疫情期间人员往来限制的涉外旅游业规模和境外游客吸引力。有数据统计的城市这两项指标2021年比2020年虽有小幅上涨，但比疫情前降幅较大。
在进出口和利用外资上，由于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从而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得相对优势，14座主要城市平均分别增长21%、12%。
成都在城市对外展示度方面表现突出
城市对外展示度中，成都凭借西部地区自然历史景观和多元文化活动，与北京、上海共同跻身第一梯队，成为城市对外展示度中心城市。
城市对外展示度节点城市主要包括位于中部的武汉，位于东部及南部的深圳、青岛、广州、厦门、天津，位于西部的西安、重庆，这些城市或是在当代文化或是在历史文化上特色鲜明，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知名度。
第三梯队为城市对外展示度支点城市，一般仅在个别城市对外展示度指标上具有初步影响，如郑州、宁波具有入选世界自然遗产或世界文化遗产的成果。
研究可见，东部地区在文化多样性国际认可度、地标景观国际影响力、传统文化国际认可度等当代和历史文化城市对外展示度指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则分别在历史、当代文化方面各有特色，这些具有较长时间稳定性的指标反映出不同地区和城市在对外文化展示方面的积淀。(参考智库文章https://t.cn/A66u4fam) （图1：大熊猫装扮希思罗快线，欢迎英国游客前往成都。新华社记者 夏晓/摄
图2:广州夜景。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图3：图为2021成都欧洲文化季。）
城市作为国际交往的主体、跨国合作的纽带、全球治理的前沿，近年来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该报告选取9个国家中心城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共计14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对外交往影响力进行评估，旨在助力国家对外交往中心建设，推动城市外交成为大国外交重要一极。
监测发现，上述城市在中国城市对外交往中处于前列，具有一定代表性，对中国城市对外交往影响力评估具有样本意义。
城市之间对外交往影响力差异较大
报告显示，14座城市在对外交往影响力方面表现差异较大，可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上海和北京，两座城市均是与海外政治交往密切、经贸联通发达、文化交流繁荣的中心城市，具有全方位的对外交往影响力和重要的国际化功能。
第二梯队包括广州和成都。两座城市均为国家中心城市，各有特色，广州在城市外交活力度和城市经济开放度上处于一流。
值得关注的是，成都在城市外交活力度和城市对外展示度两个维度上表现突出，为其他城市在对外交往方面取得突破提供了路径和思路。
第三梯队包括深圳、重庆、武汉、西安、厦门、青岛、天津等7座城市，9个国家中心城市有4个在本梯队。7座城市各有特色，在城市外交活力度、城市经济开放度、城市对外展示度上或是均衡全面发展，或是有多项指标发展水平很高，成为对外交往影响力较强的城市。
第四梯队包括宁波、大连、郑州等3座城市。这一梯队城市均为区域政治、经济中心，在城市对外交往上具有一定特色，但或是缺少经济开放和对外展示方面的综合发力，或是城市经济开放度没有转化为扩大对外交往的驱动力，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研究显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城市对外交往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二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总体处于同步增长状态。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越发达往往意味着更加紧密的海外经济联系，同步也会促成更密切的政治、文化交往，而更加紧密的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会带来更多的产品出口、商业投资等机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城市外交活力度发展水平相对均衡
研究显示，14座城市在城市外交活力度方面发展水平相对较为均衡。其中，北京、广州、上海属于城市外交活力度中心城市，分别代表了首都、华南和华东地区的全面发展水平。成都、重庆、西安三座西部城市组成了外交活力节点城市，反映出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新机遇带来的强大动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构成了城市外交活力度的主要区域支点，如华侨众多、海外联系密切的厦门、长期连接东北亚的青岛。
值得关注的是，14座城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积极拓展多种形式的外事活动。2021年外事活动频次与2020年相比大多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外事活动均值约达26次，同比增长52%。其中，广州、成都、重庆、天津等城市外事活动频次数量靠前，较好地把握了疫情防控与对外交往的平衡，而部分东部、中部基础条件更好的城市相对发力不够。
城市经济开放度体现城市精准防控能力
城市经济开放度不仅反映了不同城市涉外经贸的质量水平，也体现出疫情背景下不同城市通过精准防控把握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能力。
城市经济开放度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其中，上海、深圳、广州、北京等构成了第一梯队的城市经济开放度中心城市，是中国面向全球经济的“代表队”。第二梯队城市经济开放度节点城市由重庆、厦门、武汉、成都、天津、西安组成。其他城市构成了城市经济开放度支点城市。
城市经济开放度是对外交往中受疫情影响最为明显的方面，但是因不同城市疫情精准防控效果和对冲疫情经济政策的差异而影响不一。
在城市经济开放度具体指标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涉及疫情期间人员往来限制的涉外旅游业规模和境外游客吸引力。有数据统计的城市这两项指标2021年比2020年虽有小幅上涨，但比疫情前降幅较大。
在进出口和利用外资上，由于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从而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得相对优势，14座主要城市平均分别增长21%、12%。
成都在城市对外展示度方面表现突出
城市对外展示度中，成都凭借西部地区自然历史景观和多元文化活动，与北京、上海共同跻身第一梯队，成为城市对外展示度中心城市。
城市对外展示度节点城市主要包括位于中部的武汉，位于东部及南部的深圳、青岛、广州、厦门、天津，位于西部的西安、重庆，这些城市或是在当代文化或是在历史文化上特色鲜明，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知名度。
第三梯队为城市对外展示度支点城市，一般仅在个别城市对外展示度指标上具有初步影响，如郑州、宁波具有入选世界自然遗产或世界文化遗产的成果。
研究可见，东部地区在文化多样性国际认可度、地标景观国际影响力、传统文化国际认可度等当代和历史文化城市对外展示度指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则分别在历史、当代文化方面各有特色，这些具有较长时间稳定性的指标反映出不同地区和城市在对外文化展示方面的积淀。(参考智库文章https://t.cn/A66u4fam) （图1：大熊猫装扮希思罗快线，欢迎英国游客前往成都。新华社记者 夏晓/摄
图2:广州夜景。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图3：图为2021成都欧洲文化季。）
【真正想玩命的是美国？】
俄乌冲突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遮盖了其他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遮盖不住，那就是美国的野心。整场乌克兰危机，本质上就是美国野心扩张的结果，然而现在的拜登政府，已经在酝酿更大的企图。
在最近，白宫已经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3财年的国防预算计划，还有对应的机密文件——《核态势评估报告》。美媒不断爆料指出，拜登政府正在改变其对于核武库的态度，当初拜登曾承诺在核武库发展使用方面保持理性态度，然而现在的事实却是，拜登正在变得更加疯狂，比特朗普还要疯狂。
目前至少有三大迹象表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并没有让美国反省自己的错误，相反，美国正在变得更疯狂。甚至可以说，真正想玩命的，可能就是美国自己。
迹象一：拜登核政策重大转变。
首先关注一点，拜登已经开始收回他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竞选承诺，在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改为“维持现状”，也就是说，本届美国政府延续了美国一直以来的核政策，美国将不会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其次，拜登提交历史性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的超级军费预算，美国的核武库发展正迎来“爆发期”。美国《防务新闻》网站的报道显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进更换400枚“民兵-3”陆基洲际导弹系统，新的替代产品型号已经定名为“哨兵”，携带W87核弹头的“哨兵”陆基洲际导弹系统，将从2029年开始替换“民兵-3”，而且替换比例是1比1，也就是说，未来“哨兵”的保有量仍然是400枚，美国的陆基核威慑力量在21世纪前中期将不会压缩。
（B-21轰炸机）
“哨兵”项目仅在2023财年的预算案中就分到36亿美元的资金，而美国海基核力量的更新，则分到63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建设“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美国空军的B-21轰炸机也能获得50亿美元的资金，还有空射核巡航导弹可能获得10亿美元的资金，核遥控指挥系统的升级可获得48亿美元的资金，总体来看，仅2023财年，美国用于更新核武库的资金规模就会超过300亿美元。而美国核三位一体力量的更新，将扩大美国5000多枚核弹头的威胁作用。
更危险的地方在于，美国仍在试图降低“核门槛”。典型的现象，就是美国在推动低当量核弹头的发展，《核态势评估报告》也模糊了关于使用核武器的条件，这使得美国对“核门槛”的定义变得不清晰，外界无从知道美国的核底线在哪里。
迹象二：美国军事同盟的无序扩张。
俄乌冲突的爆发，本身就是北约东扩所导致的结果，北约想要吞掉乌克兰，俄罗斯感受到了地缘战略威胁，因此不得不做出反制。对俄罗斯而言，北约东扩是致命的危险，因为如果乌克兰部署了美国的陆基中导（美国已经退出《中导条约》），则莫斯科将“无险可守”。
但即使乌克兰危机爆发，北约东扩趋势仍在加剧，北欧方向的芬兰和瑞典都已经表现出要加入北约的意图，并获得了北约的“积极回应”。如果芬兰和瑞典也成为北约成员，则将直接威胁俄罗斯西北部边界的战略安全，而莫斯科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北约东扩甚至已经不再局限于欧洲，而是开始奔着亚太地区来了。现在北约甚至已经开始拉拢日本和韩国，这是极其罕见的情况。众所周知，日本和韩国距离中国都不远，北约如此拉拢中国的邻国，意图可想而知。
另外，美国已经联合英国，拉了澳大利亚，搞所谓的“AUKUS”联盟，这个军事性质的联盟不仅支持澳大利亚发展核潜艇，而且还要在高超声速武器方面搞动作，这些动作的意图，都明显地指向了中国。“AUKUS”目前虽然只是一个美英澳三方同盟，但未来也不排除会扩散，甚至可能迎合北约东扩的趋势，变成所谓的“亚太版北约”。
也就是说，今后美国的军事同盟，将会呈现无序扩散的现象，美国会满世界拉小圈子，搞各种军事同盟，这种到处搞军事化的行为，将会导致全球安全局势不断升温，并使得危机风险不断增加。
迹象三：美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加大误判危险。
美国炒作中俄“威胁”，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事情，但最近美国变本加厉，一方面，美国借俄乌冲突危机，试图逼迫中国“谴责俄罗斯”，然而另一方面，美国却将中国定义为最大的“威胁”，并正在不断炒作中国的正常发展。
美国自己在搞核武库升级，然而美国却天天谈论中国的核技术。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上将在其国会证词里面，就炒作中国将实现“核武现代化升级”的“重大转变”，他重点提及中国的“高超武器试射”，并称中国洲际导弹可能配备“高超声速滑翔弹头”，这是“史无前例的”。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也不顾美国自己拥有5000多枚核弹头的事实，而是一意渲染中国核弹头数量，阿奎利诺揣测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将在2020年代末期“翻倍”，达到“1000枚以上”。
美国也没忘记炒俄罗斯的核力量，美国认为俄罗斯的核弹头数量超过了自己，而且俄罗斯也有高超音速武器发展成果，并且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让美国感到坐立不安。
一边是美国的核武库扩张、核门槛降低，一边则是美国疯狂炒作中俄“威胁”，这导致了互信的困难。而且，美国还搞低当量核弹头，这是对核门槛的进一步拉低，美国自己的推演也曾显示，并不存在所谓“区域核战”，核弹头这种东西，只要一旦打出去，就会演变成全面核战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老奸巨猾的拜登不仅抛弃了他的竞选承诺，而且还变本加厉，在核政策方面正变得更加疯狂。与此同时，美国也更加敌视中俄，并不断通过炒作中俄力量的方式，为美国自己突破各种门槛寻求借口。
毫无疑问，一个更加危险的美国已经出现了。美国自己就是全球最大的军事大国、核大国、战争贩子。如果美国开始走危险的路，那么世界安全局势将会更加紧张。而现在的事实是，美国的动作确实越来越狂热，这再次说明，真正威胁全世界的，就是美国自己。
俄乌冲突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遮盖了其他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遮盖不住，那就是美国的野心。整场乌克兰危机，本质上就是美国野心扩张的结果，然而现在的拜登政府，已经在酝酿更大的企图。
在最近，白宫已经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3财年的国防预算计划，还有对应的机密文件——《核态势评估报告》。美媒不断爆料指出，拜登政府正在改变其对于核武库的态度，当初拜登曾承诺在核武库发展使用方面保持理性态度，然而现在的事实却是，拜登正在变得更加疯狂，比特朗普还要疯狂。
目前至少有三大迹象表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并没有让美国反省自己的错误，相反，美国正在变得更疯狂。甚至可以说，真正想玩命的，可能就是美国自己。
迹象一：拜登核政策重大转变。
首先关注一点，拜登已经开始收回他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竞选承诺，在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改为“维持现状”，也就是说，本届美国政府延续了美国一直以来的核政策，美国将不会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其次，拜登提交历史性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的超级军费预算，美国的核武库发展正迎来“爆发期”。美国《防务新闻》网站的报道显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进更换400枚“民兵-3”陆基洲际导弹系统，新的替代产品型号已经定名为“哨兵”，携带W87核弹头的“哨兵”陆基洲际导弹系统，将从2029年开始替换“民兵-3”，而且替换比例是1比1，也就是说，未来“哨兵”的保有量仍然是400枚，美国的陆基核威慑力量在21世纪前中期将不会压缩。
（B-21轰炸机）
“哨兵”项目仅在2023财年的预算案中就分到36亿美元的资金，而美国海基核力量的更新，则分到63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建设“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美国空军的B-21轰炸机也能获得50亿美元的资金，还有空射核巡航导弹可能获得10亿美元的资金，核遥控指挥系统的升级可获得48亿美元的资金，总体来看，仅2023财年，美国用于更新核武库的资金规模就会超过300亿美元。而美国核三位一体力量的更新，将扩大美国5000多枚核弹头的威胁作用。
更危险的地方在于，美国仍在试图降低“核门槛”。典型的现象，就是美国在推动低当量核弹头的发展，《核态势评估报告》也模糊了关于使用核武器的条件，这使得美国对“核门槛”的定义变得不清晰，外界无从知道美国的核底线在哪里。
迹象二：美国军事同盟的无序扩张。
俄乌冲突的爆发，本身就是北约东扩所导致的结果，北约想要吞掉乌克兰，俄罗斯感受到了地缘战略威胁，因此不得不做出反制。对俄罗斯而言，北约东扩是致命的危险，因为如果乌克兰部署了美国的陆基中导（美国已经退出《中导条约》），则莫斯科将“无险可守”。
但即使乌克兰危机爆发，北约东扩趋势仍在加剧，北欧方向的芬兰和瑞典都已经表现出要加入北约的意图，并获得了北约的“积极回应”。如果芬兰和瑞典也成为北约成员，则将直接威胁俄罗斯西北部边界的战略安全，而莫斯科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北约东扩甚至已经不再局限于欧洲，而是开始奔着亚太地区来了。现在北约甚至已经开始拉拢日本和韩国，这是极其罕见的情况。众所周知，日本和韩国距离中国都不远，北约如此拉拢中国的邻国，意图可想而知。
另外，美国已经联合英国，拉了澳大利亚，搞所谓的“AUKUS”联盟，这个军事性质的联盟不仅支持澳大利亚发展核潜艇，而且还要在高超声速武器方面搞动作，这些动作的意图，都明显地指向了中国。“AUKUS”目前虽然只是一个美英澳三方同盟，但未来也不排除会扩散，甚至可能迎合北约东扩的趋势，变成所谓的“亚太版北约”。
也就是说，今后美国的军事同盟，将会呈现无序扩散的现象，美国会满世界拉小圈子，搞各种军事同盟，这种到处搞军事化的行为，将会导致全球安全局势不断升温，并使得危机风险不断增加。
迹象三：美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加大误判危险。
美国炒作中俄“威胁”，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事情，但最近美国变本加厉，一方面，美国借俄乌冲突危机，试图逼迫中国“谴责俄罗斯”，然而另一方面，美国却将中国定义为最大的“威胁”，并正在不断炒作中国的正常发展。
美国自己在搞核武库升级，然而美国却天天谈论中国的核技术。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上将在其国会证词里面，就炒作中国将实现“核武现代化升级”的“重大转变”，他重点提及中国的“高超武器试射”，并称中国洲际导弹可能配备“高超声速滑翔弹头”，这是“史无前例的”。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也不顾美国自己拥有5000多枚核弹头的事实，而是一意渲染中国核弹头数量，阿奎利诺揣测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将在2020年代末期“翻倍”，达到“1000枚以上”。
美国也没忘记炒俄罗斯的核力量，美国认为俄罗斯的核弹头数量超过了自己，而且俄罗斯也有高超音速武器发展成果，并且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让美国感到坐立不安。
一边是美国的核武库扩张、核门槛降低，一边则是美国疯狂炒作中俄“威胁”，这导致了互信的困难。而且，美国还搞低当量核弹头，这是对核门槛的进一步拉低，美国自己的推演也曾显示，并不存在所谓“区域核战”，核弹头这种东西，只要一旦打出去，就会演变成全面核战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老奸巨猾的拜登不仅抛弃了他的竞选承诺，而且还变本加厉，在核政策方面正变得更加疯狂。与此同时，美国也更加敌视中俄，并不断通过炒作中俄力量的方式，为美国自己突破各种门槛寻求借口。
毫无疑问，一个更加危险的美国已经出现了。美国自己就是全球最大的军事大国、核大国、战争贩子。如果美国开始走危险的路，那么世界安全局势将会更加紧张。而现在的事实是，美国的动作确实越来越狂热，这再次说明，真正威胁全世界的，就是美国自己。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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