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不能依靠委托，人民也不需要青天老爷，人民只应该求助于他们自己。任何设有等级差距的组织术必将导致权力的滥用。
个人能够热切地介入到那些对他们自身行为产生影响的决定中去，这是在马克思语境下对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解读。如果说在历史上曾经存在一个政治性的阶段，那么显而易见的，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个人被迫让出这种政治性，换句话说，被迫接受了一种阉割。
福柯给出的“生命权力”将人重又定义为动物，完成了对颠倒的再颠倒。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政治性还给自己。
即使通过对原始公社及城邦制之所谓民主状态的否定来证明历史上并不存在一定阶段的“自治”，也不妨碍个体去争取这种自治权。实际上，通过引述波德莱尔，任何妄图去寻找有待发现的本体或隐秘于前历史的完美物都是新型的形而上学。我们需要的是建构，是对自身的塑造，而并非回溯。

【申时】
在英雄时代，神明公然地介入凡人的事物，正是他们热切关心和亲身参与，表明了英雄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的意义。也正是因为神的关注，使得帕里斯和海伦的故事成为能够对人有所启发的悲剧，而非一段简单的风流韵事，也使得特洛亚的陷落不仅仅是单纯的灾难，而是包含着道德意义的考量。对于英雄来说，他们英雄的修饰语和他们凡人的命运形成的强烈对比，既是反讽，也是同情，神样的非神，这是古希腊人对于人自我限度的表达，如何在虔敬与理性中寻求平衡，这影响到了人类几千年的宗教、哲学思考。

《克尔凯郭尔日记选》
#我们打开一本书，希望遇见一个作家，却遇见一个人#
克尔凯郭尔以前的哲学家思维过“我存在”这个命题，只有克尔凯郭尔注意到他们忘记的重要事实：我的存在对我来说，绝对不是一件思维的问题，而是我个人热切介入的一件事实。我不是在心境上看见到这个存在的反映，是在生活中遭遇它；它是我的生活，是一条环绕我所有心镜流动的流，却看不见。
然而，若说存在并不在心里映成一种概念，则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才能把握到它？对克尔凯郭尔来说，这种跟自我的重大遭遇，在于“或此即彼”的选择。他放弃蕾琪娜，从此永远放弃他渴求的日常生活的慰藉，这时候，他遭遇到他自己的存在，是个比任何概念都来得强劲有力的实在。同理，无论是谁，只要他做（或被迫做）关乎终生——也是关乎永恒，因为我们是有一生——的重大抉择，就经验到他自己的存在是超乎思想之镜的某种东西。他遭遇到他的“自我”，不在思想的超然里，而在选择的介入和痛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