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凡是做校园贷的老板都缺德#中国一所958高校做辅导员，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的孩子上大学，请让他们原来校园贷，校园贷的危害比想象中的还可怕
没有一个大学，敢把自己学校里因为校园贷跳楼，退学的数据统计报道出来，因为哪个数字会让家长发疯。
我一直以为这种东西只会发生在社会上，毕竟很多人知识文化水平低，容易被骗。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种校园贷在大学校里的泛滥程度其实远远超出想象。
处在校园的大学生，由于还没有步入社会，他们压根就不了解赚钱的难处，然而这些年轻人的消费能力却很强，经常要买各种东西！
可我们都知道，大多数大学生的钱都来自父母，当他们没有经济来源的时候，校园贷就趁虚而入了……
看完后有些后怕，庆幸当初的自己如果遇到这种东西，说不定还真的会上当！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校园贷危害有多大##校园贷鼻祖下场直播带货#
没有一个大学，敢把自己学校里因为校园贷跳楼，退学的数据统计报道出来，因为哪个数字会让家长发疯。
我一直以为这种东西只会发生在社会上，毕竟很多人知识文化水平低，容易被骗。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种校园贷在大学校里的泛滥程度其实远远超出想象。
处在校园的大学生，由于还没有步入社会，他们压根就不了解赚钱的难处，然而这些年轻人的消费能力却很强，经常要买各种东西！
可我们都知道，大多数大学生的钱都来自父母，当他们没有经济来源的时候，校园贷就趁虚而入了……
看完后有些后怕，庆幸当初的自己如果遇到这种东西，说不定还真的会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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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贷危害有多大##校园贷鼻祖下场直播带货#
枣庄对标省“十强”产业，加快构建“6+3”现代产业体系
产业兴市，老工业基地焕发活力
□ 本报记者 张环泽 孟令洋
7月20日，记者从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全省“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专项激励名单正在公示，枣庄市机床及矿山装备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和全域旅游产业集群跻身其中。据统计，目前，枣庄有8个产业入选省“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库、储备库，7家企业入选省“十强”产业集群领军企业库、储备库。
对标省“十强”产业，枣庄实施“工业强市、产业兴市”三年攻坚行动，加快建设“6+3”现代产业体系，以工业大发展推动经济大提速，以产业大提升实现枣庄大跨越。
两大支柱产业集群化全链条发展
当前，枣庄市落实新发展理念，打造以高端装备、高端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大先进制造业和高质高效农业、新型商贸物流业、特色文旅康养业为主体的“6+3”现代产业体系，作为全市产业发展的目标。
在全国最大的数控面板、智能电盘配套企业——山东山森数控技术有限公司车间，每年都有十几项专利诞生。其智能电盘属全国首创，占据国内机床行业电盘市场的80%以上。
“传统电盘每人每天仅能装配一台，节点较多且容易接错，机床60%电气故障因此产生，但智能电盘安装仅需10分钟。”山森数控副总经理孙强介绍。
像机床这类高端装备产业，技术资金密集、污染排放低、带动能力强，是枣庄市“6+3”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正在加速崛起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现如今，在滕州境内集聚各类机床企业近800家，滕州中小数控机床区域品牌已在全国打响，连续三届被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认定为“中国中小机床之都”，产品出口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形成了基地化、一体化发展格局。
与高端装备产业并称为枣庄支柱性产业的高端化工，也在转型中实现新突破，集链成群发展。2021年，全市83家规上化工生产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69.8亿元，同比增长39.95%；实现利润68.2亿元，同比增长192.62%。
目前，在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内，每天有900吨己内酰胺发往全国各地，这是企业产品向下游延伸、实现产业链升级的重要项目。
“发展精细化学品，包括己内酰胺这些新材料，就是把产业链进一步延长，实现了化工产品的高附加值。”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岭回忆，建厂之初仅有11万吨的尿素产能，现在各类化学品总产能达到了350万吨。
围绕己内酰胺产品，鲁南化工持续向下游延伸建设尼龙6聚合装置，生产尼龙长丝、短丝、尼龙工业丝、尼龙膜片及工程塑料等高端化产品，通过一体化尼龙产业链的建设，在新材料产业立足。依托尼龙6项目，投资50亿元建设高档医护用品项目，一期工程2.3万平方米无菌车间明年5月份即将投产，即将展开的二期项目规划建设研发中心和6.8万平方米的无菌车间等，全部投产后，年可生产高档非织造布及医用材料10万吨，各类高端护理用品30亿条（片）。
流多大的汗滴就结多大的果实。今年一季度，枣庄15项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全部位居全省前十位，其中7项位居全省第一。“工业强市、产业兴市”战略的实施，让枣庄党员干部群众增添了赶超的信心和底气。
技改让传统产业“脱胎换骨”
在鑫迪家居工业4.0智能制造产业园生产车间内，从选材到分装整个流程，全部由机械臂、智能物流系统自动完成，实现了无人操作。与以往“机器轰鸣、粉尘纷飞”的场景有天壤之别，鑫迪家居工业4.0智能制造产业园实现了从“制造”到“智造”的华丽蜕变。
“以前的管理理念、生产组织方式和硬件水平，已经不能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必须利用5G智能制造来一次‘脱胎换骨’，用全面智能化迎接家居行业的未来。”鑫迪集团董事长李鑫说。据了解，鑫迪家居工业4.0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是滕州为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实施的重点工业项目之一，打造了国内首个运用5G+技术的智能家居制造工厂，成为中国家居行业4.0智能制造示范标杆基地。
交大智邦（枣庄）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利用5G技术也打造了恒温智能工厂，形成了汽车动力总成智能生产线、高精高速数控机床单机等高端产品矩阵，建成首家山东移动5G工业互联智慧工厂示范基地。
枣庄传统产业家底厚实，加快智能化改造，既是当务之急，更是长远之策。枣庄市以智能化为方向，以基金为抓手，创新推出“政投保贷券服企”的智能化技改新模式，今年一季度，工业技改投资增速35.9%，居全省第5位，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速25.7%，高于全省平均4.8个百分点。
“下一步，将大力实施‘技改焕新行动’，常态化召开智能化技改大会，推动更多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枣庄市委书记陈平说。
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是枣庄在制造企业里打出的一张“技改牌”。作为首批进驻平台的供应商，山东一唯自动化有限公司让不少传统制造企业“脱胎换骨”。
台儿庄区的枣庄盛世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在国内石膏粉生产线装备领域综合排名第一，在一唯自动化提供非标准智能化解决方案后，盛世机械研发制造出60余台工业机器人，组成智能化生产线，智能化设备占比达90%以上，用工减少50%以上，生产成本节约20%，环保装备效率提高3—6倍。
思路一变天地宽，企业一改成效显。政府搭台——邀请市内外技改服务商、重点企业300余家参会，49个重点智能化技改项目集中签约；基金跟投——已向16个重点技改项目完成投资3.49亿元；融资担保——累计为49家企业技改项目提供担保金额2.52亿元；贷款联动——累计发放技改项目银行贷款3.52亿元；证券助力——为精工电子、正凯新材料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支持丰元化学实现再融资4.5亿元……这些实打实的技改新招，为产业提供了资源要素支撑，枣庄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和底气更强大了。
全生命周期服务项目建设
6月20日，正在外地出差的枣庄市新旧动能办副主任杨宝鑫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杨主任，企业的安评审批手续遇到了点困难，咋办？”手机那头，山东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邵波急切地询问。
在联泓格润新能源材料和生物可降解材料一体化项目由省重大准备类项目转为实施类项目的关键节点上，安评手续必不可少。挂了电话，杨宝鑫就开始联系行政审批部门，协调解决安评审批手续的问题。
项目需要土地指标约1700亩地，已经解决233亩建设用地，还需协调解决建设用地1400余亩。有了安评、环评、能评等手续，当月，转为省重大实施类项目的联泓格润项目就被纳入省土地点供指标范围。
“土地指标有望年内解决！”邵波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成片开发方案已上报省自然资源厅。7月15日，走进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平整土地，混凝土搅拌车往来作业，开工建设的准备工作井然有序。
说起推进速度，邵波对项目专员提供的保姆式关怀连连点赞。而联泓格润的“项目专员”就是杨宝鑫。为全力加快产业发展、助推重点项目建设，枣庄市率先推出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制度，每个帮包单位选派业务能力强、熟悉经济及项目管理工作的干部作为项目推进专员，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一对一”的全流程服务，形成项目从谋划储备到签约落地，再到开工建设直至竣工投产的全流程、闭环式管理服务新模式。
其实，杨宝鑫出差的目的是为联泓格润项目跑能源指标。作为枣庄市高端化工类领航型项目，总投资125亿元的联泓格润项目被列为2022年省重大项目。当前，联泓格润项目又面临着综合能耗约43万吨标煤/年（当量值，不含原料用能）的问题急需解决。
常年在发改系统工作的杨宝鑫深知，能耗指标的确是上大项目的制约因素，这关系着枣庄高端化工产业的长远发展。
怎么解决？杨宝鑫多次赴省发展改革委协调汇报，希望能在能耗指标上给予协调支持。目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能耗指标有望解决。
产业发展，关键在项目。目前，枣庄市建立市级领导、市直部门、项目专员、项目单位“四位一体”的项目帮包新机制。“全市共有84名项目推进专员，负责166个省市重点项目。”枣庄市城市转型促进中心副主任姚广告诉记者，项目专员已经常态化进驻项目现场，有的专员一周去3—5次。
“像联泓格润项目的土地指标、能耗指标都是项目要素保障问题。”姚广解释，枣庄市已成立要素保障工作专班，将项目帮包与问题反映和化解有效衔接，能够现场解决的问题项目专员就地化解，难度较大的报请派出单位协调要素保障部门解决，截至目前，累计解决或实现较大进展的问题达800余个。对于土地、规划等制约项目建设的重大问题和难题，提交市重大项目建设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去年以来，已累计召开联席会议9次，协调推进解决堵点和难点问题达一百余个。
全生命周期服务结出硕果。上半年，207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60余亿元，达到年度计划的80%以上，超时间进度30个百分点以上。
来源：大众日报 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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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市，老工业基地焕发活力
□ 本报记者 张环泽 孟令洋
7月20日，记者从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全省“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专项激励名单正在公示，枣庄市机床及矿山装备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和全域旅游产业集群跻身其中。据统计，目前，枣庄有8个产业入选省“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库、储备库，7家企业入选省“十强”产业集群领军企业库、储备库。
对标省“十强”产业，枣庄实施“工业强市、产业兴市”三年攻坚行动，加快建设“6+3”现代产业体系，以工业大发展推动经济大提速，以产业大提升实现枣庄大跨越。
两大支柱产业集群化全链条发展
当前，枣庄市落实新发展理念，打造以高端装备、高端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大先进制造业和高质高效农业、新型商贸物流业、特色文旅康养业为主体的“6+3”现代产业体系，作为全市产业发展的目标。
在全国最大的数控面板、智能电盘配套企业——山东山森数控技术有限公司车间，每年都有十几项专利诞生。其智能电盘属全国首创，占据国内机床行业电盘市场的80%以上。
“传统电盘每人每天仅能装配一台，节点较多且容易接错，机床60%电气故障因此产生，但智能电盘安装仅需10分钟。”山森数控副总经理孙强介绍。
像机床这类高端装备产业，技术资金密集、污染排放低、带动能力强，是枣庄市“6+3”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正在加速崛起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现如今，在滕州境内集聚各类机床企业近800家，滕州中小数控机床区域品牌已在全国打响，连续三届被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认定为“中国中小机床之都”，产品出口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形成了基地化、一体化发展格局。
与高端装备产业并称为枣庄支柱性产业的高端化工，也在转型中实现新突破，集链成群发展。2021年，全市83家规上化工生产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69.8亿元，同比增长39.95%；实现利润68.2亿元，同比增长192.62%。
目前，在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内，每天有900吨己内酰胺发往全国各地，这是企业产品向下游延伸、实现产业链升级的重要项目。
“发展精细化学品，包括己内酰胺这些新材料，就是把产业链进一步延长，实现了化工产品的高附加值。”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岭回忆，建厂之初仅有11万吨的尿素产能，现在各类化学品总产能达到了350万吨。
围绕己内酰胺产品，鲁南化工持续向下游延伸建设尼龙6聚合装置，生产尼龙长丝、短丝、尼龙工业丝、尼龙膜片及工程塑料等高端化产品，通过一体化尼龙产业链的建设，在新材料产业立足。依托尼龙6项目，投资50亿元建设高档医护用品项目，一期工程2.3万平方米无菌车间明年5月份即将投产，即将展开的二期项目规划建设研发中心和6.8万平方米的无菌车间等，全部投产后，年可生产高档非织造布及医用材料10万吨，各类高端护理用品30亿条（片）。
流多大的汗滴就结多大的果实。今年一季度，枣庄15项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全部位居全省前十位，其中7项位居全省第一。“工业强市、产业兴市”战略的实施，让枣庄党员干部群众增添了赶超的信心和底气。
技改让传统产业“脱胎换骨”
在鑫迪家居工业4.0智能制造产业园生产车间内，从选材到分装整个流程，全部由机械臂、智能物流系统自动完成，实现了无人操作。与以往“机器轰鸣、粉尘纷飞”的场景有天壤之别，鑫迪家居工业4.0智能制造产业园实现了从“制造”到“智造”的华丽蜕变。
“以前的管理理念、生产组织方式和硬件水平，已经不能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必须利用5G智能制造来一次‘脱胎换骨’，用全面智能化迎接家居行业的未来。”鑫迪集团董事长李鑫说。据了解，鑫迪家居工业4.0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是滕州为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实施的重点工业项目之一，打造了国内首个运用5G+技术的智能家居制造工厂，成为中国家居行业4.0智能制造示范标杆基地。
交大智邦（枣庄）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利用5G技术也打造了恒温智能工厂，形成了汽车动力总成智能生产线、高精高速数控机床单机等高端产品矩阵，建成首家山东移动5G工业互联智慧工厂示范基地。
枣庄传统产业家底厚实，加快智能化改造，既是当务之急，更是长远之策。枣庄市以智能化为方向，以基金为抓手，创新推出“政投保贷券服企”的智能化技改新模式，今年一季度，工业技改投资增速35.9%，居全省第5位，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速25.7%，高于全省平均4.8个百分点。
“下一步，将大力实施‘技改焕新行动’，常态化召开智能化技改大会，推动更多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枣庄市委书记陈平说。
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是枣庄在制造企业里打出的一张“技改牌”。作为首批进驻平台的供应商，山东一唯自动化有限公司让不少传统制造企业“脱胎换骨”。
台儿庄区的枣庄盛世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在国内石膏粉生产线装备领域综合排名第一，在一唯自动化提供非标准智能化解决方案后，盛世机械研发制造出60余台工业机器人，组成智能化生产线，智能化设备占比达90%以上，用工减少50%以上，生产成本节约20%，环保装备效率提高3—6倍。
思路一变天地宽，企业一改成效显。政府搭台——邀请市内外技改服务商、重点企业300余家参会，49个重点智能化技改项目集中签约；基金跟投——已向16个重点技改项目完成投资3.49亿元；融资担保——累计为49家企业技改项目提供担保金额2.52亿元；贷款联动——累计发放技改项目银行贷款3.52亿元；证券助力——为精工电子、正凯新材料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支持丰元化学实现再融资4.5亿元……这些实打实的技改新招，为产业提供了资源要素支撑，枣庄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和底气更强大了。
全生命周期服务项目建设
6月20日，正在外地出差的枣庄市新旧动能办副主任杨宝鑫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杨主任，企业的安评审批手续遇到了点困难，咋办？”手机那头，山东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邵波急切地询问。
在联泓格润新能源材料和生物可降解材料一体化项目由省重大准备类项目转为实施类项目的关键节点上，安评手续必不可少。挂了电话，杨宝鑫就开始联系行政审批部门，协调解决安评审批手续的问题。
项目需要土地指标约1700亩地，已经解决233亩建设用地，还需协调解决建设用地1400余亩。有了安评、环评、能评等手续，当月，转为省重大实施类项目的联泓格润项目就被纳入省土地点供指标范围。
“土地指标有望年内解决！”邵波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成片开发方案已上报省自然资源厅。7月15日，走进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平整土地，混凝土搅拌车往来作业，开工建设的准备工作井然有序。
说起推进速度，邵波对项目专员提供的保姆式关怀连连点赞。而联泓格润的“项目专员”就是杨宝鑫。为全力加快产业发展、助推重点项目建设，枣庄市率先推出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制度，每个帮包单位选派业务能力强、熟悉经济及项目管理工作的干部作为项目推进专员，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一对一”的全流程服务，形成项目从谋划储备到签约落地，再到开工建设直至竣工投产的全流程、闭环式管理服务新模式。
其实，杨宝鑫出差的目的是为联泓格润项目跑能源指标。作为枣庄市高端化工类领航型项目，总投资125亿元的联泓格润项目被列为2022年省重大项目。当前，联泓格润项目又面临着综合能耗约43万吨标煤/年（当量值，不含原料用能）的问题急需解决。
常年在发改系统工作的杨宝鑫深知，能耗指标的确是上大项目的制约因素，这关系着枣庄高端化工产业的长远发展。
怎么解决？杨宝鑫多次赴省发展改革委协调汇报，希望能在能耗指标上给予协调支持。目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能耗指标有望解决。
产业发展，关键在项目。目前，枣庄市建立市级领导、市直部门、项目专员、项目单位“四位一体”的项目帮包新机制。“全市共有84名项目推进专员，负责166个省市重点项目。”枣庄市城市转型促进中心副主任姚广告诉记者，项目专员已经常态化进驻项目现场，有的专员一周去3—5次。
“像联泓格润项目的土地指标、能耗指标都是项目要素保障问题。”姚广解释，枣庄市已成立要素保障工作专班，将项目帮包与问题反映和化解有效衔接，能够现场解决的问题项目专员就地化解，难度较大的报请派出单位协调要素保障部门解决，截至目前，累计解决或实现较大进展的问题达800余个。对于土地、规划等制约项目建设的重大问题和难题，提交市重大项目建设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去年以来，已累计召开联席会议9次，协调推进解决堵点和难点问题达一百余个。
全生命周期服务结出硕果。上半年，207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60余亿元，达到年度计划的80%以上，超时间进度30个百分点以上。
来源：大众日报 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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