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贵州人# （他们是普普通通的贵州人，在他们身上，你能看到迎难而上的勇气、主动作为的志气、开拓创新的锐气；从他们的故事里，你能读懂“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因为，他们是新时代的贵州人。）
在脱贫攻坚的征程中，罗甸县借助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大力发展水果产业，被誉为“水果之乡”，脐橙、火龙果、蜂糖李等水果在罗甸大地上遍开希望之花、遍结致富之果，纷纷成为推动当地群众持续稳定脱贫的有生力量。
说起罗甸水果产业，绕不过一个人。他36年的青春坚守，成为罗甸水果产业发展的“活化石”和“引路人”。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使党徽在罗甸田野上闪闪发光，用使命与担当见证了罗甸水果产业发展和群众脱贫的全过程。从人见人爱的“小青年”，变成了树见花开的“张果老”。他就是罗甸县果业产业化发展中心副高级农艺师、州管专家、县管专家张永忠。
罗甸脐橙产业发展的“活化石”
1986年7月，时值罗甸大力发展柑橘产业，积极打造省级柑橘种植基地，急需引进高校专业人才。年仅20岁的张永忠刚从贵阳花溪农技学校毕业，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他毅然告别父母、亲人，离开了生活近20年的花溪老家，来到因贫穷落后的罗甸县。满怀信心与期待，准备到这个未开发的热土上大干一场。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上班就接到重大任务，到板庚开展三个月蹲点，动员群众发展脐橙种植。由于当地群众谁也不敢“吃螃蟹”，宁可种玉米也不愿种脐橙。初战遇挫的张永忠并不气馁，迅速调整示范地，在云干顺利开展了示范种植。
1986年-1994年，中国柑橘研究所和贵州果树研究所联合引进的纽荷尔和朋娜两个脐橙品种在罗甸上隆农场开展试种研究。由于挂果率、产量、品质等均优于原产地，纽荷尔脐橙脱颖而出，击败朋娜品种，率先拿到罗甸产业发展的“入场券”。
1996年，罗甸县将县农业局水果站和烟山果业场联合成立县果业公司，在全县范围开始大面积推广种植。由于张永忠科班出身、经验丰富，还能吃苦耐劳，公司基地建设的重任落到了张永忠的肩上。为了尽早把种植基地建设好，张永忠长期住在用几根木棒和帆布搭建起来的简陋工棚里，吃住在山上，一个基地常常一蹲就是好几个星期。 从土地测量到基地开挖再到种植技术指导等，他都全程参与。不到一年的时间，沟亭、关固、立亭、烟山、边阳等7个水果种植基地相继建成，总面积达3000亩。
张永忠行走在大山之间，用深深浅浅的脚印丈量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年下来，他脚上的运动鞋走坏不下5双。
在县里的引导下，茂井镇康里村6户村民率先试种了150亩的脐橙。为确保种植规范，使试种一举成功，县里安排经验最丰富的专家张永忠蹲点指导。从茂井镇到康里村，8公里的山路蜿蜒崎岖，张永忠每次单边都要徒步走上两个多小时，到村里后吃住在果农家里。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传授技术毫无保留，解决了很多难题，受到当地群众热情欢迎。很多果农的脐橙一旦发现病虫害，第一个想到的救星就是张永忠。张永忠俨然成了当地果农们的“守护神”。
在张永忠的悉心指导下，康里脐橙试种取得圆满成功。品相好、口感佳、甜度高的康里脐橙在全县几乎家喻户晓，成了当时罗甸高品质脐橙的代名词。
不只康里尝到发展脐橙产业的甜头。2007年，张永忠在云干道角村推广脐橙种植同样取得了成功。
罗甸火龙果产业致富的“引路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省农委果蔬站和省果树科学研究所在罗甸城郊开辟了50亩试验田，通过对罗甸野生火龙果资源的普查、筛选及利用后进行选育试种。罗甸又一特色水果——火龙果也在试验田里悄悄酝酿，呼之欲出。
省里的水果专家经过多次试验后认为，罗甸山地土壤有机质含量高，昼夜温差相对较大，生育期长，糖分转化积累多，造就了火龙果独特优良的品质和极佳的口感，罗甸火龙果试种全面取得成功。
2007年10月，罗甸选取“紫红龙”“晶红龙”“粉红龙”等优良品种，开始在八总、七一、新民和板庚等地推广种植，推广面积达1700亩。在张永忠的亲自指导下，一片片整齐划一、高标准的火龙果基地相继建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贵州遭遇罕见的大规模凝冻天气，“贵州最温暖的地方”罗甸也难以幸免。种下不到半年的火龙果苗刚要爬上支架，就被寒风冻死在半空，停止了生长。上天似乎要将罗甸这新兴的水果产业连同人们的希望一起扼杀在摇篮中。
“罗甸的环境不适合种火龙果！”“罗甸注定和火龙果无缘了！”人们开始议论纷纷，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
全县1700亩的火龙果受灾面积超过了85%，上天无疑给了罗甸县火龙果产业一记重拳，但承担火龙果产业发展重任的张永忠并没有因此被击垮，他认为这是对火龙果生长环境和他自己的一次必要考验。
灾情发生后，他没有气馁，第一时间带领果办干部，深入各个基地开展调研，认真查找受灾原因。在核实灾情时，张永忠意外发现云干道角村村民徐明勇种植的2亩火龙果竟然奇迹般无一受灾。细心敏锐的他立即意识到问题所在，原来这2亩火龙果施的都是农家肥羊粪，羊粪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热量，较好地保护了幼苗免于被冻死。
张永忠在调查中还发现，栽种火龙果时间没有选择好也是导致受灾严重的主要原因。刚种下的幼苗抗冻能力差，秋冬种植是果苗受冻死亡的主要原因，他建议将火龙果栽种时间从原来的十月份调整到年初的三月至四月间。
弄清原因和想好对策后，张永忠草拟的受灾情况报告得到了省州相关部门的认可，同意继续就罗甸火龙果产业发展给予支持。
“当年如果不找出受灾原因，得不到上级支持，罗甸或许就与火龙果这一富民产业失之交臂啦。”正是张永忠和同事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引领着罗甸火龙果产业一步步发展壮大。
2007年，罗甸火龙果荣获首届中国·成都国际农业博览会金奖；2008年荣获贵州农业丰收一等奖；2009年荣获贵州省农产品金奖；2014年1月，罗甸火龙果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5年7月，罗甸获得“中国火龙果之乡”荣誉称号。
罗甸水果产业发展的“张果老”
张永忠矢志不渝地坚守岗位，几十年如一日，始终站在水果产业发展的第一线，培育和见证一个个水果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当地的人们都尊称他叫“张果老”。
多年来，张永忠先后主持了“罗甸县脐橙落果防治研究及应用”“罗甸县哈密瓜示范”“罗甸县火龙果新品种示范”等试验，积极参与了“火龙果新品种紫红龙特性研究与示范推广”“火龙果新品种黔果1号、黔果2号的选育和示范”科研项目；配合协调各个部门，成功申请获得罗甸县火龙果、脐橙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成功举办“火龙果产业发展研讨会”“罗甸火龙果丰收节”“贵州双果丰收节”等，并组织全县水果企业参加贵阳国际特色农产品交易会、广州农博会、云南农博会、成都博览会等各项宣传推介活动；积极协助打造了新中盛、黄花寨、阳光果园、海升等农旅一体化标准水果观光园，为全县水果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青春不散场，奋进无终点。在张永忠领衔的罗甸水果产业工作部门的带动下，继柑橘、火龙果之后，新引进的哈密瓜、蜂糖李等水果相继试种成功，并得到大面积推广。目前，全县水果种植面积达22.78万亩，建成精品水果标准化示范基地35个共4.2万亩，“一村一品”产业基地83个。为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县域经济和乡村振兴发展夯实产业基础。他先后获得黔南州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黔南州农业丰收奖二等奖、黔南州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先后被评（聘）为黔南州蔬菜果树专家、罗甸县县管专家、罗甸县先进科技个人、贵州省“三农”行动优秀专家、优秀科技特派员，2020年，他主持的《火龙果大数据深度研发应用》获黔南州创新项目评选一等奖……
如今，罗甸水果产业遍地开花，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罗甸成了名副其实“水果之乡”。现年55岁的张永忠也早已在罗甸这片土地上扎下深根，成家立业。他将和他的同事们继续在这片瓜果飘香的热土上，续写罗甸水果产业发展的一段又一段传奇。（来源：动静贵州）
在脱贫攻坚的征程中，罗甸县借助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大力发展水果产业，被誉为“水果之乡”，脐橙、火龙果、蜂糖李等水果在罗甸大地上遍开希望之花、遍结致富之果，纷纷成为推动当地群众持续稳定脱贫的有生力量。
说起罗甸水果产业，绕不过一个人。他36年的青春坚守，成为罗甸水果产业发展的“活化石”和“引路人”。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使党徽在罗甸田野上闪闪发光，用使命与担当见证了罗甸水果产业发展和群众脱贫的全过程。从人见人爱的“小青年”，变成了树见花开的“张果老”。他就是罗甸县果业产业化发展中心副高级农艺师、州管专家、县管专家张永忠。
罗甸脐橙产业发展的“活化石”
1986年7月，时值罗甸大力发展柑橘产业，积极打造省级柑橘种植基地，急需引进高校专业人才。年仅20岁的张永忠刚从贵阳花溪农技学校毕业，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他毅然告别父母、亲人，离开了生活近20年的花溪老家，来到因贫穷落后的罗甸县。满怀信心与期待，准备到这个未开发的热土上大干一场。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上班就接到重大任务，到板庚开展三个月蹲点，动员群众发展脐橙种植。由于当地群众谁也不敢“吃螃蟹”，宁可种玉米也不愿种脐橙。初战遇挫的张永忠并不气馁，迅速调整示范地，在云干顺利开展了示范种植。
1986年-1994年，中国柑橘研究所和贵州果树研究所联合引进的纽荷尔和朋娜两个脐橙品种在罗甸上隆农场开展试种研究。由于挂果率、产量、品质等均优于原产地，纽荷尔脐橙脱颖而出，击败朋娜品种，率先拿到罗甸产业发展的“入场券”。
1996年，罗甸县将县农业局水果站和烟山果业场联合成立县果业公司，在全县范围开始大面积推广种植。由于张永忠科班出身、经验丰富，还能吃苦耐劳，公司基地建设的重任落到了张永忠的肩上。为了尽早把种植基地建设好，张永忠长期住在用几根木棒和帆布搭建起来的简陋工棚里，吃住在山上，一个基地常常一蹲就是好几个星期。 从土地测量到基地开挖再到种植技术指导等，他都全程参与。不到一年的时间，沟亭、关固、立亭、烟山、边阳等7个水果种植基地相继建成，总面积达3000亩。
张永忠行走在大山之间，用深深浅浅的脚印丈量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年下来，他脚上的运动鞋走坏不下5双。
在县里的引导下，茂井镇康里村6户村民率先试种了150亩的脐橙。为确保种植规范，使试种一举成功，县里安排经验最丰富的专家张永忠蹲点指导。从茂井镇到康里村，8公里的山路蜿蜒崎岖，张永忠每次单边都要徒步走上两个多小时，到村里后吃住在果农家里。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传授技术毫无保留，解决了很多难题，受到当地群众热情欢迎。很多果农的脐橙一旦发现病虫害，第一个想到的救星就是张永忠。张永忠俨然成了当地果农们的“守护神”。
在张永忠的悉心指导下，康里脐橙试种取得圆满成功。品相好、口感佳、甜度高的康里脐橙在全县几乎家喻户晓，成了当时罗甸高品质脐橙的代名词。
不只康里尝到发展脐橙产业的甜头。2007年，张永忠在云干道角村推广脐橙种植同样取得了成功。
罗甸火龙果产业致富的“引路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省农委果蔬站和省果树科学研究所在罗甸城郊开辟了50亩试验田，通过对罗甸野生火龙果资源的普查、筛选及利用后进行选育试种。罗甸又一特色水果——火龙果也在试验田里悄悄酝酿，呼之欲出。
省里的水果专家经过多次试验后认为，罗甸山地土壤有机质含量高，昼夜温差相对较大，生育期长，糖分转化积累多，造就了火龙果独特优良的品质和极佳的口感，罗甸火龙果试种全面取得成功。
2007年10月，罗甸选取“紫红龙”“晶红龙”“粉红龙”等优良品种，开始在八总、七一、新民和板庚等地推广种植，推广面积达1700亩。在张永忠的亲自指导下，一片片整齐划一、高标准的火龙果基地相继建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贵州遭遇罕见的大规模凝冻天气，“贵州最温暖的地方”罗甸也难以幸免。种下不到半年的火龙果苗刚要爬上支架，就被寒风冻死在半空，停止了生长。上天似乎要将罗甸这新兴的水果产业连同人们的希望一起扼杀在摇篮中。
“罗甸的环境不适合种火龙果！”“罗甸注定和火龙果无缘了！”人们开始议论纷纷，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
全县1700亩的火龙果受灾面积超过了85%，上天无疑给了罗甸县火龙果产业一记重拳，但承担火龙果产业发展重任的张永忠并没有因此被击垮，他认为这是对火龙果生长环境和他自己的一次必要考验。
灾情发生后，他没有气馁，第一时间带领果办干部，深入各个基地开展调研，认真查找受灾原因。在核实灾情时，张永忠意外发现云干道角村村民徐明勇种植的2亩火龙果竟然奇迹般无一受灾。细心敏锐的他立即意识到问题所在，原来这2亩火龙果施的都是农家肥羊粪，羊粪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热量，较好地保护了幼苗免于被冻死。
张永忠在调查中还发现，栽种火龙果时间没有选择好也是导致受灾严重的主要原因。刚种下的幼苗抗冻能力差，秋冬种植是果苗受冻死亡的主要原因，他建议将火龙果栽种时间从原来的十月份调整到年初的三月至四月间。
弄清原因和想好对策后，张永忠草拟的受灾情况报告得到了省州相关部门的认可，同意继续就罗甸火龙果产业发展给予支持。
“当年如果不找出受灾原因，得不到上级支持，罗甸或许就与火龙果这一富民产业失之交臂啦。”正是张永忠和同事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引领着罗甸火龙果产业一步步发展壮大。
2007年，罗甸火龙果荣获首届中国·成都国际农业博览会金奖；2008年荣获贵州农业丰收一等奖；2009年荣获贵州省农产品金奖；2014年1月，罗甸火龙果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5年7月，罗甸获得“中国火龙果之乡”荣誉称号。
罗甸水果产业发展的“张果老”
张永忠矢志不渝地坚守岗位，几十年如一日，始终站在水果产业发展的第一线，培育和见证一个个水果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当地的人们都尊称他叫“张果老”。
多年来，张永忠先后主持了“罗甸县脐橙落果防治研究及应用”“罗甸县哈密瓜示范”“罗甸县火龙果新品种示范”等试验，积极参与了“火龙果新品种紫红龙特性研究与示范推广”“火龙果新品种黔果1号、黔果2号的选育和示范”科研项目；配合协调各个部门，成功申请获得罗甸县火龙果、脐橙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成功举办“火龙果产业发展研讨会”“罗甸火龙果丰收节”“贵州双果丰收节”等，并组织全县水果企业参加贵阳国际特色农产品交易会、广州农博会、云南农博会、成都博览会等各项宣传推介活动；积极协助打造了新中盛、黄花寨、阳光果园、海升等农旅一体化标准水果观光园，为全县水果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青春不散场，奋进无终点。在张永忠领衔的罗甸水果产业工作部门的带动下，继柑橘、火龙果之后，新引进的哈密瓜、蜂糖李等水果相继试种成功，并得到大面积推广。目前，全县水果种植面积达22.78万亩，建成精品水果标准化示范基地35个共4.2万亩，“一村一品”产业基地83个。为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县域经济和乡村振兴发展夯实产业基础。他先后获得黔南州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黔南州农业丰收奖二等奖、黔南州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先后被评（聘）为黔南州蔬菜果树专家、罗甸县县管专家、罗甸县先进科技个人、贵州省“三农”行动优秀专家、优秀科技特派员，2020年，他主持的《火龙果大数据深度研发应用》获黔南州创新项目评选一等奖……
如今，罗甸水果产业遍地开花，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罗甸成了名副其实“水果之乡”。现年55岁的张永忠也早已在罗甸这片土地上扎下深根，成家立业。他将和他的同事们继续在这片瓜果飘香的热土上，续写罗甸水果产业发展的一段又一段传奇。（来源：动静贵州）
#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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