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谷爱凌一早上，我大受震撼
冬季冰雪项目的“顶流”能有多火？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会上的“首秀”给出了答案——每一次出场都引来全场欢呼，数百名世界各国记者争相采访，短短几十米的混合采访通道走了几十分钟。
到最后一拨采访时，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谷爱凌明天要比赛，不能再接受采访了，抱歉。”但谷爱凌还是停了下来，留了几分钟时间给我们这些在寒冷天气里等了一个多小时的记者，“我没有太多时间，就三个问题可以吗？”
2月7日，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预赛中，谷爱凌完成了奥运“首秀”。
在第二个动作落地时出现失误的情况下，谷爱凌凭借着第一跳和第三跳的出色发挥，以预赛第五名的成绩，成功晋级决赛。
阳光的谷爱凌。
相比于预赛时的空中动作，谷爱凌在场外受到中国记者追捧的场面，显得更加震撼——这位年仅18岁的年轻人在言谈举止间展现出了与年龄不太相符的成熟和大方。
她常会在听完问题后先说一声“谢谢”，然后在回答中时不时推广她心中“弘扬中国文化”以及“鼓励青少年参与运动”的理念。积极阳光、诚恳待人、能力出众，谷爱凌在冬奥会上展现了一个“顶流”应该有的样子。
各国记者包围，自带双语翻译“我纠结了好久，最后还是决定去首钢滑雪大跳台看看谷爱凌，羽生结弦的首次训练估计就来不及去拍了。”早上7点多，在从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到首钢大跳台的车上，一位中国记者和他身边的同事这样感叹了一句。
对于不少摄影记者来说，他们估计都遇到了同样的纠结，而纠结后的结果则是——在早上9点半的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预赛开始前一个小时，内场摄影记者的席位就已经被“抢光”了，还有很多“迟到”的摄影记者在等待着递补的机会。大部分记者都在等待着谷爱凌出场。
而作为目前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世界排名第三的选手，谷爱凌也没有让那些“放弃羽生结弦”的记者们失望：第一个动作，她就完成了左转两周偏轴转体1080赢得了89分的高分；虽然第二跳的出现了失误，但最后一跳，谷爱凌顺利完成了正滑右转900抓板的动作，以72.25分的成绩稳住了小组第五的位置。
“我对今天的表现相当满意，我第一跳做了一个左边的1080非常高兴，第二次走得有点慢，当时风速有变化，所以失误了。”在赛后的混合采访区里，谷爱凌复盘了整场比赛，她坦言，按照原本的计划，她本来打算尝试转体1260的动作，但为了平稳地进入决赛，她临时改变了计划，“还是以安全为主，换动作希望能够进决赛，最后也是进了，所以非常满意。”像这样复盘比赛的话，谷爱凌在短短几十米的混合采访通道里就说了好几遍，由于疫情的原因，数百名各国的记者分成了几个“小集团”待在不同的位置，等待着谷爱凌的到来。
这也是谷爱凌和国内其他“顶流”运动员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不仅仅吸引中国记者的注意，同时也吸引着包括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的记者争相采访。也正因如此，面对每一拨记者的采访时，谷爱凌几乎都要开启“自带双语翻译”的功能。当一个英文问题回答完之后，她要立刻转换“频道”回答一个中文问题，甚至在有的中文回答中，她还会顺带直接翻译成英文。
其实，谷爱凌从很早以前就在各种带赛中自带“双语翻译”了，只不过相比于过往，如今的她中英转换更加顺畅，回答的内容也更加丰富。
18岁的“青少年大使”谷爱凌到底有多么特别？除了回答问题时中文和英文的“无缝衔接”，中外记者们抛给谷爱凌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能够展现出她和别的运动员不一样的地方。
在混合采访区里，一位美国记者问，“你觉得参加北京冬奥会能为中国的冰雪运动带来什么”；另一位外国记者则补充道，“你觉得如今中国的冰雪运动发展的如何”……对于一位18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问题似乎有些太成熟了，但谷爱凌却总能一一给出完美回答。“我很小就希望能够为中国出征奥运会……我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行动，推广冰雪运动。看到中国现在有三亿人上冰雪，这个数字太让我惊喜了。”
谷爱凌的每一个回答都游刃有余，并且还能在回答中加入自己想要传达的理念，“我最大的目标是要通过滑雪让更多人接触冰雪，让更多人接触自由式滑雪，尤其是青少年们，尤其是女孩们。”“因为在运动中可以做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是非常厉害的。”
而谈到首钢滑雪大跳台，谷爱凌则表示，“这个赛场太棒了，特别是和工业结合，这个场馆像一个博物馆，运动员们来到这里都能感受这个场馆的不一样。”
18岁的谷爱凌就像是一位“青少年大使”，除了鼓励青少年运动，还希望想全世界弘扬中国文化。“这个衣服是我自己设计的，上面用金色写着谷爱凌，然后后面是一条龙，所以我一直是关注时尚的，自己也是模特，所以想带一些中国的元素带到世界，带到自由式滑雪。”
这次来到北京冬奥会，谷爱凌也穿上自己设计的战袍，并且使用了自己设计的“龙纹”雪板，“我几年的雪板上有一条龙，在这条龙的旁边写了‘人中之龙’，我看到很多队伍都使用了我设计的雪板，我同样想把这些元素带到世界。”
人中之龙，这是谷爱凌在场上场下对自己的一份期待，而这位冰雪赛场上的“顶流”也正在朝着这个目标腾跃。
冬季冰雪项目的“顶流”能有多火？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会上的“首秀”给出了答案——每一次出场都引来全场欢呼，数百名世界各国记者争相采访，短短几十米的混合采访通道走了几十分钟。
到最后一拨采访时，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谷爱凌明天要比赛，不能再接受采访了，抱歉。”但谷爱凌还是停了下来，留了几分钟时间给我们这些在寒冷天气里等了一个多小时的记者，“我没有太多时间，就三个问题可以吗？”
2月7日，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预赛中，谷爱凌完成了奥运“首秀”。
在第二个动作落地时出现失误的情况下，谷爱凌凭借着第一跳和第三跳的出色发挥，以预赛第五名的成绩，成功晋级决赛。
阳光的谷爱凌。
相比于预赛时的空中动作，谷爱凌在场外受到中国记者追捧的场面，显得更加震撼——这位年仅18岁的年轻人在言谈举止间展现出了与年龄不太相符的成熟和大方。
她常会在听完问题后先说一声“谢谢”，然后在回答中时不时推广她心中“弘扬中国文化”以及“鼓励青少年参与运动”的理念。积极阳光、诚恳待人、能力出众，谷爱凌在冬奥会上展现了一个“顶流”应该有的样子。
各国记者包围，自带双语翻译“我纠结了好久，最后还是决定去首钢滑雪大跳台看看谷爱凌，羽生结弦的首次训练估计就来不及去拍了。”早上7点多，在从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到首钢大跳台的车上，一位中国记者和他身边的同事这样感叹了一句。
对于不少摄影记者来说，他们估计都遇到了同样的纠结，而纠结后的结果则是——在早上9点半的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预赛开始前一个小时，内场摄影记者的席位就已经被“抢光”了，还有很多“迟到”的摄影记者在等待着递补的机会。大部分记者都在等待着谷爱凌出场。
而作为目前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世界排名第三的选手，谷爱凌也没有让那些“放弃羽生结弦”的记者们失望：第一个动作，她就完成了左转两周偏轴转体1080赢得了89分的高分；虽然第二跳的出现了失误，但最后一跳，谷爱凌顺利完成了正滑右转900抓板的动作，以72.25分的成绩稳住了小组第五的位置。
“我对今天的表现相当满意，我第一跳做了一个左边的1080非常高兴，第二次走得有点慢，当时风速有变化，所以失误了。”在赛后的混合采访区里，谷爱凌复盘了整场比赛，她坦言，按照原本的计划，她本来打算尝试转体1260的动作，但为了平稳地进入决赛，她临时改变了计划，“还是以安全为主，换动作希望能够进决赛，最后也是进了，所以非常满意。”像这样复盘比赛的话，谷爱凌在短短几十米的混合采访通道里就说了好几遍，由于疫情的原因，数百名各国的记者分成了几个“小集团”待在不同的位置，等待着谷爱凌的到来。
这也是谷爱凌和国内其他“顶流”运动员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不仅仅吸引中国记者的注意，同时也吸引着包括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的记者争相采访。也正因如此，面对每一拨记者的采访时，谷爱凌几乎都要开启“自带双语翻译”的功能。当一个英文问题回答完之后，她要立刻转换“频道”回答一个中文问题，甚至在有的中文回答中，她还会顺带直接翻译成英文。
其实，谷爱凌从很早以前就在各种带赛中自带“双语翻译”了，只不过相比于过往，如今的她中英转换更加顺畅，回答的内容也更加丰富。
18岁的“青少年大使”谷爱凌到底有多么特别？除了回答问题时中文和英文的“无缝衔接”，中外记者们抛给谷爱凌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能够展现出她和别的运动员不一样的地方。
在混合采访区里，一位美国记者问，“你觉得参加北京冬奥会能为中国的冰雪运动带来什么”；另一位外国记者则补充道，“你觉得如今中国的冰雪运动发展的如何”……对于一位18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问题似乎有些太成熟了，但谷爱凌却总能一一给出完美回答。“我很小就希望能够为中国出征奥运会……我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行动，推广冰雪运动。看到中国现在有三亿人上冰雪，这个数字太让我惊喜了。”
谷爱凌的每一个回答都游刃有余，并且还能在回答中加入自己想要传达的理念，“我最大的目标是要通过滑雪让更多人接触冰雪，让更多人接触自由式滑雪，尤其是青少年们，尤其是女孩们。”“因为在运动中可以做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是非常厉害的。”
而谈到首钢滑雪大跳台，谷爱凌则表示，“这个赛场太棒了，特别是和工业结合，这个场馆像一个博物馆，运动员们来到这里都能感受这个场馆的不一样。”
18岁的谷爱凌就像是一位“青少年大使”，除了鼓励青少年运动，还希望想全世界弘扬中国文化。“这个衣服是我自己设计的，上面用金色写着谷爱凌，然后后面是一条龙，所以我一直是关注时尚的，自己也是模特，所以想带一些中国的元素带到世界，带到自由式滑雪。”
这次来到北京冬奥会，谷爱凌也穿上自己设计的战袍，并且使用了自己设计的“龙纹”雪板，“我几年的雪板上有一条龙，在这条龙的旁边写了‘人中之龙’，我看到很多队伍都使用了我设计的雪板，我同样想把这些元素带到世界。”
人中之龙，这是谷爱凌在场上场下对自己的一份期待，而这位冰雪赛场上的“顶流”也正在朝着这个目标腾跃。
最近看到两组创造历史记录的数据，但说起来并不是那么值得高兴。
第一组数据：
2021年最新的人口出生率公布，全年我们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只有7.18‰，创下建国以来的新低。
与此同时，去年全年我国的净增人口（相比前一年总人口增加数）只有48万，创下自1962年以来的新低
第二组数据：
2021年数据尚未出炉，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813万对，同比2019年下降约12%，创下17年来新低。
一组新低的人口数据，一组新低的结婚数据，其实总结起来就四个字：
人口危机
之前的文章中我很少讲人口的问题，我也无意像其他自媒体一样散播焦虑。
但数据摆在这，既然都说楼市长期看人口，我想还是有必要说说现在的状况会如何影响未来楼市的走向。
要更细致地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不能只看出生率和结婚率这两组数据。
无论你是来自三四线的小城，还是来自一线的特大城市，大家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这几点现象：
第一，老龄化
无需多言，摆数据就懂。
2021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2016年这个比例只有16.7%；
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2016年这个数据比例只有10.8%。
不难看出，我们的老龄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上升。
在联合国常用的人口老龄化划分标准中：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即标志着该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而世界卫生组织把老龄化的社会细分为：
“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超老龄社会”，三类形态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标准分别是7%，14%和20%，
按上述这2个标准，我们100%已经属于老龄社会阶段。
所以，别再提什么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实际上已经是了。
第二，结婚率在下调，同时离婚率也在增加
还是数据说话。
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达到373万对，离婚登记数量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
疫情时代，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这个趋势。
因为经济的情况、因为生活不确定性的增加，很多处在婚姻状态中的人们，开始动摇、迷茫，属实正常。
比如2020年5月的时候，疫情刚有缓解，深圳就曾出现过一轮离婚潮。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现代人对于婚姻的态度。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以前的人面对婚姻受挫的态度，那就是：
“继续凑合过呗，还能离咋地”。
但现在的人不一样了，婚姻观念更加开放，婚姻关系一旦受挫，许多人想得就是：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这种更为关注个人感受的婚姻观念，同时也带来了第三种现象：
晚婚、不婚现象增加。
2005-2019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9.7%。
与之相对应的是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从3.9%增至19.9%。
也就十几年时间，年轻人的想法就从“这个年纪还不结婚”变为了“年纪轻轻结什么婚”。
除了晚婚，选择不婚的人也在增加。
在最近国家卫健委的例行发布会上，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已经承认：
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
不婚人群具体有多少，还很难用具体的数据去统计，因为如何界定不婚人士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但你去各个社交媒体平台看看现在的年轻人的留言，看看现在他们对婚姻的态度，就知道卫健委官方的说法不是偶然。
说了这么多，其实上述这些现象，可以直接用四个字来概括——
时代变了
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化的时代，变的不仅是人口趋势、还有人自身的观念和选择。
所以，不要担心人口会不会出现危机，因为担心也没有用。
我们必须承认：
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娃，未来会是常态。
在这个新趋势下，一个现象已经出现：
未婚买房的意愿和比例在不断增加。
根据艾媒咨询《2021中国单身群体调查》的数据显示:
90后群体中27.3%的受访用户已经购房，41.3%的受访用户已有购房计划；
95后群体数据中，也有21.1%的受访用户已经购房。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
以一线的深圳为例，根据房天下的统计数据：
2021年，深圳购房者中，未婚占比31.9%，相较2018年的20.8%，增长超过10%。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单身人群中，单身女性的购房比例明显在上升。
2021年深圳未婚女性购房者占比17.7%，相较2018年增长6.7个百分点；
从年龄上看，2021年，30岁以下购房者占比13.7%，相较2018年增长5%；，其中30岁前单身女性占比5.3%，比2018年增长2.3%。
数据揭示的现象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单身女性更愿意也更有能力买房
以前，女性的经济关系是依附于家庭，甚至直白点说是依附于男性的，所谓夫为妻纲，本质上是经济问题。
谁把握经济命脉，那谁就是纲、谁就有话事权！
而随着女性的独立意识的不断启蒙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女性已经能够自己把握自身的经济主权。
这个时候的女性，相比拥有婚姻，她们更在意的是拥有房产。
过去女性关注的大事，传统默认的步骤是：
恋爱（！）→结婚（！！）→买房（！！）
而现在的步骤开始转变成：
买房（！！）→恋爱（？）→结婚（？？）
感叹越多越在意，问号越多越犹豫。
在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这个现象尤其明显。
说穿了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城市这里的单身女性职业发展更好、经济实力也更强，她们自然会比其他城市的女性有更强烈的购房需求。
从这个角度延伸开来看，无论你以后是想买房还是卖房，有一点你必须清楚：
购房者群体的结构、尤其是一线城市的购房者结构已经变了！
单身人士尤其是单身女性，未来会成为各个新房、二手房的常客。
这样的现状，会给楼市带来一个结果：
城市之间楼市持续分化
简而言之就是三四线小城市遭殃，大城市不受影响。
为什么是这个结果？
因为总结过去的经验，人口问题往往不在大城市中爆发，只在中小城市受影响。
参考率先遭遇人口和婚恋问题的日韩，是老龄化、低生育率社会的代表，但它们的大城市并没有出现人口危机：
在日本，最大的城市集群是东京都市圈，2020年东京都市圈人口达到3600万，是整个日本的3分之一；
在韩国，唯一超级大城市是首尔，人口达到1004万，占全国人口的19.2%。
只要是集中资源、集中就业机会的大城市，就会有人口虹吸，这是城市化历史的经验。
事物都是相通的，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也避免不了类似的规律。
三四线城市如果无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人口持续流出，就会逐渐被淘汰；
一二线城市继续保持经济竞争力，就能持续吸引人口、留住人口，甚至成为提供人口增量的主力军，
比如深圳，出生率长期排名全国第一。
所以我们必须更新一个观念：
大城市以后不仅会是存量争夺的赢家，还可能成为人口增量竞争的赢家。
简而言之，就是既能“抢”、也能生。
过去十多年，城市之间的人口规律可概括为——三四线生娃，一二线抢人。
但随着人口的迁移变动，未来很可能会演变成——一二线生娃、三四线没人
很残酷但也很现实。
当然，除了人口优势之外，别忘了前面提到的购房者结构，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往往是年轻的单身汪聚集地，他们将会是未来房产的一大需求来源，
楼市的底层逻辑终究是供需。
当你环视一周，发现：
不生娃也好、不结婚也罢，回归底层逻辑，对于大城市的楼市而言，其实并没有改变什么。
楼市的底座，终究还有支撑，只是看你在分化的大行情下，有没有能力选到那些底座最稳的城市罢了。
《两组人口数据，跌破眼镜！接下来还能买房吗？》
最近看到两组创造历史记录的数据，但说起来并不是那么值得高兴。2021年数据尚未出炉，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813万对，同比2019年下降约12%，创下17年来新低。
https://t.cn/A6iSZ0l8
第一组数据：
2021年最新的人口出生率公布，全年我们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只有7.18‰，创下建国以来的新低。
与此同时，去年全年我国的净增人口（相比前一年总人口增加数）只有48万，创下自1962年以来的新低
第二组数据：
2021年数据尚未出炉，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813万对，同比2019年下降约12%，创下17年来新低。
一组新低的人口数据，一组新低的结婚数据，其实总结起来就四个字：
人口危机
之前的文章中我很少讲人口的问题，我也无意像其他自媒体一样散播焦虑。
但数据摆在这，既然都说楼市长期看人口，我想还是有必要说说现在的状况会如何影响未来楼市的走向。
要更细致地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不能只看出生率和结婚率这两组数据。
无论你是来自三四线的小城，还是来自一线的特大城市，大家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这几点现象：
第一，老龄化
无需多言，摆数据就懂。
2021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2016年这个比例只有16.7%；
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2016年这个数据比例只有10.8%。
不难看出，我们的老龄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上升。
在联合国常用的人口老龄化划分标准中：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即标志着该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而世界卫生组织把老龄化的社会细分为：
“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超老龄社会”，三类形态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标准分别是7%，14%和20%，
按上述这2个标准，我们100%已经属于老龄社会阶段。
所以，别再提什么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实际上已经是了。
第二，结婚率在下调，同时离婚率也在增加
还是数据说话。
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达到373万对，离婚登记数量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
疫情时代，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这个趋势。
因为经济的情况、因为生活不确定性的增加，很多处在婚姻状态中的人们，开始动摇、迷茫，属实正常。
比如2020年5月的时候，疫情刚有缓解，深圳就曾出现过一轮离婚潮。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现代人对于婚姻的态度。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以前的人面对婚姻受挫的态度，那就是：
“继续凑合过呗，还能离咋地”。
但现在的人不一样了，婚姻观念更加开放，婚姻关系一旦受挫，许多人想得就是：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这种更为关注个人感受的婚姻观念，同时也带来了第三种现象：
晚婚、不婚现象增加。
2005-2019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9.7%。
与之相对应的是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从3.9%增至19.9%。
也就十几年时间，年轻人的想法就从“这个年纪还不结婚”变为了“年纪轻轻结什么婚”。
除了晚婚，选择不婚的人也在增加。
在最近国家卫健委的例行发布会上，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已经承认：
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
不婚人群具体有多少，还很难用具体的数据去统计，因为如何界定不婚人士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但你去各个社交媒体平台看看现在的年轻人的留言，看看现在他们对婚姻的态度，就知道卫健委官方的说法不是偶然。
说了这么多，其实上述这些现象，可以直接用四个字来概括——
时代变了
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化的时代，变的不仅是人口趋势、还有人自身的观念和选择。
所以，不要担心人口会不会出现危机，因为担心也没有用。
我们必须承认：
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娃，未来会是常态。
在这个新趋势下，一个现象已经出现：
未婚买房的意愿和比例在不断增加。
根据艾媒咨询《2021中国单身群体调查》的数据显示:
90后群体中27.3%的受访用户已经购房，41.3%的受访用户已有购房计划；
95后群体数据中，也有21.1%的受访用户已经购房。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
以一线的深圳为例，根据房天下的统计数据：
2021年，深圳购房者中，未婚占比31.9%，相较2018年的20.8%，增长超过10%。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单身人群中，单身女性的购房比例明显在上升。
2021年深圳未婚女性购房者占比17.7%，相较2018年增长6.7个百分点；
从年龄上看，2021年，30岁以下购房者占比13.7%，相较2018年增长5%；，其中30岁前单身女性占比5.3%，比2018年增长2.3%。
数据揭示的现象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单身女性更愿意也更有能力买房
以前，女性的经济关系是依附于家庭，甚至直白点说是依附于男性的，所谓夫为妻纲，本质上是经济问题。
谁把握经济命脉，那谁就是纲、谁就有话事权！
而随着女性的独立意识的不断启蒙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女性已经能够自己把握自身的经济主权。
这个时候的女性，相比拥有婚姻，她们更在意的是拥有房产。
过去女性关注的大事，传统默认的步骤是：
恋爱（！）→结婚（！！）→买房（！！）
而现在的步骤开始转变成：
买房（！！）→恋爱（？）→结婚（？？）
感叹越多越在意，问号越多越犹豫。
在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这个现象尤其明显。
说穿了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城市这里的单身女性职业发展更好、经济实力也更强，她们自然会比其他城市的女性有更强烈的购房需求。
从这个角度延伸开来看，无论你以后是想买房还是卖房，有一点你必须清楚：
购房者群体的结构、尤其是一线城市的购房者结构已经变了！
单身人士尤其是单身女性，未来会成为各个新房、二手房的常客。
这样的现状，会给楼市带来一个结果：
城市之间楼市持续分化
简而言之就是三四线小城市遭殃，大城市不受影响。
为什么是这个结果？
因为总结过去的经验，人口问题往往不在大城市中爆发，只在中小城市受影响。
参考率先遭遇人口和婚恋问题的日韩，是老龄化、低生育率社会的代表，但它们的大城市并没有出现人口危机：
在日本，最大的城市集群是东京都市圈，2020年东京都市圈人口达到3600万，是整个日本的3分之一；
在韩国，唯一超级大城市是首尔，人口达到1004万，占全国人口的19.2%。
只要是集中资源、集中就业机会的大城市，就会有人口虹吸，这是城市化历史的经验。
事物都是相通的，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也避免不了类似的规律。
三四线城市如果无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人口持续流出，就会逐渐被淘汰；
一二线城市继续保持经济竞争力，就能持续吸引人口、留住人口，甚至成为提供人口增量的主力军，
比如深圳，出生率长期排名全国第一。
所以我们必须更新一个观念：
大城市以后不仅会是存量争夺的赢家，还可能成为人口增量竞争的赢家。
简而言之，就是既能“抢”、也能生。
过去十多年，城市之间的人口规律可概括为——三四线生娃，一二线抢人。
但随着人口的迁移变动，未来很可能会演变成——一二线生娃、三四线没人
很残酷但也很现实。
当然，除了人口优势之外，别忘了前面提到的购房者结构，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往往是年轻的单身汪聚集地，他们将会是未来房产的一大需求来源，
楼市的底层逻辑终究是供需。
当你环视一周，发现：
不生娃也好、不结婚也罢，回归底层逻辑，对于大城市的楼市而言，其实并没有改变什么。
楼市的底座，终究还有支撑，只是看你在分化的大行情下，有没有能力选到那些底座最稳的城市罢了。
《两组人口数据，跌破眼镜！接下来还能买房吗？》
最近看到两组创造历史记录的数据，但说起来并不是那么值得高兴。2021年数据尚未出炉，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813万对，同比2019年下降约12%，创下17年来新低。
https://t.cn/A6iSZ0l8
【先生“看走了眼”？】鲁迅先生一生，前后购入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先生的收藏不仅数量可观，其涉猎亦广泛、系统，有碑刻、汉画像、造像、墓志等。其中，他对汉画更是欣赏，还向友人许寿裳表达对汉画的钦慕：“汉画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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