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报论》：“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受之无主，必由于心。心无定司，感事而应。应有迟速，故报有先后。先后虽异，咸随所遇而为对。对有强弱，故轻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赏罚，三报之大略也。”
“三报”就是指现报、生报和后报这三报。对这个三报的事理、因果来加以讨论，这就叫“三报论”。“三报论”也不是慧远大师自己创立的，经典《阿毗昙心论》里面就谈到这个问题，所以“经说业有三报”。“业”的概念就是Karma，就是我们众生举心动念、行为造作所产生的一种功能。“业”就有它的业力。那么业一般分善业、恶业和无记业三种。
所能造的是身、口、意，尤其这个“意”，我们一个微细的念头，都在阿赖耶识播下了一个种子，迟早都会有报应。这个种子生起来，起现行了，这就是它的报显发出来了。如果我们身、口、意三业，都是很重的心造作了很重的业，那么这个业力种子的力量大，它显发出来的时间就会快，后果就会大。业，是印度古老文明都谈的，《四韦陀书》婆罗门教都承认这种“业”的存在。
只要造了业，一定会有报，业为因，报为果，这就体现因果的法则。那么业因它的报有三种，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错综复杂的。三种报：一个是“现报”——现世报；一个是来生报，叫“生报”；一个是“后报”，就是多少生以后才去报。那对于这三报，就表明什么呢？表明佛法这种因果的法则，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态里面去展开它的观照的：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这一点，就是佛教的真理所在。
我们凡夫众生是不了解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所以带着我们的短浅的知见就容易得出：我的一生就是这一辈子，死了就什么都没有——断灭见。这个断灭见——死了就没有，有时候他可能也相信一点因果，但是它叫“一世因果”了。如果你在一世里面，就是在这一期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去建立因果的法则，是没办法建立的，因为它不能诠释错综复杂的因果的情形。
像其他宗教，它也相信因果，但是它是讲二世的因果。二世的因果在今生层面，它会比断灭见的一世的因果要高明一些，要超越一些，但是它仍然解释不了错综复杂的因果法则。唯有佛教这种三世因果——大家去了解十二因缘，叫二重三世因果，那种错综复杂的格局，才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解释生命现象的理论体系。
那这样看，“现报”就是我这一世行善或者作恶，就我这个业报身去做，但由于做的业力很大，它感的时间很短，今生就接受了这样的善因的善果，或者恶因的恶报。这就叫“现报”。那来生报——“生报”是什么？就是我们今生的善恶的行为是到下一辈子去报。你一生行善，下一辈子得人天福报；你一生放纵贪、瞋、痴三毒烦恼，什么都敢干，你就到三恶道里面去接受那种果报。这叫来生报，又叫生报。
现在讨论“后报”，后报就更复杂了，就是我们今生所行善或者造恶的业力——Karma，是经过两生——不是来生而是来生的来生，或者三生、十生、百生、千生、万生乃至恒河沙劫之后，才会有果报。那这种状态，你看我们凡夫的肉眼是只会对这一世因果有所了解，天眼通可以对来生有所了解，证果的圣人比如说阿罗汉，能够了解八万大劫的善恶因果报应的情形，那么八万大劫以后的情况不了解——宿命通他没有，所以恒河沙劫之后，这个过程当中的善恶因果唯有佛才知道。
有一天，佛就指着一个鸽子问舍利弗：你看这只鸽子，它宿世是什么？何时得脱？舍利弗观察，它以前的八万大劫以来，都是一只鸽子；再观察它什么时候能够脱离鸽子身体，观察它八万大劫后还没有脱离。声闻的智慧是有限的。那佛就告诉他，在八万大劫以前这只鸽子是什么身份，在未来的八万大劫以后，它在什么时候能够脱离鸽身，能够得人身，能够修五戒做优婆塞，能够慢慢修行得到成佛之果——佛能够展示得清清楚楚。我们要了解果报的三个概念：现报、生报、后报。
那这样的一个受报的过程，又不是我们像一加一可以定义的，它里面太复杂了。比如从那个时代，我们中国的很多佛学学者都在争论：这个受报的主体有没有？谁来受报？难道受报的有个客观的主体吗？如果说有个客观的主体，不符合佛法的精神；但是又没有这种受报的主体吗？也不是。所以这就有一个叫“相似相续”的概念出来了——“不一不异”。受报它没有一个主体——“受之无主”。你接受果报，不是一个一定的东西，不是一个定命的东西——就是主宰。
但是又不能说它没有，它一定要由这个受报起现行。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怎么起现行？是由于这个“心”。但这个“心”也不是客体的东西，“心”是由于外境才有的。由于外境才生起了这个“心”，所以“心”没有一个决定的掌管的功能。那到底怎么理解呢？这里就提出一个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智慧——“感应”这个问题。慧远大师在对一种事情的把握方面——在“感”和“应”这样的一个把握方面，是非常到位的，包括对《周易》也是以“感”作为它的体性的。那么“感应”是宇宙、人生、生命当中至高的原则。
因果报应，是由于我们这个“心”感了外面的事境，原来所造的那个Karma的力才有应，这叫“感事而应”。如果有这个种子，但你没有外部的事境——没有这个条件，它就应不出来。所以受报也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法相唯识谈，阿赖耶识的藏识里面有无量劫以来善善恶恶的种子，但这些种子是不是起现行，是取决于外部的条件。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这里面哪些种子可以起现行，哪些种子不起现行，它是复杂的。
你不能说它一定起现行，或者有些种子提前起现行，这都是“感事而应”的产物。“事”千变万化，“心”错综复杂，所以这就决定了受报的表现形态多样，你不能机械地把它定起来。那么业里面有些是定业，有些是不定业，这些都要在“感事而应”里面找到它相应的表现形态。
我们的心是感外面的事境：阿赖耶识的种子产生了一种现行的作用——那么这样的“心”和“境”之间的这种感应，就会使这个“因”：你感得强，感得业力重，它起现报、起现行的速度就快；如果你感得心弱，事境也比较弱，它就会来得比较迟。所以虽然造了恶业，但是是今生报，还是来生报，还是无量劫以后才报，这是不定的。这是根据我们能感之心和所接触的事境的感应强度来决定的，所以果报有先有后。
虽然果报现前有前后时间上的差异，但是它不离开一个原则：都是我们的心随着所遇的人事环境，而显发的一种对境。“对”就是应的意思。对应出来的东西，都是这个原理出来的。那么由于我们能感的心有轻、重，所以所应的果报也就有强、弱的差异。强、弱也就表明这个业有时候来得重，有时候来得轻。果报的轻重追溯它的源头，跟我们当时造业是重心造，还是轻心造，也是对应的。
比如说我们造过杀人的业，在造杀人业的过程当中，也有轻和重的差异。他有时候就想只是教训一下他，用刀背砍一下，说明他的杀心要轻一点；如果他用非常狠毒的心——“我一刀要把他劈成两段”，他这个心就来得重一些。你重心，它的报就来得重；你轻心，它的报就来得轻。这里面常常讲半斤八两。
所以这样的一个因果报应都是法尔自然的，那种赏罚机制没有谁去主宰的：没有上帝去主宰，也没有佛菩萨去主宰。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心、自己的业所导致的，这就叫“自然之赏罚”。“自然”不是一般道家讲的自然，“自”就是自动，你自性里面法尔自然的种子起现行：轻重、强弱的对应关系——善因给你奖赏，恶因给你惩罚的一种自然的报应。这就是现报、生报、后报大概的发生的基本机制。
慧远大师用非常简略的语言，把大、小乘经典关于三世因果报应的核心的原理揭示出来。如果你要展开这个因果的机制，可以讲很多，但慧远大师只是从“感事而应”这个层面，把它的发生机制给我们表达出来。最后的结论是：这是自然的赏罚。既然是自然的赏罚，它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行为的责任者，是不能逃脱这种行为的责任的。
“三报”就是指现报、生报和后报这三报。对这个三报的事理、因果来加以讨论，这就叫“三报论”。“三报论”也不是慧远大师自己创立的，经典《阿毗昙心论》里面就谈到这个问题，所以“经说业有三报”。“业”的概念就是Karma，就是我们众生举心动念、行为造作所产生的一种功能。“业”就有它的业力。那么业一般分善业、恶业和无记业三种。
所能造的是身、口、意，尤其这个“意”，我们一个微细的念头，都在阿赖耶识播下了一个种子，迟早都会有报应。这个种子生起来，起现行了，这就是它的报显发出来了。如果我们身、口、意三业，都是很重的心造作了很重的业，那么这个业力种子的力量大，它显发出来的时间就会快，后果就会大。业，是印度古老文明都谈的，《四韦陀书》婆罗门教都承认这种“业”的存在。
只要造了业，一定会有报，业为因，报为果，这就体现因果的法则。那么业因它的报有三种，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错综复杂的。三种报：一个是“现报”——现世报；一个是来生报，叫“生报”；一个是“后报”，就是多少生以后才去报。那对于这三报，就表明什么呢？表明佛法这种因果的法则，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态里面去展开它的观照的：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这一点，就是佛教的真理所在。
我们凡夫众生是不了解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所以带着我们的短浅的知见就容易得出：我的一生就是这一辈子，死了就什么都没有——断灭见。这个断灭见——死了就没有，有时候他可能也相信一点因果，但是它叫“一世因果”了。如果你在一世里面，就是在这一期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去建立因果的法则，是没办法建立的，因为它不能诠释错综复杂的因果的情形。
像其他宗教，它也相信因果，但是它是讲二世的因果。二世的因果在今生层面，它会比断灭见的一世的因果要高明一些，要超越一些，但是它仍然解释不了错综复杂的因果法则。唯有佛教这种三世因果——大家去了解十二因缘，叫二重三世因果，那种错综复杂的格局，才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解释生命现象的理论体系。
那这样看，“现报”就是我这一世行善或者作恶，就我这个业报身去做，但由于做的业力很大，它感的时间很短，今生就接受了这样的善因的善果，或者恶因的恶报。这就叫“现报”。那来生报——“生报”是什么？就是我们今生的善恶的行为是到下一辈子去报。你一生行善，下一辈子得人天福报；你一生放纵贪、瞋、痴三毒烦恼，什么都敢干，你就到三恶道里面去接受那种果报。这叫来生报，又叫生报。
现在讨论“后报”，后报就更复杂了，就是我们今生所行善或者造恶的业力——Karma，是经过两生——不是来生而是来生的来生，或者三生、十生、百生、千生、万生乃至恒河沙劫之后，才会有果报。那这种状态，你看我们凡夫的肉眼是只会对这一世因果有所了解，天眼通可以对来生有所了解，证果的圣人比如说阿罗汉，能够了解八万大劫的善恶因果报应的情形，那么八万大劫以后的情况不了解——宿命通他没有，所以恒河沙劫之后，这个过程当中的善恶因果唯有佛才知道。
有一天，佛就指着一个鸽子问舍利弗：你看这只鸽子，它宿世是什么？何时得脱？舍利弗观察，它以前的八万大劫以来，都是一只鸽子；再观察它什么时候能够脱离鸽子身体，观察它八万大劫后还没有脱离。声闻的智慧是有限的。那佛就告诉他，在八万大劫以前这只鸽子是什么身份，在未来的八万大劫以后，它在什么时候能够脱离鸽身，能够得人身，能够修五戒做优婆塞，能够慢慢修行得到成佛之果——佛能够展示得清清楚楚。我们要了解果报的三个概念：现报、生报、后报。
那这样的一个受报的过程，又不是我们像一加一可以定义的，它里面太复杂了。比如从那个时代，我们中国的很多佛学学者都在争论：这个受报的主体有没有？谁来受报？难道受报的有个客观的主体吗？如果说有个客观的主体，不符合佛法的精神；但是又没有这种受报的主体吗？也不是。所以这就有一个叫“相似相续”的概念出来了——“不一不异”。受报它没有一个主体——“受之无主”。你接受果报，不是一个一定的东西，不是一个定命的东西——就是主宰。
但是又不能说它没有，它一定要由这个受报起现行。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怎么起现行？是由于这个“心”。但这个“心”也不是客体的东西，“心”是由于外境才有的。由于外境才生起了这个“心”，所以“心”没有一个决定的掌管的功能。那到底怎么理解呢？这里就提出一个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智慧——“感应”这个问题。慧远大师在对一种事情的把握方面——在“感”和“应”这样的一个把握方面，是非常到位的，包括对《周易》也是以“感”作为它的体性的。那么“感应”是宇宙、人生、生命当中至高的原则。
因果报应，是由于我们这个“心”感了外面的事境，原来所造的那个Karma的力才有应，这叫“感事而应”。如果有这个种子，但你没有外部的事境——没有这个条件，它就应不出来。所以受报也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法相唯识谈，阿赖耶识的藏识里面有无量劫以来善善恶恶的种子，但这些种子是不是起现行，是取决于外部的条件。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这里面哪些种子可以起现行，哪些种子不起现行，它是复杂的。
你不能说它一定起现行，或者有些种子提前起现行，这都是“感事而应”的产物。“事”千变万化，“心”错综复杂，所以这就决定了受报的表现形态多样，你不能机械地把它定起来。那么业里面有些是定业，有些是不定业，这些都要在“感事而应”里面找到它相应的表现形态。
我们的心是感外面的事境：阿赖耶识的种子产生了一种现行的作用——那么这样的“心”和“境”之间的这种感应，就会使这个“因”：你感得强，感得业力重，它起现报、起现行的速度就快；如果你感得心弱，事境也比较弱，它就会来得比较迟。所以虽然造了恶业，但是是今生报，还是来生报，还是无量劫以后才报，这是不定的。这是根据我们能感之心和所接触的事境的感应强度来决定的，所以果报有先有后。
虽然果报现前有前后时间上的差异，但是它不离开一个原则：都是我们的心随着所遇的人事环境，而显发的一种对境。“对”就是应的意思。对应出来的东西，都是这个原理出来的。那么由于我们能感的心有轻、重，所以所应的果报也就有强、弱的差异。强、弱也就表明这个业有时候来得重，有时候来得轻。果报的轻重追溯它的源头，跟我们当时造业是重心造，还是轻心造，也是对应的。
比如说我们造过杀人的业，在造杀人业的过程当中，也有轻和重的差异。他有时候就想只是教训一下他，用刀背砍一下，说明他的杀心要轻一点；如果他用非常狠毒的心——“我一刀要把他劈成两段”，他这个心就来得重一些。你重心，它的报就来得重；你轻心，它的报就来得轻。这里面常常讲半斤八两。
所以这样的一个因果报应都是法尔自然的，那种赏罚机制没有谁去主宰的：没有上帝去主宰，也没有佛菩萨去主宰。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心、自己的业所导致的，这就叫“自然之赏罚”。“自然”不是一般道家讲的自然，“自”就是自动，你自性里面法尔自然的种子起现行：轻重、强弱的对应关系——善因给你奖赏，恶因给你惩罚的一种自然的报应。这就是现报、生报、后报大概的发生的基本机制。
慧远大师用非常简略的语言，把大、小乘经典关于三世因果报应的核心的原理揭示出来。如果你要展开这个因果的机制，可以讲很多，但慧远大师只是从“感事而应”这个层面，把它的发生机制给我们表达出来。最后的结论是：这是自然的赏罚。既然是自然的赏罚，它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行为的责任者，是不能逃脱这种行为的责任的。
【声音】牟宗三：读懂中国经典的方法
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
譬如说读《论语》，《论语》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嘉言懿行录。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最有系统性的，只有<告子篇上>。从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气呵成，很有系统性。
按常理论，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应比较容易了解。事实上却不然。这<告子上>篇，二千多年，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唐宋以来，《四书》尤受重视，从小孩起便读，一直读到成年、成进士，但读的结果是不懂。
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那便更难，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如何来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论语》？这《论语》毫无道理，东一句、西一句，又没有定义、没有系统，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说法，发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有概念、有系统性才过瘾，而我们的《论语》没有，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是很可理解的。
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在五四运动时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时代的人，到现在已是八、九十岁，现在看起来，不都是老师宿儒么？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奉劝诸位，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做别的研究，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国以来，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丧失的不成样子。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但在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东西，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这样说起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里呢？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个什么来呢？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事实上並不如此，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譬如说儒家之学，它有其本身的传统，代代相传，有其一定的讲法。如汉朝的经学，你要是讲《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们讲书很熟，有规矩。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来，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四书》之研究上，《四书》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
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四书》，所以能够比较深入，比较有深度的理解，汉儒比较不重视《四书》，对《四书》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大体上是不乱的，他们对《四书》的了解，也许会有些距离，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书》的原意，但大体上是不差的。
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辗转讨论引申，讨论了六百多年，长时间的磨来磨去，总会磨出一些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但就对《四书》的理解，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你不满意可以，但你菲薄他们，便不可以。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这便成为一个传统。
又譬如你要讲道家，亦有一定的讲法，不可乱讲。如《老子》、《庄子》，文献俱在。《庄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欢读，但说到了解，便很难。《老子》五千言看似简单，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大体上是不错的，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
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自有一种气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故都能了解。现在的人，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便渐渐不能了解。故讲道家，是有道家的讲法。后来便是吸收佛教。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
佛教较严格，较有系统性、概念性。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很麻烦，那是另一套语言，故很难。但亦有章法，不可乱讲。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
中国吸收佛教，从魏晋起，经过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国，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这其中经过了四、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统、一方向，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儒家是主流，是中国思想的正统；道家是旁枝，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或提醒。后来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便要从文献入手，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便不能不注意。
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读哲学最重思考，不能再是杂而无统、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所以就义理系统讲，读文献並没有很多，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就是连对《孟子》也不能理解。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实在对不起古人，对不起先贤。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连《孟子》亦不能讲，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连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简单，用不着许多校刊、训诂，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亦不能了解。
我们所谓的理解，便是了解句子，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还是比较容易。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便更不容易了解。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成为一整篇文字，要贯通起来了解，便尤为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很简单，便很好了解。
譬如《孟子-告子》篇有一章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便很不好了解。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公都子提出这问题，孟子便要有答覆，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乃若其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曾修改了三四遍，才觉得较为妥当。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才会说的话。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把古典作古典看，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你便不会说这话，假若你是《说文》、《尔雅》的专家，你当更不会说这话。说这句话，那是表示你是外行。
古人所谓的讲义理，义便是概念，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想些什么问题？孔、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有个生命上的体验。
你要懂得孔、孟说着些话的意思，固然要仔细通文字，但同时亦要懂得孔、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境抽离掉，而孤立地看这些话，那你便完全不能懂。
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不知道孔、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是那方面的话，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源于：《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
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
譬如说读《论语》，《论语》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嘉言懿行录。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最有系统性的，只有<告子篇上>。从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气呵成，很有系统性。
按常理论，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应比较容易了解。事实上却不然。这<告子上>篇，二千多年，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唐宋以来，《四书》尤受重视，从小孩起便读，一直读到成年、成进士，但读的结果是不懂。
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那便更难，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如何来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论语》？这《论语》毫无道理，东一句、西一句，又没有定义、没有系统，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说法，发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有概念、有系统性才过瘾，而我们的《论语》没有，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是很可理解的。
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在五四运动时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时代的人，到现在已是八、九十岁，现在看起来，不都是老师宿儒么？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奉劝诸位，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做别的研究，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国以来，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丧失的不成样子。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但在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东西，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这样说起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里呢？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个什么来呢？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事实上並不如此，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譬如说儒家之学，它有其本身的传统，代代相传，有其一定的讲法。如汉朝的经学，你要是讲《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们讲书很熟，有规矩。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来，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四书》之研究上，《四书》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
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四书》，所以能够比较深入，比较有深度的理解，汉儒比较不重视《四书》，对《四书》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大体上是不乱的，他们对《四书》的了解，也许会有些距离，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书》的原意，但大体上是不差的。
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辗转讨论引申，讨论了六百多年，长时间的磨来磨去，总会磨出一些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但就对《四书》的理解，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你不满意可以，但你菲薄他们，便不可以。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这便成为一个传统。
又譬如你要讲道家，亦有一定的讲法，不可乱讲。如《老子》、《庄子》，文献俱在。《庄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欢读，但说到了解，便很难。《老子》五千言看似简单，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大体上是不错的，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
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自有一种气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故都能了解。现在的人，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便渐渐不能了解。故讲道家，是有道家的讲法。后来便是吸收佛教。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
佛教较严格，较有系统性、概念性。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很麻烦，那是另一套语言，故很难。但亦有章法，不可乱讲。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
中国吸收佛教，从魏晋起，经过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国，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这其中经过了四、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统、一方向，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儒家是主流，是中国思想的正统；道家是旁枝，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或提醒。后来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便要从文献入手，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便不能不注意。
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读哲学最重思考，不能再是杂而无统、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所以就义理系统讲，读文献並没有很多，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就是连对《孟子》也不能理解。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实在对不起古人，对不起先贤。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连《孟子》亦不能讲，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连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简单，用不着许多校刊、训诂，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亦不能了解。
我们所谓的理解，便是了解句子，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还是比较容易。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便更不容易了解。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成为一整篇文字，要贯通起来了解，便尤为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很简单，便很好了解。
譬如《孟子-告子》篇有一章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便很不好了解。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公都子提出这问题，孟子便要有答覆，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乃若其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曾修改了三四遍，才觉得较为妥当。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才会说的话。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把古典作古典看，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你便不会说这话，假若你是《说文》、《尔雅》的专家，你当更不会说这话。说这句话，那是表示你是外行。
古人所谓的讲义理，义便是概念，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想些什么问题？孔、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有个生命上的体验。
你要懂得孔、孟说着些话的意思，固然要仔细通文字，但同时亦要懂得孔、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境抽离掉，而孤立地看这些话，那你便完全不能懂。
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不知道孔、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是那方面的话，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源于：《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
水肿不要总想到真武汤，鸡鸣散加四妙散了解一下
“足胻消肿汤”为焦树德教授经验方之一，是焦老多年临床医疗经验的总结，具有很强的临床指导意义。体现了焦老既注意方剂的法度规矩，又随证加减灵活变化的特点，为我们灵活使用前人成方提供了效法榜样。
“胻”字读“衡”音，“足胻”指小腿及足踝部位。
焦槟榔12～18克、茯苓20～30克、木瓜10克、苍术6克、紫苏梗、叶各9克、生薏米30克、防己10克、桔梗4.5克、吴茱萸6克、黄柏10克、牛膝12～15克。
功能：降气行水，祛湿消肿，散寒温经，舒筋活络。
主治：风寒湿邪流注于小腿、足踝而致两足及胻踝浮肿胀痛、沉重、麻木，筋脉挛急，行走障碍等。包括西医诊断的下肢淋巴或静脉回流障碍等引起的足、踝、小腿下部（胻）肿胀疼痛。
组方医理：本方据《证治准绳》鸡鸣散加减而成。
考鸡鸣散一方， 出自宋代朱君辅的《类编朱氏集验方》一书，原方由槟榔、陈皮、木瓜、吴茱萸、紫苏、桔梗、生姜组成，是治疗“湿脚气”两腿肿之要方，组方以“着者行之”为原则，以行气降浊湿、化寒湿立法。方中诸药均以气为胜，因治肿必治水，治水必治气，气行则水散。
方中紫苏温散风寒，桔梗开宣上焦，陈皮开中之气，吴茱萸泄降寒浊，槟榔重坠至于下焦，而成三焦同治。同时木瓜配吴茱萸，可平冲心上逆之气，而使湿邪不得上冲。诸药共用，使寒湿之邪，或从汗而解，或从下利而出。其加减法根据病情轻重，有无合并外邪、痰热、瘀血、阳虚而加减化裁。
而焦老根据病机为风寒湿邪流注于小腿、足踝而致两足及胻踝浮肿胀痛、沉重、麻木、筋脉挛急、行走障碍等特点，合用四妙散。
四妙散由黄柏、苍术、牛膝、薏苡仁组成，主治湿热下注之痿证。方中黄柏清热燥湿，坚肾益阴；苍术燥湿健脾；薏仁健脾利湿舒筋，缓解筋脉拘挛痹痛；牛膝补肝肾，祛风湿，引药下行，为引经药。
故《成方便读》云：“四味合而用之， 为治痿之妙药也。”再加茯苓、防己，共奏降气行水、祛湿消肿、散寒温经、舒筋活络之功组成足珩消肿汤，赋予原方新的涵义及扩大其应用范围。
其后附加减法，有湿郁化热、兼肾虚、肾兼血等兼症，均为临床常见病，体现了焦老对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尤妙在用防己、茯苓二味。
《神农本草经》谓防已“主风寒温疟，热气诸痫，除邪，利大小便”，茯苓“主胸胁逆气，忧恚惊气恐悸，心下结痛，寒热烦满咳逆，口焦舌干，利小便”。此二味为防己茯苓汤之主药，防已行经络，茯苓善渗泄，防己得茯苓，则善逐肤表之水，从三焦网膜内行膀胱泻出。防已茯苓汤原方为防己三两，茯苓六两，而足胻消肿汤中防己为10g，茯苓为20~30g，符合原方比例。
综合此方的组成，体现了焦老将经方、时方熔为一体， 体现了焦老合方应用之严谨法度，对指导临床合方的应用大有裨益，对疑难杂症的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加减运用：（1）湿郁化热，症见足胻肿胀灼热，口干口渴，舌质红，苔黄，脉滑数者，可去吴茱萸、苍术，加重黄柏为12克，另加木通、泽泻、连翘、滑石等。（2）兼有肾虚而腰酸腿软，足跟疼痛，尺脉弱者，可去桔梗、黄柏，加桑寄生、川断、杜仲等，或兼服济生肾气丸。（3）若足胻浮肿，并见青筋怒张或皮下青色脉络缕缕，舌质暗或有瘀斑者，可加红花、赤芍、泽兰、瞿麦、白茅根等。
焦老验案举例：党某某，男，55岁，工人，1980年5月23日初诊。
病史及现症：1966年始，左下肢浮肿10余年，以后渐至双足及下肢均浮肿胀痛，麻木筋挛，步履艰难，双足浮肿而至夏天不能穿单鞋而穿棉鞋。近4年来加重，每到夏季即复发，逢雨天更加重。西医诊断为“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曾服多种中西药物均不效，西医建议手术治疗。今又发作如上述，且有头晕。观其舌苔薄白，切其六脉皆弦。约其每年夏季来治，连治3年。
辨证：湿邪下注，络脉郁阻，气机不畅而致足胻肿痛。属中医脚气病范畴。
治法：降浊利湿行气，佐以益肾。
方药：焦槟榔12克，木瓜10克，茯苓20克，生薏米30克，防己10克，吴茱萸6克，苍朮6克，炒黄柏10克，桑寄生20克。
1980年6月3日二诊：足胻浮肿沉重感均减轻，舌苔薄白，脉沉细弦。上方茯苓改为30克，苍朮改为9克，继服6付。
1980年6月17日三诊：头晕及下肢浮肿均明显减轻，足胻仍感发胀。上方改焦槟榔15克，加红花6克，服12付。
1980年夏共服上述中药68剂，症状消失，1981年、1982年夏天均服上述中药预防。追访3年，未见复发。
1984年5月8日，患者来信说：“我因每年夏天左脚浮肿，达10多年（后来右脚也肿），后经五六家医院一直没有治好。1980～1982年这3年连续经您治疗，一年比一年好。1983年夏天我试着停服药，也没有肿。自1966年以来，苦恼17年的病根，在您的诊治下，终于解除了。”
足胻消肿汤—治疗下肢水肿常出奇效
一位患者因下肢水肿前来看诊，患者说下肢水肿好几个月了，用手按压水肿的地方，感觉能按下一个小坑。
看诊的时候，让患者把裤腿拉起来，水肿程度超过想象。
大家知道，水肿一证，水的特点，水往低处走，眼睑面部水肿，因睡觉原因常上午重下午轻，下肢水肿，下午重上午轻，可以患者在早上的时候水肿就这么严重，下午水肿程度只会更重，腿上带如此多的多余之水，能迈动步吗？痛苦可想而知。
根据患者所说，水肿并不是只有这几个月，已经有好几年了，让患者精确时间，患者说大致有6年了，只是年后去了南方，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之后症状加重了。
刻诊舌质红，苔薄白，脉沉弦。
从患者的发病时间来看，这么久了，去南方住一月加重，南方气侯潮湿，刚过完年，气温尚低，又寒又湿，寒湿之邪留注于下肢，这是中医讲的“脚气病”。
这不是焦树德老师讲的“足胻消肿汤”证吗？读过此方，对足胻部水肿，屡用屡验！
之前接诊过一会患者，做了股骨头置换手术，但是手术后患者两个脚重度水肿，异常疼痛，严重影响行走，去医院诊断为重证滑膜炎，说“不好治”，我给他用此方一两月，患者现在开车走路，状如常人，已经好几年了。
用此方还治疗一位患者，腿下肢静脉血栓，引起下肢水肿三年多，脚面有瘀斑，用足胻消肿汤加桃仁、红花，七剂大效，一月余病已经好了大半；
另一位患者脚踝水肿疼痛三四年，用此方半个月肿痛消失……
于是给这位患者果断处方：茯苓，苍术，槟榔，木瓜，苏叶，生薏米，黄柏，牛膝，防己，桔梗，吴茱萸，大枣。七剂。
药用完，患者准时复诊，诸证大减轻，守方七剂巩固疗效。
关于足胻消肿汤，还有一首方歌：足胻(读衡)苓术榔木瓜，苏梗(苏叶)薏米黄牛加，防己桔梗吴茱萸，下肢水肿效堪夸！
“足胻消肿汤”为焦树德教授经验方之一，是焦老多年临床医疗经验的总结，具有很强的临床指导意义。体现了焦老既注意方剂的法度规矩，又随证加减灵活变化的特点，为我们灵活使用前人成方提供了效法榜样。
“胻”字读“衡”音，“足胻”指小腿及足踝部位。
焦槟榔12～18克、茯苓20～30克、木瓜10克、苍术6克、紫苏梗、叶各9克、生薏米30克、防己10克、桔梗4.5克、吴茱萸6克、黄柏10克、牛膝12～15克。
功能：降气行水，祛湿消肿，散寒温经，舒筋活络。
主治：风寒湿邪流注于小腿、足踝而致两足及胻踝浮肿胀痛、沉重、麻木，筋脉挛急，行走障碍等。包括西医诊断的下肢淋巴或静脉回流障碍等引起的足、踝、小腿下部（胻）肿胀疼痛。
组方医理：本方据《证治准绳》鸡鸣散加减而成。
考鸡鸣散一方， 出自宋代朱君辅的《类编朱氏集验方》一书，原方由槟榔、陈皮、木瓜、吴茱萸、紫苏、桔梗、生姜组成，是治疗“湿脚气”两腿肿之要方，组方以“着者行之”为原则，以行气降浊湿、化寒湿立法。方中诸药均以气为胜，因治肿必治水，治水必治气，气行则水散。
方中紫苏温散风寒，桔梗开宣上焦，陈皮开中之气，吴茱萸泄降寒浊，槟榔重坠至于下焦，而成三焦同治。同时木瓜配吴茱萸，可平冲心上逆之气，而使湿邪不得上冲。诸药共用，使寒湿之邪，或从汗而解，或从下利而出。其加减法根据病情轻重，有无合并外邪、痰热、瘀血、阳虚而加减化裁。
而焦老根据病机为风寒湿邪流注于小腿、足踝而致两足及胻踝浮肿胀痛、沉重、麻木、筋脉挛急、行走障碍等特点，合用四妙散。
四妙散由黄柏、苍术、牛膝、薏苡仁组成，主治湿热下注之痿证。方中黄柏清热燥湿，坚肾益阴；苍术燥湿健脾；薏仁健脾利湿舒筋，缓解筋脉拘挛痹痛；牛膝补肝肾，祛风湿，引药下行，为引经药。
故《成方便读》云：“四味合而用之， 为治痿之妙药也。”再加茯苓、防己，共奏降气行水、祛湿消肿、散寒温经、舒筋活络之功组成足珩消肿汤，赋予原方新的涵义及扩大其应用范围。
其后附加减法，有湿郁化热、兼肾虚、肾兼血等兼症，均为临床常见病，体现了焦老对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尤妙在用防己、茯苓二味。
《神农本草经》谓防已“主风寒温疟，热气诸痫，除邪，利大小便”，茯苓“主胸胁逆气，忧恚惊气恐悸，心下结痛，寒热烦满咳逆，口焦舌干，利小便”。此二味为防己茯苓汤之主药，防已行经络，茯苓善渗泄，防己得茯苓，则善逐肤表之水，从三焦网膜内行膀胱泻出。防已茯苓汤原方为防己三两，茯苓六两，而足胻消肿汤中防己为10g，茯苓为20~30g，符合原方比例。
综合此方的组成，体现了焦老将经方、时方熔为一体， 体现了焦老合方应用之严谨法度，对指导临床合方的应用大有裨益，对疑难杂症的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加减运用：（1）湿郁化热，症见足胻肿胀灼热，口干口渴，舌质红，苔黄，脉滑数者，可去吴茱萸、苍术，加重黄柏为12克，另加木通、泽泻、连翘、滑石等。（2）兼有肾虚而腰酸腿软，足跟疼痛，尺脉弱者，可去桔梗、黄柏，加桑寄生、川断、杜仲等，或兼服济生肾气丸。（3）若足胻浮肿，并见青筋怒张或皮下青色脉络缕缕，舌质暗或有瘀斑者，可加红花、赤芍、泽兰、瞿麦、白茅根等。
焦老验案举例：党某某，男，55岁，工人，1980年5月23日初诊。
病史及现症：1966年始，左下肢浮肿10余年，以后渐至双足及下肢均浮肿胀痛，麻木筋挛，步履艰难，双足浮肿而至夏天不能穿单鞋而穿棉鞋。近4年来加重，每到夏季即复发，逢雨天更加重。西医诊断为“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曾服多种中西药物均不效，西医建议手术治疗。今又发作如上述，且有头晕。观其舌苔薄白，切其六脉皆弦。约其每年夏季来治，连治3年。
辨证：湿邪下注，络脉郁阻，气机不畅而致足胻肿痛。属中医脚气病范畴。
治法：降浊利湿行气，佐以益肾。
方药：焦槟榔12克，木瓜10克，茯苓20克，生薏米30克，防己10克，吴茱萸6克，苍朮6克，炒黄柏10克，桑寄生20克。
1980年6月3日二诊：足胻浮肿沉重感均减轻，舌苔薄白，脉沉细弦。上方茯苓改为30克，苍朮改为9克，继服6付。
1980年6月17日三诊：头晕及下肢浮肿均明显减轻，足胻仍感发胀。上方改焦槟榔15克，加红花6克，服12付。
1980年夏共服上述中药68剂，症状消失，1981年、1982年夏天均服上述中药预防。追访3年，未见复发。
1984年5月8日，患者来信说：“我因每年夏天左脚浮肿，达10多年（后来右脚也肿），后经五六家医院一直没有治好。1980～1982年这3年连续经您治疗，一年比一年好。1983年夏天我试着停服药，也没有肿。自1966年以来，苦恼17年的病根，在您的诊治下，终于解除了。”
足胻消肿汤—治疗下肢水肿常出奇效
一位患者因下肢水肿前来看诊，患者说下肢水肿好几个月了，用手按压水肿的地方，感觉能按下一个小坑。
看诊的时候，让患者把裤腿拉起来，水肿程度超过想象。
大家知道，水肿一证，水的特点，水往低处走，眼睑面部水肿，因睡觉原因常上午重下午轻，下肢水肿，下午重上午轻，可以患者在早上的时候水肿就这么严重，下午水肿程度只会更重，腿上带如此多的多余之水，能迈动步吗？痛苦可想而知。
根据患者所说，水肿并不是只有这几个月，已经有好几年了，让患者精确时间，患者说大致有6年了，只是年后去了南方，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之后症状加重了。
刻诊舌质红，苔薄白，脉沉弦。
从患者的发病时间来看，这么久了，去南方住一月加重，南方气侯潮湿，刚过完年，气温尚低，又寒又湿，寒湿之邪留注于下肢，这是中医讲的“脚气病”。
这不是焦树德老师讲的“足胻消肿汤”证吗？读过此方，对足胻部水肿，屡用屡验！
之前接诊过一会患者，做了股骨头置换手术，但是手术后患者两个脚重度水肿，异常疼痛，严重影响行走，去医院诊断为重证滑膜炎，说“不好治”，我给他用此方一两月，患者现在开车走路，状如常人，已经好几年了。
用此方还治疗一位患者，腿下肢静脉血栓，引起下肢水肿三年多，脚面有瘀斑，用足胻消肿汤加桃仁、红花，七剂大效，一月余病已经好了大半；
另一位患者脚踝水肿疼痛三四年，用此方半个月肿痛消失……
于是给这位患者果断处方：茯苓，苍术，槟榔，木瓜，苏叶，生薏米，黄柏，牛膝，防己，桔梗，吴茱萸，大枣。七剂。
药用完，患者准时复诊，诸证大减轻，守方七剂巩固疗效。
关于足胻消肿汤，还有一首方歌：足胻(读衡)苓术榔木瓜，苏梗(苏叶)薏米黄牛加，防己桔梗吴茱萸，下肢水肿效堪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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