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新范式】作为中医药高等教育的领头雁，北京中医药大学始终站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高度，紧紧围绕中医药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目标，扎根中国大地，办出中国特色。学校深度挖掘中医药文化精髓，面向世界中医药教育和文化传播前沿，首创医教研文一体化的海外“中医中心”模式，积极打造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新范式，把中医药文化打造成中外人文交流的亮丽名片、服务生命健康的独特优势，以及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纽带。
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推出系列文化精品
学校充分发挥首都的区位优势，打造中医药文化研究高地。深挖中医经典智慧，开展原创性研究，充实中医药文化内涵，产出一系列文化研究优秀成果。承担“中医药与中华文明”等多项国家重大课题；建设“北京中医药文化研究基地”，构筑古籍数字化和中医经典研究平台；主编我国第一部中医文化学科规划教材《中医文化学》。
学校图书馆、中医药博物馆、中医药体验馆和国医堂“三馆一堂”文化展示基地，已成为对外展示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学校通过打造在全国具有引领作用的国际中医体验基地、国际中医药文化旅游基地，让世界各国人民在亲身感知中医药魅力的同时了解和感受中国文化。
把握全媒体时代规律和优势，创新传播形式，积极打造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新媒体矩阵，将中医药文化和健康知识进行全球性传播。利用海外新媒体平台推出“讲故事识中医”系列动画、“传统节日与中医药文化”系列视频、“药食同源”系列图文等一系列多媒体作品，加深海外受众对于中医药文化和健康理念的认识与理念。与北京天文馆、北京古观象台等专业机构跨界合作，联合开展“天人相应话健康”系列直播节目。2021年，学校海内外新媒体矩阵平台的总阅读量达到近1700万人次，初步实现了海内外中医药文化的多渠道、多平台有效快速传播。
将中医药文化融合入多种形式，打造传播中医药文化新范式。今年，学校在北京冬奥村和延庆冬奥村承办10秒中医药体验馆。该馆作为唯一由高校承办的冬奥村展示项目，融合现代科技，实现“中医药+科技”的精准传播，给世界带来了更有中国印象、更有中国味道、更有中国温度的全新体验。同时，学校临床医学院医护骨干进驻冬奥村参与疫情防控，理疗志愿者为大会提供中医药健康服务，为世界瞩目的奥林匹克冰雪盛会增添了中医药色彩。
首创海外中医中心模式，构建中华文化软实力海外桥头堡
学校勇做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探索者，创建集教育、医疗、科研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中医中心”，以中医药服务实效彰显自信、取得信任、赢得认同。
学校海外中医中心的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澳大利亚中医中心设计的“针灸治疗癌性疼痛”临床研究方案成为首个中国中医医生进入澳大利亚综合性公立医院开展针灸临床诊疗的科研项目。中医中心的优秀临床疗效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普遍赞誉，吸引着当地民众对中医药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探究。
落实“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引领中医药高等教育海外传播方向，打造中医药对外教育品牌。学校建设“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一带一路”中医传播与发展联盟、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传统医学推广联盟等，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中医药人才。2021年，学校在中医药国际发展论坛上，发布了全球第一套英文版中医系列核心教材、第一套德文版中医系列核心教材。学校培育的中医药国际人才，学成回国后开展中医药事业，让中医药文化的种子在世界各个角落生根发芽，为中医药在世界100多个国家获得合法地位，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拓展高层次领域合作，不断凸显中医药国际话语权
学校大力拓展与其他国家主流医学领域高层次合作基地和平台建设。先后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合作，成立国际中医脑科学联盟；与斯坦福大学合作，建立了国际引智基地……构建系统性、立体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为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将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相融合，开展国际医药前沿研究。借助生命科学最新技术，探索古老中医药的生命科学本质，在《自然》等高水平杂志发表论文20余篇，引起世界同行高度关注。主办“现代生命科学与中医药的对话”系列学术活动。与德国、英国等国家合作启动“中欧中医药慢病防治合作模式探索和关键技术研究”“中药联合抗生素治疗慢阻肺急性加重期的临床评价和耐药性研究”等项目。
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杂志、学术标准体系和品牌会议，占领学术高地。创办全球唯一由高校出版、面向全球发行的中医药特色英文期刊，为中医药研究成果国际传播作出重要贡献。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联合举办整合医学、衰老机制研究、肿瘤学前沿论坛等高级别国际学术会议，促进中西医交流互鉴，集中展示中西医结合前沿成果。
面向未来，北京中医药大学将继续深入挖掘和利用好中医药这一瑰宝，不断探索中医药国际合作新模式，让世界各国人民感受中医的魅力和学理，助推国家软实力，推动中国的优秀文化更广泛、更深远地走向世界。
（作者系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
作者：徐安龙
《中国教育报》2022年02月21日第5版 版名：高教周刊
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推出系列文化精品
学校充分发挥首都的区位优势，打造中医药文化研究高地。深挖中医经典智慧，开展原创性研究，充实中医药文化内涵，产出一系列文化研究优秀成果。承担“中医药与中华文明”等多项国家重大课题；建设“北京中医药文化研究基地”，构筑古籍数字化和中医经典研究平台；主编我国第一部中医文化学科规划教材《中医文化学》。
学校图书馆、中医药博物馆、中医药体验馆和国医堂“三馆一堂”文化展示基地，已成为对外展示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学校通过打造在全国具有引领作用的国际中医体验基地、国际中医药文化旅游基地，让世界各国人民在亲身感知中医药魅力的同时了解和感受中国文化。
把握全媒体时代规律和优势，创新传播形式，积极打造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新媒体矩阵，将中医药文化和健康知识进行全球性传播。利用海外新媒体平台推出“讲故事识中医”系列动画、“传统节日与中医药文化”系列视频、“药食同源”系列图文等一系列多媒体作品，加深海外受众对于中医药文化和健康理念的认识与理念。与北京天文馆、北京古观象台等专业机构跨界合作，联合开展“天人相应话健康”系列直播节目。2021年，学校海内外新媒体矩阵平台的总阅读量达到近1700万人次，初步实现了海内外中医药文化的多渠道、多平台有效快速传播。
将中医药文化融合入多种形式，打造传播中医药文化新范式。今年，学校在北京冬奥村和延庆冬奥村承办10秒中医药体验馆。该馆作为唯一由高校承办的冬奥村展示项目，融合现代科技，实现“中医药+科技”的精准传播，给世界带来了更有中国印象、更有中国味道、更有中国温度的全新体验。同时，学校临床医学院医护骨干进驻冬奥村参与疫情防控，理疗志愿者为大会提供中医药健康服务，为世界瞩目的奥林匹克冰雪盛会增添了中医药色彩。
首创海外中医中心模式，构建中华文化软实力海外桥头堡
学校勇做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探索者，创建集教育、医疗、科研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中医中心”，以中医药服务实效彰显自信、取得信任、赢得认同。
学校海外中医中心的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澳大利亚中医中心设计的“针灸治疗癌性疼痛”临床研究方案成为首个中国中医医生进入澳大利亚综合性公立医院开展针灸临床诊疗的科研项目。中医中心的优秀临床疗效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普遍赞誉，吸引着当地民众对中医药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探究。
落实“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引领中医药高等教育海外传播方向，打造中医药对外教育品牌。学校建设“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一带一路”中医传播与发展联盟、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传统医学推广联盟等，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中医药人才。2021年，学校在中医药国际发展论坛上，发布了全球第一套英文版中医系列核心教材、第一套德文版中医系列核心教材。学校培育的中医药国际人才，学成回国后开展中医药事业，让中医药文化的种子在世界各个角落生根发芽，为中医药在世界100多个国家获得合法地位，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拓展高层次领域合作，不断凸显中医药国际话语权
学校大力拓展与其他国家主流医学领域高层次合作基地和平台建设。先后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合作，成立国际中医脑科学联盟；与斯坦福大学合作，建立了国际引智基地……构建系统性、立体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为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将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相融合，开展国际医药前沿研究。借助生命科学最新技术，探索古老中医药的生命科学本质，在《自然》等高水平杂志发表论文20余篇，引起世界同行高度关注。主办“现代生命科学与中医药的对话”系列学术活动。与德国、英国等国家合作启动“中欧中医药慢病防治合作模式探索和关键技术研究”“中药联合抗生素治疗慢阻肺急性加重期的临床评价和耐药性研究”等项目。
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杂志、学术标准体系和品牌会议，占领学术高地。创办全球唯一由高校出版、面向全球发行的中医药特色英文期刊，为中医药研究成果国际传播作出重要贡献。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联合举办整合医学、衰老机制研究、肿瘤学前沿论坛等高级别国际学术会议，促进中西医交流互鉴，集中展示中西医结合前沿成果。
面向未来，北京中医药大学将继续深入挖掘和利用好中医药这一瑰宝，不断探索中医药国际合作新模式，让世界各国人民感受中医的魅力和学理，助推国家软实力，推动中国的优秀文化更广泛、更深远地走向世界。
（作者系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
作者：徐安龙
《中国教育报》2022年02月21日第5版 版名：高教周刊
耕而陶聊茶：二十五．三红七绿为青茶 （1、青茶溯源谈虎丘）
六大茶类中的青茶也叫乌龙茶，俗称半发酵茶，它的主要产地在我们国家的福建、广东、台湾三省。最具代表的品种就是闽北岩骨花香的武夷岩茶，闽南安溪铁观音，广东潮州的凤凰单丛，台湾的乌龙茶。从历史文献上看，这四个地区产生乌龙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福建武夷，其次安溪，再次台湾，最晚为广东潮州。
青茶制作讲究，鲜叶的采摘，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太嫩，咖啡碱、茶多酚含量高，糖类跟形成芳香物的前导物低，成茶滋味苦涩、香气低。过老，内含物质低，纤维素含量高，茶汤亦差。所以要在茶树新梢的顶芽形成驻芽的时候采摘小开面儿或大开面儿，俗称“开面采”。这时候茶树鲜叶中呈苦涩味道的脂型儿茶素减少，糖类增加,嫩梗里产生了较多的氨基酸，香叶醇、苯乙醛等香气成份增加。接着通过萎凋使鲜叶轻度失水，破坏叶绿素，令氨基酸与可溶性糖类增多；蛋白质分解，低沸点的青草气得以挥发，如此就为香高、味醇、耐泡的优质成品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开始做青。做青用一个词来讲就是叶片的“死去活来”，这形容的是摇青跟凉青交替过程中茶树鲜叶的状态。通过摇青，鲜叶跟嫩梗里的水分缓慢散发，使得生机勃勃的叶片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把摇过的叶片放置一会儿，嫩梗里残留的水又重新分布到了叶子表面，叶片接着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样子。如此反复交替，我们就看到了鲜叶不停地“死去活来”，也有人把这个过程称作“走水”、“还阳”。摇青过程会让叶片边缘不断受到震动和摩擦，令边缘细胞逐步损伤，使得多酚氧化酶对儿茶素渐进氧化。当鲜叶的含水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叶子的颜色由绿转淡绿、黄绿，叶片边缘出现红斑并且花香开始出现，就要果断杀青，钝化叶片中酶的活性，终止叶片内儿茶素的氧化，保留巩固茶的内在品质。再经过揉捻、烘干、焙火等工艺终成青茶。
清崇安知县陆廷灿的《续茶经》约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书中他援引王草堂《茶说》所述：“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闬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看，采后晒青、摇青、炒、焙、拣梗，在那时候主要的青茶工艺已经展现无遗。王草堂即王复礼，是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后人，《茶说》成书应为清初。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已六十有七的王草堂受福建抚台之聘来闽，寓居武夷山。后一直隐居于此，潜心向学，前后经历了王梓、梅廷隽、陆廷灿三任崇安令，终老于武夷。王草堂在《茶说》中记录的有关武夷茶制法的文字对考证乌龙茶起源来讲弥为珍贵，泽被后人。
新事物的出现是有前提条件的，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也不例外。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一道诏旨，令茶废团改散，“岁贡上贡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把团茶都废掉，喝散茶。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补遗》里也记载：“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为上，犹仍宋制，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茶加香味，捣为细末，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陆羽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沈德符的歌功颂德稍显肉麻，但放小牛出身的朱皇帝废团改散可真是对茶的一次大变革，条索型散茶方便揉捻、发酵，它的大量出现，为自明以降茶类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
说乌龙茶的诞生，不得不从明代冠绝天下的虎丘茶讲起。有朋友说，虎丘茶不是绿茶吗，跟乌龙茶有啥子关系。外行了不是，没有虎丘茶，就引不出两百多年后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静下心来，慢慢听吧。
到过苏州的朋友都知道，苏州的虎丘，相传是吴王阖闾墓冢所在地，其墓道口就在剑池深处。《史记》记载吴王阖闾葬于此，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苏州府志》说茶圣陆羽在贞元年间（约796年）曾长期寓居苏州虎丘，一边著书，一边研究茶学。他发现虎丘处有一泉水，汲水饮茶，质甘清凛，为水之美者。于是就在虎丘山上挖石筑井一眼，此井被后人称为“陆羽井”，亦称“陆羽泉”。
陆羽泉被唐代品泉家刑部侍郎刘伯刍评为“天下第三泉”。明代王鏊曾赋诗：“翠壑无声滑碧鲜，品题谁许惠山先？沉埋断础颓垣里，搜剔松根石罅边，云乳一林沆瀣分，天光千丈落虚圆。闲来弃置行多恻，好谢东山悟道泉。”。现在的陆羽井为一长方形水池，约一丈多见方，井四周石壁陡峭如削。石肌天然，色呈褐赭，秀若铁花。从前宋代苏东坡来此游赏赞其为“铁华秀岩壁”，后人遂将其称作“铁华岩”。“铁华岩”这三个字后来被清代范承勋手书，并将其刻于石壁之上。凡今游山的怀古之士无不至此一睹这“陡崖垂碧湫，古苔铁花冷,中横一线天,倒挂浮图影”的泉石盎然之境。
说到这儿，要澄清一个事情，有人说虎丘茶是陆羽带到苏州种植培育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虎丘茶的种植跟陆羽没有一点关系。从两点可以看出来，一，陆羽的《茶经》大约是在公元780年完成的，陆羽《茶经》里并没有关于虎丘茶的记述。这也是后来清顺治年间广东人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的原因。二，唐代诗人韦应物（737年～791年）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七月到苏州任刺史，至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卒于苏州官舍。陆羽是在韦应物逝后五年才来虎丘。在任上，韦应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茶诗<<喜虎丘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仙源。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可见，彼时虎丘山上早已长有茶树，非陆鸿渐所植。
《元和县志》记载虎丘所产之茶：“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烹之色白如玉，而作豌豆香，性不能耐久，宋人呼为‘白云茶’。”。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虎丘茶的影子。明末苏州状元文震孟（1574年～1636年）就说：“吴山之虎丘，名艳天下。其所产茗柯，亦为天下最，色香与味在常品外。如阳羡、天池、北源、松萝俱堪作奴也。”。卜万祺，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崇祯时官广东韶州知府。他在清顺治年间（约1644年～1661年）著述的《松寮茗政》里写到:“虎丘茶，色味香韵，无可比拟。必亲诣茶所，手摘监制，乃得真产。且难久贮，即百端珍护，稍过时，即全失其初矣。殆如彩云易散，故不入供御耶。”。
清顺治年（1655年）广东人陈鉴侨居苏州，感：“陆桑苎翁《茶经》漏虎丘，窃有疑焉。陆尝隐虎丘者也，井焉、泉焉、品水焉，茶何漏?....予乙未迁居虎丘，因注之、补之；其于《茶经》无以别也，仍以注、补别之，而《经》之十品备焉矣。桑苎翁而在，当哑然一笑。”。于是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他在文中对虎丘茶的生长、品饮做了记载，他说虎丘茶树“花开比白蔷薇而小，茶子如小弹”，生长在“虎丘之西，正阳崖阴林”，“虎丘紫绿，笋芽卷舒皆上”，“鉴亲采数嫩叶，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真作豆花香。”。
清朝的《虎丘山志》载：“虎丘茶，出金粟房。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点之色如白玉，而作豌豆香。”。金粟房是虎丘山上寺院之一，这段文字点出了“虎丘茶”的出处。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名艳天下的虎丘茶是明代虎丘山中寺庙和尚种植、制作的。
版权声明：本文为新浪微博认证美食博主"耕而陶一茶"原创撰写，欢迎博友在微博上转发，交流茶知识。但，任何单位、媒体、个人未经允许不得复制转载，违者必究。
六大茶类中的青茶也叫乌龙茶，俗称半发酵茶，它的主要产地在我们国家的福建、广东、台湾三省。最具代表的品种就是闽北岩骨花香的武夷岩茶，闽南安溪铁观音，广东潮州的凤凰单丛，台湾的乌龙茶。从历史文献上看，这四个地区产生乌龙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福建武夷，其次安溪，再次台湾，最晚为广东潮州。
青茶制作讲究，鲜叶的采摘，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太嫩，咖啡碱、茶多酚含量高，糖类跟形成芳香物的前导物低，成茶滋味苦涩、香气低。过老，内含物质低，纤维素含量高，茶汤亦差。所以要在茶树新梢的顶芽形成驻芽的时候采摘小开面儿或大开面儿，俗称“开面采”。这时候茶树鲜叶中呈苦涩味道的脂型儿茶素减少，糖类增加,嫩梗里产生了较多的氨基酸，香叶醇、苯乙醛等香气成份增加。接着通过萎凋使鲜叶轻度失水，破坏叶绿素，令氨基酸与可溶性糖类增多；蛋白质分解，低沸点的青草气得以挥发，如此就为香高、味醇、耐泡的优质成品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开始做青。做青用一个词来讲就是叶片的“死去活来”，这形容的是摇青跟凉青交替过程中茶树鲜叶的状态。通过摇青，鲜叶跟嫩梗里的水分缓慢散发，使得生机勃勃的叶片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把摇过的叶片放置一会儿，嫩梗里残留的水又重新分布到了叶子表面，叶片接着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样子。如此反复交替，我们就看到了鲜叶不停地“死去活来”，也有人把这个过程称作“走水”、“还阳”。摇青过程会让叶片边缘不断受到震动和摩擦，令边缘细胞逐步损伤，使得多酚氧化酶对儿茶素渐进氧化。当鲜叶的含水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叶子的颜色由绿转淡绿、黄绿，叶片边缘出现红斑并且花香开始出现，就要果断杀青，钝化叶片中酶的活性，终止叶片内儿茶素的氧化，保留巩固茶的内在品质。再经过揉捻、烘干、焙火等工艺终成青茶。
清崇安知县陆廷灿的《续茶经》约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书中他援引王草堂《茶说》所述：“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闬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看，采后晒青、摇青、炒、焙、拣梗，在那时候主要的青茶工艺已经展现无遗。王草堂即王复礼，是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后人，《茶说》成书应为清初。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已六十有七的王草堂受福建抚台之聘来闽，寓居武夷山。后一直隐居于此，潜心向学，前后经历了王梓、梅廷隽、陆廷灿三任崇安令，终老于武夷。王草堂在《茶说》中记录的有关武夷茶制法的文字对考证乌龙茶起源来讲弥为珍贵，泽被后人。
新事物的出现是有前提条件的，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也不例外。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一道诏旨，令茶废团改散，“岁贡上贡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把团茶都废掉，喝散茶。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补遗》里也记载：“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为上，犹仍宋制，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茶加香味，捣为细末，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陆羽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沈德符的歌功颂德稍显肉麻，但放小牛出身的朱皇帝废团改散可真是对茶的一次大变革，条索型散茶方便揉捻、发酵，它的大量出现，为自明以降茶类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
说乌龙茶的诞生，不得不从明代冠绝天下的虎丘茶讲起。有朋友说，虎丘茶不是绿茶吗，跟乌龙茶有啥子关系。外行了不是，没有虎丘茶，就引不出两百多年后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静下心来，慢慢听吧。
到过苏州的朋友都知道，苏州的虎丘，相传是吴王阖闾墓冢所在地，其墓道口就在剑池深处。《史记》记载吴王阖闾葬于此，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苏州府志》说茶圣陆羽在贞元年间（约796年）曾长期寓居苏州虎丘，一边著书，一边研究茶学。他发现虎丘处有一泉水，汲水饮茶，质甘清凛，为水之美者。于是就在虎丘山上挖石筑井一眼，此井被后人称为“陆羽井”，亦称“陆羽泉”。
陆羽泉被唐代品泉家刑部侍郎刘伯刍评为“天下第三泉”。明代王鏊曾赋诗：“翠壑无声滑碧鲜，品题谁许惠山先？沉埋断础颓垣里，搜剔松根石罅边，云乳一林沆瀣分，天光千丈落虚圆。闲来弃置行多恻，好谢东山悟道泉。”。现在的陆羽井为一长方形水池，约一丈多见方，井四周石壁陡峭如削。石肌天然，色呈褐赭，秀若铁花。从前宋代苏东坡来此游赏赞其为“铁华秀岩壁”，后人遂将其称作“铁华岩”。“铁华岩”这三个字后来被清代范承勋手书，并将其刻于石壁之上。凡今游山的怀古之士无不至此一睹这“陡崖垂碧湫，古苔铁花冷,中横一线天,倒挂浮图影”的泉石盎然之境。
说到这儿，要澄清一个事情，有人说虎丘茶是陆羽带到苏州种植培育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虎丘茶的种植跟陆羽没有一点关系。从两点可以看出来，一，陆羽的《茶经》大约是在公元780年完成的，陆羽《茶经》里并没有关于虎丘茶的记述。这也是后来清顺治年间广东人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的原因。二，唐代诗人韦应物（737年～791年）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七月到苏州任刺史，至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卒于苏州官舍。陆羽是在韦应物逝后五年才来虎丘。在任上，韦应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茶诗<<喜虎丘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仙源。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可见，彼时虎丘山上早已长有茶树，非陆鸿渐所植。
《元和县志》记载虎丘所产之茶：“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烹之色白如玉，而作豌豆香，性不能耐久，宋人呼为‘白云茶’。”。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虎丘茶的影子。明末苏州状元文震孟（1574年～1636年）就说：“吴山之虎丘，名艳天下。其所产茗柯，亦为天下最，色香与味在常品外。如阳羡、天池、北源、松萝俱堪作奴也。”。卜万祺，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崇祯时官广东韶州知府。他在清顺治年间（约1644年～1661年）著述的《松寮茗政》里写到:“虎丘茶，色味香韵，无可比拟。必亲诣茶所，手摘监制，乃得真产。且难久贮，即百端珍护，稍过时，即全失其初矣。殆如彩云易散，故不入供御耶。”。
清顺治年（1655年）广东人陈鉴侨居苏州，感：“陆桑苎翁《茶经》漏虎丘，窃有疑焉。陆尝隐虎丘者也，井焉、泉焉、品水焉，茶何漏?....予乙未迁居虎丘，因注之、补之；其于《茶经》无以别也，仍以注、补别之，而《经》之十品备焉矣。桑苎翁而在，当哑然一笑。”。于是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他在文中对虎丘茶的生长、品饮做了记载，他说虎丘茶树“花开比白蔷薇而小，茶子如小弹”，生长在“虎丘之西，正阳崖阴林”，“虎丘紫绿，笋芽卷舒皆上”，“鉴亲采数嫩叶，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真作豆花香。”。
清朝的《虎丘山志》载：“虎丘茶，出金粟房。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点之色如白玉，而作豌豆香。”。金粟房是虎丘山上寺院之一，这段文字点出了“虎丘茶”的出处。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名艳天下的虎丘茶是明代虎丘山中寺庙和尚种植、制作的。
版权声明：本文为新浪微博认证美食博主"耕而陶一茶"原创撰写，欢迎博友在微博上转发，交流茶知识。但，任何单位、媒体、个人未经允许不得复制转载，违者必究。
【黄今言：当前秦汉史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