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长三角# 嘉兴市多措并举 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
嘉兴市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决策部署，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积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全市已完成改造老旧小区140个，住宅楼1225栋、建筑面积约311万平方米，共惠及居民约11万人。
打造完整社区
围绕全域管控、强化核心、突出重点、惠及民生等原则，打造“精品小区、活力街区”，推进片区和街区两个立体空间融合、共享，真正形成“完整社区”生活圈。
以片区为肌理，绘就民生底色。以社区网格划分为基础，反复打磨各个片区的风貌立面设计方案，邀请专家团队全程参与，从注重地块本身发展诉求向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引导业态形态转变，统筹整合片区资源，实现服务共享。突出项目精准落地，从方案至施工图，全过程加强各专业之间的技术整合和统筹，确保高水平设计方案的高质量落地。强化样板示范带动，加快实现成片“闪亮”、连片“出彩”。
以道路为血管，串联片区精彩。秉承全局宏观理念，强调空间体系与平面布局协同性，衔接好街区框架结构、周边商业布局、历史文化保护等“棋眼”的形态落点，强化道路、街区、社区、街心公园等重要节点要素的精确布局，构成完整社区有机体。如运南片区改造中，同步考虑对小区周边吉水路进行提升，形成“片区统筹、街区更新”的老旧小区改造“嘉兴模式”。
以配套为支点，提升邻里温度。增加社区内的公建配套设施，在今年小区改造中计划对片区内的破、旧、危房共计进行统一征收，集中改建15个社区邻里中心，打造集健康小屋、居家养老、智慧图书馆、应急消防站、社区服务中心为一体的一站式便民活动中心。整合片区内的生活设施、医疗、教育、交通等资源，全力打通民生“堵点”，特别是要补齐片区内服务设施缺乏这一“短板”。如中兴苑改造中设置了邻里中心，设有邻里集市、图书馆、展厅等设施，可供居民交流分享，增进邻里情感。
全程遵循民意
瞄准国际化品质江南水乡名城目标推动老旧小区片区改造，全力以赴为群众的幸福生活“充值”。嘉兴市在工作机制上创新采用“两轮征询”制，将居民呼声较高的改造内容纳入工程范围等，真正实现了从“要我改”到“我要改”的转变。
问计于民，夯实基础以立标。以居民意愿为首要，完善群众工作机制，采用居民意见制，经征询居民意见达不到总户数80%以上暂缓改造；达到80%以上的小区按照通过比例进行排名确定。充分发挥在建工地临时党支部的作用，进一步用好居民议事会、民情恳谈会等平台，充分倾听民意。在南溪片区设计时将纺工路有轨电车停靠站的预设站也考虑在改造方案中，运南片区改造中增加了滨水绿道、羽毛球馆、智慧书屋等公共设施，满足居民日常休闲健身需求。
问需于民，细节优化以增韵。今年将居民呼声较高的屋面整修、墙面防渗翻修、绿化率、停车位等纳入改造范围，通过优化公共设施配套，优化小区的活动空间，丰富小区邻里、教育、健康、低碳等场景。综合嘉兴的城市形态、历史传承、时代风貌，着重将“水乡文化”“红色文化”融入南湖区域及运河沿线老旧小区的改造提升中，实现传承地方历史文化和改善人居环境二合一的目的。
问效于民，精细管理以提质。改造中在着力解决老旧小区设施隐患多、安防能力差等普遍问题的基础上，设置智能门禁、视频监控系统、车牌识别系统，多媒体信息发布屏等，着力打造“智安小区”。坚持效率、规模和质量并举，把控好建设品质，主动聘请居民代表担任工程质量监督员，时刻接受群众的监督。持续深化“网格连心、组团服务”活动，积极探索建立企事业单位、商圈、物业、网格员等多种力量共同参与的街区管理机制，形成更加精准、有效的城市管理新局面。
完善推进机制
老旧小区改造，既是基础建设项目，也是社会治理工程。在扮靓“颜值”的同时，更要提升小区“内涵”，打造百姓宜居乐居、共建共治的品质社区。
理念前置，多方借智凝合力。今年的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我们在经营城市理念、整合外部资源理念的创新摸索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按照《嘉兴市城市总规划师制度试行办法》，总师团队把脉开方，专业团队视野宏大、思路清晰，优化了方案上的整体性、综合性、落地性；外部合作着重加强与上海城建、嘉兴规划设计院的深度合作，引入活力街区和完整街道理念。在融资渠道上，主动对接省财政厅、省国开行，建立定期沟通机制，邀请上述单位专家对嘉兴市债券和国家政策性贷款方面给予以指导支持；引入引入万科、中铁建等7家知名房地产企业，参与方案设计、施工质量控制到后期的物业管理。
管理前置，物业管理不断档。通过搭建居民自治共治平台，因地制宜创新改造后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方式，推动改造后小区物业管理的全覆盖。发挥“红色物业”在加强城市基层组织建设、深化社区基层治理中的实质作用，切实提升全市物业服务和社区治理水平。市区南湖街道通过与物业公司签订战略框架协议，率先引进了温暖嘉等专业物业公司对辖区内老旧小区进行日常管理，填补了之前物业管理空白，在巩固前期老旧小区改造成果基础上，为基层“三治”的长效实践提供样板。
运维前置，从长效上做文章。围绕文化先导、运营前置，前期已邀请了新希望地产等一批一流运营商提前介入老旧小区片区、主次道路改造项目的设计施工环节，后期运维管理同步推进。使可阅读的建筑、有记忆的里弄、可漫步的街区真正活起来、潮起来。另外，积极协调老旧小区周边相关国资企业用房新建为社区服务用房，提升闲置国有资产利用率。对新建成的社区邻里中心，在保障居民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在养老服务等领域引进专业企业运维，提供专业服务。
建管兼顾，落实危急维修资金使用。对在2000年前交付使用且未完全建立维修资金管理制度的老旧住宅，发生共有部分、共有设施设备紧急维修、更新、改造时，按照“业主个人和公共收益出20%，政府财政资金补助80%”的原则安排使用危急维修资金，2014年3月开始使用至今，各地已使用危急维修资金共计4202笔、1073.54万元。
融入智慧元素
以点扩面，深化推广智慧社区建设。嘉兴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以桂苑小区为试点逐步推广智慧社区建设，把社区的各方资源和互联网服务整合在一起，促进信息和资源共享。以社区网格服务划分为基础，通过“片区式”改造打通15分钟生活圈，集中力量解决一些突出的民生问题。
以民为本，精准把控智慧元素运用。提前征询居民意见，“点菜式”厘清居民切实需求点。如在社区主次要出入口、重点公共区域、主要通道的智能安防系统，能第一时间监控到高龄老人独自走出社区；为独居老人住户安装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火灾烟感报警及门磁等装置，便于实时关注老人的生活状况，全面建设智慧家园。
以智引领，多点延伸未来社区触角。嘉兴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嘉兴市将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引入未来社区、智慧小区的概念。在改造方案的前期设计方案中借鉴未来社区的“九大场景”中的未来邻里场景，设计“微市”“微读”“微园”“微戏”“微展”等社区配套。
嘉兴市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决策部署，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积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全市已完成改造老旧小区140个，住宅楼1225栋、建筑面积约311万平方米，共惠及居民约11万人。
打造完整社区
围绕全域管控、强化核心、突出重点、惠及民生等原则，打造“精品小区、活力街区”，推进片区和街区两个立体空间融合、共享，真正形成“完整社区”生活圈。
以片区为肌理，绘就民生底色。以社区网格划分为基础，反复打磨各个片区的风貌立面设计方案，邀请专家团队全程参与，从注重地块本身发展诉求向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引导业态形态转变，统筹整合片区资源，实现服务共享。突出项目精准落地，从方案至施工图，全过程加强各专业之间的技术整合和统筹，确保高水平设计方案的高质量落地。强化样板示范带动，加快实现成片“闪亮”、连片“出彩”。
以道路为血管，串联片区精彩。秉承全局宏观理念，强调空间体系与平面布局协同性，衔接好街区框架结构、周边商业布局、历史文化保护等“棋眼”的形态落点，强化道路、街区、社区、街心公园等重要节点要素的精确布局，构成完整社区有机体。如运南片区改造中，同步考虑对小区周边吉水路进行提升，形成“片区统筹、街区更新”的老旧小区改造“嘉兴模式”。
以配套为支点，提升邻里温度。增加社区内的公建配套设施，在今年小区改造中计划对片区内的破、旧、危房共计进行统一征收，集中改建15个社区邻里中心，打造集健康小屋、居家养老、智慧图书馆、应急消防站、社区服务中心为一体的一站式便民活动中心。整合片区内的生活设施、医疗、教育、交通等资源，全力打通民生“堵点”，特别是要补齐片区内服务设施缺乏这一“短板”。如中兴苑改造中设置了邻里中心，设有邻里集市、图书馆、展厅等设施，可供居民交流分享，增进邻里情感。
全程遵循民意
瞄准国际化品质江南水乡名城目标推动老旧小区片区改造，全力以赴为群众的幸福生活“充值”。嘉兴市在工作机制上创新采用“两轮征询”制，将居民呼声较高的改造内容纳入工程范围等，真正实现了从“要我改”到“我要改”的转变。
问计于民，夯实基础以立标。以居民意愿为首要，完善群众工作机制，采用居民意见制，经征询居民意见达不到总户数80%以上暂缓改造；达到80%以上的小区按照通过比例进行排名确定。充分发挥在建工地临时党支部的作用，进一步用好居民议事会、民情恳谈会等平台，充分倾听民意。在南溪片区设计时将纺工路有轨电车停靠站的预设站也考虑在改造方案中，运南片区改造中增加了滨水绿道、羽毛球馆、智慧书屋等公共设施，满足居民日常休闲健身需求。
问需于民，细节优化以增韵。今年将居民呼声较高的屋面整修、墙面防渗翻修、绿化率、停车位等纳入改造范围，通过优化公共设施配套，优化小区的活动空间，丰富小区邻里、教育、健康、低碳等场景。综合嘉兴的城市形态、历史传承、时代风貌，着重将“水乡文化”“红色文化”融入南湖区域及运河沿线老旧小区的改造提升中，实现传承地方历史文化和改善人居环境二合一的目的。
问效于民，精细管理以提质。改造中在着力解决老旧小区设施隐患多、安防能力差等普遍问题的基础上，设置智能门禁、视频监控系统、车牌识别系统，多媒体信息发布屏等，着力打造“智安小区”。坚持效率、规模和质量并举，把控好建设品质，主动聘请居民代表担任工程质量监督员，时刻接受群众的监督。持续深化“网格连心、组团服务”活动，积极探索建立企事业单位、商圈、物业、网格员等多种力量共同参与的街区管理机制，形成更加精准、有效的城市管理新局面。
完善推进机制
老旧小区改造，既是基础建设项目，也是社会治理工程。在扮靓“颜值”的同时，更要提升小区“内涵”，打造百姓宜居乐居、共建共治的品质社区。
理念前置，多方借智凝合力。今年的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我们在经营城市理念、整合外部资源理念的创新摸索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按照《嘉兴市城市总规划师制度试行办法》，总师团队把脉开方，专业团队视野宏大、思路清晰，优化了方案上的整体性、综合性、落地性；外部合作着重加强与上海城建、嘉兴规划设计院的深度合作，引入活力街区和完整街道理念。在融资渠道上，主动对接省财政厅、省国开行，建立定期沟通机制，邀请上述单位专家对嘉兴市债券和国家政策性贷款方面给予以指导支持；引入引入万科、中铁建等7家知名房地产企业，参与方案设计、施工质量控制到后期的物业管理。
管理前置，物业管理不断档。通过搭建居民自治共治平台，因地制宜创新改造后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方式，推动改造后小区物业管理的全覆盖。发挥“红色物业”在加强城市基层组织建设、深化社区基层治理中的实质作用，切实提升全市物业服务和社区治理水平。市区南湖街道通过与物业公司签订战略框架协议，率先引进了温暖嘉等专业物业公司对辖区内老旧小区进行日常管理，填补了之前物业管理空白，在巩固前期老旧小区改造成果基础上，为基层“三治”的长效实践提供样板。
运维前置，从长效上做文章。围绕文化先导、运营前置，前期已邀请了新希望地产等一批一流运营商提前介入老旧小区片区、主次道路改造项目的设计施工环节，后期运维管理同步推进。使可阅读的建筑、有记忆的里弄、可漫步的街区真正活起来、潮起来。另外，积极协调老旧小区周边相关国资企业用房新建为社区服务用房，提升闲置国有资产利用率。对新建成的社区邻里中心，在保障居民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在养老服务等领域引进专业企业运维，提供专业服务。
建管兼顾，落实危急维修资金使用。对在2000年前交付使用且未完全建立维修资金管理制度的老旧住宅，发生共有部分、共有设施设备紧急维修、更新、改造时，按照“业主个人和公共收益出20%，政府财政资金补助80%”的原则安排使用危急维修资金，2014年3月开始使用至今，各地已使用危急维修资金共计4202笔、1073.54万元。
融入智慧元素
以点扩面，深化推广智慧社区建设。嘉兴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以桂苑小区为试点逐步推广智慧社区建设，把社区的各方资源和互联网服务整合在一起，促进信息和资源共享。以社区网格服务划分为基础，通过“片区式”改造打通15分钟生活圈，集中力量解决一些突出的民生问题。
以民为本，精准把控智慧元素运用。提前征询居民意见，“点菜式”厘清居民切实需求点。如在社区主次要出入口、重点公共区域、主要通道的智能安防系统，能第一时间监控到高龄老人独自走出社区；为独居老人住户安装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火灾烟感报警及门磁等装置，便于实时关注老人的生活状况，全面建设智慧家园。
以智引领，多点延伸未来社区触角。嘉兴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嘉兴市将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引入未来社区、智慧小区的概念。在改造方案的前期设计方案中借鉴未来社区的“九大场景”中的未来邻里场景，设计“微市”“微读”“微园”“微戏”“微展”等社区配套。
【“十四五”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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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工作犹如在刀尖上起舞，每一笔资金的细微变化都和民生息息相关。在过去5年，减税降费成为财政工作的主线，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新增的减税降费累计将超7.6万亿元。减税红利撬动的不只是经济增长还有民生福祉。如今，“十四五”的大幕即将拉开，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今年，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一支近20人的团队用了10个月对我国的财政情况进行了疏理，采集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3个城市以及136个区县的经济社会指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以及债务的 2017—2019 年收入侧数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大规模减税降费空间已有限，结构性减税还有空间。”
这个团队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季领衔。梁季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和财政风险来看，继续实施大力度的普遍性降税（费）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十四五”期间，政府将在稳定宏观税负的背景下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
拉开减税降费大幕
我国新世纪减税降费的大幕是在2009年拉开的。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内容之一首次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的十余年，“减税降费”成为税费政策调整的主基调。
由此，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一改1994年以来持续上升的趋势，从2012年的历史高点18.62%下降至2019年的15.94%，税收收入增速也从2011年的23%下降至2019年1%，切实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对于稳定经济增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拉动当年GDP增长0.8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个百分点。而今年为了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减税降费规模更大，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20924亿元。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晓平说，近两年，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累计减免所得税近700万元；而增值税税率下调，预计可为企业新增减税100万元。这些省下的资金都投入到了产品研发、装备更新和人才引进中，企业的创新发展也吸引了海内外的商家前来合作。
2019年2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预算工委”）组成调研组，赴江苏、黑龙江、新疆等省（自治区）实地调研并开展相关专题调研。预算工委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在753家调查对象中，超过92%认为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好或者较好。从调研的情况看，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力度大、受益面广、成效明显。
更为关键的是市场预期。自2018年以来，稳预期作为“六稳”内容之一，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预期的背后是信心。
梁季表示，减税降费天然具有稳定预期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投资利润率，扩大内需，增强企业投资信心，提升市场活力。而政策背后传递出的“政府让利于民”的积极信号，更是能激发居民个人的消费意愿，提振企业家信心，进而为经济发展注入确定性。
财政运行“紧平衡”
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弥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保证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
从中央政府层面来看，财政平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适度提高赤字率，二是增加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因此，中央政府自身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不大。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在外部因素影响下，经济提振效果不佳，那么减税降费带来的收入下降会对其造成一定的财政收支压力。
迄今，全国以及各省财政数据已被收录在财政部网站，这些数据在《中国财政年鉴》里最早可查询到1992年。但若你想观察中国财政运行的全貌，基层财政的数据必不可少。这是刘尚希、梁季团队编写《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解（2020）》的初衷。数据显示，全国有部分地方政府财政运行处于“紧平衡”状态。
比如，团队在调研中发现某省人均财力弱，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当前该省的一些重大国家战略实施进入关键期，打好“三大攻坚战”、落实国家民生指标政策、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等支出需求很大。
同时，该省有3/4的县（市、区）属于“吃补助”的弱县，其中近80%的县（市、区）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半以上。2019年1—6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低于6％的县（市、区）有23个，其中11个负增长，财政运行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
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加大，特别是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叠加民生等刚性支出不减，地方财政收支压力更加凸显。
1992—2013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连续22年保持在10%，其中8年保持在20%以上；2014—2019年降至10%以内，但仍连续5年高于收入增速，上述形势导致大部分年份均有赤字。
“财政能够承担的风险有限度，超出限度后，不仅会推升隐性赤字和债务，而且会扩大公共风险。”“这当中的关键就是平衡”，梁季说，财政要统筹考虑的关系很多，比如长远与当前、发展与稳定、供给与需求、节奏和力度等。
她强调，面对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减税降费政策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蛋糕不可能无限做大
减税有三种效应，一是扩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二是降成本，三是引导和稳定预期。
减税降费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关键点是，企业和居民要将减税降费“好处”用出去，即投资或消费，否则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并且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后续传导机制也都在于带来消费的无限次循环，只有消费循环一直继续下去，才能产生减税降费的乘数效应。
我国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其中给居民减税降费0.58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1.79万亿元（减降流转类税费1.43万亿元，所得类税费0.36万亿元）。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团队的测算，给居民减税拉动经济增长0.57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拉动经济增长在1.42—2.28万亿元之间，其中减流转类税费拉动GDP增长1.18—1.79万亿元，减所得类税费拉动GDP增长0.23—0.48万亿元。
与此同时，减税降费对财政可持续的挑战与日俱增，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逐年攀升。1994—2012年之间，只有少数年度（主要集中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2000—200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超过2%，但自2015年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急剧扩大，2015年突破3%，至2019年已经达到4.89%，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越发依赖于调入资金和债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章指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这是决策层首次提及“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传达出的信号不言而喻，政府要过“紧日子”，如何铁腕压减财政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
显然，作为短期政策措施实施，减税降费的空间已极小。刘尚希认为，未来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应该和税制的完善结合起来，“减税降费应当是制度完善的一个副产品。”
蛋糕不可能无限制做大，未来，分好蛋糕成了更重要的选项。梁季说，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需要减税降费政策以对冲经济周期性下行压力，更需要以税费政策调整顺应和引导经济结构性变革、以税费制度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
推进结构性减税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这在梁季看来，具体到税负上，就是在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即通过税费制度（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实现我国税制体系结构、税费收入结构、税源结构以及纳税人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她说，结构性减税（费）既是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暂时的经济“断崖式”下跌之需，也是我国当前所处的“三期”叠加阶段所决定的，更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比如通过更科学合理的增值税制度安排，减少其对生产者、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干扰”，提升市场运行效率；通过优化所得税制度（政策），提高个人和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等。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实施减税降费是迈向现代税收制度、适应经济全球化外部环境的重大举措，下一步需要立足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方向，既在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体现减税的要求，以改革促减税；又要瞄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现代税制大方向。
她建议，在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政策成效的同时，政府要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大力提升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其他涉企收费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水平，大力加强政府收入法治化建设，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于洪还提到了减税降费的空间问题，她觉得明年要继续释放减税降费的红利，可以在一些规费方面下功夫，例如一些公用事业费或行政管理费用有一些空间可以让渡给消费者。
“十四五”期间，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又要避免结构性矛盾积聚，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考验的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与水平。
https://t.cn/A6qKG3g5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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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工作犹如在刀尖上起舞，每一笔资金的细微变化都和民生息息相关。在过去5年，减税降费成为财政工作的主线，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新增的减税降费累计将超7.6万亿元。减税红利撬动的不只是经济增长还有民生福祉。如今，“十四五”的大幕即将拉开，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今年，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一支近20人的团队用了10个月对我国的财政情况进行了疏理，采集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3个城市以及136个区县的经济社会指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以及债务的 2017—2019 年收入侧数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大规模减税降费空间已有限，结构性减税还有空间。”
这个团队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季领衔。梁季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和财政风险来看，继续实施大力度的普遍性降税（费）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十四五”期间，政府将在稳定宏观税负的背景下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
拉开减税降费大幕
我国新世纪减税降费的大幕是在2009年拉开的。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内容之一首次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的十余年，“减税降费”成为税费政策调整的主基调。
由此，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一改1994年以来持续上升的趋势，从2012年的历史高点18.62%下降至2019年的15.94%，税收收入增速也从2011年的23%下降至2019年1%，切实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对于稳定经济增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拉动当年GDP增长0.8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个百分点。而今年为了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减税降费规模更大，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20924亿元。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晓平说，近两年，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累计减免所得税近700万元；而增值税税率下调，预计可为企业新增减税100万元。这些省下的资金都投入到了产品研发、装备更新和人才引进中，企业的创新发展也吸引了海内外的商家前来合作。
2019年2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预算工委”）组成调研组，赴江苏、黑龙江、新疆等省（自治区）实地调研并开展相关专题调研。预算工委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在753家调查对象中，超过92%认为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好或者较好。从调研的情况看，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力度大、受益面广、成效明显。
更为关键的是市场预期。自2018年以来，稳预期作为“六稳”内容之一，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预期的背后是信心。
梁季表示，减税降费天然具有稳定预期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投资利润率，扩大内需，增强企业投资信心，提升市场活力。而政策背后传递出的“政府让利于民”的积极信号，更是能激发居民个人的消费意愿，提振企业家信心，进而为经济发展注入确定性。
财政运行“紧平衡”
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弥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保证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
从中央政府层面来看，财政平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适度提高赤字率，二是增加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因此，中央政府自身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不大。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在外部因素影响下，经济提振效果不佳，那么减税降费带来的收入下降会对其造成一定的财政收支压力。
迄今，全国以及各省财政数据已被收录在财政部网站，这些数据在《中国财政年鉴》里最早可查询到1992年。但若你想观察中国财政运行的全貌，基层财政的数据必不可少。这是刘尚希、梁季团队编写《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解（2020）》的初衷。数据显示，全国有部分地方政府财政运行处于“紧平衡”状态。
比如，团队在调研中发现某省人均财力弱，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当前该省的一些重大国家战略实施进入关键期，打好“三大攻坚战”、落实国家民生指标政策、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等支出需求很大。
同时，该省有3/4的县（市、区）属于“吃补助”的弱县，其中近80%的县（市、区）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半以上。2019年1—6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低于6％的县（市、区）有23个，其中11个负增长，财政运行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
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加大，特别是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叠加民生等刚性支出不减，地方财政收支压力更加凸显。
1992—2013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连续22年保持在10%，其中8年保持在20%以上；2014—2019年降至10%以内，但仍连续5年高于收入增速，上述形势导致大部分年份均有赤字。
“财政能够承担的风险有限度，超出限度后，不仅会推升隐性赤字和债务，而且会扩大公共风险。”“这当中的关键就是平衡”，梁季说，财政要统筹考虑的关系很多，比如长远与当前、发展与稳定、供给与需求、节奏和力度等。
她强调，面对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减税降费政策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蛋糕不可能无限做大
减税有三种效应，一是扩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二是降成本，三是引导和稳定预期。
减税降费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关键点是，企业和居民要将减税降费“好处”用出去，即投资或消费，否则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并且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后续传导机制也都在于带来消费的无限次循环，只有消费循环一直继续下去，才能产生减税降费的乘数效应。
我国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其中给居民减税降费0.58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1.79万亿元（减降流转类税费1.43万亿元，所得类税费0.36万亿元）。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团队的测算，给居民减税拉动经济增长0.57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拉动经济增长在1.42—2.28万亿元之间，其中减流转类税费拉动GDP增长1.18—1.79万亿元，减所得类税费拉动GDP增长0.23—0.48万亿元。
与此同时，减税降费对财政可持续的挑战与日俱增，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逐年攀升。1994—2012年之间，只有少数年度（主要集中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2000—200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超过2%，但自2015年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急剧扩大，2015年突破3%，至2019年已经达到4.89%，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越发依赖于调入资金和债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章指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这是决策层首次提及“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传达出的信号不言而喻，政府要过“紧日子”，如何铁腕压减财政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
显然，作为短期政策措施实施，减税降费的空间已极小。刘尚希认为，未来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应该和税制的完善结合起来，“减税降费应当是制度完善的一个副产品。”
蛋糕不可能无限制做大，未来，分好蛋糕成了更重要的选项。梁季说，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需要减税降费政策以对冲经济周期性下行压力，更需要以税费政策调整顺应和引导经济结构性变革、以税费制度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
推进结构性减税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这在梁季看来，具体到税负上，就是在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即通过税费制度（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实现我国税制体系结构、税费收入结构、税源结构以及纳税人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她说，结构性减税（费）既是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暂时的经济“断崖式”下跌之需，也是我国当前所处的“三期”叠加阶段所决定的，更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比如通过更科学合理的增值税制度安排，减少其对生产者、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干扰”，提升市场运行效率；通过优化所得税制度（政策），提高个人和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等。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实施减税降费是迈向现代税收制度、适应经济全球化外部环境的重大举措，下一步需要立足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方向，既在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体现减税的要求，以改革促减税；又要瞄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现代税制大方向。
她建议，在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政策成效的同时，政府要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大力提升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其他涉企收费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水平，大力加强政府收入法治化建设，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于洪还提到了减税降费的空间问题，她觉得明年要继续释放减税降费的红利，可以在一些规费方面下功夫，例如一些公用事业费或行政管理费用有一些空间可以让渡给消费者。
“十四五”期间，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又要避免结构性矛盾积聚，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考验的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与水平。
https://t.cn/A6qKG3g5
“十四五”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人民日报 2020-12-22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财政工作犹如在刀尖上起舞，每一笔资金的细微变化都和民生息息相关。在过去5年，减税降费成为财政工作的主线，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新增的减税降费累计将超7.6万亿元。减税红利撬动的不只是经济增长还有民生福祉。如今，“十四五”的大幕即将拉开，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今年，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一支近20人的团队用了10个月对我国的财政情况进行了疏理，采集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3个城市以及136个区县的经济社会指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以及债务的 2017—2019 年收入侧数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大规模减税降费空间已有限，结构性减税还有空间。”
这个团队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季领衔。梁季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和财政风险来看，继续实施大力度的普遍性降税（费）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十四五”期间，政府将在稳定宏观税负的背景下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
拉开减税降费大幕
我国新世纪减税降费的大幕是在2009年拉开的。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内容之一首次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的十余年，“减税降费”成为税费政策调整的主基调。
由此，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一改1994年以来持续上升的趋势，从2012年的历史高点18.62%下降至2019年的15.94%，税收收入增速也从2011年的23%下降至2019年1%，切实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对于稳定经济增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拉动当年GDP增长0.8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个百分点。而今年为了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减税降费规模更大，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20924亿元。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晓平说，近两年，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累计减免所得税近700万元；而增值税税率下调，预计可为企业新增减税100万元。这些省下的资金都投入到了产品研发、装备更新和人才引进中，企业的创新发展也吸引了海内外的商家前来合作。
2019年2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预算工委”）组成调研组，赴江苏、黑龙江、新疆等省（自治区）实地调研并开展相关专题调研。预算工委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在753家调查对象中，超过92%认为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好或者较好。从调研的情况看，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力度大、受益面广、成效明显。
更为关键的是市场预期。自2018年以来，稳预期作为“六稳”内容之一，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预期的背后是信心。
梁季表示，减税降费天然具有稳定预期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投资利润率，扩大内需，增强企业投资信心，提升市场活力。而政策背后传递出的“政府让利于民”的积极信号，更是能激发居民个人的消费意愿，提振企业家信心，进而为经济发展注入确定性。
财政运行“紧平衡”
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弥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保证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
从中央政府层面来看，财政平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适度提高赤字率，二是增加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因此，中央政府自身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不大。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在外部因素影响下，经济提振效果不佳，那么减税降费带来的收入下降会对其造成一定的财政收支压力。
迄今，全国以及各省财政数据已被收录在财政部网站，这些数据在《中国财政年鉴》里最早可查询到1992年。但若你想观察中国财政运行的全貌，基层财政的数据必不可少。这是刘尚希、梁季团队编写《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解（2020）》的初衷。数据显示，全国有部分地方政府财政运行处于“紧平衡”状态。
比如，团队在调研中发现某省人均财力弱，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当前该省的一些重大国家战略实施进入关键期，打好“三大攻坚战”、落实国家民生指标政策、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等支出需求很大。
同时，该省有3/4的县（市、区）属于“吃补助”的弱县，其中近80%的县（市、区）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半以上。2019年1—6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低于6％的县（市、区）有23个，其中11个负增长，财政运行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
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加大，特别是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叠加民生等刚性支出不减，地方财政收支压力更加凸显。
1992—2013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连续22年保持在10%，其中8年保持在20%以上；2014—2019年降至10%以内，但仍连续5年高于收入增速，上述形势导致大部分年份均有赤字。
“财政能够承担的风险有限度，超出限度后，不仅会推升隐性赤字和债务，而且会扩大公共风险。”“这当中的关键就是平衡”，梁季说，财政要统筹考虑的关系很多，比如长远与当前、发展与稳定、供给与需求、节奏和力度等。
她强调，面对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减税降费政策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蛋糕不可能无限做大
减税有三种效应，一是扩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二是降成本，三是引导和稳定预期。
减税降费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关键点是，企业和居民要将减税降费“好处”用出去，即投资或消费，否则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并且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后续传导机制也都在于带来消费的无限次循环，只有消费循环一直继续下去，才能产生减税降费的乘数效应。
我国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其中给居民减税降费0.58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1.79万亿元（减降流转类税费1.43万亿元，所得类税费0.36万亿元）。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团队的测算，给居民减税拉动经济增长0.57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拉动经济增长在1.42—2.28万亿元之间，其中减流转类税费拉动GDP增长1.18—1.79万亿元，减所得类税费拉动GDP增长0.23—0.48万亿元。
与此同时，减税降费对财政可持续的挑战与日俱增，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逐年攀升。1994—2012年之间，只有少数年度（主要集中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2000—200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超过2%，但自2015年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急剧扩大，2015年突破3%，至2019年已经达到4.89%，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越发依赖于调入资金和债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章指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这是决策层首次提及“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传达出的信号不言而喻，政府要过“紧日子”，如何铁腕压减财政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
显然，作为短期政策措施实施，减税降费的空间已极小。刘尚希认为，未来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应该和税制的完善结合起来，“减税降费应当是制度完善的一个副产品。”
蛋糕不可能无限制做大，未来，分好蛋糕成了更重要的选项。梁季说，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需要减税降费政策以对冲经济周期性下行压力，更需要以税费政策调整顺应和引导经济结构性变革、以税费制度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
推进结构性减税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这在梁季看来，具体到税负上，就是在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即通过税费制度（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实现我国税制体系结构、税费收入结构、税源结构以及纳税人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她说，结构性减税（费）既是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暂时的经济“断崖式”下跌之需，也是我国当前所处的“三期”叠加阶段所决定的，更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比如通过更科学合理的增值税制度安排，减少其对生产者、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干扰”，提升市场运行效率；通过优化所得税制度（政策），提高个人和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等。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实施减税降费是迈向现代税收制度、适应经济全球化外部环境的重大举措，下一步需要立足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方向，既在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体现减税的要求，以改革促减税；又要瞄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现代税制大方向。
她建议，在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政策成效的同时，政府要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大力提升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其他涉企收费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水平，大力加强政府收入法治化建设，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于洪还提到了减税降费的空间问题，她觉得明年要继续释放减税降费的红利，可以在一些规费方面下功夫，例如一些公用事业费或行政管理费用有一些空间可以让渡给消费者。
“十四五”期间，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又要避免结构性矛盾积聚，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考验的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与水平。
（记者 张均斌）
人民日报 2020-12-22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财政工作犹如在刀尖上起舞，每一笔资金的细微变化都和民生息息相关。在过去5年，减税降费成为财政工作的主线，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新增的减税降费累计将超7.6万亿元。减税红利撬动的不只是经济增长还有民生福祉。如今，“十四五”的大幕即将拉开，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今年，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一支近20人的团队用了10个月对我国的财政情况进行了疏理，采集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3个城市以及136个区县的经济社会指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以及债务的 2017—2019 年收入侧数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大规模减税降费空间已有限，结构性减税还有空间。”
这个团队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季领衔。梁季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和财政风险来看，继续实施大力度的普遍性降税（费）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十四五”期间，政府将在稳定宏观税负的背景下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
拉开减税降费大幕
我国新世纪减税降费的大幕是在2009年拉开的。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内容之一首次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的十余年，“减税降费”成为税费政策调整的主基调。
由此，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一改1994年以来持续上升的趋势，从2012年的历史高点18.62%下降至2019年的15.94%，税收收入增速也从2011年的23%下降至2019年1%，切实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对于稳定经济增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拉动当年GDP增长0.8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个百分点。而今年为了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减税降费规模更大，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20924亿元。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晓平说，近两年，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累计减免所得税近700万元；而增值税税率下调，预计可为企业新增减税100万元。这些省下的资金都投入到了产品研发、装备更新和人才引进中，企业的创新发展也吸引了海内外的商家前来合作。
2019年2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预算工委”）组成调研组，赴江苏、黑龙江、新疆等省（自治区）实地调研并开展相关专题调研。预算工委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在753家调查对象中，超过92%认为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好或者较好。从调研的情况看，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力度大、受益面广、成效明显。
更为关键的是市场预期。自2018年以来，稳预期作为“六稳”内容之一，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预期的背后是信心。
梁季表示，减税降费天然具有稳定预期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投资利润率，扩大内需，增强企业投资信心，提升市场活力。而政策背后传递出的“政府让利于民”的积极信号，更是能激发居民个人的消费意愿，提振企业家信心，进而为经济发展注入确定性。
财政运行“紧平衡”
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弥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保证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
从中央政府层面来看，财政平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适度提高赤字率，二是增加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因此，中央政府自身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不大。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在外部因素影响下，经济提振效果不佳，那么减税降费带来的收入下降会对其造成一定的财政收支压力。
迄今，全国以及各省财政数据已被收录在财政部网站，这些数据在《中国财政年鉴》里最早可查询到1992年。但若你想观察中国财政运行的全貌，基层财政的数据必不可少。这是刘尚希、梁季团队编写《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解（2020）》的初衷。数据显示，全国有部分地方政府财政运行处于“紧平衡”状态。
比如，团队在调研中发现某省人均财力弱，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当前该省的一些重大国家战略实施进入关键期，打好“三大攻坚战”、落实国家民生指标政策、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等支出需求很大。
同时，该省有3/4的县（市、区）属于“吃补助”的弱县，其中近80%的县（市、区）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半以上。2019年1—6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低于6％的县（市、区）有23个，其中11个负增长，财政运行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
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加大，特别是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叠加民生等刚性支出不减，地方财政收支压力更加凸显。
1992—2013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连续22年保持在10%，其中8年保持在20%以上；2014—2019年降至10%以内，但仍连续5年高于收入增速，上述形势导致大部分年份均有赤字。
“财政能够承担的风险有限度，超出限度后，不仅会推升隐性赤字和债务，而且会扩大公共风险。”“这当中的关键就是平衡”，梁季说，财政要统筹考虑的关系很多，比如长远与当前、发展与稳定、供给与需求、节奏和力度等。
她强调，面对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减税降费政策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蛋糕不可能无限做大
减税有三种效应，一是扩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二是降成本，三是引导和稳定预期。
减税降费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关键点是，企业和居民要将减税降费“好处”用出去，即投资或消费，否则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并且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后续传导机制也都在于带来消费的无限次循环，只有消费循环一直继续下去，才能产生减税降费的乘数效应。
我国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其中给居民减税降费0.58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1.79万亿元（减降流转类税费1.43万亿元，所得类税费0.36万亿元）。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团队的测算，给居民减税拉动经济增长0.57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拉动经济增长在1.42—2.28万亿元之间，其中减流转类税费拉动GDP增长1.18—1.79万亿元，减所得类税费拉动GDP增长0.23—0.48万亿元。
与此同时，减税降费对财政可持续的挑战与日俱增，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逐年攀升。1994—2012年之间，只有少数年度（主要集中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2000—200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超过2%，但自2015年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急剧扩大，2015年突破3%，至2019年已经达到4.89%，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越发依赖于调入资金和债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章指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这是决策层首次提及“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传达出的信号不言而喻，政府要过“紧日子”，如何铁腕压减财政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
显然，作为短期政策措施实施，减税降费的空间已极小。刘尚希认为，未来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应该和税制的完善结合起来，“减税降费应当是制度完善的一个副产品。”
蛋糕不可能无限制做大，未来，分好蛋糕成了更重要的选项。梁季说，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需要减税降费政策以对冲经济周期性下行压力，更需要以税费政策调整顺应和引导经济结构性变革、以税费制度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
推进结构性减税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这在梁季看来，具体到税负上，就是在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即通过税费制度（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实现我国税制体系结构、税费收入结构、税源结构以及纳税人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她说，结构性减税（费）既是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暂时的经济“断崖式”下跌之需，也是我国当前所处的“三期”叠加阶段所决定的，更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比如通过更科学合理的增值税制度安排，减少其对生产者、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干扰”，提升市场运行效率；通过优化所得税制度（政策），提高个人和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等。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实施减税降费是迈向现代税收制度、适应经济全球化外部环境的重大举措，下一步需要立足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方向，既在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体现减税的要求，以改革促减税；又要瞄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现代税制大方向。
她建议，在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政策成效的同时，政府要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大力提升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其他涉企收费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水平，大力加强政府收入法治化建设，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于洪还提到了减税降费的空间问题，她觉得明年要继续释放减税降费的红利，可以在一些规费方面下功夫，例如一些公用事业费或行政管理费用有一些空间可以让渡给消费者。
“十四五”期间，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又要避免结构性矛盾积聚，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考验的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与水平。
（记者 张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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