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凤阳新鲜事##凤阳凤画# 【凤阳凤画独特造型模式中的 观念性涵义及其文化价值】凤阳凤画是安徽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以凤凰为主题的民间绘画种类。
凤阳凤画在历史上更倾向于民间神祇画的存在，神祇画是我国古人假想的宅门府邸的保护神，常见的有钟馗、天官、关公、各路神仙、菩萨等。与绘画艺术追求纯粹审美不同，在文字不普及的古代社会，神祇画除了具有美化环境的功能之外，还有适应民俗生活的功能性特征，起着精神寄托、教化民众、稳定社会秩序、进而巩固国家统治地位的作用。这大概就是凤阳凤画可以连绵不绝，跨越朝代更迭传承至今的原由之一吧。凤阳凤画是综合了民俗、生活、理想的活态文化体系，与同属于皖北文化区域的灵璧钟馗画，天长天官画为同一类型，因此历史上有“皖北三绝”之称。
凤阳凤画是贫穷的凤阳艺人世代相传的艺术门类，究其造型模式的内涵无外乎是对远古图腾、生命、生殖、神话传说、帝王崇拜、帝乡情结的传承与体现。民间艺人总结的绘制口诀体现了凤阳凤画造型的独特之处，即蛇头、龟背、九尾十八翅、鹤腿、鸡爪、如意冠、山羊胡。
蛇头
蛇在民间被称为小龙，也代表着权力和威严。同时，蛇在中国古代也被视为丰收或子孙繁衍的象征物。《说文》中说：凤凰取了弯转自如的蛇做自己的颈，但到了明清时期凤凰造型构件中已没有了蛇的痕迹。凤阳凤画中的蛇头实际上包括了头、颈两部分。头部是前端带弯叉的扁卵形，与细长的颈部相连，这一段完全是蛇的摸样。如何使凤凰既具有蛇头的特征，又保有禽类的特点，凤阳的凤画艺人创造性的沿着颈部外端画上一排向后竖立的颈羽，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颈羽长峰突起，既有松软的飘忽感，又有整齐的流畅感，既柔软如羽状，又竖立有型，组成既有规律又参差不齐的五束，民间艺人称五顶峰。五顶峰使凤凰显得更有气势和威严。颈羽也有造型上的缺陷，只适合平面造型，否则会使凤凰呈现出鸟类特有的恐惧、发怒状。因而，凤阳凤画中的凤不管姿态如何，头颈部均采用侧面形象。头部与颈部要连成流畅的一体。脸部通常用暖色加重粉渲染，犹如京剧中花旦的脸部妆容，尽显女性的妩媚与柔和。事物的外在会不同程度的反映出该事物的内在气质特点，蛇头的凤兼有禽鸟的灵活与蛇的威仪、神秘。表现出作为帝乡之凤的与众不同，体现出凤阳人对至高无上皇权的崇拜。
龟背
龟在民间被视为灵物，龟背“上隆像天，下平像地”，龟甲图案是星宿或五行八卦二十四节气的象征，龟是最早的历书。加上龟能够通神，显贵，喻寿，在古人看来，国之兴亡，王者之疑虑，均可凭着龟的灵性，通过占卜的形式来解决。说凤凰之背取材于龟，表面原因是龟的背部隆起，体色较深，和古代人心目中的凤凰之背接近，深层因素是龟崇拜和凤凰崇拜的交融，是凤凰崇拜吸收了龟崇拜的因素。凤阳凤画中龟背的图案比其他地区凤凰背的图案要繁复的多。整个背部由两部分装饰构成，上部分面积较大，由连续性的圆弧线条组成，常称鱼鳞纹，下部分面积较小，分成两块流线型的装饰色块，以翎眼点缀，每部分的色彩都有深浅渐变。背部染好色之后，还有丝毛的工序，这样既可以加强禽类的特点，又与凤凰整体协调一致，不显太突兀。
九尾十八翅
都说“龙在头上变，凤在尾上分”，凤尾是凤凰身上最美丽的部位。其他地区的凤尾形式多样，条数不一，有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根据画面或雕刻需要随意变化。但凤阳凤画凤的尾羽必须是九条，不能多也不能少。中间三条是主尾，长而飘逸，卷曲自如。两旁各三条次尾羽，形式变化比三条主尾羽少，长度也更短小些，颜色多是黑色或深色，使凤不管姿态多么变化，颜色多么繁复，整体形象都会显得沉稳、庄重。十八翅指的是每只凤翅由九只硬翅组成，左右双翅共十八只硬羽，称“十八翅”。众所周知民间美术中独特的造型特征、数字运用等都有特别的涵义，不仅仅是形式美的需要。凤阳凤画为什么必须是九尾十八翅，有以下几点文化内涵：1.明以前凤阳地区的文化主体为道家文化，《易经》以阳爻为九，代表人类至高无上的行为典范，与凤凰的象征意义是相通的。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为极数，即数中的最大之数，与颈部的五顶峰形成“九五”之数。“九”为阳数最高位，“五”是阳数最中位，含“至尊中正”之意，表现出凤阳的凤凰之不同一般的高贵身份。3.老艺人们世代相传的原因是“九尾十八翅”代表着凤阳府当年管辖着九州十八县。这是凤阳人的荣誉与骄傲。
鹤腿
凤阳凤凰的腿采用的是仙鹤的腿部造型。仙鹤也是人们喜爱的吉祥鸟，在中国古代传说中，鹤是仙人的坐骑，有仙风道骨之神态，有君子的优雅气度。古人把鹤称为一品之尊的贵鸟，与凤凰一样，享有很高的声誉。凤凰之腿取于仙鹤有以下几点文化内涵：其一，超凡脱俗，具有高士的气质。其二，寿高望重，是长寿的象征。其三，高雅美德，具有君子雅士之风度。头顶如意高冠，长颈、长身、长尾的凤凰，再配以仙鹤的长腿，才能挺胸昂首气度不凡。
鸡爪
凤阳凤凰是鹤腿鸡爪，因为“鸡”与“吉”谐音的缘故，鸡在民间文化中也是生命力和生殖力的象征，代表着光明与吉祥，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称鸡为“五德之禽”《韩诗外传》说：“它头上有冠，是文德；足后有距能斗，是武德；敌在前敢拼，是勇德；有食物招呼同类，是仁德；守夜不失时，天时报晓，是信德。”这样的品德与人们心目中凤凰的品德也是一致的。鸡爪表达了凤阳人向往红火幸福的生活愿望，也表达了“雄鸡一唱天下白”的群体思想。
如意冠
如意是传统文化中家喻户晓的吉祥物，如意头部呈弯曲回头之状，被人赋予了“回头即如意”的吉祥寓意。明清两代，如意发展到鼎盛时期，以灵芝造型为主的如意，更被赋予了吉祥驱邪的涵义。凤阳凤凰的如意冠就是一种灵芝造型。凤阳人不但祈求凤凰带来富贵长寿，还可保家宅平安，无病无灾。所以凤阳民间有遇到嫁娶、乔迁、盖新房等喜庆时买张凤画悬挂家中，以示吉祥的风俗。
山羊胡
传统凤阳凤凰的下巴上有一绺飘逸的山羊胡非常有特点，别的地区都没有这个特征，凤阳凤凰的山羊胡代表的是孝道。传统文化认为羊是最孝顺的动物，小羊跪着吃奶，就是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都通过祭祖而提倡孝道，其重要目的当是相信“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之古训，尊祖敬宗、孝敬父母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倡的。明太祖朱元璋尤其重视祭祀，曾说“国之大事，莫重于祭祀”。可能因为父母贫病早逝，在思念先人上比常人更甚。朱元璋乡情深厚，虽为皇帝，不忘根本，给了家乡很多恩惠与荣耀。虽然朱元璋的龙袍并未使凤阳变成“好地方”，依然是天灾加人祸，“十年倒有九年荒”，但淳朴的乡民却念念不忘朱元璋的恩德，借凤凰图画表达崇敬与祈求之意。
诞生于富贵成长于贫穷的凤阳凤画虽然比不上文人画的艺术成就，但它以其古老丰富的生命象征内涵和艺术象征形象，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凤阳地区发挥了社会启蒙和文化调适的作用，成为凤阳地区民众生存心理中约定俗成，久盛不衰的文化传统。象征的本质使凤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绘画艺术，直到今天仍然为凤阳人的生存心灵带来莫大的慰藉和情感力量。（□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刘晓玲文/图）
最后一张图为胡家萍插画设计《生肖记》
凤阳凤画在历史上更倾向于民间神祇画的存在，神祇画是我国古人假想的宅门府邸的保护神，常见的有钟馗、天官、关公、各路神仙、菩萨等。与绘画艺术追求纯粹审美不同，在文字不普及的古代社会，神祇画除了具有美化环境的功能之外，还有适应民俗生活的功能性特征，起着精神寄托、教化民众、稳定社会秩序、进而巩固国家统治地位的作用。这大概就是凤阳凤画可以连绵不绝，跨越朝代更迭传承至今的原由之一吧。凤阳凤画是综合了民俗、生活、理想的活态文化体系，与同属于皖北文化区域的灵璧钟馗画，天长天官画为同一类型，因此历史上有“皖北三绝”之称。
凤阳凤画是贫穷的凤阳艺人世代相传的艺术门类，究其造型模式的内涵无外乎是对远古图腾、生命、生殖、神话传说、帝王崇拜、帝乡情结的传承与体现。民间艺人总结的绘制口诀体现了凤阳凤画造型的独特之处，即蛇头、龟背、九尾十八翅、鹤腿、鸡爪、如意冠、山羊胡。
蛇头
蛇在民间被称为小龙，也代表着权力和威严。同时，蛇在中国古代也被视为丰收或子孙繁衍的象征物。《说文》中说：凤凰取了弯转自如的蛇做自己的颈，但到了明清时期凤凰造型构件中已没有了蛇的痕迹。凤阳凤画中的蛇头实际上包括了头、颈两部分。头部是前端带弯叉的扁卵形，与细长的颈部相连，这一段完全是蛇的摸样。如何使凤凰既具有蛇头的特征，又保有禽类的特点，凤阳的凤画艺人创造性的沿着颈部外端画上一排向后竖立的颈羽，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颈羽长峰突起，既有松软的飘忽感，又有整齐的流畅感，既柔软如羽状，又竖立有型，组成既有规律又参差不齐的五束，民间艺人称五顶峰。五顶峰使凤凰显得更有气势和威严。颈羽也有造型上的缺陷，只适合平面造型，否则会使凤凰呈现出鸟类特有的恐惧、发怒状。因而，凤阳凤画中的凤不管姿态如何，头颈部均采用侧面形象。头部与颈部要连成流畅的一体。脸部通常用暖色加重粉渲染，犹如京剧中花旦的脸部妆容，尽显女性的妩媚与柔和。事物的外在会不同程度的反映出该事物的内在气质特点，蛇头的凤兼有禽鸟的灵活与蛇的威仪、神秘。表现出作为帝乡之凤的与众不同，体现出凤阳人对至高无上皇权的崇拜。
龟背
龟在民间被视为灵物，龟背“上隆像天，下平像地”，龟甲图案是星宿或五行八卦二十四节气的象征，龟是最早的历书。加上龟能够通神，显贵，喻寿，在古人看来，国之兴亡，王者之疑虑，均可凭着龟的灵性，通过占卜的形式来解决。说凤凰之背取材于龟，表面原因是龟的背部隆起，体色较深，和古代人心目中的凤凰之背接近，深层因素是龟崇拜和凤凰崇拜的交融，是凤凰崇拜吸收了龟崇拜的因素。凤阳凤画中龟背的图案比其他地区凤凰背的图案要繁复的多。整个背部由两部分装饰构成，上部分面积较大，由连续性的圆弧线条组成，常称鱼鳞纹，下部分面积较小，分成两块流线型的装饰色块，以翎眼点缀，每部分的色彩都有深浅渐变。背部染好色之后，还有丝毛的工序，这样既可以加强禽类的特点，又与凤凰整体协调一致，不显太突兀。
九尾十八翅
都说“龙在头上变，凤在尾上分”，凤尾是凤凰身上最美丽的部位。其他地区的凤尾形式多样，条数不一，有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根据画面或雕刻需要随意变化。但凤阳凤画凤的尾羽必须是九条，不能多也不能少。中间三条是主尾，长而飘逸，卷曲自如。两旁各三条次尾羽，形式变化比三条主尾羽少，长度也更短小些，颜色多是黑色或深色，使凤不管姿态多么变化，颜色多么繁复，整体形象都会显得沉稳、庄重。十八翅指的是每只凤翅由九只硬翅组成，左右双翅共十八只硬羽，称“十八翅”。众所周知民间美术中独特的造型特征、数字运用等都有特别的涵义，不仅仅是形式美的需要。凤阳凤画为什么必须是九尾十八翅，有以下几点文化内涵：1.明以前凤阳地区的文化主体为道家文化，《易经》以阳爻为九，代表人类至高无上的行为典范，与凤凰的象征意义是相通的。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为极数，即数中的最大之数，与颈部的五顶峰形成“九五”之数。“九”为阳数最高位，“五”是阳数最中位，含“至尊中正”之意，表现出凤阳的凤凰之不同一般的高贵身份。3.老艺人们世代相传的原因是“九尾十八翅”代表着凤阳府当年管辖着九州十八县。这是凤阳人的荣誉与骄傲。
鹤腿
凤阳凤凰的腿采用的是仙鹤的腿部造型。仙鹤也是人们喜爱的吉祥鸟，在中国古代传说中，鹤是仙人的坐骑，有仙风道骨之神态，有君子的优雅气度。古人把鹤称为一品之尊的贵鸟，与凤凰一样，享有很高的声誉。凤凰之腿取于仙鹤有以下几点文化内涵：其一，超凡脱俗，具有高士的气质。其二，寿高望重，是长寿的象征。其三，高雅美德，具有君子雅士之风度。头顶如意高冠，长颈、长身、长尾的凤凰，再配以仙鹤的长腿，才能挺胸昂首气度不凡。
鸡爪
凤阳凤凰是鹤腿鸡爪，因为“鸡”与“吉”谐音的缘故，鸡在民间文化中也是生命力和生殖力的象征，代表着光明与吉祥，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称鸡为“五德之禽”《韩诗外传》说：“它头上有冠，是文德；足后有距能斗，是武德；敌在前敢拼，是勇德；有食物招呼同类，是仁德；守夜不失时，天时报晓，是信德。”这样的品德与人们心目中凤凰的品德也是一致的。鸡爪表达了凤阳人向往红火幸福的生活愿望，也表达了“雄鸡一唱天下白”的群体思想。
如意冠
如意是传统文化中家喻户晓的吉祥物，如意头部呈弯曲回头之状，被人赋予了“回头即如意”的吉祥寓意。明清两代，如意发展到鼎盛时期，以灵芝造型为主的如意，更被赋予了吉祥驱邪的涵义。凤阳凤凰的如意冠就是一种灵芝造型。凤阳人不但祈求凤凰带来富贵长寿，还可保家宅平安，无病无灾。所以凤阳民间有遇到嫁娶、乔迁、盖新房等喜庆时买张凤画悬挂家中，以示吉祥的风俗。
山羊胡
传统凤阳凤凰的下巴上有一绺飘逸的山羊胡非常有特点，别的地区都没有这个特征，凤阳凤凰的山羊胡代表的是孝道。传统文化认为羊是最孝顺的动物，小羊跪着吃奶，就是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都通过祭祖而提倡孝道，其重要目的当是相信“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之古训，尊祖敬宗、孝敬父母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倡的。明太祖朱元璋尤其重视祭祀，曾说“国之大事，莫重于祭祀”。可能因为父母贫病早逝，在思念先人上比常人更甚。朱元璋乡情深厚，虽为皇帝，不忘根本，给了家乡很多恩惠与荣耀。虽然朱元璋的龙袍并未使凤阳变成“好地方”，依然是天灾加人祸，“十年倒有九年荒”，但淳朴的乡民却念念不忘朱元璋的恩德，借凤凰图画表达崇敬与祈求之意。
诞生于富贵成长于贫穷的凤阳凤画虽然比不上文人画的艺术成就，但它以其古老丰富的生命象征内涵和艺术象征形象，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凤阳地区发挥了社会启蒙和文化调适的作用，成为凤阳地区民众生存心理中约定俗成，久盛不衰的文化传统。象征的本质使凤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绘画艺术，直到今天仍然为凤阳人的生存心灵带来莫大的慰藉和情感力量。（□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刘晓玲文/图）
最后一张图为胡家萍插画设计《生肖记》
#小美发布##滁州##凤阳凤画# 【凤阳凤画独特造型模式中的 观念性涵义及其文化价值】凤阳凤画是安徽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以凤凰为主题的民间绘画种类。
凤阳凤画在历史上更倾向于民间神祇画的存在，神祇画是我国古人假想的宅门府邸的保护神，常见的有钟馗、天官、关公、各路神仙、菩萨等。与绘画艺术追求纯粹审美不同，在文字不普及的古代社会，神祇画除了具有美化环境的功能之外，还有适应民俗生活的功能性特征，起着精神寄托、教化民众、稳定社会秩序、进而巩固国家统治地位的作用。这大概就是凤阳凤画可以连绵不绝，跨越朝代更迭传承至今的原由之一吧。凤阳凤画是综合了民俗、生活、理想的活态文化体系，与同属于皖北文化区域的灵璧钟馗画，天长天官画为同一类型，因此历史上有“皖北三绝”之称。
凤阳凤画是贫穷的凤阳艺人世代相传的艺术门类，究其造型模式的内涵无外乎是对远古图腾、生命、生殖、神话传说、帝王崇拜、帝乡情结的传承与体现。民间艺人总结的绘制口诀体现了凤阳凤画造型的独特之处，即蛇头、龟背、九尾十八翅、鹤腿、鸡爪、如意冠、山羊胡。
蛇头
蛇在民间被称为小龙，也代表着权力和威严。同时，蛇在中国古代也被视为丰收或子孙繁衍的象征物。《说文》中说：凤凰取了弯转自如的蛇做自己的颈，但到了明清时期凤凰造型构件中已没有了蛇的痕迹。凤阳凤画中的蛇头实际上包括了头、颈两部分。头部是前端带弯叉的扁卵形，与细长的颈部相连，这一段完全是蛇的摸样。如何使凤凰既具有蛇头的特征，又保有禽类的特点，凤阳的凤画艺人创造性的沿着颈部外端画上一排向后竖立的颈羽，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颈羽长峰突起，既有松软的飘忽感，又有整齐的流畅感，既柔软如羽状，又竖立有型，组成既有规律又参差不齐的五束，民间艺人称五顶峰。五顶峰使凤凰显得更有气势和威严。颈羽也有造型上的缺陷，只适合平面造型，否则会使凤凰呈现出鸟类特有的恐惧、发怒状。因而，凤阳凤画中的凤不管姿态如何，头颈部均采用侧面形象。头部与颈部要连成流畅的一体。脸部通常用暖色加重粉渲染，犹如京剧中花旦的脸部妆容，尽显女性的妩媚与柔和。事物的外在会不同程度的反映出该事物的内在气质特点，蛇头的凤兼有禽鸟的灵活与蛇的威仪、神秘。表现出作为帝乡之凤的与众不同，体现出凤阳人对至高无上皇权的崇拜。
龟背
龟在民间被视为灵物，龟背“上隆像天，下平像地”，龟甲图案是星宿或五行八卦二十四节气的象征，龟是最早的历书。加上龟能够通神，显贵，喻寿，在古人看来，国之兴亡，王者之疑虑，均可凭着龟的灵性，通过占卜的形式来解决。说凤凰之背取材于龟，表面原因是龟的背部隆起，体色较深，和古代人心目中的凤凰之背接近，深层因素是龟崇拜和凤凰崇拜的交融，是凤凰崇拜吸收了龟崇拜的因素。凤阳凤画中龟背的图案比其他地区凤凰背的图案要繁复的多。整个背部由两部分装饰构成，上部分面积较大，由连续性的圆弧线条组成，常称鱼鳞纹，下部分面积较小，分成两块流线型的装饰色块，以翎眼点缀，每部分的色彩都有深浅渐变。背部染好色之后，还有丝毛的工序，这样既可以加强禽类的特点，又与凤凰整体协调一致，不显太突兀。
九尾十八翅
都说“龙在头上变，凤在尾上分”，凤尾是凤凰身上最美丽的部位。其他地区的凤尾形式多样，条数不一，有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根据画面或雕刻需要随意变化。但凤阳凤画凤的尾羽必须是九条，不能多也不能少。中间三条是主尾，长而飘逸，卷曲自如。两旁各三条次尾羽，形式变化比三条主尾羽少，长度也更短小些，颜色多是黑色或深色，使凤不管姿态多么变化，颜色多么繁复，整体形象都会显得沉稳、庄重。十八翅指的是每只凤翅由九只硬翅组成，左右双翅共十八只硬羽，称“十八翅”。众所周知民间美术中独特的造型特征、数字运用等都有特别的涵义，不仅仅是形式美的需要。凤阳凤画为什么必须是九尾十八翅，有以下几点文化内涵：1.明以前凤阳地区的文化主体为道家文化，《易经》以阳爻为九，代表人类至高无上的行为典范，与凤凰的象征意义是相通的。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为极数，即数中的最大之数，与颈部的五顶峰形成“九五”之数。“九”为阳数最高位，“五”是阳数最中位，含“至尊中正”之意，表现出凤阳的凤凰之不同一般的高贵身份。3.老艺人们世代相传的原因是“九尾十八翅”代表着凤阳府当年管辖着九州十八县。这是凤阳人的荣誉与骄傲。
鹤腿
凤阳凤凰的腿采用的是仙鹤的腿部造型。仙鹤也是人们喜爱的吉祥鸟，在中国古代传说中，鹤是仙人的坐骑，有仙风道骨之神态，有君子的优雅气度。古人把鹤称为一品之尊的贵鸟，与凤凰一样，享有很高的声誉。凤凰之腿取于仙鹤有以下几点文化内涵：其一，超凡脱俗，具有高士的气质。其二，寿高望重，是长寿的象征。其三，高雅美德，具有君子雅士之风度。头顶如意高冠，长颈、长身、长尾的凤凰，再配以仙鹤的长腿，才能挺胸昂首气度不凡。
鸡爪
凤阳凤凰是鹤腿鸡爪，因为“鸡”与“吉”谐音的缘故，鸡在民间文化中也是生命力和生殖力的象征，代表着光明与吉祥，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称鸡为“五德之禽”《韩诗外传》说：“它头上有冠，是文德；足后有距能斗，是武德；敌在前敢拼，是勇德；有食物招呼同类，是仁德；守夜不失时，天时报晓，是信德。”这样的品德与人们心目中凤凰的品德也是一致的。鸡爪表达了凤阳人向往红火幸福的生活愿望，也表达了“雄鸡一唱天下白”的群体思想。
如意冠
如意是传统文化中家喻户晓的吉祥物，如意头部呈弯曲回头之状，被人赋予了“回头即如意”的吉祥寓意。明清两代，如意发展到鼎盛时期，以灵芝造型为主的如意，更被赋予了吉祥驱邪的涵义。凤阳凤凰的如意冠就是一种灵芝造型。凤阳人不但祈求凤凰带来富贵长寿，还可保家宅平安，无病无灾。所以凤阳民间有遇到嫁娶、乔迁、盖新房等喜庆时买张凤画悬挂家中，以示吉祥的风俗。
山羊胡
传统凤阳凤凰的下巴上有一绺飘逸的山羊胡非常有特点，别的地区都没有这个特征，凤阳凤凰的山羊胡代表的是孝道。传统文化认为羊是最孝顺的动物，小羊跪着吃奶，就是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都通过祭祖而提倡孝道，其重要目的当是相信“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之古训，尊祖敬宗、孝敬父母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倡的。明太祖朱元璋尤其重视祭祀，曾说“国之大事，莫重于祭祀”。可能因为父母贫病早逝，在思念先人上比常人更甚。朱元璋乡情深厚，虽为皇帝，不忘根本，给了家乡很多恩惠与荣耀。虽然朱元璋的龙袍并未使凤阳变成“好地方”，依然是天灾加人祸，“十年倒有九年荒”，但淳朴的乡民却念念不忘朱元璋的恩德，借凤凰图画表达崇敬与祈求之意。
诞生于富贵成长于贫穷的凤阳凤画虽然比不上文人画的艺术成就，但它以其古老丰富的生命象征内涵和艺术象征形象，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凤阳地区发挥了社会启蒙和文化调适的作用，成为凤阳地区民众生存心理中约定俗成，久盛不衰的文化传统。象征的本质使凤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绘画艺术，直到今天仍然为凤阳人的生存心灵带来莫大的慰藉和情感力量。（□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刘晓玲文/图）
最后一张图为胡家萍插画设计《生肖记》
凤阳凤画在历史上更倾向于民间神祇画的存在，神祇画是我国古人假想的宅门府邸的保护神，常见的有钟馗、天官、关公、各路神仙、菩萨等。与绘画艺术追求纯粹审美不同，在文字不普及的古代社会，神祇画除了具有美化环境的功能之外，还有适应民俗生活的功能性特征，起着精神寄托、教化民众、稳定社会秩序、进而巩固国家统治地位的作用。这大概就是凤阳凤画可以连绵不绝，跨越朝代更迭传承至今的原由之一吧。凤阳凤画是综合了民俗、生活、理想的活态文化体系，与同属于皖北文化区域的灵璧钟馗画，天长天官画为同一类型，因此历史上有“皖北三绝”之称。
凤阳凤画是贫穷的凤阳艺人世代相传的艺术门类，究其造型模式的内涵无外乎是对远古图腾、生命、生殖、神话传说、帝王崇拜、帝乡情结的传承与体现。民间艺人总结的绘制口诀体现了凤阳凤画造型的独特之处，即蛇头、龟背、九尾十八翅、鹤腿、鸡爪、如意冠、山羊胡。
蛇头
蛇在民间被称为小龙，也代表着权力和威严。同时，蛇在中国古代也被视为丰收或子孙繁衍的象征物。《说文》中说：凤凰取了弯转自如的蛇做自己的颈，但到了明清时期凤凰造型构件中已没有了蛇的痕迹。凤阳凤画中的蛇头实际上包括了头、颈两部分。头部是前端带弯叉的扁卵形，与细长的颈部相连，这一段完全是蛇的摸样。如何使凤凰既具有蛇头的特征，又保有禽类的特点，凤阳的凤画艺人创造性的沿着颈部外端画上一排向后竖立的颈羽，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颈羽长峰突起，既有松软的飘忽感，又有整齐的流畅感，既柔软如羽状，又竖立有型，组成既有规律又参差不齐的五束，民间艺人称五顶峰。五顶峰使凤凰显得更有气势和威严。颈羽也有造型上的缺陷，只适合平面造型，否则会使凤凰呈现出鸟类特有的恐惧、发怒状。因而，凤阳凤画中的凤不管姿态如何，头颈部均采用侧面形象。头部与颈部要连成流畅的一体。脸部通常用暖色加重粉渲染，犹如京剧中花旦的脸部妆容，尽显女性的妩媚与柔和。事物的外在会不同程度的反映出该事物的内在气质特点，蛇头的凤兼有禽鸟的灵活与蛇的威仪、神秘。表现出作为帝乡之凤的与众不同，体现出凤阳人对至高无上皇权的崇拜。
龟背
龟在民间被视为灵物，龟背“上隆像天，下平像地”，龟甲图案是星宿或五行八卦二十四节气的象征，龟是最早的历书。加上龟能够通神，显贵，喻寿，在古人看来，国之兴亡，王者之疑虑，均可凭着龟的灵性，通过占卜的形式来解决。说凤凰之背取材于龟，表面原因是龟的背部隆起，体色较深，和古代人心目中的凤凰之背接近，深层因素是龟崇拜和凤凰崇拜的交融，是凤凰崇拜吸收了龟崇拜的因素。凤阳凤画中龟背的图案比其他地区凤凰背的图案要繁复的多。整个背部由两部分装饰构成，上部分面积较大，由连续性的圆弧线条组成，常称鱼鳞纹，下部分面积较小，分成两块流线型的装饰色块，以翎眼点缀，每部分的色彩都有深浅渐变。背部染好色之后，还有丝毛的工序，这样既可以加强禽类的特点，又与凤凰整体协调一致，不显太突兀。
九尾十八翅
都说“龙在头上变，凤在尾上分”，凤尾是凤凰身上最美丽的部位。其他地区的凤尾形式多样，条数不一，有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根据画面或雕刻需要随意变化。但凤阳凤画凤的尾羽必须是九条，不能多也不能少。中间三条是主尾，长而飘逸，卷曲自如。两旁各三条次尾羽，形式变化比三条主尾羽少，长度也更短小些，颜色多是黑色或深色，使凤不管姿态多么变化，颜色多么繁复，整体形象都会显得沉稳、庄重。十八翅指的是每只凤翅由九只硬翅组成，左右双翅共十八只硬羽，称“十八翅”。众所周知民间美术中独特的造型特征、数字运用等都有特别的涵义，不仅仅是形式美的需要。凤阳凤画为什么必须是九尾十八翅，有以下几点文化内涵：1.明以前凤阳地区的文化主体为道家文化，《易经》以阳爻为九，代表人类至高无上的行为典范，与凤凰的象征意义是相通的。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为极数，即数中的最大之数，与颈部的五顶峰形成“九五”之数。“九”为阳数最高位，“五”是阳数最中位，含“至尊中正”之意，表现出凤阳的凤凰之不同一般的高贵身份。3.老艺人们世代相传的原因是“九尾十八翅”代表着凤阳府当年管辖着九州十八县。这是凤阳人的荣誉与骄傲。
鹤腿
凤阳凤凰的腿采用的是仙鹤的腿部造型。仙鹤也是人们喜爱的吉祥鸟，在中国古代传说中，鹤是仙人的坐骑，有仙风道骨之神态，有君子的优雅气度。古人把鹤称为一品之尊的贵鸟，与凤凰一样，享有很高的声誉。凤凰之腿取于仙鹤有以下几点文化内涵：其一，超凡脱俗，具有高士的气质。其二，寿高望重，是长寿的象征。其三，高雅美德，具有君子雅士之风度。头顶如意高冠，长颈、长身、长尾的凤凰，再配以仙鹤的长腿，才能挺胸昂首气度不凡。
鸡爪
凤阳凤凰是鹤腿鸡爪，因为“鸡”与“吉”谐音的缘故，鸡在民间文化中也是生命力和生殖力的象征，代表着光明与吉祥，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称鸡为“五德之禽”《韩诗外传》说：“它头上有冠，是文德；足后有距能斗，是武德；敌在前敢拼，是勇德；有食物招呼同类，是仁德；守夜不失时，天时报晓，是信德。”这样的品德与人们心目中凤凰的品德也是一致的。鸡爪表达了凤阳人向往红火幸福的生活愿望，也表达了“雄鸡一唱天下白”的群体思想。
如意冠
如意是传统文化中家喻户晓的吉祥物，如意头部呈弯曲回头之状，被人赋予了“回头即如意”的吉祥寓意。明清两代，如意发展到鼎盛时期，以灵芝造型为主的如意，更被赋予了吉祥驱邪的涵义。凤阳凤凰的如意冠就是一种灵芝造型。凤阳人不但祈求凤凰带来富贵长寿，还可保家宅平安，无病无灾。所以凤阳民间有遇到嫁娶、乔迁、盖新房等喜庆时买张凤画悬挂家中，以示吉祥的风俗。
山羊胡
传统凤阳凤凰的下巴上有一绺飘逸的山羊胡非常有特点，别的地区都没有这个特征，凤阳凤凰的山羊胡代表的是孝道。传统文化认为羊是最孝顺的动物，小羊跪着吃奶，就是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都通过祭祖而提倡孝道，其重要目的当是相信“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之古训，尊祖敬宗、孝敬父母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倡的。明太祖朱元璋尤其重视祭祀，曾说“国之大事，莫重于祭祀”。可能因为父母贫病早逝，在思念先人上比常人更甚。朱元璋乡情深厚，虽为皇帝，不忘根本，给了家乡很多恩惠与荣耀。虽然朱元璋的龙袍并未使凤阳变成“好地方”，依然是天灾加人祸，“十年倒有九年荒”，但淳朴的乡民却念念不忘朱元璋的恩德，借凤凰图画表达崇敬与祈求之意。
诞生于富贵成长于贫穷的凤阳凤画虽然比不上文人画的艺术成就，但它以其古老丰富的生命象征内涵和艺术象征形象，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凤阳地区发挥了社会启蒙和文化调适的作用，成为凤阳地区民众生存心理中约定俗成，久盛不衰的文化传统。象征的本质使凤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绘画艺术，直到今天仍然为凤阳人的生存心灵带来莫大的慰藉和情感力量。（□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刘晓玲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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