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发“双积分”新规力推低油耗乘用车，日系恐成最大赢家？
广受汽车行业从业者关注的“双积分”政策迎来了新一轮更新，日前，工信部联合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表示，《关于修改〈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的决定》已审议通过，将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蓝鲸汽车记者发现，此次“双积分”新政进行了多项调整，除明确了2021-2023年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外，同时提出了低油耗乘用车概念并明确了积分核算的优惠细则，2021至2023年度生产量按照数量的0.5倍、0.3倍、0.2倍计算，优惠力度逐年提高，这也意味着从明年开始，低油耗车型将成为车企积分核算上的宠儿。
以目前已有的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数据情况看，传统汽油单动车型在双积分新政下能满足达标值已属不易，与“低油耗”普遍有较大距离；现有的MHEV轻混产品想要符合低油耗车型认定标准也大多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升级，能够符合新规中低油耗乘用车要求的，多数为重度混合动力（HEV）产品，也就是说，以丰田、本田为代表的日系阵营恐成低油耗乘用车最大受惠方。
减少新能源倍数干扰，引导真正节能减排
2017年9月，工信部首次提出了《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后简称双积分），除每年对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CAFC）提出了具体要求外，还规定了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对应销售比例等等，按照现有政策的要求，2020年，乘用车新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应达到5.0L/100km。
在双积分政策实施近2年多后，目前已获得了实质性进展，工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实现销售106万辆，连续5年位居世界首位，行业平均油耗实际值达到5.5L/100km，较2016年下降10%以上。
不过，现有的管理政策虽然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却存在车企在燃油汽车节能技术方面投入不够的问题。事实上，车企减少燃油消耗量除改善整车油耗表现外，也可以用生产新能源车做“中和”的方式实现，近年来，为发展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始终存在优惠倍数加成，最终导致车企对传统燃油车的油耗改善上的投入意愿并不高，更多地选择增加新能源汽车产量的方式，填补燃油车的“坑”，以达到CAFC核算值合规的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燃油车的合规值与实际值偏差越来越大，根据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发布的《2019中国乘用车双积分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以来，国内乘用车企业的CAFC核算值年均降幅为4.3％，但CAFC核算值与传统车油耗之间的差值也呈现逐年提升的态势，2018年，该差值已达到了12％，近5年来传统车实际的平均油耗改善幅度仅有2％。
而即将实施的新政，通过引入对低油耗车型在核算新能源汽车积分达标值时给予核算优惠的措施，将对引导传统乘用车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研发投入有着积极意义。工信部表示，考虑到随着油耗达标要求逐年加严，符合低油耗标准的车型技术难度和成本逐步增大的实际情况，2021至2023年逐步提高低油耗车型核算优惠力度，从0.5倍、0.3倍逐步过渡到0.2倍。
HEV受宠，日系恐成最大赢家
低油耗乘用车核算优惠的推出，开启了车企CAFC核算的新模式，如果能够将旗下的热销产品打造成为符合低油耗乘用车标准的产品，即便按照2021年的0.5倍计算，企业需对应需生产的新能源汽车数量也相应减少了一半之多，若按0.2倍计算更是减少了5倍。
但残酷的事实是，绝大多数车企并没有符合低油耗乘用车标准的车型，即便有，也多为不太走量的型款，想要短时间打造一款符合政策要求的产品挑战很大。
一方面是较高的技术难度。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受限于内燃机技术发展瓶颈，现有技术背景下，传统汽油单动的燃油车已很难实现实际CAFC限值要求，目前，即便将内燃机小型化，使用涡轮增压，增加启停技术等方式，大多也只能满足基本的政策要求，很难进一步满足低油耗乘用车标准。
而近年来使用较多的48V弱混（MHEV）技术，由于节能效果有限，虽有满足低油耗乘用车的技术基础，但比较考验车企技术实力；整体来看，只有深度油电混合动力（HEV）是相对而言更容易满足低油耗乘用车标准的技术。
“以丰田、本田为代表的深度混合动力车型，对发动机效率压榨更极致，电气化程度更高，大多能够满足低油耗乘用车标准，但由于技术水平要求太高，其他车企很难短时间内复制。”业内人士表示。
除技术难度外，另一方面，燃油车油耗工况测试标准正值即将轮换的时期，也让车企打造低油耗车型需要花费更多精力。2021年，WLTP将替代现有的NEDC成为工况测试新标准，而WLTP标准下，由于测试工况更加复杂，相比现施行的NEDC标准更贴近实际油耗表现，油耗值也将有所上升。
“目前在市的车型油耗表现都是车企在现有NEDC测试标准下寻得的最优方案，切换WLTP意味着油耗表现会出现上升。”业内人士透露，“不同技术路线的油耗恶化程度不同，HEV恶化程度较大，但即便如此仍然属于较低水平，好于涡轮增压和微混技术。”
“目前来看，丰田、本田、现代等日韩系HEV优势车企将通过低油耗乘用车的优惠核算政策获得收益，吉利透过科力远也能够使用HEV技术，推出一些走量产品。而对于技术实力较弱的车企，加码插电混动技术，或者全面转型纯电动，避开CAFC限值绕道而行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业内人士表示。
广受汽车行业从业者关注的“双积分”政策迎来了新一轮更新，日前，工信部联合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表示，《关于修改〈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的决定》已审议通过，将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蓝鲸汽车记者发现，此次“双积分”新政进行了多项调整，除明确了2021-2023年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外，同时提出了低油耗乘用车概念并明确了积分核算的优惠细则，2021至2023年度生产量按照数量的0.5倍、0.3倍、0.2倍计算，优惠力度逐年提高，这也意味着从明年开始，低油耗车型将成为车企积分核算上的宠儿。
以目前已有的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数据情况看，传统汽油单动车型在双积分新政下能满足达标值已属不易，与“低油耗”普遍有较大距离；现有的MHEV轻混产品想要符合低油耗车型认定标准也大多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升级，能够符合新规中低油耗乘用车要求的，多数为重度混合动力（HEV）产品，也就是说，以丰田、本田为代表的日系阵营恐成低油耗乘用车最大受惠方。
减少新能源倍数干扰，引导真正节能减排
2017年9月，工信部首次提出了《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后简称双积分），除每年对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CAFC）提出了具体要求外，还规定了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对应销售比例等等，按照现有政策的要求，2020年，乘用车新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应达到5.0L/100km。
在双积分政策实施近2年多后，目前已获得了实质性进展，工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实现销售106万辆，连续5年位居世界首位，行业平均油耗实际值达到5.5L/100km，较2016年下降10%以上。
不过，现有的管理政策虽然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却存在车企在燃油汽车节能技术方面投入不够的问题。事实上，车企减少燃油消耗量除改善整车油耗表现外，也可以用生产新能源车做“中和”的方式实现，近年来，为发展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始终存在优惠倍数加成，最终导致车企对传统燃油车的油耗改善上的投入意愿并不高，更多地选择增加新能源汽车产量的方式，填补燃油车的“坑”，以达到CAFC核算值合规的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燃油车的合规值与实际值偏差越来越大，根据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发布的《2019中国乘用车双积分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以来，国内乘用车企业的CAFC核算值年均降幅为4.3％，但CAFC核算值与传统车油耗之间的差值也呈现逐年提升的态势，2018年，该差值已达到了12％，近5年来传统车实际的平均油耗改善幅度仅有2％。
而即将实施的新政，通过引入对低油耗车型在核算新能源汽车积分达标值时给予核算优惠的措施，将对引导传统乘用车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研发投入有着积极意义。工信部表示，考虑到随着油耗达标要求逐年加严，符合低油耗标准的车型技术难度和成本逐步增大的实际情况，2021至2023年逐步提高低油耗车型核算优惠力度，从0.5倍、0.3倍逐步过渡到0.2倍。
HEV受宠，日系恐成最大赢家
低油耗乘用车核算优惠的推出，开启了车企CAFC核算的新模式，如果能够将旗下的热销产品打造成为符合低油耗乘用车标准的产品，即便按照2021年的0.5倍计算，企业需对应需生产的新能源汽车数量也相应减少了一半之多，若按0.2倍计算更是减少了5倍。
但残酷的事实是，绝大多数车企并没有符合低油耗乘用车标准的车型，即便有，也多为不太走量的型款，想要短时间打造一款符合政策要求的产品挑战很大。
一方面是较高的技术难度。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受限于内燃机技术发展瓶颈，现有技术背景下，传统汽油单动的燃油车已很难实现实际CAFC限值要求，目前，即便将内燃机小型化，使用涡轮增压，增加启停技术等方式，大多也只能满足基本的政策要求，很难进一步满足低油耗乘用车标准。
而近年来使用较多的48V弱混（MHEV）技术，由于节能效果有限，虽有满足低油耗乘用车的技术基础，但比较考验车企技术实力；整体来看，只有深度油电混合动力（HEV）是相对而言更容易满足低油耗乘用车标准的技术。
“以丰田、本田为代表的深度混合动力车型，对发动机效率压榨更极致，电气化程度更高，大多能够满足低油耗乘用车标准，但由于技术水平要求太高，其他车企很难短时间内复制。”业内人士表示。
除技术难度外，另一方面，燃油车油耗工况测试标准正值即将轮换的时期，也让车企打造低油耗车型需要花费更多精力。2021年，WLTP将替代现有的NEDC成为工况测试新标准，而WLTP标准下，由于测试工况更加复杂，相比现施行的NEDC标准更贴近实际油耗表现，油耗值也将有所上升。
“目前在市的车型油耗表现都是车企在现有NEDC测试标准下寻得的最优方案，切换WLTP意味着油耗表现会出现上升。”业内人士透露，“不同技术路线的油耗恶化程度不同，HEV恶化程度较大，但即便如此仍然属于较低水平，好于涡轮增压和微混技术。”
“目前来看，丰田、本田、现代等日韩系HEV优势车企将通过低油耗乘用车的优惠核算政策获得收益，吉利透过科力远也能够使用HEV技术，推出一些走量产品。而对于技术实力较弱的车企，加码插电混动技术，或者全面转型纯电动，避开CAFC限值绕道而行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业内人士表示。
#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成立经过】 张帆/文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的，但民主建国会的酝酿孕育乃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当时重庆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民族工业家、金融企业家、爱国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都荟萃于此。
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希特勒法西斯覆灭后，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注定，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许多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对战后如何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都在深思熟虑。
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界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因此，1945年6月，黄炎培会同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傅斯年、罗隆基、左舜生等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毛主席的复电欢迎后，于7月1日自重庆飞往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求国共和平团结的途径。黄炎培等在延安逗留了五天，与毛主席等进行多次会谈，为国共重庆谈判系上了一条政治引带。黄炎培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回渝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对共产党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记述，也反映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黄炎培在旧社会里素有较高的声望，他的记述，对国民党的宣传起了辟邪正误的作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亲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与各方面接触，致重庆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政治性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多数由于组织目的不纯正，有的主持人缺乏声望，没有群众基础，不久就自行瓦解。
黄炎培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成员之一。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即所谓“三党三派”组成，黄炎培是首任主席。但由于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主要负责人政客色彩较浓，作为三派之一的崇尚务实的职教派群众与他们的旨趣不尽相同，所以早有另组政团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另行组织政团，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黄炎培起来主持筹备。
同时，产业界由于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和美国物资的排挤，政府取消定货，工厂无法开工。经济形势的突变，使他们遭遇很大困难，原先的同业社团已无力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上层代表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治性组织，争取民主，维护生存。职教派与实业界素有密切联系，黄炎培理解他们这些要求，遂会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20余位有代表性的各界活动分子，经过多次筹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但黄炎培本人坚持不离开民盟，而且要求民建与民盟密切配合，并主张民建主要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以免别树一帜之嫌。
组成情况和政治主张
民主建国会组成人员，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知识界中上层知名人士。主要是以与实业界有广泛联系的职教派首脑黄炎培、杨卫玉等为代表；第二是产业界上层代表人物。这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和当时是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等为主；第三是金融、经济界从业人员，主要是以施复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此外，还有当地的一些金融、工业界代表人士，以及个别政治性小团体的归并。
民主建国会的名称，是1945年9月末第七次核心组讨论时决定的。因当时“民主建国”已是全民的呼声，正如黄炎培所说，顺应潮流，随手拈来，就定下来了。但在讨论过程中，有的主张既是政治性组织，就称民主建国党好了，但多数人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还是称民主建国会好。后来又由于个别小团体的归并，有人主张称“民主建国协会”，但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民主建国会”这一名称。直到1952年7月，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才决定冠以“中国”二字，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政纲、会章、成立宣言等文件，选出了理事37人，监事19人。之后理监事会又推出常务理事11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常务监事5人：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绅、刘丙吉。当时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用领袖制，故不设理事长。又规定不经集体讨论，任何理监事的言行不代表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对外发言人必须由常务理监事会讨论推定，这是当时针对特务横行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民主建国会正式设主任委员乃是建国以后的事。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民建成员的心目中，认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是民建的带头人。
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时，并没有取得当局的认可，因而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故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民主建国会并没有正式代表参加。黄炎培是以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参加的，李烛尘则是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的。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两天，即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招待会，公告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这是民主建国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无党派人士王云五、胡霖、郭沫若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胡子昂、褚辅成等共一百数十人。中共代表董必武致词中，对民主建国会向政协会议所提八点意见表示赞同，并说《新华日报》首先刊载，说明对民主建国会的支持。
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活动
1946年1月10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举办多次报告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介绍政协会议中有争议的问题及民主建国的问题。后来又联系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0余团体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协进会在重庆沧白堂每日举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演讲，但每次受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协进会设有新闻处，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负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逐日报导协进会活动情况，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行径，公诸报端。1月24日晚，国民党特务跟踪新闻处职员李学民，被围殴受重伤。26日，又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进行恐吓诬陷，妄图阻止民主建国会的活动。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共代表和各方面的努力，通过政府组织问题、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章案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幕。但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各项协议和决议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是上当受骗，因之五项协议通过之日，就急待撕毁五项协议。民主建国会的一些负责人开会研究，一致认识到和平民主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会同协进会各团体举办规模更大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造成声势，促使国民党认真实现五项协议，“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时，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抢占会场前排坐位和主席台，冒充“总主席”，夺取扩音器，擅自宣布开会。当主席团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起而抗议时，即被埋伏的特务包围殴打。主席团和群众被打伤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当晚，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李烛尘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许多报纸报导了事实真相，而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反诬“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某某某”，《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国民党报刊还提出“解散民主建国会”等叫嚣。经过各方面的声援和斗争，国民党方面请人出面斡旋，缓和事态，才告一段落。
成立民建重庆分会
由于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迁返南京，民主建国会许多成员将随工厂复员而离渝。民建总会即进行筹设重庆分会，1946年2月24日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此后，在重庆的和平民主斗争，如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揭露蒋介石法西斯暴行，声援学生运动，发动宗教界举行祈祷和平大会等，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或影响支持下，民建重庆分会联合其他渝地政团协力进行的。
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随政府复员而迁设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设民建总会于北京。
图1：1957年，毛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亲切交谈。
图2：1945年7月，毛主席等到机场欢迎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一行。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图3：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亲切交谈。
图4：1945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关于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报道。
图5：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图为参加招待会的各方面人士的签名。
图6：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发生“较场口事件”。
本文选编自重庆市政协《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图片为编者所加。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的，但民主建国会的酝酿孕育乃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当时重庆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民族工业家、金融企业家、爱国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都荟萃于此。
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希特勒法西斯覆灭后，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注定，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许多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对战后如何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都在深思熟虑。
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界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因此，1945年6月，黄炎培会同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傅斯年、罗隆基、左舜生等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毛主席的复电欢迎后，于7月1日自重庆飞往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求国共和平团结的途径。黄炎培等在延安逗留了五天，与毛主席等进行多次会谈，为国共重庆谈判系上了一条政治引带。黄炎培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回渝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对共产党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记述，也反映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黄炎培在旧社会里素有较高的声望，他的记述，对国民党的宣传起了辟邪正误的作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亲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与各方面接触，致重庆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政治性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多数由于组织目的不纯正，有的主持人缺乏声望，没有群众基础，不久就自行瓦解。
黄炎培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成员之一。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即所谓“三党三派”组成，黄炎培是首任主席。但由于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主要负责人政客色彩较浓，作为三派之一的崇尚务实的职教派群众与他们的旨趣不尽相同，所以早有另组政团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另行组织政团，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黄炎培起来主持筹备。
同时，产业界由于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和美国物资的排挤，政府取消定货，工厂无法开工。经济形势的突变，使他们遭遇很大困难，原先的同业社团已无力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上层代表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治性组织，争取民主，维护生存。职教派与实业界素有密切联系，黄炎培理解他们这些要求，遂会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20余位有代表性的各界活动分子，经过多次筹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但黄炎培本人坚持不离开民盟，而且要求民建与民盟密切配合，并主张民建主要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以免别树一帜之嫌。
组成情况和政治主张
民主建国会组成人员，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知识界中上层知名人士。主要是以与实业界有广泛联系的职教派首脑黄炎培、杨卫玉等为代表；第二是产业界上层代表人物。这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和当时是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等为主；第三是金融、经济界从业人员，主要是以施复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此外，还有当地的一些金融、工业界代表人士，以及个别政治性小团体的归并。
民主建国会的名称，是1945年9月末第七次核心组讨论时决定的。因当时“民主建国”已是全民的呼声，正如黄炎培所说，顺应潮流，随手拈来，就定下来了。但在讨论过程中，有的主张既是政治性组织，就称民主建国党好了，但多数人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还是称民主建国会好。后来又由于个别小团体的归并，有人主张称“民主建国协会”，但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民主建国会”这一名称。直到1952年7月，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才决定冠以“中国”二字，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政纲、会章、成立宣言等文件，选出了理事37人，监事19人。之后理监事会又推出常务理事11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常务监事5人：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绅、刘丙吉。当时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用领袖制，故不设理事长。又规定不经集体讨论，任何理监事的言行不代表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对外发言人必须由常务理监事会讨论推定，这是当时针对特务横行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民主建国会正式设主任委员乃是建国以后的事。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民建成员的心目中，认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是民建的带头人。
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时，并没有取得当局的认可，因而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故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民主建国会并没有正式代表参加。黄炎培是以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参加的，李烛尘则是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的。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两天，即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招待会，公告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这是民主建国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无党派人士王云五、胡霖、郭沫若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胡子昂、褚辅成等共一百数十人。中共代表董必武致词中，对民主建国会向政协会议所提八点意见表示赞同，并说《新华日报》首先刊载，说明对民主建国会的支持。
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活动
1946年1月10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举办多次报告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介绍政协会议中有争议的问题及民主建国的问题。后来又联系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0余团体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协进会在重庆沧白堂每日举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演讲，但每次受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协进会设有新闻处，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负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逐日报导协进会活动情况，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行径，公诸报端。1月24日晚，国民党特务跟踪新闻处职员李学民，被围殴受重伤。26日，又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进行恐吓诬陷，妄图阻止民主建国会的活动。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共代表和各方面的努力，通过政府组织问题、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章案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幕。但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各项协议和决议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是上当受骗，因之五项协议通过之日，就急待撕毁五项协议。民主建国会的一些负责人开会研究，一致认识到和平民主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会同协进会各团体举办规模更大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造成声势，促使国民党认真实现五项协议，“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时，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抢占会场前排坐位和主席台，冒充“总主席”，夺取扩音器，擅自宣布开会。当主席团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起而抗议时，即被埋伏的特务包围殴打。主席团和群众被打伤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当晚，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李烛尘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许多报纸报导了事实真相，而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反诬“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某某某”，《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国民党报刊还提出“解散民主建国会”等叫嚣。经过各方面的声援和斗争，国民党方面请人出面斡旋，缓和事态，才告一段落。
成立民建重庆分会
由于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迁返南京，民主建国会许多成员将随工厂复员而离渝。民建总会即进行筹设重庆分会，1946年2月24日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此后，在重庆的和平民主斗争，如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揭露蒋介石法西斯暴行，声援学生运动，发动宗教界举行祈祷和平大会等，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或影响支持下，民建重庆分会联合其他渝地政团协力进行的。
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随政府复员而迁设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设民建总会于北京。
图1：1957年，毛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亲切交谈。
图2：1945年7月，毛主席等到机场欢迎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一行。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图3：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亲切交谈。
图4：1945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关于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报道。
图5：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图为参加招待会的各方面人士的签名。
图6：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发生“较场口事件”。
本文选编自重庆市政协《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图片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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