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狗裴元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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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题目不是骂人，那狗就叫裴元庆，是我们下乡知青养的一条大黄狗。
我下乡的地方是个山村，前面已经有一拨知青，二十多人，在村里呆了两年了。因为我们的到来，他们那拨就成了“老插”，我们自然就算作“新插”。
老插下乡时，因为是本村头一批，村里比较重视，居然专门给盖了一排砖房，每间房住两人，比我后来住的大学宿舍还阔绰。
等我们这一拨到来，知青已经不稀罕，进村时例行的放了两串鞭炮，但住房就别提要求了。老插的砖房在一个小坡之上，坡下有个旧谷仓。村长让人把谷仓腾空了，排开一溜木板床，这就是新插的宿舍。
人到哪儿都会分三六九等。同为天涯沦落人，但老插们多沦落了两年，就有了一种优越感，一开始并不怎么接纳我们这班兄弟（新插清一色的男性）
老插们集体养了一条黄狗，但不愿意我们这些新插逗这条狗。只要看到黄狗朝我们这边走动，就立刻会把它叫回坡上去。叫的啥听不真切，似乎是叫“边庆”。我们一班新插猜了半天，猜不出为啥叫“边庆”。
新插努力跟老插们套磁，过了差不多一个月，老插终于对新插能接纳一些，看到新插逗黄狗，也就不再坚持把它叫回去。我们便撒开了逗它，天天叫“边庆”过来玩。
老插有个陈宜章，学校里学的东西，数他保持得最好，这点积蓄让他不需要下地干活，一直在村里民办小学当老师。老插二十来人，他是最早对新插放下架子的，时常给我们讲讲在此地混生活的要领。
既然熟了，我们就问他这狗为啥叫“边庆”。
他喷喷鼻子说，什么“边庆”啊，是“裴元庆”。天天叫，叫多了舌头偷懒，就给你们听成了“边庆”。
我们觉得不理解，说裴元庆是隋唐第三条好汉。那为啥咱这狗不跟第一好汉李元霸，不跟第二好汉宇文成都，却跟第三好汉裴元庆起名呢？
陈宜章笑笑说，当时大伙也没怎么特别研究，大概就觉得李元霸虽说是第一条好汉，但书上说了，李元霸身形矮小，骨瘦如柴，咱大黄高大威猛，叫李元霸不妥。宇文成都呢得叫四个字，累。于是就挑了裴元庆吧。
别看裴元庆在说唐里是第三条好汉，在咱村里那是数一数二的。有一年村里闹狗瘟，全村总共只有两条狗活了下来，一条是村民家的黑狗，另一条就是裴元庆。
裴元庆没有自己的伙食指标。它的伙食都是知青们从嘴里省出来的。知青们吃饭时，裴元庆就会过来蹲在旁边。我们知道它是等吃的，就从碗里挖一勺饭喂它。一人喂一口，它就足够吃饱有余了。
刚开始我们新插是把饭扔到地上让裴元庆吃。老插看到了就说别那样，扔地上脏。我们说那咋办？给它弄个盆？老插说不用。就这样。说着从自己碗里挖一勺饭团，朝裴元庆头顶抛过去。裴元庆往起一蹦，一口就把饭团叼到嘴里咽下去了。那以后我们也都是这么喂。
裴元庆不光会吃。它看家护院的本事也是一流的，最著名的战绩是它在村长小腿上咬了一口，留下一个疤。这个事从人类视角来看似乎欠和谐，但狗的思路毕竟跟人类有些不同。作为知青集体养的狗，裴元庆的敌我概念就是：所有知青都是主人，其他人都是外人。
当然裴元庆也不会跑农民家里去惹事。它只对闯到家里的外人发飙。让事情有点挠头的是，知青住房正好是在村子与河之间。村民们去河边挑水，必须经过知青住地。
通常这不会出事。因为原来二十多个知青，新插来了之后近四十人，基本上什么时候都有人在家。如果有村民经过，知青们会把作势进攻的裴元庆给叫回来。
那天村长挑水经过，看到裴元庆冲过来。因为平时总有知青出来喝止，所以他也没当回事，继续往前走。偏巧那一刻知青们都在屋里打牌，没人拦着裴元庆，结果它真冲到了村长身边。等村长发觉不妙，转身逃窜，已经晚矣，到底被裴元庆在腿肚子上咬了一口。幸亏有知青听到村长惨叫，赶紧出来撵走了裴元庆，事情才没闹得更大。村长当时是连说没关系，但知青们过意不去，下次回城的时候还是凑钱给村长带了好几包面条。
面条这事可能得稍微解释两句。南方不产麦子，山村里没见过面条。知青们从城里带了面条去，有村民们过来玩，看到了觉得很稀罕，尝一口更觉得是人间美味，后来就有村民拿自己榨的花生油来换面条。花生油对于知青来说是上好烹调油。而村民也觉得面条是上好美食。以物易物，所谓双赢。
起先知青们也不知道村民换了面条会怎么用。有女知青热心，特地去到村民家里，打算教他们怎么煮食。结果去了才发现人家不用教。他们就把面条当粉丝，煮软了加些酱油辣子，翻炒一下当做菜来下饭。
知青们看了觉得有些好笑，但笑不出来。
这个村在当时并不算最穷，一个工分值两毛钱。最穷的那个村，一个工分是九分钱。一个男劳力一年也就1000工分左右，妇女同样出工时间，干的活并不轻，包括插秧或是收割，但工分减半。这种工分制度是明文规定，妇女们也从没觉得有啥不对。
村民平时吃的菜都是自留地里种的蔬菜。有时地里的菜接不上了，就往米饭上面洒一把葱花，再淋一些酱油，一顿饭就这么解决，过大节的时候才会沾一点荤腥。
所以炒面条在村民嘴里就是好菜了。
就这么着，人家还邀请那几个知青吃饭。知青们陪着吃了几口——不吃是不行的，若是有人推辞，村民的劝说工作能坚持一个通宵。吃完告辞回家，给大家说了这事。后来大家有机会回城，不管自己吃不吃面条，只要米面指标还有富余（那时候买这个需要粮票），都会尽量带几包回来给村民。人家当然也不会白要，都是用花生油换，但这么着他们就很开心了。
接着说裴元庆。裴元庆有一种神秘的辨别能力，即使是从没见过的人，它也能看出（更可能是嗅出）这人是知青还是农民。
我们常带它下地干活，有时去得很远，都到了邻村的边上了。倘若碰上所有知青全都离开，比如挑着割下的稻子回村了，而裴元庆一时贪玩没跟着回去，这时地里就只剩下当地村民，但它不会跟着村民跑。村民叫它它都不理。
有一回正好邻村的知青也到这片地方干活，裴元庆抬头看看，再过去嗅一嗅，就认同了这帮知青，跟着他们到处走，直到本村的知青出现，它才屁颠屁颠的跑回来跟着我们。
其实下地干活时，知青穿着跟本地农民一模一样。不相识的人，一眼看去真分不出是知青是村民。但裴元庆一点问题没有。它一嗅就知道谁是谁。
更神的是它对潜在危险的灵敏嗅觉。发狗瘟那年，疫情有点严重，于是公社领导按官府办事风格，做了个一刀切的决定，要各村把所有的狗只全部杀灭。我们村里的民兵有两把冲锋枪。民兵队长带着一帮民兵挨家挨户搜寻，看到狗就拿冲锋枪扫。
知青听到消息，知道这事没人能拦得住，但也没人愿意看着裴元庆就这么给杀了。大家紧急商议了几分钟，还没想出办法，就看到民兵队长带着人朝这边走过来了。
陈宜章惶急之下指着山坡后面对裴元庆大叫一声：“裴元庆，快跑！”
说也奇怪，平时你让裴元庆跑，它多半懒得理你。除非你扔个东西逗它，它若是兴致好，或许会去追回来。其他时候它都是懒洋洋地趴着。但那回裴元庆只冲那帮拿枪的人看了一眼，立刻就明白苗头不对，嗖的一下窜上山头消失在树林里。民兵队长带人追上去，却寻不到半点踪迹。
知青们想说服队长就这么这算了。但队长很认真，说这是上级命令。俺拿了枪就是军人，军纪不能违抗的，于是每天傍晚收工之后就带着人在山上找，找了两个星期，死活找不到裴元庆。
后来狗瘟过去，公社领导大概看着整理效果不错，政绩方面压力不大，就撤销了那个绝杀令。
民兵队长也不是歹人，听到命令后就来告诉知青，说上面通知改了，不用杀狗。我不知道你们把裴元庆藏哪儿，反正现在是可以放它出来了。
其实知青没藏裴元庆。知青自己都不知道裴元庆现在是死是活。陈宜章专门到公社去了一趟，打听得真切，杀狗令确实是撤销了，知青们立即上山，散开到各处叫裴元庆的名字。不到十分钟就看到裴元庆从树林里跑出来了。瘦了不少，但还是很精神。大家带它到河边洗了个澡，回家吃了几天好的，裴元庆又恢复了原来的风貌。
狗瘟没放倒它，打狗队也没奈何得了它。知青拍着它的脑袋，赞它果然不负裴元庆的名字。
裴元庆晃了晃耳朵，神情淡定的看着远山，仿佛并不把这当好大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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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题目不是骂人，那狗就叫裴元庆，是我们下乡知青养的一条大黄狗。
我下乡的地方是个山村，前面已经有一拨知青，二十多人，在村里呆了两年了。因为我们的到来，他们那拨就成了“老插”，我们自然就算作“新插”。
老插下乡时，因为是本村头一批，村里比较重视，居然专门给盖了一排砖房，每间房住两人，比我后来住的大学宿舍还阔绰。
等我们这一拨到来，知青已经不稀罕，进村时例行的放了两串鞭炮，但住房就别提要求了。老插的砖房在一个小坡之上，坡下有个旧谷仓。村长让人把谷仓腾空了，排开一溜木板床，这就是新插的宿舍。
人到哪儿都会分三六九等。同为天涯沦落人，但老插们多沦落了两年，就有了一种优越感，一开始并不怎么接纳我们这班兄弟（新插清一色的男性）
老插们集体养了一条黄狗，但不愿意我们这些新插逗这条狗。只要看到黄狗朝我们这边走动，就立刻会把它叫回坡上去。叫的啥听不真切，似乎是叫“边庆”。我们一班新插猜了半天，猜不出为啥叫“边庆”。
新插努力跟老插们套磁，过了差不多一个月，老插终于对新插能接纳一些，看到新插逗黄狗，也就不再坚持把它叫回去。我们便撒开了逗它，天天叫“边庆”过来玩。
老插有个陈宜章，学校里学的东西，数他保持得最好，这点积蓄让他不需要下地干活，一直在村里民办小学当老师。老插二十来人，他是最早对新插放下架子的，时常给我们讲讲在此地混生活的要领。
既然熟了，我们就问他这狗为啥叫“边庆”。
他喷喷鼻子说，什么“边庆”啊，是“裴元庆”。天天叫，叫多了舌头偷懒，就给你们听成了“边庆”。
我们觉得不理解，说裴元庆是隋唐第三条好汉。那为啥咱这狗不跟第一好汉李元霸，不跟第二好汉宇文成都，却跟第三好汉裴元庆起名呢？
陈宜章笑笑说，当时大伙也没怎么特别研究，大概就觉得李元霸虽说是第一条好汉，但书上说了，李元霸身形矮小，骨瘦如柴，咱大黄高大威猛，叫李元霸不妥。宇文成都呢得叫四个字，累。于是就挑了裴元庆吧。
别看裴元庆在说唐里是第三条好汉，在咱村里那是数一数二的。有一年村里闹狗瘟，全村总共只有两条狗活了下来，一条是村民家的黑狗，另一条就是裴元庆。
裴元庆没有自己的伙食指标。它的伙食都是知青们从嘴里省出来的。知青们吃饭时，裴元庆就会过来蹲在旁边。我们知道它是等吃的，就从碗里挖一勺饭喂它。一人喂一口，它就足够吃饱有余了。
刚开始我们新插是把饭扔到地上让裴元庆吃。老插看到了就说别那样，扔地上脏。我们说那咋办？给它弄个盆？老插说不用。就这样。说着从自己碗里挖一勺饭团，朝裴元庆头顶抛过去。裴元庆往起一蹦，一口就把饭团叼到嘴里咽下去了。那以后我们也都是这么喂。
裴元庆不光会吃。它看家护院的本事也是一流的，最著名的战绩是它在村长小腿上咬了一口，留下一个疤。这个事从人类视角来看似乎欠和谐，但狗的思路毕竟跟人类有些不同。作为知青集体养的狗，裴元庆的敌我概念就是：所有知青都是主人，其他人都是外人。
当然裴元庆也不会跑农民家里去惹事。它只对闯到家里的外人发飙。让事情有点挠头的是，知青住房正好是在村子与河之间。村民们去河边挑水，必须经过知青住地。
通常这不会出事。因为原来二十多个知青，新插来了之后近四十人，基本上什么时候都有人在家。如果有村民经过，知青们会把作势进攻的裴元庆给叫回来。
那天村长挑水经过，看到裴元庆冲过来。因为平时总有知青出来喝止，所以他也没当回事，继续往前走。偏巧那一刻知青们都在屋里打牌，没人拦着裴元庆，结果它真冲到了村长身边。等村长发觉不妙，转身逃窜，已经晚矣，到底被裴元庆在腿肚子上咬了一口。幸亏有知青听到村长惨叫，赶紧出来撵走了裴元庆，事情才没闹得更大。村长当时是连说没关系，但知青们过意不去，下次回城的时候还是凑钱给村长带了好几包面条。
面条这事可能得稍微解释两句。南方不产麦子，山村里没见过面条。知青们从城里带了面条去，有村民们过来玩，看到了觉得很稀罕，尝一口更觉得是人间美味，后来就有村民拿自己榨的花生油来换面条。花生油对于知青来说是上好烹调油。而村民也觉得面条是上好美食。以物易物，所谓双赢。
起先知青们也不知道村民换了面条会怎么用。有女知青热心，特地去到村民家里，打算教他们怎么煮食。结果去了才发现人家不用教。他们就把面条当粉丝，煮软了加些酱油辣子，翻炒一下当做菜来下饭。
知青们看了觉得有些好笑，但笑不出来。
这个村在当时并不算最穷，一个工分值两毛钱。最穷的那个村，一个工分是九分钱。一个男劳力一年也就1000工分左右，妇女同样出工时间，干的活并不轻，包括插秧或是收割，但工分减半。这种工分制度是明文规定，妇女们也从没觉得有啥不对。
村民平时吃的菜都是自留地里种的蔬菜。有时地里的菜接不上了，就往米饭上面洒一把葱花，再淋一些酱油，一顿饭就这么解决，过大节的时候才会沾一点荤腥。
所以炒面条在村民嘴里就是好菜了。
就这么着，人家还邀请那几个知青吃饭。知青们陪着吃了几口——不吃是不行的，若是有人推辞，村民的劝说工作能坚持一个通宵。吃完告辞回家，给大家说了这事。后来大家有机会回城，不管自己吃不吃面条，只要米面指标还有富余（那时候买这个需要粮票），都会尽量带几包回来给村民。人家当然也不会白要，都是用花生油换，但这么着他们就很开心了。
接着说裴元庆。裴元庆有一种神秘的辨别能力，即使是从没见过的人，它也能看出（更可能是嗅出）这人是知青还是农民。
我们常带它下地干活，有时去得很远，都到了邻村的边上了。倘若碰上所有知青全都离开，比如挑着割下的稻子回村了，而裴元庆一时贪玩没跟着回去，这时地里就只剩下当地村民，但它不会跟着村民跑。村民叫它它都不理。
有一回正好邻村的知青也到这片地方干活，裴元庆抬头看看，再过去嗅一嗅，就认同了这帮知青，跟着他们到处走，直到本村的知青出现，它才屁颠屁颠的跑回来跟着我们。
其实下地干活时，知青穿着跟本地农民一模一样。不相识的人，一眼看去真分不出是知青是村民。但裴元庆一点问题没有。它一嗅就知道谁是谁。
更神的是它对潜在危险的灵敏嗅觉。发狗瘟那年，疫情有点严重，于是公社领导按官府办事风格，做了个一刀切的决定，要各村把所有的狗只全部杀灭。我们村里的民兵有两把冲锋枪。民兵队长带着一帮民兵挨家挨户搜寻，看到狗就拿冲锋枪扫。
知青听到消息，知道这事没人能拦得住，但也没人愿意看着裴元庆就这么给杀了。大家紧急商议了几分钟，还没想出办法，就看到民兵队长带着人朝这边走过来了。
陈宜章惶急之下指着山坡后面对裴元庆大叫一声：“裴元庆，快跑！”
说也奇怪，平时你让裴元庆跑，它多半懒得理你。除非你扔个东西逗它，它若是兴致好，或许会去追回来。其他时候它都是懒洋洋地趴着。但那回裴元庆只冲那帮拿枪的人看了一眼，立刻就明白苗头不对，嗖的一下窜上山头消失在树林里。民兵队长带人追上去，却寻不到半点踪迹。
知青们想说服队长就这么这算了。但队长很认真，说这是上级命令。俺拿了枪就是军人，军纪不能违抗的，于是每天傍晚收工之后就带着人在山上找，找了两个星期，死活找不到裴元庆。
后来狗瘟过去，公社领导大概看着整理效果不错，政绩方面压力不大，就撤销了那个绝杀令。
民兵队长也不是歹人，听到命令后就来告诉知青，说上面通知改了，不用杀狗。我不知道你们把裴元庆藏哪儿，反正现在是可以放它出来了。
其实知青没藏裴元庆。知青自己都不知道裴元庆现在是死是活。陈宜章专门到公社去了一趟，打听得真切，杀狗令确实是撤销了，知青们立即上山，散开到各处叫裴元庆的名字。不到十分钟就看到裴元庆从树林里跑出来了。瘦了不少，但还是很精神。大家带它到河边洗了个澡，回家吃了几天好的，裴元庆又恢复了原来的风貌。
狗瘟没放倒它，打狗队也没奈何得了它。知青拍着它的脑袋，赞它果然不负裴元庆的名字。
裴元庆晃了晃耳朵，神情淡定的看着远山，仿佛并不把这当好大一件事。
学道之人的五种心
憨山大师在《示马居士》法语中，以学道之人的五种心来开示马居士。憨山大师所讲的学道人的五种心主要为以下五种：第一要为生死心切；第二要知身是苦本，心是妄想造业之本；第三要真真看破，世间功名富贵，声色货利，都是虚华不实；第四要怕今生造下恶业，将来一堕地狱，受种种苦，无人救护；第五要知现在命根，只此一息之间。若此息一断，则再求今日参禅学道作福之事，永不可求，况受用富贵乎？
憨山大师所讲的修道之人的五种心，是学道之人应当铭记在心的箴言，学道之人若具备此五种心，则对于目前一切虚华境界，自然冷淡，心地自然清净，向道之心也日久弥坚。现对这五种心作简略论述，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启示。
第一种心是要为生死心切。
学道的目的是为了断烦恼、了生死。人活在世上，要经历诸多磨难和痛苦，如果再不珍惜人生，作恶多端，以后还会在六道之中轮回，求出无期，苦不可言。一个学道者从入道之初就应当认识到生死轮回的苦楚，从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
只有坚定了为生死的心切，学道者才会心无旁骛，专注修学。在修学的过程中，学道者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尘世的污浊和人世的矛盾痛苦，从而能够发起出离之心。
第二种心是要知身是苦本，心是妄想造业之本。
佛教讲人生是苦，许多哲学家也认为人之所以有痛苦是因为我们有身体的存在。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人若要脱离人间的各种痛苦，就应当了却生死轮回，由生死的此岸到达涅槃的彼岸。人一旦能够修行成就，就可往生极乐净土，永不再受人间之苦。
憨山大师为了促使修道者认真修道，特提醒学道者要时时想到身是苦本，想到自己在五浊恶世中所受到的各种苦难，更加增长自己的道念，从而积极向上，早日成就。
与此同时，憨山大师认为不仅身是痛苦的根源，而且，人心也是产生妄想和造作恶业的根本。佛教讲一切唯心所造，凡夫之心妄念纷飞，现代社会的各种声色货利都在诱惑着修道之人，如果修行者没有一颗坚定向道的决心，便很容易被外界的各种诱惑所俘虏，从而见异思迁。修行者若不能在修行过程中心如止水，就会被妄想所束缚。若是所产生的妄念是邪恶之念，就会成为造业的根源，有时还会在恶念的驱使下造作种种恶业，学道不成，反而堕落。因此，放生偈语说：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忘。心忘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所以，学道之人只有熄灭妄念之心，才能够真正专注道业。
第三种心是要真真看破，世间功名富贵，声色货利，都是虚华不实。
功名富贵，声色货利，都是人之所爱，很少有人能够看破。我们常说“名缰利锁”，意思是说名和利就像缰绳和枷锁一样束缚着人的自由，使人得不到解脱。如果我们能看淡一些这些名利，我们将会过得轻松而充满乐趣。
然而，在这个充满欲望和追求享受的时代，人的欲望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也许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功名利禄成了人们奋斗的目标和人生的目的。历史上有多少英杰，有多少文人墨客，因追名逐利而落得郁郁寡欢，无奈和悲愤。无论是官场、生意场，还是其他社会圈子，成功者、青云直上者毕竟是少数，于是生活中演出多少为名利所困、所击败的悲剧。
名利确实可以给人带来许多好处。恰当的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往往容易催人奋起，服务社会。然而，人生在世要想活得有滋有味，不妨在名利的砝码上减轻几分，看开名利，看淡名利，才能活出生命的本色，不为浮名微利而斤斤计较，也不因得到名利而飘飘然，要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
作为一名学道之人，在面对功名富贵之时，首先应当想到，一个人纵使有再多的财富，再高的知名度，最终也是要离我而去的，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到人身死命终之时，只有自己一生所造的善恶之业跟随自己，所谓“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当学道之人看破名利之时，他才能够不受名利的诱惑，进而能够安心修行。
第四种心是要怕今生造下恶业，将来一堕地狱，受种种苦，无人救护。
学道之人应当明因识果。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始终要将因果放在心中，时刻铭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时常畏惧恶报之苦，在日常修行生活中，时刻要想想如果人造作种种恶业，将会遭受境遇不同的苦报，或来世或生生世世在地狱之中受各种各样的苦难。
修学之人若能时常念及地狱众生所受的各种苦难，想到假使自己投生地狱后无人救拔出离苦趣，那种对世间五欲六尘的贪恋之念就会减少许多，造作恶业的念头也会当下熄灭。与此同时，他们的善念善行也随之增加，为自己的将来种下了善根，将来也会远离苦趣。
第五种心是要知现在命根，只此一息之间。
若此息一断，则再求今日参禅学道作福之事，永不可求，况受用富贵乎？佛陀在世时曾问弟子：“生命在几间?”许多弟子都作了不同的回答，佛陀都不满意，其中只有一个弟子说：“生命在呼吸间。”佛点头赞许。人的生命其实很脆弱，一息不来，一期生命也就终结了。
俗话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孤坟多是少年人”，看看我们周围的人，少年夭折者有之，英年早逝者有之，能够活到耄耋之年的人，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天灾人祸、贫穷疾病随时都有可能夺去人的生命，一个人也许刚才还有说有笑，一息不来，顷刻之间就阴阳两隔。
对于生命如此短暂和脆弱，憨山大师要求我们要珍惜生命，善用人生来精进修道，不要将修行的事都拖到明天去做，要知道，“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一旦学道者失去人生，再想用功修行，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更谈不上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了。
以上是憨山大师向马居士所开示的学道之人应当怀有的五种心。这五种心不仅是对马居士的勉励，就是对当今的修行者也是一种警策。愿现世的学道之人，在身心放逸之时，多想想憨山大师的这五种心，你就一定能够悬崖勒马，心系道业。
憨山大师在《示马居士》法语中，以学道之人的五种心来开示马居士。憨山大师所讲的学道人的五种心主要为以下五种：第一要为生死心切；第二要知身是苦本，心是妄想造业之本；第三要真真看破，世间功名富贵，声色货利，都是虚华不实；第四要怕今生造下恶业，将来一堕地狱，受种种苦，无人救护；第五要知现在命根，只此一息之间。若此息一断，则再求今日参禅学道作福之事，永不可求，况受用富贵乎？
憨山大师所讲的修道之人的五种心，是学道之人应当铭记在心的箴言，学道之人若具备此五种心，则对于目前一切虚华境界，自然冷淡，心地自然清净，向道之心也日久弥坚。现对这五种心作简略论述，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启示。
第一种心是要为生死心切。
学道的目的是为了断烦恼、了生死。人活在世上，要经历诸多磨难和痛苦，如果再不珍惜人生，作恶多端，以后还会在六道之中轮回，求出无期，苦不可言。一个学道者从入道之初就应当认识到生死轮回的苦楚，从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
只有坚定了为生死的心切，学道者才会心无旁骛，专注修学。在修学的过程中，学道者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尘世的污浊和人世的矛盾痛苦，从而能够发起出离之心。
第二种心是要知身是苦本，心是妄想造业之本。
佛教讲人生是苦，许多哲学家也认为人之所以有痛苦是因为我们有身体的存在。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人若要脱离人间的各种痛苦，就应当了却生死轮回，由生死的此岸到达涅槃的彼岸。人一旦能够修行成就，就可往生极乐净土，永不再受人间之苦。
憨山大师为了促使修道者认真修道，特提醒学道者要时时想到身是苦本，想到自己在五浊恶世中所受到的各种苦难，更加增长自己的道念，从而积极向上，早日成就。
与此同时，憨山大师认为不仅身是痛苦的根源，而且，人心也是产生妄想和造作恶业的根本。佛教讲一切唯心所造，凡夫之心妄念纷飞，现代社会的各种声色货利都在诱惑着修道之人，如果修行者没有一颗坚定向道的决心，便很容易被外界的各种诱惑所俘虏，从而见异思迁。修行者若不能在修行过程中心如止水，就会被妄想所束缚。若是所产生的妄念是邪恶之念，就会成为造业的根源，有时还会在恶念的驱使下造作种种恶业，学道不成，反而堕落。因此，放生偈语说：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忘。心忘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所以，学道之人只有熄灭妄念之心，才能够真正专注道业。
第三种心是要真真看破，世间功名富贵，声色货利，都是虚华不实。
功名富贵，声色货利，都是人之所爱，很少有人能够看破。我们常说“名缰利锁”，意思是说名和利就像缰绳和枷锁一样束缚着人的自由，使人得不到解脱。如果我们能看淡一些这些名利，我们将会过得轻松而充满乐趣。
然而，在这个充满欲望和追求享受的时代，人的欲望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也许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功名利禄成了人们奋斗的目标和人生的目的。历史上有多少英杰，有多少文人墨客，因追名逐利而落得郁郁寡欢，无奈和悲愤。无论是官场、生意场，还是其他社会圈子，成功者、青云直上者毕竟是少数，于是生活中演出多少为名利所困、所击败的悲剧。
名利确实可以给人带来许多好处。恰当的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往往容易催人奋起，服务社会。然而，人生在世要想活得有滋有味，不妨在名利的砝码上减轻几分，看开名利，看淡名利，才能活出生命的本色，不为浮名微利而斤斤计较，也不因得到名利而飘飘然，要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
作为一名学道之人，在面对功名富贵之时，首先应当想到，一个人纵使有再多的财富，再高的知名度，最终也是要离我而去的，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到人身死命终之时，只有自己一生所造的善恶之业跟随自己，所谓“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当学道之人看破名利之时，他才能够不受名利的诱惑，进而能够安心修行。
第四种心是要怕今生造下恶业，将来一堕地狱，受种种苦，无人救护。
学道之人应当明因识果。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始终要将因果放在心中，时刻铭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时常畏惧恶报之苦，在日常修行生活中，时刻要想想如果人造作种种恶业，将会遭受境遇不同的苦报，或来世或生生世世在地狱之中受各种各样的苦难。
修学之人若能时常念及地狱众生所受的各种苦难，想到假使自己投生地狱后无人救拔出离苦趣，那种对世间五欲六尘的贪恋之念就会减少许多，造作恶业的念头也会当下熄灭。与此同时，他们的善念善行也随之增加，为自己的将来种下了善根，将来也会远离苦趣。
第五种心是要知现在命根，只此一息之间。
若此息一断，则再求今日参禅学道作福之事，永不可求，况受用富贵乎？佛陀在世时曾问弟子：“生命在几间?”许多弟子都作了不同的回答，佛陀都不满意，其中只有一个弟子说：“生命在呼吸间。”佛点头赞许。人的生命其实很脆弱，一息不来，一期生命也就终结了。
俗话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孤坟多是少年人”，看看我们周围的人，少年夭折者有之，英年早逝者有之，能够活到耄耋之年的人，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天灾人祸、贫穷疾病随时都有可能夺去人的生命，一个人也许刚才还有说有笑，一息不来，顷刻之间就阴阳两隔。
对于生命如此短暂和脆弱，憨山大师要求我们要珍惜生命，善用人生来精进修道，不要将修行的事都拖到明天去做，要知道，“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一旦学道者失去人生，再想用功修行，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更谈不上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了。
以上是憨山大师向马居士所开示的学道之人应当怀有的五种心。这五种心不仅是对马居士的勉励，就是对当今的修行者也是一种警策。愿现世的学道之人，在身心放逸之时，多想想憨山大师的这五种心，你就一定能够悬崖勒马，心系道业。
傻二哥
作者:新凤霞
我的童年是在天津度过的。那时，天津是热闹的工业城市。就是在南市贫民区，也有很多好玩爱唱的人，还有票友聚会的地方——票房。每天有人在票房吹拉弹唱，十分热闹。特别是在夏天，吃过晚饭后，人们就三三两两都到票房来了。虽然是挤在小胡同里，大人小孩却不断地拥到这里来，天津人就有这样爱玩爱唱的传统。
不只是白天常听见有人唱，深夜里也常有人在胡同里大声唱戏，有唱京剧、评剧的，有说唱曲艺的。这个天津，好像到处都有音乐声，连做小买卖的吆喝声，都是有腔有调的。比如有一个卖药糖的，他的吆喝也就很讲究：“卖药糖啊!……橘子、香蕉、痧药、仁丹、萝卜、青果、鸭梨败火。吃块糖消愁解闷儿，一块就有味儿。吃块药糖心里顺，含着药糖你不困。吃块药糖精神爽，胜似去吃‘便宜坊’。吃块药糖你快乐，比吃包子还解饿……”
这个卖药糖的，当时不过十五六岁。他顶聪明，会做木工活，会修锁、修鞋、修车、修电灯，差不多什么都会修。东西坏了，交到他手里，摆弄几下子就好了。他还有一个特点：爱帮人忙，一帮就帮到底，有股子热心的傻劲儿。从来没听说他有学名，冲他这股傻劲儿，人家忘了他的聪明，给他起了个雅号，叫傻二哥!说他“傻灵傻灵”的。
他上街卖药糖，要穿上一套专用的行头：白布中式上衣，黑色布裤。挽着袖口，留着偏分头，斜背着一个用皮带套好的、很讲究的大玻璃瓶。瓶口上有一个很亮的铜盖子，可以打开一半盖。围着瓶子，还装了些靠电池发亮的小灯泡。瓶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药糖。瓶子旁边挂着一把电镀的长把钳子，是为了夹糖用的，不用手拿，表示卫生。
傻二哥在家里穿的破破烂烂，去卖药糖时，就把这套干干净净的衣服换上了。他每次出去卖货，总是向邻居们打招呼，“大娘、二伯、三婶子!”地叫着，“我上街了，一会儿见……”嘴里哼着小调就走了，他总是这样高高兴兴的。
傻二哥串街走巷卖药糖，最使人注意的是他的吆喝，非常认真的。看见小孩们多了，他就要作吆喝的准备了。先是伸伸腿，晃晃胳膊，咳嗽两声试试嗓子。两只脚一前一后，前腿弓，后腿蹬；一手叉腰，一手捂住耳朵，这才放声吆喝了。因为他有一副好嗓子，这时候，就像唱戏一样高低音配合，都是一套套的吆喝出来，招来很多人看他。晚上，他开亮了红绿灯泡，照着闪光的铜盖子和电镀钳子，非常显眼。大人小孩挤着来买糖，也有不少是来看热闹的。说实在话，这药糖没有什么好吃，就是五颜六色的好看罢了。比如绿色的，是薄荷的，有点凉味；金黄色的，是橘子的，有点橘子香味；大红色的，是红果的，有点山楂酸味；浅蓝色的，是香蕉的，有点香蕉清香味。傻二哥就靠着一块、两块的药糖，养家糊口，很不易呀!值得佩服的，是他那种耐心和严肃的态度，不怕麻烦。小孩们买糖，经常是为了好看；买去了，想想不好，又来换红的，换绿的，绿的又换黄的，往往要换好几次。傻二哥都是耐心地对待，一点也不嫌麻烦。
傻二哥家里很穷苦。他有一个寡妇妈妈，因为傻二哥卖药糖，我们都管他妈妈叫“糖娘”。他还有三个弟弟。他母亲给人家帮工当佣人，弟弟们就得由他照顾。他上街做买卖，都要托付好邻居们照顾他的家和他的弟弟们。我们这个院子都是穷苦人家，都是互相关心照顾的。
有一次，傻二哥和他妈妈一道出门，妈妈手里拿着一根铁链，一把锁，要把门锁上。傻二哥不让锁，说：“您锁门干吗?叫邻居们看见多不好。”妈妈说：“破家值万贯，穷家破业，丢一把柴火就没烧的。”母子俩吵起来了，大家跑去看，都说：“傻二哥就是有见识，都住在一个院子里，还信不过咱们老街旧邻的吗?”
其实，母亲帮工，也挣不了几个钱。忽然有一天，她失业回来了。说是因为主人怀疑她偷了钱，把她辞掉了。“糖娘”一肚子委屈，气得直哭，邻居们也都很气愤。傻二哥这下子可得着理了，他对妈妈说：“您看，老冤枉别人偷东西的是什么人?那是财主太太们。咱们院里住的都是穷人，您出门上锁防的是谁呀?”妈妈说：“行了，不锁就不锁，我都依你啦……”傻二哥在我们院里很有人缘，他每天卖药糖回来，都不闲着。帮邻居修鞋，装电灯，哪家有红白喜事，他帮着扫房刷浆，糊顶棚，糊窗户……帮人家搭柴灶，用旧煤油桶做煤球炉子。有时买卖做得好，剩几块药糖，他就分给同院的小孩们。阴天下雨，他帮助老年人买菜；下雪天，他必定把道路扫出来，给大家方便。傻二哥是院子里最能干的人，事事少不了他。
有时，傻二哥还到票房去唱两段，老是乐呵呵的。他妈妈因为劳累过度，又加上孩子多，生活艰苦，老病复发。傻二哥做买卖，还得照料有病的母亲。虽然肩挨肩的三个弟弟都很懂事，但是到底都太小，母亲生病全凭着邻居照料。同院人都说：“大家捧柴火焰高，大伙帮一家好办。”
不久，“糖娘”病故了。傻二哥一人带着三个弟弟，这个家就更不像样子了。邻居大娘们给孩子们缝补衣服，帮着做饭。哪家贴饼子，给他们几个；煮一锅杂合面粥，分给孩子们两碗。有一次，我回家来，看见三个孩子都坐在台阶上，等哥哥回来。天很冷了，都流着鼻涕，互相倚靠着，真是可怜!我把他们领进院子，到我家烤火，让我妈妈找点干粮给他们吃，等着哥哥回家。就这么靠邻居帮助，三个弟弟在哥哥抚养下慢慢长大，到了十一二岁，就不吃闲饭了。去做童工，干散活，捡破烂，捡煤核。学着哥哥的样子，都那么勤快、懂事、热情、善良。
解放前一年，我去青岛唱戏，离开了天津。不知这家四兄弟怎样了，时常想起卖药糖的傻二哥。
1958年，我去天津“中国大戏院”演戏，傻二哥忽然来后台看我。他在糖厂工作，还是业余演员哪!三个弟弟，也都长大成人了。他已经成家立业了，再不是当年卖药糖的苦孩子了。我谈起当年的老邻居，傻二哥说：“穷帮穷，富帮富，官面儿帮财主。全靠了穷邻居们，才熬到解放，才熬到了头哇!”
作者:新凤霞
我的童年是在天津度过的。那时，天津是热闹的工业城市。就是在南市贫民区，也有很多好玩爱唱的人，还有票友聚会的地方——票房。每天有人在票房吹拉弹唱，十分热闹。特别是在夏天，吃过晚饭后，人们就三三两两都到票房来了。虽然是挤在小胡同里，大人小孩却不断地拥到这里来，天津人就有这样爱玩爱唱的传统。
不只是白天常听见有人唱，深夜里也常有人在胡同里大声唱戏，有唱京剧、评剧的，有说唱曲艺的。这个天津，好像到处都有音乐声，连做小买卖的吆喝声，都是有腔有调的。比如有一个卖药糖的，他的吆喝也就很讲究：“卖药糖啊!……橘子、香蕉、痧药、仁丹、萝卜、青果、鸭梨败火。吃块糖消愁解闷儿，一块就有味儿。吃块药糖心里顺，含着药糖你不困。吃块药糖精神爽，胜似去吃‘便宜坊’。吃块药糖你快乐，比吃包子还解饿……”
这个卖药糖的，当时不过十五六岁。他顶聪明，会做木工活，会修锁、修鞋、修车、修电灯，差不多什么都会修。东西坏了，交到他手里，摆弄几下子就好了。他还有一个特点：爱帮人忙，一帮就帮到底，有股子热心的傻劲儿。从来没听说他有学名，冲他这股傻劲儿，人家忘了他的聪明，给他起了个雅号，叫傻二哥!说他“傻灵傻灵”的。
他上街卖药糖，要穿上一套专用的行头：白布中式上衣，黑色布裤。挽着袖口，留着偏分头，斜背着一个用皮带套好的、很讲究的大玻璃瓶。瓶口上有一个很亮的铜盖子，可以打开一半盖。围着瓶子，还装了些靠电池发亮的小灯泡。瓶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药糖。瓶子旁边挂着一把电镀的长把钳子，是为了夹糖用的，不用手拿，表示卫生。
傻二哥在家里穿的破破烂烂，去卖药糖时，就把这套干干净净的衣服换上了。他每次出去卖货，总是向邻居们打招呼，“大娘、二伯、三婶子!”地叫着，“我上街了，一会儿见……”嘴里哼着小调就走了，他总是这样高高兴兴的。
傻二哥串街走巷卖药糖，最使人注意的是他的吆喝，非常认真的。看见小孩们多了，他就要作吆喝的准备了。先是伸伸腿，晃晃胳膊，咳嗽两声试试嗓子。两只脚一前一后，前腿弓，后腿蹬；一手叉腰，一手捂住耳朵，这才放声吆喝了。因为他有一副好嗓子，这时候，就像唱戏一样高低音配合，都是一套套的吆喝出来，招来很多人看他。晚上，他开亮了红绿灯泡，照着闪光的铜盖子和电镀钳子，非常显眼。大人小孩挤着来买糖，也有不少是来看热闹的。说实在话，这药糖没有什么好吃，就是五颜六色的好看罢了。比如绿色的，是薄荷的，有点凉味；金黄色的，是橘子的，有点橘子香味；大红色的，是红果的，有点山楂酸味；浅蓝色的，是香蕉的，有点香蕉清香味。傻二哥就靠着一块、两块的药糖，养家糊口，很不易呀!值得佩服的，是他那种耐心和严肃的态度，不怕麻烦。小孩们买糖，经常是为了好看；买去了，想想不好，又来换红的，换绿的，绿的又换黄的，往往要换好几次。傻二哥都是耐心地对待，一点也不嫌麻烦。
傻二哥家里很穷苦。他有一个寡妇妈妈，因为傻二哥卖药糖，我们都管他妈妈叫“糖娘”。他还有三个弟弟。他母亲给人家帮工当佣人，弟弟们就得由他照顾。他上街做买卖，都要托付好邻居们照顾他的家和他的弟弟们。我们这个院子都是穷苦人家，都是互相关心照顾的。
有一次，傻二哥和他妈妈一道出门，妈妈手里拿着一根铁链，一把锁，要把门锁上。傻二哥不让锁，说：“您锁门干吗?叫邻居们看见多不好。”妈妈说：“破家值万贯，穷家破业，丢一把柴火就没烧的。”母子俩吵起来了，大家跑去看，都说：“傻二哥就是有见识，都住在一个院子里，还信不过咱们老街旧邻的吗?”
其实，母亲帮工，也挣不了几个钱。忽然有一天，她失业回来了。说是因为主人怀疑她偷了钱，把她辞掉了。“糖娘”一肚子委屈，气得直哭，邻居们也都很气愤。傻二哥这下子可得着理了，他对妈妈说：“您看，老冤枉别人偷东西的是什么人?那是财主太太们。咱们院里住的都是穷人，您出门上锁防的是谁呀?”妈妈说：“行了，不锁就不锁，我都依你啦……”傻二哥在我们院里很有人缘，他每天卖药糖回来，都不闲着。帮邻居修鞋，装电灯，哪家有红白喜事，他帮着扫房刷浆，糊顶棚，糊窗户……帮人家搭柴灶，用旧煤油桶做煤球炉子。有时买卖做得好，剩几块药糖，他就分给同院的小孩们。阴天下雨，他帮助老年人买菜；下雪天，他必定把道路扫出来，给大家方便。傻二哥是院子里最能干的人，事事少不了他。
有时，傻二哥还到票房去唱两段，老是乐呵呵的。他妈妈因为劳累过度，又加上孩子多，生活艰苦，老病复发。傻二哥做买卖，还得照料有病的母亲。虽然肩挨肩的三个弟弟都很懂事，但是到底都太小，母亲生病全凭着邻居照料。同院人都说：“大家捧柴火焰高，大伙帮一家好办。”
不久，“糖娘”病故了。傻二哥一人带着三个弟弟，这个家就更不像样子了。邻居大娘们给孩子们缝补衣服，帮着做饭。哪家贴饼子，给他们几个；煮一锅杂合面粥，分给孩子们两碗。有一次，我回家来，看见三个孩子都坐在台阶上，等哥哥回来。天很冷了，都流着鼻涕，互相倚靠着，真是可怜!我把他们领进院子，到我家烤火，让我妈妈找点干粮给他们吃，等着哥哥回家。就这么靠邻居帮助，三个弟弟在哥哥抚养下慢慢长大，到了十一二岁，就不吃闲饭了。去做童工，干散活，捡破烂，捡煤核。学着哥哥的样子，都那么勤快、懂事、热情、善良。
解放前一年，我去青岛唱戏，离开了天津。不知这家四兄弟怎样了，时常想起卖药糖的傻二哥。
1958年，我去天津“中国大戏院”演戏，傻二哥忽然来后台看我。他在糖厂工作，还是业余演员哪!三个弟弟，也都长大成人了。他已经成家立业了，再不是当年卖药糖的苦孩子了。我谈起当年的老邻居，傻二哥说：“穷帮穷，富帮富，官面儿帮财主。全靠了穷邻居们，才熬到解放，才熬到了头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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