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火车站风景区 禁止揽客行为！《哈尔滨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 为了加强哈尔滨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创造和维护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哈尔滨市拟制定《哈尔滨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现将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布，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踊跃提出宝贵意见或者建议，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9月16日。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划定
（一）主、次干道、桥梁、公共广场、人行过街天桥或者地下通道等城市公共区域，由市容环卫部门组织专业单位负责。
（二）街巷、居民住宅区，由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组织专人负责。居民住宅区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服务单位负责。
（三）部队、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自用自管的房屋、场地，由本单位负责。
（四）机场、车站、码头、停车场、公交车始末站点、集贸市场、展销场馆、文化、体育、娱乐、游览等公众聚集场所，由管理单位或使用单位负责。
（五）独立的科技园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风景名胜区和公共绿地，由管理单位负责。
（六）公共水域及岸线，由使用单位或者管理单位负责。
（七）地铁、轻轨、穿过城区的公路、铁路、隧道，由管理单位负责。
（八）建设工程现场，未开工的，由建设单位负责;已开工的，由施工单位负责;已竣工交付使用的，由管理单位负责。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不明确的，由市容环卫生部门确定。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可以将责任区内的具体工作委托有关专业单位或者他人有偿承担。
外观要求
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应当保持整洁、完好、美观，其体量、造型、色调和风格应当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建筑物、构筑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应当定期进行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清洗。建筑物顶部、外走廊等应当保持整洁、无堆物堆料；主要街道两侧建筑物的顶部、阳台外和窗外不得设置不符合容貌景观标准的设施，不得吊挂、摆放影响观瞻的物品。新建、改建建筑物，应当按照设计标准统一设置阳台和窗户的护栏、空调设备托架等设施。
乱贴乱画
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居民住宅楼道，树木和地面上乱喷涂、乱刻画、乱张贴。
禁止招揽
在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风景名胜区、旅游景点等区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长途客运、出租汽车客运、餐饮、旅店等经营者，以叫喊、推拉、举牌、拦截等方式招揽乘客、顾客。
设置广告审批
对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交通设施设置户外广告的，由市市容环卫部门委托市交通运输部门审批；对利用其他车辆的，由市市容环卫部门委托市公安交通部门审批。
户外广告设置期限按照下列规定执行：利用自有产权或者通过借用、租用、租赁等方式取得使用权的场地、建筑物、构筑物、设施设置户外广告的，设置期限不得超过2年。户外广告设置期限届满需要继续设置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30日重新办理审批；利用工地围挡设置户外广告的，设置期限不得超过工程竣工日期；因举办大型文化、旅游、体育、公益活动或者商品交易展销会等活动需要，设置临时性户外广告的，设置期限根据活动期限确定。
牌匾设置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体工商户在其办公、生产经营场所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或用地范围内设置的，表明其名称、字号、注册商标、形象标识等内容的牌匾等设施，应当符合城市容貌标准和国家有关技术标准，按照户外广告设施和牌匾标识专项规划要求进行设置。
设置牌匾标识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不得影响建筑物安全或者道路交通安全的;不得妨碍车辆、船舶等交通工具及行人通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户外广告设施和牌匾标识专项规划规定的其他设置要求。需要采取灯光照明的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应当设置内置光源。多个经营单位共用一个场所或者一个建筑物内多个经营单位的，设置牌匾标识应当由该场所或者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统一设计和布局。
建筑垃圾处置建设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设建筑垃圾处置场所，市容环卫部门应当规范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利用处置行为，推进综合利用，防止环境污染。
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前，应当持《建筑垃圾准运证》到市市容环卫部门领取《运输卡》，并随车携带《建筑垃圾准运证》和《运输卡》。《运输卡》应当载明运输工地、运输路线、排放时间、消纳场地等内容。运输路线和排放时间应征求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意见后确定。
各类垃圾的处理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出入口配备硬质铺装，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并接入辖区市容环卫部门管理系统，对驶出车辆轮胎进行冲洗，不得粘挂泥沙进入城市道路。
单位装修产生建筑垃圾的，应当向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申报，按照区、县（市）市容环卫部门指定的地点堆放、苫盖严密，并由具有资质的运输车辆及时清运至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个人产生的装修垃圾，应当向物业服务单位申报，按照物业服务单位指定的地点临时堆放、苫盖严密，并由具有资质的运输单位运送至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向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申报。
违反规定这样罚
（一）道路及其他公共场所的责任人未按照环境卫生的作业规范和标准要求清扫保洁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在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风景名胜区、旅游景点等区域，以叫喊、推拉、举牌、拦截等方式招揽乘客、顾客的，责令改正，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三）未按照户外广告设施和牌匾标识专项规划要求设置牌匾设施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四）对采取灯光照明的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未设置内置光源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五）对破损、倾斜、残缺、脏污、褪色或废弃的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未及时修复、更换或拆除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六）运输建筑垃圾的车辆未随车携带《建筑垃圾准运证》《运输卡》的，处以二百元罚款。
（七）施工单位未安装视频监控设备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一万元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在乱喷涂、乱刻画、乱张贴的内容中公布通信工具号码的行为人，经核实后，由负责实施行政处罚的单位通知其限期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处理的，书面通知通信管理单位暂停该通信工具号码的使用。通信管理单位应当自接到通知后暂停该通信工具号码的使用。违法行为人接受处理后，负责实施行政处罚的单位应当及时通知通信管理单位恢复通信工具号码的使用。
记者：梁晨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划定
（一）主、次干道、桥梁、公共广场、人行过街天桥或者地下通道等城市公共区域，由市容环卫部门组织专业单位负责。
（二）街巷、居民住宅区，由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组织专人负责。居民住宅区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服务单位负责。
（三）部队、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自用自管的房屋、场地，由本单位负责。
（四）机场、车站、码头、停车场、公交车始末站点、集贸市场、展销场馆、文化、体育、娱乐、游览等公众聚集场所，由管理单位或使用单位负责。
（五）独立的科技园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风景名胜区和公共绿地，由管理单位负责。
（六）公共水域及岸线，由使用单位或者管理单位负责。
（七）地铁、轻轨、穿过城区的公路、铁路、隧道，由管理单位负责。
（八）建设工程现场，未开工的，由建设单位负责;已开工的，由施工单位负责;已竣工交付使用的，由管理单位负责。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不明确的，由市容环卫生部门确定。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可以将责任区内的具体工作委托有关专业单位或者他人有偿承担。
外观要求
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应当保持整洁、完好、美观，其体量、造型、色调和风格应当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建筑物、构筑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应当定期进行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清洗。建筑物顶部、外走廊等应当保持整洁、无堆物堆料；主要街道两侧建筑物的顶部、阳台外和窗外不得设置不符合容貌景观标准的设施，不得吊挂、摆放影响观瞻的物品。新建、改建建筑物，应当按照设计标准统一设置阳台和窗户的护栏、空调设备托架等设施。
乱贴乱画
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居民住宅楼道，树木和地面上乱喷涂、乱刻画、乱张贴。
禁止招揽
在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风景名胜区、旅游景点等区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长途客运、出租汽车客运、餐饮、旅店等经营者，以叫喊、推拉、举牌、拦截等方式招揽乘客、顾客。
设置广告审批
对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交通设施设置户外广告的，由市市容环卫部门委托市交通运输部门审批；对利用其他车辆的，由市市容环卫部门委托市公安交通部门审批。
户外广告设置期限按照下列规定执行：利用自有产权或者通过借用、租用、租赁等方式取得使用权的场地、建筑物、构筑物、设施设置户外广告的，设置期限不得超过2年。户外广告设置期限届满需要继续设置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30日重新办理审批；利用工地围挡设置户外广告的，设置期限不得超过工程竣工日期；因举办大型文化、旅游、体育、公益活动或者商品交易展销会等活动需要，设置临时性户外广告的，设置期限根据活动期限确定。
牌匾设置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体工商户在其办公、生产经营场所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或用地范围内设置的，表明其名称、字号、注册商标、形象标识等内容的牌匾等设施，应当符合城市容貌标准和国家有关技术标准，按照户外广告设施和牌匾标识专项规划要求进行设置。
设置牌匾标识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不得影响建筑物安全或者道路交通安全的;不得妨碍车辆、船舶等交通工具及行人通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户外广告设施和牌匾标识专项规划规定的其他设置要求。需要采取灯光照明的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应当设置内置光源。多个经营单位共用一个场所或者一个建筑物内多个经营单位的，设置牌匾标识应当由该场所或者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统一设计和布局。
建筑垃圾处置建设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设建筑垃圾处置场所，市容环卫部门应当规范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利用处置行为，推进综合利用，防止环境污染。
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前，应当持《建筑垃圾准运证》到市市容环卫部门领取《运输卡》，并随车携带《建筑垃圾准运证》和《运输卡》。《运输卡》应当载明运输工地、运输路线、排放时间、消纳场地等内容。运输路线和排放时间应征求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意见后确定。
各类垃圾的处理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出入口配备硬质铺装，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并接入辖区市容环卫部门管理系统，对驶出车辆轮胎进行冲洗，不得粘挂泥沙进入城市道路。
单位装修产生建筑垃圾的，应当向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申报，按照区、县（市）市容环卫部门指定的地点堆放、苫盖严密，并由具有资质的运输车辆及时清运至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个人产生的装修垃圾，应当向物业服务单位申报，按照物业服务单位指定的地点临时堆放、苫盖严密，并由具有资质的运输单位运送至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向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申报。
违反规定这样罚
（一）道路及其他公共场所的责任人未按照环境卫生的作业规范和标准要求清扫保洁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在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风景名胜区、旅游景点等区域，以叫喊、推拉、举牌、拦截等方式招揽乘客、顾客的，责令改正，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三）未按照户外广告设施和牌匾标识专项规划要求设置牌匾设施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四）对采取灯光照明的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未设置内置光源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五）对破损、倾斜、残缺、脏污、褪色或废弃的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未及时修复、更换或拆除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六）运输建筑垃圾的车辆未随车携带《建筑垃圾准运证》《运输卡》的，处以二百元罚款。
（七）施工单位未安装视频监控设备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一万元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在乱喷涂、乱刻画、乱张贴的内容中公布通信工具号码的行为人，经核实后，由负责实施行政处罚的单位通知其限期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处理的，书面通知通信管理单位暂停该通信工具号码的使用。通信管理单位应当自接到通知后暂停该通信工具号码的使用。违法行为人接受处理后，负责实施行政处罚的单位应当及时通知通信管理单位恢复通信工具号码的使用。
记者：梁晨
【林义杰：#张庭# 案查封冻结引争议，法院该做什么？】
近期备受关注的艺人张庭旗下公司涉传销一案中，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根据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称市监局）的申请，以民事裁定方式查封、冻结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下称达尔威公司）及案外公司、个人超过20亿的财产。笔者无意讨论案情本身以及张庭的律师公开质疑的趋利执法等问题，仅以本案为例，探讨行政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
查封、冻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裕华区市监局无权向法院申请实施这类行政强制措施，裕华区法院亦无权受理，更不应以民事裁定方式查封冻结达尔威公司巨额财产。
笔者注意到，曾有多位学者撰文探讨我国的双轨制行政强制执行体制，认为其加剧了法院的司法审查压力，使法院难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审查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此外，囿于行政机关对执行效率的需求，加之国家机关体系中法院相较于行政机关的弱势地位，实践中，部分法院对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审查往往流于形式，法院难免沦为执行工具，司法权威受损。达尔威案便是一个实例。
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下，法院既通过非诉执行审查的方式对强制执行申请进行事前审查，又在行政诉讼中对强制执行行为进行事后审查，同时作为执行主体负责执行行政机关的执行决定，因此强制执行的司法审查相较而言具有复杂性、典型性，对其充分剖析，更能体现法院加强监督与审查行政强制的诸多议题。加之行政机关无权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对于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本身属于行政诉讼的问题。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司法如何监督行政强制执行，对于如达尔威案中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做法，则作为典型一并讨论。
法院在行政强制中的角色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条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界分在于是否存在相应的行政基础决定。在达尔威案中，裕华区市监局未作出行政决定即申请法院查封、冻结企业财产，自然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而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2条、第29条所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查封、冻结均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无权实施。然而在该案中，裕华区市监局错误申请法院查封企业财产，法院亦错误受理这一申请，并且错误作出了查封、冻结的民事裁定。这不禁令人疑惑：面对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或强制措施）申请，法院究竟是监督者还是执行工具？
毫无疑问，在行政强制的场域，法院的角色定位应当在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首先，从法院的职能来看，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条，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职能之一在于“保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因此，法院在行政强制中作为监督审查者的定位与其自身的职能有天然契合度。
其次，从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目的出发，《行政强制法》第2条所规定的对于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保障”，前提在于该行政机关的“依法”履行，最高立法机关曾在起草该法的说明中明确，制定《行政强制法》是为了“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权益，既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强制手段，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又对行政强制行为进行规范，避免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就该重意义而言，法院对于行政机关行政强制行为进行的监督，是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强制行为职责的基础。《行政强制法》第57条、第58条规定的审查方式、审查标准等内容亦可佐证，对于存在“明显违法”情形的行政强制行为，法院应当采取听取意见的方式进行审查，并可据此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
最后，从行政强制行为本身的性质出发。关于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性质，理论和实务界主要有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以及司法行政行为三种主张。笔者认为，不论是从行政强制概念本身的行政倾向性，还是从行政强制保障的目的和行政机关所确定义务的内容来看，均应当将其定性为行政行为，法院的参与并不能改变其行政行为的本质。当下正在进行的“裁执分离”的改革试点更对这一问题予以了明确，在“裁执分离”模式下，法院仅在事前审查阶段，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合法性等问题进行审查，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仍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以此凸显法院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申请进行监督审查的角色定位。
法院对行政强制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7条的规定，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申请作出执行裁定的前提之一，在于该行政决定具有“法定执行效力”。我们可以就此得出两个结论：作为临时性措施的行政强制措施，因不存在行政决定，自然不具有申请法院执行的前提；作为已有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申请，法院对其审查可以分为第55条所规定的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时所提供材料的形式审查，以及对于行政决定执行效力的实质审查。
有学者提出，对执行效力的审查，包括对于行政决定合法性和适当性的审查，其中合法性审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审查申请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主体是否适格。《行政强制法》第4条明确行政强制法定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即为强制主体法定，即实施行政强制的主体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中既包括对行政主体管辖权的审查，如该法第25条第1款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立案的行政机关管辖”，基于此对同一案件，后立案的行政机关即对该案丧失管辖权，不符合主体适格的要求；还包括对行政主体权限的审查，如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6条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而不能申请法院实施，就此行政机关申请法院代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构成超越权限的违法。达尔威公司的律师公开提出，该案于2021年5月25日，由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市监局先行立案，而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市监局是在十天后的2021年6月5日重复立案。假使律师所言属实，则裕华区市监局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构成主体不适格。
第二，对行政强制的事实审查，即对于相应行政强制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启动要件的审查。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3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请行政强制执行，应当满足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且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条件。达尔威一案中，裕华区市监局在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向法院申请实施查封、冻结措施，显然不满足相应的启动要件。
第三，是对于行政强制的法律适用审查，主要审查行政强制所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达尔威一案中，裕华区市监局所援引的《禁止传销条例》条例第14条第1款第（八）项规定：“对有证据证明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的，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此处的冻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按照《行政强制法》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显然，2005年实施《禁止传销条例》的旧规定，与2011年实施的新法、上位法的《行政强制法》冲突，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理，行政机关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申请法院实施冻结这一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法律适用错误。
第四，是对于行政强制的程序审查，包括对行政强制所适用的步骤、形式、顺序等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以及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基本程序权益是否得到保障。
法院对行政强制的适当性审查
《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一般认为该条确立了行政强制的适当性原则，为法院对行政强制申请的正当性审查提供了依据。
基于我国司法审查的现状以及对于行政裁量权的尊重，笔者认为，更适宜的做法是结合《行政强制法》的其他规定，将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明显不当的行为界定为违法，以此实现司法审查体系与《行政强制法》第58条所确立的“明显违法”审查标准的衔接。
综上所述，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申请是否适当的问题，审查重点应在于行政机关对于裁量权的行使是否违反比例原则的要求。至于申请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做法，则应当在合法性审查中予以否定，并且，即便以适当性标准对于达尔威案等少数案例进行审查，也可以发现其中存在明显不当之处。
第一，审查正当性。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条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正当性要求行政机关对于行政强制权的行使应在《行政强制法》所确立的目的之上进行。《行政强制法》第7条亦明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这要求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强制执行（或极少数向法院申请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进行审查，避免行政机关基于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趋利执法等违背法律授权目的的动机提出申请。
第二，审查必要性。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强调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的过程中，应当采取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的方法，《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第39条亦规定：“对没有明显社会危害，当事人确无能力履行，中止执行满三年未恢复执行的，行政机关不再执行”，因此，法院在对行政强制进行事前审查的过程中，应当结合是否可以采取替代性手段、是否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等因素，考量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是否适当。
第三，成本效益分析。在审查行政强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还应当对于该强制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以及维护的公共利益进行衡量。比如，行政强制的标的是否涉及第三人财产，或对公司经营资金和办公场所采取措施是否会导致公司经营困难，进而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员工正常生活产生不利影响。上述问题均需要法院在审查过程中进行具体衡量、把握，从而真正发挥法院的监督审查作用，避免行政机关不当行为对人民群众权益造成损害。
当然，鉴于强制执行行为自身的行政行为性质和我国当下“双轨制”强制执行权配置所导致的执行效率不足、司法权威受损、执行主体存在争议等问题，有学者主张应改变目前的“双轨制”执行模式。在改革方向上，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扩大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范围，推动“裁执分离”的普遍化，有的学者认为应当设立统一的强制执行机构，法院仅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进行事后监督，等等。
无论制度的改革转向何方，仍然应当强调的是，在现行体制下，法院在行政强制中所扮演的应当是行政机关的监督者，其对于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职能是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前提。唯有如此，法院才能避免沦为行政机关“橡皮图章”的尴尬境地，也能避免使违法或明显不当的申请得以通过，侵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近期备受关注的艺人张庭旗下公司涉传销一案中，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根据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称市监局）的申请，以民事裁定方式查封、冻结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下称达尔威公司）及案外公司、个人超过20亿的财产。笔者无意讨论案情本身以及张庭的律师公开质疑的趋利执法等问题，仅以本案为例，探讨行政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
查封、冻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裕华区市监局无权向法院申请实施这类行政强制措施，裕华区法院亦无权受理，更不应以民事裁定方式查封冻结达尔威公司巨额财产。
笔者注意到，曾有多位学者撰文探讨我国的双轨制行政强制执行体制，认为其加剧了法院的司法审查压力，使法院难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审查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此外，囿于行政机关对执行效率的需求，加之国家机关体系中法院相较于行政机关的弱势地位，实践中，部分法院对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审查往往流于形式，法院难免沦为执行工具，司法权威受损。达尔威案便是一个实例。
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下，法院既通过非诉执行审查的方式对强制执行申请进行事前审查，又在行政诉讼中对强制执行行为进行事后审查，同时作为执行主体负责执行行政机关的执行决定，因此强制执行的司法审查相较而言具有复杂性、典型性，对其充分剖析，更能体现法院加强监督与审查行政强制的诸多议题。加之行政机关无权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对于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本身属于行政诉讼的问题。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司法如何监督行政强制执行，对于如达尔威案中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做法，则作为典型一并讨论。
法院在行政强制中的角色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条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界分在于是否存在相应的行政基础决定。在达尔威案中，裕华区市监局未作出行政决定即申请法院查封、冻结企业财产，自然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而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2条、第29条所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查封、冻结均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无权实施。然而在该案中，裕华区市监局错误申请法院查封企业财产，法院亦错误受理这一申请，并且错误作出了查封、冻结的民事裁定。这不禁令人疑惑：面对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或强制措施）申请，法院究竟是监督者还是执行工具？
毫无疑问，在行政强制的场域，法院的角色定位应当在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首先，从法院的职能来看，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条，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职能之一在于“保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因此，法院在行政强制中作为监督审查者的定位与其自身的职能有天然契合度。
其次，从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目的出发，《行政强制法》第2条所规定的对于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保障”，前提在于该行政机关的“依法”履行，最高立法机关曾在起草该法的说明中明确，制定《行政强制法》是为了“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权益，既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强制手段，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又对行政强制行为进行规范，避免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就该重意义而言，法院对于行政机关行政强制行为进行的监督，是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强制行为职责的基础。《行政强制法》第57条、第58条规定的审查方式、审查标准等内容亦可佐证，对于存在“明显违法”情形的行政强制行为，法院应当采取听取意见的方式进行审查，并可据此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
最后，从行政强制行为本身的性质出发。关于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性质，理论和实务界主要有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以及司法行政行为三种主张。笔者认为，不论是从行政强制概念本身的行政倾向性，还是从行政强制保障的目的和行政机关所确定义务的内容来看，均应当将其定性为行政行为，法院的参与并不能改变其行政行为的本质。当下正在进行的“裁执分离”的改革试点更对这一问题予以了明确，在“裁执分离”模式下，法院仅在事前审查阶段，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合法性等问题进行审查，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仍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以此凸显法院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申请进行监督审查的角色定位。
法院对行政强制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7条的规定，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申请作出执行裁定的前提之一，在于该行政决定具有“法定执行效力”。我们可以就此得出两个结论：作为临时性措施的行政强制措施，因不存在行政决定，自然不具有申请法院执行的前提；作为已有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申请，法院对其审查可以分为第55条所规定的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时所提供材料的形式审查，以及对于行政决定执行效力的实质审查。
有学者提出，对执行效力的审查，包括对于行政决定合法性和适当性的审查，其中合法性审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审查申请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主体是否适格。《行政强制法》第4条明确行政强制法定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即为强制主体法定，即实施行政强制的主体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中既包括对行政主体管辖权的审查，如该法第25条第1款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立案的行政机关管辖”，基于此对同一案件，后立案的行政机关即对该案丧失管辖权，不符合主体适格的要求；还包括对行政主体权限的审查，如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6条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而不能申请法院实施，就此行政机关申请法院代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构成超越权限的违法。达尔威公司的律师公开提出，该案于2021年5月25日，由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市监局先行立案，而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市监局是在十天后的2021年6月5日重复立案。假使律师所言属实，则裕华区市监局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构成主体不适格。
第二，对行政强制的事实审查，即对于相应行政强制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启动要件的审查。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3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请行政强制执行，应当满足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且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条件。达尔威一案中，裕华区市监局在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向法院申请实施查封、冻结措施，显然不满足相应的启动要件。
第三，是对于行政强制的法律适用审查，主要审查行政强制所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达尔威一案中，裕华区市监局所援引的《禁止传销条例》条例第14条第1款第（八）项规定：“对有证据证明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的，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此处的冻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按照《行政强制法》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显然，2005年实施《禁止传销条例》的旧规定，与2011年实施的新法、上位法的《行政强制法》冲突，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理，行政机关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申请法院实施冻结这一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法律适用错误。
第四，是对于行政强制的程序审查，包括对行政强制所适用的步骤、形式、顺序等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以及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基本程序权益是否得到保障。
法院对行政强制的适当性审查
《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一般认为该条确立了行政强制的适当性原则，为法院对行政强制申请的正当性审查提供了依据。
基于我国司法审查的现状以及对于行政裁量权的尊重，笔者认为，更适宜的做法是结合《行政强制法》的其他规定，将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明显不当的行为界定为违法，以此实现司法审查体系与《行政强制法》第58条所确立的“明显违法”审查标准的衔接。
综上所述，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申请是否适当的问题，审查重点应在于行政机关对于裁量权的行使是否违反比例原则的要求。至于申请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做法，则应当在合法性审查中予以否定，并且，即便以适当性标准对于达尔威案等少数案例进行审查，也可以发现其中存在明显不当之处。
第一，审查正当性。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条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正当性要求行政机关对于行政强制权的行使应在《行政强制法》所确立的目的之上进行。《行政强制法》第7条亦明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这要求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强制执行（或极少数向法院申请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进行审查，避免行政机关基于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趋利执法等违背法律授权目的的动机提出申请。
第二，审查必要性。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强调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的过程中，应当采取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的方法，《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第39条亦规定：“对没有明显社会危害，当事人确无能力履行，中止执行满三年未恢复执行的，行政机关不再执行”，因此，法院在对行政强制进行事前审查的过程中，应当结合是否可以采取替代性手段、是否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等因素，考量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是否适当。
第三，成本效益分析。在审查行政强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还应当对于该强制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以及维护的公共利益进行衡量。比如，行政强制的标的是否涉及第三人财产，或对公司经营资金和办公场所采取措施是否会导致公司经营困难，进而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员工正常生活产生不利影响。上述问题均需要法院在审查过程中进行具体衡量、把握，从而真正发挥法院的监督审查作用，避免行政机关不当行为对人民群众权益造成损害。
当然，鉴于强制执行行为自身的行政行为性质和我国当下“双轨制”强制执行权配置所导致的执行效率不足、司法权威受损、执行主体存在争议等问题，有学者主张应改变目前的“双轨制”执行模式。在改革方向上，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扩大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范围，推动“裁执分离”的普遍化，有的学者认为应当设立统一的强制执行机构，法院仅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进行事后监督，等等。
无论制度的改革转向何方，仍然应当强调的是，在现行体制下，法院在行政强制中所扮演的应当是行政机关的监督者，其对于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职能是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前提。唯有如此，法院才能避免沦为行政机关“橡皮图章”的尴尬境地，也能避免使违法或明显不当的申请得以通过，侵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沙坪坝：按下出口退税“快捷键”，持续释放政策“助企力”】今年4月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表示，十部门联合制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力度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的通知》，这是深挖出口退税政策潜力的具体实践，旨在助力外贸企业缓解困难、促进外贸平稳发展。
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沙坪坝区外贸进出口总额1804.1亿元，同比增长8.5%。沙坪坝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区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沙坪坝区聚焦外贸企业发展，适应纳税人缴费人需求，减审批简流程，提速度增质效，着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提升税费服务水平，打造优良投资环境，为企业纾困解难，全力推动沙坪坝图新图变图强。
政策“找人”，资金“活水”为企“解渴”
时值盛夏，清风徐徐，万物繁茂。位于沙坪坝区的赛力斯凤凰智慧工厂，机器轰鸣，自动化流水线上，一排排智能机器人不停地转身摇臂，一片生机勃勃、大干快上景象。
“今年退税政策继续升级，企业发展动力更足了。”总部位于沙坪坝区的赛力斯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去年享受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企业产能快速恢复，出口退税也进一步提速，让企业“解了大渴”，这多亏沙坪坝区“政策找人”服务方式。
沙坪坝区认真贯彻落实《重庆市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实施方案》，同时沙坪坝区结合该局“一领三提”（党建引领、征管提质、纳服提效、风控提能）工作举措，创新工作方法，强化对企业的政策辅导，不断完善动态跟踪服务机制，定期与企业沟通对接，全面提升出口退税工作质效。
小康进出口公司是赛力斯集团专门负责产品出口业务的出口平台公司。“当前，我们处于扩围发展关键期，不仅继续出口传统产品，还有很多新增的领域需要探索。”小康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助理刘利颖表示，公司除了需要处理既有产品出口退税方面的业务，还需要了解在出口新商品的归类、报关、收汇等方面的问题，一时间焦头烂额。
沙坪坝区税务局得知情况后，主动靠前服务，给企业提出建设性意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企业最大限度享受政策红利，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数据显示，2022年1—6月，赛力斯集团在沙坪坝区办理出口退税2亿元，其中涉及新能源汽车出口退税3000余万元。
“今年1—7月，重庆小康进出口有限公司累计出口整车台数同比增长74%，销售额同比增长125.88%，出口市场新增3个。”刘利颖说，近几年，得益于出口退税等政策，快速到账的出口退税款为企业源源不断地注入了发展活力。
服务提质，助企直达快享“税能量”
“多亏沙坪坝区出口退税政策方面的支持，贴心高效及时退税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力帆科技得以平稳保留并推进了原有拳头产品摩托车的生产和出口。”体验了沙坪坝区优化后的出口退税服务，并成功解决难题的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税务业务负责人吴荧屏感激地说。
前段时间，力帆进出口公司因为集团处于破产重整阶段，相关指标不再符合一类出口企业标准，被依规降为二类企业。“我们以为降级后出口退税待遇肯定也会随之降低，没想到沙坪坝税务部门主动为企业送来了‘及时雨’”。吴荧屏说道。
实际上，沙坪坝区不仅没有降低服务标准，反而更加关心企业。为帮助力帆进出口公司尽快解决难题、稳定市场，沙坪坝区税务局组建专人团队，“点对点”指导企业的出口退税业务。“区税务局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手把手进行操作辅导，服务真的很贴心。”吴荧屏表示，有了专业团队的支持，退税系统操作更简便，出口退税效率更高了，平均办理时限不到3天。
据悉，为了实现备案流程、评估流程和备案单证业务流转更简单，沙坪坝区积极推动出口退税部门专业化、扁平化改革，以不断加码的“税能量”，助推企业发展。
沙坪坝区税务局进出口税收管理科科长龚小云介绍：“环节流转创新简化后，备案流程减少50%、评估流程减少35%、备案单证减少25%，大大缩减了正常出口业务退税的办理时间。”
管理完善，营商环境护企“乘风破浪”
“没想到这么快就收到退税款了，沙坪坝区的营商环境让我们感到很顺心。”近日，在税务人员的耐心指导下，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成功申报出口免抵退税，税额23万元。
原来，2021年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与境外公司签订价值60万美元的合同，为其提供研发及验证服务。这是该公司首次为境外公司提供零税率服务，对公司而言是拓展境外业务极其重要的一步。沙坪坝区税务人员了解情况后，根据企业特点和此次业务特性，专门整理出13页、近3000字的辅导手册，交到了企业手上。
“有了沙坪坝区税务人员的帮助，从提交申报资料、税务局实地核查、退税款到账，就2、3天的时间。”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侯金华表示，“沙坪坝区良好的营商环境，帮助企业打通了跨境零税率应税服务出口业务全流程，企业科技创新的资金来源又多了一个渠道，这让我们走出去的步伐更加坚定。”
针对紧扣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区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沙坪坝区税务局率先搭建出口退税服务归口管理和集中审核组织架构，提速扁平化、专业化专审通道，充分调动组织机制创新能动力，为出口退税服务工作赋能，护航企业发展“乘风破浪”。
沙坪坝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风险评估和归类管理的整体上移后，出口函调核查更聚焦，管理辖区全部出口企业更聚力，日常出口退税业务将更聚能，业务扁平化日趋完善。”
为了让工作职责更加明晰高效，沙坪坝区税务局还建立了退税办理、政策咨询、风险分析三个小组，各部门工作责任更加明确，有效提升出口退税专业化管理质效。区税务局在协调机制、不断简化业务流程的同时，为出口企业提供了优质高效的出口退税服务，出口退税的办理质效得到明显提升。
“今年上半年，区税务局累计受理出口退（免）税申报480户次，正常业务的退税进度较2021年再提速20%。”沙坪坝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沙坪坝区税务局一类、二类企业的平均办理时限已压减至2个工作日内，名列全市前茅。
据悉，2022年上半年，沙坪坝区出口形势整体向好，累计办理出口退税4.2亿元，同比增长55.56%。（记者 陈秋霖 图1 孙凯芳 摄）
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沙坪坝区外贸进出口总额1804.1亿元，同比增长8.5%。沙坪坝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区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沙坪坝区聚焦外贸企业发展，适应纳税人缴费人需求，减审批简流程，提速度增质效，着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提升税费服务水平，打造优良投资环境，为企业纾困解难，全力推动沙坪坝图新图变图强。
政策“找人”，资金“活水”为企“解渴”
时值盛夏，清风徐徐，万物繁茂。位于沙坪坝区的赛力斯凤凰智慧工厂，机器轰鸣，自动化流水线上，一排排智能机器人不停地转身摇臂，一片生机勃勃、大干快上景象。
“今年退税政策继续升级，企业发展动力更足了。”总部位于沙坪坝区的赛力斯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去年享受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企业产能快速恢复，出口退税也进一步提速，让企业“解了大渴”，这多亏沙坪坝区“政策找人”服务方式。
沙坪坝区认真贯彻落实《重庆市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实施方案》，同时沙坪坝区结合该局“一领三提”（党建引领、征管提质、纳服提效、风控提能）工作举措，创新工作方法，强化对企业的政策辅导，不断完善动态跟踪服务机制，定期与企业沟通对接，全面提升出口退税工作质效。
小康进出口公司是赛力斯集团专门负责产品出口业务的出口平台公司。“当前，我们处于扩围发展关键期，不仅继续出口传统产品，还有很多新增的领域需要探索。”小康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助理刘利颖表示，公司除了需要处理既有产品出口退税方面的业务，还需要了解在出口新商品的归类、报关、收汇等方面的问题，一时间焦头烂额。
沙坪坝区税务局得知情况后，主动靠前服务，给企业提出建设性意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企业最大限度享受政策红利，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数据显示，2022年1—6月，赛力斯集团在沙坪坝区办理出口退税2亿元，其中涉及新能源汽车出口退税3000余万元。
“今年1—7月，重庆小康进出口有限公司累计出口整车台数同比增长74%，销售额同比增长125.88%，出口市场新增3个。”刘利颖说，近几年，得益于出口退税等政策，快速到账的出口退税款为企业源源不断地注入了发展活力。
服务提质，助企直达快享“税能量”
“多亏沙坪坝区出口退税政策方面的支持，贴心高效及时退税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力帆科技得以平稳保留并推进了原有拳头产品摩托车的生产和出口。”体验了沙坪坝区优化后的出口退税服务，并成功解决难题的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税务业务负责人吴荧屏感激地说。
前段时间，力帆进出口公司因为集团处于破产重整阶段，相关指标不再符合一类出口企业标准，被依规降为二类企业。“我们以为降级后出口退税待遇肯定也会随之降低，没想到沙坪坝税务部门主动为企业送来了‘及时雨’”。吴荧屏说道。
实际上，沙坪坝区不仅没有降低服务标准，反而更加关心企业。为帮助力帆进出口公司尽快解决难题、稳定市场，沙坪坝区税务局组建专人团队，“点对点”指导企业的出口退税业务。“区税务局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手把手进行操作辅导，服务真的很贴心。”吴荧屏表示，有了专业团队的支持，退税系统操作更简便，出口退税效率更高了，平均办理时限不到3天。
据悉，为了实现备案流程、评估流程和备案单证业务流转更简单，沙坪坝区积极推动出口退税部门专业化、扁平化改革，以不断加码的“税能量”，助推企业发展。
沙坪坝区税务局进出口税收管理科科长龚小云介绍：“环节流转创新简化后，备案流程减少50%、评估流程减少35%、备案单证减少25%，大大缩减了正常出口业务退税的办理时间。”
管理完善，营商环境护企“乘风破浪”
“没想到这么快就收到退税款了，沙坪坝区的营商环境让我们感到很顺心。”近日，在税务人员的耐心指导下，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成功申报出口免抵退税，税额23万元。
原来，2021年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与境外公司签订价值60万美元的合同，为其提供研发及验证服务。这是该公司首次为境外公司提供零税率服务，对公司而言是拓展境外业务极其重要的一步。沙坪坝区税务人员了解情况后，根据企业特点和此次业务特性，专门整理出13页、近3000字的辅导手册，交到了企业手上。
“有了沙坪坝区税务人员的帮助，从提交申报资料、税务局实地核查、退税款到账，就2、3天的时间。”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侯金华表示，“沙坪坝区良好的营商环境，帮助企业打通了跨境零税率应税服务出口业务全流程，企业科技创新的资金来源又多了一个渠道，这让我们走出去的步伐更加坚定。”
针对紧扣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区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沙坪坝区税务局率先搭建出口退税服务归口管理和集中审核组织架构，提速扁平化、专业化专审通道，充分调动组织机制创新能动力，为出口退税服务工作赋能，护航企业发展“乘风破浪”。
沙坪坝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风险评估和归类管理的整体上移后，出口函调核查更聚焦，管理辖区全部出口企业更聚力，日常出口退税业务将更聚能，业务扁平化日趋完善。”
为了让工作职责更加明晰高效，沙坪坝区税务局还建立了退税办理、政策咨询、风险分析三个小组，各部门工作责任更加明确，有效提升出口退税专业化管理质效。区税务局在协调机制、不断简化业务流程的同时，为出口企业提供了优质高效的出口退税服务，出口退税的办理质效得到明显提升。
“今年上半年，区税务局累计受理出口退（免）税申报480户次，正常业务的退税进度较2021年再提速20%。”沙坪坝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沙坪坝区税务局一类、二类企业的平均办理时限已压减至2个工作日内，名列全市前茅。
据悉，2022年上半年，沙坪坝区出口形势整体向好，累计办理出口退税4.2亿元，同比增长55.56%。（记者 陈秋霖 图1 孙凯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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