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义杰：#张庭# 案查封冻结引争议，法院该做什么？】
近期备受关注的艺人张庭旗下公司涉传销一案中，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根据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称市监局）的申请，以民事裁定方式查封、冻结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下称达尔威公司）及案外公司、个人超过20亿的财产。笔者无意讨论案情本身以及张庭的律师公开质疑的趋利执法等问题，仅以本案为例，探讨行政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
查封、冻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裕华区市监局无权向法院申请实施这类行政强制措施，裕华区法院亦无权受理，更不应以民事裁定方式查封冻结达尔威公司巨额财产。
笔者注意到，曾有多位学者撰文探讨我国的双轨制行政强制执行体制，认为其加剧了法院的司法审查压力，使法院难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审查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此外，囿于行政机关对执行效率的需求，加之国家机关体系中法院相较于行政机关的弱势地位，实践中，部分法院对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审查往往流于形式，法院难免沦为执行工具，司法权威受损。达尔威案便是一个实例。
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下，法院既通过非诉执行审查的方式对强制执行申请进行事前审查，又在行政诉讼中对强制执行行为进行事后审查，同时作为执行主体负责执行行政机关的执行决定，因此强制执行的司法审查相较而言具有复杂性、典型性，对其充分剖析，更能体现法院加强监督与审查行政强制的诸多议题。加之行政机关无权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对于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本身属于行政诉讼的问题。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司法如何监督行政强制执行，对于如达尔威案中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做法，则作为典型一并讨论。
法院在行政强制中的角色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条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界分在于是否存在相应的行政基础决定。在达尔威案中，裕华区市监局未作出行政决定即申请法院查封、冻结企业财产，自然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而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2条、第29条所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查封、冻结均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无权实施。然而在该案中，裕华区市监局错误申请法院查封企业财产，法院亦错误受理这一申请，并且错误作出了查封、冻结的民事裁定。这不禁令人疑惑：面对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或强制措施）申请，法院究竟是监督者还是执行工具？
毫无疑问，在行政强制的场域，法院的角色定位应当在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首先，从法院的职能来看，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条，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职能之一在于“保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因此，法院在行政强制中作为监督审查者的定位与其自身的职能有天然契合度。
其次，从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目的出发，《行政强制法》第2条所规定的对于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保障”，前提在于该行政机关的“依法”履行，最高立法机关曾在起草该法的说明中明确，制定《行政强制法》是为了“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权益，既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强制手段，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又对行政强制行为进行规范，避免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就该重意义而言，法院对于行政机关行政强制行为进行的监督，是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强制行为职责的基础。《行政强制法》第57条、第58条规定的审查方式、审查标准等内容亦可佐证，对于存在“明显违法”情形的行政强制行为，法院应当采取听取意见的方式进行审查，并可据此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
最后，从行政强制行为本身的性质出发。关于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性质，理论和实务界主要有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以及司法行政行为三种主张。笔者认为，不论是从行政强制概念本身的行政倾向性，还是从行政强制保障的目的和行政机关所确定义务的内容来看，均应当将其定性为行政行为，法院的参与并不能改变其行政行为的本质。当下正在进行的“裁执分离”的改革试点更对这一问题予以了明确，在“裁执分离”模式下，法院仅在事前审查阶段，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合法性等问题进行审查，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仍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以此凸显法院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申请进行监督审查的角色定位。
法院对行政强制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7条的规定，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申请作出执行裁定的前提之一，在于该行政决定具有“法定执行效力”。我们可以就此得出两个结论：作为临时性措施的行政强制措施，因不存在行政决定，自然不具有申请法院执行的前提；作为已有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申请，法院对其审查可以分为第55条所规定的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时所提供材料的形式审查，以及对于行政决定执行效力的实质审查。
有学者提出，对执行效力的审查，包括对于行政决定合法性和适当性的审查，其中合法性审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审查申请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主体是否适格。《行政强制法》第4条明确行政强制法定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即为强制主体法定，即实施行政强制的主体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中既包括对行政主体管辖权的审查，如该法第25条第1款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立案的行政机关管辖”，基于此对同一案件，后立案的行政机关即对该案丧失管辖权，不符合主体适格的要求；还包括对行政主体权限的审查，如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6条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而不能申请法院实施，就此行政机关申请法院代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构成超越权限的违法。达尔威公司的律师公开提出，该案于2021年5月25日，由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市监局先行立案，而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市监局是在十天后的2021年6月5日重复立案。假使律师所言属实，则裕华区市监局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构成主体不适格。
第二，对行政强制的事实审查，即对于相应行政强制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启动要件的审查。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3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请行政强制执行，应当满足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且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条件。达尔威一案中，裕华区市监局在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向法院申请实施查封、冻结措施，显然不满足相应的启动要件。
第三，是对于行政强制的法律适用审查，主要审查行政强制所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达尔威一案中，裕华区市监局所援引的《禁止传销条例》条例第14条第1款第（八）项规定：“对有证据证明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的，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此处的冻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按照《行政强制法》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显然，2005年实施《禁止传销条例》的旧规定，与2011年实施的新法、上位法的《行政强制法》冲突，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理，行政机关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申请法院实施冻结这一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法律适用错误。
第四，是对于行政强制的程序审查，包括对行政强制所适用的步骤、形式、顺序等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以及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基本程序权益是否得到保障。
法院对行政强制的适当性审查
《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一般认为该条确立了行政强制的适当性原则，为法院对行政强制申请的正当性审查提供了依据。
基于我国司法审查的现状以及对于行政裁量权的尊重，笔者认为，更适宜的做法是结合《行政强制法》的其他规定，将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明显不当的行为界定为违法，以此实现司法审查体系与《行政强制法》第58条所确立的“明显违法”审查标准的衔接。
综上所述，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申请是否适当的问题，审查重点应在于行政机关对于裁量权的行使是否违反比例原则的要求。至于申请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做法，则应当在合法性审查中予以否定，并且，即便以适当性标准对于达尔威案等少数案例进行审查，也可以发现其中存在明显不当之处。
第一，审查正当性。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条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正当性要求行政机关对于行政强制权的行使应在《行政强制法》所确立的目的之上进行。《行政强制法》第7条亦明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这要求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强制执行（或极少数向法院申请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进行审查，避免行政机关基于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趋利执法等违背法律授权目的的动机提出申请。
第二，审查必要性。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强调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的过程中，应当采取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的方法，《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第39条亦规定：“对没有明显社会危害，当事人确无能力履行，中止执行满三年未恢复执行的，行政机关不再执行”，因此，法院在对行政强制进行事前审查的过程中，应当结合是否可以采取替代性手段、是否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等因素，考量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是否适当。
第三，成本效益分析。在审查行政强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还应当对于该强制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以及维护的公共利益进行衡量。比如，行政强制的标的是否涉及第三人财产，或对公司经营资金和办公场所采取措施是否会导致公司经营困难，进而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员工正常生活产生不利影响。上述问题均需要法院在审查过程中进行具体衡量、把握，从而真正发挥法院的监督审查作用，避免行政机关不当行为对人民群众权益造成损害。
当然，鉴于强制执行行为自身的行政行为性质和我国当下“双轨制”强制执行权配置所导致的执行效率不足、司法权威受损、执行主体存在争议等问题，有学者主张应改变目前的“双轨制”执行模式。在改革方向上，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扩大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范围，推动“裁执分离”的普遍化，有的学者认为应当设立统一的强制执行机构，法院仅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进行事后监督，等等。
无论制度的改革转向何方，仍然应当强调的是，在现行体制下，法院在行政强制中所扮演的应当是行政机关的监督者，其对于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职能是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前提。唯有如此，法院才能避免沦为行政机关“橡皮图章”的尴尬境地，也能避免使违法或明显不当的申请得以通过，侵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近期备受关注的艺人张庭旗下公司涉传销一案中，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根据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称市监局）的申请，以民事裁定方式查封、冻结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下称达尔威公司）及案外公司、个人超过20亿的财产。笔者无意讨论案情本身以及张庭的律师公开质疑的趋利执法等问题，仅以本案为例，探讨行政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
查封、冻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裕华区市监局无权向法院申请实施这类行政强制措施，裕华区法院亦无权受理，更不应以民事裁定方式查封冻结达尔威公司巨额财产。
笔者注意到，曾有多位学者撰文探讨我国的双轨制行政强制执行体制，认为其加剧了法院的司法审查压力，使法院难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审查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此外，囿于行政机关对执行效率的需求，加之国家机关体系中法院相较于行政机关的弱势地位，实践中，部分法院对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审查往往流于形式，法院难免沦为执行工具，司法权威受损。达尔威案便是一个实例。
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下，法院既通过非诉执行审查的方式对强制执行申请进行事前审查，又在行政诉讼中对强制执行行为进行事后审查，同时作为执行主体负责执行行政机关的执行决定，因此强制执行的司法审查相较而言具有复杂性、典型性，对其充分剖析，更能体现法院加强监督与审查行政强制的诸多议题。加之行政机关无权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对于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本身属于行政诉讼的问题。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司法如何监督行政强制执行，对于如达尔威案中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做法，则作为典型一并讨论。
法院在行政强制中的角色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条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界分在于是否存在相应的行政基础决定。在达尔威案中，裕华区市监局未作出行政决定即申请法院查封、冻结企业财产，自然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而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2条、第29条所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查封、冻结均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无权实施。然而在该案中，裕华区市监局错误申请法院查封企业财产，法院亦错误受理这一申请，并且错误作出了查封、冻结的民事裁定。这不禁令人疑惑：面对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或强制措施）申请，法院究竟是监督者还是执行工具？
毫无疑问，在行政强制的场域，法院的角色定位应当在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首先，从法院的职能来看，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条，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职能之一在于“保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因此，法院在行政强制中作为监督审查者的定位与其自身的职能有天然契合度。
其次，从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目的出发，《行政强制法》第2条所规定的对于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保障”，前提在于该行政机关的“依法”履行，最高立法机关曾在起草该法的说明中明确，制定《行政强制法》是为了“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权益，既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强制手段，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又对行政强制行为进行规范，避免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就该重意义而言，法院对于行政机关行政强制行为进行的监督，是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强制行为职责的基础。《行政强制法》第57条、第58条规定的审查方式、审查标准等内容亦可佐证，对于存在“明显违法”情形的行政强制行为，法院应当采取听取意见的方式进行审查，并可据此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
最后，从行政强制行为本身的性质出发。关于向法院申请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性质，理论和实务界主要有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以及司法行政行为三种主张。笔者认为，不论是从行政强制概念本身的行政倾向性，还是从行政强制保障的目的和行政机关所确定义务的内容来看，均应当将其定性为行政行为，法院的参与并不能改变其行政行为的本质。当下正在进行的“裁执分离”的改革试点更对这一问题予以了明确，在“裁执分离”模式下，法院仅在事前审查阶段，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合法性等问题进行审查，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仍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以此凸显法院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申请进行监督审查的角色定位。
法院对行政强制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7条的规定，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申请作出执行裁定的前提之一，在于该行政决定具有“法定执行效力”。我们可以就此得出两个结论：作为临时性措施的行政强制措施，因不存在行政决定，自然不具有申请法院执行的前提；作为已有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申请，法院对其审查可以分为第55条所规定的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时所提供材料的形式审查，以及对于行政决定执行效力的实质审查。
有学者提出，对执行效力的审查，包括对于行政决定合法性和适当性的审查，其中合法性审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审查申请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主体是否适格。《行政强制法》第4条明确行政强制法定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即为强制主体法定，即实施行政强制的主体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中既包括对行政主体管辖权的审查，如该法第25条第1款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立案的行政机关管辖”，基于此对同一案件，后立案的行政机关即对该案丧失管辖权，不符合主体适格的要求；还包括对行政主体权限的审查，如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6条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而不能申请法院实施，就此行政机关申请法院代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构成超越权限的违法。达尔威公司的律师公开提出，该案于2021年5月25日，由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市监局先行立案，而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市监局是在十天后的2021年6月5日重复立案。假使律师所言属实，则裕华区市监局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构成主体不适格。
第二，对行政强制的事实审查，即对于相应行政强制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启动要件的审查。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3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请行政强制执行，应当满足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且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条件。达尔威一案中，裕华区市监局在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向法院申请实施查封、冻结措施，显然不满足相应的启动要件。
第三，是对于行政强制的法律适用审查，主要审查行政强制所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达尔威一案中，裕华区市监局所援引的《禁止传销条例》条例第14条第1款第（八）项规定：“对有证据证明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的，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此处的冻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按照《行政强制法》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显然，2005年实施《禁止传销条例》的旧规定，与2011年实施的新法、上位法的《行政强制法》冲突，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理，行政机关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申请法院实施冻结这一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法律适用错误。
第四，是对于行政强制的程序审查，包括对行政强制所适用的步骤、形式、顺序等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以及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基本程序权益是否得到保障。
法院对行政强制的适当性审查
《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一般认为该条确立了行政强制的适当性原则，为法院对行政强制申请的正当性审查提供了依据。
基于我国司法审查的现状以及对于行政裁量权的尊重，笔者认为，更适宜的做法是结合《行政强制法》的其他规定，将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明显不当的行为界定为违法，以此实现司法审查体系与《行政强制法》第58条所确立的“明显违法”审查标准的衔接。
综上所述，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申请是否适当的问题，审查重点应在于行政机关对于裁量权的行使是否违反比例原则的要求。至于申请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做法，则应当在合法性审查中予以否定，并且，即便以适当性标准对于达尔威案等少数案例进行审查，也可以发现其中存在明显不当之处。
第一，审查正当性。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条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正当性要求行政机关对于行政强制权的行使应在《行政强制法》所确立的目的之上进行。《行政强制法》第7条亦明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这要求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强制执行（或极少数向法院申请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进行审查，避免行政机关基于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趋利执法等违背法律授权目的的动机提出申请。
第二，审查必要性。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强调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的过程中，应当采取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的方法，《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第39条亦规定：“对没有明显社会危害，当事人确无能力履行，中止执行满三年未恢复执行的，行政机关不再执行”，因此，法院在对行政强制进行事前审查的过程中，应当结合是否可以采取替代性手段、是否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等因素，考量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是否适当。
第三，成本效益分析。在审查行政强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还应当对于该强制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以及维护的公共利益进行衡量。比如，行政强制的标的是否涉及第三人财产，或对公司经营资金和办公场所采取措施是否会导致公司经营困难，进而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员工正常生活产生不利影响。上述问题均需要法院在审查过程中进行具体衡量、把握，从而真正发挥法院的监督审查作用，避免行政机关不当行为对人民群众权益造成损害。
当然，鉴于强制执行行为自身的行政行为性质和我国当下“双轨制”强制执行权配置所导致的执行效率不足、司法权威受损、执行主体存在争议等问题，有学者主张应改变目前的“双轨制”执行模式。在改革方向上，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扩大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范围，推动“裁执分离”的普遍化，有的学者认为应当设立统一的强制执行机构，法院仅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进行事后监督，等等。
无论制度的改革转向何方，仍然应当强调的是，在现行体制下，法院在行政强制中所扮演的应当是行政机关的监督者，其对于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职能是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前提。唯有如此，法院才能避免沦为行政机关“橡皮图章”的尴尬境地，也能避免使违法或明显不当的申请得以通过，侵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疫情防控党员先锋模范
第十四师昆玉市二二四团三连专职人民调解员——雍超群
雍超群，男，汉族，44岁，中共党员，第十四师昆玉市二二四团三连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人民调解员。自本次疫情来临以来，雍超群深知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越是在疫情形势严峻的关键时刻，越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越要守住连队基层阵地，他积极主动要求参加疫情防控工作，配合连队“两委”，扎实做好连队卡口值班、维持核酸检查秩序、疫情防控法治宣传、人民调解等工作，筑起了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以实际行动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担当。
一、扎实开展值班，当好抗击疫情的“守门员”
连队卡点是“外防输入”的第一道关口，雍超群深知连队卡点值班的重要性，主动要求参与连队卡点值班值守工作。值班期间，雍超群时刻要求自己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跟弦，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做好登记、测温、查码、消杀等各项防控工作，做到严防死守，不漏一人、不漏一车，坚决筑牢安全防线。
二、为民服务，当好职工群众的“贴心人”
“请大家戴好口罩，排好队，保持一米距离，提前出示核酸采样码”，雍超群正在穿梭在核酸检测现场助力开展核酸检测工作。在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的时候，雍超群早已起床洗漱，穿上红马甲，七点半便到了核酸检测点，帮忙拉警戒线、摆凳子，提前做好核酸检测前的准备工作。核酸检测开始后，他又帮忙维持核酸检测秩序，帮助医护人员开展核酸扫码等工作。“希望为疫情防控贡献一份力量，辛苦点没什么，只要能帮上忙就可以了”，雍超群说。
雍超群带头参加党员志愿服务队，为居家隔离群众配送米面油、充水充电充气。并踊跃捐款、献爱心，为困难职工送上300元爱心大礼包。
三、依法服人，当好政策法规的“宣传员”
疫情期间，雍超群主动靠前，发挥职能作用，坚持走街串巷发放法治宣传资料，讲解抗疫政策，及时为职工群众答疑解惑。通过微信法律服务群转发推送防疫典型案例，常态化在核酸检测点循环播放疫情防控措施和相关法律知识，劝导职工群众在防疫期间，不聚会、不串门、不外出、不参加聚餐等活动，严格落实个人防控措施。
共发放法治宣传单400余份、微信法律服务群转发80余次，协助团电视台录制疫情防控视频2条，让职工群众对疫情防控知识等方面的内容更加了解，做到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自觉做好相关防控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积极贡献法治力量。
四、主动服务，当好民间纠纷的“调解员”
雍超群积极利用连队网格化管理平台及时搜集连情民意，筛选矛盾纠纷的苗头性问题，重点围绕涉及劳动争议纠纷、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等开展排查。对排查出的纠纷，主动介入，跟进化解，查找到矛盾纠纷的根源，对症下药，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隐患，为连队营造了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
此次疫情以来，雍超群直接参与调解的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邻里等各类矛盾纠纷案件5件，调解成功高达100%，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调解为人民、人民调解促和谐”的宗旨使命，确保特殊时期调解服务工作不间断、作用发挥不减弱、群众满意度不降低。
“要打赢疫情防控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需要全体职工群众共同努力，作为党员更要冲锋在前，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做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一线的好榜样”雍超群说。
来源 ：第十四师昆玉市司法局
第十四师昆玉市二二四团三连专职人民调解员——雍超群
雍超群，男，汉族，44岁，中共党员，第十四师昆玉市二二四团三连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人民调解员。自本次疫情来临以来，雍超群深知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越是在疫情形势严峻的关键时刻，越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越要守住连队基层阵地，他积极主动要求参加疫情防控工作，配合连队“两委”，扎实做好连队卡口值班、维持核酸检查秩序、疫情防控法治宣传、人民调解等工作，筑起了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以实际行动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担当。
一、扎实开展值班，当好抗击疫情的“守门员”
连队卡点是“外防输入”的第一道关口，雍超群深知连队卡点值班的重要性，主动要求参与连队卡点值班值守工作。值班期间，雍超群时刻要求自己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跟弦，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做好登记、测温、查码、消杀等各项防控工作，做到严防死守，不漏一人、不漏一车，坚决筑牢安全防线。
二、为民服务，当好职工群众的“贴心人”
“请大家戴好口罩，排好队，保持一米距离，提前出示核酸采样码”，雍超群正在穿梭在核酸检测现场助力开展核酸检测工作。在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的时候，雍超群早已起床洗漱，穿上红马甲，七点半便到了核酸检测点，帮忙拉警戒线、摆凳子，提前做好核酸检测前的准备工作。核酸检测开始后，他又帮忙维持核酸检测秩序，帮助医护人员开展核酸扫码等工作。“希望为疫情防控贡献一份力量，辛苦点没什么，只要能帮上忙就可以了”，雍超群说。
雍超群带头参加党员志愿服务队，为居家隔离群众配送米面油、充水充电充气。并踊跃捐款、献爱心，为困难职工送上300元爱心大礼包。
三、依法服人，当好政策法规的“宣传员”
疫情期间，雍超群主动靠前，发挥职能作用，坚持走街串巷发放法治宣传资料，讲解抗疫政策，及时为职工群众答疑解惑。通过微信法律服务群转发推送防疫典型案例，常态化在核酸检测点循环播放疫情防控措施和相关法律知识，劝导职工群众在防疫期间，不聚会、不串门、不外出、不参加聚餐等活动，严格落实个人防控措施。
共发放法治宣传单400余份、微信法律服务群转发80余次，协助团电视台录制疫情防控视频2条，让职工群众对疫情防控知识等方面的内容更加了解，做到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自觉做好相关防控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积极贡献法治力量。
四、主动服务，当好民间纠纷的“调解员”
雍超群积极利用连队网格化管理平台及时搜集连情民意，筛选矛盾纠纷的苗头性问题，重点围绕涉及劳动争议纠纷、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等开展排查。对排查出的纠纷，主动介入，跟进化解，查找到矛盾纠纷的根源，对症下药，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隐患，为连队营造了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
此次疫情以来，雍超群直接参与调解的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邻里等各类矛盾纠纷案件5件，调解成功高达100%，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调解为人民、人民调解促和谐”的宗旨使命，确保特殊时期调解服务工作不间断、作用发挥不减弱、群众满意度不降低。
“要打赢疫情防控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需要全体职工群众共同努力，作为党员更要冲锋在前，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做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一线的好榜样”雍超群说。
来源 ：第十四师昆玉市司法局
#深圳很行#【深晚快评 | 实干，成为先行示范最强音】扬帆奋进绘蓝图，重任千钧再出发。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揭开了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历史大幕。
时代再次选择了深圳，深圳必将有新的更大作为。三年来，深圳全市上下牢记中央嘱托、勇担使命责任,聚焦先行示范区建设五大战略定位、三个阶段发展目标、五个率先重点任务，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推出了一批具有含金量、示范引领性的重要改革事项，通过一个个实质性成果带动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向全面铺开、向纵深推进。
截至目前，《意见》部署的56项重点任务中，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等14项已经完成，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42项取得重大进展。总体来看，经过三年真抓实干，先行示范区建设进入全面铺开、纵深推进阶段，一系列重大战略、重大改革、重大平台、重大政策和重大项目进展顺利。
蓝图宏伟，热潮奔涌，一路耕耘一路歌，鹏城大地汇聚起一起奋斗、一起收获的磅礴力量。
聚焦高质量发展高地，坚持新发展理念为指引，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综合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2022年上半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达1.5万亿元,同比增长3%，尽显经济韧性。健全完善“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加快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截至2022年上半年，在深全职院士达74人，高被引科学家31人，各类高层次人才超2万人，创新动能更加强劲。
聚焦法治城市示范，加强法治改革相衔接，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加快建设。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出台个人破产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全国首创性法规。入选全国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出台实施营商环境改革政策，全国营商环境评价排名位居全国前列。数字城市建设稳步推进，智慧城市发展水平、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政府网站绩效考核连续三年位居全国第一，在全国率先开展数据生产要素统计核算试点。
聚焦城市文明典范，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现代城市文明焕发生机活力。连续六届入选全国文明城市，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入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打造全国首个以志愿服务优化社会治理的“志愿者之城”，注册志愿者人数超过200万。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不断拓展，重大文化项目提质升级，一批新时代的文化地标与国际一流水平的文体设施浮出水面。目前正在以先行示范区的担当作为，全力争创首届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聚焦民生幸福标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社会民生事业取得突出成效。从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群众最关心、最紧迫的民生问题着手，集中力量补齐民生事业发展短板，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超常规推进学位建设，三年完成新改扩建公办中小学（含公办普高）数量190所，新增基础教育学位约22万个。三年新增床位数1.6万张，总数达到6.4万张。三年建设筹集公共住房30余万套、供应12余万套；将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从原来的户籍人群适度扩大到非深户人群，全力推动“民生七有”向“民生七优”迈进。
聚焦可持续发展先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品质获得显著提升。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实国家、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部署，构建“双碳”工作政策体系，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深入践行。河流水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在全国率先实现全市域消除黑臭水体，空气质量进一步优化，污染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持续推进公园城市建设，截至2022年上半年公园总数达到1238个，从“千园之城”到“公园城市”，将更好描绘“山海连城”美丽画卷。
三生万物，见圳成长！生活的脉络总是与城市的改革轨迹交织辉映，最动人心弦的“成长”，就在市民身边。三年来，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所呈现、凝结与展示的，是成果和经验，更是给市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体验与影响。
“现在深圳的‘土特产’是企业家”“你可以永远相信深圳温度”“蒸气一冒，新的一天就是新的一个希望”“满天晚霞刷新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一句句发自市民内心深处的感慨与共鸣，承载着沉甸甸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凝聚着“先行示范”的实干与奋斗，折射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的实惠，感受得到的幸福，使全市上下无比坚定“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的信念。
三年来，深圳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奋力跑出新时代的“加速度”，朝着建设先行示范区第一个阶段目标快步前行，实干强音带来“先行示范”铿锵回响。
奋斗者不舍昼夜，实干者步伐激越。
在新起点上，憧憬深圳发展的美好未来，所有奋斗者、实干者信心百倍、壮志满怀。让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经济特区经济上“特”的品质和“更好”“更高”的要求，深刻把握先行示范区“先行”和“示范”的要求，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持续向既定的奋斗目标稳步大步迈进，以有力有效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今天 为深圳点个赞##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三周年##深圳# @深圳晚报
时代再次选择了深圳，深圳必将有新的更大作为。三年来，深圳全市上下牢记中央嘱托、勇担使命责任,聚焦先行示范区建设五大战略定位、三个阶段发展目标、五个率先重点任务，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推出了一批具有含金量、示范引领性的重要改革事项，通过一个个实质性成果带动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向全面铺开、向纵深推进。
截至目前，《意见》部署的56项重点任务中，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等14项已经完成，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42项取得重大进展。总体来看，经过三年真抓实干，先行示范区建设进入全面铺开、纵深推进阶段，一系列重大战略、重大改革、重大平台、重大政策和重大项目进展顺利。
蓝图宏伟，热潮奔涌，一路耕耘一路歌，鹏城大地汇聚起一起奋斗、一起收获的磅礴力量。
聚焦高质量发展高地，坚持新发展理念为指引，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综合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2022年上半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达1.5万亿元,同比增长3%，尽显经济韧性。健全完善“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加快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截至2022年上半年，在深全职院士达74人，高被引科学家31人，各类高层次人才超2万人，创新动能更加强劲。
聚焦法治城市示范，加强法治改革相衔接，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加快建设。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出台个人破产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全国首创性法规。入选全国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出台实施营商环境改革政策，全国营商环境评价排名位居全国前列。数字城市建设稳步推进，智慧城市发展水平、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政府网站绩效考核连续三年位居全国第一，在全国率先开展数据生产要素统计核算试点。
聚焦城市文明典范，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现代城市文明焕发生机活力。连续六届入选全国文明城市，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入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打造全国首个以志愿服务优化社会治理的“志愿者之城”，注册志愿者人数超过200万。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不断拓展，重大文化项目提质升级，一批新时代的文化地标与国际一流水平的文体设施浮出水面。目前正在以先行示范区的担当作为，全力争创首届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聚焦民生幸福标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社会民生事业取得突出成效。从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群众最关心、最紧迫的民生问题着手，集中力量补齐民生事业发展短板，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超常规推进学位建设，三年完成新改扩建公办中小学（含公办普高）数量190所，新增基础教育学位约22万个。三年新增床位数1.6万张，总数达到6.4万张。三年建设筹集公共住房30余万套、供应12余万套；将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从原来的户籍人群适度扩大到非深户人群，全力推动“民生七有”向“民生七优”迈进。
聚焦可持续发展先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品质获得显著提升。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实国家、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部署，构建“双碳”工作政策体系，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深入践行。河流水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在全国率先实现全市域消除黑臭水体，空气质量进一步优化，污染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持续推进公园城市建设，截至2022年上半年公园总数达到1238个，从“千园之城”到“公园城市”，将更好描绘“山海连城”美丽画卷。
三生万物，见圳成长！生活的脉络总是与城市的改革轨迹交织辉映，最动人心弦的“成长”，就在市民身边。三年来，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所呈现、凝结与展示的，是成果和经验，更是给市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体验与影响。
“现在深圳的‘土特产’是企业家”“你可以永远相信深圳温度”“蒸气一冒，新的一天就是新的一个希望”“满天晚霞刷新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一句句发自市民内心深处的感慨与共鸣，承载着沉甸甸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凝聚着“先行示范”的实干与奋斗，折射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的实惠，感受得到的幸福，使全市上下无比坚定“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的信念。
三年来，深圳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奋力跑出新时代的“加速度”，朝着建设先行示范区第一个阶段目标快步前行，实干强音带来“先行示范”铿锵回响。
奋斗者不舍昼夜，实干者步伐激越。
在新起点上，憧憬深圳发展的美好未来，所有奋斗者、实干者信心百倍、壮志满怀。让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经济特区经济上“特”的品质和“更好”“更高”的要求，深刻把握先行示范区“先行”和“示范”的要求，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持续向既定的奋斗目标稳步大步迈进，以有力有效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今天 为深圳点个赞##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三周年##深圳# @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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