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几件很迷惑的事吧：
今日体操比赛，我本着看帅哥的良好心情，轻松随意地一边吃晚饭一边看比赛。
第一件事是：我注意到镜头总是切到桥本(当然我当时不记得他叫什么，但国籍和脸很记得）。一直有工作人员在给他放松肌肉，这段特写重重复复放了好多次。后来很多他在做无关紧要的事情时，镜头也在特写他。我当时就说，这日本小哥是有什么金手指吗，转播爱他爱得像打了钱.....
当然属于玩笑话。
因为这个缘故，我特别地注意了他的比赛。他跳马失误出界的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想法是，噢，这小伙完了，这么大失误转播再爱他也没用。
然后我抱着那种看戏的心情看完了全程比赛，关掉电视，没有再看最终成绩和颁奖。
十一点多听到的消息让我震惊。中国队的表现我确实没太细看，因为我总抱着世界帅哥一视同仁的态度。但金牌居然是那个我记得清清楚楚地失误的日本选手，我就要大大地瞠目结舌。
其实像这样举世瞩目的大赛，世界级的运动员，最顶尖的追梦者，寄托着所有体育爱好者乃至于所以对和平、坚持以及人类所有优秀品质极度向往的人们，我们真的寄托了很多情感在里面。而这样的判决无疑是对这一切的亵渎。
我很愤怒，生气，为他们不值得。
但我更多的是失望。
我感到我们在全心全意追求的至真至纯的东西，
一下子，被扑灭了。
它这么脆弱，一下子，就轻轻煽一下风，一个裁判的判决，一个数字，零点几的小数，就把它彻底毁灭了。
但我还是要谢谢他们，谢谢运动员们，谢谢所有为了这个纯真美满却无比脆弱的理想而不顾一切地努力坚持的人们。谢谢你们给我力量。你们的痛苦，坚持，汗水，紧皱的眉头，释怀的笑颜。谢谢。
不是那个完美无暇的理想，而是那些为了这个理想而努力奋斗的人们给了我那样大的能量和感动。
#肖若腾获体操男子全能银牌##体操裁判#
今日体操比赛，我本着看帅哥的良好心情，轻松随意地一边吃晚饭一边看比赛。
第一件事是：我注意到镜头总是切到桥本(当然我当时不记得他叫什么，但国籍和脸很记得）。一直有工作人员在给他放松肌肉，这段特写重重复复放了好多次。后来很多他在做无关紧要的事情时，镜头也在特写他。我当时就说，这日本小哥是有什么金手指吗，转播爱他爱得像打了钱.....
当然属于玩笑话。
因为这个缘故，我特别地注意了他的比赛。他跳马失误出界的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想法是，噢，这小伙完了，这么大失误转播再爱他也没用。
然后我抱着那种看戏的心情看完了全程比赛，关掉电视，没有再看最终成绩和颁奖。
十一点多听到的消息让我震惊。中国队的表现我确实没太细看，因为我总抱着世界帅哥一视同仁的态度。但金牌居然是那个我记得清清楚楚地失误的日本选手，我就要大大地瞠目结舌。
其实像这样举世瞩目的大赛，世界级的运动员，最顶尖的追梦者，寄托着所有体育爱好者乃至于所以对和平、坚持以及人类所有优秀品质极度向往的人们，我们真的寄托了很多情感在里面。而这样的判决无疑是对这一切的亵渎。
我很愤怒，生气，为他们不值得。
但我更多的是失望。
我感到我们在全心全意追求的至真至纯的东西，
一下子，被扑灭了。
它这么脆弱，一下子，就轻轻煽一下风，一个裁判的判决，一个数字，零点几的小数，就把它彻底毁灭了。
但我还是要谢谢他们，谢谢运动员们，谢谢所有为了这个纯真美满却无比脆弱的理想而不顾一切地努力坚持的人们。谢谢你们给我力量。你们的痛苦，坚持，汗水，紧皱的眉头，释怀的笑颜。谢谢。
不是那个完美无暇的理想，而是那些为了这个理想而努力奋斗的人们给了我那样大的能量和感动。
#肖若腾获体操男子全能银牌##体操裁判#
【多个实锤证明新冠病毒来源自然 驳斥“实验室泄露”阴谋论】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100天讲述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100个故事”之五十三——邓小平与松下幸之助的“君子之约”#跟我看外交#
4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向世界传递的是真挚的情谊、谦逊的品格、合作的诚意。中国也未忘记为改革开放做出卓越贡献的外国友人。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十位国际友人被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其中一位便是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与“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君子之约至今为人称道。
1978年，中国虽已抱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心，却苦于资金匮乏、技术欠缺、管理落后。同年10月，邓小平应邀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期间专门对日本现代化企业、高科技设施详细考察，与企业负责人、资深经济界人士及技术管理人员广泛接触。“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人民请教。”邓小平在记者招待会上诚恳谈到，“我们相信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中国是有希望的。”邓小平坦承务实的作风、开放自信的心态给日本友人留下深刻印象。
松下电器工厂是访日行程中的重要一站，邓小平与松下幸之助的不解之缘也在此拉开序幕。参访当日，年逾八旬、早已“退居二线”的松下先生冒雨等候在大门外，迎接邓小平一行并陪同参观。据随行人员回忆，邓小平参观的步伐很慢，对产品生产过程观察得很细，还不时询问讲解人员。当工作人员展示高科技微波炉时，邓小平饶有兴味地拿起热气腾腾的烧卖尝了一口，边吃边说：“味道不错，微波炉很好。”此举让松下幸之助感到亲切，他认识到，这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做事务实，敢于尝试，更增敬意。
在随后的交谈中，邓小平坦言道：“今后我们要搞现代化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准备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松下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中国领导人真诚坦率有决心，松下幸之助十分动容，他用日本关西方言爽快应允：“愿意倾我所有，全力以赴相助。”“君子之约”就此许下。兴之所至，邓小平在松下工厂的纪念册上挥毫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中华民族自古便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逊，也有“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胸怀。
1979年6月，松下幸之助受邀访华，成为首位访问新中国的知名国际企业家，邓小平亲切接见了他。在谈到电子工业的发展时，邓小平说，“什么叫现代化？恐怕是电子工业化吧，没有电子工业化就谈不上现代化。中国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大，同自己在国际上应尽的责任是不相称的。这方面我们需要自己努力，也需要国际上的帮助。我们需要引进很多技术，带动我们提高，否则我们的现代化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高瞻远瞩、国际视野令松下大为钦佩，他当即表示，一定要支持中国电子工业的现代化，并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由松下公司牵头，联合日本电机、电子企业，共同助力中国的工业改革。邓小平十分赞同这个构想，“君子之约”提上日程，有力推动中国电子工业迈上新台阶。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回国后，松下先生通过约见日本电子工业巨头、接受媒体采访等多种方式，积极介绍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甚至撰文：“中国领导人对实现现代化的热情，谦虚而求实的态度，处理问题的灵活性令人感动。”然而，由于中日建交不久，日本电子工商界对当时的中国缺乏了解，加上企业间竞争激烈难以协调，松下的呼吁并未得到广泛响应。
1980年，松下幸之助再度访华，当面向邓小平致歉。邓小平说：“事情没办成不要紧，但情谊仍在，只要彼此有合作的愿望就行，中国开放的政策也不会变。”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领导人目光长远、自信坚定、重视情谊，深深触动了松下先生。他提出，松下公司愿单独同中国开展合作，设立样板式合资企业以作表率。
突破重重阻力，经过多方工作，“君子之约”尘埃落定。1987年，中国企业与松下公司合资成立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一举成为当时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公司当年投产，当年盈利，引起日本业界轰动，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政策开放、市场巨大，纷纷来华投资建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松下在华事业也与中国经济发展融为一体，一度成为国人最为熟悉并认可的“洋品牌”。
君子间的约定，四十余载初心不改。邓小平与松下幸之助的“君子之约”是中日友好交往的精彩剪影，是中国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的重要助力，是中国共产党人谦虚务实、奋勇开拓的有力见证。时至今日，松下集团同中国仍有着良好合作，续写着中日友好新篇章。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敞开胸怀，打造世界舞台，诚邀国际友人，谱写更多“君子之约”。
4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向世界传递的是真挚的情谊、谦逊的品格、合作的诚意。中国也未忘记为改革开放做出卓越贡献的外国友人。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十位国际友人被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其中一位便是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与“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君子之约至今为人称道。
1978年，中国虽已抱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心，却苦于资金匮乏、技术欠缺、管理落后。同年10月，邓小平应邀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期间专门对日本现代化企业、高科技设施详细考察，与企业负责人、资深经济界人士及技术管理人员广泛接触。“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人民请教。”邓小平在记者招待会上诚恳谈到，“我们相信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中国是有希望的。”邓小平坦承务实的作风、开放自信的心态给日本友人留下深刻印象。
松下电器工厂是访日行程中的重要一站，邓小平与松下幸之助的不解之缘也在此拉开序幕。参访当日，年逾八旬、早已“退居二线”的松下先生冒雨等候在大门外，迎接邓小平一行并陪同参观。据随行人员回忆，邓小平参观的步伐很慢，对产品生产过程观察得很细，还不时询问讲解人员。当工作人员展示高科技微波炉时，邓小平饶有兴味地拿起热气腾腾的烧卖尝了一口，边吃边说：“味道不错，微波炉很好。”此举让松下幸之助感到亲切，他认识到，这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做事务实，敢于尝试，更增敬意。
在随后的交谈中，邓小平坦言道：“今后我们要搞现代化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准备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松下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中国领导人真诚坦率有决心，松下幸之助十分动容，他用日本关西方言爽快应允：“愿意倾我所有，全力以赴相助。”“君子之约”就此许下。兴之所至，邓小平在松下工厂的纪念册上挥毫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中华民族自古便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逊，也有“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胸怀。
1979年6月，松下幸之助受邀访华，成为首位访问新中国的知名国际企业家，邓小平亲切接见了他。在谈到电子工业的发展时，邓小平说，“什么叫现代化？恐怕是电子工业化吧，没有电子工业化就谈不上现代化。中国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大，同自己在国际上应尽的责任是不相称的。这方面我们需要自己努力，也需要国际上的帮助。我们需要引进很多技术，带动我们提高，否则我们的现代化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高瞻远瞩、国际视野令松下大为钦佩，他当即表示，一定要支持中国电子工业的现代化，并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由松下公司牵头，联合日本电机、电子企业，共同助力中国的工业改革。邓小平十分赞同这个构想，“君子之约”提上日程，有力推动中国电子工业迈上新台阶。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回国后，松下先生通过约见日本电子工业巨头、接受媒体采访等多种方式，积极介绍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甚至撰文：“中国领导人对实现现代化的热情，谦虚而求实的态度，处理问题的灵活性令人感动。”然而，由于中日建交不久，日本电子工商界对当时的中国缺乏了解，加上企业间竞争激烈难以协调，松下的呼吁并未得到广泛响应。
1980年，松下幸之助再度访华，当面向邓小平致歉。邓小平说：“事情没办成不要紧，但情谊仍在，只要彼此有合作的愿望就行，中国开放的政策也不会变。”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领导人目光长远、自信坚定、重视情谊，深深触动了松下先生。他提出，松下公司愿单独同中国开展合作，设立样板式合资企业以作表率。
突破重重阻力，经过多方工作，“君子之约”尘埃落定。1987年，中国企业与松下公司合资成立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一举成为当时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公司当年投产，当年盈利，引起日本业界轰动，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政策开放、市场巨大，纷纷来华投资建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松下在华事业也与中国经济发展融为一体，一度成为国人最为熟悉并认可的“洋品牌”。
君子间的约定，四十余载初心不改。邓小平与松下幸之助的“君子之约”是中日友好交往的精彩剪影，是中国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的重要助力，是中国共产党人谦虚务实、奋勇开拓的有力见证。时至今日，松下集团同中国仍有着良好合作，续写着中日友好新篇章。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敞开胸怀，打造世界舞台，诚邀国际友人，谱写更多“君子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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