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闭幕的第26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再见，乐园》荣获“新浪潮大奖”，同时入围第5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 影片由90后青年导演王尔卓自编自导，青年演员贺雨禾主演，饰演外婆的演员曾凤姐和饰演母亲的演员姚望喜均由本人出演，青年演员黄子琪特别出演。影片以三段式结构讲述三代女性的故事，呈现了一个家庭的精神历程与跨越七十年的时代变迁，在当下电影市场上具有鲜明的类型差异化风格。
#教育整顿青海进行时# 【“90后”助理检察官的“驻村缘”】2016年9月份，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宝库乡踏实苦干了两年的大学生“村官”杨振林考录到省人民检察院任助理检察官，正是这两年宝贵的基层工作经历，使这名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成长为一名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和较强群众工作能力的干部。
2017年5月，杨振林被省检察院选派到海东市乐都区共和乡磨石沟村成为了一名驻村扶贫干部。他扎根基层，与当地群众想在一起，吃在一起，干在一起。4年多来，他不忘初心，勇担使命，奋力脱贫攻坚，成了磨石沟村群众心中“最亲切的工作人”。
沉下身埋头干，踏实勤恳
2017年5月，正是脱贫攻坚工作如火如荼扎实推进的时候，到户产业申报、易地搬迁报名、协助结对帮扶、协调技能培训等工作压茬而来。而年轻的他也因此成为村两委和第一书记的得力帮手。记不清有多少个节假日，他和第一书记、村两委的同志挨家挨户进行走访调查；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和村两委的同志一起整理档案资料；有多少次，他和建档立卡贫困群众面对面沟通交流。几年下来，磨石沟村的每一户、每一个人的情况他都烂熟于心。打开档案柜，所有的扶贫工作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谈起国家的扶贫政策和村里的扶贫项目产业，他都如数家珍。
对于年轻人来说，电脑办公能力是最基本的一项工作要求，但是对于村干部来说，当时在电脑上做个表格、写个总结，那真是头等难事。起初凡是跟电脑有关的工作几乎都是杨振林一个人完成，但后来他发现如此下去并非好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就当起了老师，反复耐心地教村干部如何使用常规办公软件。现在，村两委人员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办公软件使用方法。尤其是村会计，从以前的“小杨，这项工作需要报电子版，你来帮我做一下”到现在的“小杨，群里要的那个电子版你再不用管了，我已经报过了”。杨振林以热情和耐心，帮助村里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共和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说起杨振林，都说他为人踏实肯干，平时话不怎么多，但是干起工作却非常地认真，他们村的扶贫工作是全乡干得最好的。2020年磨石沟村被乡党委政府评为全乡“扶贫工作先进村”，这对陪了两任第一书记、干了4年多扶贫工作的杨振林来说是最大的欣慰。面对荣誉，他笑而不语。“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他做到了。
说起杨振林这几年的工作，磨石沟村的村民都会竖起大拇指。在他们眼里，杨振林是一个诚实、低调的人，但是干起工作却非常拼命的人。
用真情解民忧，心系群众
做好基层工作需要能力，更需要真情。只有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盼群众之所盼，才能成为他们的“好邻居”“贴心人”，才能办好他们的事情。
刚驻村时，很多群众对缴纳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一事还不重视，认为自己好多年都没住过院，根本无需缴纳。对此，每到收缴的时候，杨振林都一户户的去宣讲医疗保险政策，讲多了，群众也就理解了，转变了原有的观念，医疗保险的缴纳率最终达到100%，大大降低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
每年春耕时节，省检察院都会协调一些化肥种子来助力磨石沟村备耕生产，这“最后一公里”的落实都要由驻村工作队来完成。每次和村干部一起到种子站装卸种子的时候，身板瘦弱的杨振林一点都不输给经常干农活的村干部，群众看见奋力装卸种子满身尘土的杨振林，都觉得他是一名合格的驻村扶贫干部。
磨石沟村山高坡陡，道路不便，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的问题在这里尤为突出，他和驻村第一书记跑扶贫局，跑乡政府，磨石沟村整村易地搬迁项目终于落地。
但是推进落实的第一步就出现了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不愿意搬迁。怎么办？首先得解决他们的顾虑，让他们“搬得出”，于是他和第一书记天天到农户家里从外出打工，到孩子上学、交通、医疗、居住条件等多方面耐心细致地做搬迁动员工作，给农户算家庭打工收入的经济账，算享受政策红利的利益账，算生产生活的便利账，最终一人不落地顺利完成搬迁报名工作，为后续工作的推进开了个好头。回想当初，现在不少群众感慨地说，“幸亏当时小杨给我做了那么多思想工作，要不然我也不会搬进这么漂亮的小区，住进做梦都想不到的楼房里。”
磨石沟村搬迁以前，村里有几户养殖土鸡的贫困户，但销售成了他们最大的难题。杨振林将农户的土鸡和散养场所拍照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单位同事，发给单位食堂管理人员，甚至在朋友圈里进行推销，就这样慢慢推进，最终为贫困户打开了一条稳定的销售渠道。几年下来，虽然单位上有些同事还不能将他的名字与本人对上号，但是一说起那个帮贫困户销售土鸡的扶贫干部，单位没有人不知道。后来还有村民来找杨振林说家里有几袋豆面能不能帮忙销售一下，他立马又开启销售员模式帮助解决销路。2020年，贫困户的土豆出现了滞销问题，他和第一书记积极联系销售渠道，包车运输，为贫困户卖出土豆8000公斤。
4年多的驻村时光，杨振林虽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却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上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他从来不抱怨基层工作的琐碎繁杂，从来不诉说自己生活中遭遇的种种困难，却时刻把群众的每一件事都放在心上，最终在扶贫的道路上与磨石沟村的群众结下不解之缘。现在很多村民都爱用最朴素的“杨师”来称呼他，村民们说这样叫着更加亲切，更像是自己多年的“邻居”。
2017年5月，杨振林被省检察院选派到海东市乐都区共和乡磨石沟村成为了一名驻村扶贫干部。他扎根基层，与当地群众想在一起，吃在一起，干在一起。4年多来，他不忘初心，勇担使命，奋力脱贫攻坚，成了磨石沟村群众心中“最亲切的工作人”。
沉下身埋头干，踏实勤恳
2017年5月，正是脱贫攻坚工作如火如荼扎实推进的时候，到户产业申报、易地搬迁报名、协助结对帮扶、协调技能培训等工作压茬而来。而年轻的他也因此成为村两委和第一书记的得力帮手。记不清有多少个节假日，他和第一书记、村两委的同志挨家挨户进行走访调查；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和村两委的同志一起整理档案资料；有多少次，他和建档立卡贫困群众面对面沟通交流。几年下来，磨石沟村的每一户、每一个人的情况他都烂熟于心。打开档案柜，所有的扶贫工作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谈起国家的扶贫政策和村里的扶贫项目产业，他都如数家珍。
对于年轻人来说，电脑办公能力是最基本的一项工作要求，但是对于村干部来说，当时在电脑上做个表格、写个总结，那真是头等难事。起初凡是跟电脑有关的工作几乎都是杨振林一个人完成，但后来他发现如此下去并非好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就当起了老师，反复耐心地教村干部如何使用常规办公软件。现在，村两委人员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办公软件使用方法。尤其是村会计，从以前的“小杨，这项工作需要报电子版，你来帮我做一下”到现在的“小杨，群里要的那个电子版你再不用管了，我已经报过了”。杨振林以热情和耐心，帮助村里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共和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说起杨振林，都说他为人踏实肯干，平时话不怎么多，但是干起工作却非常地认真，他们村的扶贫工作是全乡干得最好的。2020年磨石沟村被乡党委政府评为全乡“扶贫工作先进村”，这对陪了两任第一书记、干了4年多扶贫工作的杨振林来说是最大的欣慰。面对荣誉，他笑而不语。“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他做到了。
说起杨振林这几年的工作，磨石沟村的村民都会竖起大拇指。在他们眼里，杨振林是一个诚实、低调的人，但是干起工作却非常拼命的人。
用真情解民忧，心系群众
做好基层工作需要能力，更需要真情。只有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盼群众之所盼，才能成为他们的“好邻居”“贴心人”，才能办好他们的事情。
刚驻村时，很多群众对缴纳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一事还不重视，认为自己好多年都没住过院，根本无需缴纳。对此，每到收缴的时候，杨振林都一户户的去宣讲医疗保险政策，讲多了，群众也就理解了，转变了原有的观念，医疗保险的缴纳率最终达到100%，大大降低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
每年春耕时节，省检察院都会协调一些化肥种子来助力磨石沟村备耕生产，这“最后一公里”的落实都要由驻村工作队来完成。每次和村干部一起到种子站装卸种子的时候，身板瘦弱的杨振林一点都不输给经常干农活的村干部，群众看见奋力装卸种子满身尘土的杨振林，都觉得他是一名合格的驻村扶贫干部。
磨石沟村山高坡陡，道路不便，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的问题在这里尤为突出，他和驻村第一书记跑扶贫局，跑乡政府，磨石沟村整村易地搬迁项目终于落地。
但是推进落实的第一步就出现了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不愿意搬迁。怎么办？首先得解决他们的顾虑，让他们“搬得出”，于是他和第一书记天天到农户家里从外出打工，到孩子上学、交通、医疗、居住条件等多方面耐心细致地做搬迁动员工作，给农户算家庭打工收入的经济账，算享受政策红利的利益账，算生产生活的便利账，最终一人不落地顺利完成搬迁报名工作，为后续工作的推进开了个好头。回想当初，现在不少群众感慨地说，“幸亏当时小杨给我做了那么多思想工作，要不然我也不会搬进这么漂亮的小区，住进做梦都想不到的楼房里。”
磨石沟村搬迁以前，村里有几户养殖土鸡的贫困户，但销售成了他们最大的难题。杨振林将农户的土鸡和散养场所拍照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单位同事，发给单位食堂管理人员，甚至在朋友圈里进行推销，就这样慢慢推进，最终为贫困户打开了一条稳定的销售渠道。几年下来，虽然单位上有些同事还不能将他的名字与本人对上号，但是一说起那个帮贫困户销售土鸡的扶贫干部，单位没有人不知道。后来还有村民来找杨振林说家里有几袋豆面能不能帮忙销售一下，他立马又开启销售员模式帮助解决销路。2020年，贫困户的土豆出现了滞销问题，他和第一书记积极联系销售渠道，包车运输，为贫困户卖出土豆8000公斤。
4年多的驻村时光，杨振林虽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却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上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他从来不抱怨基层工作的琐碎繁杂，从来不诉说自己生活中遭遇的种种困难，却时刻把群众的每一件事都放在心上，最终在扶贫的道路上与磨石沟村的群众结下不解之缘。现在很多村民都爱用最朴素的“杨师”来称呼他，村民们说这样叫着更加亲切，更像是自己多年的“邻居”。
#九一八爆发90周年# 【消失的村庄 不灭的历史——#铭记抚顺平顶山惨案三千亡魂#】平顶山村，一个自然形成仅百余年的村子，因山丘土质适于回填矿井被挖成平地而得名，当年有大量矿工聚居于此。如果不是89年前的那场大屠杀，平顶山村会是一个平淡无奇、默默无闻的村子。#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1932年9月16日，侵华日军以协助抗日罪名，将平顶山村的村民驱赶至村庄旁的山脚下，用机关枪疯狂扫射手无寸铁的人们，随后又用刺刀挨个儿往身上捅。山下一片血海，3000多人惨遭屠杀，村庄也被日寇放火烧毁。
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的第一场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日军先用汽油焚尸，后又炸山埋尸，企图掩盖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军犯下滔天罪行
在辽宁省抚顺市南郊的一座小山坡上，矗立着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馆区外隔着一条马路约百米处，是曾经的平顶山村。
从惨案纪念馆一角下70多级台阶，便是惨案遗址馆。
曲曲折折80米长的玻璃罩下，躺着遇害者的遗骸：被烧得炭黑的襁褓里是依稀可辨的婴儿遗骸，头顶穿孔、颌骨大张的成人遗骸，汽油桶旁的妇女与小孩遗骸……他们都是平顶山村的村民。
1951年清明节，抚顺市在平顶山设立纪念碑，1972年，在发掘出遇难同胞遗骨处修建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
烧焦的月饼与饭团、残缺不全的饭票、儿童戴的长命锁……纪念馆里展出的这些从大屠杀现场出土的村民遗物，保留着大屠杀前人们的生活细节，跟惨剧形成强烈反差。
少数幸存者的回忆，将大屠杀的片段永久地记录下来。
“……我和表弟一家人正忙着包饺子，就来了两个鬼子，叫我们去开会。我们被赶到村西一个洼地里……鬼子就把枪口对着人群开始屠杀……我被压在表弟身下，过了很长时间才醒过来。看了看死去的亲人，好像做了一场噩梦……”这是幸存者王殿垣写在稿纸上的亲历。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宣教陈列部主任王媛媛说，据幸存者回忆，惨案发生时，只有百余名幸存者逃出，但一些人因伤势过重相继死在逃亡途中。存活下来且与档案馆有联系的只有53人。目前已知在世的幸存者仅剩周茂勤一人。惨案发生时，他尚未出生，母亲李佩珍身负枪伤和刀伤，艰难地爬出了屠杀现场，3个月后生下了他。
十年漫漫诉讼路
75岁的退休警察刘传利是大屠杀幸存者杨宝山的女婿。
自1996年起，平顶山惨案幸存者方素容、杨宝山、莫德胜组成对日诉讼团，在日本律师团和民间支持会的帮助下，联名向日本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做出赔偿。刘传利陪同他五次赴日参与诉讼。
“我帮老丈人配合日本律师去法院诉讼。每次陪老人诉讼，向日本人讲述亲历故事的时候，当地媒体民众都非常关注。”他回忆说。
“我老丈人当时大约10岁。他从他母亲的尸体下爬出来，看到家人都死了，村子也烧没了，浑身是血的他和其他几名幸存者就往高粱地跑，路上碰到辽宁民众自卫军，就坐上他们的大车。同行的人大部分都因重伤死了。”他说。
杨宝山的父母都在惨案中遇难，尚且年幼的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成年后就把9月16日惨案发生日当作了自己的生日。
2002年6月2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终于认定了平顶山惨案的历史事实，却以“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了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赔偿谢罪的要求。2006年5月16日，日本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中方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宣告失败。
“虽然败诉了，但让很多日本民众了解了这段历史，日本政府承认了大屠杀的事实，这比个人胜诉的意义还大。”刘传利说。
败诉后，仍有许多日本民间友好人士主动和刘传利联系。他和一些日本律师保持联络，希望继续诉讼，让日本政府就这段历史公开向民众谢罪。
日本议员联名致歉
遗址馆设有一处供公众表达缅怀之情的厅堂，摆放着各界送的花圈。由日本参观者带来的成串的千纸鹤，显得与众不同。在象征祈愿和平的纸鹤旁，有许多日方团体留下的感言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永远和平”是屡屡出现的字句。
“看到纪念馆里受害者遗骨的时候，我仿佛能听到他们悲惨的哭喊声。”“参观了纪念馆后，我深刻认识到了战争的惨烈……我一想到那些否定日军过去犯下罪行的政客，一阵怒火就不由得涌上心头。”这是东日本铁路工会成员2015年留下的感言。
2009年5月5日，时任日本参议员的相原久美子带着24名议员联名的道歉书专程来到抚顺。她是历史上首位来平顶山惨案纪念馆致歉、谢罪的日本国会议员。
相原久美子和中方人士当年栽种的两株小松柏，如今已有一人多高。旁边是东日本铁路工会赠送的和平纪念碑，上面写着：安息吧，已去的灵魂。在此我们深怀反省之念，发誓为中日人民的友谊，为世界和平而奋斗。https://t.cn/A6M7HFwo
1932年9月16日，侵华日军以协助抗日罪名，将平顶山村的村民驱赶至村庄旁的山脚下，用机关枪疯狂扫射手无寸铁的人们，随后又用刺刀挨个儿往身上捅。山下一片血海，3000多人惨遭屠杀，村庄也被日寇放火烧毁。
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的第一场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日军先用汽油焚尸，后又炸山埋尸，企图掩盖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军犯下滔天罪行
在辽宁省抚顺市南郊的一座小山坡上，矗立着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馆区外隔着一条马路约百米处，是曾经的平顶山村。
从惨案纪念馆一角下70多级台阶，便是惨案遗址馆。
曲曲折折80米长的玻璃罩下，躺着遇害者的遗骸：被烧得炭黑的襁褓里是依稀可辨的婴儿遗骸，头顶穿孔、颌骨大张的成人遗骸，汽油桶旁的妇女与小孩遗骸……他们都是平顶山村的村民。
1951年清明节，抚顺市在平顶山设立纪念碑，1972年，在发掘出遇难同胞遗骨处修建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
烧焦的月饼与饭团、残缺不全的饭票、儿童戴的长命锁……纪念馆里展出的这些从大屠杀现场出土的村民遗物，保留着大屠杀前人们的生活细节，跟惨剧形成强烈反差。
少数幸存者的回忆，将大屠杀的片段永久地记录下来。
“……我和表弟一家人正忙着包饺子，就来了两个鬼子，叫我们去开会。我们被赶到村西一个洼地里……鬼子就把枪口对着人群开始屠杀……我被压在表弟身下，过了很长时间才醒过来。看了看死去的亲人，好像做了一场噩梦……”这是幸存者王殿垣写在稿纸上的亲历。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宣教陈列部主任王媛媛说，据幸存者回忆，惨案发生时，只有百余名幸存者逃出，但一些人因伤势过重相继死在逃亡途中。存活下来且与档案馆有联系的只有53人。目前已知在世的幸存者仅剩周茂勤一人。惨案发生时，他尚未出生，母亲李佩珍身负枪伤和刀伤，艰难地爬出了屠杀现场，3个月后生下了他。
十年漫漫诉讼路
75岁的退休警察刘传利是大屠杀幸存者杨宝山的女婿。
自1996年起，平顶山惨案幸存者方素容、杨宝山、莫德胜组成对日诉讼团，在日本律师团和民间支持会的帮助下，联名向日本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做出赔偿。刘传利陪同他五次赴日参与诉讼。
“我帮老丈人配合日本律师去法院诉讼。每次陪老人诉讼，向日本人讲述亲历故事的时候，当地媒体民众都非常关注。”他回忆说。
“我老丈人当时大约10岁。他从他母亲的尸体下爬出来，看到家人都死了，村子也烧没了，浑身是血的他和其他几名幸存者就往高粱地跑，路上碰到辽宁民众自卫军，就坐上他们的大车。同行的人大部分都因重伤死了。”他说。
杨宝山的父母都在惨案中遇难，尚且年幼的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成年后就把9月16日惨案发生日当作了自己的生日。
2002年6月2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终于认定了平顶山惨案的历史事实，却以“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了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赔偿谢罪的要求。2006年5月16日，日本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中方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宣告失败。
“虽然败诉了，但让很多日本民众了解了这段历史，日本政府承认了大屠杀的事实，这比个人胜诉的意义还大。”刘传利说。
败诉后，仍有许多日本民间友好人士主动和刘传利联系。他和一些日本律师保持联络，希望继续诉讼，让日本政府就这段历史公开向民众谢罪。
日本议员联名致歉
遗址馆设有一处供公众表达缅怀之情的厅堂，摆放着各界送的花圈。由日本参观者带来的成串的千纸鹤，显得与众不同。在象征祈愿和平的纸鹤旁，有许多日方团体留下的感言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永远和平”是屡屡出现的字句。
“看到纪念馆里受害者遗骨的时候，我仿佛能听到他们悲惨的哭喊声。”“参观了纪念馆后，我深刻认识到了战争的惨烈……我一想到那些否定日军过去犯下罪行的政客，一阵怒火就不由得涌上心头。”这是东日本铁路工会成员2015年留下的感言。
2009年5月5日，时任日本参议员的相原久美子带着24名议员联名的道歉书专程来到抚顺。她是历史上首位来平顶山惨案纪念馆致歉、谢罪的日本国会议员。
相原久美子和中方人士当年栽种的两株小松柏，如今已有一人多高。旁边是东日本铁路工会赠送的和平纪念碑，上面写着：安息吧，已去的灵魂。在此我们深怀反省之念，发誓为中日人民的友谊，为世界和平而奋斗。https://t.cn/A6M7HF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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