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劳东燕：普通人的勇气是需要制度来加持的】#清华教授谈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的监控视频在网上发酵，引发民众愤慨。这起事件是对法治底线的挑战，每个人都不免担心，类似事件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有的讨论落在女性权益上，但我认为这首先是人身安全问题。”6月11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就此事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
“这个事件让我最震惊的是，周围那么多人竟没有出手相助的。舆论群情激愤，谴责周围男性自私软弱，但我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现有制度没给人们见义勇为提供足够的激励和保护？”
在劳东燕看来，社会应给见义勇为者足够的支持，免除出手相助者的后顾之忧。普通人的勇气需要制度加以支持，如果没有制度保护作为后盾，绝大多数人首先考虑的都会是自保。
202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当时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劳东燕参加新闻发布会并介绍相关情况。《指导意见》的发布实施对于准确理解和适用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正确处理正当防卫案件，依法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指导意见的出台，很大程度上矫正了之前因见义勇为可能遭遇的不当刑法对待”，劳东燕表示，“我们现在应该进一步关注，在实务中到底如何全面予以贯彻？”
周围那么多人为何都没出手相助？
NBD：对于发生在唐山烧烤店的打人事件，从法律角度应如何看待？
劳东燕：这起事件让我最震惊的是，周围那么多人但没有出手相助。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饭馆（烧烤店），从监控视频上看女方没有过错而受到多人殴打，这种情形下周围的男性没有一个人敢上前相助。
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周围人当时没有介入？当时应该不乏看不过去想要出手相助的人，但他们也会考虑，这样做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就算是打得过对方，如果把对方打伤打死了，自己会不会有坐牢或行政处罚的风险？而且这几个施暴者背后有没有团伙？他们相助之后，会不会被这些人盯上，进而骚扰他们的家人？
所以，我们不要简单谴责人性。在制度没有提供充分保护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只会想着自保。普通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是需要制度来加持的。
NBD：对正当防卫、见义勇为的行为，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有哪些相应规定？
劳东燕：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典型案例。《指导意见》是为依法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的重要举措。
于欢案（即“辱母案”）、昆山反杀案掀起了全社会对正当防卫的关注和讨论，使得对这两个案件的处理，相比之前的实务做法有了很大进步。
NBD：既然有了法律保护，为什么现在大家对见义勇为行为仍有较多顾虑？
劳东燕：司法解释的规定是保护见义勇为者的第一道防线，制度方面现在确实有了基本的保障，这是应该肯定的进步。
但在实务中，地方公检法机关对上述《指导意见》如何理解与适用，贯彻得怎么样，这些方面可能都存在改进的空间。与此同时，只有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相关规定还不够。一个人实施见义勇为之后，如果他或者他的家人受到这些流氓团伙的进一步骚扰和侵害怎么办？当地司法机关能不能为他与家人的正当权益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这些就不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能管得了，治安管理也需要加强和跟上。这是制度上应该为见义勇为者构筑的第二道防线。
NBD：社会还应用什么样的方式消除公众对见义勇为的后顾之忧？
劳东燕：首先，在治安层面，公安机关应该对恶霸流氓的行为进行常态性打击。其次，应该把对见义勇为者的后续保护落到实处。
再次，正面激励也很重要，相关部门要正面奖励与宣传见义勇为的行为。比如对出手制止殴打他人的见义勇为者，政府出面进行财物奖励，并宣传这样的事例来让大家看到。一方面对实施不法侵害者严加打击，另一方面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与宣传，通过双向引导，来弘扬社会正气，让为非作歹的恶棍不敢肆意侵害别人，让善良的人们敢于挺身而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事先预防做得越多，就越能让作恶者有所忌惮、不敢出手。
“被害人有错”论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
NBD：现在有人说，女性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深夜出来吃烧烤。您如何看待类似观点？
劳东燕：动不动就谈“女性应该如何保护自己”，这是我非常反感的论调。难道不应该是如何制裁施暴者，怎样免于让女性产生受侵害的恐惧吗？
去年我去录一个法治节目，是关于两名中学女生在饭馆喝酒吃饭后被人诱骗至宾馆受到性侵的案件。主持人上来就问我，这个女孩和家人是不是有过错，让我就被害女性如何加强自身保护谈一些看法。我当时就反问，为什么一上来就谈被害人要加强自我保护？首先，饭馆不是违法犯罪场所，也不是未成年人不能去的地方。为什么不把重心放在如何加强对犯罪分子的惩罚，放在怎样让女性更有安全感的问题上？
道理很简单。我家院子里的苹果树长得好，苹果养得鲜艳诱人，有人来摘来偷，自然应该指责偷摘者，是他应该受到惩罚，而不是反过来责怪我“谁叫你把苹果养得这么好”。
所以，讨论的重点应该是怎样让这些人作恶者受到惩罚，让他们以及潜在的其他作恶者不敢再作恶，让女性能大胆出行，而不是动不动就要求女性保护好自己。
NBD：为什么总有声音在受害女性身上找原因？
劳东燕：那些说“姑娘谁让你穿吊带，谁让你深夜外出，你是在引人犯罪”的言论，分明是“被害人有错论”，是非常糟糕的底层逻辑，说到底，这不就是欺善怕恶吗？
当前社会有些人有一种阴暗的“慕强心理”，老是忍不住要在被害人身上找问题。很多说出这种论调的人，平时也算是良善公民。但是，在女性或者弱者遭遇他人不法侵害时，往往就下意识地站在强者一边，对被害人特别挑剔，在被害人身上找各种过错，然后认为自己身上没有那样的问题，自己与被害人有所不同，借此来寻求心理上的安全感。这种心理很阴暗，也很可悲。其中不乏女性也是这样想的，她们下意识地和被害人进行对比，觉得“自己身上没有被害人那样的问题，所以就不会被害，自己就是安全的”。
回到这起打人事件，被害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这种情况下，还劝诫让女性保护好自己，说深夜外出不好，或者认为不应该反抗，就是典型的被害人有错论，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
NBD：应该怎样长远地看待妇女权益的提升和改善上？
劳东燕：就这个案件本身，我觉得不应该视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冲突。不只是女性权益受到侵犯，更是作为人的生命健康权利遭到侵害。两性之间不平等现象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个现实问题如何解决，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男性的共情与支持，应当努力寻找最大程度的共识，而不是挑动两性之间的对立。（每日经济新闻）#唐山要求还伤者公道#
“有的讨论落在女性权益上，但我认为这首先是人身安全问题。”6月11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就此事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
“这个事件让我最震惊的是，周围那么多人竟没有出手相助的。舆论群情激愤，谴责周围男性自私软弱，但我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现有制度没给人们见义勇为提供足够的激励和保护？”
在劳东燕看来，社会应给见义勇为者足够的支持，免除出手相助者的后顾之忧。普通人的勇气需要制度加以支持，如果没有制度保护作为后盾，绝大多数人首先考虑的都会是自保。
202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当时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劳东燕参加新闻发布会并介绍相关情况。《指导意见》的发布实施对于准确理解和适用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正确处理正当防卫案件，依法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指导意见的出台，很大程度上矫正了之前因见义勇为可能遭遇的不当刑法对待”，劳东燕表示，“我们现在应该进一步关注，在实务中到底如何全面予以贯彻？”
周围那么多人为何都没出手相助？
NBD：对于发生在唐山烧烤店的打人事件，从法律角度应如何看待？
劳东燕：这起事件让我最震惊的是，周围那么多人但没有出手相助。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饭馆（烧烤店），从监控视频上看女方没有过错而受到多人殴打，这种情形下周围的男性没有一个人敢上前相助。
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周围人当时没有介入？当时应该不乏看不过去想要出手相助的人，但他们也会考虑，这样做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就算是打得过对方，如果把对方打伤打死了，自己会不会有坐牢或行政处罚的风险？而且这几个施暴者背后有没有团伙？他们相助之后，会不会被这些人盯上，进而骚扰他们的家人？
所以，我们不要简单谴责人性。在制度没有提供充分保护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只会想着自保。普通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是需要制度来加持的。
NBD：对正当防卫、见义勇为的行为，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有哪些相应规定？
劳东燕：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典型案例。《指导意见》是为依法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的重要举措。
于欢案（即“辱母案”）、昆山反杀案掀起了全社会对正当防卫的关注和讨论，使得对这两个案件的处理，相比之前的实务做法有了很大进步。
NBD：既然有了法律保护，为什么现在大家对见义勇为行为仍有较多顾虑？
劳东燕：司法解释的规定是保护见义勇为者的第一道防线，制度方面现在确实有了基本的保障，这是应该肯定的进步。
但在实务中，地方公检法机关对上述《指导意见》如何理解与适用，贯彻得怎么样，这些方面可能都存在改进的空间。与此同时，只有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相关规定还不够。一个人实施见义勇为之后，如果他或者他的家人受到这些流氓团伙的进一步骚扰和侵害怎么办？当地司法机关能不能为他与家人的正当权益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这些就不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能管得了，治安管理也需要加强和跟上。这是制度上应该为见义勇为者构筑的第二道防线。
NBD：社会还应用什么样的方式消除公众对见义勇为的后顾之忧？
劳东燕：首先，在治安层面，公安机关应该对恶霸流氓的行为进行常态性打击。其次，应该把对见义勇为者的后续保护落到实处。
再次，正面激励也很重要，相关部门要正面奖励与宣传见义勇为的行为。比如对出手制止殴打他人的见义勇为者，政府出面进行财物奖励，并宣传这样的事例来让大家看到。一方面对实施不法侵害者严加打击，另一方面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与宣传，通过双向引导，来弘扬社会正气，让为非作歹的恶棍不敢肆意侵害别人，让善良的人们敢于挺身而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事先预防做得越多，就越能让作恶者有所忌惮、不敢出手。
“被害人有错”论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
NBD：现在有人说，女性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深夜出来吃烧烤。您如何看待类似观点？
劳东燕：动不动就谈“女性应该如何保护自己”，这是我非常反感的论调。难道不应该是如何制裁施暴者，怎样免于让女性产生受侵害的恐惧吗？
去年我去录一个法治节目，是关于两名中学女生在饭馆喝酒吃饭后被人诱骗至宾馆受到性侵的案件。主持人上来就问我，这个女孩和家人是不是有过错，让我就被害女性如何加强自身保护谈一些看法。我当时就反问，为什么一上来就谈被害人要加强自我保护？首先，饭馆不是违法犯罪场所，也不是未成年人不能去的地方。为什么不把重心放在如何加强对犯罪分子的惩罚，放在怎样让女性更有安全感的问题上？
道理很简单。我家院子里的苹果树长得好，苹果养得鲜艳诱人，有人来摘来偷，自然应该指责偷摘者，是他应该受到惩罚，而不是反过来责怪我“谁叫你把苹果养得这么好”。
所以，讨论的重点应该是怎样让这些人作恶者受到惩罚，让他们以及潜在的其他作恶者不敢再作恶，让女性能大胆出行，而不是动不动就要求女性保护好自己。
NBD：为什么总有声音在受害女性身上找原因？
劳东燕：那些说“姑娘谁让你穿吊带，谁让你深夜外出，你是在引人犯罪”的言论，分明是“被害人有错论”，是非常糟糕的底层逻辑，说到底，这不就是欺善怕恶吗？
当前社会有些人有一种阴暗的“慕强心理”，老是忍不住要在被害人身上找问题。很多说出这种论调的人，平时也算是良善公民。但是，在女性或者弱者遭遇他人不法侵害时，往往就下意识地站在强者一边，对被害人特别挑剔，在被害人身上找各种过错，然后认为自己身上没有那样的问题，自己与被害人有所不同，借此来寻求心理上的安全感。这种心理很阴暗，也很可悲。其中不乏女性也是这样想的，她们下意识地和被害人进行对比，觉得“自己身上没有被害人那样的问题，所以就不会被害，自己就是安全的”。
回到这起打人事件，被害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这种情况下，还劝诫让女性保护好自己，说深夜外出不好，或者认为不应该反抗，就是典型的被害人有错论，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
NBD：应该怎样长远地看待妇女权益的提升和改善上？
劳东燕：就这个案件本身，我觉得不应该视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冲突。不只是女性权益受到侵犯，更是作为人的生命健康权利遭到侵害。两性之间不平等现象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个现实问题如何解决，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男性的共情与支持，应当努力寻找最大程度的共识，而不是挑动两性之间的对立。（每日经济新闻）#唐山要求还伤者公道#
【我市鹦鹉养殖业重获生机】“两高”发布司法解释：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作为宠物买卖一般不属于犯罪
我市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观赏鹦鹉繁育基地，但近年来频受“鹦鹉案”波及，养殖户经济损失惨重，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今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自2022年4月9日起施行。其中“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作为宠物买卖一般不属于犯罪”的规定，让我市的养殖户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更将为商丘的鹦鹉养殖业带来新的春天。
曾 经
养殖户频涉 “非法交易”案 养殖业陷入低谷
我市的鹦鹉人工养殖可以说是全国鹦鹉养殖业的“大哥大”。据2021年年初统计，全市具有一定规模的鹦鹉养殖户近千户，存栏量在100万只以上，全国70%以上的小型观赏鹦鹉来自我市，形成了从养殖到销售，从笼具、饲料到防疫等完整的产业链。
然而，近年来一些养殖户频频遭遇“非法交易”案件，让养殖户们吃了“当头一棒”。资料显示，2020年9月16日，江苏徐州警方在徐州汽车总站查获44只费氏牡丹鹦鹉，很快，收购人刘某及其上家田某被警方抓获。据田某交代，44只费氏牡丹鹦鹉中有30只来源于河南商丘的养殖户王某。2020年10月11日，王某被警方控制，她人工驯养、繁殖的147只费氏牡丹鹦鹉也被警方扣押。
因费氏牡丹鹦鹉在我国被核准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王某因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2020年10月13日，被徐州警方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被取保候审。让王某纳闷的是，像这种费氏牡丹鹦鹉，在商丘当地比比皆是，而且在商丘市场上，全部都是这种鸟，“自己在家养殖的鸟儿出售，咋就成了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
“商丘有养殖户在徐州被拘留”，这一消息像是一颗惊雷在商丘鹦鹉养殖户中炸开。于是，受其影响，商丘的费氏牡丹鹦鹉交易几乎中断。更令养殖户犯愁的是，这种鹦鹉不但不敢再养，而且不敢放飞，因为放飞也一样违法。
2022年4月19日，记者联系了曾经被徐州警方刑拘的养殖户王某，她说：“虽然没有获刑，但是感觉特别委屈，因为养殖出售鹦鹉而被拘留，简直感觉像是梦魇一样不堪回首。不养了，说啥也不养了。”据了解，王某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养殖鹦鹉，而且家庭也因此遭遇变故，可谓损失惨重。
至2020年年底，我市先后有数十户鹦鹉养殖户涉嫌非法出售野生动物而被追责。仍在坚持的养殖户们为节省成本，减少饲料投入，加之冬季低温，大量鹦鹉死亡，一些养殖户面临返贫风险。
商丘市林业发展中心野生动植物救护科的技术人员王玉娟告诉记者，前两年，外地公安部门多次以非法销售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为由，对商丘鹦鹉养殖户进行拘留，导致当地费氏牡丹鹦鹉市场交易中断，养殖户销售链条断裂，大量鹦鹉积压在养殖户家中。鹦鹉的市场价格也由原来的每对90元，跌至每对10元左右。一时间，我市的鹦鹉养殖业跌入谷底，进入寒冬。
新 规
人工繁育野生动物 作为宠物买卖 一般不属于犯罪
今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其中的相关内容，最高法研究室、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的相关负责人作了进一步解释。
记者梳理发现，该《解释》中称，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研水平提高，不少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得到突破，一些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完全不依赖野外资源的人工繁育种群。在刑事追究上，不宜将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案件与涉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野生动物的案件同等对待。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在受访时专门举例说，费氏牡丹鹦鹉原生地为非洲热带丛林，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被核准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上世纪80年代，费氏牡丹鹦鹉引入我国，已有30多年人工繁育的历史，技术十分成熟。由于历史原因，多数存在证件不全的情况。对于此类案件，追究刑事责任应当特别慎重，要重在通过完善相关行政管理加以解决。
鹦鹉品种很多，养殖的鹦鹉中如果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鹦鹉，在《解释》施行后，养殖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会大大降低，但是并不等于说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
我市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德申、刘释然分析《解释》后认为，养殖鹦鹉不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如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但国务院对批准机关另有规定的除外。”养殖的鹦鹉如果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鹦鹉，应当依法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法律施行后，无论是否知道法律的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应当遵守。只有严格遵守法律，鹦鹉养殖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鹦鹉养殖业才能健康发展。
现 状
政策支持 我市鹦鹉养殖业 有望“重振雄风”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一新规出台，无疑让商丘的鹦鹉养殖户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也给我市的鹦鹉养殖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这个消息太好了，相信我们商丘的每一家养殖户得知这个消息都会很振奋。近几年的‘非法出售鹦鹉案’和疫情对我们养殖户的负面影响很大，这算是一个安慰了！”今年4月20日，宁陵县柳河镇成楼村鹦鹉养殖户成伟峰闻听新规后激动不已。
虞城的鹦鹉养殖户杨富强对未来的养殖业更是信心满满，他是虞城县强仔鹦鹉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拥有高档鹦鹉的规范化养殖基地，养殖的鹦鹉品种全、品相好。目前，他带领的专业养殖合作社存栏“小太阳鹦鹉”“和尚鹦鹉”3000多只。“现在养殖户的热情空前高涨，原来在我们养殖合作社打工的农家妇女，现在都在跃跃欲试。鹦鹉养殖技术简单，而且养殖不扰民，鸟粪不污染环境，是低收入家庭养殖业的理想选择。现在政策允许了，鹦鹉养殖业很快会恢复元气，迎来快速发展。”杨富强自豪地说。谈及目前的鹦鹉价格，他告诉记者，以前低谷时，鹦鹉的价格仅为每只8元，如今，他养殖的“小太阳鹦鹉”每只近300元，可谓天壤之别。
宁陵县养殖户成建伟说：“前两年养殖鹦鹉赔了几万元，价格一再走低，一对不足10元钱。现在一对70元左右，以后可以安心养鹦鹉，不再担惊受怕了。”
杨富强说，目前出售鹦鹉主要是靠快递送达，因为是活体运输，普通快递不但速度跟不上，而且会造成鹦鹉死亡。可喜的是，商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野生动物保护科已经牵头，联手市林业、农业、畜牧等部门，为养殖户办理动物的检疫手续，相信很短时间内，鹦鹉就可以“乘坐”顺丰快递，不但提高了快递速度，也提高了鹦鹉的保活率。这样，商丘的鹦鹉按照规定，养殖户们只要办理养殖证，同时给销售的鹦鹉加上专用标识，就可以正常养殖销售，“飞”往全国各地。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图一：费氏牡丹鹦鹉
图二：宁陵县柳河镇的鹦鹉养殖户正在给鹦鹉投食
我市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观赏鹦鹉繁育基地，但近年来频受“鹦鹉案”波及，养殖户经济损失惨重，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今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自2022年4月9日起施行。其中“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作为宠物买卖一般不属于犯罪”的规定，让我市的养殖户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更将为商丘的鹦鹉养殖业带来新的春天。
曾 经
养殖户频涉 “非法交易”案 养殖业陷入低谷
我市的鹦鹉人工养殖可以说是全国鹦鹉养殖业的“大哥大”。据2021年年初统计，全市具有一定规模的鹦鹉养殖户近千户，存栏量在100万只以上，全国70%以上的小型观赏鹦鹉来自我市，形成了从养殖到销售，从笼具、饲料到防疫等完整的产业链。
然而，近年来一些养殖户频频遭遇“非法交易”案件，让养殖户们吃了“当头一棒”。资料显示，2020年9月16日，江苏徐州警方在徐州汽车总站查获44只费氏牡丹鹦鹉，很快，收购人刘某及其上家田某被警方抓获。据田某交代，44只费氏牡丹鹦鹉中有30只来源于河南商丘的养殖户王某。2020年10月11日，王某被警方控制，她人工驯养、繁殖的147只费氏牡丹鹦鹉也被警方扣押。
因费氏牡丹鹦鹉在我国被核准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王某因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2020年10月13日，被徐州警方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被取保候审。让王某纳闷的是，像这种费氏牡丹鹦鹉，在商丘当地比比皆是，而且在商丘市场上，全部都是这种鸟，“自己在家养殖的鸟儿出售，咋就成了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
“商丘有养殖户在徐州被拘留”，这一消息像是一颗惊雷在商丘鹦鹉养殖户中炸开。于是，受其影响，商丘的费氏牡丹鹦鹉交易几乎中断。更令养殖户犯愁的是，这种鹦鹉不但不敢再养，而且不敢放飞，因为放飞也一样违法。
2022年4月19日，记者联系了曾经被徐州警方刑拘的养殖户王某，她说：“虽然没有获刑，但是感觉特别委屈，因为养殖出售鹦鹉而被拘留，简直感觉像是梦魇一样不堪回首。不养了，说啥也不养了。”据了解，王某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养殖鹦鹉，而且家庭也因此遭遇变故，可谓损失惨重。
至2020年年底，我市先后有数十户鹦鹉养殖户涉嫌非法出售野生动物而被追责。仍在坚持的养殖户们为节省成本，减少饲料投入，加之冬季低温，大量鹦鹉死亡，一些养殖户面临返贫风险。
商丘市林业发展中心野生动植物救护科的技术人员王玉娟告诉记者，前两年，外地公安部门多次以非法销售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为由，对商丘鹦鹉养殖户进行拘留，导致当地费氏牡丹鹦鹉市场交易中断，养殖户销售链条断裂，大量鹦鹉积压在养殖户家中。鹦鹉的市场价格也由原来的每对90元，跌至每对10元左右。一时间，我市的鹦鹉养殖业跌入谷底，进入寒冬。
新 规
人工繁育野生动物 作为宠物买卖 一般不属于犯罪
今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其中的相关内容，最高法研究室、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的相关负责人作了进一步解释。
记者梳理发现，该《解释》中称，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研水平提高，不少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得到突破，一些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完全不依赖野外资源的人工繁育种群。在刑事追究上，不宜将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案件与涉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野生动物的案件同等对待。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在受访时专门举例说，费氏牡丹鹦鹉原生地为非洲热带丛林，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被核准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上世纪80年代，费氏牡丹鹦鹉引入我国，已有30多年人工繁育的历史，技术十分成熟。由于历史原因，多数存在证件不全的情况。对于此类案件，追究刑事责任应当特别慎重，要重在通过完善相关行政管理加以解决。
鹦鹉品种很多，养殖的鹦鹉中如果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鹦鹉，在《解释》施行后，养殖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会大大降低，但是并不等于说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
我市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德申、刘释然分析《解释》后认为，养殖鹦鹉不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如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但国务院对批准机关另有规定的除外。”养殖的鹦鹉如果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鹦鹉，应当依法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法律施行后，无论是否知道法律的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应当遵守。只有严格遵守法律，鹦鹉养殖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鹦鹉养殖业才能健康发展。
现 状
政策支持 我市鹦鹉养殖业 有望“重振雄风”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一新规出台，无疑让商丘的鹦鹉养殖户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也给我市的鹦鹉养殖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这个消息太好了，相信我们商丘的每一家养殖户得知这个消息都会很振奋。近几年的‘非法出售鹦鹉案’和疫情对我们养殖户的负面影响很大，这算是一个安慰了！”今年4月20日，宁陵县柳河镇成楼村鹦鹉养殖户成伟峰闻听新规后激动不已。
虞城的鹦鹉养殖户杨富强对未来的养殖业更是信心满满，他是虞城县强仔鹦鹉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拥有高档鹦鹉的规范化养殖基地，养殖的鹦鹉品种全、品相好。目前，他带领的专业养殖合作社存栏“小太阳鹦鹉”“和尚鹦鹉”3000多只。“现在养殖户的热情空前高涨，原来在我们养殖合作社打工的农家妇女，现在都在跃跃欲试。鹦鹉养殖技术简单，而且养殖不扰民，鸟粪不污染环境，是低收入家庭养殖业的理想选择。现在政策允许了，鹦鹉养殖业很快会恢复元气，迎来快速发展。”杨富强自豪地说。谈及目前的鹦鹉价格，他告诉记者，以前低谷时，鹦鹉的价格仅为每只8元，如今，他养殖的“小太阳鹦鹉”每只近300元，可谓天壤之别。
宁陵县养殖户成建伟说：“前两年养殖鹦鹉赔了几万元，价格一再走低，一对不足10元钱。现在一对70元左右，以后可以安心养鹦鹉，不再担惊受怕了。”
杨富强说，目前出售鹦鹉主要是靠快递送达，因为是活体运输，普通快递不但速度跟不上，而且会造成鹦鹉死亡。可喜的是，商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野生动物保护科已经牵头，联手市林业、农业、畜牧等部门，为养殖户办理动物的检疫手续，相信很短时间内，鹦鹉就可以“乘坐”顺丰快递，不但提高了快递速度，也提高了鹦鹉的保活率。这样，商丘的鹦鹉按照规定，养殖户们只要办理养殖证，同时给销售的鹦鹉加上专用标识，就可以正常养殖销售，“飞”往全国各地。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图一：费氏牡丹鹦鹉
图二：宁陵县柳河镇的鹦鹉养殖户正在给鹦鹉投食
曾经有过好几年的追星狗生涯，换过好几茬墙头，搞过第一代流量小生，搞过耽改，搞过偶，无一例外，都让我感受很不愉快，你难以想象，在这绝大部分由年轻女性构成的圈子里，这些线下活动时一眼望去个顶个收拾得漂漂亮亮，精精致致的小姑娘，在网线背后对所谓对家明星和对家粉丝的恶意之深重，诅咒之恶毒，用语之肮脏，都令人叹为观止，某圈还发生过线下打架进橘子的事。可能平时生活里她们都是没什么大毛病的普通姑娘，可是一旦成为追星魔怔人，脑子就像被疯狗啃过一样，言行完全失序。同样的魔怔行为，还发生在文手圈，画手圈，女读者网暴女写手女画手，写手之间阴谋诡计构陷攻击，举报人肉到三次元，相信每一个熟悉某女性向文学论坛的人都不会陌生。这时候girl help girl算个屁，能不girl hit girl就不错了，这也是我认为光靠性别同盟，不能构建真正的共同体的由来之一。就是在网络女权圈子里，也有人号称维护女性权益，实际却在党同伐异，污言秽语，攻击驱逐反对声音，洗脑死忠魔怔粉丝，一套一套的话术和行为模式，和明星粉圈大同小异。
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好事坏事单看都能拿出一堆例子，自己得有筛选信息的能力。如果你感觉在魔怔圈子里活得每时每刻不得安宁，深感痛苦又看不到出路，又不会信息对冲，单方面被坏消息冲刷情绪，那趁早断网，远离圈子，静心一个月再说。你看，我经常手把手教现实生活中没什么文化的妇女搜集离婚证据，设法争取财产和子女，教受家暴妇女如何保障安全收集证据如何报警，有空就做各种弱势妇女群体相关的法律问题调研，做实地考察研究，去医院体个检都留意到可能受性侵的女童，教医生报警，我就过得很充实，很有成就感，很有目标感，很有使命感，一点也不迷茫，我还认识很多基层党员干部，有男有女，都是很普通的人，在努力帮助弱势妇女，扶贫也好，关爱留守女童也好，在女性受到暴力威胁时挺身而出也好，都是很日常很普通的事儿，普通到不配被新闻报道，但一旦你了解到这些，投身于这些事业，就会找到方向，不再陷入迷茫。
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好事坏事单看都能拿出一堆例子，自己得有筛选信息的能力。如果你感觉在魔怔圈子里活得每时每刻不得安宁，深感痛苦又看不到出路，又不会信息对冲，单方面被坏消息冲刷情绪，那趁早断网，远离圈子，静心一个月再说。你看，我经常手把手教现实生活中没什么文化的妇女搜集离婚证据，设法争取财产和子女，教受家暴妇女如何保障安全收集证据如何报警，有空就做各种弱势妇女群体相关的法律问题调研，做实地考察研究，去医院体个检都留意到可能受性侵的女童，教医生报警，我就过得很充实，很有成就感，很有目标感，很有使命感，一点也不迷茫，我还认识很多基层党员干部，有男有女，都是很普通的人，在努力帮助弱势妇女，扶贫也好，关爱留守女童也好，在女性受到暴力威胁时挺身而出也好，都是很日常很普通的事儿，普通到不配被新闻报道，但一旦你了解到这些，投身于这些事业，就会找到方向，不再陷入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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