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历史
香港现在出外吃饭，不带钱包不要紧，但一定要带手机。不带钱包还有其他办法付帐，但不带手机，没有「安心出行」，没有疫苗接种纪录，那就到了餐厅也不给你进去。

有个损友约人吃饭，手机是带了，但不知怎么搞的，里面的针卡显示不出来，结果就被挡在餐厅外面。这个朋友是三针打齐的，只是手机程序出了毛病，最后要去附近有注射服务的社区中心求助，不知如何就搞好了，这才可以进餐厅吃饭。
最近又有了红黄码之类措施，以后出去吃顿饭，或许会更复杂一些。

这天跟「发记茶餐厅」的老坑徐聊天，他给我看了两张照片，是一九八○年代香港饮食从业员的疫苗注射针卡，那是天花和霍乱疫苗的注射证明，当时香港政府要求食肆员工必须打过针才可以上班，针卡要放在餐厅，以备有关部门随时抽查，没有针卡会被处罚。这也是很有趣的防疫历史，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今天我们在热议针卡的时候，却没想过原来今天的针卡是后辈，几十年前就有「针卡前辈」了。

至于今天令人闻之色变的「封城」、「隔离」之类，在一百年前中国也实施过。一九一○年东北发生鼠疫，清朝政府委派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担任总医官，全权负责防疫工作。伍连德祖籍广东台山，马来亚华侨，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对细菌学和热带病学有很深的研究。他到了东北解剖鼠疫死者，发现病毒会通过人类飞沫及空气传播，马上决定隔离患者，并封锁有关区域，切断城市间的交通往来，阻止交叉感染，并用外科口罩改造设计为专门预防飞沫传播的防疫口罩，教人佩戴。在这一连串防疫措施之下，一九一一年三月一日，哈尔滨的鼠疫死亡人数清零。一个月后鼠疫被消灭。经此一役，伍连德声名大噪，他设计的防疫口罩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这也是现代N95口罩的原型。

#教科室# 5月18日下午，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在报告厅面向全体教职工开展“教育科研助力教师专业发展——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课题申报专题培训”活动，特邀江南大学教育系主任、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副院长伍红林教授为主讲嘉宾。伍红林教授从申报课题前的准备工作、申报题目的选择、申报书形式、课题成员选择等几个方面和大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解决了教师们在申报和管理课题中的困惑和疑难，有效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校科研水平的提高。

【#新黔中行# 镇宁自治县高荡村：#贵州这处意料之外的千年布依古寨#】大多数人认为，高荡村那些从明代留存至今的石头房子，一定是当地人坚守古老文化的成果。然而，村干部杨正鑫的答案却是这样说的：“以前的人，哪知道古建筑的价值？只不过大家都把钱花在送孩子读书上了，反正出去以后不会再回来长住，谁又会花这个‘冤枉钱’？时间一长，就没有这种建新房的风气，没必要。”杨正鑫认为新式房屋对高荡人而言毫无吸引力。

高荡村似乎拥有数不清的秘密，那些故事和外界的想象并不一致，它穿过近千年历史走来，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奏。杨正鑫和几乎所有高荡人一样，对这个古村落的过去了如指掌。他像个导游一般，带着来客走到寻羊井前。他将从这里开启整个参观流程，而高荡村的历史确实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镇宁自治县高荡村，“千年布依古寨”的称号刻在巨大的牌坊上，立于景区入口，石木结构的房屋连同石桥、石板路等构建出一个石头的世界。走进高荡，最大的感受只有一个字——静。四面环绕的山林间掠过清风，树叶摩擦出的声响在耳朵眼里打转；石头建成的房屋混合着黑白灰三种颜色，并不明朗的色彩反而更显沉稳；身着布依族服饰的老人坐在路边，面前摊放着几袋当天采摘的蔬菜、水果，似乎并不在意能卖出多少，只是静静地坐着；就连原本应该兴奋的游客也出奇地安静，只发出相机快门和鞋底蹋在石板上的声响。

寻羊井前立有一块牌子，牌子上详细记录了高荡村和这口井之间的紧密关系。明代时，住在梭罗河畔的伍家人在河边牧羊，没想到在他下河抓鱼时羊已不见了踪影，他一路寻着羊的脚印翻山越岭，竟寻到这处如碗口粗的山泉，泉水充沛，仿佛永远不会干涸，抬头一看，四周群山环绕，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伍家人便决定叫上姻亲杨家人一同搬到此地。高荡村因此诞生。

正如杨正鑫所说，高荡村的人历来重视教育。虽然在数百年前，四面环山的地形为伍姓和杨姓两大家族提供了有利的庇护，但那漫长的动荡岁月过去之后，外部世界迎来飞速发展，这闭塞的交通反倒变成了当地人与外界沟通的障碍。在经济发展滞后、只能靠传统农耕维持生活的高荡人看来，唯有读书才能抓住冲破大山的机会。

高荡村出人才，这在镇宁几乎是公认的事实，这里甚至很早就有“儒林村”的美誉。从清代咸丰年间至1906年废除科举制，数十年里经郡试取录的秀才有9人，举人1人。1912年至1949年期间，出了7名中央军校和1名国立师范学院毕业生。1949年至今，进入国家机关的，或是自主创业取得不小成就的也有上百人。这在总户数不过200多户，人口不超过1000人的小村庄而言，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成绩。

即便没有读书的天赋，年轻一辈的高荡人也想出去闯闯。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潮”袭来，被锁在大山之中的高荡人也能觉察到这一机遇。杨正鑫也不例外，他早年随大流外出打工，干的都是靠体力吃饭的活路。不少年轻力壮的高荡人和杨正鑫一样，纷纷走向山外，把数百年的历史记忆留在身后，他们也有同样的志向，只要在外闯出一片天，挣了钱至少要在镇宁县城安家，不愿把钱花在这山窝窝里建新房。古老的村落只剩下寡言的老人，无论外界如何变化，这里的石头房永远是同一种灰白的色调，历尽风吹雨打，既不被翻新，也不会褪色，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在外界变化日新月异的时代，这用石头建造出的小世界反倒成了异类，年轻人纷纷外出把这里变成了“空壳村”，竟误打误撞般为这里增添了些许荒凉的色彩。高荡村的日渐冷清是当地人心中的无可奈何，但这无奈的静默在艺术家眼里却是难得的创作素材。2010年左右，有消息灵通的画家、摄影家、诗人陆续闻讯而来，用镜头或笔头记录下眼前这个几乎快被人遗忘的村庄。

高荡人自然不会想到，这些衣着打扮与寨中人格格不入的艺术家，能让这个古老的村寨以另一种姿态重回大众视野。彼时，杨正鑫的哥哥杨正行正是高荡村的村支书，他恰好见证了一段惊人的蝶变。

紧随着艺术家们而来的，便是来自传统文化保护者的脚步。镇宁自治县政协原主席杨芝斌回到村里，将自己的旧屋改造成了布依文化陈列馆，同时展出了不少艺术家在高荡采风时留下的作品。后来，他又带着一群人回到高荡村。作为从高荡走出去的儿女，又是镇宁自治县布依学会的会长，他此次回来的目的非常明确，要在众人面前揭开这座古村落的神秘面纱，让更多人能看到它。

调研非常顺利，顺利得让杨正行都有些回不过神来。高荡村的景区打造计划迅速启动，镇宁自治县政府拨款对当地的古堡、古营盘、古桥、碑记等文物进行修复，濒危古建筑也得到整修，又投入大量资金修通了寨门外的道路，并对当地房屋建设和改造等作出规定，新建房必须通过申请后按照传统建筑的样式进行修剪。

高荡村内部的建设如火如荼，外部对于高荡村的关注热情也持续高涨。在那几年中，以高荡村为主题的美术作品也接连出现在各种大型展览中。2014年年底，有中国国家画院、贵州省文化厅（现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新中国美术家系列——贵州省中国画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画家胡世鹏带来了作品《高荡》；2016年，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中国国家画院一带一路采风写生作品展中，中国美院博士生导师、杭州画家陈向迅展出了以高荡为主题的系列作品……

虽然高荡的建设和艺术家的关注并无最直接的因果关系，却也是高荡村之巨变最直接的反应。越来越多的人从不同途径了解到，在贵州距离黄果树景区不远的地方，有个用石头建造的“千年古村落”。

为了让旅游业更成熟，当地政府与贵州青旅合作，开发旅游产品，同时也带来更多游客。游客来了，高荡的年轻人也回来了。杨正鑫告别打工生涯回到村里，在他哥哥的带动下加入村委会，当上了村干部。其他年轻人也陆续回来，将自家旧屋改造成农家乐、民宿，或带着从小就会的蜡染手艺回到村里，制作旅游商品进行售卖。古寨里的嬢嬢们除了务农也得到了新的工作，表演拦门酒、唱布依山歌，每个月能挣到一两千元。如今，这里已被列入中国传统古村落，也是国家级4A级景区，每个符号的降临都伴随着一次变迁，但每一次变迁似乎都在当地人的意料之外。

站在尚未对外开放的古营盘，这是能俯瞰整个高荡村的最高点。当地没有对这个因风化等自然因素而几近摧毁的古营盘进行修复，残缺的石墙是它曾经作为高荡人躲避匪患的唯一证据，这残缺反倒能激起人们探索秘密的欲望。站在石墙边上放眼望去，山下的石头房子连成一片尽收眼底。

入夜，村里的文化广场上聚满游客。肃穆的音乐响起，灯光打在戴着面具的男子和穿着传统布依族服饰的妇女身上，装扮成祭司的男子举着火把，踩着庄重的节奏走下舞台，缓缓将广场中间的篝火点燃。大火猛烈燃烧，火星向天空飞去，游客情绪高涨，围着熊熊篝火跳起舞蹈。远处，灰白色的石头房子融入夜幕之中，仿佛千年来从未改变。（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