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卖了六年的大闸蟹的果报——儿子现在精神分裂】
袁华中，男，48岁，来自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家住湖北省武汉市的袁华中原本有一个让人羡慕的家庭：一双健康、可爱的儿女，一位贤淑的妻子，他本人也是亲戚朋友眼中的“三好”男人（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
然而，厄运从六年前开始了……
袁华中和朋友合伙到广东开了一家大闸蟹专卖店。
在买卖的第二年——2010年元旦，当袁华中从广东回家后，得知儿子辞去了工作，心里非常气愤，就开始训斥儿子和妻子。袁华中说：“当时我的脾气很大，句句话都伤害着妻子，完全不像我平时的样子。正值过年，别人家都欢欢喜喜地过年，我家却被我闹得鸡犬不宁，后来矛盾升级，我向妻子提出了离婚。”
离婚后不久，袁华中二十几岁的儿子精神出现问题，到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精神分裂症。医生告诉袁华中，这种病很难根治，需要长期治疗。
为了能让儿子恢复健康，袁华中到处求医问药，找大仙儿看事、找算命先生改名字、看风水，修祖坟等等，可儿子的病仍不见好转，并且由于四年来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袁华中的儿子行动渐渐迟缓、眼神呆滞、开始厌食，变得越来越消瘦。
2014年下半年，袁华中接触到佛法，通过对《因果报应》光碟的观看，袁华中联想起儿子的动作、行为和大闸蟹很相像：儿子两手爱抓头、抓脚；走路僵硬，而且不会走直线，经常横着走；不肯上楼阶。
今年五月，通过佛友介绍，袁华中来到寺院，因为儿子情况特殊，没有在寺院挂单，于是就在外面租了一间屋子，白天在寺院里听经闻法、读诵《无量寿经》、念佛，晚上回出租房休息。
同时，袁华中的妻子也来到寺院，夫妻二人共同忏悔以往过错……渐渐地，袁华中的儿子开始与人沟通，三餐能够正常吃饭，只要口里念着“阿弥陀佛”，就可以正常行走。
袁华中说：“学佛这一个月来，孩子的变化很大。我们真正感受到佛法不可思议，想想自己这几年从事杀生行业赚来的钱基本都花在治疗儿子的病情上，所剩无几；因为自己杀生业力的感召，让整个家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但也非常幸运，我们一家人能够接触到佛法，明白因果道理的事实真相，今生有缘了脱生死之苦。假如儿子的病情能够好转，我希望他将来可以出家或者在家弘扬佛法，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回馈这些好心人士的热心帮助和关怀。”
佛告诉我们：是业力牵引我们来人道受生的。业力是两种，一种是引业，引导你到人道来投胎，这是引业引导的，引导的是什么？是五戒。中国老祖宗教诲里面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在佛法里面对应的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条能做好就会到人道来。
得到人身之后，贫富贵贱不一样，这是第二个业所起的作用，第二个业是满业，满业不一样。所以虽得人身，贫贱富贵不相同，贵贱贫富不一样，贵是有地位，富是拥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贫是没有财富。佛教导我们布施、持戒、忍辱，这是修满业。
《会疏》里说六道都是恶道，疏云：“六道，则流转所由。故言恶道。”《六道轮回经》上告诉我们：离苦要离究竟苦，什么叫究竟苦？脱离六道轮回叫离究竟苦，永远不再受苦。只要不离开六道，苦是有得受的，这说明六道可怕。
“得究竟乐”，往生极乐世界是得究竟乐，不能不知道。佛应化在世间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看到我们这些众生，在六道里头迷惑颠倒，醒不过来，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打转，苦不堪言。从同体大悲心里头，起心动念，发愿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这是佛的本愿。所以我们要能相信，要能接受，要能依教修行。
极乐通途人稀稀，度脱离苦无人理。
阿弥陀佛放毫光，慈悲接引往西去。
人生如幻草凄凄，生死别离苦不及。
可怜众生苦当蜜，宝贵生命不珍惜。
地狱阴暗路荆棘，众生拼命往里挤。
地狱层层苦别提，百千万劫难相遇。
生生灭灭轮回转，自作自受罪难移。
晓得因果明真理，同生极乐证菩提。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祈愿人人都能断一切恶，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堕胎，不妄语，不饮酒，不贪婪，不瞋恚，不愚痴，不傲慢，不怀疑，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不种恶因，自然就不会受恶报！自然趋吉避凶，吉祥如意，事事顺心！
敬请修一切善，吃素，放生，孝敬父母，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多行善积德！
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永脱六道轮回之苦！离究竟苦，得究竟乐！
敬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
回向偈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袁华中，男，48岁，来自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家住湖北省武汉市的袁华中原本有一个让人羡慕的家庭：一双健康、可爱的儿女，一位贤淑的妻子，他本人也是亲戚朋友眼中的“三好”男人（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
然而，厄运从六年前开始了……
袁华中和朋友合伙到广东开了一家大闸蟹专卖店。
在买卖的第二年——2010年元旦，当袁华中从广东回家后，得知儿子辞去了工作，心里非常气愤，就开始训斥儿子和妻子。袁华中说：“当时我的脾气很大，句句话都伤害着妻子，完全不像我平时的样子。正值过年，别人家都欢欢喜喜地过年，我家却被我闹得鸡犬不宁，后来矛盾升级，我向妻子提出了离婚。”
离婚后不久，袁华中二十几岁的儿子精神出现问题，到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精神分裂症。医生告诉袁华中，这种病很难根治，需要长期治疗。
为了能让儿子恢复健康，袁华中到处求医问药，找大仙儿看事、找算命先生改名字、看风水，修祖坟等等，可儿子的病仍不见好转，并且由于四年来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袁华中的儿子行动渐渐迟缓、眼神呆滞、开始厌食，变得越来越消瘦。
2014年下半年，袁华中接触到佛法，通过对《因果报应》光碟的观看，袁华中联想起儿子的动作、行为和大闸蟹很相像：儿子两手爱抓头、抓脚；走路僵硬，而且不会走直线，经常横着走；不肯上楼阶。
今年五月，通过佛友介绍，袁华中来到寺院，因为儿子情况特殊，没有在寺院挂单，于是就在外面租了一间屋子，白天在寺院里听经闻法、读诵《无量寿经》、念佛，晚上回出租房休息。
同时，袁华中的妻子也来到寺院，夫妻二人共同忏悔以往过错……渐渐地，袁华中的儿子开始与人沟通，三餐能够正常吃饭，只要口里念着“阿弥陀佛”，就可以正常行走。
袁华中说：“学佛这一个月来，孩子的变化很大。我们真正感受到佛法不可思议，想想自己这几年从事杀生行业赚来的钱基本都花在治疗儿子的病情上，所剩无几；因为自己杀生业力的感召，让整个家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但也非常幸运，我们一家人能够接触到佛法，明白因果道理的事实真相，今生有缘了脱生死之苦。假如儿子的病情能够好转，我希望他将来可以出家或者在家弘扬佛法，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回馈这些好心人士的热心帮助和关怀。”
佛告诉我们：是业力牵引我们来人道受生的。业力是两种，一种是引业，引导你到人道来投胎，这是引业引导的，引导的是什么？是五戒。中国老祖宗教诲里面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在佛法里面对应的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条能做好就会到人道来。
得到人身之后，贫富贵贱不一样，这是第二个业所起的作用，第二个业是满业，满业不一样。所以虽得人身，贫贱富贵不相同，贵贱贫富不一样，贵是有地位，富是拥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贫是没有财富。佛教导我们布施、持戒、忍辱，这是修满业。
《会疏》里说六道都是恶道，疏云：“六道，则流转所由。故言恶道。”《六道轮回经》上告诉我们：离苦要离究竟苦，什么叫究竟苦？脱离六道轮回叫离究竟苦，永远不再受苦。只要不离开六道，苦是有得受的，这说明六道可怕。
“得究竟乐”，往生极乐世界是得究竟乐，不能不知道。佛应化在世间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看到我们这些众生，在六道里头迷惑颠倒，醒不过来，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打转，苦不堪言。从同体大悲心里头，起心动念，发愿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这是佛的本愿。所以我们要能相信，要能接受，要能依教修行。
极乐通途人稀稀，度脱离苦无人理。
阿弥陀佛放毫光，慈悲接引往西去。
人生如幻草凄凄，生死别离苦不及。
可怜众生苦当蜜，宝贵生命不珍惜。
地狱阴暗路荆棘，众生拼命往里挤。
地狱层层苦别提，百千万劫难相遇。
生生灭灭轮回转，自作自受罪难移。
晓得因果明真理，同生极乐证菩提。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祈愿人人都能断一切恶，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堕胎，不妄语，不饮酒，不贪婪，不瞋恚，不愚痴，不傲慢，不怀疑，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不种恶因，自然就不会受恶报！自然趋吉避凶，吉祥如意，事事顺心！
敬请修一切善，吃素，放生，孝敬父母，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多行善积德！
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永脱六道轮回之苦！离究竟苦，得究竟乐！
敬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
回向偈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海南疫情防控# #儋州广播电视台# 抗疫特写 | 党旗飘扬在一线、党员先锋身在前
8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整个海南，为阻击疫情继续蔓延，四川省援海南省核酸检测队于8月7日凌晨抵达海南省儋州市。为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切实发挥党员模范先锋作用，经报援海南核酸检测队临时党委批准，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气膜实验室（以下简称川北队）成立四川省援海南省核酸检测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气膜实验室临时党总支，下设5个党支部，临时总支共有党员55名，预备党员10人。
过“五”关，创抗疫佳绩
8月23日凌晨四点半，川北队创造单日检测量突破五万管的历史新记录，全面助力海南儋州打赢这场高质量抗疫攻坚战！川北队临时党总支书记马代远同志指出“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气膜实验室队员来自南充市三区六县98家机构，人员学历层次及水平不一，接到抗疫指令紧急开赴前线，抵达海南后克服种种困难，服从命令安排，积极参加业务培训，短期迅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送关怀，凝温暖团队
近日，川北队队员朱迅腿部不慎被虫咬伤，她一声不吭默默坚持上班。两天后由于伤口出现感染，她悄悄向医疗保障组申请用药，保障组及时向临时总支汇报，临时党总支书记马代远，副书记张国元庚即前往看望，为她送上党总支及全体队员的关心与祝福。对朱迅勇担责任，坚守岗位的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希望她好好养伤，早日康复。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8月23日晚，川北临时党总支及各支部委员为川北队9名队员过集体生日，活动在歌声中开始，总支及支部委员们为每一位过生日的队员送上蛋糕和手写的祝福贺卡。这场特别而又简朴的集体生日会，没有满桌的饭菜，没有亲人的陪伴，组织和战友的关怀祝福温暖了队员的心。
集体生日会结束后，入党22年且作为寿星参与生日会的张凯鑫分享了感受体会“第一次度过这么难忘的生日，党旗飘扬在身前，很有仪式感也很有荣誉感，感谢党组织的关怀，我会坚守入党初心，爱岗敬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为党旗添光争彩。”
树先锋，建坚强堡垒
8月23日晚8时，川北队临时党总支部召开第一次党总支部会议，会议由马代远书记主持，各总支委员和支部书记委员参加会议。马代远书记在会上表示“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的作用，听党指挥，能打胜战，该冲锋时就要冲上去；要熟悉各个工作岗位，随时做好补位的准备，哪里需要你们，你们就要顶上去！”临时党总支组织委员罗光成、宣传纪检委员李九龙、统战委员赵茂吉也纷纷发言，强调党员干部在生活、工作中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要有战时的状态和决心，时刻关心队员、帮助队员；对待抗疫支援工作要勇于担当、敢扛重任，用实际行动展现党员干部风采。
党有号召，队有行动，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气膜实验室党员先锋队会不畏艰险冲锋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让党旗高高飘扬在抗疫一线！
8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整个海南，为阻击疫情继续蔓延，四川省援海南省核酸检测队于8月7日凌晨抵达海南省儋州市。为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切实发挥党员模范先锋作用，经报援海南核酸检测队临时党委批准，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气膜实验室（以下简称川北队）成立四川省援海南省核酸检测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气膜实验室临时党总支，下设5个党支部，临时总支共有党员55名，预备党员10人。
过“五”关，创抗疫佳绩
8月23日凌晨四点半，川北队创造单日检测量突破五万管的历史新记录，全面助力海南儋州打赢这场高质量抗疫攻坚战！川北队临时党总支书记马代远同志指出“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气膜实验室队员来自南充市三区六县98家机构，人员学历层次及水平不一，接到抗疫指令紧急开赴前线，抵达海南后克服种种困难，服从命令安排，积极参加业务培训，短期迅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送关怀，凝温暖团队
近日，川北队队员朱迅腿部不慎被虫咬伤，她一声不吭默默坚持上班。两天后由于伤口出现感染，她悄悄向医疗保障组申请用药，保障组及时向临时总支汇报，临时党总支书记马代远，副书记张国元庚即前往看望，为她送上党总支及全体队员的关心与祝福。对朱迅勇担责任，坚守岗位的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希望她好好养伤，早日康复。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8月23日晚，川北临时党总支及各支部委员为川北队9名队员过集体生日，活动在歌声中开始，总支及支部委员们为每一位过生日的队员送上蛋糕和手写的祝福贺卡。这场特别而又简朴的集体生日会，没有满桌的饭菜，没有亲人的陪伴，组织和战友的关怀祝福温暖了队员的心。
集体生日会结束后，入党22年且作为寿星参与生日会的张凯鑫分享了感受体会“第一次度过这么难忘的生日，党旗飘扬在身前，很有仪式感也很有荣誉感，感谢党组织的关怀，我会坚守入党初心，爱岗敬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为党旗添光争彩。”
树先锋，建坚强堡垒
8月23日晚8时，川北队临时党总支部召开第一次党总支部会议，会议由马代远书记主持，各总支委员和支部书记委员参加会议。马代远书记在会上表示“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的作用，听党指挥，能打胜战，该冲锋时就要冲上去；要熟悉各个工作岗位，随时做好补位的准备，哪里需要你们，你们就要顶上去！”临时党总支组织委员罗光成、宣传纪检委员李九龙、统战委员赵茂吉也纷纷发言，强调党员干部在生活、工作中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要有战时的状态和决心，时刻关心队员、帮助队员；对待抗疫支援工作要勇于担当、敢扛重任，用实际行动展现党员干部风采。
党有号召，队有行动，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气膜实验室党员先锋队会不畏艰险冲锋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让党旗高高飘扬在抗疫一线！
#故纸寻迹#【#与首钢齐名的京棉从文创C位出道#】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工业版图中曾有“一黑一白”之说，“一黑”指首钢，与其并肩的“一白”便是京棉。作为当时的新兴支柱产业，棉纺织业打一出道，便是妥妥的C位。根据首都战略发展的需要，金字招牌京棉历经发展、转型、重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京棉旧址作为工业遗存转型文创园，再度“C位出道”。人们徜徉其中，既可感受其华丽转身，更可汲取其腾笼换鸟、再立潮头的改革勇气。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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