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基金# 【深化“放管服” 试点“包干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经费管理改革激活创新原动力】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会同财政部、科技部制定出台《关于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试点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一年时间过去了，自然科学基金委不断深化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改革，修订完善相关管理办法。从扩大预算调剂权、取消绩效支出比例限制、简化报表及流程，到提高间接费用比例，再到“包干制”改革，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将国家关于科研经费改革的精神及时落实到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进一步为科研人员营造更加宽松的经费使用环境，从基础研究的经费管理改革着手，激活创新原动力。
落实“包干制”
自然科学基金委以2019年起批准资助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为试点，实行经费使用“包干制”。
“包干制”坚持以信任为前提，最大限度简化项目经费管理。首先，实行项目负责人承诺制，项目负责人签署承诺书，承诺项目经费全部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相关的支出。其次，项目资助强度为原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强度之和，项目申请人提交申请书和获批项目负责人提交计划书时，均无需编制项目预算。再次，项目负责人自主决定经费使用，项目各经费科目不设额度限制，项目负责人可以在规定范围内自主决定经费使用。管理费用由依托单位根据实际管理支出情况与项目负责人协商确定，绩效支出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科研需要和相关薪酬标准自主确定，依托单位按照现行工资制度进行管理。最后，项目结题时应在单位内部公开经费决算和结题/成果报告，接受广大科研人员监督。自然科学基金委将视情况开展抽查。
所涉首批试点依托单位按照《通知》要求，已完成内部管理规定制定并向自然科学基金委备案。从各单位制定的办法来看，所有单位均在办法中体现了负责人承诺制，在管理费、绩效支出的管理方面采用固定比例、固定范围、设定上/下限，协商确定等方式，在经费管理方面采用简化预算编制、经费打包使用、优化预算调剂等方法，进一步保障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落地落实。
深化“放管服”
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放管服”改革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
一是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对于直接费用，科研人员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编报预算，所有开支科目均无比例限制；项目执行过程中除设备费外都可调剂，预算调剂权全部下放依托单位。设备费预算一般不予调增，确需调增的报自然科学基金委审批。设备费调减、设备费内部预算结构调整、拟购置设备明细发生变化的，由依托单位审批；项目结题后通过结题验收并且依托单位信用评价好的，项目结余经费由依托单位统筹安排，专门用于基础研究的直接支出。对于间接费用，主要用于补偿依托单位的管理成本和依托单位对科研人员进行绩效奖励。其中，绩效奖励没有比例限制，由依托单位统筹安排使用。
二是简化预（决）算编制和材料报送，优化资金过程管理。对于定额补助式项目，科研人员只需填报一张直接费用预（决）算表和简单的预（决）算编制说明，无需提供明细。对于成本补偿式项目，科研人员只需填报一张直接费用预（决）算表、四张明细表及必要的预（决）算编制说明，无需提供详细测算依据。目前，已取消依托单位项目资金年度收支报告编制报送，依托单位决算汇总表也无需报送纸质文件。定额补助式项目一般不开展项目资金使用过程检查，成本补偿式项目根据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开展一次财务中期检查。成本补偿式项目结题验收时，项目和财务验收程序合并完成。
三是进一步提高智力密集型项目和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2019年，自然科学基金委为深入贯彻基于绩效、诚信和能力的科研管理改革精神，在经过反复论证、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管理工作实际，选取60家依托单位，将2019年获批准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三类项目作为试点，通过调整经费结构达到提高间接费用比例的效果。今年结合2019年的试点情况，经商科技部、财政部，进一步扩大试点，对于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将试点范围从60家依托单位扩展到所有依托单位。同时，将全部依托单位获批资助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纳入试点，固定资助强度，提高间接费用占比。赋予项目负责人支配科研经费的更大自由度和自主权，加强了对科研人员的激励。
确保“用得好”
自然科学基金委落实国家科技领域“放管服”精神，实施项目资金管理改革至今已形成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改革成效。下一步，将在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持续努力推进以下工作，提高项目资金管理效率和水平，更好地为科研人员提供资金保障。
一是提高间接费用比例，稳步推广提高间接费用比例试点范围。充分发挥绩效支出激励作用，营造有利于科研创新的制度环境，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
二是推进经费使用“包干制”管理，在现有“包干制”试点工作成果基础上，深入广泛调研，本着充分放权、放管结合、协同推进的原则，创新经费管理机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基础研究事业。
三是间接费用核定与信誉等级挂钩，稳妥推进基于依托单位信誉水平的间接费用核定管理机制。
四是根据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完善经费管理制度，并确保各项政策执行落实到位。自然科学基金委将进一步关注放管结合，注意把握政策平衡，加强监督指导，引入绩效评价，在有效规范自主权运行下做出系列部署，压实依托单位责任，确保依托单位对于政策接得住、用得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供稿，本报记者张双虎整理）
专家谈“放管服”
北京大学教授 蔡一茂：
我自2009年回国后就开始申请科学基金，这些年来深刻感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推动申请无纸化、把控质量的同时，在优化申请流程、资金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资金管理方面，基金委一直走在改革前列，落实和推动“放管服”，使得广大科学基金申请者受益匪浅。我个人感触比较深的几点包括：一是对结余经费的使用管理规定清晰明确。项目预算永远赶不上实际科研的变化，如果为了财务管理或者验收，一定要在项目周期内把预算经费全部执行完，可能会造成浪费或成为负担，而自然科学基金的相关规定相当程度上解决了科研工作者的后顾之忧。二是科学基金较早实现了直接经费里多项经费可以打通使用，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为科研工作者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科研项目中材料费、劳务费、加工费、知识产权费等费用，有时候确实很难在整个项目周期内准确估算，如果对这方面进行太多限制，会为创新科研带来限制。三是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预算相对简单，很多项目基本上只有一张表格，进行一些简洁的说明，没有繁琐的测算要求。而间接经费和直接经费的多少，能够灵活调整，在减轻申请环节负担的同时，也为后续经费的高效率使用打下了基础。
在科研经费管理方面，我希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一是能进一步扩大经费打通使用的项目类型。二是能把设备费和其他直接经费打通。科研设备对科学家来说就像工匠的工具，如果在一定监管下，可以用其他地方节省的钱买更好的设备，不但可以促进当前的项目，还能在支撑后续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邓方：
首先，经费制度改革应该把信任科学家作为出发点，不能把科学家当贼来防，同时也要注重诚信约束机制，有权利也要有责任。
其次，对经费使用重决算、轻预算，比如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包干制”就特别好，充分尊重了研究人员的自主权，因为很多时候预算很难精确，简化预算材料非常必要，但要防止在具体执行中回到老的预算制中去。
第三，需要认可在职或有工资性收入的科研人员的人力和智力付出，加大绩效奖励比例。
最后，要加强对经费执行的监督力度，减少经费结余、减少资金的浪费，让更多经费用到最需要经费的研究人员和项目中。
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王军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近年来推行“放管服”改革措施，比如简化经费预算，打通直接经费中除设备费外各科目之间的界限；项目申请阶段只需提交电子版，项目批复后再提交纸质版；项目实施过程中在不降低目标和指标前提下，自行调整技术方案等。这些“放管服”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科研工作者，让大家能够将更多的精力聚焦科研本身，全力投入科研过程的各个环节，更有利于项目的实施和完成，尤其是科研经费方面，简化了调整和审批流程，更符合科研项目的实施特点。https://t.cn/A6Ggn5Wd
落实“包干制”
自然科学基金委以2019年起批准资助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为试点，实行经费使用“包干制”。
“包干制”坚持以信任为前提，最大限度简化项目经费管理。首先，实行项目负责人承诺制，项目负责人签署承诺书，承诺项目经费全部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相关的支出。其次，项目资助强度为原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强度之和，项目申请人提交申请书和获批项目负责人提交计划书时，均无需编制项目预算。再次，项目负责人自主决定经费使用，项目各经费科目不设额度限制，项目负责人可以在规定范围内自主决定经费使用。管理费用由依托单位根据实际管理支出情况与项目负责人协商确定，绩效支出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科研需要和相关薪酬标准自主确定，依托单位按照现行工资制度进行管理。最后，项目结题时应在单位内部公开经费决算和结题/成果报告，接受广大科研人员监督。自然科学基金委将视情况开展抽查。
所涉首批试点依托单位按照《通知》要求，已完成内部管理规定制定并向自然科学基金委备案。从各单位制定的办法来看，所有单位均在办法中体现了负责人承诺制，在管理费、绩效支出的管理方面采用固定比例、固定范围、设定上/下限，协商确定等方式，在经费管理方面采用简化预算编制、经费打包使用、优化预算调剂等方法，进一步保障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落地落实。
深化“放管服”
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放管服”改革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
一是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对于直接费用，科研人员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编报预算，所有开支科目均无比例限制；项目执行过程中除设备费外都可调剂，预算调剂权全部下放依托单位。设备费预算一般不予调增，确需调增的报自然科学基金委审批。设备费调减、设备费内部预算结构调整、拟购置设备明细发生变化的，由依托单位审批；项目结题后通过结题验收并且依托单位信用评价好的，项目结余经费由依托单位统筹安排，专门用于基础研究的直接支出。对于间接费用，主要用于补偿依托单位的管理成本和依托单位对科研人员进行绩效奖励。其中，绩效奖励没有比例限制，由依托单位统筹安排使用。
二是简化预（决）算编制和材料报送，优化资金过程管理。对于定额补助式项目，科研人员只需填报一张直接费用预（决）算表和简单的预（决）算编制说明，无需提供明细。对于成本补偿式项目，科研人员只需填报一张直接费用预（决）算表、四张明细表及必要的预（决）算编制说明，无需提供详细测算依据。目前，已取消依托单位项目资金年度收支报告编制报送，依托单位决算汇总表也无需报送纸质文件。定额补助式项目一般不开展项目资金使用过程检查，成本补偿式项目根据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开展一次财务中期检查。成本补偿式项目结题验收时，项目和财务验收程序合并完成。
三是进一步提高智力密集型项目和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2019年，自然科学基金委为深入贯彻基于绩效、诚信和能力的科研管理改革精神，在经过反复论证、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管理工作实际，选取60家依托单位，将2019年获批准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三类项目作为试点，通过调整经费结构达到提高间接费用比例的效果。今年结合2019年的试点情况，经商科技部、财政部，进一步扩大试点，对于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将试点范围从60家依托单位扩展到所有依托单位。同时，将全部依托单位获批资助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纳入试点，固定资助强度，提高间接费用占比。赋予项目负责人支配科研经费的更大自由度和自主权，加强了对科研人员的激励。
确保“用得好”
自然科学基金委落实国家科技领域“放管服”精神，实施项目资金管理改革至今已形成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改革成效。下一步，将在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持续努力推进以下工作，提高项目资金管理效率和水平，更好地为科研人员提供资金保障。
一是提高间接费用比例，稳步推广提高间接费用比例试点范围。充分发挥绩效支出激励作用，营造有利于科研创新的制度环境，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
二是推进经费使用“包干制”管理，在现有“包干制”试点工作成果基础上，深入广泛调研，本着充分放权、放管结合、协同推进的原则，创新经费管理机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基础研究事业。
三是间接费用核定与信誉等级挂钩，稳妥推进基于依托单位信誉水平的间接费用核定管理机制。
四是根据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完善经费管理制度，并确保各项政策执行落实到位。自然科学基金委将进一步关注放管结合，注意把握政策平衡，加强监督指导，引入绩效评价，在有效规范自主权运行下做出系列部署，压实依托单位责任，确保依托单位对于政策接得住、用得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供稿，本报记者张双虎整理）
专家谈“放管服”
北京大学教授 蔡一茂：
我自2009年回国后就开始申请科学基金，这些年来深刻感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推动申请无纸化、把控质量的同时，在优化申请流程、资金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资金管理方面，基金委一直走在改革前列，落实和推动“放管服”，使得广大科学基金申请者受益匪浅。我个人感触比较深的几点包括：一是对结余经费的使用管理规定清晰明确。项目预算永远赶不上实际科研的变化，如果为了财务管理或者验收，一定要在项目周期内把预算经费全部执行完，可能会造成浪费或成为负担，而自然科学基金的相关规定相当程度上解决了科研工作者的后顾之忧。二是科学基金较早实现了直接经费里多项经费可以打通使用，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为科研工作者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科研项目中材料费、劳务费、加工费、知识产权费等费用，有时候确实很难在整个项目周期内准确估算，如果对这方面进行太多限制，会为创新科研带来限制。三是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预算相对简单，很多项目基本上只有一张表格，进行一些简洁的说明，没有繁琐的测算要求。而间接经费和直接经费的多少，能够灵活调整，在减轻申请环节负担的同时，也为后续经费的高效率使用打下了基础。
在科研经费管理方面，我希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一是能进一步扩大经费打通使用的项目类型。二是能把设备费和其他直接经费打通。科研设备对科学家来说就像工匠的工具，如果在一定监管下，可以用其他地方节省的钱买更好的设备，不但可以促进当前的项目，还能在支撑后续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邓方：
首先，经费制度改革应该把信任科学家作为出发点，不能把科学家当贼来防，同时也要注重诚信约束机制，有权利也要有责任。
其次，对经费使用重决算、轻预算，比如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包干制”就特别好，充分尊重了研究人员的自主权，因为很多时候预算很难精确，简化预算材料非常必要，但要防止在具体执行中回到老的预算制中去。
第三，需要认可在职或有工资性收入的科研人员的人力和智力付出，加大绩效奖励比例。
最后，要加强对经费执行的监督力度，减少经费结余、减少资金的浪费，让更多经费用到最需要经费的研究人员和项目中。
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王军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近年来推行“放管服”改革措施，比如简化经费预算，打通直接经费中除设备费外各科目之间的界限；项目申请阶段只需提交电子版，项目批复后再提交纸质版；项目实施过程中在不降低目标和指标前提下，自行调整技术方案等。这些“放管服”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科研工作者，让大家能够将更多的精力聚焦科研本身，全力投入科研过程的各个环节，更有利于项目的实施和完成，尤其是科研经费方面，简化了调整和审批流程，更符合科研项目的实施特点。https://t.cn/A6Ggn5Wd
公共网络建设白皮书2019版本[3]
——公共网络建设与拓展方向概览
——云库房，你的提货权银行。
1、超级趋势
市场中有两类常见的、合法的钱。
第1类是银行储值（RMB）。
第2类是商户与企业发行的储值（提货权）。
第1类储值与移动互联网结合，成就了微信和支付宝，催生出两个3万亿市值的帝国。
第2类储值与移动互联网的结合，尚待发掘之中，是真正的超级金矿。
在传统市场规则下，这座金矿无法开启的根源：平台与商户、企业之间、商户与商户之间、商户与企业之间都无法信任。每个自己担心别人跑路，让自己信誉受损。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股权共享是唯一的办法。商户和企业在自己持股的平台内，以自己的股权为抵押，向平台借无息的通用提货权。
当超过20%的企业和商户入驻，云库房覆盖全国的网络基本形成，通用提货权的三种分销途径：1、投资创新项目；2、支付各类成本支出；3、对外分销给消费者。提货权独享创新投资权，会使提货权被抢购。这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制造盈利难、融资难的问题，更可以从根本上逆转中国制造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原因：中国制造用提货权投资海外是分销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即可以给中国制造带来大量订单，又可以控股海外资产，还能够不给投资国带去债务。
2、登记合约，助力云库房
消费者把未来半年的消费先登记在云库房之上，因为登记无风险，又可以锁定收益。所以，大家可以像游戏一样参与。
这个游戏会随着参与人数和登记金额的增加，而越来越靠谱。
原因如下：
1）消费者是中国制造寻找的目标，上帝找上门，中国制造必将发现机遇。
2）所有人都是消费者，所有人包括中国制造的员工和决策者。因此，只要消费者搞懂了，中国制造就必然会搞懂。
3）消费者和中国制造会师的平台，是一个超级平台。登记人会为这个超级平台的所有权而履约。
4）消费者每半年都必然要支出20万亿的消费，履约消费者也没有多花一分钱。
3、商户入驻，奖励云库房，使商户先成为股东
商户为了使自己的平台扩大，而邀请自己的客户登记，和自己的客户一起整合中国制造。
和中国制造一起共享股权固定产提货权的福利+股权抵押可以获得无息提货权的权力。
4、换个角度理解
传统经销商经销的是货。
新的、联合的超级经销商群体经销的是中国制造的提货凭证。
这种提货凭证放在一个统一的、经销商联合控股的公共网络系统内，就会变成与人民币无差别的提货权。
通过批零价格差，会直接产生分销利润。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使每个地区的每个人普享到智能化成果，
否则就会出现：所有地区的资金与购买力单向流向某个公司、某个地区和某些卖货主播的结果，形成现金黑洞效应。
5、内生价值的自我稳定系统
6、在可追溯系统内不要耍小聪明，不要作弊
现在你拿的筹码不值钱，或者被锁定。
所以如果现在作弊，未来当筹码值钱了，解锁之前，你现在的行为禁不起数据审计，你现在获得的将变成后来者的奖励。
请注意，审计你的不是运维方，而是后来的大股东。
他们要人有人，要时间有时间，要强制力有强制力。
每个人要对大股东保持敬畏之心，运维方的大股东是大家，大家的大股东是后来者。
大股东也要体谅先行者面临的实际困难，在传统框架内，先行者等于被捆着双手前行。
7、包容与理解真正帮助自己的人
中国要钱有钱，要生产能力有生产能力，
为什么我们会面临：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
为什么我们会面临：看病难、养老难、买房难、结婚难、上学难.....
根源
我们总是想把真诚帮助自己的人架到神坛上，单向付出First，从而给我们单向索取提供便利条件。
群体向个体索取权力，个体除了是上帝，都会被坑死。
100亿（超级富豪）分给14亿人，每人也只有不到10块。
当群体坑死了大部分曾经试图帮助他们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基础信任消失，等待大家的命运必然是难、难、难！
在社会信任被撕裂后，资本就变成唯一信赖的对象，这是传统创新者争相抱资本大腿的根源。
因此，只有群体自己算明白账，才能拯救群体自己。
——补充：市场的逻辑
1、谁承担债务，谁发行货币
模型：假设银行系统有M万亿存款和M万亿贷款。
假设某一刻，只有你贷款100万购买张三的房子，你银行贷款账号增加100万，其他贷款账号没有变化，银行系统整体贷款会变为M万亿+100万。
同步，张三的存款账号增加100万，其他人的存款账号未变，这意味着银行系统整体存款会变为M万亿+100万。
这意味着：你的贷款100万的行为，帮助银行系统发行出100万货币。
或者说这100万新增的货币是通过你的贷款合约衍生出来的。
其记账原理：-100万+100万=0元。贷款属性为负，存款属性为正，两者相加为零。
无论是你的一笔交易，还是大家的多笔交易，都不会破坏资产负债平衡表。
没有人喜欢债务，因此债务诚实。因为债务诚实，所以与债务数量完全对应的资产诚实。
但这个系统的问题是社会债务增速会比社会存款增速更快，并且呈现指数形态。
导致失衡的关键：利息差。
导致利息差的根源：传统银行系统自身成本居高不下。
2、我们需要的是原理和工艺，而非产品本身
比如，我们喜欢汽车，我们曾经获得汽车的途径：1、学会原理和工艺，自己研发与生产，满足自己的需求；2、长期进口。
我们曾经的选择：是前者，自主研发，成为汽车大国。
但在虚拟领域，货币环节，我们现在的选择却是2，长期进口（美元）。
进口方式：1、玩命出口实体商品，换取美元；2、创新公司挤破脑袋去海外市场，换取美元。
实际上云库房等于是按照美元的原理和工艺，采取更低成本的方式，创造中国制造所需的订单和利润，创造中国创新所需的投资，创造中国人所需的社会保障体系，释放中国人的创造力。当然，在过程中你不需要担心，因为从传统意义上看，没有人出钱（RMB），大家都只是在无风险的签约。达成之后，整个社会已经看到自己需要的是原理和工艺，而非美元本身。
3、有竞争，我们承担的成本由最低渠道成本决定；没有竞争，我们承担的成本由最高渠道成本决定。
没有人喜欢高成本，因此，
我们包括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欧洲人、越南人.....
因此，登记合约是我们可以穿越国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
也是让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看到美联储、特朗普政府本来面目的工具。
——公共网络建设与拓展方向概览
——云库房，你的提货权银行。
1、超级趋势
市场中有两类常见的、合法的钱。
第1类是银行储值（RMB）。
第2类是商户与企业发行的储值（提货权）。
第1类储值与移动互联网结合，成就了微信和支付宝，催生出两个3万亿市值的帝国。
第2类储值与移动互联网的结合，尚待发掘之中，是真正的超级金矿。
在传统市场规则下，这座金矿无法开启的根源：平台与商户、企业之间、商户与商户之间、商户与企业之间都无法信任。每个自己担心别人跑路，让自己信誉受损。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股权共享是唯一的办法。商户和企业在自己持股的平台内，以自己的股权为抵押，向平台借无息的通用提货权。
当超过20%的企业和商户入驻，云库房覆盖全国的网络基本形成，通用提货权的三种分销途径：1、投资创新项目；2、支付各类成本支出；3、对外分销给消费者。提货权独享创新投资权，会使提货权被抢购。这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制造盈利难、融资难的问题，更可以从根本上逆转中国制造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原因：中国制造用提货权投资海外是分销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即可以给中国制造带来大量订单，又可以控股海外资产，还能够不给投资国带去债务。
2、登记合约，助力云库房
消费者把未来半年的消费先登记在云库房之上，因为登记无风险，又可以锁定收益。所以，大家可以像游戏一样参与。
这个游戏会随着参与人数和登记金额的增加，而越来越靠谱。
原因如下：
1）消费者是中国制造寻找的目标，上帝找上门，中国制造必将发现机遇。
2）所有人都是消费者，所有人包括中国制造的员工和决策者。因此，只要消费者搞懂了，中国制造就必然会搞懂。
3）消费者和中国制造会师的平台，是一个超级平台。登记人会为这个超级平台的所有权而履约。
4）消费者每半年都必然要支出20万亿的消费，履约消费者也没有多花一分钱。
3、商户入驻，奖励云库房，使商户先成为股东
商户为了使自己的平台扩大，而邀请自己的客户登记，和自己的客户一起整合中国制造。
和中国制造一起共享股权固定产提货权的福利+股权抵押可以获得无息提货权的权力。
4、换个角度理解
传统经销商经销的是货。
新的、联合的超级经销商群体经销的是中国制造的提货凭证。
这种提货凭证放在一个统一的、经销商联合控股的公共网络系统内，就会变成与人民币无差别的提货权。
通过批零价格差，会直接产生分销利润。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使每个地区的每个人普享到智能化成果，
否则就会出现：所有地区的资金与购买力单向流向某个公司、某个地区和某些卖货主播的结果，形成现金黑洞效应。
5、内生价值的自我稳定系统
6、在可追溯系统内不要耍小聪明，不要作弊
现在你拿的筹码不值钱，或者被锁定。
所以如果现在作弊，未来当筹码值钱了，解锁之前，你现在的行为禁不起数据审计，你现在获得的将变成后来者的奖励。
请注意，审计你的不是运维方，而是后来的大股东。
他们要人有人，要时间有时间，要强制力有强制力。
每个人要对大股东保持敬畏之心，运维方的大股东是大家，大家的大股东是后来者。
大股东也要体谅先行者面临的实际困难，在传统框架内，先行者等于被捆着双手前行。
7、包容与理解真正帮助自己的人
中国要钱有钱，要生产能力有生产能力，
为什么我们会面临：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
为什么我们会面临：看病难、养老难、买房难、结婚难、上学难.....
根源
我们总是想把真诚帮助自己的人架到神坛上，单向付出First，从而给我们单向索取提供便利条件。
群体向个体索取权力，个体除了是上帝，都会被坑死。
100亿（超级富豪）分给14亿人，每人也只有不到10块。
当群体坑死了大部分曾经试图帮助他们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基础信任消失，等待大家的命运必然是难、难、难！
在社会信任被撕裂后，资本就变成唯一信赖的对象，这是传统创新者争相抱资本大腿的根源。
因此，只有群体自己算明白账，才能拯救群体自己。
——补充：市场的逻辑
1、谁承担债务，谁发行货币
模型：假设银行系统有M万亿存款和M万亿贷款。
假设某一刻，只有你贷款100万购买张三的房子，你银行贷款账号增加100万，其他贷款账号没有变化，银行系统整体贷款会变为M万亿+100万。
同步，张三的存款账号增加100万，其他人的存款账号未变，这意味着银行系统整体存款会变为M万亿+100万。
这意味着：你的贷款100万的行为，帮助银行系统发行出100万货币。
或者说这100万新增的货币是通过你的贷款合约衍生出来的。
其记账原理：-100万+100万=0元。贷款属性为负，存款属性为正，两者相加为零。
无论是你的一笔交易，还是大家的多笔交易，都不会破坏资产负债平衡表。
没有人喜欢债务，因此债务诚实。因为债务诚实，所以与债务数量完全对应的资产诚实。
但这个系统的问题是社会债务增速会比社会存款增速更快，并且呈现指数形态。
导致失衡的关键：利息差。
导致利息差的根源：传统银行系统自身成本居高不下。
2、我们需要的是原理和工艺，而非产品本身
比如，我们喜欢汽车，我们曾经获得汽车的途径：1、学会原理和工艺，自己研发与生产，满足自己的需求；2、长期进口。
我们曾经的选择：是前者，自主研发，成为汽车大国。
但在虚拟领域，货币环节，我们现在的选择却是2，长期进口（美元）。
进口方式：1、玩命出口实体商品，换取美元；2、创新公司挤破脑袋去海外市场，换取美元。
实际上云库房等于是按照美元的原理和工艺，采取更低成本的方式，创造中国制造所需的订单和利润，创造中国创新所需的投资，创造中国人所需的社会保障体系，释放中国人的创造力。当然，在过程中你不需要担心，因为从传统意义上看，没有人出钱（RMB），大家都只是在无风险的签约。达成之后，整个社会已经看到自己需要的是原理和工艺，而非美元本身。
3、有竞争，我们承担的成本由最低渠道成本决定；没有竞争，我们承担的成本由最高渠道成本决定。
没有人喜欢高成本，因此，
我们包括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欧洲人、越南人.....
因此，登记合约是我们可以穿越国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
也是让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看到美联储、特朗普政府本来面目的工具。
【多位明星代言产品遭遇“翻车”，出问题谁该埋单？】近日，爱钱进平台旗下产品因逾期、借款到期不归还等问题，被警方立案。众多投资者向平台“讨钱”一事登上微博热搜。随着舆情发酵，曾为爱钱进站过台的汪涵、刘国梁等公众人物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7月5日，曾经是爱钱进“幸福体验官”的刘国梁通过媒体向公众致歉，表示自己会尽最大限度地与平台、政府监管部门、司法部门积极沟通，和大家一起合法、合规地推动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7月2日，曾是爱钱进代言人的汪涵也曾发布道歉声明，表示会积极跟进此事。
几天之后，又有网友曝出由杜海涛代言的理财产品网利宝2019年出现逾期支付，导致平台上投资人血本无归。据悉，警方已于去年5月对此案进行立案侦查。
多位明星代言的产品遭遇“翻车”，给明星代言再次敲响了警钟。时至今日，不少生产厂家早已将明星代言作为推广产品、占领市场、取得市场信誉的一大手段，但若产品爆雷是否涉及一些法律问题呢？对此，《法制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公众人物代言产品
应当尽到注意义务
明星代言的产品出问题的并非少数，此前也有不少明星代言的产品“翻车”的情况发生。
就明星代言是否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决策问题，《法制日报》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其中大多市民表示明星代言对他们的消费决策有一定的影响，但最终是否购买还要取决于自身需求、大众口碑。
不过，也有不少受访者表示“肯定会影响”。在北京读大学的大二学生薛丽（化名）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只要是我爱豆（偶像）代言的平价产品，我基本上都会尝试。性能相似的产品一般也都会优先选择明星代言，毕竟有名人愿意为它打广告，相比其他产品应该更值得信赖。”
虽然薛丽一如既往地支持着她的爱豆，但她也曾遇到过自己不满意的产品。“我曾经买过一款爱豆代言的完美日记的气垫，介绍说是打造牛奶肌、零妆感、细腻服帖，但我使用的过程中感觉到了不透气，还闷痘，不过这也可能是个人肤质问题。”薛丽说。
薛丽说，比起明星代言的产品，她更喜欢明星“安利”（分享、推荐）的产品。代言大多站在经营者的立场，会收取高昂的代言费，明星代言的产品可能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都不会用到。“安利”相对而言商业化程度较低，可能明星觉得产品是真的好才会分享。
作为公众人物，代言一些产品无可厚非，但在决定代言某产品前有哪些义务呢？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副教授吴景明说，作为公众人物，不能只以金钱或者利益为目的，一定要在获得合法利益的基础上做代言。代言之前，一定要尽到相当的“注意义务”，即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了解将要代言的产品是否具有潜在的社会危害性，了解将要代言的产品是否隐瞒了重大信息，是否有虚假宣传的成分，这些是必须要注意到的。如理财产品，承诺回报率很高，又没有明确存在的投资风险，回报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如何避免风险，是代言人首先要关注的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指出，广告法明确规定了广告代言人的相应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中也规定，对于个人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中向消费者推荐产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须承担法律责任，这些规定应当引起艺人方的重视。广告代言人在广告中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应当依据事实，符合广告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不得为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做推荐证明。
郑宁说，公众人物在代言某产品前至少在三个方面应尽到义务：一是应注意审查代言产品是否为合格产品。经纪公司在跟品牌方洽谈合作时应注意要求对方提供代言产品的产品质量证明书、产品合格证、产品检验/检测报告等证明文件，并可在代言合同中明确要求品牌方对代言产品的质量作出承诺及保证；
二是注意审查代言产品的产品成分、性能、功效等是否真实可信。艺人如想放心代言，在代言前应亲身试用代言产品，并避免代言明显不合常理、违背自然规律、或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
三是注意审查代言产品的使用是否存在特殊注意事项。艺人经纪公司或艺人可要求品牌方提供代言产品的产品使用说明书、用户操作手册等。
明知代言虚假广告
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当公众人物代言的产品出问题时，涉及到的责任主体都有哪些？作为代言的公众人物是否有责任呢？
对此，吴景明说，广告法关于广告代言人的责任有明确的规定。如果产品出现问题，特别是广告有问题的话，承担责任的主体有广告主，即经营者；广告的制作者，如广告公司；广告的发布者，即各种媒体；广告代言人等。这些主体因虚假广告给消费者带来损失的，都负有责任。广告法里关于广告代言人有一个特别规定：如果广告代言人代言的产品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只要代言了虚假广告，不管主观上是故意或者过失，都要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广告代言人代言的产品无关生命健康，一般情况下不承担责任，但是若代言人在明知自己代言的是虚假广告，或应知而不知道的情况下代言，那么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吴景明介绍，连带责任指民事赔偿责任，即财产责任。除此之外，代言人还要承担行政责任，例如法律明确规定，要没收代言人的违法所得，即代言费，同时还可以判处违法所得一到两倍的罚款。此外，有关部门还可以责令他们在3年内不得代言任何商业广告。
那么，对于公众人物是否有意代言虚假产品的标准是什么呢？
对此，郑宁直言，最重要一条就是看公众人物在代言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在衡量明星的过错时，应当以一般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作为审慎审查义务的衡量标准，而不应当以事后刑事案件的结果来倒推审查的义务。即使明星并非有意代言，在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中，仍然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仅在非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中，明星可以免于承担法律责任。
郑宁说，广告法第二十八条中对“虚假广告”进行了明确定义，并采用列举的方式举例说明了被列入“虚假广告”范围的情况。因此，艺人经纪公司或艺人在选择代言产品时，应充分履行艺人作为代言人的谨慎注意义务。如明星在代言广告中作出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陈述，或存在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情形，则其应就个人所代言的虚假广告产品承担法律责任。
消费者被欺骗误导
广告主脱不了干系
当明星代言的产品出现问题时，消费者除正常维权外还可以怎么做？
对此，郑宁说，根据广告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先行赔偿。因此，若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致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消费者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要求广告主承担责任。如果广告的经营者和广告的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需要先行赔偿给消费者。同时，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除诉讼途径外，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和解、调解和投诉等方式维护自身权益。比如消费者可以找到相关责任人的联系方式，反映遇到的问题，看对方是否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或者请求如消费者协会等有关组织进行调解，又或者通过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戒、整改等。”郑宁说。
在吴景明看来，如今市场经济环境下，商品销售与广告推广有直接的正相关性，即广告造势越凶，代言人影响越大，产品销售就会越好，取得的社会信任度就会越高。作为消费者来讲，可能因为相信某个代言人而购买某款产品，也许不是这个代言人便不会购买甚至不会知道这款产品，但购买后发现造成了严重的误导，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因此要求代言人承担相应责任，索求赔偿或向有关部门投诉，要求有关部门对代言人作出行政处理。作为消费者，应该具备权利意识，通过法律途径积极维权，追究当事人的责任。链接: https://t.cn/A6yQleX3
7月5日，曾经是爱钱进“幸福体验官”的刘国梁通过媒体向公众致歉，表示自己会尽最大限度地与平台、政府监管部门、司法部门积极沟通，和大家一起合法、合规地推动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7月2日，曾是爱钱进代言人的汪涵也曾发布道歉声明，表示会积极跟进此事。
几天之后，又有网友曝出由杜海涛代言的理财产品网利宝2019年出现逾期支付，导致平台上投资人血本无归。据悉，警方已于去年5月对此案进行立案侦查。
多位明星代言的产品遭遇“翻车”，给明星代言再次敲响了警钟。时至今日，不少生产厂家早已将明星代言作为推广产品、占领市场、取得市场信誉的一大手段，但若产品爆雷是否涉及一些法律问题呢？对此，《法制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公众人物代言产品
应当尽到注意义务
明星代言的产品出问题的并非少数，此前也有不少明星代言的产品“翻车”的情况发生。
就明星代言是否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决策问题，《法制日报》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其中大多市民表示明星代言对他们的消费决策有一定的影响，但最终是否购买还要取决于自身需求、大众口碑。
不过，也有不少受访者表示“肯定会影响”。在北京读大学的大二学生薛丽（化名）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只要是我爱豆（偶像）代言的平价产品，我基本上都会尝试。性能相似的产品一般也都会优先选择明星代言，毕竟有名人愿意为它打广告，相比其他产品应该更值得信赖。”
虽然薛丽一如既往地支持着她的爱豆，但她也曾遇到过自己不满意的产品。“我曾经买过一款爱豆代言的完美日记的气垫，介绍说是打造牛奶肌、零妆感、细腻服帖，但我使用的过程中感觉到了不透气，还闷痘，不过这也可能是个人肤质问题。”薛丽说。
薛丽说，比起明星代言的产品，她更喜欢明星“安利”（分享、推荐）的产品。代言大多站在经营者的立场，会收取高昂的代言费，明星代言的产品可能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都不会用到。“安利”相对而言商业化程度较低，可能明星觉得产品是真的好才会分享。
作为公众人物，代言一些产品无可厚非，但在决定代言某产品前有哪些义务呢？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副教授吴景明说，作为公众人物，不能只以金钱或者利益为目的，一定要在获得合法利益的基础上做代言。代言之前，一定要尽到相当的“注意义务”，即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了解将要代言的产品是否具有潜在的社会危害性，了解将要代言的产品是否隐瞒了重大信息，是否有虚假宣传的成分，这些是必须要注意到的。如理财产品，承诺回报率很高，又没有明确存在的投资风险，回报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如何避免风险，是代言人首先要关注的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指出，广告法明确规定了广告代言人的相应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中也规定，对于个人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中向消费者推荐产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须承担法律责任，这些规定应当引起艺人方的重视。广告代言人在广告中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应当依据事实，符合广告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不得为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做推荐证明。
郑宁说，公众人物在代言某产品前至少在三个方面应尽到义务：一是应注意审查代言产品是否为合格产品。经纪公司在跟品牌方洽谈合作时应注意要求对方提供代言产品的产品质量证明书、产品合格证、产品检验/检测报告等证明文件，并可在代言合同中明确要求品牌方对代言产品的质量作出承诺及保证；
二是注意审查代言产品的产品成分、性能、功效等是否真实可信。艺人如想放心代言，在代言前应亲身试用代言产品，并避免代言明显不合常理、违背自然规律、或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
三是注意审查代言产品的使用是否存在特殊注意事项。艺人经纪公司或艺人可要求品牌方提供代言产品的产品使用说明书、用户操作手册等。
明知代言虚假广告
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当公众人物代言的产品出问题时，涉及到的责任主体都有哪些？作为代言的公众人物是否有责任呢？
对此，吴景明说，广告法关于广告代言人的责任有明确的规定。如果产品出现问题，特别是广告有问题的话，承担责任的主体有广告主，即经营者；广告的制作者，如广告公司；广告的发布者，即各种媒体；广告代言人等。这些主体因虚假广告给消费者带来损失的，都负有责任。广告法里关于广告代言人有一个特别规定：如果广告代言人代言的产品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只要代言了虚假广告，不管主观上是故意或者过失，都要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广告代言人代言的产品无关生命健康，一般情况下不承担责任，但是若代言人在明知自己代言的是虚假广告，或应知而不知道的情况下代言，那么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吴景明介绍，连带责任指民事赔偿责任，即财产责任。除此之外，代言人还要承担行政责任，例如法律明确规定，要没收代言人的违法所得，即代言费，同时还可以判处违法所得一到两倍的罚款。此外，有关部门还可以责令他们在3年内不得代言任何商业广告。
那么，对于公众人物是否有意代言虚假产品的标准是什么呢？
对此，郑宁直言，最重要一条就是看公众人物在代言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在衡量明星的过错时，应当以一般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作为审慎审查义务的衡量标准，而不应当以事后刑事案件的结果来倒推审查的义务。即使明星并非有意代言，在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中，仍然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仅在非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中，明星可以免于承担法律责任。
郑宁说，广告法第二十八条中对“虚假广告”进行了明确定义，并采用列举的方式举例说明了被列入“虚假广告”范围的情况。因此，艺人经纪公司或艺人在选择代言产品时，应充分履行艺人作为代言人的谨慎注意义务。如明星在代言广告中作出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陈述，或存在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情形，则其应就个人所代言的虚假广告产品承担法律责任。
消费者被欺骗误导
广告主脱不了干系
当明星代言的产品出现问题时，消费者除正常维权外还可以怎么做？
对此，郑宁说，根据广告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先行赔偿。因此，若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致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消费者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要求广告主承担责任。如果广告的经营者和广告的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需要先行赔偿给消费者。同时，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除诉讼途径外，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和解、调解和投诉等方式维护自身权益。比如消费者可以找到相关责任人的联系方式，反映遇到的问题，看对方是否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或者请求如消费者协会等有关组织进行调解，又或者通过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戒、整改等。”郑宁说。
在吴景明看来，如今市场经济环境下，商品销售与广告推广有直接的正相关性，即广告造势越凶，代言人影响越大，产品销售就会越好，取得的社会信任度就会越高。作为消费者来讲，可能因为相信某个代言人而购买某款产品，也许不是这个代言人便不会购买甚至不会知道这款产品，但购买后发现造成了严重的误导，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因此要求代言人承担相应责任，索求赔偿或向有关部门投诉，要求有关部门对代言人作出行政处理。作为消费者，应该具备权利意识，通过法律途径积极维权，追究当事人的责任。链接: https://t.cn/A6yQle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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