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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目录动态调整下，罕见病用药缘何一路“高歌猛进”？】
可用的药物种类少、用药贵等问题，一直是罕见病患者诊疗路上最大的障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魏笑 深圳报道 “罕见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患者个人问题，它是整个社会、民生的问题。”北京五加和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小岩博士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
近年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备受关注。在2021年末国家医保谈判中的一句“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更是引爆舆论，使得罕见病群体的用药需求被大众所知悉。而可用的药物种类少、用药贵等问题，一直是罕见病患者诊疗路上最大的障碍。
9月17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公布《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共343种药品正式通过形式审查。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其中涉及2022年6月30日前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说明书适应症中包含有卫生健康委《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所收录罕见病的药品共有19个，主要是目录外药品，其中包括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SMA)药物利司扑兰口服溶液用散、I型戈谢氏病治疗药物注射用伊米苷酶等。
当然，不少罕见病药物属于高值药物，年治疗费用达上百万。而国家医保基金有限并且功能定位为“保基本”，创新多样化支付保障模式对于解决罕见病支付困境将是关键。
对于高值药物进医保问题，国家医保局也表示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实事求是地确定保障范围;坚持稳健可持续，将医保基金和参保群众的承受能力作为目录调整工作的基础，通过准入谈判等方式大幅降低独家药品的价格;聚焦群众基本医疗需求和临床技术进步间的平衡，提升可及性，维护公平性。
医保对罕见病用药倾斜
目前，全球已知的罕见病超过7000种。即便是在罕见病产业相对成熟的欧美市场，仍然有90%以上的疾病尚无治疗方案，有药可用的不到10%。
其中，我国有2000多万罕见病患者，每年新增患者超20万。董小岩指出，大多数罕见病是遗传病，患者面临的困境包括，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确诊后无药的绝望、国外有药国内没药的等待，以及药物进来后用不起等问题。
近年来，罕见病患者群体诊疗难题也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2018年5月，国家卫健委等五部门联合制定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公布了121种罕见病，包括21-羟化酶缺乏症、白化病、血友病等。
业内人士指出，该罕见病目录的出台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不仅是官方首次以目录的形式明确了“罕见病”的定义、诊疗规范、治疗药物，还极大推动了日后罕见病领域的公众传播、患者服务、调查研究，以及相关医保政策研究。
随后，自2018年11月开始，我国政府相继发布三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其中，罕见病药物达到37个，占比超50%。到2021年，37个罕见病药物品种中，已有21个获批上市。整体来看，目前至少有60种可以治疗中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内疾病的药物已经在国内上市。
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也将罕见病药物作为重点之一。到2020年底，已有36种药品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而2021年国家医保目录中，有7个罕见病用药新增进入医保。
而在日前公布的《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中，目录外药品中有19个相关罕见病用药入围。而《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则明确提出“鼓励研发申报罕见病治疗药品”。实际上，早在今年启动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时，国家医保局就明确，医保目录会向罕见病患者、儿童等特殊人群适当倾斜。
此次，武?入围的两款罕见病药物分别为防遗传性?管性水肿的拉那利尤单抗注射液，1型戈谢病治疗药物注射用维拉苷酶α;赛诺菲有4款产品入围，包括治疗庞贝病的注射用阿糖苷酶α、法布雷病的注射用阿加糖酶β、黏多糖贮积症的注射用拉罗尼酶浓溶液、戈谢病的注射用伊米苷酶等。
此外，协和发酵麒麟(中国)制药有限公司治疗低磷性佝偻病的布罗索尤单抗注射液，诺华治疗多发性硬化的奥法妥木单抗注射液，渤健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富马酸二甲酯肠溶胶囊也在名单上。
而本土药企也开始力推罕见病药物进医保。如诺爱药业治疗黏多糖贮积症II型的艾度硫酸酯酶?注射液，广州兆科联发医药研发治疗肌萎缩侧索硬化的利鲁唑口服混悬液，汉光药业治疗酪氨酸血症I型的尼替西农胶囊，兆科药业治疗尿素循环障碍的苯丁酸钠颗粒，万邦德制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石杉碱甲注射液，恒邦药业治疗视神经脊髓炎的伊奈利珠单抗注射液等。
如何突破罕见病药物支付困境?
罕见病药物在医保谈判中一路“高歌猛进”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与重视。
董小岩指出，国家对罕见病用药的重视，将更好地帮助罕见病患者解决用药、治疗等问题。实际上，目前我国罕见病用药还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如罕见病种类太多，目前在研的孤儿药品种相对较少;其次是费用太高，对很多患者而言负担不轻。
近年来随着政策支持，罕见病治疗药物，尤其是罕见病基因治疗药物领域迅速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罕见病用药的可及性依然很低。
其中，价格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目前我国罕见病用药市场以外资药物占主导，其价格异常昂贵，例如治疗SMA的基因药Zolgensma的价格是212.5万美元/人的单次治疗费用，合计人民币达1380万，面对如此高昂的药价，普通患者只能望而却步。
在董小岩看来，将罕见病药物纳入医保目录有助于缓解患者用不起药的问题。“根据我国人口工资收入、社会支付能力的分析，理论上，绝大多数患者家庭客观上是需要国家医保支持和承担大部分支付的，患者家庭需要支付的是小头。”
但目前医保基金有限，商业保险等创新支付保障模式对于解决罕见病高值用药支付困境很关键。比如，国家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创新罕见病医疗保障模式，通过建立罕见病专项基金、大病医保、政策性商业保险、医疗救助等方式，化解部分罕见病患者用药贵的困境。同时，地方罕见病医疗保障模式的实践，也为罕见病立法提供了参考。
针对相关罕见病用药支付困境，各地都在探索可行的落地保障模式，目前也已经拥有多个落地经验。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在浙江、江苏等地，采取的便是专项基金模式。以江苏省为例，去年7月，戈谢病、庞贝病、法布雷病和黏多糖贮积症IV型等超罕见病病种被纳入了江苏省医保报销范围。符合条件者最高可获得90%的报销比例，大大减轻了患者和家庭的用药负担;此外，山东采取的是大病保险，配合惠民保、商保、企业援助，即1+N多层次保障模式，探索实行了针对罕见病患者的特殊用药保障制度。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院长、神经科黄海威教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在支付保障方面，1+N多方的保障模式非常必要。“有些基本医保可以做支撑，但是还要有针对罕见病的专项支付方式，配合社会各种公益组织、个人、商保方面的支持。如果一方支付难以维系，多方模式很重要。”
【医保目录动态调整下，罕见病用药缘何一路“高歌猛进”？】
可用的药物种类少、用药贵等问题，一直是罕见病患者诊疗路上最大的障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魏笑 深圳报道 “罕见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患者个人问题，它是整个社会、民生的问题。”北京五加和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小岩博士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
近年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备受关注。在2021年末国家医保谈判中的一句“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更是引爆舆论，使得罕见病群体的用药需求被大众所知悉。而可用的药物种类少、用药贵等问题，一直是罕见病患者诊疗路上最大的障碍。
9月17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公布《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共343种药品正式通过形式审查。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其中涉及2022年6月30日前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说明书适应症中包含有卫生健康委《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所收录罕见病的药品共有19个，主要是目录外药品，其中包括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SMA)药物利司扑兰口服溶液用散、I型戈谢氏病治疗药物注射用伊米苷酶等。
当然，不少罕见病药物属于高值药物，年治疗费用达上百万。而国家医保基金有限并且功能定位为“保基本”，创新多样化支付保障模式对于解决罕见病支付困境将是关键。
对于高值药物进医保问题，国家医保局也表示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实事求是地确定保障范围;坚持稳健可持续，将医保基金和参保群众的承受能力作为目录调整工作的基础，通过准入谈判等方式大幅降低独家药品的价格;聚焦群众基本医疗需求和临床技术进步间的平衡，提升可及性，维护公平性。
医保对罕见病用药倾斜
目前，全球已知的罕见病超过7000种。即便是在罕见病产业相对成熟的欧美市场，仍然有90%以上的疾病尚无治疗方案，有药可用的不到10%。
其中，我国有2000多万罕见病患者，每年新增患者超20万。董小岩指出，大多数罕见病是遗传病，患者面临的困境包括，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确诊后无药的绝望、国外有药国内没药的等待，以及药物进来后用不起等问题。
近年来，罕见病患者群体诊疗难题也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2018年5月，国家卫健委等五部门联合制定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公布了121种罕见病，包括21-羟化酶缺乏症、白化病、血友病等。
业内人士指出，该罕见病目录的出台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不仅是官方首次以目录的形式明确了“罕见病”的定义、诊疗规范、治疗药物，还极大推动了日后罕见病领域的公众传播、患者服务、调查研究，以及相关医保政策研究。
随后，自2018年11月开始，我国政府相继发布三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其中，罕见病药物达到37个，占比超50%。到2021年，37个罕见病药物品种中，已有21个获批上市。整体来看，目前至少有60种可以治疗中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内疾病的药物已经在国内上市。
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也将罕见病药物作为重点之一。到2020年底，已有36种药品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而2021年国家医保目录中，有7个罕见病用药新增进入医保。
而在日前公布的《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中，目录外药品中有19个相关罕见病用药入围。而《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则明确提出“鼓励研发申报罕见病治疗药品”。实际上，早在今年启动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时，国家医保局就明确，医保目录会向罕见病患者、儿童等特殊人群适当倾斜。
此次，武?入围的两款罕见病药物分别为防遗传性?管性水肿的拉那利尤单抗注射液，1型戈谢病治疗药物注射用维拉苷酶α;赛诺菲有4款产品入围，包括治疗庞贝病的注射用阿糖苷酶α、法布雷病的注射用阿加糖酶β、黏多糖贮积症的注射用拉罗尼酶浓溶液、戈谢病的注射用伊米苷酶等。
此外，协和发酵麒麟(中国)制药有限公司治疗低磷性佝偻病的布罗索尤单抗注射液，诺华治疗多发性硬化的奥法妥木单抗注射液，渤健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富马酸二甲酯肠溶胶囊也在名单上。
而本土药企也开始力推罕见病药物进医保。如诺爱药业治疗黏多糖贮积症II型的艾度硫酸酯酶?注射液，广州兆科联发医药研发治疗肌萎缩侧索硬化的利鲁唑口服混悬液，汉光药业治疗酪氨酸血症I型的尼替西农胶囊，兆科药业治疗尿素循环障碍的苯丁酸钠颗粒，万邦德制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石杉碱甲注射液，恒邦药业治疗视神经脊髓炎的伊奈利珠单抗注射液等。
如何突破罕见病药物支付困境?
罕见病药物在医保谈判中一路“高歌猛进”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与重视。
董小岩指出，国家对罕见病用药的重视，将更好地帮助罕见病患者解决用药、治疗等问题。实际上，目前我国罕见病用药还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如罕见病种类太多，目前在研的孤儿药品种相对较少;其次是费用太高，对很多患者而言负担不轻。
近年来随着政策支持，罕见病治疗药物，尤其是罕见病基因治疗药物领域迅速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罕见病用药的可及性依然很低。
其中，价格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目前我国罕见病用药市场以外资药物占主导，其价格异常昂贵，例如治疗SMA的基因药Zolgensma的价格是212.5万美元/人的单次治疗费用，合计人民币达1380万，面对如此高昂的药价，普通患者只能望而却步。
在董小岩看来，将罕见病药物纳入医保目录有助于缓解患者用不起药的问题。“根据我国人口工资收入、社会支付能力的分析，理论上，绝大多数患者家庭客观上是需要国家医保支持和承担大部分支付的，患者家庭需要支付的是小头。”
但目前医保基金有限，商业保险等创新支付保障模式对于解决罕见病高值用药支付困境很关键。比如，国家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创新罕见病医疗保障模式，通过建立罕见病专项基金、大病医保、政策性商业保险、医疗救助等方式，化解部分罕见病患者用药贵的困境。同时，地方罕见病医疗保障模式的实践，也为罕见病立法提供了参考。
针对相关罕见病用药支付困境，各地都在探索可行的落地保障模式，目前也已经拥有多个落地经验。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在浙江、江苏等地，采取的便是专项基金模式。以江苏省为例，去年7月，戈谢病、庞贝病、法布雷病和黏多糖贮积症IV型等超罕见病病种被纳入了江苏省医保报销范围。符合条件者最高可获得90%的报销比例，大大减轻了患者和家庭的用药负担;此外，山东采取的是大病保险，配合惠民保、商保、企业援助，即1+N多层次保障模式，探索实行了针对罕见病患者的特殊用药保障制度。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院长、神经科黄海威教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在支付保障方面，1+N多方的保障模式非常必要。“有些基本医保可以做支撑，但是还要有针对罕见病的专项支付方式，配合社会各种公益组织、个人、商保方面的支持。如果一方支付难以维系，多方模式很重要。”
5年涨8倍！这种动物被争相抢购 老板：现在躺着赚（上）
文章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于 2022-06-11 20:37:27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人立场！
(被阅读 38847 次)A- A A+
深山老林里的猴子突然火了。
养殖场里的猴子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除了被送进实验室，还能成为资本市场热议的话题。猴场老板也没想到，沉寂了十几年的行业，一夜之间火了起来，“每天记者的电话都能接到好几个”。
实验猴蹿红，与其水涨船高的身价有关。根据一份浙商证券(10.710,0.28,2.68%)研究所的研报，2017年时，食蟹猴的价格还维持在1.38万元/只左右。
而眼下，一只实验猴的价格可以达到15万，而且“一天一个价”。养殖场也成了CRO企业众星捧月般的存在。药明康德(102.830,0.21,0.20%)（SH603259，股价102.83元，市值3039.67亿元）、昭衍新药(120.000,2.21,1.88%)（SH603127，股价120元，市值457.97亿元）、康龙化成(130.310,-2.53,-1.90%)（SZ300759，股价130.31元，市值1034.72亿元）先后下场抢猴，收购金额动辄以亿计。更有CRO企业内部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依然满足不了自身的需求，未来还需要从市场再采购”。
猴价涨得热闹，但养殖场老板只能赚看得到的钱，CRO企业也只能收购看得见的猴。目前，国内有实验猴生产许可证的养殖场只有57家，“这里面只有一半的猴可以供给市场，起码一半猴子已经被CRO企业包圆了”。
猴场老板“让我欢喜让我忧”：
现在躺着赚钱，但没办法扩大规模
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一群猴子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病毒疑似可以通过空气在猴子间传播。陆军研究所和疾控中心接管了猴舍。处理猴子尸体过程中，有一个饲养员在猴舍外呕吐，把一旁的科学家吓坏了”。《血疫》一书中，埃博拉病毒此刻正在华盛顿近郊的一个实验猴舍中蔓延。
在发现埃博拉病毒及与病毒搏斗的过程中，猴子，既让人胆战心惊又不可缺失。
胆战心惊是因为病毒最开始在实验猴身上出现，继而出现暴发式的感染和死亡；不可缺失则是因在认识病毒、研制药物的过程中，猴子又是挡在人类身前的一道防火线。
在新药诞生的漫长历程中，猴子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养殖场里的猴子因此成了令CRO、药企和疫苗研发企业争相抢夺的宝贝。
一位猴场老板在电话中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十年前，国内的实验用猴无人问津，基本都用于出口。在他口中，长达数年在养猴方面的投资，如今终于到了兑现的时候。
猴子为什么火了？背后，
国内新药研发起势、大分子生物药研究暴发及新冠肺炎疫情都起了助推之力。
一位新药企业创始人6月10日通过微信对记者表示，由于大分子生物药和疫苗针对的靶点在物种间的保守度比较低，啮齿类动物的试验结果与人体匹配度较差，
与人类基因同源度最高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成为临床前试验的首选。
再加上近年来新药审批规则的科学化和严格化，用跟人类基因更接近的实验猴获得数据，更容易得到监管机构的认同。
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药物均属于大分子药物之列，大分子药物研发成为新药的主流研究方向。而据测算，约有70%至80%的生物药会用到实验猴做临床前试验。毒理实验需要约40只猴子，如果还要做药物代谢试验，还需要20只左右。所以，
正常一款新药临床前研究需要用到至少60只实验猴。
再看我国的新药数据，2021年，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2021年度药品审评报告》，年内我国IND（临床研究申请）获批新药品种数量为831个，排除部分进口药物和临床前研究没有属地要求，
有数据指出，去年国内的实验猴消耗数量在2.8万只左右。
而据中国实验灵长类养殖开发协会相关负责人在几个月前的公开表述，2013年前后，国内实验猴的使用量还只有七八千只。
需求被点燃后，猴子的生育能力却跟不上了。
“现在的行情的确让我们躺着赚了，这也没办法”。前文中的猴场老板认为，但想要扩产赶上这波风口是不现实的，就算是有钱有实力的猴场老板也办不到。
首先，
母猴繁育后代有严格的周期限制，
理想状态下，4~15岁是母猴的生育年龄，每年繁殖1到2次，多数为单胎，而幼体需要培育到2岁后才能出栏，且随着年龄增大，母猴的繁育能力也会下降。
这位猴场老板说，“由于行业前几年的引种数量有限，现在可以繁育的母猴基本都是我们通过留种自繁的，老龄化比较严重了，行业整体出栏率不到50%。现在又无法从国外进行引种，所以扩产这件事情急不来、也办不到”。
行业数据也足以说明国内猴场的供应力在“往下走”。
根据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主任孙强向媒体提供的数据，2020年实验食蟹猴总存栏数约18万只，其中繁殖母猴69304只。繁殖母猴中8岁以上为39386只，占比达56.8%。其中又有三家企业8岁以上繁殖母猴数据为零。如果去除这三家的数据干扰，8岁以上繁殖母猴的占比是61.7%。
另一方面
，国内猴场数量有限，存在一定门槛。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实验动物许可证查询管理系统看到，在全国范围内，显示生产类有效、适用范围为猴的许可证只有57张，其中广西、广东、云南及四川等地分布较多。
而上述猴场老板表示，实际上能供应实验用猴的养殖场远远不到57家，“很多已经被大型CRO包圆了，实际上不面对市场”。为了保证老客户的需求，他已经拒绝了很多“狮子大开口”的客户，“很多CRO一找过来就说要定几年的猴子，我还是坚持每年签，先保证老客户”。
抢猴大战一触即发：
如果多一张“猴票”，新药订单会不会跟我走？
猴价飞涨，业内人戏言，实验猴变成了“窜天猴”。今年1月，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了一则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实验用食蟹猴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公告显示，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30只实验用食蟹猴的预算金额为366万元。最终，昆明亚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30只食蟹猴成功中标，货物单价为12.2万元/只。而根据一份浙商证券研究所的研报，2017年时，食蟹猴的价格还维持在1.38万元/只左右。近5年，食蟹猴的价格涨了约八倍。近两年，食蟹猴的价格更是火速蹿升，从2020年9月的4.2万元/只涨到了超10万元/只。前述猴场人士透露，现在的实际市场价格比12万元（一只）又上涨了不少，平均已经涨到超15万元一只。机敏的CRO企业，已经率先打响了抢猴大战。“抢猴就是抢客户订单”，这已成为行业内的共识。药明康德是速度最快的一家。2019年11月，药明康德子公司以8.04亿元的价格，收购苏州康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包括其下属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广东春盛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广州春盛生物研究有限公司。据国金证券(8.850,0.34,4.00%)2020年1月发布的研报，广东春盛食蟹猴饲养规模达2万余头。预计本次收购完成后，药明康德将成为国内食蟹猴饲养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康龙化成和昭衍新药紧追其后。去年，康龙化成先后以1.1亿元和2.06亿元的价格获得肇庆创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0.01%控股权和中科灵瑞（湛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康瑞泰（湛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实验动物供应得到有效保障，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NHP（非人灵长类动物）存栏数近1万只。
今年4月29日，昭衍新药公告称分别以约8.30亿元和9.75亿元收购云南英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广西玮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司年报还显示，昭衍新药已在广西梧州开工建设大动物繁殖基地，并完成检疫场建设，拟建超1.5万只大动物的饲养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收购均为溢价收购。其中，昭衍新药收购英茂生物时对存货和生物性资产评估增值6.70亿元。对此，公司解释称主要系近几年医药研发机构创新药物研发投入不断增大，实验模型（食蟹猴及猕猴）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市场供给不足，致使市场价格大幅上涨。虽然是溢价收购，但上述企业还是赚了。截至2021年末，药明康德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即为产出实验用食蟹猴及猕猴的繁衍用食蟹猴及猕猴余额为7.34亿元，比上年增加3.15亿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3.73亿元。
康龙化成生产性生物资产主要包括食蟹猴及猕猴，2021年初金额为0元，年末金额为1.43亿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1309.45万元。
昭衍新药年报则显示，2021年初公司持有的生产性生物资产中，“猴”余额约1942.11万元，年末时增至7410.16万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3552.14万元。
动作慢的就面临被动亏钱的事实。
美迪西(274.040,-2.85,-1.03%)（SH688202，股价274.04元，市值238.19亿元）就因猴价“掣肘”。
在今年3月份的投资者关系会上，谈及实验动物价格上涨的影响，美迪西表示会“加强与原材料供应商之间的合作，以获取稳定的供应来源”，“在项目报价时会参考市场情况对报价进行合理调整”，但并未提及布局实验动物领域的计划。
记者注意到，美迪西2021年临床前研究直接材料成本1.56亿元，同比增加113.16%，实验用猴的价格及数量持续上涨是主要原因之一；今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097.31万元，同比下降328.82%，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支付的实验动物款大幅增加。
对于CRO企业而言，拥有灵长类动物模型资源和技术将赢得上游话语权、市场主动权。
如文中的养殖场老板所言，“现在50%的猴源都被头部的CRO企业包场了，养猴再也不是私人小养殖场的游戏了”。
与其说猴子扼住了CRO企业的咽喉，不如说有弹药的CRO企业包圆了实验猴的子孙后代。
实际上，国内的实验猴数量并非严重不足，造成“猴荒”的主要原因仍是供需错配。
文章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于 2022-06-11 20:37:27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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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老林里的猴子突然火了。
养殖场里的猴子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除了被送进实验室，还能成为资本市场热议的话题。猴场老板也没想到，沉寂了十几年的行业，一夜之间火了起来，“每天记者的电话都能接到好几个”。
实验猴蹿红，与其水涨船高的身价有关。根据一份浙商证券(10.710,0.28,2.68%)研究所的研报，2017年时，食蟹猴的价格还维持在1.38万元/只左右。
而眼下，一只实验猴的价格可以达到15万，而且“一天一个价”。养殖场也成了CRO企业众星捧月般的存在。药明康德(102.830,0.21,0.20%)（SH603259，股价102.83元，市值3039.67亿元）、昭衍新药(120.000,2.21,1.88%)（SH603127，股价120元，市值457.97亿元）、康龙化成(130.310,-2.53,-1.90%)（SZ300759，股价130.31元，市值1034.72亿元）先后下场抢猴，收购金额动辄以亿计。更有CRO企业内部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依然满足不了自身的需求，未来还需要从市场再采购”。
猴价涨得热闹，但养殖场老板只能赚看得到的钱，CRO企业也只能收购看得见的猴。目前，国内有实验猴生产许可证的养殖场只有57家，“这里面只有一半的猴可以供给市场，起码一半猴子已经被CRO企业包圆了”。
猴场老板“让我欢喜让我忧”：
现在躺着赚钱，但没办法扩大规模
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一群猴子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病毒疑似可以通过空气在猴子间传播。陆军研究所和疾控中心接管了猴舍。处理猴子尸体过程中，有一个饲养员在猴舍外呕吐，把一旁的科学家吓坏了”。《血疫》一书中，埃博拉病毒此刻正在华盛顿近郊的一个实验猴舍中蔓延。
在发现埃博拉病毒及与病毒搏斗的过程中，猴子，既让人胆战心惊又不可缺失。
胆战心惊是因为病毒最开始在实验猴身上出现，继而出现暴发式的感染和死亡；不可缺失则是因在认识病毒、研制药物的过程中，猴子又是挡在人类身前的一道防火线。
在新药诞生的漫长历程中，猴子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养殖场里的猴子因此成了令CRO、药企和疫苗研发企业争相抢夺的宝贝。
一位猴场老板在电话中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十年前，国内的实验用猴无人问津，基本都用于出口。在他口中，长达数年在养猴方面的投资，如今终于到了兑现的时候。
猴子为什么火了？背后，
国内新药研发起势、大分子生物药研究暴发及新冠肺炎疫情都起了助推之力。
一位新药企业创始人6月10日通过微信对记者表示，由于大分子生物药和疫苗针对的靶点在物种间的保守度比较低，啮齿类动物的试验结果与人体匹配度较差，
与人类基因同源度最高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成为临床前试验的首选。
再加上近年来新药审批规则的科学化和严格化，用跟人类基因更接近的实验猴获得数据，更容易得到监管机构的认同。
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药物均属于大分子药物之列，大分子药物研发成为新药的主流研究方向。而据测算，约有70%至80%的生物药会用到实验猴做临床前试验。毒理实验需要约40只猴子，如果还要做药物代谢试验，还需要20只左右。所以，
正常一款新药临床前研究需要用到至少60只实验猴。
再看我国的新药数据，2021年，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2021年度药品审评报告》，年内我国IND（临床研究申请）获批新药品种数量为831个，排除部分进口药物和临床前研究没有属地要求，
有数据指出，去年国内的实验猴消耗数量在2.8万只左右。
而据中国实验灵长类养殖开发协会相关负责人在几个月前的公开表述，2013年前后，国内实验猴的使用量还只有七八千只。
需求被点燃后，猴子的生育能力却跟不上了。
“现在的行情的确让我们躺着赚了，这也没办法”。前文中的猴场老板认为，但想要扩产赶上这波风口是不现实的，就算是有钱有实力的猴场老板也办不到。
首先，
母猴繁育后代有严格的周期限制，
理想状态下，4~15岁是母猴的生育年龄，每年繁殖1到2次，多数为单胎，而幼体需要培育到2岁后才能出栏，且随着年龄增大，母猴的繁育能力也会下降。
这位猴场老板说，“由于行业前几年的引种数量有限，现在可以繁育的母猴基本都是我们通过留种自繁的，老龄化比较严重了，行业整体出栏率不到50%。现在又无法从国外进行引种，所以扩产这件事情急不来、也办不到”。
行业数据也足以说明国内猴场的供应力在“往下走”。
根据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主任孙强向媒体提供的数据，2020年实验食蟹猴总存栏数约18万只，其中繁殖母猴69304只。繁殖母猴中8岁以上为39386只，占比达56.8%。其中又有三家企业8岁以上繁殖母猴数据为零。如果去除这三家的数据干扰，8岁以上繁殖母猴的占比是61.7%。
另一方面
，国内猴场数量有限，存在一定门槛。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实验动物许可证查询管理系统看到，在全国范围内，显示生产类有效、适用范围为猴的许可证只有57张，其中广西、广东、云南及四川等地分布较多。
而上述猴场老板表示，实际上能供应实验用猴的养殖场远远不到57家，“很多已经被大型CRO包圆了，实际上不面对市场”。为了保证老客户的需求，他已经拒绝了很多“狮子大开口”的客户，“很多CRO一找过来就说要定几年的猴子，我还是坚持每年签，先保证老客户”。
抢猴大战一触即发：
如果多一张“猴票”，新药订单会不会跟我走？
猴价飞涨，业内人戏言，实验猴变成了“窜天猴”。今年1月，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了一则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实验用食蟹猴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公告显示，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30只实验用食蟹猴的预算金额为366万元。最终，昆明亚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30只食蟹猴成功中标，货物单价为12.2万元/只。而根据一份浙商证券研究所的研报，2017年时，食蟹猴的价格还维持在1.38万元/只左右。近5年，食蟹猴的价格涨了约八倍。近两年，食蟹猴的价格更是火速蹿升，从2020年9月的4.2万元/只涨到了超10万元/只。前述猴场人士透露，现在的实际市场价格比12万元（一只）又上涨了不少，平均已经涨到超15万元一只。机敏的CRO企业，已经率先打响了抢猴大战。“抢猴就是抢客户订单”，这已成为行业内的共识。药明康德是速度最快的一家。2019年11月，药明康德子公司以8.04亿元的价格，收购苏州康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包括其下属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广东春盛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广州春盛生物研究有限公司。据国金证券(8.850,0.34,4.00%)2020年1月发布的研报，广东春盛食蟹猴饲养规模达2万余头。预计本次收购完成后，药明康德将成为国内食蟹猴饲养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康龙化成和昭衍新药紧追其后。去年，康龙化成先后以1.1亿元和2.06亿元的价格获得肇庆创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0.01%控股权和中科灵瑞（湛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康瑞泰（湛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实验动物供应得到有效保障，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NHP（非人灵长类动物）存栏数近1万只。
今年4月29日，昭衍新药公告称分别以约8.30亿元和9.75亿元收购云南英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广西玮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司年报还显示，昭衍新药已在广西梧州开工建设大动物繁殖基地，并完成检疫场建设，拟建超1.5万只大动物的饲养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收购均为溢价收购。其中，昭衍新药收购英茂生物时对存货和生物性资产评估增值6.70亿元。对此，公司解释称主要系近几年医药研发机构创新药物研发投入不断增大，实验模型（食蟹猴及猕猴）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市场供给不足，致使市场价格大幅上涨。虽然是溢价收购，但上述企业还是赚了。截至2021年末，药明康德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即为产出实验用食蟹猴及猕猴的繁衍用食蟹猴及猕猴余额为7.34亿元，比上年增加3.15亿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3.73亿元。
康龙化成生产性生物资产主要包括食蟹猴及猕猴，2021年初金额为0元，年末金额为1.43亿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1309.45万元。
昭衍新药年报则显示，2021年初公司持有的生产性生物资产中，“猴”余额约1942.11万元，年末时增至7410.16万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3552.14万元。
动作慢的就面临被动亏钱的事实。
美迪西(274.040,-2.85,-1.03%)（SH688202，股价274.04元，市值238.19亿元）就因猴价“掣肘”。
在今年3月份的投资者关系会上，谈及实验动物价格上涨的影响，美迪西表示会“加强与原材料供应商之间的合作，以获取稳定的供应来源”，“在项目报价时会参考市场情况对报价进行合理调整”，但并未提及布局实验动物领域的计划。
记者注意到，美迪西2021年临床前研究直接材料成本1.56亿元，同比增加113.16%，实验用猴的价格及数量持续上涨是主要原因之一；今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097.31万元，同比下降328.82%，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支付的实验动物款大幅增加。
对于CRO企业而言，拥有灵长类动物模型资源和技术将赢得上游话语权、市场主动权。
如文中的养殖场老板所言，“现在50%的猴源都被头部的CRO企业包场了，养猴再也不是私人小养殖场的游戏了”。
与其说猴子扼住了CRO企业的咽喉，不如说有弹药的CRO企业包圆了实验猴的子孙后代。
实际上，国内的实验猴数量并非严重不足，造成“猴荒”的主要原因仍是供需错配。
【“知网未经我同意，冒用我名字私立了个银行账户，还假冒我签名”…】
#中国知网向赵德馨教授夫妇登门道歉#
中国科学报：5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通知称，在前期核查的基础上，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随后知网发布公告回应被调查，表示将全力配合、深刻自省、彻底整改。
提起知网的纷纷扰扰，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那位“撬动”知网的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
5月13日，《中国科学报》从赵德馨教授处获悉，知网于12日下午登门道歉，表达了重新上架他与妻子周秀鸾论文作品的意愿。
赵德馨告诉《中国科学报》，在他们夫妻起诉知网侵权后，后者不仅下架了他们的涉案作品，连同没有涉及诉讼的作品也都悉数下架。
他曾主动向知网提出希望恢复这些作品，但对方一直置之不理。直到妻子胜诉后，近几天才得到他们的回应。
“他们希望我们这边先出具作品上架的授权书。但根据律师建议，我们将经过慎重思考，在双方都有足够诚意的前提下，再签订相关协议。”赵德馨表示。
约一周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10份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做出的，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即知网主办单位）与周秀鸾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定知网对周秀鸾所著4篇学术论文构成侵权，向周秀鸾赔偿相应经济损失，并驳回了知网的全部上诉。
一口气赢下10桩诉讼案的周秀鸾，正是去年凭一己之力将知网推进舆论漩涡的“硬核老人”——赵德馨的妻子。据悉，这对学术伉俪均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今年90岁，周秀鸾93岁。
2021年末，赵德馨起诉知网侵权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他控诉知网在未经本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转载其100余篇论文，且从未支付任何稿费，甚至作者下载自己的论文还需要付费。最终，法院判定赵德馨胜诉，依法获赔经济损失共计70余万元。但在两位老人胜诉后，知网却分别下架了他们的全部署名论文。
近日，知网态度似乎有所变化，派工作人员登门致歉，并声称希望尽快得到二老的合法授权书，以便将他们的署名论文重新上架。
因周秀鸾教授听力下降，所以由赵德馨教授代表夫妇二人就此事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采访。
《中国科学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日公布的判决书中，一批涉案论文是赵德馨和周秀鸾两位教授合作完成的。为何在这次诉讼中，您选择放弃主张作品的一系列实体权利，以周老师的名义来起诉呢？
赵德馨：
我和周秀鸾教授是一对夫妻，同一个专业，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很多学术成果是我们合作完成的。
我们决定以她的名义来起诉，一方面是体现我对她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有“技术”上的考虑。互联网法院规定每一次起诉不能超过4篇文章，我的文章比较多一点，她的文章比较少一点。为了把诉讼的流程缩短，就把我们两人合作的文章放在她那边去起诉了。
一开始周老师不是特别理解。劝我，说我们年龄都大了，也不缺钱，也担心我的身体。我跟她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权”的问题，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她懂了，后来就很支持我。
图2、3：周秀鸾教授在给《长江日报》记者的手写信中，阐述了自己维权的初衷
《中国科学报》：这种一旦涉及诉讼纠纷，就下架作者作品的行为，是否会阻碍很多人的维权脚步？
赵德馨：
是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我的很多文章是合作署名的，当时就有合作者表示不愿授权给我打官司，理由可以总结为“三怕”：第一，怕中国知网把他的文章下架了；第二，怕新发表的文章不被知网收录；第三，怕连期刊都不再收录他的文章。因为很多期刊和知网也有合作，我就接到过期刊总编的电话，他们希望我撤诉，不要告知网。
我们几个人都已经退休了，而且很多论文已经传播了数十年之久，同行知道去哪里获取这些作品。但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上述几个问题确实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科学报》：目前两位老师在与知网的诉讼中，基本全部胜诉。你们还有其他诉讼在开展吗？
赵德馨：
我们跟知网的官司还没打完。而且除了论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案子。
早在2006年，知网就跟我签订合同，把《中国经济史辞典》做成电子版，合同约定：如果有用户付费下载《词典》或其中的条目，就分一部分钱给我，每条大概是一块3毛钱左右。合同上清清楚楚地写明了一个收款账户，但在这个账户上，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过。近期我们确认过，这个账户还是正常起作用的。
所以钱去哪里了呢？我专门去咨询这个问题，才得知，知网未经我的同意，冒用我的名字私立了一个银行账户，还假冒了我的签名。
这个事情已经触犯了刑法，我已经委托律师去打官司了。
《中国科学报》：目前你们夫妻二人胜诉知网获赔的金额有多少呢？
赵德馨：
我这边是70余万，周老师这边大概是不到10万。
《中国科学报》：你们是主要针对知网维权吗？还是其他学术网站和其他平台也有涉及？
赵德馨：
没有针对知网，我还起诉过北京万方等。大家都盯着知网的案子，也是因为知网影响力最大。
可以看出在国内，这种学术作品网络传播的侵权行为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针对知网开展的这一系列维权工作，两位老师期待的最理想结果是什么？
赵德馨：
我们的愿望肯定不是让知网垮台，我是不希望出现这种学术期刊网站一家独大的局面，希望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建设和管理知识平台。你利用了作者的文章，就该支付一定稿酬。相应的，有用户从你的网站下载文章，也应该支付一定费用。但平台获取的利润应当合乎国家政策，不应该出现当前的暴利、两头吃，还不断涨价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知网目前已经和两位老师重新商议了作品上架的事情，您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赵德馨：
知网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换了新的领导，我的感觉是新人新态度。但对方的诚意是否足够，我们还会谨慎观察。
知网败诉后下架论文的行为是否合法？这是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中国科学报》采访到了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律师，请他从法律角度进行解答。
《中国科学报》：判决书中所谓的“侵权行为”是指哪些行为？知网下架原告作品算不算进一步侵权？
李伟民：
知网与相关杂志社之间的协议书等均不足以证明杂志社自作者处取得合法授权，亦不足以证明知网通过杂志社取得了作者的合法授权，也就是说，知网可能取得了杂志社的授权，但是未取得期刊中单篇文章作者的授权。
因此，知网在没有取得作者许可的背景下，在其经营的知网各个端口向不特定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下载阅读服务，侵害了权利人对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一般网站一旦侵权行为成立，停止侵权下架是应有之义。但是知网具有特殊性。据其官网介绍，知网目前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7万家机构用户，年下载文献总量达到20亿篇次，用户涵盖高校科研、党政企及其智库、公检法军、医药卫生、中小学与农村，其中高校用户覆盖76%的世界前500强大学。已经形成了绝对的学术资源垄断地位。因此，从反垄断法角度出发，知网直接拒绝发生商业上的往来，败诉后下架作品，侵害了作者的权利。
#中国知网向赵德馨教授夫妇登门道歉#
中国科学报：5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通知称，在前期核查的基础上，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随后知网发布公告回应被调查，表示将全力配合、深刻自省、彻底整改。
提起知网的纷纷扰扰，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那位“撬动”知网的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
5月13日，《中国科学报》从赵德馨教授处获悉，知网于12日下午登门道歉，表达了重新上架他与妻子周秀鸾论文作品的意愿。
赵德馨告诉《中国科学报》，在他们夫妻起诉知网侵权后，后者不仅下架了他们的涉案作品，连同没有涉及诉讼的作品也都悉数下架。
他曾主动向知网提出希望恢复这些作品，但对方一直置之不理。直到妻子胜诉后，近几天才得到他们的回应。
“他们希望我们这边先出具作品上架的授权书。但根据律师建议，我们将经过慎重思考，在双方都有足够诚意的前提下，再签订相关协议。”赵德馨表示。
约一周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10份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做出的，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即知网主办单位）与周秀鸾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定知网对周秀鸾所著4篇学术论文构成侵权，向周秀鸾赔偿相应经济损失，并驳回了知网的全部上诉。
一口气赢下10桩诉讼案的周秀鸾，正是去年凭一己之力将知网推进舆论漩涡的“硬核老人”——赵德馨的妻子。据悉，这对学术伉俪均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今年90岁，周秀鸾93岁。
2021年末，赵德馨起诉知网侵权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他控诉知网在未经本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转载其100余篇论文，且从未支付任何稿费，甚至作者下载自己的论文还需要付费。最终，法院判定赵德馨胜诉，依法获赔经济损失共计70余万元。但在两位老人胜诉后，知网却分别下架了他们的全部署名论文。
近日，知网态度似乎有所变化，派工作人员登门致歉，并声称希望尽快得到二老的合法授权书，以便将他们的署名论文重新上架。
因周秀鸾教授听力下降，所以由赵德馨教授代表夫妇二人就此事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采访。
《中国科学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日公布的判决书中，一批涉案论文是赵德馨和周秀鸾两位教授合作完成的。为何在这次诉讼中，您选择放弃主张作品的一系列实体权利，以周老师的名义来起诉呢？
赵德馨：
我和周秀鸾教授是一对夫妻，同一个专业，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很多学术成果是我们合作完成的。
我们决定以她的名义来起诉，一方面是体现我对她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有“技术”上的考虑。互联网法院规定每一次起诉不能超过4篇文章，我的文章比较多一点，她的文章比较少一点。为了把诉讼的流程缩短，就把我们两人合作的文章放在她那边去起诉了。
一开始周老师不是特别理解。劝我，说我们年龄都大了，也不缺钱，也担心我的身体。我跟她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权”的问题，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她懂了，后来就很支持我。
图2、3：周秀鸾教授在给《长江日报》记者的手写信中，阐述了自己维权的初衷
《中国科学报》：这种一旦涉及诉讼纠纷，就下架作者作品的行为，是否会阻碍很多人的维权脚步？
赵德馨：
是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我的很多文章是合作署名的，当时就有合作者表示不愿授权给我打官司，理由可以总结为“三怕”：第一，怕中国知网把他的文章下架了；第二，怕新发表的文章不被知网收录；第三，怕连期刊都不再收录他的文章。因为很多期刊和知网也有合作，我就接到过期刊总编的电话，他们希望我撤诉，不要告知网。
我们几个人都已经退休了，而且很多论文已经传播了数十年之久，同行知道去哪里获取这些作品。但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上述几个问题确实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科学报》：目前两位老师在与知网的诉讼中，基本全部胜诉。你们还有其他诉讼在开展吗？
赵德馨：
我们跟知网的官司还没打完。而且除了论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案子。
早在2006年，知网就跟我签订合同，把《中国经济史辞典》做成电子版，合同约定：如果有用户付费下载《词典》或其中的条目，就分一部分钱给我，每条大概是一块3毛钱左右。合同上清清楚楚地写明了一个收款账户，但在这个账户上，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过。近期我们确认过，这个账户还是正常起作用的。
所以钱去哪里了呢？我专门去咨询这个问题，才得知，知网未经我的同意，冒用我的名字私立了一个银行账户，还假冒了我的签名。
这个事情已经触犯了刑法，我已经委托律师去打官司了。
《中国科学报》：目前你们夫妻二人胜诉知网获赔的金额有多少呢？
赵德馨：
我这边是70余万，周老师这边大概是不到10万。
《中国科学报》：你们是主要针对知网维权吗？还是其他学术网站和其他平台也有涉及？
赵德馨：
没有针对知网，我还起诉过北京万方等。大家都盯着知网的案子，也是因为知网影响力最大。
可以看出在国内，这种学术作品网络传播的侵权行为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针对知网开展的这一系列维权工作，两位老师期待的最理想结果是什么？
赵德馨：
我们的愿望肯定不是让知网垮台，我是不希望出现这种学术期刊网站一家独大的局面，希望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建设和管理知识平台。你利用了作者的文章，就该支付一定稿酬。相应的，有用户从你的网站下载文章，也应该支付一定费用。但平台获取的利润应当合乎国家政策，不应该出现当前的暴利、两头吃，还不断涨价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知网目前已经和两位老师重新商议了作品上架的事情，您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赵德馨：
知网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换了新的领导，我的感觉是新人新态度。但对方的诚意是否足够，我们还会谨慎观察。
知网败诉后下架论文的行为是否合法？这是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中国科学报》采访到了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律师，请他从法律角度进行解答。
《中国科学报》：判决书中所谓的“侵权行为”是指哪些行为？知网下架原告作品算不算进一步侵权？
李伟民：
知网与相关杂志社之间的协议书等均不足以证明杂志社自作者处取得合法授权，亦不足以证明知网通过杂志社取得了作者的合法授权，也就是说，知网可能取得了杂志社的授权，但是未取得期刊中单篇文章作者的授权。
因此，知网在没有取得作者许可的背景下，在其经营的知网各个端口向不特定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下载阅读服务，侵害了权利人对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一般网站一旦侵权行为成立，停止侵权下架是应有之义。但是知网具有特殊性。据其官网介绍，知网目前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7万家机构用户，年下载文献总量达到20亿篇次，用户涵盖高校科研、党政企及其智库、公检法军、医药卫生、中小学与农村，其中高校用户覆盖76%的世界前500强大学。已经形成了绝对的学术资源垄断地位。因此，从反垄断法角度出发，知网直接拒绝发生商业上的往来，败诉后下架作品，侵害了作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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