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七条天意，你知道几条？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懂得天意，受益终生。何为天意，就是天道运行的法则。
战争期间，一日大雪纷飞，一位将军的专车正行驶在返回总部的路上，准备参加一个紧急军事会议。忽然，透过车窗，将军看到路边坐着一对老夫妇，在寒风中被冻得瑟瑟发抖。他命令停车，询问情况。原来，这一对老夫妇是去投奔儿子的，因为中途汽车抛锚了，只好在茫茫大雪中，等待救援。但大雪天里，这里很少有人经过。
同行的参谋对将军说：「我们必须按时赶到总部开会，时间已经不多了，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当地的警队处理吧。」
将军说：「如果等到警方赶来救援，只怕这对老夫妇早就冻死在这里了！」
将军立即请这对老夫妇上了他的车，先将老夫妇送到其儿子的家里之后，才急忙地赶回总部去。将军的这一善行，竟然让他躲过一劫。由于将军临时改变路线，让敌方的暗杀行动扑了个空。
有的人认为，是这位将军的运气。其实，人生没有巧合，命运由心来主宰，救他人就是救自己，是将军的善念救了他自己。
一、因果法则
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偶然发生的事情。有因必有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宇宙中万物之间的联系，依遵因果法则。
因果法则并不是道教的专利，事实上，许多其它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印度教等，还有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等等，都认为这是宇宙最根本定律。
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种善因必有善果，种恶因必有恶果。所以，一个人要想有好的命运，就要多种善因。多说好话、多做好事、多发好的意念。
二、吸引力法则
人的遭遇是由自己的心念来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吸引与心念相应的境界。
许多父母喜欢担心儿女，为儿女操心，并认为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其实，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担心的事情往往也会出现。
王凤仪老人说过这样一段话：老人怕子女受罪，多置房产，预备够下辈人生活，这样的老人，不是慈爱子孙，正是欺负子孙，他以为子孙不能谋生，无力吃饭，宁愿对外人吝啬刻薄，也要为子孙积蓄，结果子孙什么经验也没有，吃喝玩乐，最后真落到没有饭吃，这种财产留给子孙，和留毒药给子孙有什么不同？
吸引力定律就是这样的，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认为世界美好，就吸引来美好；认为世界糟糕，就吸引来糟糕。
为什么会这样呢？科学早已经认识到，宇宙其实是由能量组成的幻象，不同的能量波动频率，就构成了千差万别的宇宙万象。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感召到与心念相一致的宇宙能量磁场，同质相吸引，这就是吸引力的法则。
人的心念往往很多，心念之中强者胜，也就是说，最强的那个心念，首先会「心想事成」。就像上面王凤仪老人说的，越担心儿女受罪，儿女可能就真的受罪，越是强烈的担心，就越像是一种诅咒。
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要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心念，使之专注于积极、善良、于人于己都有益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招感到宇宙之中积极、善良的人、事、物，与之相应。如果一个人命运乖舛，首先要反省的是自己是不是有乖舛的心念，而不是更为糟糕的怨天尤人。
三、深信法则
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是同一个体的，这是宇宙的真相。越是深信这条法则，就越有灵感。越是抵触这条法则，就越无明。
比如说，有的人忽然强烈的感觉到某件事情会发生，结果这件事情就真的发生了，这是巧合吗？不是的。因为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都是同一个体的，所以事情将要发生之前，一定都会有所感应。
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往往心胸开阔，知道万事万物为一体。而心胸狭隘、自以为是的人，因为自我封闭，往往很难感应得到。
有感应，就会有对应。如果是好的感应，就顺应它；如果是不好的感应，就要积极反省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不良的心态而感召不善，只要在结果没有出现之前，往往通过修正自己的心态，也能将不良之感应化解掉。
有成就的大格局的人，往往能体会到宇宙万物的一体性，因而直觉灵感很强，故能能趋利避害，成就一番事业。
四、当下法则
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体验，往往一件事情，在最放松、最不计较、最专注于当下的时候，往往会办得最顺利，而且是出乎意料的顺利。这就是专注于当下的奇迹。
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着手之处。积极调整好当下的心念，才是改善命运的唯一方法。
五、二八法则
一个目标是否能达成，其中二成是我们的努力，八成是我们的心态。
一件事情对人之生命的影响，其中二成的影响，立刻看得见；另外八成，往往要在后续的生命中，才能逐渐显现。
所以，耐心是很有必要的，一切法得成于忍。只要方向正确、心念正确、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
六、应得法则
你得到的，都是你应得的，都是你所作所为的「应供」，应得的供养。
我们得到的宇宙祝福，是与我们对宇宙的贡献想适应的。
你奉献了什么，就得到什么，而不是你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
比如说，你奉献了爱，就得到爱；你奉献了恨，就得到恨。你奉献了恨，却妄想得到爱，那是不可能的。
《了凡四训》里说的「拥千金者值千金，应饿死者必饿死」，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只能说明我们命里还没有，要从自己的内在找原因。
七、利他法则
应得法则是与利他法则密切相关的。有多利他，就有多应得。利益他人的，最后都是利益到自己了。就像《道德经》里说的：「以其不自私，故能成其私」。
生命是在利他的过程中，经由付出的能量循环，而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的。所以说「舍得」。越能舍，越能得。只得不舍，能量就僵死在那里。
比如说，常常让别人快乐的人，最终都是他自己也很快乐。常常让别人痛苦的人，最后他自己最痛苦。常常供养布施的人，越布施越多。
自己价值的最大化，才能有利益的最大化，而人生价值是在利他中体现的。
常常思维上面七条法则，遵循天道规律，就能有很自在的人生。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懂得天意，受益终生。何为天意，就是天道运行的法则。
战争期间，一日大雪纷飞，一位将军的专车正行驶在返回总部的路上，准备参加一个紧急军事会议。忽然，透过车窗，将军看到路边坐着一对老夫妇，在寒风中被冻得瑟瑟发抖。他命令停车，询问情况。原来，这一对老夫妇是去投奔儿子的，因为中途汽车抛锚了，只好在茫茫大雪中，等待救援。但大雪天里，这里很少有人经过。
同行的参谋对将军说：「我们必须按时赶到总部开会，时间已经不多了，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当地的警队处理吧。」
将军说：「如果等到警方赶来救援，只怕这对老夫妇早就冻死在这里了！」
将军立即请这对老夫妇上了他的车，先将老夫妇送到其儿子的家里之后，才急忙地赶回总部去。将军的这一善行，竟然让他躲过一劫。由于将军临时改变路线，让敌方的暗杀行动扑了个空。
有的人认为，是这位将军的运气。其实，人生没有巧合，命运由心来主宰，救他人就是救自己，是将军的善念救了他自己。
一、因果法则
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偶然发生的事情。有因必有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宇宙中万物之间的联系，依遵因果法则。
因果法则并不是道教的专利，事实上，许多其它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印度教等，还有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等等，都认为这是宇宙最根本定律。
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种善因必有善果，种恶因必有恶果。所以，一个人要想有好的命运，就要多种善因。多说好话、多做好事、多发好的意念。
二、吸引力法则
人的遭遇是由自己的心念来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吸引与心念相应的境界。
许多父母喜欢担心儿女，为儿女操心，并认为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其实，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担心的事情往往也会出现。
王凤仪老人说过这样一段话：老人怕子女受罪，多置房产，预备够下辈人生活，这样的老人，不是慈爱子孙，正是欺负子孙，他以为子孙不能谋生，无力吃饭，宁愿对外人吝啬刻薄，也要为子孙积蓄，结果子孙什么经验也没有，吃喝玩乐，最后真落到没有饭吃，这种财产留给子孙，和留毒药给子孙有什么不同？
吸引力定律就是这样的，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认为世界美好，就吸引来美好；认为世界糟糕，就吸引来糟糕。
为什么会这样呢？科学早已经认识到，宇宙其实是由能量组成的幻象，不同的能量波动频率，就构成了千差万别的宇宙万象。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感召到与心念相一致的宇宙能量磁场，同质相吸引，这就是吸引力的法则。
人的心念往往很多，心念之中强者胜，也就是说，最强的那个心念，首先会「心想事成」。就像上面王凤仪老人说的，越担心儿女受罪，儿女可能就真的受罪，越是强烈的担心，就越像是一种诅咒。
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要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心念，使之专注于积极、善良、于人于己都有益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招感到宇宙之中积极、善良的人、事、物，与之相应。如果一个人命运乖舛，首先要反省的是自己是不是有乖舛的心念，而不是更为糟糕的怨天尤人。
三、深信法则
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是同一个体的，这是宇宙的真相。越是深信这条法则，就越有灵感。越是抵触这条法则，就越无明。
比如说，有的人忽然强烈的感觉到某件事情会发生，结果这件事情就真的发生了，这是巧合吗？不是的。因为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都是同一个体的，所以事情将要发生之前，一定都会有所感应。
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往往心胸开阔，知道万事万物为一体。而心胸狭隘、自以为是的人，因为自我封闭，往往很难感应得到。
有感应，就会有对应。如果是好的感应，就顺应它；如果是不好的感应，就要积极反省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不良的心态而感召不善，只要在结果没有出现之前，往往通过修正自己的心态，也能将不良之感应化解掉。
有成就的大格局的人，往往能体会到宇宙万物的一体性，因而直觉灵感很强，故能能趋利避害，成就一番事业。
四、当下法则
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体验，往往一件事情，在最放松、最不计较、最专注于当下的时候，往往会办得最顺利，而且是出乎意料的顺利。这就是专注于当下的奇迹。
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着手之处。积极调整好当下的心念，才是改善命运的唯一方法。
五、二八法则
一个目标是否能达成，其中二成是我们的努力，八成是我们的心态。
一件事情对人之生命的影响，其中二成的影响，立刻看得见；另外八成，往往要在后续的生命中，才能逐渐显现。
所以，耐心是很有必要的，一切法得成于忍。只要方向正确、心念正确、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
六、应得法则
你得到的，都是你应得的，都是你所作所为的「应供」，应得的供养。
我们得到的宇宙祝福，是与我们对宇宙的贡献想适应的。
你奉献了什么，就得到什么，而不是你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
比如说，你奉献了爱，就得到爱；你奉献了恨，就得到恨。你奉献了恨，却妄想得到爱，那是不可能的。
《了凡四训》里说的「拥千金者值千金，应饿死者必饿死」，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只能说明我们命里还没有，要从自己的内在找原因。
七、利他法则
应得法则是与利他法则密切相关的。有多利他，就有多应得。利益他人的，最后都是利益到自己了。就像《道德经》里说的：「以其不自私，故能成其私」。
生命是在利他的过程中，经由付出的能量循环，而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的。所以说「舍得」。越能舍，越能得。只得不舍，能量就僵死在那里。
比如说，常常让别人快乐的人，最终都是他自己也很快乐。常常让别人痛苦的人，最后他自己最痛苦。常常供养布施的人，越布施越多。
自己价值的最大化，才能有利益的最大化，而人生价值是在利他中体现的。
常常思维上面七条法则，遵循天道规律，就能有很自在的人生。
1972年冬天，76岁的王美子老人为了捡些龙骨换钱过年，天蒙蒙亮就去大沙窝子里捡龙骨，无意间竟然刨出一些铜箭头和一根铁棍，更让他欣喜的是铁棍上还包有金片。他继续往下刨，陆续又刨出很多古代的金银器物。
王美子老人激动得拿着“铁棍”的手都有些颤抖，本想着再多挖一些，但天寒地冻，土地冻得无比坚硬，光是挖出了上面说的那些，老人就已经累得气喘嘘嘘的了。
于是，他决定先回家，改天再来一趟。王美子喜滋滋地把挖到的好东西往麻袋里一装，带回家后又好好清洗了一下，在地下埋藏多年的金银制品重新展现出了华丽的光彩，看得老人赞叹连连。
不过，在当地有一种比较迷信的说法：发现在地下的宝贝，是不能独吞的，否则就会招致灾祸。于是第二天，老人叫上了自己的儿子、邻居张哈老、张明喜父子，张家亲戚张根保等人，再次折返到那个大沙窝子。
几个人挖了一天，又挖出不少金银器物，这些金银器物上有的镶嵌着玛瑙，有的缀着松石……无一不是精美绝伦的器物，让人啧啧称奇。经过商量，大家觉得是王美子老人发现的，应该占大头，剩下的宝贝4人平分。
虽然，这些金银器物是宝贝，但是一直拿在手里对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说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于是几人一琢磨，决定拿到伊盟杭锦旗人民银行卖了换钱。挖到宝贝的第4天，王美子老人和其他几位老乡把金银器物带着来到了伊盟杭锦旗人民银行准备换钱。
银行工作人员称重后算出这堆金银器一共有2500克。为了保证收购的黄金的纯度，一个银行工作人员还热情地协助老人把文物上镶嵌的玛瑙、玉石、松石等嵌物都给砸了下来，只留下黄金框架，致使一些珍贵的文物被损毁，失去了原有的文物价值。
当时的人们几乎没有什么文物知识和文物保护意识，也没有及时把收购的金银器物向上级汇报，反而鼓励王美子等人再去挖挖看，有多少银行收购多少。拿到钱的几人心里美滋滋的，想着在那片大沙窝子里应该还有宝贝，几人叫上了其他的村民们，一起去挖宝贝砸了卖钱。可这些老乡们都不知道，好好的一件件宝贝就这么被损毁了。
幸好，其中另有一位银行工作人员有亲戚在内蒙古文化局工作，他把七旬老人无意间挖到金银财宝的事，当作饭后谈资说给文化局的亲戚听，这位文化局的亲戚立即意识到老人有可能刨出了文物。紧接着，文化局派出专人去调查，调查人员来到银行，一看之下马上确定这是一批文物。
于是，文物局立马展开工作。一方面，文物工作队忙着向当地农民回收挖掘的文物。那时候的老百姓并没有什么保护文物的意识，总觉得这东西是自己从地里挖出来的，怎么就不属于自己了呢？
文物工作队的队员们几乎跑断了腿，积极地向老乡们宣传什么是文物，以及文物保护的意义，对一些比较固执的老乡一遍又一遍地做思想工作。文物工作队还根据老乡们交出的数量以及表现，给予适当的奖励。
另一边，文物工作队根据王美子老人提供的信息，找到了那片大沙窝子。1973年，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发掘，考古人员在这片土地上发现了两座墓葬，还发掘出了大量的金银器。加上之前从老乡手里收到的，以及银行收走的，一共有金器218件，银器5件。
而在这批文物中，有一个金器十分耀眼精美，它就是被称为“草原瑰宝”的鹰顶金冠饰。鹰顶金冠饰由鹰形冠饰和黄金冠带组成，通高7.3厘米、带长30厘米、重1394克。
顶部的雄鹰头、颈、尾由金丝连接，下面的花瓣形金冠上，錾刻着四狼咬四羊的图案，冠带上雕刻着老虎与猎物的紧张对峙，活灵活现，仿佛下一秒就要扑杀过去。
经过查证，考古队员确定了，这批文物应该是属于战国时期匈奴的遗物。从墓葬规格以及陪葬品来看，这应该属于一位匈奴贵族，甚至是匈奴王的墓葬。
雄鹰在匈奴人的心目中是草原王者的象征，其次，对于以射猎禽兽为生的草原民族来说，冠带之类的饰品反而是一种累赘，只有贵族才会头戴冠带。而且鹰顶金冠饰是利用阿尔泰地区的金属冶炼技术加工而成的，代表着我国古代北方民族贵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
它还是直到今天为止，在整个北蒙古草原发现的金冠饰里规格最高的，因此考古队员确认鹰顶金冠饰是匈奴最高统治者单于的王冠。鹰顶金冠饰不仅是艺术的结晶，还是权力的象征，作为迄今为止所见的唯一“胡冠”，还是汉匈文化交流的见证者。
如今的鹰顶金冠饰被收藏于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博物院中，静静地陈列在展厅内，诉说着千年前的历史。凡是见过它的人，无一不被这顶金冠的美丽和背后的精巧工艺所折服。
王美子老人激动得拿着“铁棍”的手都有些颤抖，本想着再多挖一些，但天寒地冻，土地冻得无比坚硬，光是挖出了上面说的那些，老人就已经累得气喘嘘嘘的了。
于是，他决定先回家，改天再来一趟。王美子喜滋滋地把挖到的好东西往麻袋里一装，带回家后又好好清洗了一下，在地下埋藏多年的金银制品重新展现出了华丽的光彩，看得老人赞叹连连。
不过，在当地有一种比较迷信的说法：发现在地下的宝贝，是不能独吞的，否则就会招致灾祸。于是第二天，老人叫上了自己的儿子、邻居张哈老、张明喜父子，张家亲戚张根保等人，再次折返到那个大沙窝子。
几个人挖了一天，又挖出不少金银器物，这些金银器物上有的镶嵌着玛瑙，有的缀着松石……无一不是精美绝伦的器物，让人啧啧称奇。经过商量，大家觉得是王美子老人发现的，应该占大头，剩下的宝贝4人平分。
虽然，这些金银器物是宝贝，但是一直拿在手里对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说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于是几人一琢磨，决定拿到伊盟杭锦旗人民银行卖了换钱。挖到宝贝的第4天，王美子老人和其他几位老乡把金银器物带着来到了伊盟杭锦旗人民银行准备换钱。
银行工作人员称重后算出这堆金银器一共有2500克。为了保证收购的黄金的纯度，一个银行工作人员还热情地协助老人把文物上镶嵌的玛瑙、玉石、松石等嵌物都给砸了下来，只留下黄金框架，致使一些珍贵的文物被损毁，失去了原有的文物价值。
当时的人们几乎没有什么文物知识和文物保护意识，也没有及时把收购的金银器物向上级汇报，反而鼓励王美子等人再去挖挖看，有多少银行收购多少。拿到钱的几人心里美滋滋的，想着在那片大沙窝子里应该还有宝贝，几人叫上了其他的村民们，一起去挖宝贝砸了卖钱。可这些老乡们都不知道，好好的一件件宝贝就这么被损毁了。
幸好，其中另有一位银行工作人员有亲戚在内蒙古文化局工作，他把七旬老人无意间挖到金银财宝的事，当作饭后谈资说给文化局的亲戚听，这位文化局的亲戚立即意识到老人有可能刨出了文物。紧接着，文化局派出专人去调查，调查人员来到银行，一看之下马上确定这是一批文物。
于是，文物局立马展开工作。一方面，文物工作队忙着向当地农民回收挖掘的文物。那时候的老百姓并没有什么保护文物的意识，总觉得这东西是自己从地里挖出来的，怎么就不属于自己了呢？
文物工作队的队员们几乎跑断了腿，积极地向老乡们宣传什么是文物，以及文物保护的意义，对一些比较固执的老乡一遍又一遍地做思想工作。文物工作队还根据老乡们交出的数量以及表现，给予适当的奖励。
另一边，文物工作队根据王美子老人提供的信息，找到了那片大沙窝子。1973年，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发掘，考古人员在这片土地上发现了两座墓葬，还发掘出了大量的金银器。加上之前从老乡手里收到的，以及银行收走的，一共有金器218件，银器5件。
而在这批文物中，有一个金器十分耀眼精美，它就是被称为“草原瑰宝”的鹰顶金冠饰。鹰顶金冠饰由鹰形冠饰和黄金冠带组成，通高7.3厘米、带长30厘米、重1394克。
顶部的雄鹰头、颈、尾由金丝连接，下面的花瓣形金冠上，錾刻着四狼咬四羊的图案，冠带上雕刻着老虎与猎物的紧张对峙，活灵活现，仿佛下一秒就要扑杀过去。
经过查证，考古队员确定了，这批文物应该是属于战国时期匈奴的遗物。从墓葬规格以及陪葬品来看，这应该属于一位匈奴贵族，甚至是匈奴王的墓葬。
雄鹰在匈奴人的心目中是草原王者的象征，其次，对于以射猎禽兽为生的草原民族来说，冠带之类的饰品反而是一种累赘，只有贵族才会头戴冠带。而且鹰顶金冠饰是利用阿尔泰地区的金属冶炼技术加工而成的，代表着我国古代北方民族贵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
它还是直到今天为止，在整个北蒙古草原发现的金冠饰里规格最高的，因此考古队员确认鹰顶金冠饰是匈奴最高统治者单于的王冠。鹰顶金冠饰不仅是艺术的结晶，还是权力的象征，作为迄今为止所见的唯一“胡冠”，还是汉匈文化交流的见证者。
如今的鹰顶金冠饰被收藏于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博物院中，静静地陈列在展厅内，诉说着千年前的历史。凡是见过它的人，无一不被这顶金冠的美丽和背后的精巧工艺所折服。
#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华夏文明根在中原#咆哮万里的滔滔黄河，穿越晋陕高原后，突然折而向东，冲出豫西大峡谷，流入古老的中原腹地——郑州。这里一向被誉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网信郑州）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网信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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