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逆向投资者会耐心等待市场热情冷却下来，然后再去买入那些不再被人关注的公司股票，特别是那些让华尔街感到厌倦无聊的公司股票。
通常情況下，在我购买了稳定增长型股票后，如果它的股价上涨到30%-50%，我就会把它们卖掉，然后再选择那些相似的、价格还没有上涨的稳定增长型股票，反复进行同样的投资操作。我总是在自己的投资组合中保留一些稳定增长型公司的股票。
通常情況下，在我购买了稳定增长型股票后，如果它的股价上涨到30%-50%，我就会把它们卖掉，然后再选择那些相似的、价格还没有上涨的稳定增长型股票，反复进行同样的投资操作。我总是在自己的投资组合中保留一些稳定增长型公司的股票。
赵伟：“消失”的外储VS破“7”的汇率？
以下文章来源于赵伟宏观探索
作者：赵伟、李欣越 （赵伟为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报告要点
年初以来，我国贸易持续顺差，但外汇储备大幅减少，这一分化引发市场热烈讨论。外汇储备缘何减少、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如何？本文分析，供参考。
一问：外汇市场的“反常”？贸易持续顺差，但外汇储备大幅减少
年初以来，两组与进出口贸易相关数据的分化引起了市场的关注。1）年初以来，贸易顺差快速走阔的同时，我国外汇储备却出现了大幅的减少。今年前8月，我国贸易顺差累计达5617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则大幅减少1953亿美元；2）2020年9月以来，中国对美出口规模，持续超过相应时段美国对华进口规模，而历史规律与之相反；当下两者差异已走阔至672亿美元。
部分观点认为，这说明我国进出口贸易数据有“水分”；也有部分观点认为，中美利差持续倒挂下，可能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前者认为，今年全球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与中国出口结构相对接近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出口均出现了一定回落；近期我国出口高速增长，或存在数据真实性问题。后者则认为，资本大幅外流，或是本轮外汇储备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
二问：“消失”的外汇去哪里了？估值减少、贸易商资产结构调整影响大
从代表性经济体进口与我国出口的交叉验证来看，我国出口并未“虚高”；能源价差的拉大使得中国出口商品保持高竞争优势，是出口高增的主因。当下，我国出口数据与代表性经济体进口数据基本吻合；与美国的差异，或源于2018年关税加征下美国进口商“低报”。能源成本优势的维持，弱化生产型经济体疫情缓和后、对我国出口的替代效应，支撑我国出口高增。
估值变动、贸易商资产结构调整是我国外汇储备减少的主因，金融项下资金外流规模相对有限。当下我国外储约59%为美元资产，以证券形式持有为主。美债收益率上行会带来美元资产部分的减值，美元升值也会带来其他外币资产减值。年初以来，估值带来外储缩水3832亿美元左右，贸易环节漏出、留存在贸易商资产端的外汇约3285亿美元，资金外流规模相对有限。
三问：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短期仍有贬值压力，市场冲击或有限
短期来看，强美元压制下，人民币或仍有一定贬值压力；但外汇市场上企业结售汇、银行结汇意愿等变化，或将缓和人民币贬值速度。能源价格高企下，欧、日相较美国衰退程度或将更深，这将支撑美元维持强势。本轮贬值的主因是美元压制，美元筑顶前，人民币仍有贬值压力。而企业、银行结汇意愿的变化，或有助于减少贸易环节漏出，增加美元供给、放缓贬值速度。
资金外流压力已经减弱，造成的市场冲击或相对有限。一方面，前期贸易顺差下，大量美元资金在企业、居民部门积累，形成“二级储备”，成为人民币贬值的“缓冲垫”；2020年7月至今，我国非金融企业存款大幅增加1724亿美元。另一方面，今年2至6月间，股市、债市外资累计外流579亿美元，投机型资金已出现过集中流出；7月以来，资金外流已边际放缓。
风险提示：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超预期、国内经济复苏不及预期
报告正文
1、周度专题：外储的“消失”，汇率的“锅”?
年初以来，我国贸易持续顺差，但外汇储备大幅减少，这一分化引发市场热烈讨论。外汇储备缘何减少、后续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如何？本文分析，供参考。
1.1、外汇市场的“反常”？贸易持续顺差，但外汇储备大幅减少
年初以来，两组与进出口贸易相关数据的分化引起了市场的关注。1）年初以来，贸易顺差快速走阔的同时，我国外汇储备却出现了大幅的减少。今年前8月，我国贸易顺差累计高达5617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则大幅减少1953亿美元。历史上，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变动间差异主要受资本与金融项、遗漏与误差项影响；当两者走势出现快速分化时，往往会伴随着资金大幅的外流。2）历史上，我国海关总署统计的对美出口，长期低于美国商务部统计的美国对华进口；但该现象在2020年9月发生逆转，截至今年7月，两者差异走阔至672亿美元。
图片1-2
这两大分化，引发了市场上部分投资者的猜测：我国进出口贸易数据有水分吗？2011-2013年间，曾经出现过部分海外资金为分享中国发展红利，借道香港与部分地区海关间的贸易流入，外管局及时出台措施后挤出了“水分”。今年以来，全球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与中国出口结构相对接近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出口均出现了一定回落。而在美欧PMI集体下行的背景下，我国对美、欧的出口仍维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引发了部分投资者对贸易数据真实性的质疑。
图片3-6
详情链接：https://t.cn/A6Sr9se1
以下文章来源于赵伟宏观探索
作者：赵伟、李欣越 （赵伟为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报告要点
年初以来，我国贸易持续顺差，但外汇储备大幅减少，这一分化引发市场热烈讨论。外汇储备缘何减少、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如何？本文分析，供参考。
一问：外汇市场的“反常”？贸易持续顺差，但外汇储备大幅减少
年初以来，两组与进出口贸易相关数据的分化引起了市场的关注。1）年初以来，贸易顺差快速走阔的同时，我国外汇储备却出现了大幅的减少。今年前8月，我国贸易顺差累计达5617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则大幅减少1953亿美元；2）2020年9月以来，中国对美出口规模，持续超过相应时段美国对华进口规模，而历史规律与之相反；当下两者差异已走阔至672亿美元。
部分观点认为，这说明我国进出口贸易数据有“水分”；也有部分观点认为，中美利差持续倒挂下，可能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前者认为，今年全球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与中国出口结构相对接近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出口均出现了一定回落；近期我国出口高速增长，或存在数据真实性问题。后者则认为，资本大幅外流，或是本轮外汇储备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
二问：“消失”的外汇去哪里了？估值减少、贸易商资产结构调整影响大
从代表性经济体进口与我国出口的交叉验证来看，我国出口并未“虚高”；能源价差的拉大使得中国出口商品保持高竞争优势，是出口高增的主因。当下，我国出口数据与代表性经济体进口数据基本吻合；与美国的差异，或源于2018年关税加征下美国进口商“低报”。能源成本优势的维持，弱化生产型经济体疫情缓和后、对我国出口的替代效应，支撑我国出口高增。
估值变动、贸易商资产结构调整是我国外汇储备减少的主因，金融项下资金外流规模相对有限。当下我国外储约59%为美元资产，以证券形式持有为主。美债收益率上行会带来美元资产部分的减值，美元升值也会带来其他外币资产减值。年初以来，估值带来外储缩水3832亿美元左右，贸易环节漏出、留存在贸易商资产端的外汇约3285亿美元，资金外流规模相对有限。
三问：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短期仍有贬值压力，市场冲击或有限
短期来看，强美元压制下，人民币或仍有一定贬值压力；但外汇市场上企业结售汇、银行结汇意愿等变化，或将缓和人民币贬值速度。能源价格高企下，欧、日相较美国衰退程度或将更深，这将支撑美元维持强势。本轮贬值的主因是美元压制，美元筑顶前，人民币仍有贬值压力。而企业、银行结汇意愿的变化，或有助于减少贸易环节漏出，增加美元供给、放缓贬值速度。
资金外流压力已经减弱，造成的市场冲击或相对有限。一方面，前期贸易顺差下，大量美元资金在企业、居民部门积累，形成“二级储备”，成为人民币贬值的“缓冲垫”；2020年7月至今，我国非金融企业存款大幅增加1724亿美元。另一方面，今年2至6月间，股市、债市外资累计外流579亿美元，投机型资金已出现过集中流出；7月以来，资金外流已边际放缓。
风险提示：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超预期、国内经济复苏不及预期
报告正文
1、周度专题：外储的“消失”，汇率的“锅”?
年初以来，我国贸易持续顺差，但外汇储备大幅减少，这一分化引发市场热烈讨论。外汇储备缘何减少、后续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如何？本文分析，供参考。
1.1、外汇市场的“反常”？贸易持续顺差，但外汇储备大幅减少
年初以来，两组与进出口贸易相关数据的分化引起了市场的关注。1）年初以来，贸易顺差快速走阔的同时，我国外汇储备却出现了大幅的减少。今年前8月，我国贸易顺差累计高达5617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则大幅减少1953亿美元。历史上，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变动间差异主要受资本与金融项、遗漏与误差项影响；当两者走势出现快速分化时，往往会伴随着资金大幅的外流。2）历史上，我国海关总署统计的对美出口，长期低于美国商务部统计的美国对华进口；但该现象在2020年9月发生逆转，截至今年7月，两者差异走阔至672亿美元。
图片1-2
这两大分化，引发了市场上部分投资者的猜测：我国进出口贸易数据有水分吗？2011-2013年间，曾经出现过部分海外资金为分享中国发展红利，借道香港与部分地区海关间的贸易流入，外管局及时出台措施后挤出了“水分”。今年以来，全球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与中国出口结构相对接近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出口均出现了一定回落。而在美欧PMI集体下行的背景下，我国对美、欧的出口仍维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引发了部分投资者对贸易数据真实性的质疑。
图片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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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前总理：维护世界秩序，中国注定要发挥决定性作用
说世界正在快速变化既是陈词滥调，也是轻描淡写。人们通常更关注世界变化的积极一面——新技术和新思想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工作效率，增进相互理解和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变化的阴暗面——即随着新挑战的出现，全球变得更加混乱——往往被忽视或淡化。
国家内乱和国际冲突屡见不鲜。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重大危机发生得更加频繁。911恐怖袭击，随后发生的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阿拉伯之春，发生在叙利亚、萨赫勒、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战争——显而易见，世界正加速变得无序。
这些危机发生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支撑国际秩序的支柱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不断被削弱。每次新危机出现，国际社会都感到绝望，并越来越无法和/或不愿展开合作来寻求解决办法。结果这导致更多的危机无法解决，进一步削弱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威信。
今天，国际公认的法治和国际政治的非正式“共同准则”似乎前所未有的脆弱。现存秩序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激烈的质疑、批评和不信任。
和大自然一样，地缘政治也厌恶真空。当现存秩序受到质疑时，各种发展模式就会竞相出现。中国历史性地崛起为富强国家，使其化身为某种替代方案的象征，用以取代西方倡导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场模式。中国的崛起展示了一种高效的新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靠基建开发来拉动经济强劲增长。
这种意识形态竞争——自由民主与集权统治、西方与其他国家等等——与当今的许多危机息息相关。乌克兰冲突贴切地展示了这一点。许多地缘政治专家指责，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敢于豪赌乌克兰就是因为全球领导力缺失（主要是美国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这导致两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展开了生死对决。
这种日益加剧的冲突，这种意识形态日益对立的竞争，违背了自由主义全球化理念，也使这种理念无法再创造出一个经济上互相依赖且又团结和谐的世界。
如果自由主义理念失败了（就像现在正发生的那样），那新的世界秩序就必须及时出现，否则世界就会持续陷入混乱。这种混乱表现在失败国家越来越多（如叙利亚、索马里和也门）、国际恐怖组织死灰复燃以及核扩散加剧，这都是因为个别国家不再相信联合国有能力保护它们。
乌克兰战争就突显出核扩散的风险。乌克兰在1994年放弃了本国的核武器，以换取俄罗斯、美国和英国向其提供安全保障。如今，它们都面临战争和毁灭。这促使所有国家都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即拥有核武器可能比没有核武器更安全。
如果旧的国际秩序确实在瓦解，那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剧变之中。类似的时刻也曾在过去几个世纪出现，比如发现美洲和欧洲旧君主制解体。现在，我们正见证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崛起，以及它对美国主导地位构成的挑战。
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衰落大国（美国）面对一个崛起大国（中国）时，爆发战争的风险就会增加。随着双方顽固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对话将变得愈加困难。然而，这绝不是双边竞争，中国、美国和欧洲之间存在一个“战略三角”关系。
当中国开始扮演自己全球超级大国的新角色而美国也在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定位时，欧洲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调节作用。随着中国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并有可能担负起更多的领导责任，它必须保持开放的沟通态度，特别是在涉及到美中欧战略三角关系时。
如果国际社会要扭转危机增多的趋势并避免冲突激化，那法治权威就必须获得更多的尊重并确保公正执法。当然，法治不是一个中立的实体，各方对其会有不同的解读。这突显出对话、互信和理解的至关重要性。
为了稳定世界秩序，中国必须与全世界的朋友和对手携手合作，在建立国际公共准则规范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这是第一步。从这一步开始，和平会变得更有可能实现并维持下去。在世界和平的基础上，全球经济才会蓬勃发展。
要给人类以希望并让人类从自己的工作、生活水平和财产保障等方面感受到进步，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人类要想找到应对手段，经济增长也必不可少。而要世界经济增长，各国就必须互相信任并展开合作。因此说，世界各国越来越需要团结协作以应对世界性难题并找到最可行的解决之道。
这意味着中国要勇挑重担。尽管中国奉行不卷入国际危机的政策，但中国不可能回避参与国际重大事务。从气候巨变到全球经济过热，中国的应对之策至关重要。无论中国做出何种决策，世界其它国家都越来越愿意效仿中国的做法。
中国有能力在合作互利的基础上带头提出重大的、改变世界的经济理念。如果中国真这么做了，这肯定会促使国际社会将关注焦点转向如何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以及如何维持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香港《南华早报》 文/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说世界正在快速变化既是陈词滥调，也是轻描淡写。人们通常更关注世界变化的积极一面——新技术和新思想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工作效率，增进相互理解和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变化的阴暗面——即随着新挑战的出现，全球变得更加混乱——往往被忽视或淡化。
国家内乱和国际冲突屡见不鲜。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重大危机发生得更加频繁。911恐怖袭击，随后发生的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阿拉伯之春，发生在叙利亚、萨赫勒、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战争——显而易见，世界正加速变得无序。
这些危机发生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支撑国际秩序的支柱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不断被削弱。每次新危机出现，国际社会都感到绝望，并越来越无法和/或不愿展开合作来寻求解决办法。结果这导致更多的危机无法解决，进一步削弱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威信。
今天，国际公认的法治和国际政治的非正式“共同准则”似乎前所未有的脆弱。现存秩序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激烈的质疑、批评和不信任。
和大自然一样，地缘政治也厌恶真空。当现存秩序受到质疑时，各种发展模式就会竞相出现。中国历史性地崛起为富强国家，使其化身为某种替代方案的象征，用以取代西方倡导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场模式。中国的崛起展示了一种高效的新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靠基建开发来拉动经济强劲增长。
这种意识形态竞争——自由民主与集权统治、西方与其他国家等等——与当今的许多危机息息相关。乌克兰冲突贴切地展示了这一点。许多地缘政治专家指责，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敢于豪赌乌克兰就是因为全球领导力缺失（主要是美国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这导致两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展开了生死对决。
这种日益加剧的冲突，这种意识形态日益对立的竞争，违背了自由主义全球化理念，也使这种理念无法再创造出一个经济上互相依赖且又团结和谐的世界。
如果自由主义理念失败了（就像现在正发生的那样），那新的世界秩序就必须及时出现，否则世界就会持续陷入混乱。这种混乱表现在失败国家越来越多（如叙利亚、索马里和也门）、国际恐怖组织死灰复燃以及核扩散加剧，这都是因为个别国家不再相信联合国有能力保护它们。
乌克兰战争就突显出核扩散的风险。乌克兰在1994年放弃了本国的核武器，以换取俄罗斯、美国和英国向其提供安全保障。如今，它们都面临战争和毁灭。这促使所有国家都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即拥有核武器可能比没有核武器更安全。
如果旧的国际秩序确实在瓦解，那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剧变之中。类似的时刻也曾在过去几个世纪出现，比如发现美洲和欧洲旧君主制解体。现在，我们正见证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崛起，以及它对美国主导地位构成的挑战。
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衰落大国（美国）面对一个崛起大国（中国）时，爆发战争的风险就会增加。随着双方顽固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对话将变得愈加困难。然而，这绝不是双边竞争，中国、美国和欧洲之间存在一个“战略三角”关系。
当中国开始扮演自己全球超级大国的新角色而美国也在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定位时，欧洲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调节作用。随着中国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并有可能担负起更多的领导责任，它必须保持开放的沟通态度，特别是在涉及到美中欧战略三角关系时。
如果国际社会要扭转危机增多的趋势并避免冲突激化，那法治权威就必须获得更多的尊重并确保公正执法。当然，法治不是一个中立的实体，各方对其会有不同的解读。这突显出对话、互信和理解的至关重要性。
为了稳定世界秩序，中国必须与全世界的朋友和对手携手合作，在建立国际公共准则规范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这是第一步。从这一步开始，和平会变得更有可能实现并维持下去。在世界和平的基础上，全球经济才会蓬勃发展。
要给人类以希望并让人类从自己的工作、生活水平和财产保障等方面感受到进步，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人类要想找到应对手段，经济增长也必不可少。而要世界经济增长，各国就必须互相信任并展开合作。因此说，世界各国越来越需要团结协作以应对世界性难题并找到最可行的解决之道。
这意味着中国要勇挑重担。尽管中国奉行不卷入国际危机的政策，但中国不可能回避参与国际重大事务。从气候巨变到全球经济过热，中国的应对之策至关重要。无论中国做出何种决策，世界其它国家都越来越愿意效仿中国的做法。
中国有能力在合作互利的基础上带头提出重大的、改变世界的经济理念。如果中国真这么做了，这肯定会促使国际社会将关注焦点转向如何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以及如何维持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香港《南华早报》 文/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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