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委托执法是否合法#【“外包城管”抢甘蔗事件启动问责，“委托执法”合法吗？专家：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12月6日，一段关于“江苏南通三星镇市容管理人员当街粗暴对待卖甘蔗老人”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中，多位身着“静通市容”制服的人把一名推自行车卖甘蔗的老人围住，将其一捆甘蔗全部抢走，留老人在街上哭泣。事发属地三星镇镇长接受媒体采访称，视频中着制服人员属政府购买服务的第三方市容管理公司。
12月7日，南通市海门区公布“处理意见”称，关于该区三星镇市容公司人员粗暴对待卖甘蔗老人的事件，区纪委介入调查，对三星镇负有管理职责的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城管中队负责人、城管片区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
这起“外包城管抢商贩甘蔗”事件，再次引发对行政执法权是否允许外包或变相外包话题的讨论。12月7日，红星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老师王树良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曙明。
“委托执法”行为到底合不合法？
专家：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
这起“外包城管抢商贩甘蔗”事件，再次引发对行政执法权是否允许外包或变相外包话题的讨论。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老师王树良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视频反映的“城管抢商贩甘蔗”事件，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王树良解释，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如果卖甘蔗的商贩在道路中央卖甘蔗，影响了交通安全，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行将障碍物移除。”王树良说，鉴于行政强制措施对公民合法权益具有较强的威慑特征，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人员资格有严格限制，《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曙明提到，“外包”是通俗说法，规范称谓是委托执法。在我国，不同法律规定不尽相同。依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不过，《行政处罚法》 为委托执法留了一个“口子”。
李曙明解释，《行政处罚法》第20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书面委托符合本法第21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第21条对受委托的组织条件做了严格限定，包括 “依法成立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 “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并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等。
王树良还提到，由于行政强制措施容易对行政相对人权益造成损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应当遵循比例原则，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外包公司“执法者”多是临时工
专家称外包公司执法出现偏差侵害公民权益概率更大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在这起“外包城管抢商贩甘蔗”事件之前，其他地方也曾有过城市管理服务“外包”引发舆情的事件。
据此前媒体报道，今年3月，浙江桐乡一名自称“市容巡查队大队长”的男子，要求一家沿街的药店将其玻璃墙上贴的医保定点标识、防疫要求等“垃圾广告”全部清理干净，“如果反抗，则格杀勿论”，他还强调自己可以“先斩后奏”。该视频引发争议后，桐乡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回应，此事系第三方外包公司人员操作失误，已责令第三方公司对其停职调查。
“鉴于城市管理服务工作量大、行政人员不足的现状，将部分服务外包有利于节省行政成本，提高服务水平。但并非所有的城市管理服务类型都能外包。”王树良说，特别是涉及到容易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执法行为，一般不能外包。城市管理服务外包时，应当确认该项服务外包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李曙明注意到，早在2007年，城管外包模式在深圳起步，将城市管理的部分职能交由民间企业承担，被视为城市管理多元化、市场化的有益探索。之后，这种模式被不少城市借鉴推广。但围绕它的争议也一直没有间断，特别是一些恶性事件中涉事主体的外包背景，更为这种模式招来不少“骂名”。
李曙明介绍，从现实看，这种模式面临一些问题。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受委托公司管理存在漏洞，导致执法跑偏。特别要指出的是，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执法，一旦出现问题，可能意味着公职不保，违法的成本较大；而外包公司的“执法者”多是临时工，没“身份”，收入低，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和执法机关执法相比，外包公司执法出现偏差侵害公民权益的概率要大得多。
“所以，尽管有些法律为委托执法开了‘口子’，但应尽可能地减少外包；如果因人员不足等问题不得不外包，要选择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组织。同时，政府要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切不可‘一包了事’。”李曙明说。
法律未明确为可采购的均不得采购
政府采购服务后不能放弃监督责任
政府购买服务，国家有无规范？在具体操作中该注意些啥？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2019年11月，财政部在其部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
上述《办法》规定，其所称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将属于自身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按照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交由符合条件的服务供应商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等因素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
《办法》提到，依法成立的企业、社会组织（不含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公益二类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具备条件的个人可以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
《办法》在第十条专门对“不得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的项目进行了罗列：（一）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服务事项；（二）应当由政府直接履职的事项；（三）政府采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货物和工程，以及将工程和服务打包的项目；（四）融资行为；（五）购买主体的人员招、聘用，以劳务派遣方式用工，以及设置公益性岗位等事项；（六）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得作为政府购买服务内容的事项。
王树良认为，以“政府采购服务”的形式开展工作时，首先要注意确认该服务类型是否能够外包，尤其是涉及到行政执法时，一般不允许外包；其次，采购服务时应当符合法定程序，根据服务的类型及涉及的金额，必要时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采购；再次，应当保障采购的服务质量过关。机关单位应当建立采购服务考核制度，确保采购的服务符合要求。
另外，将服务外包后，外包方是以该机关单位的名义对外提供服务的，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出现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时，该单位是直接责任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李曙明提到，政府让渡公权力给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可能对公民权利带来重大风险。所以，如果政府采购的内容涉及公权力，必须慎之又慎。采购要有法可依，法律未明确规定为可以采购的内容均不得采购；采购要依法而行，只能向符合法律规定资质的组织采购；政府采购服务后，不能放弃自身监督责任，一旦被采购方服务出现问题，要及时纠正，直至终止合同。https://t.cn/A6xlGh7g
12月7日，南通市海门区公布“处理意见”称，关于该区三星镇市容公司人员粗暴对待卖甘蔗老人的事件，区纪委介入调查，对三星镇负有管理职责的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城管中队负责人、城管片区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
这起“外包城管抢商贩甘蔗”事件，再次引发对行政执法权是否允许外包或变相外包话题的讨论。12月7日，红星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老师王树良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曙明。
“委托执法”行为到底合不合法？
专家：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
这起“外包城管抢商贩甘蔗”事件，再次引发对行政执法权是否允许外包或变相外包话题的讨论。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老师王树良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视频反映的“城管抢商贩甘蔗”事件，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王树良解释，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如果卖甘蔗的商贩在道路中央卖甘蔗，影响了交通安全，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行将障碍物移除。”王树良说，鉴于行政强制措施对公民合法权益具有较强的威慑特征，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人员资格有严格限制，《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曙明提到，“外包”是通俗说法，规范称谓是委托执法。在我国，不同法律规定不尽相同。依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不过，《行政处罚法》 为委托执法留了一个“口子”。
李曙明解释，《行政处罚法》第20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书面委托符合本法第21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第21条对受委托的组织条件做了严格限定，包括 “依法成立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 “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并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等。
王树良还提到，由于行政强制措施容易对行政相对人权益造成损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应当遵循比例原则，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外包公司“执法者”多是临时工
专家称外包公司执法出现偏差侵害公民权益概率更大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在这起“外包城管抢商贩甘蔗”事件之前，其他地方也曾有过城市管理服务“外包”引发舆情的事件。
据此前媒体报道，今年3月，浙江桐乡一名自称“市容巡查队大队长”的男子，要求一家沿街的药店将其玻璃墙上贴的医保定点标识、防疫要求等“垃圾广告”全部清理干净，“如果反抗，则格杀勿论”，他还强调自己可以“先斩后奏”。该视频引发争议后，桐乡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回应，此事系第三方外包公司人员操作失误，已责令第三方公司对其停职调查。
“鉴于城市管理服务工作量大、行政人员不足的现状，将部分服务外包有利于节省行政成本，提高服务水平。但并非所有的城市管理服务类型都能外包。”王树良说，特别是涉及到容易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执法行为，一般不能外包。城市管理服务外包时，应当确认该项服务外包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李曙明注意到，早在2007年，城管外包模式在深圳起步，将城市管理的部分职能交由民间企业承担，被视为城市管理多元化、市场化的有益探索。之后，这种模式被不少城市借鉴推广。但围绕它的争议也一直没有间断，特别是一些恶性事件中涉事主体的外包背景，更为这种模式招来不少“骂名”。
李曙明介绍，从现实看，这种模式面临一些问题。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受委托公司管理存在漏洞，导致执法跑偏。特别要指出的是，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执法，一旦出现问题，可能意味着公职不保，违法的成本较大；而外包公司的“执法者”多是临时工，没“身份”，收入低，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和执法机关执法相比，外包公司执法出现偏差侵害公民权益的概率要大得多。
“所以，尽管有些法律为委托执法开了‘口子’，但应尽可能地减少外包；如果因人员不足等问题不得不外包，要选择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组织。同时，政府要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切不可‘一包了事’。”李曙明说。
法律未明确为可采购的均不得采购
政府采购服务后不能放弃监督责任
政府购买服务，国家有无规范？在具体操作中该注意些啥？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2019年11月，财政部在其部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
上述《办法》规定，其所称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将属于自身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按照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交由符合条件的服务供应商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等因素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
《办法》提到，依法成立的企业、社会组织（不含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公益二类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具备条件的个人可以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
《办法》在第十条专门对“不得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的项目进行了罗列：（一）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服务事项；（二）应当由政府直接履职的事项；（三）政府采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货物和工程，以及将工程和服务打包的项目；（四）融资行为；（五）购买主体的人员招、聘用，以劳务派遣方式用工，以及设置公益性岗位等事项；（六）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得作为政府购买服务内容的事项。
王树良认为，以“政府采购服务”的形式开展工作时，首先要注意确认该服务类型是否能够外包，尤其是涉及到行政执法时，一般不允许外包；其次，采购服务时应当符合法定程序，根据服务的类型及涉及的金额，必要时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采购；再次，应当保障采购的服务质量过关。机关单位应当建立采购服务考核制度，确保采购的服务符合要求。
另外，将服务外包后，外包方是以该机关单位的名义对外提供服务的，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出现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时，该单位是直接责任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李曙明提到，政府让渡公权力给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可能对公民权利带来重大风险。所以，如果政府采购的内容涉及公权力，必须慎之又慎。采购要有法可依，法律未明确规定为可以采购的内容均不得采购；采购要依法而行，只能向符合法律规定资质的组织采购；政府采购服务后，不能放弃自身监督责任，一旦被采购方服务出现问题，要及时纠正，直至终止合同。https://t.cn/A6xlGh7g
#产业#资讯
◎据Mysteel调研，11月28日，二连口岸暂停了除集装箱以外的所有货物进口。二连口岸是额尔登特铜精矿进口的主要口岸。
◎据Mysteel调研，因疫情防控，11月25日至12月1日，甘其毛都口岸暂停铜精矿进口。
◎马来西亚齐力铝业：三季度公司营收28.9亿林吉特，同比增长55%。收入的大幅增长主要受益于铝价的上涨，以及公司扩建项目的全面投产后产量的提高。旗下Samalaju铝厂三期项目已于10月中旬实现全面投产，将齐力铝业原铝产能提高至了108万吨/年。
◎11月27日“魏桥佳达57”顺利靠泊沾化魏桥港口10#泊位。这是“魏桥佳达”系列万吨级铝土矿专用船舶首航套尔河。
◎天山铝业：公司自产氧化铝全部来自靖西天桂项目，公司上半年电解铝产量57.27万吨，氧化铝产量45万吨。
◎重庆市经信委发布钢铁、电解铝等行业产能置换操作办法（征求意见稿）。详情>>
◎BHP Group2021年3季度锌精矿产量为3.33万吨，同比减少3.23％,环比减少6.17％。
◎BHP Group2021年3季度铅精矿产量为0.038万吨，同比减少45.22％，环比减少0.79％。
◎据Mysteel调研，11月28日，二连口岸暂停了除集装箱以外的所有货物进口。二连口岸是额尔登特铜精矿进口的主要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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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箱量缺口达到200万标箱 集装箱何时告别一箱难求？
集装箱何时告别“一箱难求”？
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形势持续向好，国际集装箱运输需求快速增长。然而，多国疫情不断反弹，部分境外港口拥堵，导致国际物流供应链受阻，船舶运行效率和空箱周转率大幅下降，集装箱“一箱难求”，带动海运价格飙升。
进入四季度，这一现象是否有所缓解？海运价格是否依然高昂？本报记者进行了探访。
集装箱为何“一箱难求”？
最严重的时候，海运进口空箱量缺口达到200万标箱。
上海航交所的集装箱运价指数显示，11月12日，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为3232.37点，这一指数在去年5月还不到850点。
需求端
大量外贸订单向中国转移。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中国出口17.49万亿元，同比增长22.5%，比2019年同期增长25%。
供给端
全球96%以上的干货运集装箱和100%的温控集装箱由中国生产，目前制造企业正加大生产力度，但从事集装箱生产的企业数量依然较少，疫情更是打乱了集装箱生产的节奏。
港口拥堵，船舶运力紧张，导致一舱难求。
“一箱难求”仍在持续
11月1日，往来亚洲和美国航线的五大船运公司集体调高GRI(综合费率上涨附加费)，这是今年以来该航线运费第21次调整：40英尺标准集装箱的平均运费调整幅度在1000美元以上，总运价超过1万美元/箱。
运费飙升，最受冲击的是低附加值商品。一家浙江义乌家装用品生产商介绍，一批今年4月的订单，原本计划在6月交货，可到了11月还滞留在仓库里。另一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我们货源很充足，苦于拿不到舱位和集装箱，目前箱子在很多疫情严重的国家回不来。”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贾大山对本报记者表示，今年以来集装箱“一箱难求”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集装箱空箱缺乏。“我国国际航线出口重箱远大于进口重箱，为维持集装箱平衡，每月需要海运调进空箱300万标箱，同时通过国内集装箱制造实现集装箱平衡。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全球贸易产生较大冲击，去年我国集装箱国际航线需求下降8%。随着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大量货物需求开始向中国转移，去年下半年开始，海运需求快速增长，去年四季度增速达到14%。但受集装箱境外流通周转不畅、海运回调空箱减缓的影响，导致空箱短缺。最严重的时候，海运进口空箱量缺口达到200万标箱，出现‘一箱难求’。”贾大山分析。
另一方面，是集装箱舱位缺乏。“疫情导致的货运需求不均衡性增加、港口拥堵等问题，使船舶运行效率下降，船舶运力紧张状况凸显，尤其是现货市场出现‘一舱难求’，进而推动集装箱班轮运价出现大幅上涨。目前全球疫情影响仍在延续，港口拥堵、船舶周转效率低的状况一时间难以扭转，大量新造船目前还不能投入使用，导致海运价格持续走高。”贾大山说。
上海航交所的集装箱运价指数显示，11月12日，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为3232.37点，虽相比上期(11月5日)下降1.6%，但这一指数在去年5月还不到850点。
此前，由于航运成本相对低廉，价格只有空运的1/6，全球约90%的货物都走海路。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显示，去年，中国通过航运进出口的商品价值达2.5万亿美元，高于航空、铁路和公路运输的总和。而如今，航运价格直线上升，加之货物滞留港口产生的相关成本，航运优势不再明显。一些公司不得已转投空运，单次运费高达上百万美元。
供需平衡被打破
“一箱难求”、运价飞涨背后，反映出国际贸易的哪些变化？有什么深层次原因？
看需求——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31.67万亿元，同比增长22.2%，比2019年同期增长23.4%。其中，出口17.49万亿元，同比增长22.5%，比2019年同期增长25%。由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疫情控制较好，产能充沛，不少外贸订单向中国转移，中国出口快速增长，出现“钟摆式海运”，即满箱走向欧美，空箱走向亚洲。同时，一些国家的疫情反弹令港口工人和卡车司机急剧减少，导致很多港口运力无法跟上，造成积压、缺箱等现象。
从全球看，集装箱运输恢复差异较大。贾大山说，美国洛杉矶港、长滩港、纽约新泽西港前三季度集装箱吞吐量与2019年相比，分别实现了15%、25%和19%的增长，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导致美国港口拥堵严重的一大原因；欧洲主要港口恢复相对缓慢，与2019年前三季度相比，今年鹿特丹港、汉堡港和安特卫普港集装箱吞吐量分别增长2.7%、-7%和2.6%，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看供给——
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数据显示，全球96%以上的干货运集装箱和100%的温控集装箱是中国生产的。业内人士指出，虽然中国是世界领先的集装箱生产国，但从事集装箱生产的企业数量依然较少，疫情更是打乱了集装箱生产的节奏。
除了生产本身，港口拥堵也导致集装箱供不应求。上海航交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0月，洛杉矶和长滩在港停时分别达到11.3和10.6天，欧洲港口如鹿特丹、安特卫普、汉堡等港口在港停时普遍在2天以上，中国上海港、深圳港在港停时2-3天。
受疫情影响，码头操作、海员换班、码头工人换班、相关检验检疫、集疏运等相关环节效率下降，打破了原有的供需平衡状态。“船舶在装运港口不能及时装船，在卸货港口不能及时卸下集装箱，整体集装箱运输有效能力受损，造成船舶运力短缺。”中国船东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守国对本报记者分析。
在宁波环宇港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世清看来，全球港口拥堵，人力缺少只是一部分因素，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欧美采购量急剧上升以及港口本身作业的能力限制。欧美港口因为到港船只多，且港口本身的作业能力有限，导致拥堵。亚洲范围内，韩国、日本等国也因出口量相对大和中转港限制的双重作用，货物周转时间大大拉长。
鼓励签订长期合同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集装箱出口同比增长241.3%。进入四季度，集装箱供应能否跟上？
中国集装箱行业协会日前表示，随着中国造箱企业加大生产力度，班轮公司加快空箱回运，目前月产能已经由以往的20万标箱提升至历史最高的50万标箱。据主要班轮公司反映，空箱短缺情况目前已经基本得到缓解。中国主要集装箱生产企业新箱库存已超过40万标箱，新箱供给有较为充足的保障。
在中国大陆主要航线上，今年1-8月，各主要班轮公司投入舱位数开始大幅度增长，其中北美航线运力达到911万标箱，比2020年、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40.2%和24.8%；西北欧航线运力为567万标箱，比2020年和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23.7%和8%。同时，航运企业采取将散运船改为集装箱船、将其他航线船舶调到中国航线、制造新船舶等措施，有效缓解了集装箱供不应求的现象。
然而，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目前国内仍有不少积压订单，集装箱船装载率仍处高位，短期内运价难以降下来。
有关专家建议加强船货双方供应链运输的长期合作。长约客户是集装箱运输“大头”，很多境外货主企业都会签署长期合约，以稳定价格获得运输服务保障。张守国举例：“今年初，一家中国企业与相关海运集团签署了长期合同，每个箱子的价格在2600美元左右，而如今集装箱单箱价格已经达到上万美元。因此，我们鼓励业主和航运企业签订长期合约，不仅能保障双方利益，还能对市场价格起到平抑作用。”
多方正致力于协同加强国际供应链物流体系建设。张守国表示，国际供应链体系包括航运公司、港口、堆场、仓储、拖车、火车、贸易商、代理及货主等各个环节。当前供应链紊乱、船舶延误运力紧张、供需矛盾突出，主要是由于货量增加，海外港口及后方集疏运体系基础设施能力不足，叠加劳工短缺等因素。供应链上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应加强合作，强化供应链各节点之间的衔接串联，协同建设高质量国际供应链服务体系。
此外，张守国建议，按不同风险等级和港口输入船员能力对船员换班上下船实施精细化、动态化管理。
“考虑到当前运价高企，越来越多的货主开始倾向于签订长协合同，以锁定运价，长期协议在市场中的占比逐渐提升，这有利于稳定供应链。”贾大山表示。
#忠进国际货运代理# 公司简介：https://t.cn/A6wIwH79
集装箱何时告别“一箱难求”？
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形势持续向好，国际集装箱运输需求快速增长。然而，多国疫情不断反弹，部分境外港口拥堵，导致国际物流供应链受阻，船舶运行效率和空箱周转率大幅下降，集装箱“一箱难求”，带动海运价格飙升。
进入四季度，这一现象是否有所缓解？海运价格是否依然高昂？本报记者进行了探访。
集装箱为何“一箱难求”？
最严重的时候，海运进口空箱量缺口达到200万标箱。
上海航交所的集装箱运价指数显示，11月12日，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为3232.37点，这一指数在去年5月还不到850点。
需求端
大量外贸订单向中国转移。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中国出口17.49万亿元，同比增长22.5%，比2019年同期增长25%。
供给端
全球96%以上的干货运集装箱和100%的温控集装箱由中国生产，目前制造企业正加大生产力度，但从事集装箱生产的企业数量依然较少，疫情更是打乱了集装箱生产的节奏。
港口拥堵，船舶运力紧张，导致一舱难求。
“一箱难求”仍在持续
11月1日，往来亚洲和美国航线的五大船运公司集体调高GRI(综合费率上涨附加费)，这是今年以来该航线运费第21次调整：40英尺标准集装箱的平均运费调整幅度在1000美元以上，总运价超过1万美元/箱。
运费飙升，最受冲击的是低附加值商品。一家浙江义乌家装用品生产商介绍，一批今年4月的订单，原本计划在6月交货，可到了11月还滞留在仓库里。另一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我们货源很充足，苦于拿不到舱位和集装箱，目前箱子在很多疫情严重的国家回不来。”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贾大山对本报记者表示，今年以来集装箱“一箱难求”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集装箱空箱缺乏。“我国国际航线出口重箱远大于进口重箱，为维持集装箱平衡，每月需要海运调进空箱300万标箱，同时通过国内集装箱制造实现集装箱平衡。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全球贸易产生较大冲击，去年我国集装箱国际航线需求下降8%。随着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大量货物需求开始向中国转移，去年下半年开始，海运需求快速增长，去年四季度增速达到14%。但受集装箱境外流通周转不畅、海运回调空箱减缓的影响，导致空箱短缺。最严重的时候，海运进口空箱量缺口达到200万标箱，出现‘一箱难求’。”贾大山分析。
另一方面，是集装箱舱位缺乏。“疫情导致的货运需求不均衡性增加、港口拥堵等问题，使船舶运行效率下降，船舶运力紧张状况凸显，尤其是现货市场出现‘一舱难求’，进而推动集装箱班轮运价出现大幅上涨。目前全球疫情影响仍在延续，港口拥堵、船舶周转效率低的状况一时间难以扭转，大量新造船目前还不能投入使用，导致海运价格持续走高。”贾大山说。
上海航交所的集装箱运价指数显示，11月12日，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为3232.37点，虽相比上期(11月5日)下降1.6%，但这一指数在去年5月还不到850点。
此前，由于航运成本相对低廉，价格只有空运的1/6，全球约90%的货物都走海路。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显示，去年，中国通过航运进出口的商品价值达2.5万亿美元，高于航空、铁路和公路运输的总和。而如今，航运价格直线上升，加之货物滞留港口产生的相关成本，航运优势不再明显。一些公司不得已转投空运，单次运费高达上百万美元。
供需平衡被打破
“一箱难求”、运价飞涨背后，反映出国际贸易的哪些变化？有什么深层次原因？
看需求——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31.67万亿元，同比增长22.2%，比2019年同期增长23.4%。其中，出口17.49万亿元，同比增长22.5%，比2019年同期增长25%。由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疫情控制较好，产能充沛，不少外贸订单向中国转移，中国出口快速增长，出现“钟摆式海运”，即满箱走向欧美，空箱走向亚洲。同时，一些国家的疫情反弹令港口工人和卡车司机急剧减少，导致很多港口运力无法跟上，造成积压、缺箱等现象。
从全球看，集装箱运输恢复差异较大。贾大山说，美国洛杉矶港、长滩港、纽约新泽西港前三季度集装箱吞吐量与2019年相比，分别实现了15%、25%和19%的增长，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导致美国港口拥堵严重的一大原因；欧洲主要港口恢复相对缓慢，与2019年前三季度相比，今年鹿特丹港、汉堡港和安特卫普港集装箱吞吐量分别增长2.7%、-7%和2.6%，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看供给——
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数据显示，全球96%以上的干货运集装箱和100%的温控集装箱是中国生产的。业内人士指出，虽然中国是世界领先的集装箱生产国，但从事集装箱生产的企业数量依然较少，疫情更是打乱了集装箱生产的节奏。
除了生产本身，港口拥堵也导致集装箱供不应求。上海航交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0月，洛杉矶和长滩在港停时分别达到11.3和10.6天，欧洲港口如鹿特丹、安特卫普、汉堡等港口在港停时普遍在2天以上，中国上海港、深圳港在港停时2-3天。
受疫情影响，码头操作、海员换班、码头工人换班、相关检验检疫、集疏运等相关环节效率下降，打破了原有的供需平衡状态。“船舶在装运港口不能及时装船，在卸货港口不能及时卸下集装箱，整体集装箱运输有效能力受损，造成船舶运力短缺。”中国船东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守国对本报记者分析。
在宁波环宇港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世清看来，全球港口拥堵，人力缺少只是一部分因素，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欧美采购量急剧上升以及港口本身作业的能力限制。欧美港口因为到港船只多，且港口本身的作业能力有限，导致拥堵。亚洲范围内，韩国、日本等国也因出口量相对大和中转港限制的双重作用，货物周转时间大大拉长。
鼓励签订长期合同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集装箱出口同比增长241.3%。进入四季度，集装箱供应能否跟上？
中国集装箱行业协会日前表示，随着中国造箱企业加大生产力度，班轮公司加快空箱回运，目前月产能已经由以往的20万标箱提升至历史最高的50万标箱。据主要班轮公司反映，空箱短缺情况目前已经基本得到缓解。中国主要集装箱生产企业新箱库存已超过40万标箱，新箱供给有较为充足的保障。
在中国大陆主要航线上，今年1-8月，各主要班轮公司投入舱位数开始大幅度增长，其中北美航线运力达到911万标箱，比2020年、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40.2%和24.8%；西北欧航线运力为567万标箱，比2020年和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23.7%和8%。同时，航运企业采取将散运船改为集装箱船、将其他航线船舶调到中国航线、制造新船舶等措施，有效缓解了集装箱供不应求的现象。
然而，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目前国内仍有不少积压订单，集装箱船装载率仍处高位，短期内运价难以降下来。
有关专家建议加强船货双方供应链运输的长期合作。长约客户是集装箱运输“大头”，很多境外货主企业都会签署长期合约，以稳定价格获得运输服务保障。张守国举例：“今年初，一家中国企业与相关海运集团签署了长期合同，每个箱子的价格在2600美元左右，而如今集装箱单箱价格已经达到上万美元。因此，我们鼓励业主和航运企业签订长期合约，不仅能保障双方利益，还能对市场价格起到平抑作用。”
多方正致力于协同加强国际供应链物流体系建设。张守国表示，国际供应链体系包括航运公司、港口、堆场、仓储、拖车、火车、贸易商、代理及货主等各个环节。当前供应链紊乱、船舶延误运力紧张、供需矛盾突出，主要是由于货量增加，海外港口及后方集疏运体系基础设施能力不足，叠加劳工短缺等因素。供应链上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应加强合作，强化供应链各节点之间的衔接串联，协同建设高质量国际供应链服务体系。
此外，张守国建议，按不同风险等级和港口输入船员能力对船员换班上下船实施精细化、动态化管理。
“考虑到当前运价高企，越来越多的货主开始倾向于签订长协合同，以锁定运价，长期协议在市场中的占比逐渐提升，这有利于稳定供应链。”贾大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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