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名医留下一神奇方药，让您耳聪目明
今天这篇文章我想和大家聊聊李东垣的益气聪明汤。
李东垣这个人，很多略懂中医的朋友都知道，他生活在金元时期，是脾胃大家，也是脾胃学派的创始人，非常擅长治疗脾胃疾病。李东垣把自己的毕生经验写成了一本书，名字起的也很直白，就叫《脾胃论》，书中记载的很多方子，比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等，都是从脾胃论治的。
益气聪明汤也不例外。
我们把方名拆开来看，首先，益气，大家记住了，益的是脾胃之气。其次，聪明二字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夸一个人头脑灵光，思维敏捷，会说这个人很聪明。那么，古人是如何理解聪明二字的呢？在古代，聪和明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含义，聪，旁边站了一个耳，把外界的信息汇总到耳边，所以聪代表听力好。明，身体的哪一个部位最明朗，最明亮，当然是眼睛，所以明代表视力好。
益气聪明，合在一起，就是说一个人脾胃好，就能耳聪目明。
这个方子收录在《东垣试效方》中，原文是这么说的：“益气聪明汤，治饮食不节，劳役形体，脾胃不足，得内障耳鸣，或多年目昏暗，视物不能，此药能令目广大，久服无内外障、耳鸣耳聋之患，又令精神过倍，元气自益，身轻体健，耳目聪明。”
益气聪明汤既能治耳朵，又能治眼睛，听上去似乎有点儿不太靠谱。
眼睛和耳朵有问题了，自古以来，主流的治法都是从肝肾入手，李东垣呢偏偏从脾胃入手，虽说是独辟蹊径，却也是借鉴了前人的经验。
《黄帝内经·素问·玉机真脏论》里有这样一句话，叫“脾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
九窍指的是身体的九个孔窍，包括嘴巴、耳朵、鼻子、眼睛、以及前后二阴。大家看，九个孔窍当中，头面部就占了七个。《内经》又说了，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这七个孔窍是最需要清阳之气的。
清阳要升上去，浊阴要降下来。必须要经过脾胃这个枢纽，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嘛。脾虚了以后，清阳升不上去，浊阴也降不下来，完全反过来了，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清阳在下面，浊阴在上面，脑袋上的孔窍得不到清阳的濡养，反而被浊阴所扰，它就要出问题，就不通畅。
首先是眼睛，打个比方，冬天的时候，玻璃窗总是蒙着一层水雾，即便是把脸贴到上面，外面的世界也不能看得很清楚。到了更冷的三九天，还会结冰花。
水雾也好，冰花也罢，都可以看作是身体里的浊阴，浊阴蒙在眼睛上，看东西就模模糊糊。
其次是耳朵，浊阴塞在耳窍里，就像一个空瓶子，灌了半瓶水进去，走在路上的时候，瓶子里的水摇摇晃晃，瓶水相撞，是不是就会发出声响？这就是耳鸣，这种耳鸣，声音不大，劳累之后会加重。严重的，还会耳聋。
有人说了，那把浊阴降下去不就好了。浊阴降下去了，眼睛就明亮了，耳朵也清静了。
表面上看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有些人为了看得清楚，就找块抹布把水雾擦掉，还有些顽皮的小孩子喜欢在玻璃窗上画画，不瞒大家说，我小的时候也经常这么干，可是用不了多久，玻璃就又被水雾盖住了。
有时候人的这个脾胃很虚弱，浊阴就老往上跑，就像冬天的窗玻璃一样，擦是擦不干净的，只有等到太阳出来了，这些水雾啊，冰花啊，才能被彻底蒸发掉。就是说一定要把脾胃培补起来，把清阳升上去，这个时候，只要稍微用点降浊的药物，怎么样，立马窗明几净。
而益气聪明汤的思路就是补脾益气，升清降浊。
益气聪明汤：黄芪15克、甘草15克、人参（党参）15克、升麻9克、葛根9克、蔓荆子4.5克、白芍3克、黄柏3克，水煎服。这个方子现在也被制成了中成药，叫益气聪明丸。
人参、黄芪、甘草主要是补脾胃，填补脾气的空虚。
剩下的几味药材兵分两路，一路升清，一路降浊。
葛根、升麻、蔓荆子负责把脾胃的清阳之气往上升。
葛根，张仲景的葛根汤里有它，葛根汤是古代治疗颈椎病的常用方，既然以葛根来命名，说明它是整个方子中最为重要的一味药。
葛根能把颈椎这一带打通，打通以后再鼓舞清阳之气往上升，从脾胃一直升到头面上去。这样一来，不仅颈椎得到濡养，颈椎病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头晕、恶心、视物模糊等等都能解决。
有人又说了，奇怪，怎么扯到张仲景，扯到葛根汤了？
葛根汤不是重点，重点是通过葛根汤来告诉大家，葛根具有很好的升达之性，张仲景如此看重它，效果一定不会差。
升麻，也是让能量往上升的一味药。
蔓荆子，它是种子药，药书上说，诸子皆降。通常来讲，种子的药性是往下走的，但蔓荆子不一样，它的药性是往上走的，能够把清阳之气带到头面上去。
芍药、黄柏负责把头面上的浊阴往下降。
黄柏清热燥湿，白芍利水，好多人以为白芍能补血，能缓急，能止痛，但不知它还能利水。
这就是李东垣的益气聪明汤，脾虚导致的耳鸣，可以用这个方子。脾虚导致的近视，情况不是很严重的，也可以试试用这个方子来调理。它能令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身体一气周流，自然耳聪目明。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辩证使用。
今天这篇文章我想和大家聊聊李东垣的益气聪明汤。
李东垣这个人，很多略懂中医的朋友都知道，他生活在金元时期，是脾胃大家，也是脾胃学派的创始人，非常擅长治疗脾胃疾病。李东垣把自己的毕生经验写成了一本书，名字起的也很直白，就叫《脾胃论》，书中记载的很多方子，比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等，都是从脾胃论治的。
益气聪明汤也不例外。
我们把方名拆开来看，首先，益气，大家记住了，益的是脾胃之气。其次，聪明二字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夸一个人头脑灵光，思维敏捷，会说这个人很聪明。那么，古人是如何理解聪明二字的呢？在古代，聪和明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含义，聪，旁边站了一个耳，把外界的信息汇总到耳边，所以聪代表听力好。明，身体的哪一个部位最明朗，最明亮，当然是眼睛，所以明代表视力好。
益气聪明，合在一起，就是说一个人脾胃好，就能耳聪目明。
这个方子收录在《东垣试效方》中，原文是这么说的：“益气聪明汤，治饮食不节，劳役形体，脾胃不足，得内障耳鸣，或多年目昏暗，视物不能，此药能令目广大，久服无内外障、耳鸣耳聋之患，又令精神过倍，元气自益，身轻体健，耳目聪明。”
益气聪明汤既能治耳朵，又能治眼睛，听上去似乎有点儿不太靠谱。
眼睛和耳朵有问题了，自古以来，主流的治法都是从肝肾入手，李东垣呢偏偏从脾胃入手，虽说是独辟蹊径，却也是借鉴了前人的经验。
《黄帝内经·素问·玉机真脏论》里有这样一句话，叫“脾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
九窍指的是身体的九个孔窍，包括嘴巴、耳朵、鼻子、眼睛、以及前后二阴。大家看，九个孔窍当中，头面部就占了七个。《内经》又说了，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这七个孔窍是最需要清阳之气的。
清阳要升上去，浊阴要降下来。必须要经过脾胃这个枢纽，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嘛。脾虚了以后，清阳升不上去，浊阴也降不下来，完全反过来了，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清阳在下面，浊阴在上面，脑袋上的孔窍得不到清阳的濡养，反而被浊阴所扰，它就要出问题，就不通畅。
首先是眼睛，打个比方，冬天的时候，玻璃窗总是蒙着一层水雾，即便是把脸贴到上面，外面的世界也不能看得很清楚。到了更冷的三九天，还会结冰花。
水雾也好，冰花也罢，都可以看作是身体里的浊阴，浊阴蒙在眼睛上，看东西就模模糊糊。
其次是耳朵，浊阴塞在耳窍里，就像一个空瓶子，灌了半瓶水进去，走在路上的时候，瓶子里的水摇摇晃晃，瓶水相撞，是不是就会发出声响？这就是耳鸣，这种耳鸣，声音不大，劳累之后会加重。严重的，还会耳聋。
有人说了，那把浊阴降下去不就好了。浊阴降下去了，眼睛就明亮了，耳朵也清静了。
表面上看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有些人为了看得清楚，就找块抹布把水雾擦掉，还有些顽皮的小孩子喜欢在玻璃窗上画画，不瞒大家说，我小的时候也经常这么干，可是用不了多久，玻璃就又被水雾盖住了。
有时候人的这个脾胃很虚弱，浊阴就老往上跑，就像冬天的窗玻璃一样，擦是擦不干净的，只有等到太阳出来了，这些水雾啊，冰花啊，才能被彻底蒸发掉。就是说一定要把脾胃培补起来，把清阳升上去，这个时候，只要稍微用点降浊的药物，怎么样，立马窗明几净。
而益气聪明汤的思路就是补脾益气，升清降浊。
益气聪明汤：黄芪15克、甘草15克、人参（党参）15克、升麻9克、葛根9克、蔓荆子4.5克、白芍3克、黄柏3克，水煎服。这个方子现在也被制成了中成药，叫益气聪明丸。
人参、黄芪、甘草主要是补脾胃，填补脾气的空虚。
剩下的几味药材兵分两路，一路升清，一路降浊。
葛根、升麻、蔓荆子负责把脾胃的清阳之气往上升。
葛根，张仲景的葛根汤里有它，葛根汤是古代治疗颈椎病的常用方，既然以葛根来命名，说明它是整个方子中最为重要的一味药。
葛根能把颈椎这一带打通，打通以后再鼓舞清阳之气往上升，从脾胃一直升到头面上去。这样一来，不仅颈椎得到濡养，颈椎病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头晕、恶心、视物模糊等等都能解决。
有人又说了，奇怪，怎么扯到张仲景，扯到葛根汤了？
葛根汤不是重点，重点是通过葛根汤来告诉大家，葛根具有很好的升达之性，张仲景如此看重它，效果一定不会差。
升麻，也是让能量往上升的一味药。
蔓荆子，它是种子药，药书上说，诸子皆降。通常来讲，种子的药性是往下走的，但蔓荆子不一样，它的药性是往上走的，能够把清阳之气带到头面上去。
芍药、黄柏负责把头面上的浊阴往下降。
黄柏清热燥湿，白芍利水，好多人以为白芍能补血，能缓急，能止痛，但不知它还能利水。
这就是李东垣的益气聪明汤，脾虚导致的耳鸣，可以用这个方子。脾虚导致的近视，情况不是很严重的，也可以试试用这个方子来调理。它能令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身体一气周流，自然耳聪目明。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辩证使用。
【许昌，曾是省党组织活动的领导中心】许昌地处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中共党组织建立较早的地区之一。
《中国共产党许昌历史》一书中提到，许昌是较早建立党的组织、在河南省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之一。1926年，第一个管辖许昌、长葛等县党组织的党的委员会——中共许昌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1927年—1930年，中共河南省委为适应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形势需要，先后三次在许昌建立中共豫中特别委员会（简称豫中特委）。
“1931年1月，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取消豫中特委。同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原豫中特委基础上建立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七一社区居民，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许昌市资深党史文史工作者陈书壮向记者介绍。
据陈书壮介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又称中共豫中中心县委，地址在当时许昌南关土城街李全饭店处（现市区七一路南关清真寺和桃园大酒店之间地段）。刘晋（又名张本、张本固）任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书记。中共许昌中心县委时辖叶县、西华、临颍、郾城、许昌、长葛、洧川、舞阳、西平、新郑、密县等县的党组织，隶属中共河南省委，有共产党员近300人。
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的成立，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支援。“20世纪30年代初，许昌城南门外土城街（现七一路）路南，有一个不太起眼的小饭店，店主李全是临颍县人。当时，刘晋了解到李全是临颍老乡，并且同情革命，热心为穷人办事，便通过家乡党组织介绍，与李全接触、谈心，启发他的觉悟。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党组织认为李全老实可靠，决定将李全饭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党组织也根据李全的觉悟和请求，让他做些力所能及的送信、放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工作。”陈书壮介绍。
中共许昌中心县委成立后，负责领导许昌和周边县区的革命活动——积极响应中共河南省委的号召，同全省各地群众一起行动起来，集会游行，通电声援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抵制并焚烧日货；深入开展“发展游击战，扩大红色区域”行动，扩大农民协会、穷人会、学生会等组织，坚持不懈同国民党当局作斗争……
据陈书壮介绍，当时，蒋介石统治的河南，到处设立特务组织，大搞“白色恐怖”，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处于极度恶劣的环境之中。为保存党的力量， 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在工作方法上采取大家经常分头到各县了解情况，传达上级关于抗税分粮、进行反帝斗争、开展工运兵运、发动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等指示，在斗争中尽可能地发展党的队伍，定期不定期地回到许昌碰头，汇报研究工作。工作秘密又艰辛。
壮大党的队伍
成全省党组织活动的领导中心
“在当时那么险恶的环境下，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在逐步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扩大党的队伍的同时，又建立了团的中心县委、互济会和姐妹会等党的外围组织，为恢复和发展河南全省的党组织作出了重大贡献。更值得称颂的是，在省工委、省委成立以后，许昌的党组织又不断向上级输送了大量干部。”陈书壮深有感触地说。
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往往充满了艰辛、坎坷和曲折。
1932年7月，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李寿正叛变，致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吉国桢，省委常委、妇女会书记杨斯萍等14人被捕，并全部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中共河南省委遭受到严重破坏。此时，开封、郑州、洛阳、豫东、豫西、豫北等地的党组织均被严重摧残，造成全省性党的组织瘫痪。
1932年9月，新组建的中共河南省委再次遭受破坏，省委书记陈资平被捕叛变后，出卖了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傅朝章，致使傅朝章被捕，并被国民党当局杀害。自1932年9月份开始，中共河南省委已不存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自行坚持斗争。
中共河南省委的瘫痪，致使许昌中心县委中断了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在这紧急的时刻，许昌的共产党员凭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在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继续同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们派出人员到上海等地，寻找党的领导，千方百计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1932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河南省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河南省委陷入瘫痪的情况，派在上海的中共河南省委原军委书记张振亚回到河南，与坚持斗争的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取得联系，并指示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书记刘晋等人赶赴上海，汇报许昌及河南党组织的状况并参加短期训练班。
1933年1月，刘晋等人回到许昌后，按照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派吕文远任书记，刘晋任组织部部长，机关设在许昌。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的工作人员遂转为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并立即开展工作，许昌成为全省党组织活动的领导中心。可以说，这是许昌党组织对河南党组织发展作出的一大贡献。
弘扬红色文化
让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建立后，成员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到全省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上。他们由近及远跑遍全省各地，先后恢复了豫西、豫东、豫南、豫北的党组织。与此同时，省工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制订了全省工作计划，主要任务是：发动广大群众，支援苏区红军反‘围剿’；加紧抗日反蒋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仅三四个月的时间，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河南省党组织，就恢复了生机。”陈书壮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是由于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在党处于最困难时坚持了党的工作，为恢复和发展河南全省的党组织作出了重大贡献。更值得称颂的是，在省工委、省委成立以后，许昌的党组织又不断向上级输送了大量的干部。如董锡芝、陈继尧、段永健、段凤合等。他们有的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为国捐躯，有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则继续开展党的重要工作。
“回顾这段历史，应该说它是我们许昌的骄傲，是许昌人民的光荣。许昌党组织历史上为河南全省党组织的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绩，应该永载党的史册。”陈书壮深有感触地说。
为更好传承革命精神，2016年，魏都区委在位于七一路的南关街道办事处七一社区中心花园设立了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纪念碑。每年建党节、国庆节等节日，许昌市各个单位的党员、群众及学校的学生会自发组织起来，为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纪念碑献花，并朗诵诗歌，祭奠英烈。
《中国共产党许昌历史》一书中提到，许昌是较早建立党的组织、在河南省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之一。1926年，第一个管辖许昌、长葛等县党组织的党的委员会——中共许昌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1927年—1930年，中共河南省委为适应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形势需要，先后三次在许昌建立中共豫中特别委员会（简称豫中特委）。
“1931年1月，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取消豫中特委。同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原豫中特委基础上建立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七一社区居民，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许昌市资深党史文史工作者陈书壮向记者介绍。
据陈书壮介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又称中共豫中中心县委，地址在当时许昌南关土城街李全饭店处（现市区七一路南关清真寺和桃园大酒店之间地段）。刘晋（又名张本、张本固）任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书记。中共许昌中心县委时辖叶县、西华、临颍、郾城、许昌、长葛、洧川、舞阳、西平、新郑、密县等县的党组织，隶属中共河南省委，有共产党员近300人。
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的成立，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支援。“20世纪30年代初，许昌城南门外土城街（现七一路）路南，有一个不太起眼的小饭店，店主李全是临颍县人。当时，刘晋了解到李全是临颍老乡，并且同情革命，热心为穷人办事，便通过家乡党组织介绍，与李全接触、谈心，启发他的觉悟。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党组织认为李全老实可靠，决定将李全饭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党组织也根据李全的觉悟和请求，让他做些力所能及的送信、放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工作。”陈书壮介绍。
中共许昌中心县委成立后，负责领导许昌和周边县区的革命活动——积极响应中共河南省委的号召，同全省各地群众一起行动起来，集会游行，通电声援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抵制并焚烧日货；深入开展“发展游击战，扩大红色区域”行动，扩大农民协会、穷人会、学生会等组织，坚持不懈同国民党当局作斗争……
据陈书壮介绍，当时，蒋介石统治的河南，到处设立特务组织，大搞“白色恐怖”，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处于极度恶劣的环境之中。为保存党的力量， 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在工作方法上采取大家经常分头到各县了解情况，传达上级关于抗税分粮、进行反帝斗争、开展工运兵运、发动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等指示，在斗争中尽可能地发展党的队伍，定期不定期地回到许昌碰头，汇报研究工作。工作秘密又艰辛。
壮大党的队伍
成全省党组织活动的领导中心
“在当时那么险恶的环境下，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在逐步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扩大党的队伍的同时，又建立了团的中心县委、互济会和姐妹会等党的外围组织，为恢复和发展河南全省的党组织作出了重大贡献。更值得称颂的是，在省工委、省委成立以后，许昌的党组织又不断向上级输送了大量干部。”陈书壮深有感触地说。
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往往充满了艰辛、坎坷和曲折。
1932年7月，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李寿正叛变，致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吉国桢，省委常委、妇女会书记杨斯萍等14人被捕，并全部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中共河南省委遭受到严重破坏。此时，开封、郑州、洛阳、豫东、豫西、豫北等地的党组织均被严重摧残，造成全省性党的组织瘫痪。
1932年9月，新组建的中共河南省委再次遭受破坏，省委书记陈资平被捕叛变后，出卖了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傅朝章，致使傅朝章被捕，并被国民党当局杀害。自1932年9月份开始，中共河南省委已不存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自行坚持斗争。
中共河南省委的瘫痪，致使许昌中心县委中断了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在这紧急的时刻，许昌的共产党员凭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在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继续同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们派出人员到上海等地，寻找党的领导，千方百计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1932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河南省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河南省委陷入瘫痪的情况，派在上海的中共河南省委原军委书记张振亚回到河南，与坚持斗争的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取得联系，并指示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书记刘晋等人赶赴上海，汇报许昌及河南党组织的状况并参加短期训练班。
1933年1月，刘晋等人回到许昌后，按照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派吕文远任书记，刘晋任组织部部长，机关设在许昌。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的工作人员遂转为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并立即开展工作，许昌成为全省党组织活动的领导中心。可以说，这是许昌党组织对河南党组织发展作出的一大贡献。
弘扬红色文化
让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建立后，成员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到全省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上。他们由近及远跑遍全省各地，先后恢复了豫西、豫东、豫南、豫北的党组织。与此同时，省工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制订了全省工作计划，主要任务是：发动广大群众，支援苏区红军反‘围剿’；加紧抗日反蒋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仅三四个月的时间，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河南省党组织，就恢复了生机。”陈书壮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是由于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在党处于最困难时坚持了党的工作，为恢复和发展河南全省的党组织作出了重大贡献。更值得称颂的是，在省工委、省委成立以后，许昌的党组织又不断向上级输送了大量的干部。如董锡芝、陈继尧、段永健、段凤合等。他们有的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为国捐躯，有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则继续开展党的重要工作。
“回顾这段历史，应该说它是我们许昌的骄傲，是许昌人民的光荣。许昌党组织历史上为河南全省党组织的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绩，应该永载党的史册。”陈书壮深有感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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